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开国年代问题

——立足于史源学的考察

                     刘浦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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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契丹开国年代问题,历来存在着许多不同说法。《辽史》谓太祖耶律阿保机于公元907年称帝建国,后于916年建元神册。而今天辽史学界则普遍认为,阿保机在907年仅仅是取代遥辇氏可汗成为契丹部落联盟长,至916年才称帝建元,建立大契丹国。不过,仍有少数学者主张应当信从《辽史》的记载,视907年为辽朝开国元年。[1] 此外,上世纪30年代,曾有日本学者根据五代及宋代文献的记载,提出契丹当建国于天赞元年(922);[2] 甚至有人认为耶律阿保机始终未曾称帝建国,直至辽太宗始采用中国皇帝名号。[3]
   契丹究竟何时建国,可谓辽代历史上的头等大事,而这样一个重大历史问题却如此众说纷纭,给辽史研究平添了许多混乱。本文打算从史源学的角度对此做一番较为系统的考察,并结合史料源流的辨析进行学术史的梳理,以期厘清契丹开国史的基本线索。[4]
 
一、辽朝史家的说法及其历史知识之传承
 
   尽管辽宋金元时代有关契丹开国史的各种不同记载林林总总,但总括起来可以纳入两个历史知识传承系统。一是源自辽朝史家的历史叙述,从辽朝诸国史到金、元两代所修《辽史》均属这一系统,本文称之为北朝文献系统;二是源自五代及宋代史家笔下的历史传说和历史考证,从五代诸朝实录到宋代各种相关史籍,以及元人所作《契丹国志》,均可纳入这一系统,本文称之为中土文献系统。
   在北朝文献系统中,今天能够看到的最权威的文献史料理应是《辽史》。所以我们首先应检讨《辽史·太祖纪》的相关记载:
 
(唐天祐三年)十二月,痕德堇可汗殂,群臣奉遗命请立太祖。曷鲁等劝进。太祖三让,从之。
元年春正月庚寅,命有司设坛于如迂王集会堝,燔柴告天,即皇帝位。尊母萧氏为皇太后,立皇后萧氏。北宰相萧辖剌、南宰相耶律欧里思率群臣上尊号曰天皇帝,后曰地皇后。……
神册元年春二月丙戌朔,上在龙化州,迭烈部夷离堇耶律曷鲁等率百僚请上尊号,三表乃允。丙申,群臣及诸属国筑坛州东,上尊号曰大圣大明天皇帝,后曰应天大明地皇后。大赦,建元神册。……(三月)立子倍为皇太子。[5]
 
按此记载,遥辇氏痕德堇可汗卒于唐天祐三年(906)十二月,耶律阿保机遂于次年正月称帝,号天皇帝;太祖十年(916)二月,上尊号大圣大明天皇帝,并建元神册。这就是《辽史》有关契丹开国史的正式说法。
   元人所修《辽史》,其史源主要出自辽耶律俨《皇朝实录》、金陈大任《辽史》,以及题名宋人叶隆礼、实为元代书贾赝作的《契丹国志》。[6]有线索表明,有关契丹开国史的记载很可能源自《皇朝实录》一书。按《辽史·朔考》始自太祖元年(907),至太祖十一年(当为九年)后续以神册元年,而在太祖元年四月丁未朔下即注明“耶律俨”,[7]意谓耶律俨《皇朝实录》是年四月为丁未朔,这说明《皇朝实录》亦始于太祖元年,当是以太祖元年为契丹立国之始。《皇朝实录》修撰于道宗寿昌至天祚乾统间。《辽史》卷九八《耶律俨传》谓寿昌间“修《皇朝实录》七十卷”,又据《王师儒墓志》说:“及任宣政殿大学士判史馆事,编修所申,国史已绝笔。宰相耶律俨奏,国史非经大手刊定,不能信后,拟公再加笔削,上从之。”[8]这里所说的“国史”就是指《皇朝实录》,墓志称王师儒授宣政殿大学士、判史馆事,时在寿昌六年(1100),且谓卒于次年,可知《皇朝实录》纂成于道宗末。而《辽史·天祚纪》乾统三年(1103)十一月又有“召监修国史耶律俨纂太祖诸帝实录”的记载,按寿昌六年成书的《皇朝实录》,其下限当止于兴宗朝,或许乾统三年又命耶律俨续修道宗一朝实录,故最终成书已是天祚以后的事情。[9]   
   如上所述,《皇朝实录》之成书既已晚至辽末,它有关契丹开国史的说法想必不会是辽朝史家最原始的文本记录。据冯家昇先生考证,在《皇朝实录》之前,辽朝曾先后三次纂修国史。[10]其中最早的一次是圣宗统和九年(991)室昉等所撰《实录》二十卷。《辽史·圣宗纪》曰:统和九年正月乙酉,“枢密使、监修国史室昉等进《实录》,赐物有差”。《室昉传》亦云:“表进所撰《实录》二十卷,手诏褒之。”室昉是时已年过七旬,大概只是以枢密使领衔监修而已,此书主要成于邢抱朴之手。《邢抱朴传》谓统和间“迁翰林学士承旨,与室昉同修《实录》”,即指此事。辽朝所谓的“实录”,实际上是指纪传体的国史,而并非为每位皇帝单独修撰的编年体实录,但因统和九年所上《实录》起讫不明,无法断定它是否包含辽朝开国史的内容。第二次是兴宗重熙十三年(1044)成书的《实录》。据《辽史·兴宗纪》,是年六月丙申,“诏前南院大王耶律谷欲、翰林都林牙耶律庶成等编集国朝上世以来事迹”。《耶律谷欲传》也说:“奉诏与林牙耶律庶成、萧韩家奴编辽国上世事迹及诸帝实录,未成而卒。”《耶律庶成传》则说:“偕林牙萧韩家奴等撰《实录》及《礼书》。”关于此书内容及其断限,《萧韩家奴传》说得最清楚:“擢翰林都林牙,兼修国史。……(重熙十三年)诏与耶律庶成录遥辇可汗至重熙以来事迹,集为二十卷,进之。”此书似乎仍被称为《实录》,只不过兼容遥辇时代契丹史罢了。既知其起讫为“遥辇可汗至重熙以来事迹”,则显然应包括辽朝开国史的内容。第三次是道宗大安元年(1085)所上七帝《实录》。《辽史·道宗纪》是年十一月辛亥,“史臣进太祖以下七帝《实录》”,所谓“七帝”,即指太祖至兴宗,此书当然也会涉及契丹建国的那段历史。
   根据上述情形来看,辽代史家所记述的本朝开国史,最早当见于统和九年《实录》,最迟应不晚于重熙十三年《实录》。[11]而耶律俨《皇朝实录》有关耶律阿保机称帝建国的记载,则无非是取资于前朝所修的这几种国史而已。
   众所周知,耶律俨《皇朝实录》直至元末尚存于世,并成为元人所修《辽史》的重要史源之一。而鲜为人知的是,在辽朝亡国之后,包括《皇朝实录》在内的若干种辽朝国史仍见于南宋甚至明人的著录。《遂初堂书目》地理类有《契丹实录》一书,[12]《宋史·艺文志》传记类也有《契丹实录》一卷,但均不题作者名氏。明代藏书家陈第《世善堂藏书目录》为我们提供了更为明确的信息,此书著录两种辽朝国史,一种为“《辽先朝事迹抄》四本,萧韩家奴”,另一种为“《辽实录抄》四本,耶律俨”。[13] 很明显,前者是重熙十三年萧韩家奴等人所修《实录》的一个节抄本,后者则是耶律俨《皇朝实录》的一个节抄本。《世善堂藏书目录》编成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而陈氏世善堂藏书之散佚无存,大约是在乾隆以前。《知不足斋丛书》本有鲍廷博乾隆六十年(1795)跋云:“乾隆初年,钱塘赵谷林先生(昱)赍多金往购,则已散佚无遗矣。”据此推测,这两种辽朝国史抄本可能亡佚于清初。[14]
   凭直觉判断,见于南宋及明人著录的这几种辽朝国史,其来路很可能是相近的。与元朝史馆中所藏的《皇朝实录》不同,它们都是篇幅不大的节本。尤袤收藏的《契丹实录》虽未注明卷数,但估计与《宋史·艺文志》著录的一卷本《契丹实录》应是同一种书,既然只有一卷,无疑也是一个节本。根据这种情况分析,大概辽朝民间流传着各种国史的节抄本,在宣和间燕京六州入宋之后始为宋人所见,这就可以解释为何它们都是晚至南宋以后才见于著录。[15] 但遗憾的是,南宋时代恐怕很少有人知道这些抄本的存在,也从未见于征引,所以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辽朝史家有关契丹开国史的记载似乎完全不为宋人所知晓。
   不用说宋人,就连金人对辽代历史也所知甚少。元好问曾经感慨地说:“呜呼,世无史氏久矣。……泰和中,诏修《辽史》,书成,寻有南迁之变,简册散失,世复不见。今人语辽事,至不知起灭凡几主,下者不论也。”[16] 这说的是金朝末年的情况。金人明确谈到契丹建国年代问题者,仅见于修端的《辩辽宋金正统》一文:
 
