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尽·旁通·预流:辽金史研究的困厄与出路

                     刘浦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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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史学传统的断代史研究格局中,辽金史素以冷僻著称。若与西夏史相比较,毕竟辽金史还有两部元人留下的正史,但由于上世纪初发现大量西夏文献资料,随着近十余年来这些资料的陆续刊布,包括西夏史在内的西夏学近年已有渐成显学之势,相形之下,辽金史亦不免为之逊色。
    辽金史的冷僻,使得不少学者望而却步,不过这对治辽金史的人来说,倒也未必全是坏事。众所周知,做辽金史研究的一大难处,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但缺少材料并不意味着缺少机遇。同样是材料很少的秦汉魏晋史,传世的那点儿史料经过多少代人反复爬梳剔抉,几近题无剩义,而辽金史的情况则有所不同。我在《辽金史论》一书自序中曾经说到:“正是由于辽金史的冷僻,所以尽管史料非常匮乏,但留给我们这一代学人的活动空间还卓有余裕。至今做辽金史研究,仍不时有一种垦荒的感觉,在中国传统的断代史学已进入精耕细作阶段的今天,这是辽金史研究者独一无二的机遇。”局外人可能难于想象,在材料十分有限的辽金史领域,其实不难找到富有学术价值而又长期无人问津的问题。譬如上世纪80年代以后关于辽朝都城制度的讨论。辽朝有五京,人们历来将其中的上京视为首都,但谭其骧先生指出,上京临潢府只是辽朝前期的都城,圣宗统和二十五年(1007)以后,事实上的国都是在中京大定府;[1] 而杨若薇教授则认为,辽朝根本就没有历代中原王朝那样的都城制度,五京中的任何一个京城都不具备国都的地位和作用,辽朝的政治中心始终是在四时迁徙的斡鲁朵(行宫)中。[2] 又如“阻卜”与“鞑靼”是近百年来中国北方民族史研究中最富争议性的问题之一,它不仅仅是蒙古史的问题,更是辽金史的问题,但遗憾的是,在这场旷日持久的学术讨论中,几乎听不到辽金史研究者的声音。[3] 类似这样的问题其实还有不少,这就是辽金史研究者的机遇所在。
   老实说,我对辽金史学界的现状(包括对我自己的研究)一直是不太满意的。十年前,我曾提出过一个颇有争议的说法:“据我看来,直到今天,我国辽金史研究的总体水平还没有超过战前日本学者曾经达到的那种高度,辽金史研究至今仍未走出萧条。”[4] 这主要反映了我对辽金史现状的忧虑,同时也不妨说代表了我对该领域总体发展水平的一个基本判断。20世纪上半叶堪称辽金史研究的一个黄金时代,当时国内涌现了傅乐焕、陈述、冯家昇等几位杰出学者,他们的主要学术贡献是在辽史、契丹史领域;国外有以津田左右吉、池内宏、三上次男、外山军治、田村实造、爱宕松男、岛田正郎为代表的一批日本学者,他们的主要学术贡献是在辽金元史和满蒙史领域。80年代以后,由于学术环境的改善,国内的辽金史研究开始复苏,学术队伍的扩大,科研成果的增加,研究领域的拓展,都是过去所不可比拟的。但就目前该领域的整体学术水准而言,无论是与其他断代史相比,还是与前辈学者相比,今天的学术进步都难以令人满意。[5] 要知道,20世纪上半叶那一代中国学者从事辽金史研究的条件,在今天看来其实是很恶劣的,譬如当时只有日本学者才能获得第一手的考古材料,而中国学者能够利用的则基本上仅限于传世的文献资料。相比之下,今天的条件比前人要优越得多,我们身处和平年代,有丰富的考古文物材料,有为数不少的契丹、女真文字资料,有各种社会科学的方法和工具,还有越来越方便的网络电子资源等等。要说我们与前辈学者的最大差距,恐怕主要就在于学术功底的厚实程度。
    基于辽金史的现状,本文将侧重检讨该领域目前存在的问题。笔者所关注的主要问题是,制约辽金史发展的瓶颈是什么?如何寻求突破的方向?辽金史的出路何在?下文将从三个方面阐述我的点滴思考。 

一、穷尽史料:从“粗放式耕作”走向“精耕细作”

