《契丹国志》与《大金国志》关系试探

                     刘浦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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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供稿 谨致谢意
 
 
  《契丹国志》和《大金国志》一向被人们认为是辽金两朝除正史之外最系统最具有参考价值的史籍,但这两部书却又都有些来历不明。因此,当人们迫于辽金史史料的匮乏而不得不使用这两部书时,总免不了多少有些不踏实的感觉。笔者发现,在《契丹国志》和《大金国志》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弄清楚这种联系,对我们了解和评估这两部书的史料价值,无疑会有很大的帮助。现在我就把它们之间这种微妙的关系揭示出来,以求得学界的评判。
 
 
对于辽金两《国志》,前人曾经从不同的角度注意到其间的关系,其中首发其覆者当推王士禛,他在《池北偶谈》卷一八“契丹大金二国志”条中曾说到:“《契丹志》简净可观,《金志》则仿其书而为之耳。”但是这个说法似乎不曾受到人们的注意。对两部《国志》的关系推断得更具体却又一直被人忽略的,则是《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简目》卷五史部别史类《大金国志》条云:“旧本题宋宇文懋昭撰。今检核其书,实依托也。……体例词格,与《契丹国志》略同,或即一手所作,分署二人之名欤?”这个说法与《四库全书总目》是大相径庭的,《提要》对《大金国志》的评判是:“恐已经后人窜乱,非复懋昭原本。”意思很明白:《大金国志》确为宇文懋昭所作,只是今本已非宇文氏原书而已。并且《提要》也只字未提《大金国志》与《契丹国志》之间有什么瓜葛。
为何《四库简目》和《四库总目》对《大金国志》的判断会如此歧异?这要从《四库全书》对《契丹国志》和《大金国志》的改编说起。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十月,当第一份《四库全书》文渊阁本即将全部抄缮完毕之际,乾隆抽阅《契丹国志》时发现了他认为非同小可的问题,其一是宋辽金的正统问题,其二是他认为书中的某些议论偏颇而存有华夷之见,于是馆臣遂请撤出此书,但乾隆不同意这种处置办法,遂于十月十六日下旨改纂《契丹国志》。馆臣鉴于《大金国志》中也有类似《契丹国志》的问题,因此决定把这两部《国志》都抽出来加以重新改编。这就是为什么文渊阁本《四库全书》虽然早已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十二月六日全部“办理完竣”,[1] 而文渊阁本《契丹国志》和《大金国志》的书前提要所署校毕时间却都是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十一月的缘故。
《大金国志》一书《总目》和《简目》的歧异,正是由于这次改编造成的。在乾隆四十六年十月以前,缮书处分校赵怀玉从馆中录出一部《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的副本,于乾隆四十九年由杭州鲍氏知不足斋刊行,这就是《简目》的初刻本。乾隆既特敕改纂《契丹国志》,所以在《简目》的初刻本中,《契丹国志》就已经是根据馆臣新拟的《总目提要》编写的解题,而《大金国志》则仍是按照乾隆四十六年十月以前拟订的提要予以简化的,没有参照新拟的提要重写。这样一来,《大金国志》原有的简目和后来为改编本重新拟订的提要之间就产生了如上所述的不一致。这种不一致很少被人注意到,因此一般人也就不知道《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对《契丹国志》和《大金国志》的关系有过那样的一个推测。