辽太祖阿保机乘时而起,服高丽诸国,并燕云以北数千里。与朱梁同年即位,是岁丁卯。至丙子,建元神册。在位二十年。[17]
 
修端是金末燕山人,据李治安先生考证,该文就作于金朝亡国的那一年(1234)。[18] 需要说明的是,金朝遗民王恽曾将此文抄入《玉堂嘉话》,但字句却颇有异同,上面这段文字引作:“辽太祖阿保机乘时而起,服高丽诸国,并燕云已北数千里。改元神册,与朱梁同年即位(原注:元年丁卯)。在位十九年。”[19] 对照两个本子,可以看出王恽所见者似是初稿,后来苏天爵收入《国朝文类》者可能是经作者修改润色过的定本。前者谓“改元神册,与朱梁同年即位(元年丁卯)”,语义比较含混,容易让人误以为改元神册和即位都是在丁卯年(907);后者改为“与朱梁同年即位,是岁丁卯,至丙子,建元神册”,就没有任何歧义了。又前者称太祖“在位十九年”亦不确,严格算起来,从太祖元年(907)至天显元年(926),首尾应为二十年,故后者改为“在位二十年”也是可取的。
   修端的上述说法与我们今天看到的《辽史》的记载是完全吻合的,因此他的这种历史知识的来源便是一个值得追究的问题。据他在该文中说:
 
(章宗)选官置院,创修《辽史》。后因南宋献馘告和,臣下奏言靖康间宋祚已绝,当承宋统,上乃罢修《辽史》。缘此中州士大夫间,不知辽金之兴,本末各异。向使《辽史》早成,天下自有定论,何待余言!
 
这里所说的《辽史》系章宗朝奉敕修撰,因最终成于陈大任之手,故习称陈大任《辽史》。《金史·章宗纪》明文记载,这部《辽史》告成于泰和七年十二月壬寅,而修端却说未成而罢,可见他从未见过此书。[20] 他对辽朝开国史的了解,一种可能是来自于熙宗皇统间纂修的萧永祺《辽史》,[21] 另一种更大的可能性则是来自于如《皇朝实录》之类的某一辽朝国史。
   自元人所修《辽史》问世之后,后代史家在谈到契丹开国史时通常都采用《辽史》的说法。
   如元末陈桱所作《通鉴续编》,虽以续《通鉴》为名,但其中包括“唐天复至周亡、辽夏初事为《通鉴外编》一卷”(即该书卷二),[22] 故亦涉及契丹建国年代问题。卷二丁卯年(907)正月谓“契丹耶律阿保机称帝”,丙子年(916)二月称“契丹大赦,建元”,即出自《辽史》。
   明人有关辽代历史的著述,目前能够见到的仅有杨循吉的《辽小史》一书,该书在谈到耶律阿保机称帝建国时说:“唐天复四年,痕德堇可汗死,国人立以为皇帝,制如中国,是为辽太祖。时当五代之始。”[23] 此书旨趣意在重新建构宋辽金正统体系,于史实颇不经意,这段表述也很不准确。根据《辽史》的说法,痕德堇可汗卒于唐天祐三年(906)而非天复四年(904),这是其一;又《辽史》称耶律阿保机是在痕德堇可汗死后次年才即位的,此处时序不明,这是其二。不过既谓太祖称帝“时当五代之始”,可见还是取《辽史》之说,只不过抄书过于粗疏而已,这是明人的通病,不足为怪。
   再举清人的几种史学著述为例。钟渊映《历代建元考》卷下谓耶律阿保机“以唐天祐四年丁卯称帝,十年建元,在位二十年”。[24] 此系以《辽史·太祖纪》为据。又道光间汪远孙所作《辽史纪年表》,其自序曰:“叶志与史异者,附注于后,俟究心史学者是正云。”[25]“叶志”指题名叶隆礼的《契丹国志》,《契丹国志》的纪年与《辽史》颇多出入,汪氏一以《史》为凭据,《志》有歧异者则附注于后。清末李有棠所作《辽史纪事本末》,卷首《帝系考》、《纪年表》及卷一《太祖肇兴》均涉及契丹建国年代问题,与《辽史》无异,且神册元年下有考异云:“薛史不载建元事,至太宗方纪天显之名,疑当时未得其传故也。”[26] 可见作者对《辽史》的记载是深信不疑的。
 
二、中土文献系统中有关契丹开国史的种种异说
 
   相对于辽朝史家的记载来说,中土文献系统中有关契丹开国史的各种传说完全属于另外一个历史知识传承系统,因为毕竟是间接地传述异邦的历史,众说纷纭是在所难免的。
   在五代文献中,有一种记载将耶律阿保机称帝建国年代置于9世纪末叶。据《通鉴考异》说:
 
