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辽代后族*

                     王善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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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辽代后族是指拔里家族、乙室已家族和剌只撒古鲁家族,三族均为契丹建国前后的强盛家族。后族各家族、各支系在辽代的发展,虽在不同阶段各有盛衰起伏,但均称得上与辽王朝相始终的世家大族。后族世代与皇族互通婚姻,形成较为固定的婚姻关系。后族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均具有较多的特权,家族势力强大,是影响辽朝政治走向的重要力量。

关键词:辽代   后族   拔里  乙室已  剌只撒古鲁

 

在辽代的政治、经济生活中,起支配作用的血缘集团莫过于皇族和后族,因而二者均属研究辽代历史的关键性问题。皇族为同一祖先的后代所组成的一个家族,而后族则并非一个家族。一个朝代后族的多少与变迁,完全视帝王的婚姻对象而定。辽朝皇室通婚对象较为固定,选后基本上限定在特定的家族之内。这些特定的家族,即为辽代的后族。关于皇族,笔者曾撰文加以探讨[1],本文则对后族进行专门探讨。尽管以往学术界对后族的一些具体问题已做过不少探索[2],但由于这一问题特别复杂,加之史料记载较为混乱,已有成果中难免有较多的疏误且众说纷纭,故至今人们对此不能得到清晰而系统的认识。笔者在尽量吸收已有学术成果的基础上,侧重从总体上进行探讨。错谬之处,恳望方家斧正。

 

一、后族的范围

 

顾名思义,后族就是皇后(或皇太后)的家族。既然如此,我们不妨先来看看辽代皇后的基本情况。

辽代皇后出身情况表

   

    

     

太祖淳钦皇后述律平

其先糯思(注1

《辽史》卷七一《后妃传》

太宗靖安皇后萧温

淳钦皇后弟室鲁之女

《辽史》卷七一《后妃传》

太宗皇后萧氏

辽兴军节度使萧延思之女

《契丹国志》卷一三《后妃传》

世宗皇后甄氏

后唐宫人

《辽史》卷七一《后妃传》

世宗怀节皇后萧撒葛只

淳钦皇后弟阿古只之女

《辽史》卷七一《后妃传》

穆宗皇后萧氏

内供奉翰林承旨萧知璠之女

《辽史》卷七一《后妃传》

景宗睿智皇后萧绰

北府宰相萧思温之女

《辽史》卷七一《后妃传》

圣宗皇后萧氏

不详

《辽史》卷一四《圣宗纪五》

圣宗仁德皇后萧菩萨哥

睿智皇后弟隗因之女

《辽史》卷七一《后妃传》

圣宗钦哀皇后萧耨斤(注2

淳钦皇后弟阿古只五世孙

《辽史》卷七一《后妃传》

兴宗仁懿皇后萧挞里

钦哀皇后弟孝穆之长女

《辽史》卷七一《后妃传》

兴宗皇后萧三

驸马都尉匹里之女

《辽史》卷七一《后妃传》

道宗宣懿皇后萧观音

枢密使萧[]惠之女

《辽史》卷七一《后妃传》

道宗皇后萧坦思

驸马都尉霞抹之妹

《辽史》卷七一《后妃传》

天祚皇后萧夺里懒

宰相继先五世孙

《辽史》卷七一《后妃传》

1:关于糯思之身份,《辽史》卷七一《后妃传》云“回鹘人”,误,应为契丹人。见冯永谦《辽史外戚表补证》,《社会科学辑刊》1979年第3期。《契丹国志》卷一三《后妃传·太祖述律皇后》即云:“太祖皇帝后述律氏,本国契丹人也。”又据《辽史》卷六四《皇子表》载:“回鹘使至,无能通其语者,太后谓太祖曰:‘迭剌聪敏可使。’”如果述律氏一族果为回鹘人,当不至于“无能通其语者”。

2:圣宗钦哀皇后萧耨斤,在圣宗在世时为元妃,然因圣宗去世后自立为皇太后,并成为影响当时政治的核心人物之一,故《辽史·后妃传》以“皇后”称之。

    以上是辽朝可考的皇后的基本情况。就其所出自的家族而言,甄氏系后唐宫人被俘北上,在辽朝没有族人。穆宗皇后萧氏,家系不明,其父萧知璠之名,在《辽史》中仅此一见。圣宗皇后萧氏,仅在《辽史》本纪统和十九年三月记事中有一句“皇后萧氏以罪降为贵妃”的记载,家世出身无从稽考。其他的皇后主要分属于淳钦皇后(又称应天皇后)家族和睿智皇后(又称承天皇后)家族。