    史学研究的生命力就在于不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方法,创造新理论。对于今日之历史学来说,材料和方法哪个更重要?这自然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传统史学无疑重材料更甚于重方法,而采用跨学科研究方法,尤其是引入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及其工具、手段,则是当下历史学的新潮流。但就辽金史目前的状况而言,在资料极度匮乏且现有材料又尚未得到充分利用的情况下,“穷尽史料”理应是当务之急。
    辽金史的困窘和萧条,最根本的症结就在于史料太少。据笔者粗略估计,现存的所有辽金史文献资料,充其量不过一千万字左右(其中辽史约占三分之一,金史约占三分之二),[6] 对于这两个前后长达三百余年的北族王朝来说,这点儿史料着实少得可怜。须知历史学主要靠材料说话,中国史学传统讲究的是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阐释和发挥的空间远不如哲学和文学那么大,因此对于材料在量的要求上尤为苛刻。在印刷术已经普及的辽金时代,一千万字是什么概念?不妨与前后约略同时的宋代做一横向比较。同样是三百余年的两宋,其传世文献据保守估计约有三、四亿字之多,也就是说,辽金史史料仅及宋代文献资料的三、四十分之一。
    尽管材料如此匮乏,但在今天的辽金史学界,传世文献资料仍远未得到充分的发掘利用,传统史学方法也还远远没有被发挥到极致。在我看来,迄今为止,从材料的发掘与解读状况,到问题的细致与深入程度,辽金史研究基本上仍处于“粗放式耕作”阶段。在传统的断代史研究中,明清以后因资料极其丰富,深入的余地还非常之大,而元代以上各断代史研究,目前大多已经达到相当深入和精细的地步,如汉唐史研究素以其史料发掘之彻底、史料解读之精辟为人称道,这一点非常值得辽金史效法。
    既然史料匮乏是辽金史研究的最大难题,那么首先就应在史料的发掘上下足功夫。要想改变辽金史学的面貌,提升辽金史的学术品质,必须明确提出“穷尽史料”的要求(同时还应该穷尽有价值的研究文献——由于学术体制的固有弊端,今天的中国学术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产出大量毫无价值的学术垃圾,“涸泽而渔”既无可能也无必要)。其实对于辽金史研究者来说,这并不是一个难度很高的学术标准。穷尽史料是传统史学所强调的一种专业素养,在汉唐史研究者来说几乎是不言而喻的基本功,当然对于宋史还是有相当的难度,对于明清史则是一个不太现实的要求。就辽金史的史料状况而言,照理说“穷尽史料”本应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然而在今天的辽金史学界,这却是一个需要专门提出来加以申说的问题。[7]
    目前的辽金史研究,最为学界所诟病的,恐怕莫过于“就《辽史》论辽史、《金史》论金史的状况”。[8] 欲摆脱这种尴尬的局面,就必须具备比较宽阔的学术视野和比较扎实的文献功底,将辽金史研究的史料范围扩大到五代十国、两宋、西夏乃至元、明、清等历代文献,并旁及高丽、日本等域外文献;尤其是宋、元时代的传世文献,其中有关辽金史的史料仍有很大的发掘利用空间。除此之外,还应特别强调民族语文资料的重要性,这个问题留待下文再谈。