《汉高祖实录》、《唐余录》皆云阿保机设策并诸族,遂称帝,在乾宁中刘仁恭镇幽州前。……《编遗录》开平二年五月太祖赐阿保机记事犹呼之为卿,及言臣事我朝,望国家降使册立。必未称帝,安得在刘仁恭镇幽州前!《唐余录》全取《汉高祖实录》契丹事作传,最为差错。[27]
 
此说始见于《汉高祖实录》,该书系后汉隐帝时“监修苏逢吉、史官贾纬等撰,乾祐二年上”。[28]《唐余录》即《唐余录史》,乃宋仁宗时王皞所作五代别史。[29] 按刘仁恭之为幽州节度使,其事在唐昭宗乾宁二年(895),[30] 将契丹建国置于“刘仁恭镇幽州前”,显系传闻之误。司马光已明确否定了这种意见。
   又一说认为耶律阿保机称帝建国应在后唐建立前后,这是五代及宋代文献中最常见的一种说法。《旧五代史·契丹传》云:
 
及钦德政衰,有别部长耶律阿保机,最推雄劲,族帐渐盛,遂代钦德为主。……及阿保机为主,乃怙强恃勇,不受诸族之代,遂自称国王。……天祐末,阿保机乃自称皇帝,署中国官号。[31]
 
这里说的“天祐末”,是指李存勗称帝前一直使用的唐天祐年号。朱温篡唐自立后,河东李氏仍禀李唐正朔,奉行哀帝天祐年号,一直沿用到天祐二十年(923)建立后唐时为止。《旧五代史》有关阿保机称帝建国的这一记载当源于五代实录。《册府元龟》卷九五八《外臣部·国邑二》明确地说:“后唐天祐末,其酋阿保机乃僭称皇帝,署中国官号。”卷九六七《外臣部·继袭二》也说:“有别部酋长阿保机,自称国王。后唐天祐末,僭称皇帝。”[32] 虽然我们无法知道这两条史料的具体出处,但众所周知,《册府元龟》中的五代十国史料主要取材于五代诸朝实录及《旧五代史》,如果推断这两条史料出自五代实录,想来问题不大。由此可见,将耶律阿保机称帝建国的年代定位于后唐建立前的天祐末年,应该是五代时期比较普遍的一种看法。
   与《旧五代史》相比,《新五代史》记述的契丹建国过程似乎不够明晰:
 
(耶律阿保机)其立九年,诸部以其久不代,共责诮之。……尽杀诸部大人,遂立,不复代。……乃僭称皇帝,自号天皇王,……名年曰天赞,以其所居为上京。[33]
 
欧公的这段叙述缺乏明确的时间坐标,没有说明阿保机何时称帝,但从下文“名年曰天赞”一语来看,大概是认为阿保机天赞元年(922)始称帝建元。《新五代史》的这一说法或许是受到《虏廷杂记》的影响,《通鉴考异》引赵志忠《虏廷杂记》曰:耶律阿保机“自号天皇王,始立年号曰天赞,又曰神册,国称大辽”。[34] 赵志忠系契丹归明人,庆历元年(1041)八月弃辽奔宋,撰有多种介绍辽朝情况的杂史、笔记、舆图等,其中最重要的一种便是嘉祐二年(1057)四月献上朝廷的《虏廷杂记》十卷。[35] 因此书是一部笔记性质的“杂记”,记述容有不周,加之可能还有作者记忆失真的因素,故于太祖所建年号交代不清,所谓“始立年号曰天赞,又曰神册”,似是说阿保机称帝之时建元天赞,后又改元神册。欧阳修可能就是受此误导。按《新五代史》的这种说法,阿保机称帝建元的天赞元年也就是后唐天祐十九年(922),这与《旧五代史》等书主张的天祐末称帝说并不矛盾。
   与此近似而略有不同的另一种说法,认为阿保机称帝建元是后唐建立以后的事情。《通鉴考异》曰:
 
阿保机称皇帝,前史不见年月,《庄宗列传·契丹传》在庄宗即帝位、李存审守范阳后。[36]
 
