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太宗朝的“皇太子”名号问题

——兼论辽代政治文化的特征

                     邱靖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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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辽史·太宗纪》“册皇弟李胡为寿昌皇太子”的记载,历来被学者视为一个单纯的文字讹误问题,其实这个问题远比我们所想象的要复杂得多。本文通过文献考索和政治文化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李胡被封为“皇太子”一事绝非史官之误记,而是反映了辽初契丹人对汉文化懵懂无知的真实状况。实际上,像这样误用汉式名号的现象在整个辽朝一代都是十分常见的,从中可以折射出辽代政治文化的一个鲜明特征,即在汉化过程中简单机械地效仿汉制而形成的所谓“沿名之风”。这种现象实则是契丹汉化不彻底的重要表征,同时也是辽金元时期契丹、女真、蒙古等北方民族在走向汉化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共性。

  关键词:辽代  契丹  皇太子  皇太弟  李胡  政治文化

 

 

 

《辽史·太宗纪》有一条看似很蹊跷的记载,天显五年(930)三月乙亥,“册皇弟李胡为寿昌皇太子”。自元代以来直至今日,学者们都想当然地认为此处“皇太子”必系“皇太弟”之误(说详下文)。然而本文的研究表明,这个问题远比我们所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实际上,这并非一个单纯的文献正误问题,它牵涉到我们对契丹汉化进程中某些历史特性的理解和认识,需要从辽代政治文化的层面去进行新的解读。

 

一、辽太祖时期的所谓“自在太子”

 

据宋代文献记载,李胡在辽太祖时曾被称为“自在太子”。那么,太祖时期的“自在太子”李胡与太宗朝的“皇太子”李胡究竟有何异同?在讨论本文的主题之前,有必要首先澄清这个问题。

宋琪《平燕蓟十策》云:

 

(阿保机)妻述律氏生三男:长曰东丹;次曰德光,德光南侵还,死于杀胡林;季曰自在太子。

晋末,……其诸大首领有太子、伟王、永康、南北王、于越、麻荅、五押等。[1]

 

据《宋史·宋琪传》,宋琪本是幽州蓟县人,石敬瑭割让幽蓟后入辽,在辽登进士第,曾为寿安王(即辽穆宗)侍读。辽伐后晋,宋琪被辟为赵延寿僚属,随军南下。辽军灭晋后,旋即北撤,宋琪滞留中原,后仕于宋,宋太宗时官至宰相。太宗欲北伐,命群臣献策,“琪生长戎虏,习知边事”,[2] 遂进《平燕蓟十策》,其中谈及辽初的君王世系和诸大首领。宋琪长期生活于辽,对辽初的政治军事情形相当熟悉,因此他的记载具有较高的可信度。邓广铭先生根据此文并结合《辽史》和《契丹国志》的相关记载,指出李胡在太祖时被称为“自在太子”,直至太宗时期仍有“太子”之称。[3] 然而根据笔者的研究来看,问题恐怕并非如此简单。

“自在太子”之称不见于《辽史》[4] 惟《契丹国志》一书有比较详细的记载:

 

自在太子名阮,太祖第三子,母曰述律氏。少豪侠,有智略,善弹工射,太祖奇之,曰:“吾家铁儿也。”征渤海时,山坂高峻,士马惮劳苦,太子径于东谷缘崖而进,屡战有功。后渤海平,封为自在太子。[5]

 

如将这段引文与《辽史》相对照,便会发现两者互有牴牾:第一,“自在太子名阮”之说亦见于《长编》,[6] 但于《辽史》无征。《辽史·李胡传》谓李胡有二子,一为宋王喜隱,一为卫王宛,故《契丹国志》点校本校勘记推断说:“宛疑即阮,误以子名当父名耳。” [7] 这种解释可姑备一说。第二,李胡生于太祖六年(912),天赞四年(925)太祖征渤海时,“皇后、皇太子、大元帅尧骨皆从”,[8] 时李胡年仅十三,虽有可能随军征讨,但未必有什么显赫的战功。《契丹国志》是元代坊肆书贾杂抄宋人史籍而成的伪书,纰漏谬误之处甚多,上文有关李胡的夸耀之辞未必可信,不过“自在太子”之称既见于宋琪章奏及《长编》,应该是确有其事的,但可能不是一个正式的封号,而是时人对李胡的俗称。[9]

我们知道,早在阿保机神册元年(916)称帝之时,就已封长子耶律倍为皇太子,既然如此,照理说就不应该再有什么其他的“太子”称号,那么“自在太子”的名号又当作何解释呢?其实,在辽太祖时期,不仅是李胡,耶律德光也有“太子”之称。《旧五代史》云:“阿保机凡三子,皆雄伟。长曰人皇王突欲,即东丹王也;次曰元帅太子,即德光也;幼曰安端少君。”[10] 这里说的“安端少君”实为阿保机之弟,此处误以为阿保机之子。[11] “元帅太子”之称亦见于《通鉴》:述律后欲立德光为帝,“命与突欲俱乘马立帐前,谓诸酋长曰:‘二子吾皆爱之,莫知所立,汝曹择可立者执其辔。’酋长知其意,争执徳光辔欢跃曰:‘愿事元帅太子。’”[12] 《通鉴》又谓德光于攻克渤海后始封“元帅太子”,[13] 则恐系传闻之误,天赞元年(922)德光被封为天下兵马大元帅,大概才是“元帅太子”称号的真正来源。

综上所述,可知在太祖时期,阿保机三子均有“太子”之称,其实这种现象在辽金元时代的北方民族中是不足为奇的。《三朝北盟会编》卷18引归正人张汇《金虏节要》云:

 

阿骨打有子十余人,今记其八:一曰阿补,二曰室曷(亶父),三曰没梁虎(与室曷同母,正室所生),四曰窝里孛(人呼作“二太子”,两寇京城者),五曰窝里嗢(人呼作“三太子”),六曰兀朮(人呼作“四太子”),七曰窝里混(人呼作“五太子”,号“自在君”),八曰阿鲁保(邢王)[14]