    属于淳钦皇后家族的计有:太祖淳钦皇后述律平;太宗靖安皇后萧温;世宗怀节皇后萧撒葛只;圣宗钦哀皇后萧耨斤;兴宗仁懿皇后萧挞里;道宗宣懿皇后萧观音;道宗皇后萧坦思。

    属于睿智皇后家族的计有:太宗皇后萧氏;景宗睿智皇后萧绰;圣宗仁德皇后萧菩萨哥;兴宗皇后萧三 ;天祚皇后萧夺里懒。

    辽朝后族的确定并非完全由建国后历代皇后的所属家族而自然形成,而是在建国初期已经确定了固定的家族。《辽史》卷七一《后妃传》云:“太祖称帝,尊祖母曰太皇太后,母曰皇太后,嫔曰皇后。等以徽称,加以美号,质于隋唐,文于故俗。后族唯乙室(已)、拔里氏,而世任其国事。”阿保机对其母及祖母的尊封,虽然主要是受中原王朝传统做法的影响,但处于当时的契丹社会状态下,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并非仅有象征性意义,而是具有建立政治联盟的更深层意义。这个政治联盟,就是皇族与后族的联盟。因为阿保机的先世早已形成了与固定家族互为婚姻的习俗。如阿保机妻述律平,乃是其姑母的亲生女。阿保机祖母小字月里朵,与述律平小字月理朵同音,而述律平之父婆姑名月椀,均有一个“月”字,极可能出自同一家族。与阿保机先世通婚的家族,均为当时的显贵家族。阿保机之母岩母斤,为“遥辇氏宰相剔剌之女”[3]。述律平之父婆姑,“仕遥辇氏为阿扎割只”[4]。出自于乙室已家族的萧敌鲁,其本传称自五世祖胡母里时已“世为决狱官”[5]。阿保机通过尊封祖母、母、妻的办法,也就初步确定了后族的范围和政治地位。所谓“后族唯乙室、拔里氏”,也就是说,当时的后族就是乙室已家族和拔里家族;“而世任其国事”,也就是正式确立了皇族和后族的联合政治体制。

    从以上的叙述可以看出,可考的辽代产生皇后的两个家族,与辽初确定的后族范围是完全吻合的。即,淳钦皇后等属于拔里家族,睿智皇后等属于乙室已家族。但,辽朝的后族却不完全局限于这两个家族。因为至迟至世宗时,情况又有所变化。《辽史》卷五《世宗纪》云:“(大同元年八月)尊母萧氏为皇太后,以太后族剌只撒古鲁为国舅帐,立详稳以总焉。”这是世宗即位后提高母族地位的一项重要措施。《辽史》卷六七《外戚表》说:“世宗以舅氏塔列葛为国舅别部。”可见,这一个后族,也就是《辽史》习称的“国舅别部”。

    关于这一家族,蔡美彪先生认为出自奚族:“耶律倍是与皇族宫户的一个奚族宫婢生子兀欲。只是由于世宗兀欲篡夺了皇位才尊生母为太后。”[6]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不能成立的。《辽史》卷七七《耶律洼传》云:“永康王,人皇王之嫡长。”永康王兀欲具有嫡长的身份,在辽初的特定条件下,具有继承皇位的资格,并非属于“篡夺”。契丹建国前已有嫡庶观念,从阿保机弟弟们的叛乱中可以看出,庶出的苏从不参与,因为庶出者无资格,不会得到酋长们的拥戴。因此,兀欲不可能是庶出。传统世选的原则,凡为嫡出者,不论长幼,均有相同的资格,庶出者则无。至圣宗时,仍然规定:“庶孽,虽已为良,不得预世选。”[7]因此,世宗的生母不可能是奚族宫婢,国舅别部也不可能是一个奚人家族。尽管有关国舅别部成员情况的记载不多,但这个家族出自于契丹的强盛家族,应该是不成问题的。

从太宗时起,辽代的后族又由最高统治者法定为国舅帐,成立专门机构加以管理。《辽史》卷三《太宗纪上》云:“(天显十年四月)皇太后父族及母前夫之族二帐,并为国舅,以萧缅思为尚父领之。”以往研究者十分重视这条材料所显示的如下信息,即:与淳钦皇后有直接关系的国舅帐有两个,一个是其父族,一个是其母前父之族。这条材料还很容易使研究者认为,这两个家族之能够成为国舅帐,均是因为淳钦皇后的缘故。其实这种理解是不确切的。前者成为国舅帐虽主要由于淳钦皇后,但这个家族在建国前后已是与阿保机家族世代通婚的强大家族。辽太宗曾说:“太后族大如古柏根,不可移也。”[8]如此根深蒂固的家族势力,显然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形成的。而后者与淳钦皇后仅是一种“母前夫之族”的关系,其得列国舅帐,必有其他重要原因。由上述分析可知,将这个家族看作是一个与阿保机先世通婚的具有较大势力的强盛家族,无疑是惟一合理的解释。

 

二、后族的发展

 

《辽史》卷六七《外戚表》云:

 

契丹外戚,其先曰二审密氏:曰拔里,曰乙室已。至辽太祖,娶述律氏。……拔里、乙室已、述律三族皆为萧姓。拔里二房,曰大父、少父;乙室已亦二房,曰大翁、小翁;世宗以舅氏塔列葛为国舅别部。……圣宗合拔里、乙室已二国舅帐为一,与别部为二。此辽外戚之始末也。

 

这段记载,除将述律与拔里、乙室已并列不妥外(下面详述),基本叙述清楚了国舅帐分的发展演变概况。圣宗之所以将拔里、乙室已二国舅帐合而为一,是因为这两帐均出自审密氏。从此,拔里、乙室已族与国舅别部便构成了辽朝的“两国舅”[9],成为“辽内四部族”中的两个“部族”[10]

    分属“辽内四部族”的这两个国舅“部族”,尽管也可以看作是两个大的家族,但这两个大的家族在发展过程中,已分化出若干的小家族或支系,各自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各个、各支后族在有辽一代200余年的时间内,虽然均具有较高的法定地位和世预后选的特权,但发展情况却并不一样。