《庄宗列传》一书虽不见于著录,但《通鉴考异》屡有引用,司马光说:“后唐闵帝时,史官张昭远撰《庄宗功臣列传》。”[37] 即此书。查后唐庄宗李存勗即帝位在天祐二十年(923)四月,李存审为卢龙节度使守幽州在同年三月,[38] 按《庄宗功臣列传》的说法,阿保机称帝即在此之后。这与上述天祐末称帝说或天赞元年称帝说其实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由于五代时期人们普遍倾向于认为耶律阿保机称帝建国应在后唐建立前后,这就连带引出了另一个问题,即辽朝究竟何时建元以及后代史家究应如何看待《辽史》纪年的真伪?《旧五代史·契丹传》只说后唐天成三年(928)“德光伪改为天显元年”,绝口不提此前有年号。类似记载可以在五代实录中找到出处,《册府元龟》卷九五六《外臣部·总序》就说“虏主德光始建年纪”。宋人说得更加明确:“(阿保机)后唐天成元年卒,伪谥大圣皇帝。次子元帅太子德光立二年,始私建年号曰天显。”[39]
   这种说法对后人影响很大,1930年代,日本学者桥本增吉氏曾撰文讨论辽朝建国年代问题,认为《辽史》及其他五代宋元文献有关契丹开国史的记载均不足取,惟有《旧五代史》最可信赖。他据此得出的结论是,耶律阿保机大约在唐天祐三年或四年(906—907)成为契丹主,但终阿保机一生并未采用中国皇帝名号,《旧五代史》只有天显纪元,说明《辽史》中的神册和天赞年号都是后来史家杜撰的。[40] 直至上世纪末,西方学者仍对太祖纪元持有怀疑态度,《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在卷首的辽朝年表下有一条注说:“神册和天赞年号是否存在还有疑问,它们可能是后来为追溯916年以前独立的契丹国的纪年而追加的年号。”第71页又有一条注释说:“对于阿保机的年号神册和天赞也有很大争议,有些学者认为是后来追加的。当时能得到绝对证实的第一个年号是阿保机临终之年所采用而被其继承者太宗所继续使用的天显年号。”[41] 这一疑问就主要源于桥本增吉的上述见解。
   当时的另一位日本学者小川裕人氏对此提出异议,并撰文与桥本氏进行反复商榷。他不同意太祖未曾称帝、天显是辽朝第一个年号的结论,并举出洪遵《泉志》卷一一所见辽钱“天赞通宝”作为辽朝确有天赞年号的证据。不过,在阿保机称帝建国的年代问题上,他仍坚持新旧《五代史》、《册府元龟》等书的天祐末之说,即认为阿保机天祐十九年(922)称帝并建元天赞,这就意味着否定了《辽史》的神册纪元。[42]
  说到天赞年号的真伪问题,或许有人对小川氏举出的证据不以为然,因为传世钱币真赝参半,不像出土文物那么可靠。然而根据我们今天掌握的考古材料来看,已足以对这个问题下一定论。如1989年发现于内蒙古宁城县的《大王记结亲事》碑,刻于天赞二年(923),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时代最早的辽朝碑刻。[43] 1994年,在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宝山村发掘的两座辽墓,其中一号墓西壁壁画左上角有墨书题记:“天赞二年癸(未)岁,大少君次子勤德年十四,五月廿日亡,当年八月十一日于此殡,故记。”[44] 2007年夏,考古工作者在对辽代祖陵陵园进行的考古发掘中,发现若干块辽太祖纪功碑残石,其中有“天赞五年”、“昇天皇帝”等字样。[45] 据《辽史·太祖纪》,天赞五年(926)二月改元天显,是年七月太祖崩,次年八月葬于祖陵。太祖纪功碑提及天赞五年,大概是天显二年立碑时追述上年年初攻灭渤海的经过。这些考古材料说明所谓太宗始立年号的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
   其实,在五代及北宋时代,中原汉人对契丹的情况是相当隔膜的,即便像辽代纪年这样并非很隐秘的事情,人们的了解也极为有限。《新五代史·四夷附录》徐无党注就曾谈到这个问题:“契丹年号,诸家所记,舛谬非一,莫可考正,惟尝见于中国者可据也。”据他说,只有后晋天福元年(936)耶律德光《立晋高祖册文》所称“天显九年”,以及开运四年(947)辽灭石晋后发布的赦书所称“会同十年”为中原士人耳闻目睹,“惟此二者,其据甚明,余皆不足考也”。[46] 试以《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长编》、《契丹国志》所记载的辽朝纪年与《辽史》做一比较,就会发现它们之间大部分年号或其起讫都不相吻合,[47] 而《辽史》的纪年则大抵可以得到石刻史料的印证。因此,就神册年号而言,虽然目前尚无地下出土文物提供的“二重证据”,但不能仅仅以它不见于五代文献记载就否定其存在。
   长期以来,中外历史学家大都倾向于将中土文献系统中有关契丹开国史的传说当作信史来看待,[48] 大概只有杨志玖先生算是一个例外。他在《阿保机即位考辨》一文中对这些传说做了一个总的清算,指出它们有许多关节与史实不符:10世纪初叶的契丹远不止八部,而且从遥辇氏时代以来的诸位可汗均非三年一代,阿保机之立为可汗也不是出于八部的推举。他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所谓阿保机不受代和并吞八部自立为王的故事都是没有根据的传闻。[49] 事实上,如果将中土文献中的契丹开国传说与《辽史》做一比较,似乎很难在两者间找到什么共同点。一方面,阿保机被推举为可汗,后在八部逼迫下退位,最后设计并吞八部的故事,在北朝文献系统中几乎完全得不到印证;另一方面,阿保机取代遥辇氏成为可汗后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是家族内部的斗争,其间历经几次诸弟之乱才最终确立世袭君主权,而这个过程在中土文献系统里竟连一点影子都看不到。由此想来,尽管五代诸朝实录有关阿保机称帝建国的记载都是时代很早的东西,但毕竟只是来自于异邦的传闻而已,怎能当作第一手史料来使用?
 
三、神册元年称帝说的来历
 
   综上所述,上一节谈到的有关耶律阿保机称帝建国年代的种种说法,都是无法印证的历史传说。在中土文献系统中,真正值得我们重视的是《资治通鉴》的一段考证。
   针对五代以来有关契丹开国年代的种种纷纭,《资治通鉴》做过一番认真的考证,并在《考异》中引述了《纪年通谱》的一段文字:
 
旧史不记(阿)保机建元事。今契丹中有历日,通纪百二十年。臣景祐三年冬北使幽蓟,得其历,因阅年次,以乙亥为首,次年始著神策之元,其后复有天赞。按《五代·契丹传》,自耶律德光乃记天显之名,疑当时未得其传,不然虏人耻保机无号,追为之耳。[50]
 
《纪年通谱》是宋代颇为流行的一种历史知识手册,作者为宋庠,成书于庆历六年(1046)。[51] 上文自称“臣景祐三年冬北使幽蓟”,但《长编》中并没有宋庠使辽的记载。检《长编》卷一一九景祐三年八月丙辰:“左正言、知制诰、史馆修撰宋祁为契丹生辰使,礼宾副使王世文副之。”而《辽史·兴宗纪》重熙五年(即景祐三年)十月则说:“宋遣宋郊、王世文来贺永寿节。”傅乐焕先生因谓“宋祁,《辽史》作‘宋郊’,误”。[52] 其实《辽史》并没有错误,出错的是《长编》。按宋庠本名宋郊,关于他更名的始末,见于《长编》卷一二一宝元元年三月戊戌:
 
刑部员外郎、知制诰宋郊为翰林学士。……左右知上遇郊厚,行且大任矣。学士李淑害其宠,欲以奇中之,言于上曰:“宋,受命之号也;郊,交也。合姓名言之为不详。”上弗为意。他日以谕郊,因改名庠。(原注:庠更名在十二月乙未,今联书之。)
 
由此可知,宋郊于宝元元年(1038)十二月更名宋庠,那是在他景祐三年出使辽朝之后的事情。可见《长编》是将景祐三年八月丙辰使辽的“宋郊”误记为“宋祁”了。[53]
   在确定《纪年通谱》这段引文内容的真实性之后,接下来再对它做一点分析。据宋庠说,他景祐三年(1036)使辽时见到的历书,始自乙亥岁(915),“通纪百二十年”,则应止于重熙三年(1034)。首先需要解释的是,这本历书为何不是始于太祖元年(907)或神册元年(916),而是始于乙亥岁?它是否与契丹建国年代有什么关联?这让我想起范成大乾道六年(1170)出使金朝时见过的一种小本历,据说也是“通具百二十岁”。[54] 辽金时代民间通行的历书皆纪百二十年,恐怕不是一个巧合,这种现象可以从宋代文献中得到解释。《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至道二年(996)十一月丁卯条有这样一条记载:
 
司天冬官正杨文镒上言,请于新历六十甲子外,更增二十年。[55] 事下有司,判司天监苗守信等议,以为无所稽据,不可行用。上曰:“支干相承虽止于六十,倘两周甲子,共成上寿之数,期颐之人,得见所生之岁,不亦善乎!”因诏有司,新历以百二十甲子为限。
 
据此可知,在太宗至道以前,一般历书按惯例以六十年为限,至道二年以后颁行的新历则包含两个甲子,即百二十年。辽金民间行用的历书“通纪百二十年”,大概就是仿效宋历的结果。宋庠所见辽朝历书编成于重熙三年(1034),首尾百二十年,故理应始于乙亥岁(915),这与契丹建国年代原来毫无关系。宋庠指出,该历书始自乙亥,次年丙子(916)记为神策(册)元年,其后还有天赞年号,与《旧五代史·契丹传》至耶律德光始有天显纪元不符。他认为有两种可能,一是《旧五代史》记述不周,“疑当时未得其传”;二是辽朝史家有意作伪,疑“虏人耻保机无号,追为之耳”。
   司马光和范祖禹根据《纪年通谱》提供的重要线索,对契丹建国年代做了非常审慎的处理,《通鉴》贞明二年(916)十二月末记述阿保机称帝及改元神册一事:
 