 二、“旁通”之道:一条可能的出路  

    现代学术的专业化发展趋势,使得学者的个人研究领域越来越趋于逼仄。就中国古代史而言,无庸讳言的是,断代史学的自成体系同时也造成了断代史壁垒不断强化的结果,于是就出现了我们所看到的这种情形:大多数历史学家只能终身厮守某一断代史,对其它断代史甚至会生出一种隔行的感觉来。近几十年形成的中国独有的学科体系更加剧了这种状况,今天通行的专业人才培养模式,都是按学科(指二级学科,如中国古代史)、方向(指某一断代史或专门史)划分其专业领域的,照这种模式培养出来的人才,堪称中规中矩的“专家”。《魔鬼辞典》对“专家”的解释是:所谓专家,就是指在他的专业领域之外一无所知的人。不幸的是,现代学术体制造就了大批这种类型的“专家”。
    这种状况对于辽金史来说尤为不利。在资料贫乏、捉襟见肘的情况下,如果非要死守住辽金史的楚河汉界,那显然是没有学术前途的。依我之见,除了具备穷尽史料的专业素养之外,辽金史研究者还应尽可能“旁通”。其实学界对这一点是早有共识的。金毓黻先生论及宋辽金在国史上的地位时说,“盖治本期史,惟有三史兼治,乃能相得益彰”。[9] 宋德金先生也极力倡导辽金史研究者应“纵横比较,三史兼治”。[10] 王曾瑜先生则直言“不少辽金史研究者的缺陷是不愿兼治宋史”,认为“研究宋史的不少课题无需求助于辽金史方面的知识,而研究辽金史,却必需求助于唐、五代、元,特别是宋史方面的知识”。[11] 可谓智者所见略同。
    当然,仅仅三史兼治还是远远不够的。这里所谓的“旁通”之道主要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指突破断代史的藩篱。首先,辽金史研究者应该兼治辽史和金史、契丹史和女真史,个中道理似乎不必多说,辽、金虽是两个异姓王朝,契丹、女真虽出自不同的民族谱系,但它们有许多共性的东西,更不用说彼此之间还有各种无法剥离的瓜葛与纠结;其次,辽金史研究者最好能够兼治宋史,或兼治蒙元史,或兼治民族史,——兼治宋史对于扩大辽金史的史料范围最为有利,兼治蒙元史或民族史则可拓展学术视野,以收触类旁通之功。前辈学者在这方面不乏成功的范例,如田村实造、蔡美彪先生之兼治辽金元史,王曾瑜先生之兼治宋辽金史,贾敬颜先生之兼治辽金史与民族史,都取得了颇为可观的成就。老实说,这种治学路数也一直是笔者的学术理想与学术追求,可惜心向往之而力不能至。
    “旁通”之道的第二层含义是指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跨学科”可谓今日学术之时代潮流,如果说这种取向对史学的其它领域来说主要是一种学术自觉的话,那么对辽金史而言可能更具有“学术突围”的意味,因而也更显其必要性和迫切性。今天的辽金史研究,尤其需要跨越语言学、民族学、人类学、民俗学等学科屏障——不仅仅是吸取这些学科的材料及其研究成果,更重要的是要掌握各个学科不同的研究方法,那才真正称得上“旁通”。 