    1.国舅帐拔里家族

    拔里即述律。[11]拔里一族分为大父房和少父房,而述律氏家族萧阿古只后人萧讹都斡在《辽史》列传中明确记为国舅少父房,因而可证述律氏即拔里族。阿古只有兄曰室鲁,其后人应即国舅大父房。这一族系为淳钦皇后“父族”。

    拔里家族在辽代是最为显赫的外戚家族,但在不同阶段也有盛衰起伏。大体说来,在辽初的太祖、太宗两朝和后期的兴宗、道宗两朝时期,这个家族十分兴盛,势力强大,而在世宗至圣宗时期及辽末天祚帝时期,这个家族在政治上受到一定压制,势力相对衰弱一些。

    拔里家族在辽初的兴盛主要表现在辽初的几位皇后大多出自这个家族,即太祖淳钦皇后述律平、太宗靖安皇后萧温、世宗怀节皇后萧撒葛只。对家族起关键作用的尤其是淳钦皇后。作为辽朝的开国皇后,她可谓是辽代历史上的重要人物。早在建国前,她就帮助阿保机出谋划策,在政治上展示了才干。建国后更是成为政治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并曾摄军国事。辽太宗有两个皇后[12],第一个皇后亦为出自这个家族的萧室鲁之女。史称她“性聪慧洁素,尤被宠顾,虽军旅、田猎必与”[13],显然是一位在政治上发挥重要作用的皇后。世宗即位后,所立皇后本为汉人甄氏,然不数年间,便为怀节皇后萧撒葛只所取代,因为她是淳钦皇后弟、佐命功臣阿古只之女,而甄氏则被无罪而废,这也足见拔里家族当时的势力之盛。

    拔里家族在辽初的兴盛还表现在功臣、重臣的出现和世选重要职位的确立。拔里国舅帐后世分为大父房和少父房。大父房系指淳钦皇后弟室鲁一系。室鲁是辽初重要军事将领,曾率兵征讨于骨里之叛,娶阿保机之女质古,为驸马都尉。少父房系指淳钦皇后弟阿古只一系。阿古只亦为辽初重要军事将领,功业、官职均在乃兄室鲁之上,在辽太祖的佐命功臣中被喻为“耳”。神册三年(918),“以功拜北府宰相,世其职”[14]。阿古只之子安团,官至右皮室详稳。阿古只一系由于功业最显,并取得了世选北府宰相的特权,因而后代最为发达。

    在辽太宗去世后的皇位之争中,淳钦后由于支持李胡谋取帝位失败,为世宗软禁于祖州,使拔里家族在政治上受到较大打击。虽然这个家族仍能依其势力和契丹世选皇后的制度使世宗废甄氏而立萧阿古只之女萧撒葛只,但从世宗至圣宗,这个家族明显地缺乏功业和人物,则说明其势力处于相对的衰弱状态。这一时期的重要皇后亦不再出自于这个家族。

    兴宗即位以后,出自于拔里家族的圣宗元妃耨斤,依靠其皇帝生母的身份,诬齐天皇后谋乱,迁后于上京,迫令自杀。随后,耨斤自立为皇太后,摄政。她摄政后所做的一件重要事情,就是“追封曾祖为兰陵郡王,父为齐国王,诸弟皆王之”[15]。一时之间,“若昆若季,乃王乃侯;一门之盛,千古无俦”[16]。《契丹国志》说得更为具体:“三兄二弟皆封王,姊妹封国夫人。弟徒古撒又尚燕国公主,兄解里尚平阳公主,陈六尚南阳公主,皆拜驸马都尉。又纳兄孝穆女为兴宗后,弟高九女为帝弟妃。前后恩赐,不可纪极;诸连姻娅,并擢显官。”[17]甚至奴仆“为团练、防御、节度、观察使者至四十人,范阳无赖辈以故多占名为萧氏奴”[18]。这就使拔里家族重新兴盛起来,并迅速达到了这个家族发展史上的辉煌顶峰。耨斤之后,这个家族又出了三个皇后,可谓是“一门多后妃之贵,四荒秉王侯之权”[19],成为能够左右辽朝后期政局的一个重要家族。

    至天祚帝时期,长期的政治斗争终于使这个家族受到了致命的打击,迅速走向衰弱。[20]

    2.国舅帐乙室已家族

乙室已家族即淳钦后的“母前夫之族”。这个家族后世分为大翁帐和小翁帐。萧敌鲁本人为淳钦后兄,可知同母异父,属不同家族,即淳钦后属拔里家族,而敌鲁属乙室已家族。又《辽史》卷七四《韩知古传》云:“太祖平蓟时,知古六岁,为淳钦皇后兄欲稳所得。”欲稳亦为后兄,应属乙室已家族。敌鲁有族兄弟曰忽没里(忽里没),其后人萧勃特本的墓志云“其先本大国舅帐”[21],可知忽没里一系即大翁帐,敌鲁、欲稳一系则应为小翁帐。