初,燕人苦刘守光残虐,军士多归于契丹,及守光被围于幽州,其北边士民多为契丹所掠,契丹日益强大。契丹王阿保机自称皇帝,国人谓之天皇王,以妻述律氏为皇后,置百官。至是,改元神册。
 
《考异》特地对此做了说明:“阿保机称皇帝,前史不见年月。……不知其称帝实在何年,今因其改年号,置于此。”[56] 作者参酌诸说,既不认为契丹建国会早到唐昭宗乾宁二年以前,也不认为会晚至后唐建立前后。按作者的意思,阿保机称帝建国当在贞明二年之前,最迟不晚于是年——即见于辽朝历书的神册元年丙子。但究竟应在何时不好判断,姑置于此。对于没有见过《辽史》的《通鉴》作者来说,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已经是非常难得了。
   然而《资治通鉴》这一严谨的表述却也不免遭致后人的误解。《契丹国志》卷一《太祖大圣皇帝》曰:“丙子神册元年(梁均王贞明二年):是年,阿保机始自称皇帝,国人谓之天皇王,以妻述律氏为皇后,置百官,建元曰神册,国号契丹。”卷首《契丹国九主年谱》也说:“太祖大圣皇帝,梁均王贞明二年丙子称帝,国号大契丹,改元神册。”孟广耀先生认为,《契丹国志》将阿保机称帝建国系于神册元年,当是误解《通鉴》的结果。[57] 这是一个令人信服的结论。笔者的相关研究成果表明,《契丹国志》一书是元朝书贾托名宋人叶隆礼编纂出来的一部伪书,成书于元成宗大德十年(1306)之前。[58] 该书帝纪部分在宋朝建国前主要取材于《通鉴》,宋朝建国后则以抄《长编》为主。将《契丹国志》卷一的那段话与上文所引《通鉴》贞明二年十二月记事做一比较,即可明显看出二者间的因袭关系。但因《契丹国志》作者没有细读《通鉴考异》的缘故,故误解了《通鉴》的原意,径直将此事系于神册元年。其实在此之前,宋人已经有过类似的误解。晁公迈《历代纪年》卷一○云:“太祖大圣皇帝姓耶律,名亿,初名阿保机。国名契丹,僭称皇帝,自号天皇王,改国号大辽,建元神策(原注:梁末帝贞明二年丙子)。……右大辽自梁末帝贞明二年丙子阿保机建国,至本朝宣和六年甲辰灭,九世。”[59] 据说此书有绍兴七年(1137)自序,[60] 但卷一○所记金朝纪年迄于熙宗皇统末,其成书当在绍兴二十年以后。这是目前能够见到的最早明确提出契丹建国于神册元年的说法。又《通鉴纲目》卷五四后梁贞明二年末曰:“契丹称帝,改元。”目云:“契丹王阿保机自称皇帝,国人谓之天皇王,……改元神册。”很显然,这两种宋代文献所谓神册元年建国说,也都是出于对《通鉴》原文的误读。
   在《辽史》问世之前,《契丹国志》的说法在当时颇有影响。《释氏稽古略》卷三云:“贞明二年,阿保机始自称皇帝,国号大契丹,年曰神册,国人谓之天皇王。”[61] 此书有至正十四年(1354)李桓序及至正十五年崔思诚题识,四库提要谓书成于至正初,不知何据。这段文字显然是取自《契丹国志》。又《佛祖历代通载》卷一七丙子岁(916)下说:“辽主阿保机称帝立国,号大契丹,改元天赞,辽之始也。”后有小注:“中国简册所不载,远夷草昧无可考,故其年代不可得而详也。”[62] 此书既然将阿保机称帝立国系于丙子岁,应该也是本之《契丹国志》,但又谓是年改元天赞,似乎是兼取《新五代史》的说法。
 
四、契丹开国史再认识——学术史的梳理
 
   《辽史》一书自元末问世以后,很快便以其官修正史的身份取代了出自坊肆书贾之手的《契丹国志》而大行于世,此后人们在谈到契丹开国史时无不以《辽史》为据,于是《契丹国志》之神册元年建国说遂渐渐湮没不闻。
  至20世纪上半叶,历史学家开始对《辽史》的记载发出质疑。首开其端者是日本学者松井等,他于1915年发表的长文《契丹勃兴史》,概括地叙述契丹从兴起到建国的五百余年历史,其中讨论了耶律阿保机称帝建国年代问题。该文认为,《资治通鉴》考定阿保机于贞明二年称帝立国并建元神册,其结论可从。对于《辽史》和《契丹国志》的矛盾,松井氏做了如下推论:《辽史》谓阿保机于开平元年称帝,九年后建元神册,《契丹国志》则认为阿保机称帝是神册元年的事情,这一矛盾可以用《新五代史》讲述的契丹开国故事来解释。据欧阳修说,阿保机被推举为契丹主,九年不受代,最后诱杀七部大人而得以并吞诸部。由此可以推知,阿保机在开平元年只是被立为契丹主,九年后统一契丹诸部,才在贞明二年称帝建元,正与《新五代史》阿保机立九年不代的说法相符。[63]
   据我所知,这是现代历史学家最早倡言神册元年称帝建国说者,后来这派观点在辽史学界占据主流,恐怕与此文有很大关系。[64] 但松井等与《历代纪年》、《通鉴纲目》和《契丹国志》的作者犯了一个同样的错误,即误解了《通鉴》的原意。
   上世纪40年代初,金毓黻先生在《东北通史》中也提出了与此类似的看法。他认为,《辽史·太祖纪》谓阿保机于开平元年即皇帝位,“此所谓皇帝,即可汗之译称,后来史臣夸张其词,称曰皇帝,其实非也”。又据汉地传说,称阿保机为契丹主九年而被迫退位,自居汉城,当在后梁贞明元年(915);此后不久在盐池之会中伏兵消灭七部大人,遂于次年称帝建国,建元神册。[65]这种说法与松井等的观点十分接近,只是对阿保机为王九年的解释略有不同,一说九年指907年为契丹主至916年称帝,一说九年指907年称可汗至915年暂时退居汉城,但在神册元年称帝建国这一点上并无歧异。
  1950年代以后,上述观点已逐渐成为辽史学界多数学者的共识。如赵卫邦、[66]蔡美彪、[67]张正明、[68]陈述、[69]杨树森、[70]李桂芝、[71]李锡厚[72]等人,都在他们的论著中接受了开平元年即可汗位、神册元年称帝建国的结论。但这些论著均存在着一个同样的问题,在提出一个与《辽史》截然不同的说法时,学者们既不对史料源流做必要的辨析考证,也没有任何学术史的交代,似乎这是一个不言自明、不存在任何争议的问题。姑且不论其观点正确与否,如此理所当然的结论未免显得太突兀了。
   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仍有少数学者依然坚持《辽史》旧说,如杨志玖、[73]华山、费国庆 、[74]舒焚 [75]等,不过由于他们并非专门讨论此事,故对于契丹开国年代的见解都只是一笔带过。1981年,孟广耀先生撰文重新检讨阿保机称帝建国年代问题,指出今天学界通行的神册元年称帝说出自《契丹国志》,而《契丹国志》之所以将阿保机称帝一事系于神册元年,乃是误解《通鉴》的结果,于是孟文力主回到《辽史》的开平元年称帝说,但因未能提出什么有说服力的证据,故亦不为学界所认同。[76]
 
