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析金代“治中”出現之原因

                     孫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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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金代中葉官制內之所以會出現治中,實際上是章宗嚴格避諱的體現之一。金朝避諱字的原因,並不是出自對完顏希尹的尊崇,而是章宗為了避諱父親“允恭”的字的嫌名。金代治中取代少尹的開始時間,當在泰和元年七月至泰和二年四月之際。取代的完成,大約耗時四年。《金史·本紀》之所以從《章宗紀一》便開始全面出現“治中,並非誤記,而是因為修史者的追改。通過對字避諱的分析可以斷定,金代《世宗實錄》的修成時間,不在泰和三年,而在明昌四年。

關鍵金代 治中 少尹 避諱 允恭

 

“治中”創設於漢代,全稱“治中從事史”,是州郡刺史的佐吏。“治中”之名在後世迭遭更改。隋先後改治中為司馬、贊治、丞,唐複改稱治中、司馬。自唐玄宗開元元年(713)更京兆府“司馬”之名為“少尹”後,[①]“少尹”便正式取代“治中”,這一名號開始穩定下來,並延續至五代、遼與北宋。“治中”之名似將就此湮沒無聞。不料,這個自唐後期逐漸消失的官號,在近五百年後,又在金朝突然再次出現。這一複蘇影響之深遠,乃至於元明清三朝皆沿用“治中”之名而不廢。

這一特殊現象,引起了學術界的注意。筆者管見,目前主要有三篇涉及金代治中的學術論文問世,即都興智先生《金代官制的幾個問題》、[②]孫佳先生《金熙宗以來地方行政路考論》、[③]《金代“治中”考略》。[④]都興智首次提出《金史·百官志》失載的“治中”乃是府級屬官,治中即“少尹”。同時,他認為“治中”和“少尹”是並存的關係,而且之所以《金史》中會出現這種並存的現象,“應是修《金史》者擷取史料不同所致。錄《行狀》、碑文者多保留了‘治中’官名,而抄官方史料者則多為‘少尹’。”孫佳《金熙宗以來地方行政路考論》發現:“金章宗明昌元年(1190)開始,諸總管府路的府尹、同知府尹、少尹,完全被知府() 、同知府() 、治中所取代。”在其稍後發表的《金代“治中”考略》中,她修正並完善了自己的看法:金代“少尹”與“治中”不是並存的關係,而是“少尹”逐漸被“治中”之名所取代,並且這個取代過程是大定末以後的事情。孫佳還質疑金末出現的“少尹”乃是史家的誤記:“在一些史料中,也有零星幾處疑為史家將‘治中’誤記作‘少尹’的情況。如《中州集》載章宗朝高德裔為平陽少尹,而《金史》作平陽治中;《大金國志》將衛紹王朝大興府治中張天和記作少尹。”

這兩位學者都對金代治中的研究作出了頗具眼光的論斷。都興智對“治中”是府級屬官的判斷,可謂一語中的;孫佳發現了“治中”取代“少尹”的事實,則是其最大創見。不過,兩人的研究也都存在一些問題。首先,都興智認為《金史》裡“治中”的史源是《行狀》、碑文,“少尹的史源是官方史料,對此筆者持有異議。筆者不知都先生所據為何,但我發現金代石刻碑文中是有少尹存在的,如泰和元年(1201)有“大興少尹徒單鐸”,[⑤]泰和元年九月有“益都府少尹兼山東東路兵馬副都總管、安遠大將軍黃摑公”等等。[⑥]這些證據暗示,事實可能並非像都興智先生設想的那樣。其次,孫佳關於“治中取代少尹時間的分析、質疑金末史料中出現的“少尹”乃是史家的誤記,或與歷史真相有一定距離。最後,兩位學者都沒有分析金代治中再度出現的原因,這也是本文將努力重點解決的問題。今草撰此文,以求教于方家。

一、  金朝避諱字的原因及開始時間

筆者認為金代之所以再現治中的官號,是出自對字的避諱(說詳下文)。在展開討論之前,有必要首先探討一下金朝避諱字的相關問題。

對於金朝避諱“尹”字的原因,前輩時賢已有論辯。總結起來,主要有兩種觀點。

第一種觀點是避諱顯宗允恭的“允”字。陳垣先生首倡此說。1928年,陳先生在其著作《史諱舉例》中討論了遼金諱例,並在章宗父顯宗允恭之下,列舉了“尹安石改姓師,侯師尹改名摯”作為諱例,即認為金朝師安石、侯摯更改姓名,乃是為了避諱金顯宗允恭的名諱,惜陳先生在書中並未明言立論的依據為何,[⑦]故此說雖先出,但影響並不廣遠。