 

从这段记载来看,阿骨打诸子依其排行被称为“某太子”,应该是时人的一种俗称,而非正式的封号。有趣的是,上文提到窝里混又号“自在君”,这个名号与李胡的“自在太子”颇有相似之处,“自在”之意尚不可解,据笔者揣测,可能是对年幼时获得的某种称号的习惯说法。[15] 又据《元史•宗室世系表》,元太祖六子:长曰朮赤太子,二曰察合台太子,三即太宗,四曰拖雷,五曰兀鲁赤,六曰阔列监太子。[16] 此外,《元史》诸列传亦称拖雷为“四太子”,[17] 又有“兀鲁赤太子”之称。[18] 由此可知,元太祖诸子当时皆有“太子”之称。清代学者赵翼已注意到这种现象,指出蒙元初期“皇子通称为太子”。[19] 总之,辽金元时期北方民族中普遍存在着将皇子通称为“太子”的现象。究其原因,无非是因为这些民族在建国初期汉化程度不深,对中原王朝的名物制度相当陌生,往往照搬汉式名号,而对于这些名号多处于一知半解的状态,将诸皇子通称为“太子”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由此看来,辽太祖时期李胡被称为“自在太子”,实际上反映了辽初“皇子通称为太子”的现象。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在辽代只有称“皇太子”者才是明确的皇位继承人,而所谓的“自在太子”其实并没有皇储的身份和涵义。[20] 因此,“自在太子”与后来李胡在太宗朝获封的“皇太子”并无关联,两者不可相提并论。

 

二、辽太宗朝的“皇太子”李胡

 

李胡在太宗时期被封为“皇太子”,史有明文,言之凿凿。《辽史·太宗纪》云:“(天显五年三月)乙亥,册皇弟李胡为寿昌皇太子,兼天下兵马大元帅。”[21] 但《辽史》一书中亦有多处称李胡为“()太弟”。在汉人看来,李胡既为太宗之弟,则理应册为“皇太弟”,绝不可能称“皇太子”,因此古今学者对《太宗纪》的这条记载多有质疑。

元人陈桱《通鉴续编》在唐长兴元年(即辽天显五年)三月下有“契丹主以其弟李胡为太弟”的记载。[22] 《通鉴续编》成书于至正十年1350),直接取材于当时刚刚修成的辽、宋、金三史,这条记载显然是源自《辽史·太宗纪》,但却改称李胡为“太弟”。清人毕沅《续资治通鉴》谓李胡在太宗时“立为皇太弟兼天下兵马大元帅”,[23] 究其史源,无非也是出自《辽史·太宗纪》,然亦将“皇太子”径改为“皇太弟”李有棠《辽史纪事本末》卷8《舒噜太后称制》在“寿昌皇太子”句下有《考异》云:“《皇子表》及《鲁呼传》均作‘皇太弟’,较妥。”[24] 亦持有类似的看法。罗继祖先生《辽史校勘记》根据《辽史》所见称李胡为“()太弟”诸例,明确指出《太宗纪》“寿昌皇太子”应为“寿昌皇太弟”之误。[25] 后来陈述先生在点校《辽史》时,大概即根据罗校的意见,将《太宗纪》天显五年三月乙亥条的“皇太子”改为“皇太弟”。[26] 崔文印、孟默闻先生点校的《辽史纪事本末》,也将两处“寿昌皇太子”均径改为“寿昌皇太弟”。[27] 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文字改动并没有任何版本依据。上世纪末,刘凤翥先生发表《辽代太宗朝并无皇太子》一文,专门讨论了李胡的皇储封号问题,认为《太宗纪》所见5条“()太子”均应为“()太弟”之误,并指出辽太宗时期只册封过“皇太弟”李胡,而从未立过“皇太子”,《辽史》中“()太弟”李胡与“()太子”李胡并见应归咎于元代史官之误。[28] 此后,这一观点被学界同仁普遍接受,俨然已成定论。

按照上述各家观点,《辽史·太宗纪》所谓的“皇太子”李胡似乎只是一个单纯的文字讹误问题,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一下《辽史》有关李胡皇储封号的所有记载,就会发现这个问题其实远比我们所想象的要复杂得多。“皇太子”与“皇太弟”究竟孰是孰非,实有重新探讨之必要。现将《辽史》所见李胡称“()太子”与“()太弟”诸例分别胪列如下:

 

1  《辽史》所见“()太子”李胡之例

 

()太子”李胡之例

史料出处

1    1

(天显五年三月)乙亥,册皇弟李胡为寿昌皇太子,兼天下兵马大元帅。

3《太宗纪上》,第31页。

2   

(天显十一年闰十一月) 庚午,仆射萧酷古只奏赵德钧等诸援兵将遁,诏夜发兵追击。……仍命皇太子驰轻骑据险要,追及步兵万余,悉降之。

3《太宗纪上》,第39页。

3   

(会同二年)二月戊寅,宴诸王及节度使来贺受册礼者,仍命皇太子、惕隐迪辇饯之。

4《太宗纪下》,第45页。

4   

(会同四年)二月丙申,皇太子获白獐。

4《太宗纪下》,第49页。

5   

(会同五年)二月壬辰,上将南幸,以诸路有未平者,召太子及群臣议。

4《太宗纪下》,第51页。

 

2  《辽史》所见“()太弟”李胡之例

 

()太弟”李胡之例

史料出处

1   

(天显八年正月)庚子,命皇太弟李胡、左威卫上将军撒割率兵伐党项。

3《太宗纪上》,第34页。

2   

(天显八年)三月辛卯,皇太弟讨党项胜还,宴劳之。

3《太宗纪上》,第34页。

3   

(大同元年四月乙丑)皇太弟遣使问军前事。

4《太宗纪下》,第60页。

4   

(大同元年四月甲申)太后闻帝即位,遣太弟李胡率兵拒之。

5《世宗纪》,第63页。

5   

(统和二十六年)七月,增太祖、太宗、让国皇帝、世宗谥,仍谥皇太弟李胡曰钦顺皇帝。

14《圣宗纪五》,第163页。

6   

(大同元年)四月,皇太弟李胡遣使问军事。

58《仪卫志四•汉仗》,第920页。

7   

天显五年,立为皇太弟。

64《皇子表》,第975页。

8   

(天显八年正月)皇太弟李胡率兵伐党项。

70《属国表》,第1130页。

9   

天显五年,遣徇地代北,攻寰州,多俘而还,遂立为皇太弟,兼天下兵马大元帅。

72《章肃皇帝李胡传》,第1213页。

10 

察割曰:太弟忌刻,若果立,岂容我辈!”