前几年,邓广铭先生在《〈大金国志〉与〈金人南迁录〉的真伪问题两论》一文中,也曾经做过这样的推论:“依我推测,这两部《国志》必为当时坊肆书贾同时所编撰,前者(《契丹国志》)称奉敕而撰是写来骗人的,后者(《大金国志》)说曾经奏进于南宋政府也同样是写来骗人的。”[2]
对两部《国志》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上述三说的理解不尽一致。不过他们的说法全属猜测疑似之辞,主要是因两书体例、形式上的肖似而产生的一种直觉印象。至于这两部《国志》在体例和形式上究竟有些什么相似之处,乃至两书的内容有些什么关联,还需要进行细致的考察。通过对《契丹国志》和《大金国志》的比较研究,我认为这两部《国志》可能都出自元代的某个不知名的作者之手,而从这两部书中所反映出来的作者水平来说,从两书在元代的刊刻情形来说,很有可能,这位作者是一个文化素养较低的书肆主人。
 
 
两部《国志》给人的第一个印象就是其体例的相似。《千顷堂书目》把它们都著录于别史类中,《四库全书总目》相沿不改。从《直斋书录解题》创立别史类以来,它始终只是正史的一个分支,在体例上构不成一个独立的门类,正史别史之分,主要是根据当朝对“正史”的界定来区划的。如宋人视十七史为正史,《直斋书录解题》就摒李延寿《南、北史》于别史中;清代既经乾隆钦定二十四史为正史,《四库全书总目》遂进《南、北史》于正史之中。所以正史与别史并无体例之别(这在史部目录中算是一个特例),它们都是纪传体,《契丹国志》和《大金国志》也是如此。
虽说两部《国志》基本上属于纪传体,但须注意的是,它们并不是纯粹的纪传体。两部书的内容都由以下五个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是本纪。在《契丹国志》中为第一至十二卷,在《大金国志》中为第一至二十六卷。
第二部分是列传。在《契丹国志》中为第十三卷《后妃传》,十四卷《诸王传》,十五卷《外戚传》,十六至十九卷诸臣列传;在《大金国志》中为第二十七卷《开国功臣传》,二十八至二十九卷《文学翰苑传》。
第三部分是表册文书。在《契丹国志》中为第二十卷《晋表》、《澶渊誓书》、《关南誓书》、《议割地界书》,以及第二十一卷所载南北朝馈献礼物、外国贡进礼物名目;在《大金国志》中为第三十卷《楚国张邦昌录》,三十一卷《齐国刘豫录》,三十二卷立张邦昌、刘豫册文和靖康之变金人检视宋朝库藏、取去宋朝宝印、北迁赵宋宗族的名册,以及第三十七卷两国往来誓书。
第四部分是制度杂载。在《契丹国志》中为第二十二卷《州县载记》、《控制诸国》、《四至地理》、《四京本末》,第二十三卷《族姓原始》、《国土风俗》、《并合部落》、《兵马制度》、《建官制度》、《宫室制度》、《衣服制度》、《渔猎时候》、《试士科制》,第二十六卷《诸蕃国杂记》和第二十七卷《岁时杂记》;在《大金国志》中为第三十三卷《天文》、《地理》、《燕京制度》、《汴京制度》、《陵庙制度》、《仪卫》,第三十四卷《旗帜》、《车伞》、《服色》、《千官品列》,第三十五卷《杂色仪制》、《诰敕》、《除授》、《天会皇统科举》、《天德科举》,第三十六卷《皂隶》、《浮图》、《道教》、《科条》、《赦宥》、《屯田》、《田猎》、《兵制》,第三十八卷《京府州军》,第三十九卷《初兴风土》、《男女冠服》、《婚姻》、《饮食》。
第五部分是行程录。在《契丹国志》中为第二十四卷《王沂公行程录》、《富郑公行程录》、《余尚书北语诗》、《刁奉使北语诗》,第二十五卷《胡峤陷北记》;在《大金国志》中为第四十卷《许奉使行程录》。
由上所述,可知两书的体例如出一辙。如果两书都是纯粹的纪传体,体例相似自然没有什么好奇怪的;问题就在于,这两部《国志》除了纪、传之外,还包括一些十分庞杂的内容,而正是在这些庞杂之处,两书表现出非同寻常的一致,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了。王士禛所谓《金志》仿《契丹志》而作,大概主要就是针对这种情形说的。