第二種觀點是避完顏希尹的名諱。持此說者以王可賓先生為代表。1996年,王先生撰文認為,在遍查金帝之名、嫌名和尊諡以及太子之名後,發現並無稱為“尹”者,而完顏希尹在明昌五年被金章宗尊為僅次於孔子的大聖人,章宗既在明昌三年下詔避諱孔子之名,則完顏希尹的名字自然也當避諱。[⑧]此說雖後出,但在當前儼然已成為主流看法。[⑨]

在這兩種意見中,儘管第二種解釋在當前學界更加流行,但我卻以為王可賓先生的證據不足。誠然,完顏希尹為女真人的文化進步作出過巨大貢獻,是女真族學習漢文化的先行者,但這是否就意味他的地位已經高到足以令舉國上下為其避名諱的程度呢?恐怕未必。我們不妨來看看明昌五年金政府決定為完顏希尹立廟的來龍去脈:

明昌五年正月,陳言者謂:“葉魯、穀神(即希尹)二賢創制女直文字,乞各封贈名爵,建立祠廟。令女直、漢人諸生隨拜孔子之後拜之。”有司謂:“葉魯難以致祭,若金源郡貞獻王穀神則既已配享太廟矣,亦難特立廟也。”有旨,令再議之。禮官言:“前代無創制文字入孔子廟故事,如於廟後或左右置祠,令諸儒就拜,亦無害也。”尚書省謂:“若如此,恐不副國家厚功臣之意。”遂詔令依蒼頡立廟於盩厔例,官為立廟於上京納里渾莊,委本路官一員與本千戶春秋致祭,所用諸物從宜給之。[⑩]

相較于金代孔廟遍佈四方而言,完顏希尹的廟竟僅在上京納渾莊置有一座,二者自不可同日而語。金朝禮官甚至認為完顏希尹以創制文字而入孔廟,不合故事,建議於廟後或左右置祠,這也反映了完顏希尹與孔子的地位相差十分懸殊。更有力的反證是,在泰和後期肥鄉縣創建的孔廟中,官民“乃於正位大成殿塑宣聖像及亞聖顏子、孟子、十哲像”而不及完顏希尹,[11]可見希尹在明昌五年(1194)以後的地位仍遠遠比不上顏回、孟軻等人。更何況,即便是避諱完顏希尹的名字,亦屬於避聖諱,這與《金史·師安石傳》“避國諱”的記載相左。

相較之下,陳垣先生的論斷更加合理。陳先生下此論斷時雖未明言所據,但仍不難看出,他是從同音避諱的角度分析得出結論的。考“允”和“尹”字在金代都是雙音字,今列二字的音韻地位表如下:[12]

 

反切

韻等

聲調

韻攝

釋義

 

反切

韻等

聲調

韻攝

釋義

 

與專

地名專用字(允吾縣)

 

為贇

孚尹玉采

余準

誠,進,治,姓氏

由上表可知,在金代,“允”和“尹”有一個讀音完全相同。從釋義中可以判斷,章宗之父允恭字必取誠信之意,故其讀音與含有治理之意的一致。核諸《金史》,泰和元年(1201)七月,金章宗下詔,“初禁廟諱同音字”,[13]故少尹的“尹”既與允恭的“允”同音,便需要避諱。此外,避諱顯宗的名諱“允”字,也印證了《金史·師安石傳》中“避國諱”的記載。所以我更同意陳先生的這一論斷。金朝之所以避諱“尹”字,實是因為“尹”與顯宗名字中的“允”字同音。

在弄清楚了金代避諱“尹”字的原因之後,其開始避諱的時間也就不難判斷了。因為《金史·章宗紀》記有這樣一個事實——泰和元年七月,金朝“初禁廟諱同音字”。[14]故可初步推定:金朝開始避諱“尹”字的時間當是泰和元年七月。

二、  金代“治中”出現是為避諱“尹”字

筆者之所以認為金代治中的出現是為了避諱字,是出自以下兩條理由。

第一,據《金史·師安石傳》載:“師安石字子安,清州人,本姓尹氏,避國諱更焉。”是知“尹”是金朝的國諱字。既是“國諱”,則舉國上下皆須避之,故而原有府級官名中的“尹”、“少尹”自然都要避諱改字,故金朝將“少尹”更名“治中”(同理,將“府尹”更名知某府事)。