112《耶律察割传》,第1500页。

11    11

时太后命皇太弟李胡率兵而南,刘哥、安端遇于泰德泉。……太弟兵败。

113《耶律刘哥传》,第15071508页。

 

综观以上两表,称李胡为“()太子”者共计5例,而称“()太弟”者共计11例。以上各例,诸本皆同,[29] 且“子”、“弟”二字字形迥异,似乎不大可能是《辽史》传抄过程中出现的讹误。

从上述例证来看,尽管称“()太子”者为数较少,但均见于《辽史·太宗纪》,属于第一手的材料。其中最关键的一条史料是《太宗纪》天显五年三月乙亥册李胡为“寿昌皇太子”,首先应该讨论这一记载的真实性。这条史料有明确的年月干支,是目前所见有关李胡皇储封号最原始、最直接的记载,不宜轻易加以否定。另外,还有石刻史料可以间接印证这条记载。李胡所封寿昌皇太子”,其中“寿昌”之号仅见于,但重熙六年(1037)《韩橁墓志》称李胡为“寿昌恭顺昭简皇帝”,[30] “寿昌”盖即源于“寿昌皇太子”之封号。或许这可以从一个侧面佐证上述记载的真实性。

至于《辽史》称李胡为“()太弟”的例证虽有11条之多,但需要具体分析。首先,这些例证多有重复的内容。众所周知,《辽史》的某些志和表并没有独立史源,多抄自纪传。[31] 如表26《仪卫志》条出自例3《太宗纪》,例7《皇子表》条出自例9《李胡传》,例8《属国表》条出自例1《太宗纪》,都能看出明显的因袭关系,故不能仅凭数量多寡来判断“皇太子”与“皇太弟”二者的正误。

其次,值得注意的是,在表1称“()太子”的5例中,除例1之外,其余4均未出现李胡之名,不易判断其所指;而在2称“()太弟”的11例中,9例皆可明确看出其所指为李胡。其中1456811六例系“()太弟”与李胡连称;例2与例1均为同年征党项之事,李胡之名已见于例1正月条,故例2三月条之“皇太弟”一见即知是指李胡;例7见于《皇子表》中李胡条下,例9见于李胡本传,其所指也都相当明确。这就是说,称“皇太子”者多指称不明,而称“皇太弟”者多指称明确。上述情况究竟说明了什么问题呢?这就需要从《辽史》的史源上去加以分析。

元修《辽史》主要取材于辽耶律俨《皇朝实录》和金陈大任《辽史》,“皇太子”与“皇太弟”并见很可能就是由于史源的不同而造成的。上文指出,《太宗纪》天显五年三月乙亥册李胡为“寿昌皇太子”条是目前所见有关李胡皇储封号最原始、最直接的记载,那么,有关“皇太弟”的诸多记载又是从何而来的呢?也许在陈大任或元朝史官看来,身为太宗胞弟的李胡被册封为“皇太子”是不可理解的,因此不能排除后人将“皇太子”臆改为“皇太弟”的可能。从已知的例证正好可以印证这种猜测。前面说过,在称“皇太弟”的例证中,大多指明为李胡,可以设想,当“皇太子”与李胡之名同时出现的时候,史官比较容易发现其中的“错误”,故多径改为“皇太弟”;而称“皇太子”的例证则大多不明所指,故往往为史官所漏改,从而保存了史料的原貌。[32] 这大概就是元修《辽史》中“皇太子”与“皇太弟”并存的原因。[33] 如果仔细分析其具体的史源,可能会有以下几种情况。第一,称“()太子”者源于耶律俨《皇朝实录》,而称()太弟”诸例则可能为陈大任《辽史》所改;第二,在称“()太子”的例证中,既有源于《皇朝实录》者,又有为陈大任《辽史》所漏改者;第三,称“()太弟”的诸多例证,既有可能为陈大任《辽史》所改,也有可能是出自元朝史官的臆改。总而言之,今本《辽史》中“()太子”与“()太弟”并存的现象不外乎以上几种原因,但这几种情况也许是互相交织在一起的。就上述史源情况来看,称李胡为“皇太子”的记载理应出自第一手的原始文献,而称“皇太弟”者则当出自金元史官之手。

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金、元两朝也都存在着与辽代类似的误用“皇太子”名号的现象,照理说金元史官对这种现象应该并不陌生,怎么会臆改“皇太子”为“皇太弟”呢?金初女真人汉化程度不深,确实存在着误用“皇太子”名号的情况,但至金朝中后期女真人已近乎全盘汉化,身为汉人的陈大任对上述现象恐怕已经难以理解。蒙古人的汉化程度远不及女真人,乃至元朝中期仍有误用“皇太子”名号的现象,但有证据表明,当时汉人已有改称“皇太子”为“()太弟”者。《元史》谓武宗“立母弟爱育黎拔力八达(即元仁宗)为皇太子”,[34] 而元末邵亨贞在追述武宗嗣位始末时,却谓“仁宗皇帝以太弟先入居东宫”云云。[35] 《佛祖历代通载》卷22壬申岁亦云:“武宗继统,仁宗以太弟监国。”[36] 都是将“皇太子”仁宗改称为“()太弟”的例子。与此类似的是,上文提到陈桱《通鉴续编》径称李胡为“太弟”,也反映了同样的问题。元修《辽史》以欧阳玄、揭傒斯、张起岩等汉人史臣为主,他们也完全有可能按照汉人的政治文化观念去理解辽朝历史。既然如此,金元史官若将“皇太子”李胡臆改为“皇太弟”,这种可能性应该说是很大的。