如果只用《大金国志》的作者“仿”《契丹国志》的体例来解释上述情况,我以为还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因为除了体例上的一致之外,两书在形式上也是惟妙惟肖的。例如,在两部《国志》的书前都有一些内容仿佛的附件:《契丹国志》有《经进契丹国志表》,《大金国志》有《经进大金国志表》,这两个表是两部《国志》作伪的主要手段,它们的共同特点是标榜两书都曾经奏上过南宋朝廷,姑不论两表的内容如何的妄诞,仅仅是两表的署名和所署年月,即有许多无法解释的疑问,这个问题留待下文再讨论。又如,《契丹国志》书前有《契丹国初兴本末》,而《大金国志》书前也有《金国初兴本末》;《契丹国志》有《契丹国九主年谱》,《大金国志》也有《金国九主年谱》;《契丹国志》有《契丹世系之图》,《大金国志》也有《金国世系之图》,──而且两书的《年谱》和《世系图》格式又都一模一样。另外,《契丹国志》元刻本书前还有两幅地图,即《契丹地理之图》和《晋献契丹全燕之图》;《大金国志》元刻本今已不存,现在可以见到的最早的本子就是明抄本,虽然所有的明抄本书前都没有地图,但可以想见,《大金国志》的元刻本书前很可能也是有一幅《金国地理之图》的,只是明人在抄书时无法抄录而将它舍弃了(《契丹国志》的明清诸写本也都不附那两幅地图)。
从两部《国志》的本纪部分还可以找到一些格式一律的例子。如《契丹国志》元刻本和《大金国志》明抄本在本纪的天头上都有记事标目,相当于每段的内容提要,这种特殊的格式在一般史籍中是很罕见的。又如两书本纪每年下都附注宋朝纪年(《契丹国志》在宋建国前附注五代纪年,《大金国志》在辽亡国前除附注宋纪年外还附注辽纪年),这就是被乾隆斥之为“体例混淆,书法伪舛”的地方,馆臣之所以将《大金国志》与《契丹国志》一并抽出改纂,正是因为《大金国志》的本纪同样分注了宋的纪年。
《大金国志》元刊本虽已不存,但从某些一仍元刊之旧的明抄本中,可以得知两《国志》元刊本的款式原来也是一律的。章钰跋天一阁抄本《大金国志》云:“吾吴黄荛翁得残《契丹国志》十七卷,上方有小字标目,定为有元刻本。海堂吴氏藏旧抄十一行廿二字本,上方有标目,与黄说同,则必景元本也。《大金国志》则未闻有标目之说,而吴氏又藏一抄本,亦十一行廿二字,上有标目,与《契丹志》一律,可证元时两志必有同时同地刻本,特《金国志》已断种耳。”从元刊本的情形来看,两部《国志》很有可能是出自同一家坊肆书贾之手。
 
 
以上列举了《契丹国志》和《大金国志》在体例、形式上的许多共同点,当然,仅凭这些现象还很难推断这两部书之间究竟存在着一种什么样的关系,问题的答案还应该从两部书的内容中去寻找。在两部《国志》的内容上,存在着许多“不谋而合”的地方,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某些与众不同而且明显与史实相悖的记载,两书的说法完全一致;二是两志在抄录同一种书时往往取舍如一;三是当抄书出现错讹时,两志的错讹往往相同。下面就分别谈谈这三种情况。
我在翻检《大金国志》时,发现第一、二卷《太祖纪》中有许多与其它史籍相左的记载,从完颜阿骨打的世系,到袭位节度使、称帝建国的时间,再到太祖崩殂年月和谥号、庙号的确定等等有关金朝历史的重要史实,都与《金史》和《辽史》的记载不一致。而《大金国志》的这些歧异之处,基本上都可以从《契丹国志》中找到相应的记载。如《金史》谓太祖为世祖核里钵第二子、穆宗盈歌(即宋人所称杨割)之侄,《松漠记闻》所记金代先祖世系亦同。而《大金国志》的《九主年谱》、《世系图》及《太祖纪》都以太祖为杨割之长子,检《契丹国志》卷九《道宗纪》寿昌二年云:“杨割迁延数月,独斩贼魁解里首级,遣长子阿骨打献辽。”又卷一○《天祚纪》乾统元年云:“是岁,女真杨割死,子阿骨打立。”可见两《国志》对金太祖世系的记载是完全一致的。
关于杨割之死和阿骨打袭位一事,据《金史》载,穆宗盈歌卒于乾统三年(1103年),由世祖长子乌雅束袭节度使位,天庆三年(1113年)乌雅束卒,世祖次子阿骨打才袭位为都勃极烈。而《大金国志·太祖纪》谓“辽主延禧初立之年,杨割死,阿骨打立”。辽主延禧初立之年即乾统元年(1101年)。这里不但杨割的卒年与《金史》不同,而且以为阿骨打直接承袭杨割的节度使,根本不知道还有康宗乌雅束其人。《大金国志》的这段记载恰恰又是与上引《契丹国志·天祚纪》乾统元年的记载完全吻合的。