    乙室已家族作为契丹建国前已逐渐兴起的家族,与阿保机家族长期有着通婚关系,因而在辽建国之后得预后族之列。这个家族在建国之初的关键人物为萧敌鲁,此人为著名军事将领,在辽太祖佐命功臣中被喻以“手”,以功业卓著拜北府宰相,“世其官”[22],“后族为相自此始”[23]。萧敌鲁为乙室已家族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政治基础。其子萧翰亦为辽初著名军事将领,但因数次参与谋反而最终伏诛。这必然使这个家族受到一定程度的打击,但似乎没有对整个家族的发展造成太大的影响。敌鲁的另一子萧幹,穆宗朝官至北府宰相,在景宗朝的对宋战争中显示了不凡的军事才干,加政事令,进一步巩固了家族的政治地位。

辽朝中期真正使乙室已家族兴盛发达的是这个家族的另一支系——萧思温族系。[24]萧思温为忽没里之子,忽没里与敌鲁为族兄弟关系。萧思温尚太宗女燕国公主,穆宗时“以密戚预政”。穆宗为庖人所杀,思温与高勋、女里等拥立景宗。以功“为北院枢密使,兼北府宰相”,“世预其选”[25]。其女萧绰被景宗纳为皇后,是为睿智皇后。睿智皇后在景宗朝即已委决国政,圣宗即位后临朝称制,摄政长达27年之久。撰于统和十一年的《秦国太夫人墓志》[26]称“唯兹萧氏,世称茂族,或为后,或为妃,或为夫人,皆出此一宗”。这一时期无疑是乙室已家族的鼎盛时期。

    睿智皇后以后,这一家族又产生了三位皇后,圣宗朝和兴宗朝皇后的产生,是这个家族势力维持的表现,而天祚皇后的产生,则说明这个家族虽然有过相对衰弱的时期,然而势力仍十分强大,在适当时候仍能重新崛起。

    辽朝末期的重臣萧奉先,就出身于乙室已家族。这个家族在辽朝后期的政治斗争,尤其是后族各家族间的斗争中,最终占据了优势,萧奉先成为当时最有权势的大臣之一。然这时已与辽朝灭亡不远了。随着辽朝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日益加剧,辽王朝也就随之灭亡了。乙室已家族在异代鼎革之际所受到的打击比其他世家大族所受打击更加巨大。

    3.国舅别部剌只撒古鲁家族

与其他两个产生了众多皇后的后族相比,剌只撒古鲁家族并没有产生当朝皇后,势力也相对薄弱一些,因而有关这一家族的世系人物记载较少。这一家族得列后族,主要是辽初政治斗争的产物。世宗的即位,虽符合契丹传统选汗制度中的世选原则,但却遭到以淳钦后为首的后族拔里家族的极力反对,淳钦后支持幼子李胡,双方以兵戎相见。最终淳钦后失败,其势力受到沉重打击。世宗为加强统治,随即“尊母萧氏为皇太后,以太后族剌只撒古鲁为国舅帐,立详稳以总焉”[27]。“剌只撒古鲁”一名,《辽史》仅此一见,别无旁证。

《辽史·外戚表》所列国舅别部“不知世次”有北府宰相只鲁及八世孙塔列葛,乃是误“塔列葛”为“塔剌葛”所致,不可凭信。塔列葛一族是否为国舅别部,有待新材料的证明。

    尽管现有资料对剌只撒古鲁家族的成员记载不多,但这一家族是契丹的一个强盛大族,却也是无可置疑的。我们从以下几点中,可以得到证明。

    第一,萧塔剌葛之叔祖萧台哂之参与谋害于越释鲁,说明这一家族已是卷入当时最高权力斗争的大族。史称“蒲古只等三族害于越释鲁,家属籍没入瓦里”[28],三族中就包括萧台哂一族。蒲古只为阿保机家族成员,九任迭剌部夷离堇,尽管家属曾被籍没,其后代仍是皇族中最为昌盛的支系之一。释鲁之子滑哥亦参与谋害释鲁,事后归咎台哂而获免。台哂一族被没入弘义宫,受到沉重打击。从此事可以看出,台哂一族必定为当时的贵族。如果像蔡美彪先生所说的那样,台哂一族为被俘的奚族奴仆,恐怕其家属不会获得与蒲古只等族同样的处理结果,而必定被杀尽无疑。滑哥将杀父之罪归咎一个奴仆,也是说不过去的。

    第二,包括台哂一族在内的被没入瓦里的三族,至淳钦后当政时被赦宥,“以为著帐郎君”,这也说明三族为当时贵族之家。《辽史》卷三一《营卫志上》对“著帐郎君”又作如下说明:“族、戚、世官犯罪者没入。”这里的族指皇族,戚指外戚即后族,世官指皇族、后族以外的世选之家。可见,台哂一族很可能是已与阿保机家族通婚的贵族之家。世宗之母柔贞皇后得与当时的太子耶律倍成亲,也正说明了这一点。

    第三,国舅别部为世宗所立,至圣宗时重组部族,这一家族不但没有受到冲击,反而得列“辽内四部族”,也足以说明这一家族为一个传统的世家大族,一般性政治变故不足以使其彻底衰败。世宗立国舅别部后,萧塔剌葛得出籍任北府宰相,然在察割之乱中与柔贞皇后同时被害。这一事件无疑为该家族带来很大打击。尽管如此,由于察割之乱很快被平息,所以剌只撒古鲁家族的社会地位并没有被完全动摇。至圣宗,仍将其作为最重要的契丹贵族家族看待,直到辽末,这个家族虽未再产生皇后,但却一直保持了后族地位。