 三、如何“预流”:民族语文资料带来的机遇 

    1930年,陈寅恪先生在为陈垣所作《敦煌劫余录序》中指出:“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12] 在陈寅恪先生写下这段文字的30年代初,最为史界瞩目的新材料当属敦煌文书。而当今辽金史领域最有价值的新材料,则非契丹大、小字及女真文字石刻资料莫属。
    自1922年比利时传教士梅岭蕊(L.Kervyn)在庆陵发现契丹小字哀册以后,这种久已湮灭的民族古文字始为世人所知晓。[13] 1950年,辽宁锦西西孤山又首次出土了契丹大字《萧孝忠墓志》。迄今为止,在内蒙、辽宁、河北等地出土的契丹大、小字石刻已有近50种之多。女真文字在金代似不甚普及,远不如契丹文字在辽朝使用得那么广泛。不过在金朝亡国后,元、明两代仍有部分女真人继续使用这种民族文字。目前所能见到的女真文字资料,除了传世的《女真译语》之外,还有自19世纪以来陆续发现的10种石刻材料(其中奴儿干都司《永宁寺碑》系明代碑刻)。
    契丹文字石刻资料虽早已发现,但中外学者在很长一个时期里都对破译这种死文字感到束手无策。直到上世纪70年代,刘凤翥、清格尔泰先生等人以契丹小字中的汉语借词为突破口,才找到了一种真正有效的解读方法。这一方法可以归纳为:首先从契丹小字石刻资料中找出一些确定无疑的汉语借词,根据这些汉语借词可以为若干原字构拟出比较可靠的音值,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解读那些见于汉文文献记载的契丹语词,最后通过对已经释读的词汇进行分析,并参照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诸亲属语言,探索契丹语语音、语法特征和规律。这种方法的成功运用,标志着契丹小字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14] 90年代以后,几乎是复制了同样的方法,并借助于契丹小字的研究成果,民族语文学界在契丹大字的解读上也有了重要突破。不过实事求是地说,运用汉语借词解读契丹文字的方法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因为契丹语中的汉语借词毕竟有限,要想真正通解契丹文字及其语音语法规律,主要还得依靠对契丹语词的解读,目前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相形见绌。相比之下,女真文字的解读则要深入得多,这主要是得益于明人留下的工具书《女真译语》,加上19世纪发现的《大金得胜陀颂碑》有女真字与汉文对译,对女真文字的解读也很有帮助。
    长期以来,辽金史学界与民族语文学界彼此十分隔膜:一方面,辽金史研究者大都不能掌握利用契丹、女真文字资料;另一方面,民族语文学家又未能向历史学家充分展示这些资料在历史研究方面的价值。以至于有不少历史学家直到今天仍存在一种误解,认为民族语文资料对于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似乎并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其实,就契丹大、小字石刻对辽史、契丹史研究的潜在价值来衡量,若能对它们加以充分发掘和利用,其重要性恐将不亚于突厥语文之于突厥史、蒙古语文之于蒙元史。在汉文文献非常单薄的情况下,这些堪称第一手材料的民族语文资料给今天的辽金史研究带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得预于此潮流者”,方能占领21世纪辽金史领域的学术前沿。
    傅斯年先生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就他对于史学发展的基本取向表达了如下见解:一种学问,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进步;凡能扩张他所研究的材料,便进步;凡能扩充他作研究时应用的工具,便进步。[15] 这段话前两句是强调材料的重要性,后一句是强调方法的重要性。对于辽金史研究者来说,如能掌握和运用民族语文资料,无论是从“直接研究材料”或“扩张材料”的层面考虑,还是从“扩充工具”的角度而言,都必将成为“进步”的阶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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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谭其骧:《辽后期迁都中京考实》,《中华文史论丛》1980年第2辑。
[2] 参见杨若薇:《契丹王朝政治军事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172—213页。
[3] 参见刘浦江:《再论阻卜与鞑靼》,《历史研究》2005年第2期。
[4] 《辽金史论》自序,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李锡厚先生因对战前日本东洋史学界的“满蒙史研究”持强烈批判态度,故对我的这一说法提出异议,说我把日本学者带有政治企图的研究成果作为我们立志要赶超的高度,“委实有点不伦不类”(见李锡厚《临潢集》后记,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316—318页)。我以为,日本学者满蒙史研究中的政治导向与其研究成果的学术水平是两个问题,似不宜混为一谈。
[5]  对辽金史现状的估价是一个颇有分歧的问题,即便在辽金史学界内部也是如此。李锡厚先生在《一九八七年辽金西夏史研究概况》(《中国史研究动态》1988年第4期)中指出,“与中国古代史的其他领域中的研究状况相比”,辽金史“至今还只能算是‘发展中的’”。这一评价招致辽金史学会部分会员的激烈批评,据说当时“许多会员来信对这种武断式的结论表示异议”(参见《会员对〈中国史研究动态〉发表的李锡厚〈一九八七年辽金西夏史研究概况〉一文的反映》,《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1988年第1期,60页),可见双方分歧之大。
[6] 辽金史史料之单薄,除了历代亡佚的因素之外,最根本的原因是辽金两朝的著述本来就为数不多。以辽朝为例,据台湾学者李家祺先生统计,自清初至民初,各家补《辽史》艺文志者共计11种,所收书目累计为414种,除去各家的重复,再剔除不应入《辽史·艺文志》而阑入者101种,剩下的真正属于辽朝的著作仅61种而已。参见李家祺:《各家补辽艺文志研究》,台北《幼狮》32卷第4期,1970年10月,34—38页。
[7] 其实辽金史学界在这方面有很好的学术传统,如金毓黻先生的《渤海国志长编》、陈述先生的《全辽文》都堪称穷尽史料的典范。
[8]  王曾瑜:《辽宋西夏金史》,载肖黎主编《中国历史学四十年》,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200页。
[9]  金毓黻:《宋辽金史》,台北:商务印书馆,1982年重印本,第2页。
[10]  宋德金:《二十世纪中国辽金史研究》,《历史研究》1998年第4期。
[11] 王曾瑜:《我和辽宋金史研究》,《学林春秋》第三编下册,北京:朝华出版社,1999年,700页。
[12] 《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236页。
[13]  在此之前,金人刻于唐乾陵武则天无字碑上的契丹小字《郎君行记》一直被明清以来金石学家误认为女真字,直至1925年日本学者羽田亨才根据新出土的契丹小字哀册纠正了这一错误认识。
[14] 参见清格尔泰、刘凤翥等《契丹小字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15]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本第1分册,1928年10月,4—7页。
 
——原载《历史研究》2009年第6期  
 

2010-04-25 15:22:52
    
责任编辑:康 鹏    
 
  •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辽宋金元史学科主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