两部《国志》所记完颜阿骨打称帝建元的时间也与《金史》不同。据《金史》记载,阿骨打于公元1115年(辽天庆五年)称帝,国号大金,建元收国,1117年改元天辅,天辅七年卒,在位共九年。《三朝北盟会编》卷一八和《系年要录》卷一引《金太祖实录》均云:“以辽天庆五年建国,……在位九年。”而《大金国志》的《金国九主年谱》和《太祖纪》都说阿骨打于公元1118年(辽天庆八年)称帝,国号大金,建元天辅,在位六年。这里记载的金朝建国时间比《金史》要晚三年,[3] 不但没有收国年号,而且改元天辅的时间也错后一年,因此《大金国志》的天辅元年实际上已是《金史》的天辅二年了。与此相同,《契丹国志·天祚纪》也是将阿骨打称帝建元一事记在天庆八年的,卷首的《契丹国九主年谱》在天庆八年下也注为“金太祖天辅元年”。
关于太祖之卒与谥号、庙号的问题,《大金国志·太祖纪》天辅六年是这样记载的:“是年五月,国主旻殂,上谥曰大圣武元皇帝,庙号太祖。”《契丹国志·天祚纪》保大三年也有这样的记载:“五月,金主阿骨打归燕山,北追天祚,以疾崩于军中,谥为大圣武元皇帝,庙号太祖。”按《金史》谓太祖崩于天辅七年八月戊申(二十八日),《三朝北盟会编》卷一八和《系年要录》卷一引《金太祖实录》谓卒于八月乙未,[4] 戊申与乙未不知孰是,但总归是在八月而非五月。又《金史·太祖纪》云:“天会三年三月,上尊谥曰武元皇帝,庙号太祖。……皇统五年十月,增谥应乾兴运昭德定功睿神庄孝仁明大圣武元皇帝。”据此,谥号、庙号并非当年所定,“大圣”之谥,更系晚出,两志的记载显然有误。
此外还有萧海里(两志均作萧解里)叛辽一事,《辽史》、《金史》都记在天祚乾统二年(1102年),而《契丹国志》记在道宗寿昌二年(1096年),《大金国志·太祖纪》说渤海杨割父子自平萧解里之后,阴怀异志,“如此十馀年,未有以发也。辽主延禧初立之年,杨割死,阿骨打立”。则也是以萧解里叛辽为道宗时事,与《契丹国志》所记略同。
辽金并存的历史只有短短的十年(1115—1125年),《契丹国志》与《大金国志》两书中有牵涉的部分主要也就是辽《天祚纪》和金《太祖纪》,但是就在这很少的相关记载中,我们却看到了这么多相同的内容,表现出如此惊人的一致。这种情形如果仅仅用依榜和抄袭来解释也是很难说得通的,因为两书记事的角度和侧重点都不一样,内容和文字也有明显的差异,而却在一些重要的史实上出现暗合,这不能不使我们产生别的推断。
关于两部《国志》抄书时取舍如一的状况,我在这里举两个例子来说明。
其一是《契丹国志》卷一三《天祚萧皇后传》和《大金国志》卷七《太宗纪》天会十年同抄的一段《金虏节要》的文字,这段文字出自《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九七,原文是这样的:“(兀室)请罪于粘罕曰:‘萧氏本契丹之元妃也,与兄实乃仇雠,实不得已而从之,彼素忍死以事兄者,将有待于今日也。今既见事无成,恐或不利于兄,且兄横行天下,万夫莫当,而此人帷幄之间,可以寸刃害兄于不测矣。事当预防,况今至此,某以爱兄之故,已擅杀之。’”这段文字,两部《国志》基本上是照抄《会编》,只有四处地方有所增删:(1)“萧氏本契丹之元妃也”句,在“契丹”之下增“天祚”二字;(2)“实不得已而从之”句,抄作“不得已而从”;(3)“彼素忍死以事兄者”句,“事”改作“侍”;(4)“况今至此”句,此四字被删掉。以上四处文字的增删更改,两部《国志》完全相同,而与这种情况形成对照的是,《中兴小纪》卷一三绍兴二年九月和《系年要录》卷五八绍兴二年“是秋”条也都引了《金虏节要》的这段文字,但其增删更改处却各不相同。
另外一个例子是,《契丹国志》卷二二《四京本末·南京》条抄录的许亢宗《行程录》的一段文字,与《大金国志》卷四○所载《许奉使行程录》第四程中的文字如出一辙(文长不录)。按许亢宗《行程录》有《三朝北盟会编》、《靖康稗史》和《大金国志》三种本子,经比对之后发现,《契丹国志》所抄的这段文字,以下几处地方与《会编》和《稗史》均异,而唯独与《大金国志》同。(1)“自晋割弃”句,《会编》和《稗史》均作“自晋割赂北虏”,而《大金国志》作“自晋割赂”,亦无“北虏”二字,这是因为两部《国志》产生于元代,“北虏”一词在当时是犯忌的。