总之,国舅别部剌只撒古鲁家族同其他两个后族家族一样,也是一个与辽王朝相始终的契丹世家大族。

 

三、后族与皇族的婚姻关系

 

    有关后族与皇族的婚姻关系,《契丹国志》云:“王族惟与后族通婚,更不限以尊卑。其王族、后族二部落之家,若不奉北主之命,皆不得与诸部族之人通婚。”[29]据此,后族与皇族之间互为主要通婚对象。

如前所述,后族之所以成为后族,主要在于他们具有世选皇后的特权。辽代皇后的产生,绝大部分不超出被法定为后族的几个家族,这也已在前文叙述中得到证实。下面,我们再通过皇帝之女——公主[30]的婚配情况来看二者之间的通婚关系,可以得到更加清晰的认识。今据《辽史》等资料,将辽朝尚皇帝之女的驸马都尉统计如下(方括号内为所尚公主):

出自于拔里家族者计有11人:萧室鲁[太祖女质古]、萧胡覩[圣宗次女岩母堇;齐国公主,所出不详]、萧孝忠[圣宗三女槊古]、萧孝先[圣宗四女崔八]、萧撒八[兴宗长女跋芹]、萧阿速[兴宗长女跋芹]、萧余里也[兴宗次女斡里太]、萧末[道宗长女撒葛只]、萧挞不也[道宗次女糺里]、萧讹都斡[道宗次女糺里]、萧酬斡[道宗三女特里]

出自于乙室已家族者计有13人:萧思温[太宗长女吕不古]、萧海瓈[太宗次女嘲瑰]、萧讨古[穆宗女朴谨公主]、萧割烈[永徽公主,所出不详]、萧继先[景宗长女观音女]、萧排押[景宗次女长寿女]、萧恒德[景宗三女延寿女]、萧匹里[圣宗长女燕哥]、萧惠[圣宗次女岩母堇]、萧双古[圣宗六女钿匿]、萧慥古[圣宗八女长寿]、萧图玉[圣宗十三女赛哥]、萧绍业[圣宗女楚国公主]

出自于不明族属之后族者计有13人:萧啜里[世宗长女和古典]、萧夏剌[世宗次女观音]、萧斡里[世宗三女撒剌]、萧神奴[景宗四女淑哥]、萧啜不[圣宗次女岩母堇]、萧海里[圣宗次女岩母堇]、萧杨六[圣宗五女陶哥]、萧琏[圣宗七女九哥]、萧忽烈[圣宗十二女泰哥]、萧王六[圣宗十四女兴哥]、萧窝匿[兴宗长女跋芹]、萧特末[道宗三女特里]、萧韩家奴[昭怀太子女延寿]

出自于非后族家族者计有5人:卢俊[景宗四女淑哥]、大力秋[圣宗八女长寿]、刘三嘏[圣宗九女八哥]、萧高九[圣宗十女十哥]、刘四端[圣宗十一女擘失]

    从以上的统计可以看出,辽朝公主基本上以后族为选婿对象,后族之外出身的驸马都尉极少。如果根据材料所提供的信息进一步分析,还可以发现:后族后妃所生公主,全部嫁与后族子弟,而其他家族的驸马都尉,所娶公主均为非后族出身的妃嫔所生。景宗四女淑哥为渤海妃生,圣宗八女长寿为大氏生,圣宗九女八哥、十女十哥、十一女擘失均为白氏生。这些非后族出身的妃嫔,又全为非契丹族人。或者可以换句话说,非后族出身的非契丹族妃嫔所生公主,可以嫁与后族成员,也可以嫁与非后族成员,但后族出身的后妃所生公主,却必须嫁与后族成员。

    除了帝王、公主婚姻所见的后族与皇族通婚情况以外,这些家族的一般贵族成员,相互通婚情况也有大量实例可证。《辽史》卷一六《圣宗纪七》记载:“诏横帐三房不得与卑小帐族为婚。凡嫁娶,必奏而后行。”这说明横帐皇族也曾出现过与“卑小帐族”通婚的情况,但很快又为禁令所限。也就是说,皇族成员尤其是皇族近属成员的通婚对象,基本上是限定在后族范围内的。

    纵观辽朝后族与皇族的通婚情况,可以发现如下几个鲜明特点:

    1.通婚对象基本固定。

    “王族惟与后族通婚”,这一原则基本上被有辽一代所遵守,上述大量实例已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2.通婚不限行辈。

    有甥舅相配者,如萧室鲁娶太祖女质古;有中表同辈相配者,如萧挞不也娶道宗次女糺里;有表姑侄相配者,如世宗娶萧阿古只之女萧撒葛只;有兄弟同娶姐妹者,如萧排押娶景宗次女长寿女、萧恒德娶景宗三女延寿女;有叔侄同娶姐妹者,如萧末娶道宗长女撒葛只、萧酬斡娶道宗三女特里;有一人先后娶不同辈之数人者,如道宗娶萧孝惠之女萧观音,又娶萧孝穆的两个四世孙女;有一女先后嫁不同辈之数人者,如圣宗次女岩母堇嫁萧胡覩,又嫁胡覩叔孝惠,另所嫁之萧啜不、萧海里不明世系;亦有父子同娶姐妹者,如萧图玉尚圣宗十三女赛哥,子萧双古则尚圣宗六女钿匿。各种婚姻关系,交错纷纭,充分体现了不限行辈的特色。