以上结论并非仅仅建立在史源分析之上,在《辽史》及宋代文献中还能找到称李胡为“皇太子”的其他旁证。

《辽史·百官志》云:“天下兵马大元帅府。太子、亲王总军政。”[37] 冯家昇先生早已指出,《百官志》“大抵据纪、传、志所见,分条摘列”。[38] 通检《辽史》,有多位亲王曾被封为天下兵马大元帅,但只有李胡一人是以“皇太子兼天下兵马大元帅”,所以此处所谓“太子总军政”显然是特指李胡而言。[39] 《百官志》的这条史料既有可能是取资于今本《辽史·太宗纪》,也有可能是直接源于耶律俨《皇朝实录》或陈大任《辽史》。[40] 不管是哪种情况,这条材料都可被视为李胡称“皇太子”的旁证。

另外,宋代文献中也有两条间接的证据。上文所引宋琪《平燕蓟十策》提到后晋末期辽国诸大首领,其中为首者即“太子”。邓广铭先生已指明这位“太子”就是李胡,但笔者想要强调的是,此处“太子”并非“自在太子”的省称,因为“自在太子”只是李胡在辽太祖时期的俗称,这里所谓的“太子”应指李胡在太宗朝获封的“皇太子”。又据《通鉴》记载,晋高祖石敬瑭“事契丹甚谨”,“岁时赠遗玩好珍异,相继于道,乃至应天太后、元帅太子、伟王、南北二王、韩延徽、赵延寿等诸大臣皆有赂”。[41] 前面说过,耶律德光在太祖朝被称为“元帅太子”,但后晋时期德光早已继位为契丹皇帝,故此处所见“元帅太子”显然不会是指德光;李胡在太宗朝既已被封为“皇太子兼天下兵马大元帅”,所以这位“元帅太子”必指李胡无疑[42] 以上两条史料亦可佐证李胡在太宗朝被称为“皇太子”的事实。[43]

综上所述,无论是就版本依据而言,还是从史源分析的结果来看,都表明《辽史•太宗纪》封李胡为“寿昌皇太子”一事当属可信的原始记载,后人将“皇太子”径改为“皇太弟”恐怕是值得商榷的。

 

三、“皇太子”名号的政治文化解析

 

上文已从文献考索的角度证明,李胡在太宗朝确实被册封为“皇太子”。然而问题在于,既然李胡是太宗之弟,如欲立其为储,则理应封为“皇太弟”,又为何会封为“皇太子”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应当从政治文化的层面去寻求可能的答案。

首先应对李胡被立为皇储的政治背景略作交代。太宗即位后,述律后“常属意于少子李胡”,[44] 有意让其承袭帝位。况且天显五年太宗尚无子嗣,[45] 于是在述律后的授意下,太宗便按照契丹世选制的传统,册封李胡为“寿昌皇太子兼天下兵马大元帅”,正式将其确立为皇位继承人。在汉人的政治文化观念中,“皇太子”名号具有双重涵义,一是皇位继统的政治意义,二是父死子继的伦理内涵。但不可思议的是,辽太宗仅仅将“皇太子”名号理解为一种皇储身份,而完全忽略了其父子相承的伦理关系,这未免让后人觉得难以理解。其实,在辽太宗时期还有过其他类似的情况,可能有助于我们对上述现象的理解。

辽太宗灭晋以后,曾发生过原幽州节度使赵延寿求为“皇太子”的事件。《辽史·赵延寿传》云:

 

太宗克汴,延寿因李崧求为皇太子,上曰:吾于魏王虽割肌肉亦不惜,但皇太子须天子之子得为,魏王岂得为也?盖上尝许灭晋后以中原帝延寿,以故摧坚破敌,延寿常以身先。至是以崧达意,上命迁延寿秩。[46]

 

辽太宗伐晋之初,曾允诺灭晋后“以中原帝延寿”,及辽军克汴,赵延寿遂通过李崧要求太宗依约封其为“皇太子”。显而易见,赵延寿求为“皇太子”,实际上是要求取得类似于石敬瑭“儿皇帝”那样的身份,并凭借这一名分成为中原之主。有趣的是,身为汉人的赵延寿,居然会谋求成为契丹的“皇太子”,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当时契丹人对“皇太子”这个名号缺乏真正的理解,不仅不了解其中所包含的伦理内涵,就连有没有血亲关系似乎都可以不予考虑。不过,显然太宗当时并没有将新征服的中原地区交给汉臣直接统治的意思,于是便以“皇太子须天子之子得为”的理由拒绝了赵延寿的请求。[47] 按契丹传统世选制的观念来理解,这里所谓的“天子之子”,应是泛指天子之子嗣。赵延寿求为“皇太子”虽然遭到了太宗的拒绝,但这件事情本身可以说明,在当时契丹人的观念中,对于“皇太子”名号的理解是很不确切的。由此看来,李胡在太宗朝被封为“皇太子”也并非没有可能。

另外,在金、元两朝也都存在着类似误用“皇太子”名号的现象。天会十年(1132),金太宗吴乞买以太祖孙完颜亶(即金熙宗)为谙班勃极烈,确立为皇位继承人。宋人晁公迈《历代纪年》云:“废主东昏王名亶,初名纳喝啰,阿骨打之孙,吴乞买立为皇太子。” [48] 此处既称完颜亶为吴乞买兄阿骨打之孙,却又明言“吴乞买立为皇太子”,这恐怕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宋人的传闻之误。该书撰成于南宋绍兴年间,所载金初帝王世系与《金史》完全吻合,说明其史源是相当可靠的,故太宗立太祖孙完颜亶为皇太子的记载应该不是空穴来风。又《宣和遗事》谓“金主归天,立太子完颜亶为君”,[49] 也称完颜亶为“太子”。金初实行勃极烈辅政制,居谙班勃极烈之位者即为国之储嗣。[50] 因此当皇孙完颜亶被太宗立为皇储后,金人有可能将其俗称为“皇太子”,而同样没有意识到这个名号与完颜亶的行辈其实是名不副实的。