(2)“建为南京,又为燕京析津府”句,《大金国志》同,而《会编》和《稗史》均作“建为南京析津府”。按辽会同元年以幽州为幽都府,建号南京,开泰元年改幽都府为析津府,建为燕京。故此句当以两《国志》为准,《会编》和《稗史》都脱去“又为燕京”四字。(3)“城北有市”句,《大金国志》同,《会编》和《稗史》均作“城北有三市”。(4)《大金国志》“既城后远望数十里间”一句,《会编》和《稗史》均作“城后远望数十里间”,《〈大金国志〉校证》因谓“既”为衍字,而《契丹国志》此句作“既筑城后,远望数十里间”,可知《大金国志》不是衍“既”字,而是夺“筑”字。这些情况说明了两《国志》作者所见的许亢宗《行程录》是同一个本子,并且这是一个与《会编》和《稗史》都不一样的本子,
不同的作者在抄录同一部书时,取舍偶合,容或有之,但像上面所述种种情形,却是很难用巧合来解释的。那么有没有可能是两部《国志》中的某一部抄袭另一部而产生的这种现象呢?这就涉及到两部《国志》成书孰先孰后的问题,这个问题的答案比较明确,因为《大金国志·太祖纪》天辅元年有抄自《契丹国志·天祚纪》的一段约四百字的记载,在引文开头已注明“《契丹志》云”,其它个别地方文字上也有抄袭《契丹国志》的痕迹,因此《契丹国志》成书在前应当是没有疑问的。但是从上面所举许亢宗《行程录》的例子来看,却不可能是《大金国志》抄袭《契丹国志》,因为《大金国志》载录的是《行程录》的全文,而《契丹国志》只是抄录了其中的个别段落,那么《契丹国志》所抄《行程录》的文字与《大金国志》一致无二又应当作何解释呢?我认为,这两部《国志》有可能出自同一位作者之手,所以才会出现文字上的互相因袭和依榜。
下面将要谈到的第三种情况,可以更充分地证明两部《国志》在文字上的“巧合”决非偶然。《契丹国志·天祚纪》和《大金国志·太祖纪》有几处文字错讹脱落的地方,而两书错讹脱落的文字竟完全相同。如《大金国志》卷一《太祖纪》阿骨打之十三年云:“五国之东接大海,出名鹰,来自海东者,谓之海东青,小而俊健,能擒鹅鹜。”《契丹国志》卷一○《天祚纪》天庆四年也有这段文字,它们都抄自《九朝编年备要》卷二八政和四年十月,但《备要》原文作“小而狡健”,两《国志》均误“狡”为“俊”。
又《大金国志》卷二《太祖纪》天辅五年云:“赵良嗣遗书开谕燕王淳,使纳土。……淳得书,斩其使。又令董宠儿遣人说易州土豪史成献城。”《契丹国志》卷一一《天祚纪》保大二年记此事作“又令赵翊(原注:本董宠儿)遣使臣说谕易州土豪史成,使起兵献城”。[5] 按《三朝北盟会编》卷二三宣和七年十二月九日引《秀水闲居录》云:“契丹将亡,有剧寇董庞儿者据云中、代州,副帅王机请招纳之,久不至。金人既逼,始归款朝廷,以十数万众来附,赐名才,后更姓曰赵名诩。”董庞儿,《宋史》、《辽史》均有其名,而两《国志》都误作“董宠儿”,《契丹国志》又误“赵诩”为“赵翊”。
又《大金国志》同年八月:“国主追袭天祚于国崖。”《契丹国志》是年八月记此事亦作“国崖”。按“国崖”实为“望国崖”之误,据《金史·地理志》,望国崖在西京路大同府抚州,两书均夺一“望“字。
又同年十二月,《大金国志》和《契丹国志》均有如下一条记载:“粘罕趋南暗口,挞懒驸马趋北牛口,金主趋居庸关,分三路入燕。”按北牛口,辽金时无此地,《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一宣和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记此事作“古北口”,两部《国志》又将前两字都错得一样了。这样的情况,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是巧合的。
 
 
另外,我们还注意到两部《国志》的作者所表现出来的共同手法。在这一方面,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两部《国志》中共同存在的一些缺陷,它反映了作者的弱点和特点,因此也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推断《契丹国志》和《大金国志》的关系。