    3.婚配者往往血缘关系较为亲近。

    在现知皇族与后族的婚配实例中,三代内旁系血亲相配者最为普遍。其中实例最多的情况是甥舅相配。如秦晋国大长公主观音女将两个女儿分别嫁与自己的两个弟弟耶律隆庆和耶律隆裕。又如萧孝惠尚圣宗次女岩母堇,萧孝忠尚圣宗三女槊古,二女均为其姊钦哀皇后所生,因而均为甥舅相配。再如,萧绍宗(匹里)与耶律燕哥所生之女嫁与辽兴宗,兴宗亦为其舅。似此类实例,在皇族与后族的通婚关系中实不胜枚举。中表亲及其他三代旁系血亲的婚配实例亦有不少。如萧绍宗尚圣宗长女燕哥,圣宗为其舅,二者为表兄妹或表姊弟。这些婚配的共同特点,就是双方血缘关系十分亲近。在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后,三代内旁系血亲的婚配,可说是人们习见的血缘关系最为亲近的婚配。而辽代皇族与后族的通婚中,这种婚配实为习尚。从公主婚配可以看出,各后妃所生公主多与后妃本家成亲,而较少与血缘关系较远的后族或其他家族成亲。这种现象,无疑与辽朝世家大族维系社会地位有一定关系。

    4.离婚再嫁之风甚盛。

    从皇族与后族的婚姻情况看,尽管通婚对象受到严格限制,但离婚却是非常自由的。离婚的原因,往往只是所谓“不谐”。离婚之男性,再娶自不待言。而离婚之女性,亦多以再嫁为归宿。有些女性,甚至一生多次离婚,多次再嫁。《辽史·公主表》所列公主之婚配,即不乏离婚再嫁之例。如景宗四女淑哥,“与驸马都尉卢俊不谐,表请离婚,改适萧神奴”;圣宗次女岩母堇,“下嫁萧啜不。改适萧海里,不谐,离之。又适萧胡覩,不谐,离之。乃适韩国王萧惠”;兴宗长女跋芹,“与驸马都尉萧撒八不谐,离之。清宁初,改适萧阿速。以妇道不修,徙中京,又嫁萧窝匿”;道宗三女特里,“以驸马都尉萧酬斡得罪,离之。大安初,改适萧特末”。离婚改嫁的自由,是当时辽朝社会婚姻状况的实际反映,绝不仅仅局限于公主群体。但元朝史臣不了解这一情况,在撰修《辽史》时将公主离婚改嫁多作为罪状列入《公主表》中的“罪”栏,实为不妥。后族女性成员,改嫁之例亦不乏见。如秦晋国妃萧氏,先嫁耶律隆庆,后嫁隆庆子宗政(因宗政拒绝而未成亲),又嫁刘二玄。而钦哀后掌权之时,“后姊秦国夫人,早年嫠居,艳丑私门,后见长沙王名谢家奴,瑰伟美姿容,为杀其妃,而以秦国妻之。后妹晋国夫人,喜户部使耿元吉貌美,后从晋国之请,亦为杀其妻,以晋国妻之”[31]。皇族和后族离婚再嫁之风的盛行,是契丹社会婚姻较为自由的表现。

    5.实行收继婚。

收继婚制度曾在北方民族中普遍实行,契丹社会也不例外。宋人文简惟说:“虏人风俗,取妇于家而其夫身死,不令归宗,则兄侄皆得以聘之,有妻其继母者。”[32]秦晋国妃在其夫耶律隆庆去世后,圣宗皇帝及戚属甚至于强迫隆庆子宗政收娶秦晋国妃,但宗政却加以拒绝,“辞以违卜,不即奉诏”[33]。驸马都尉萧挞不也“坐昭怀太子事被害,其弟讹都斡欲逼尚公主,公主以讹都斡党乙辛,恶之”[34]。这说明当时的契丹社会,大多数人仍把收继婚看作天经地义的义务,但也有些人已开始反对这项制度,不愿执行,这可能与中原文化的影响有一定关系。[35]

 

四、后族的特权和政治影响

 

    辽朝的后族几乎享有与皇族相对等的特权,是仅次于皇族的特权世家大族集团,它们的活动状况,对辽朝政治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后族的最大特权是世预后选。一个皇后尤其是摄政皇后的产生,对于她的本生家族来说,无疑意味着将为家族带来巨大的利益。辽朝后妃参预国政,多喜重用本生家族的成员。如钦哀后初摄政,即“诸弟皆王之,虽汉五侯无以过”[36]。而且“前后恩赐,不可纪极;诸连姻娅,并擢显官”。甚至于连“咸无劳绩”的“后家奴隶”,也“皆授防、团、节度使”[37]。这种特权和利益,显然是普通世家大族所无法比拟的。