蒙元一代滥用“皇太子”名号的现象是众所周知的。至元三十年(1293)世祖忽必烈“以皇太子宝授皇孙铁穆耳(即元成宗)”,确立了其皇储地位。[51] 虽未正式册封为“皇太子”,但授以“皇太子宝”毕竟有点不伦不类。后武宗“立母弟爱育黎拔力八达(即元仁宗)为皇太子”,[52] 明宗亦立其弟图帖睦尔(即元文宗)为皇太子,[53] 都是滥用“皇太子”名号的显例。

对于元武宗和元明宗误将“皇太弟”册封为“皇太子”的现象,清人章邦元提出批评:“‘皇太子’宜称‘皇太弟’,若以兄弟为父子,则昭穆乱矣。元人之无学也。”[54] 章氏将这种现象归结为元人的不学无术,并没有点明问题的实质所在。而赵翼的评论则一语中的:

 

按武、明二帝皆以其弟为储副,则皇太弟之号实属相宜,乃反立为皇太子,是直以弟为子矣。盖元人不知有皇太弟故事,但知皇太子为继体之号,而不知其为对君父之称也。[55]

武宗立弟仁宗为皇太子,明宗立弟文宗为皇太子,盖以皇太子为继体君之名号,不论辈行也。[56]

 

赵翼认为,蒙元皇帝之所以如此滥用“皇太子”名号,无非是因为其对汉文化的懵懂无知,误将“皇太子”理解为皇储的专用名号,而不知其中还含有一层父子伦理关系。[57] 上文所述辽、金两朝误用“皇太子”名号的事例,与元朝的情况非常类似,反映了同样一种政治文化现象。

综上所述,辽金元三朝误用“皇太子”名号的种种例证,显然是契丹、女真、蒙古等北方民族汉化不彻底的表现。上文谈到的辽金元时期“皇子通称为太子”的现象,其实也说明了同样的问题。从这样的文化背景来分析,李胡在辽太宗时期被封为“皇太子”就不难理解了。以上就是笔者对太宗朝“皇太子”名号问题的政治文化解析。

 

四、“沿名之风”:辽代政治文化的一个侧面

 

上文围绕太宗朝的“皇太子”名号问题,从文献考索和政治文化分析两个方面得出了一个基本结论,即李胡在天显五年被封为“皇太子”一事绝非史官之误记,而是反映了辽初契丹人对汉文化懵懂无知的真实状况。实际上,像这样误用汉式名号的现象在整个辽朝一代都是十分常见的,从中可以折射出辽代政治文化的一个鲜明特征。

《辽史·百官志序》对辽朝制度有一番总体的评介,其中说道:“至于太宗,兼制中国,官分南、北,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国制简朴,汉制则沿名之风固存也。”[58] 这段话精辟地概括了辽朝的北南面官制度,对此前人已有诸多论述,毋庸赘言,但最后一句所提到的“沿名之风”却似乎从未引起史家的关注。事实上,这在辽朝是一种带有普遍性的现象,元朝史官将其称之为“沿名之风”,可谓是对辽朝政治制度细致入微的观察和总结。

所谓“沿名之风”主要是针对辽朝在汉化过程中简单机械地效仿汉制的做法而言的,指的是沿袭汉“名”而又“名”不副实的一类现象。如果仔细分析辽代“沿名之风”的具体表现,可以大致归纳出以下三类情形:

第一,由于对中原王朝典章制度的一知半解,导致汉文化中的某些政治术语在辽朝的滥用。

辽代契丹人的汉化程度十分有限,对中原王朝典章制度的了解相当肤浅,以致某些很常见的官称和习称也屡屡被滥用。譬如,在辽朝使用频度极高的“宰相”之名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历代王朝的宰相并不是一个固定的官名,而是对某一类职官的通称。宰相的正式官名历代各不相同,但从来没有哪个王朝直接以“宰相”名官。而契丹人因对“宰相”的概念一知半解,常误将其当作一个职官名称来使用,不仅在朝廷设置北府宰相、南府宰相作为北南面官系统中的高级官员,而且国舅帐设有国舅宰相,诸京城设有诸京宰相,甚至在北面部族官中也广设宰相,如女直宰相、渤海宰相等等,可见“宰相”一名使用之滥。[59] 又如中原王朝的三师、三公名号,辽朝除了用以授予大臣外,甚至还将“太师、太保、司徒、司空施于部族”,[60] 与滥用“宰相”官称的情况十分相似。另外,辽朝人口中的“京师”一名也反映了同样的问题。“京师”在中原王朝是特指国都而言的,但由于辽朝实行四时捺钵制度,国家的政治中心并不在任何一个京城,所以当时人缺乏中原王朝那样的国都概念,对“京师”一词的使用也就相当宽泛,以致辽五京多有“京师”之称。[61] 这些例证说明,辽人在袭用中原王朝的某些官称和习称时,往往滥用其名而不究其实。