通观《契丹国志》和《大金国志》的内容,可以肯定这两部书都出自文化素养较低的作者之手,因为在这两部书中都存在着一些缺乏史学常识的错误。例如,两书的作者都分不清尊号、谥号和庙号,常常指鹿为马。如《大金国志》把闽宗、熙宗、世宗、宣宗等庙号当成了谥号,又把海陵王的封号也当成谥号。《契丹国志》则谓耶律阿保机“谥太祖”,又将嗣圣皇帝、天顺皇帝、天辅皇帝、文成(当作“武”)皇帝、天福(当作“祐”)皇帝等尊号全都当成了谥号。
有关两国间使臣往还时间的记载,也是两部《国志》所犯的一个常识性通病。由于两志基本以抄宋人书为主,而在抄书时又毫无变通,因此凡有关宋辽、宋金使事的记载,它们所记的宋使到达时间实际上只是出发时间,而辽使、金使的出发时间实际上又都是到达时间。这种例子比比皆是,不再胪举。两书作者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共同的特点,也可作为考察两书关系的一个旁证。
篡改史料也是两部《国志》中都存在的严重问题。如《大金国志》卷一四《海陵纪》正隆元年(宋绍兴二十五年,1156年)二月记载的耶律余睹屯田曷董以困大实林牙一事,全系抄自《松漠记闻》。《松漠记闻》的作者洪皓卒于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而抄自《纪闻》的这段文字竟被系于绍兴二十六年二月。与此类似的问题,也可以在《契丹国志》中见到,如卷九《道宗纪》清宁十年(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的全部记载,竟都抄自《长编》卷一八五至一八六宋仁宗嘉祐二年(1157年),严重颠倒了历史事实,这与《大金国志》的手法毫无二致。
根据以上对《契丹国志》和《大金国志》的比较研究,从两书相关内容的吻合无间,再结合两书体例、形式如出一辙等因素来考虑,我以为,两部《国志》的关系不仅仅是仿作的关系,也不仅仅是相互抄袭的关系,而很有可能是出自同一位作者之手,《四库简目》所称“或即一手所作,分署二人之名”的怀疑是很有道理的。尽管由于史料的缺乏,我们找不到两书同出一手的直接证据,而只能从两部《国志》的内容和形式上去寻找它们之间的各种联系,但相信上述推论是经得起推敲的。
 
 
在对《契丹国志》和《大金国志》的关系作出上述判断之后,还有几个与这两部书有关的问题有待廓清。
对《大金国志》之为伪书,人们很少有异议,我也曾专文加以论证,这里就不再赘述。关于叶隆礼和《契丹国志》,我们再略作剖析。由于《契丹国志》的史料价值较高于《大金国志》,也由于《契丹国志》的错误较少于《大金国志》,更由于叶隆礼实有其人而宇文懋昭却绝无所闻(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谓“懋昭始末虽不可考,亦必实有其人”,此话毫无根据。宇文氏其人,不可谓其必无,亦不可谓其必有),所以历来人们视《大金国志》为伪书者多,视《契丹国志》为伪书者少。以《四库全书总目》为例,《契丹国志》的提要称“宋叶隆礼撰”,而《大金国志》的提要却说“旧本题宋宇文懋昭撰”。《四库简目》的倾向性更为明显,《契丹国志》条说:“宋叶隆礼撰,乃奉诏所编。”《大金国志》条则说:“旧本题宋宇文懋昭撰。今检核其书,实依托也。”
诚然,叶隆礼确有其人。据《至元嘉禾志》卷一五《宋登科题名》,叶隆礼系宋理宗淳祐七年(1247年)进士。然而《契丹国志》的《进书表》却署有“淳熙七年三月日,秘书丞臣叶隆礼上表”的字样,淳熙七年(1180年)与淳祐七年(1247年)相距六十七年,淳祐七年才进士登科的叶隆礼,决不可能在淳熙七年任秘书丞,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尽管如此,似乎这个时间上的漏洞还不像《大金国志·进书表》的漏洞那么明显,所以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便怀疑淳熙七年为咸淳七年之误,中法汉学研究所所编《契丹国志通检·序》更断言淳熙七年为淳祐七年之误,然而《契丹国志》元刊本具在,那上面明白无误,正作淳熙七年。因而这个时间上的漏洞同样是无法弥补的。