后族还具有参与一些重要官职如北府宰相等世选的特权。姚从吾先生曾对辽朝北府宰相一职的情况进行过统计分析,共得历任北府宰相48人,而外戚萧氏占38人。“又查外戚三十八人中,明言是后族,而有世预北府宰相之选特权的,得二十三人,约占四十八人中的半数。”[38]可见,在实际任官过程中,后族世选官在其有世选资格的官位上实占有绝对的优势。同皇族一样,后族成员既可以出任中央及地方的重要官职,也可以出任一些小部族的官职。但后族所属的帐分,其官职则一般由本后族成员担任,他族人基本无权出任。为了使这种世选特权免受外来冲击,圣宗时还曾专门下诏加以强调。太平八年(1028),“诏两国舅及南、北王府,乃国之贵族,贱庶不得任本部官”[39]

后族作为支持皇权的一支重要力量,在军事上还具有统领部族兵和拥有私兵的特权。就部族兵的统领权力来说,同皇族帐的情况一样,国舅帐部族兵的各级军事首领,也完全由后族成员来充任。《契丹国志》卷一五《外戚传》所载述律鲁速,“太祖皇后兄也,蕃部人,世为酋长”,以本部兵跟随辽太祖征战,多有战功。圣宗开泰六年(1017),“诏国舅帐详稳萧隗洼将本部兵东征高丽”[40]。其他如“国舅之族”萧常哥,亦曾“历本族将军”[41]。上述事例,充分说明了后族成员在本部族中的军事指挥权。同时,由于后族拥有大量的奴隶、媵臣,所以,他们也完全可以利用这些奴隶、媵臣或其他依附人口,组成具有一定势力的“家兵”,这在契丹社会是完全合法的。太平九年(1029),渤海地区爆发大延琳之叛,“时国舅详稳萧匹敌治近延琳,先率本管及家兵据其要害,绝其西渡之计”[42]。萧匹敌的家兵,无疑是极具实力的一支军事力量。

后族在经济上享有多种特权。首先是同皇族一样,可以创建头下军州。头下军州创建后,创建者在法定范围内享有全部的所有权,其子孙也可以继承这种所有权。《辽史》卷三七《地理志》云“以私奴置投下州”,可见头下军州的经济内容主要是“私奴”。在奴隶制较为盛行的辽朝社会,私奴就是重要的财富。其次是作为“国之贵族”[43],后族成员可以经常获得最高统治者的大量赏赐。因受到特殊宠遇而获得赏赐虽然不局限于后族成员,但对于后族成员来说,却是比较常见的事情。在朝廷举行的重大吉凶礼仪中,后族成员少不了参加,获得赏赐甚至成为其经常性的经济特权。如举行瑟瑟仪时,“皇族、国舅、群臣与礼者,赐物有差”[44]。除了建头下军州和获得赏赐之外,娶公主所带来的经济利益也是后族不容忽视的一项特权。辽朝的公主,大多可为驸马家族带来较大的经济利益。如下嫁北府宰相萧继先的景宗长女观音女,“皇后尤加爱,赐奴婢万口”[45]。“奴婢万口”显然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圣宗的两个女儿晋国长公主和燕国长公主,也曾分别获赐四千“媵臣”户。秦国王耶律隆庆之女韩国长公主,嫁与萧昌裔,亦获赐“媵臣”一千户。这些获得庞大奴婢赏赐的公主、驸马,也均有权力创置头下军州,以头下军州的形式来实施对媵臣户的剥削。

    在辽朝的政治结构中,后族具有极为重要的政治地位,因而它们也就不能不具有广泛的政治影响。契丹建国前后,后族成员涌现出大批跟随阿保机四处征战的佐命功臣,如萧敌鲁、萧阿古只等等。此后,随着后族地位的逐步确立,特权的逐步加强,其政治影响愈来愈大。

辽王朝历史上的重大政治、军事事件,莫不有后族成员的参与。虽然从总体上说,后族对皇权起了支持的作用,但后族的活动,也往往对皇权构成一定程度的威胁和破坏。这种威胁和破坏,一方面表现在叛乱事件中,尽管后族直接发动的叛乱并不多见,但许多以皇族成员为首的叛乱,却往往少不了后族成员的参与。另一方面,后族之间的权力斗争,由于属于上层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也往往对辽朝的政局产生直接的影响。尤其是辽朝后期,后族之间矛盾日益突出,权力之争日益激烈,酿成了一系列政治事件,对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辽史》作者曾议论说:“辽之亡也,虽孽降自天,亦柄国之臣有以误之也。当天庆而后,政归后族。奉先沮天祚防微之计,陷晋王非罪之诛,夹山之祸已见于此矣。”[46]这一对后族政治作用的认识,基本上是符合历史实际的。蔡美彪先生《辽代后族与辽季后妃三案》[47]一文,对辽季后族政治作用作了较为详细的阐释,是颇有学术见地的。该文通过对后族间政治斗争的分析,认为辽朝的衰亡并非由于宗室与外戚、帝党与后党之争,而是由于后族内部的权力争夺。可见,辽朝的兴衰,与后族的政治行为是息息相关的。

 

 原刊《黑龙江民族丛刊》2007年第2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世家大族与辽代社会”(批准号:05CZS007)阶段性成果。

[1] 王善军:《论辽代皇族》,《民族研究》2003年第5期。

[2] 有关辽代后族的已有研究成果,最多的是关于后族世系关系的探索,如冯永谦《辽史外戚表补证》(《社会科学辑刊》1979年第3期),蔡美彪《辽史外戚表新编》(《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第2期),魏奎阁《辽史外戚表新补》(《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等;其次是关于后族政治活动的探索,如蔡美彪《辽代后族与辽季后妃三案》(《历史研究》19942期)等;也有学者探讨了后族的居地等问题,如向南《辽代萧氏后族及其居地考》(《社会科学辑刊》2003年第2期)等。