第二,由于契丹社会伦理行辈观念十分淡薄,使得某些皇室称谓在使用上不够严谨。

我们知道,在契丹社会中广泛存在着甥舅婚、姑侄婚以及“妻后母,报寡嫂”等异辈婚的习俗,[62] 婚嫁不论行辈,说明契丹人的伦理行辈观念非常淡薄。这种现象反映在皇室称谓上,常常表现出用词的不严谨和随意性。譬如在辽代文献中,“王子”和“皇子”两词的使用就很不讲究。《辽史·穆宗纪》有“王子敌烈”,《圣宗纪》有“王子药师奴”,[63] 志、传中又提到穆宗应历中有王子必摄、王子只没。[64] 据《皇子表》,敌烈为太宗第四子,药师奴为景宗第四子,必摄为太宗第五子,只没为世宗第三子。这四人与当朝皇帝均非父子关系,但《辽史》却笼统地将他们都称为“王子[65] 又《耶律庆嗣墓志》、《贾师训墓志》均提及“皇子燕国王”,[66] 皆指道宗孙燕国王延禧,两方墓志都作于道宗朝,其作者不可能不知道宗与延禧乃是祖孙关系,但却称之为“皇子”。这些例证说明,契丹社会的伦理行辈观念远不像中原王朝那么严密,因此某些皇室称谓的使用显得非常随意。[67] 由此看来,太宗封李胡为“皇太子”一事,恐怕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受到了这种社会习俗的影响。

第三,由于契丹人汉文化知识的粗疏浅薄,从而造成某些汉式名号的误用。

有关辽朝社会中存在的此类现象,上文谈到的辽初“皇子通称为太子”以及太宗朝“皇太子”名号便是典型的例子。与此相似的情况还有“皇太妃”名号问题。在汉文化中,“皇太妃”是授予先皇妃嫔的一种封号。《辽史》屡见之“皇太妃”,即承天太后之姊胡辇。据宋代文献记载,胡辇为齐王罨撒葛妃,[68] 陈汉章《辽史索隐》因谓“皇太妃”当作“王太妃”,[69] 《辽史》点校本亦取其说。[70] 然而胡辇之称“皇太妃”,亦见于辽代石刻及宋代文献,[71] 可见陈氏之说实属臆测。值得注意的是,胡辇称“皇太妃”的例证均出现在圣宗即位以后,因此我们有理由推测,由于胡辇为承天太后之姊,地位尊贵,大概契丹人误以为“皇太后”之姊当称“皇太妃”,这可能就是胡辇此封号的由来。[72] 归根结底,“皇太妃”名号的误用仍然应归咎于契丹人汉学知识的粗陋。

综上所述,辽朝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沿名之风”现象实际上是契丹汉化不彻底的重要表征。具体而言,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理解这种汉化的不彻底性。其一,契丹在接受华夏文明的过程中存在着显著的“夹生”现象。虽然自辽朝建国伊始就有意摹仿中原王朝的名物制度,但总的来看,契丹人对汉文化实际上是比较隔膜的,对于汉制的了解往往是仅知其皮毛而已,譬如辽朝的五京体制就与中原王朝的都城制度似是而非,所谓“汉制则沿名之风固存”的现象就是这种状况的真实反映。其二,辽代政治文化中存在着鲜明的胡汉杂糅特征。众所周知,“因俗而治”是辽朝一代的基本国策,辽朝始终坚持实行“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的二元政治,在吸收汉文化的同时有意识地保存契丹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如北南面官制共存,部族制与州县制并行不悖,皆为典型的例证。故道宗时出使辽朝的宋人陆佃,有“辽人虽外窥中国礼文,然实安于夷狄之俗”的评价[73] 可谓是对辽朝社会的敏锐观察。

早在上世纪40年代,美国学者魏特夫(Karl A. Wittfogel)曾提出辽代存在着“第三文化”的见解。所谓“第三文化”,是指契丹文化与汉文化相互交融而又彼此游离的一种夹心层文化,是两种文化在碰撞与融合、同化与涵化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在这种特殊的文化类型中,汉文化与契丹文化处于伴生的状态,既保留了各自原有的若干成分,又在互相交融与调适中发生了新的变化。[74] 本文所讨论的“沿名之风”现象,或许就可归入这种“第三文化”的范畴。

 

〔作者邱靖嘉,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871

 

原刊《历史研究》2010年第6

 

 

附识:本文发表时略有删节,今将全文上传。

 

 

 



[1] 《宋史》卷264《宋琪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91259126页。此文亦见于《宋会要辑稿》蕃夷114、《历代名臣奏议》卷322《御边门》。

[2]  钱若水:《太宗皇帝实录》卷79,至道二年九月戊寅,《四部丛刊三编》本,上海:上海书店,1985年,叶3a

[3]  邓广铭(署名邝又铭):《〈辽史·兵卫志〉中〈御帐亲军〉〈大首领部族军〉两事目考源辨误》,《北京大学学报》1956年第2

[4]  有学者对上文《宋史•宋琪传》所称“自在太子”的断句提出异议,王树民先生在《廿二史札记》卷27《辽史二》所引上文后有一条附注:“《宋史·宋琪传》云:‘述律氏生三男,长曰东丹,次曰德光,……季曰自在。太子东丹生永康。’‘太子’二字应属下读,本文节取不当,遂成衍文。”按《契丹国志·恭顺皇帝传》称其“封为自在太子”,《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70亦谓“自在太子阮为恭顺皇帝”,知“自在太子”确系一专有名号,《宋琪传》断句不误。

[5]  叶隆礼:《契丹国志》卷14《恭顺皇帝传》,贾敬颜、林荣贵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52页。

[6] 《长编》卷70大中祥符元年:“契丹主追尊阿保机庙曰太祖,……自在太子阮为恭顺皇帝。”(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583)

[7] 《契丹国志》卷14《恭顺皇帝传》,校勘记四,第155页。

[8] 辽史》卷2《太祖纪下》,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21页。

[9]  李胡在太祖朝的正式称谓可能是“王子”,近年在辽代祖陵遗址发现的石碑残片即称“李胡王子”,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二工作队等:《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代祖陵陵园遗址》,《考古》2009年第7期,第52页。

[10] 《旧五代史》卷137《契丹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1832页。参见《五代会要》卷29《契丹》及《册府元龟》卷962《外臣部·官号》、卷967《外臣部·继袭二》。

[11] 《新五代史》卷72《四夷附录一》亦同此误,冯家昇《辽史与金史新旧五代史互证举例》云:“盖安端以功王东丹,与人皇王事迹相似,二史遂误以为太祖子云。”(《辽史证误三种》,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367368)