《契丹国志》比《大金国志》较少遭人非议的原因在于,作者当时能够见到的契丹史料比较丰富,除了宋人方面的记载外,还有不少自辽归宋的归正人的记载可以参考,如武珪《燕北杂记》、赵志忠《虏廷杂记》等等。由于没有材料不足之虞,因此《契丹国志》的内容相对充实一些,史料价值相对高一些。而有关金朝的史料在当时已较为匮乏,一部《松漠记闻》,几乎每一条文字都被采入了《大金国志》,作者的困窘之状可见一斑。尤其是海陵以后的史料相当缺乏,以至于作者不得不将《南迁录》这样的伪书也大量抄入书中。《契丹国志》较胜于《大金国志》的第二个原因是,作者编撰《契丹国志》在前,编撰《大金国志》在后,刚开始编撰《契丹国志》时,作者的态度相对而言还比较认真,而愈到后来愈加草率;《大金国志》之不如《契丹国志》,《大金国志》的后半部之不如前半部,除了材料的充足与否之外,这可能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但是,两部《国志》的编撰手法、表现在两部《国志》中的作者的知识水平,却并无轩轾之分。
关于《契丹国志》和《大金国志》的成书时代问题,人们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在元代,余嘉锡先生更明确地指出是在元代中叶以后。《四库提要辨证》说:“元袁桷《清容集》卷四十一有《修辽金宋史搜访遗书条列事状》一篇,所列遗书凡一百四十馀种,尚无此书。可见元初未行于世。至苏天爵《滋溪文稿》卷二十五《三史质疑》始云:‘叶隆礼、宇文懋昭为辽金国志,皆不及见国史,其说多得之传闻。’知其书当出于中叶以后矣。”但实际上这是一个误解。袁桷《修辽金宋史搜访遗书条列事状》是元英宗至治年间为修史搜访遗书而拟的一个条例,《事状》说:“卑职生长南方,辽金旧事鲜所知闻,中原诸老家有其书,必能搜罗会萃以成信史。……宋世九朝虽有正史,一时避忌,今已易代,所宜改正。……辄不自揆,庸用条析,兼本院宋朝名臣文集及杂书纪载,悉皆遗缺,亦当著具书目以备采择者。”《事状》中共开列出修宋史应当搜访的十九类旧籍,并列举了若干具体的书目,而根本未涉及修辽金史的搜访书目。余嘉锡先生没有仔细考察《事状》的内容,仅仅根据这篇《事状》的题目,就误认为宋辽金三史的搜访书目都在其中了,既而不见里面有辽金二《国志》,便得出了两部《国志》出于元中叶以后的错误结论。按《南迁录》有大德丙午(大德十年)浦元玠跋一篇,文中说:“后因《金国志》刊行,与此书较之,事语颇同而人君年号各殊异,未审其孰是。”[6] 据此,则《契丹国志》和《大金国志》之成书,当在元成宗大德十年(1306年)之前,而到元中叶以后,它们都相当流行并已广为人知了。
 
——原载《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1辑,中华书局,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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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见《办理四库全书档案》上册所载是日上谕。
[2] 载《纪念顾颉刚学术论文集》上册,巴蜀书社,1990年。
[3] 《进书表》说:“其《金国志》,起自武元天辅,至于义宗,九主百一十七年。”按《金史》的记载,金朝首尾共120年,此谓117年,也是因为把金朝建国的时间晚算了三年的缘故。
[4] 《系年要录》引作“己未”,按八月辛巳朔,无己未,乙未是十五日。今从《会编》。
[5] 此据元刻本,扫叶山房本已改“宠”为“庞”。
[6] 按《南迁录》虽为宋人所作伪书,但没有理由认为元人浦元玠的这首跋也不可信。
 

2010-11-30 18:23:42
    
责任编辑:康 鹏    
 
  •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辽宋金元史学科主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