五、结语
 
   自10世纪以来,契丹开国年代始终是一个众说纷纭、疑点很多的问题:既有《辽史》的开平元年说,又有《契丹国志》的神册元年说;在五代文献中,还有早至9世纪末,晚至梁、唐之际的种种说法;甚至有的历史学家认为耶律阿保机始终未曾采用中国皇帝名号。虽然今天辽史学界的认识已经基本趋于统一,普遍认为辽太祖称帝建国应在神册元年,但大抵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对于这一结论的来龙去脉从来无人予以深究。
   今天看来,《辽史》的开平元年称帝说确实很难让人相信。首先,从种种迹象判断,当时契丹尚未建立国家政权,也还没有创立中华帝国特有的年号制度。按《辽史·太祖纪》的说法,是时耶律阿保机已有天皇帝之称,而契丹归明人赵志忠则谓阿保机“自号天皇王”,[77] 多种五代文献以及宋庠《纪年通谱》也都称之为天皇王,可见天皇帝应该是后来才有的名号。其次,从《辽史》里看得很清楚,在阿保机取代遥辇氏可汗之后,并未能够马上确立世袭君主地位。契丹世选制的政治传统是建立世袭皇权制度的最大障碍,在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镇压了来自家族内部的三次叛乱之后,阿保机才最终在神册元年称帝建国,并宣布立长子耶律倍为皇太子,这标志着世袭皇权的正式建立。[78]
   那么,《辽史·太祖纪》又为何会将阿保机称帝建国一事系于开平元年呢?如上所述,《辽史·太祖纪》的直接史源是《皇朝实录》,亦即出自辽朝国史系统。已知辽朝的第一部国史是成书于统和九年(991)的室昉《实录》,即便此书包含辽朝开国史的内容,其成书之时上距开平元年也已有八九十年之久,属于事后追述。由于辽朝的修史制度很不完备,恐怕很难指望建国初期的历史会有什么文字记载保存下来,仅凭口耳相传,自然难免疏漏。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辽史·太祖纪》所记阿保机称帝建国事,竟连辽朝的国号都只字未提,其疏漏可想而知。[79] 因此,如果辽朝史家将耶律阿保机开平元年取代遥辇氏可汗成为契丹之主误记为即皇帝位,确实不是没有可能的。
   今天学界通行的神册元年称帝说,仅见于两种南宋文献《历代纪年》、《通鉴纲目》以及出自元人之手的《契丹国志》,究其史源,无非是出于对《通鉴》原文的误解,按说不足为凭。但综合各种文献记载来看,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一说法是最有可能接近历史真相的。其理由如下:
第一,《辽史·太祖纪》明确记载是年二月丙申建元神册,宋庠所见重熙三年历书也以是年为神册元年,这是阿保机采用汉制皇帝名号的一个最明确的信号。
第二,《辽史》中还有两个很能说明问题的迹象,一是神册元年三月立长子耶律倍为太子,二是神册三年二月营建皇都。[80] 立储和建都无疑都是阿保机建立契丹国家政权、确立世袭皇权制度的标志性事件。
第三,中土文献系统中广泛流传的阿保机为王九年的故事,可以作为开平元年立为可汗、神册元年称帝的一个旁证。在五代实录、《新五代史》、《资治通鉴》等书中,都有阿保机被推举为契丹主、九年不受代的故事,松井等和金毓黻先生不约而同地将这个故事与契丹建国过程联系起来,认为它实际上反映了阿保机从907年立为可汗到916年即皇帝位的事实。[81]这一推断是很有道理的。在中土文献系统有关契丹开国史的种种传说中,这大概是惟一能够与《辽史》相互印证的内容。
总而言之,虽然神册元年称帝说并没有来源可靠的直接文献依据,但根据我们今天对辽朝历史的认识,它却很可能是一个正确的结论。《历代纪年》、《通鉴纲目》和《契丹国志》诸书作者无意中的误解,可谓歪打正着,正中其鹄。
 