[12] 《资治通鉴》(以下简称《通鉴》)275《后唐纪四》,天成元年九月癸酉,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8993页。

[13] 《通鉴》卷275《后唐纪四》,天成元年七月壬申:“契丹主攻渤海,拔其夫余城,更命曰东丹国。命其长子突欲(倍之小字)镇东丹,号人皇王,以次子徳光守西楼,号元帅太子。”(89888989)

[14]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1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光绪三十四年许涵度刻本,1987年,第128页,据活字本校补。关于阿骨打诸子的称谓次序,元释觉岸《释氏稽古略》卷4指出:“旻第二、第三二子早世,所以误呼其四为二,五为三,六为四也。”(《大正新修大藏经》卷49史传部一,台北:财团法人佛陀教育基金会,1990年,第887)

[15] 《金史》卷111《完颜思烈传》云:“自五六岁入宫充奉御,甚见宠幸,世号曰‘自在奉御’。”这条记载亦可印证笔者的推测。

[16] 《元史》卷107《宗室世系表》,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2714页。

[17] 《元史》卷122《按扎儿传》,第3007页;123《艾貌传》,第3039页。

[18] 《元史》卷124速哥传》,第3053页。

[19] 《廿二史札记》卷29《元帝子称太子者不一》,王树民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675页。因元朝汉化迟滞,直至元代中后期仍然存在“皇子通称太子”的现象,但前后有所不同,赵翼云:“大概国初时,正宫皇后所生,虽非冢嫡,亦称太子,其余则称王。中叶以后,则非正宫所生亦称太子,而命为继体者,则称皇太子。”

[20]  与辽初的情况类似,元朝也有册封皇太子与“皇子通称为太子”并存的现象。如据《元史·宗室世系表》,泰定帝四子,长为皇太子阿剌吉八,第三小薛太子,第四允丹藏卜太子;文宗三子,长为皇太子阿剌忒纳答剌,次曰燕帖古思太子,三曰太平讷太子。赵翼认为凡称“皇太子”者即为皇位继承人,而称“太子”者则反映了“皇子通称为太子”的现象,参前引《廿二史札记》卷29《元帝子称太子者不一》。

[21] 《辽史》卷3《太宗纪上》,第31页,中华书局点校本已将此处“皇太子”改为“皇太弟”。此外,《太宗纪》中另有四处亦称李胡为“()太子”,详见下文。

[22]  陈桱:《通鉴续编》卷2,后唐长兴元年三月,元刻明修本,叶12b

[23]  毕沅:《续资治通鉴》卷1《宋纪一》,建隆元年十月丙子,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21页。

[24]  李有棠:《辽史纪事本末》卷8《舒噜太后称制》,崔文印、孟默闻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06页。又卷13《鲁呼争立》在“寿昌皇太子”句下亦有《考异》云:“‘太子’应作‘太弟’,详卷八。”(292)

[25]  罗继祖:《辽史校勘记》,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910页。

[26] 《辽史》卷3《太宗纪上》,校勘记一:“册皇弟李胡为寿昌皇太弟:‘弟’,原误‘子’。据下文八年正月、卷七二本传及《皇子表》改。”(42)

[27] 《辽史纪事本末》卷8《舒噜太后称制》,206页;卷13《鲁呼争立》,第292页。

[28]  刘凤翥:《辽代太宗朝并无皇太子》,《北方文物》1998年第2期,第6162页。

[29]  笔者所校《辽史》诸本包括:《永乐大典》残本,百衲本,内阁大库藏明初内廷朱丝栏抄本(见杨家骆主编《辽史汇编》第1册,台北:鼎文书局,1973),明嘉靖八年南京国子监刻本,明万历三十四年北京国子监刻本以及乾隆四年武英殿校刊本。

[30]  陈述辑校:《全辽文》卷6,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20页。

[31]  参见冯家昇:《辽史源流考》,《辽史证误三种》,第5157页。

[32]  不过,《太宗纪》天显五年三月乙亥“册皇弟李胡为寿昌皇太子”条却是一个例外,或许是因为称李胡为“皇太子”的记载初见于此的缘故,史臣出于谨慎而未敢妄下雌黄。

[33]  与笔者的思路不同,刘凤翥先生认为,《辽史·太宗纪》所称“皇太子”诸例均为“皇太弟”之误,但由于未确指为李胡,后世校史者遂因循未改,参见前揭刘凤翥《辽代太宗朝并无皇太子》。

[34] 《元史》卷22《武宗纪一》,第480页。

[35]  邵亨贞:《野处集》卷3《元故嘉议大夫邵武路总管兼管内劝农事汪公行状》,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215册,第206页。

[36] 《大正新修大藏经》卷49史传部一,第734页。

[37] 《辽史》卷46《百官志二》“北面军官”,第735页。

[38]  冯家昇:《辽史源流考》,第54页。

[39]  上文指出,天下兵马大元帅德光在太祖朝被俗称为“元帅太子”,这里所谓的“太子”是“皇子通称为太子”的“太子”,而《百官志》此处的“太子”则是指具有皇储身份的“皇太子”,故所谓“太子总军政”者并不包括德光。

[40]  有迹象表明,《辽史·百官志》虽多直接摘抄自本书纪传,但也有部分条目当源自耶律俨《皇朝实录》或陈大任《辽史》。如《百官志》中“东京都详稳司”、“管押平州甲马司”、“西南路巡察司”等条均不见于今本《辽史》,即为明证。

[41] 《通鉴》卷281《后晋纪二》,天福三年七月戊寅,第9188页。

[42]  这里需要解释的是,为何说上文所引宋代文献中提到的“太子”,并非李胡“自在太子”之省称?按辽朝“皇子通称为太子”的现象仅见于太祖朝,而以上两条史料谈到的都是太宗朝的事情。况且从宋琪《平燕蓟十策》及《通鉴》上下文来看,其所胪列的辽朝权贵,均以其正式封号或官名相称,由此看来,《平燕蓟十策》所称“太子”应是指辽太宗朝的“皇太子”,而《通鉴》此处的“元帅太子”则是“皇太子兼天下兵马大元帅”之省称。