[3]《辽史》卷七一《后妃·德祖宣简皇后萧氏传》。

[4]《辽史》卷七一《后妃·太祖淳钦皇后述律氏传》。

[5]《辽史》卷七三《萧敌鲁传》。

[6]《辽史两萧塔列葛传辨析》,载《中国史论集》,天津古籍出版社19947月版。

[7]《辽史》卷一七《圣宗纪八》。

[8]《资治通鉴》卷二八六后汉高祖天福十二年三月壬辰。

[9]《辽史》卷一七《圣宗纪八》云:“诏两国舅及南、北王府,乃国之贵族,贱庶不得任本部官。”

[10]“辽内四部族”为:遥辇九帐族,横帐三父房族,国舅帐拔里、乙室已族,国舅别部。

[11] 参见嵇训礼《辽睿智萧后族属考》,《民族研究》1987年第6期。

[12] 参见王善军《辽太宗皇后考》,《黑龙江民族丛刊》2005年第5期。

[13]《辽史》卷七一《后妃·太宗靖安皇后萧氏传》。

[14]《辽史》卷七三《萧阿古只传》。

[15]《辽史》卷七一《后妃·圣宗钦哀皇后萧氏传》。

[16]《圣宗钦哀皇后哀册》,《辽代石刻文编》第283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17]《契丹国志》卷一三《后妃传·圣宗萧皇后》。

[18]《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五景元年八月壬申。“占名为萧氏奴”,《契丹国志》卷八《兴宗文成皇帝》作“占名乐工,为萧氏奴”。

[19]《兴宗仁懿皇后哀册》,《辽代石刻文编》第375页。

[20] 蔡美彪先生在《辽代后族与辽季后妃三案》(《历史研究》1994年第2期)一文中认为,《辽史•营卫志》所载的“辽内四部族”中的“国舅帐拔里、乙室已族,国舅别部”,依据了旧部族志的记录,乃是圣宗时的情况,太宗时列为国舅帐的述律氏家族此时已不在其列。这是由于将述律氏当作一个独立于拔里、乙室已族之外而与之并列的家族了。

[21]《萧勃特本墓志》,《内蒙古辽代石刻文研究》第201页,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25月版。

[22]《辽史》卷七三《萧敌鲁传》。

[23]《辽史》卷一《太祖纪上》。

[24] 关于这一族系,蔡美彪据《辽史》卷一二《圣宗纪三》“国舅太师萧闼览为子排亚请尚皇女延寿公主”,认为萧排亚为萧挞凛之子,又据《辽史》卷八八《萧排亚传》“国舅少父房之后”一语,将这一族系统统列入拔里家族之少父房,并推断有关不符记载均为史、志误记,实为不确(《辽史外戚表新编》,《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第2期)。冯永谦认为萧思温一族于《外戚表》均应下降一世,甚是。又据《秦晋国妃墓志》及《辽史》记载,考证萧排亚为阿古只四世孙,亦是(《辽史外戚表补证》,《社会科学辑刊》1979年第3期)。按,《辽史》的《萧思温传》所云“宰相敌鲁之族弟忽没里之子”与《萧幹传》所云“皇后(萧绰)以父呼幹”,可证这一族系为乙室已家族无疑。

[25]《辽史》卷七八《萧思温传》。

[26]秦国太夫人墓志》,《内蒙古辽代石刻文研究》第84页。

[27]《辽史》卷五《世宗纪》。

[28]《辽史》卷三一《营卫志上》。

[29]《契丹国志》卷二三《族姓原始》。

[30] 辽朝公主不局限于皇帝之女。《辽史》卷三七《地理志一》云:“辽制,皇子嫡生者,其女与帝女同。”由此,嫡生皇子之女亦得封公主或长公主,其夫亦为驸马都尉。复有宗室女为和亲需要而封为公主者,嫁与外国或属部首领。

[31]《契丹国志》卷一三《后妃·圣宗萧皇后传》。

[32] 文简惟:《虏廷事实》,《说郛》卷八,涵芬楼本。

[33]《耶律宗政墓志》,《辽代石刻文编》,第308页。

[34]《辽史》卷六五《公主表》。

[35] 参见朱子方《从出土墓志看辽代社会》,《社会科学辑刊》1979年第2期。

[36]《辽史》卷七一《后妃·圣宗钦哀皇后萧氏传》。

[37]《契丹国志》卷一三《后妃传·圣宗萧皇后》。

[38]《说辽朝契丹人的世选制度》,《辽史汇编》第9册。

[39]《辽史》卷一七《圣宗纪八》。

[40]《辽史》卷一五《圣宗纪六》。

[41]《辽史》卷八二《萧常哥传》。

[42]《辽史》卷一七《圣宗纪八》。

[43]《辽史》卷一七《圣宗纪八》。

[44]《辽史》卷四九《礼志一》。

[45]《辽史》卷六五《公主表》。

[46]《辽史》卷一○二论曰。

[47]《历史研究》1994年第2期。


2010-06-19 10:33:52
    
责任编辑:康 鹏    
 
  •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辽宋金元史学科主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