——原载《中华文史论丛》2009年第4期
 


[1]华山、费国庆:《阿保机建国前契丹社会试探》,《文史哲》1958年第6期;孟广耀:《耶律阿保机建国称帝年代考论》,《内蒙古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
[2]小川裕人:《橋本增吉氏の「遼の建國年代に就いて」を讀む》,《东洋史研究》1卷5号,1936年6月。
[3]桥本增吉:《遼の建國年代に就いて》,《史潮》第6年1号,1936年2月。
[4]关于契丹从部落到国家的发展演变过程,前人已有很多研究,故本文不拟涉及。
[5]《辽史》卷一《太祖纪上》,中华书局,2000年,第1册,2—3、10—11页。
[6]参见冯家昇:《辽史源流考》,见《冯家昇论著辑粹》,中华书局,1987年,117—130页。
[7]《辽史》卷四四《历象志下·朔考》,第2册,568页。按传世诸本皆至太祖十一年后始续以神册元年,与《太祖纪》不合,汪曰桢《历代长术辑要》卷八已指出其误。点校本校勘记详细分析了其致误之由:“按太祖十年已建元神册,不当有十年、十一年。盖先是七、八两年重出,后误改重出之七年、八年为九年、十年,又改原九年为十一年。”(第680页,校勘记七)
[8]《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45册,142页。
[9]检《辽史》卷四三《闰考》和卷四四《朔考》,直至天祚保大年间仍有耶律俨《皇朝实录》的相关记载,令人难以理解,故《皇朝实录》的下限究竟止于何时,仍是一个有待考究的问题。
[10]参见冯家昇:《辽史源流考》,《冯家昇论著辑粹》,102—103页。
[11]《廿二史劄记》卷二七“辽史”条云:“至兴宗时,耶律孟简上言:‘本朝之兴,几二百年,宜有国史,以垂后世。’……兴宗始命置局编修。其时有耶律谷欲、耶律庶成及萧韩家奴实任编纂之事,乃录遥辇氏以来事迹及诸帝实录共二十卷上之。盖圣宗以前事皆是时所追述也。”按耶律孟简上言乃道宗大康间事(见《辽史》卷一○四《文学传下》),此处误为兴宗朝,遂与耶律庶成等人重熙十三年所上实录混为一谈;又辽朝最早修成的一部实录成书于圣宗统和九年,赵翼谓圣宗以前事皆兴宗时所追述,亦不确。冯家昇先生已指出其误,见《辽史源流考》,《冯家昇论著辑粹》102页。
[12]尤袤:《遂初堂书目》,涵芬楼《说郛》本。
[13]陈第:《世善堂藏书目录》卷上“史类·实录”,《知不足斋丛书》本。
[14]不过,曾有学者对陈氏《世善堂藏书目录》的性质提出过疑问,怀疑它并非实藏书目,而是一部待访书目(见《顾颉刚读书笔记》第1卷《琼东杂记》“陈第藏书”条,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88页)。按此书著录的两种辽朝国史均见于卷上“史类·实录”,实录类末有小注曰:“内多奇闻异事、正史所未载者,亦有与正史相矛盾者,不可不知。约而抄之,共四十五本。”据此可知,实录类中著录的45册历代实录,均系陈氏手抄本。
[15]与此情况类似的还有《契丹会要》和《大辽国登科记》,分别见于《遂初堂书目》地理类和《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传记类,也是到南宋才见于著录。
[16]《故金漆水郡侯耶律公墓志铭》,《国朝文类》卷五一,《四部丛刊》本。
[17]修端:《辩辽宋金正统》,《国朝文类》卷四五。
[18]因原文仅称“岁在甲午”,故以往学界对此文之系年颇有分歧,或谓指至元三十一年甲午(1294)。按修端谓“今年春正月,攻陷蔡城,宋复其仇”云云,李治安《修端〈辩辽宋金正统〉的撰写年代及正统观考述》(见《内陆亚洲历史文化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据以考定为太宗六年甲午(1234),今从其说。
[19]《玉堂嘉话》卷八,杨晓春点校本,中华书局,2006年,170页。
[20]日本学者古松崇志认为,陈大任《辽史》可能在贞祐南迁之后即隐晦不显,故元好问误以为亡于“南迁之变”,修端甚至以为原未成书,直至元末修《辽史》时才被重新发现。参见氏著《脩端「辯遼宋金正統」をめぐって——元代における「遼史」「金史」「宋史」三史編纂の過程》,《东方学报》(京都)第75册,2003年3月,146页。
[21]据《金史·熙宗纪》、《萧永祺传》、《移剌子敬传》记载,熙宗时,辽遗老耶律固奉诏修《辽史》,未成而卒,其弟子萧永祺续成之,皇统八年(1148)上之于朝。参见冯家昇《辽史源流考》,《冯家昇论著辑粹》,105—106页。
[22]陈桱:《通鉴续编》自序,元刊本卷首。
[23]杨循吉:《辽小史》(不分卷),《辽海丛书》本。
[24]钟渊映:《历代建元考》卷下“辽”,《守山阁丛书》本。
[25]《二十五史补编》,中华书局,1986年,第6册,8033页。
[26]李有棠:《辽史纪事本末》卷一《太祖肇兴》,中华书局,1983年,上册,47页。
[27]《资治通鉴》卷二六九后梁贞明二年十二月《考异》,中华书局,1982年,第19册,8809页。《汉高祖实录》、《唐余录》有关耶律阿保机称帝建国的记载,见《通鉴》卷二六六后梁开平元年五月《考异》所引。
[28]《直斋书录解题》卷四起居注类,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127页。
[29]《直斋书录解题》卷四别史类曰:“《唐余录史》三十卷,直集贤院益都王皞子融撰。宝元二年上。是时惟有薛居正五代旧史,欧阳修书未出。此书有纪,有志,有传,又博采诸家小说,仿裴松之《三国志》注,附其下方。盖五代别史也。”
[30]见《资治通鉴》卷二六○唐昭宗乾宁二年八月壬子,第18册,8475页。
[31]《旧五代史》卷一三七《外国列传一·契丹传》,中华书局,1986年,第6册,1827—1830页。
[32]又《册府元龟》卷九五六《外臣部·总序》云:“天祐末,契丹阿保机遂建大号,署百官,为城郭。梁祖建号,契丹遣使求封册。”这条史料中的“天祐末”究竟是指唐天祐末还是后唐天祐末,似乎还存在歧义。若是指后唐天祐末,则与下文“梁祖建号,契丹遣使求封册”一事时间先后相左。姑存疑待考。
[33]《新五代史》卷七二《四夷附录一》,中华书局,1986年,第3册,886—888页。《文献通考》卷三四五《四裔考·契丹上》也基本上照抄《新五代史》的这段文字。
[34]《资治通鉴》卷二六九后梁贞明二年十二月《考异》,第19册,8809页。
[35]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八五嘉祐二年四月辛未条。
[36]《资治通鉴》卷二六九后梁贞明二年十二月《考异》,第19册,8809页。
[37]见《资治通鉴》卷二五三唐乾符五年二月《考异》,第17册,8197页。按张昭远因避后汉高祖刘知远讳,更名张昭,《宋史》卷二六三有传,谓昭于后唐明宗天成四年(929)“上《武皇以来功臣列传》三十卷”。又《五代会要》卷一八《修国史》曰:“应顺元年(934)闰正月,平章事兼修国史李愚与修撰判馆事张昭远等,进新修《唐功臣列传》三十卷。”据《旧五代史》卷四六《唐末帝纪上》,清泰元年(934)七月乙丑,“史官张昭远以所撰庄宗朝列传三十卷上之”。同书卷六七《李愚传》:“长兴季年,……(愚)转门下侍郎,监修国史,兼吏部尚书,与诸儒修成《创业功臣传》三十卷。”《武皇以来功臣列传》、《唐功臣列传》、《创业功臣传》皆《庄宗功臣列传》之别名,惟《宋史》所称成书年代不确。
[38]见《资治通鉴》卷二七二后唐同光元年三月己卯,第19册,8881页。
[39]《宋会要辑稿》蕃夷一之一。
[40]桥本增吉:《遼の建國年代に就いて》,《史潮》第6年1号,1936年2月,51—86页;《舊五代史契丹傳について》,《东洋史研究》2卷1号,1936年10月,36—58页。
[41]德〕傅海波等:《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史卫民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3、71页。该书英文本出版于1994年,其中辽代部分由杜希德(Denis Twitchett)教授执笔。
[42]小川裕人:《橋本增吉氏の「遼の建國年代に就いて」を讀む》,《东洋史研究》1卷5号,1936年6月,26—37页;《遼の建國に就いて》,《东洋史研究》2卷3号,1937年2月,27—45页。
[43]参见李义:《辽代奚“大王记结亲事”碑》,载《辽金西夏史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年;《内蒙古宁城县发现辽代〈大王记结亲事〉碑》,《考古》2003年第4期。此碑首行即称“天赞二年五月十五日”云云。