[43]  宋代文献中另有一例辽太宗时代的“皇太子”。《新五代史》卷8《晋本纪八》天福二年(937)二月丁酉“契丹使皇太子解里来”。此条记载亦见于《册府元龟》卷980《外臣部·通好》:“契丹太子解里、舍利梅老等到阙见。”然《辽史·太宗纪》天显十一年(936)十二月辛卯条载:“闻晋帝入洛,遣郎君解里德抚问。”所谓“皇太子解里”当即“郎君解里德”,此应为中原文献之误记。参见谭其骧:《〈辽史〉订补三种》,《长水集》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65页。

[44] 《辽史》卷71《太祖淳钦皇后述律氏传》,第1200页。

[45]  据《辽史》卷3《太宗纪上》,太宗长子述律生于天显六年八月,已在封李胡为“皇太子”之后。

[46] 《辽史》卷76《赵延寿传》,第1248页。

[47]  此事亦见于《旧五代史》卷98《赵延寿传》,谓“我闻皇太子,天子之子合作”云云,《新五代史》卷72《四夷附录一》、《通鉴》卷286《后汉纪一》天福十二年二月丁巳条略同。从中原文献的表述来看,“皇太子须天子之子得为”的说法显然并非契丹人的固有观念,辽太宗无非是以此作为回绝赵延寿的借口而已。

[48]  晁公迈:《历代纪年》卷10,《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宋绍熙三年盱江郡斋刻本,2002年,第826册,史部政书类,第209页。此书有绍兴七年(1137)自序,但卷10所记金朝纪年迄于熙宗皇统末,其成书当在绍兴二十年以后。

[49] 《宣和遗事》后集,《丛书集成初编》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84页。

[50] 《朱子语类》卷133《本朝七》“夷狄”云:“暗版孛讫烈,虏中谓‘大官人’也,‘大官人’者即所谓太子也。”(王星贤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3195)

[51] 《元史》卷17《世祖纪十四》,第373页。又卷119《玉昔帖木儿传》谓世祖“授皇孙以储闱旧玺”,即指此事。

[52] 《元史》卷22《武宗纪一》,第480页。

[53] 《元史》卷31《明宗纪》,第698页。

[54]  章邦元:《读通鉴纲目札记》卷20《元纪》,“命皇太子领中书令”条,《四库未收书辑刊》第3辑,北京:北京出版社影印清光绪十六年铜陵章氏刻本,2000年,第12册,第581页。

[55] 《廿二史札记》卷14《皇太弟》,第291页。

[56] 《廿二史札记》卷30《弟为皇太子叔母为太皇太后》,第708页。

[57]  张帆教授认为,元朝滥用“皇太子”名号,乃是因为蒙古统治者昧于汉制,误将“皇太子”视为不可拆卸的皇储固定专用词,参见氏著《元朝的特性——蒙元史若干问题的思考》,《学术思想评论》第1辑,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471472页。

[58] 《辽史》卷45《百官志序》,第685页。

[59]  契丹人滥用“宰相”一名由来已久,早在契丹建国前已有“北宰相”、“南宰相”之类的官号。参见岛田正郎:《辽朝宰相考》,《大陆杂志》403期,第7184页;李锡厚:《辽代宰相制度的演变》,《民族研究》1987年第4期,第8996页。

[60] 《辽史》卷47《百官志三》,第771页。

[61]  参见杨若薇:《契丹王朝政治军事制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202205页。

[62]  参见朱子方:《从出土墓志看辽代社会》,《社会科学辑刊》1979年第2期,第100103页;向南、杨若薇:《论契丹族的婚姻制度》,《历史研究》1980年第5期,第150151页;程妮娜:《契丹婚制婚俗探析》,《社会科学战线》1992年第1期,第233234页。

[63] 《辽史》卷6《穆宗纪上》,第76页;《辽史》卷10《圣宗纪一》,第110页。

[64] 《辽史》卷61《刑法志上》,第938页;卷108《王白传》,第1476页。

[65]  《宋会要辑稿》蕃夷125谓咸平四年(1003)有契丹归明人来附,称为“契丹王子耶律隆庆”属部。按隆庆为圣宗之弟,时人亦称之为“王子”。

[66]  向南:《辽代石刻文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457478页。

[67]  金、元两朝也存在着类似的现象,如金太宗时称太祖之子宗峻、宗辅为“皇子”,元世祖朝皇孙也先帖木儿亦被称为“皇子”,元成宗时皇侄海山也有“皇子”之称,可见“皇子”一词的使用也是很不严谨的。

[68]  参见《长编》卷55,咸平六年七月己酉,第1207页。

[69]  汉章:《辽史索隐》卷2,《缀学堂丛稿初集》本,民国25年(1936)排印本,叶9a

[70]  参见《辽史》卷一三《圣宗纪四》,校勘记七,第151页。

[71]  统和十八年(1000)《高嵩墓志》,向南等辑注:《辽代石刻文续编》,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8页。又《宋会要辑稿》812有景德元年(1004)契丹奚王及“皇太妃”等率军南侵的记载,即指胡辇。

[72]  有学者怀疑齐王罨撒葛死后,胡辇被景宗收为妃嫔,故圣宗立其为皇太妃,参见孙进己:《威镇辽代西北疆的皇太妃胡辇》,《契丹民族史》附录四,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97页。按此说并无任何文献依据,不足取信。

[73]  陆游:《家世旧闻》卷上,孔凡礼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196页。

[74] 参见Karl A. Wittfogel and Feng Chia-Shêng, 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Liao(907-1125),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49, p.20.

 

  承蒙作者惠赐佳作,谨致谢忱!


2011-10-23 18:15:27
    
责任编辑:康 鹏    
 
  •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辽宋金元史学科主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