[44]齐晓光等:《内蒙古赤峰宝山辽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1998年第1期,参见82—83页。
[45]董新林等:《辽代祖陵考古发掘取得重要收获》,《中国文物报》2007年11月28日第2版。
[46]《新五代史》卷七三《四夷附录二》,第3册,908页。若按此说,天显元年当为后唐天成三年(928),《旧五代史》等谓耶律德光即位两年后始“改为天显元年”,大概就是由此而来。然据《辽史》,天显元年实为后唐天成元年(926)。可见即便是徐无党提到的这两个年号,中土文献的记载也未必都靠得住。
[47]关于《契丹国志》与《辽史》纪年的歧异,可参看松井等:《遼代紀年考》,《满鲜地理历史研究报告》第3册,1916年12月,362—408页;刘浦江:《关于〈契丹国志〉的若干问题》,收入氏著《辽金史论》,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323—334页。
[48]参看《廿二史札记》卷二七“《辽史》二”条。又如田村实造试图将中土文献中的契丹开国传说与《辽史》的记载糅合到一起,并煞费周章地考证耶律阿保机为可汗时所治汉城以及传说中的盐池之会究竟在什么地方,参见氏著《中國征服王朝の研究》上册,京都大学东洋史研究会,1964年, 119—123页。
[49]杨志玖:《阿保机即位考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7本,1948年4月,213—225页。但此文并没有讨论阿保机称帝建国的年代问题。
[50]见《资治通鉴》卷二六九后梁贞明二年十二月《考异》,第19册,8809页。
[5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五九庆历六年七月丁亥:“参知政事宋庠上所撰《纪年通谱》。”参见衢本《郡斋读书志》卷五编年类、《直斋书录解题》卷四编年类。
[52]傅乐焕:《宋辽聘使表稿》,见《辽史丛考》,中华书局,1984年,198页。陈述《辽史》点校本仅出一异同校,未置可否,见《辽史》卷一八《兴宗纪一》,第1册,223页。
[53]检范镇《宋景文公祁神道碑》,亦无宋祁使辽的记载。见《琬琰集删存》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90年,71—76页。
[54]《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四五,引范成大《揽辔录》。
[55]“更增二十年”句,《职官分纪》卷一七“太史局·五官正”、《玉海》卷一○律历门历法下“至道王睿献新历”条皆作“六十年”,似是。
[56]《资治通鉴》卷二六九后梁贞明二年十二月,第19册,8808—8809页。按照《通鉴》一书的作者分工,唐五代部分系由范祖禹分撰,这段考证有可能出自其手笔。但司马光既任笔削取舍之责,最后这样处理也应该能够代表他的观点。
[57]孟广耀:《耶律阿保机建国称帝年代考论》,《内蒙古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46—53页。
[58]参见刘浦江:《关于〈契丹国志〉的若干问题》、《〈契丹国志〉与〈大金国志〉关系试探》,均见《辽金史论》, 323—334、357—372页。
[59]《续修四库全书》据宋绍熙三年盱江郡斋刻本影印,第826册,史部政书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207—208页。
[60]《直斋书录解题》卷四编年类:“《历代纪年》十卷:济北晁公迈伯咎撰。……其自为序,当绍兴七年。”但今本仅存卷二至卷十,其自序已佚。
[61]《大正藏》卷四九史传部一,848页。
[62]《大正藏》卷四九史传部一,651页。此书编年迄于顺帝元统元年,有至正元年虞集序。
[63]松井等:《契丹勃興史》,原载《满鲜地理历史研究报告》第1册,1915年12月,参见249—251页;刘凤翥汉译文,载《民族史译文集》第10期,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刊,1981年。
[64]但奇怪的是,后来主此说的中国学者却从来无人提及松井等此文,也许是对学术史关注不够,也许是缺乏学术规范意识的缘故。
[65]金毓黻:《东北通史》上编,长春:《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社翻印本,1980年,305—307页。此书由重庆五十年代出版社初版于1943年。
[66]赵卫邦:《契丹国家的形成》,《四川大学学报》1958年第2期,4—6页。
[67]蔡美彪:《契丹的部落组织和国家的产生》,《历史研究》1964年第5、6期合刊,184、189页;《中国通史》第6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23—29页;《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辽”条,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377页。
[68]张正明:《契丹史略》,中华书局,1979年,24—29页。
[69]陈述先生上世纪40年代初版的《契丹史论证稿》和80年代修订重版的《契丹政治史稿》均对契丹建国年代问题避而不谈,但实际上他也赞同神册元年建国说。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契丹”条,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368页。
[70]杨树森:《辽史简编》,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20—27页。
[71]李桂芝:《辽金简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25—26页。
[72]李锡厚、白滨:《辽金西夏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9—12页。
[73]参见前揭杨志玖:《阿保机即位考辨》。
[74]华山、费国庆:《阿保机建国前契丹社会试探》,《文史哲》1958年第6期,52页。
[75]舒焚:《辽史稿》,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119—129页。
[76]前揭孟广耀:《耶律阿保机建国称帝年代考论》。
[77]《资治通鉴》卷二六九后梁贞明二年十二月《考异》引赵志忠《虏廷杂记》,第19册,8809页。
[78]关于契丹世袭君主权力的确立过程,前人已有深入研究。可参看小川裕人:《遼室君主權の成立に関する一考察》(1-4),连载于《东洋史研究》3卷5、6号及4卷1、2号,1938年6—12月;前揭蔡美彪:《契丹的部落组织和国家的产生》。
[79]辽朝曾经先后数次更改国号,但仅有一次见于《辽史》记载,故清代学者在这一点上屡屡指责《辽史》的疏漏。参见刘浦江:《辽朝国号考释》,《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
[80]因辽朝实行捺钵制度,都城仅具有象征性意义。故神册元年建国时尚未建都,后来在阿保机身边汉人谋臣的怂恿下,才于两年后营建皇都,太宗会同元年(938)诏以皇都为上京。参见杨若薇:《契丹王朝政治军事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172—175页。
[81]对于阿保机立九年不受代的传说,小川裕人的理解与此不同,他认为这里说的“九年”是指从唐天复元年(901)阿保机任夷离堇至梁开平三年(909)统一契丹诸部。其理由是,《辽史·太祖纪》自天复元年后每年都有阿保机频频攻伐周边部族的战事报道,惟独太祖三年(909)十月至四年七月没有任何记载,估计当时阿保机正忙于处理契丹内部矛盾,也就是说,此数月间正是他被迫退位到诱杀七部大人的这个过程。参见前揭小川裕人:《橋本增吉氏の「遼の建國年代に就いて」を讀む》,33—34页。笔者以为此说欠妥,阿保机天复元年任夷离堇还不能被称为契丹主,所谓为王九年只能从他取代遥辇氏可汗成为契丹部落联盟长之时算起。
 
   
    承蒙浦江师惠赐力作,谨致谢忱!

2011-10-01 10:15:38
    
责任编辑:康 鹏    
 
  •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辽宋金元史学科主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