第二,金代石刻史料中最早出現治中的時間,距離金章宗泰和元年七月下詔避“尹字相當接近。相較于傳世文獻而言,石刻史料的即時性與難以追改性,是其最大特點。故筆者認為從金代石刻史料中查“治中的最早出現時間,是相當可靠的。在目前掌握的石刻史料中,金朝“治中”一名,最早見於泰和二年(1202)四月張萬公撰寫的《段鐸墓表》。碑文云段鐸曾“超授大名府治中兼本路兵馬副都總管”。[15]其後史料中的“治中”尚有泰和六年的“朝列大夫守延安治中賜紫金魚袋張子獻”,[16]泰和七年的“興中府治中輔國李剛中”[17]等等。由此可見,金代“治中”開始取代“少尹”的時間,必在泰和二年四月之前。值得一提的是,至於金代石刻史料中首次出現“知某府事”的時間,也是在泰和二年四月,時有“通奉大夫知河中府事……李愈”。[18]這與“治中”首次出現的時間完全一致。所以,金代“治中”最早出現的時間是在泰和二年四月以前。

前面已經得出結論,金朝開始避諱“尹”字的時間是泰和元年七月,這與治中最早出現的時間相去不足十個月。如此驚人的時間吻合,使我們有理由相信,金朝改“少尹”為“治中”,應是出自對“尹”字避諱的緣故。由此可進一步推知:金朝“治中”開始取代少尹的時間,也必然是在泰和元年(1201)七月至泰和二年四月之間。這個取代的完成,並非一朝一夕,而是大約耗時四年。從泰和元年開始,府級官員中的“尹”和“少尹”便逐步消失。泰和四年正月,尚有“益都少尹兼山東東路兵馬副都總管夾谷璋”。[19]在此後的金代石刻中的官員結銜裡,筆者再未見有“少尹”和“府尹”的出現。建于大安元年(1209)三月的《大金嵩山少林寺故崇公禪師塔銘並序》,記載了泰和四年五月有“治中武奉直”和此前的“治中驃騎紇石列”。[20]據以上兩條史料可作出初步推斷,至泰和四年,金代“府尹”和“少尹”已經完全被“知某府事”和“治中”所取代。

三、  對相關問題的解釋

在明確金代“治中”出現的原因之後,還有一些問題需要解釋。

(一)所謂的“治中”誤記作“少尹”

前文提及,孫佳認為:“在一些史料中,也有零星幾處疑為史家將‘治中’誤記作‘少尹’的情況。如《中州集》載章宗朝高德裔為平陽少尹,而《金史》作平陽治中;《大金國志》將衛紹王朝大興府治中張天和記作少尹。”[21]孫佳在此只舉了這兩個例子,其實類似例子還有很多。筆者以為,出現如此眾多的“少尹,恐怕不是以“誤記”二字便能完美解釋的。具體情況要具體分析。對孫佳所舉的第一個誤記,筆者認為似可作如下解釋:元好問編撰《中州集》的時間在其北渡之後,[22]故他對金朝的國諱“尹”字無需再避,其使用“少尹”還是“治中”,完全取決於自己的喜好;而《金史》記高德裔為平陽治中,則無疑是元朝史臣所本的史料遵守了金朝國諱所致。類似的例子還有蕭貢,元好問《中州集》卷五記其“歷大興同尹”,而《金史·蕭貢傳》記其“歷同知大興府事”。至於第二個《大金國志》所記的衛紹王朝有大興府少尹張天和,實不足與論。《大金國志》這一部分完全抄自張師顏《南遷錄》,而《南遷錄》一書早已被學界普遍鑒定為偽書,且其內容也都純屬憑空捏造,[23]故筆者在此不再饒舌。

(二)為何“治中”偶見於世宗朝

還有個重要問題必須解釋,那就是為何《金史》裡“治中”的出現,並非始于章宗朝,而是在世宗朝。如馬琪,據《金史》本傳載,他在大定後期(1161-1189)曾“授同知定武軍節度使事、興中府治中”。[24]再如王翛,《金史》本傳:“四遷大興府治中,授戶部侍郎。世宗謂宰臣曰……”[25]亦記其在世宗朝為大興府治中。那麼,這裡的治中,是否也是少尹的誤記呢?據以上兩條史料,是否就可以懷疑金代“治中”取代“少尹”,是從世宗朝後期而不是從泰和元年七月之後開始的呢?竊以為不可。金代“治中”和“知某府事”在章宗朝之前並不存在,《金史》記載的世宗朝的“治中”和“知某府事”,皆是後來追改所致。通過考察不難發現,儘管《金史》列傳中記載他們的官職是“治中”、“知某府事”,但他們當時實際的官名乃是“少尹”、“尹”。如《金史·烏古論元忠傳》謂烏古論元忠大定中知大興府事,而撰于泰和元年的《烏古論元忠墓誌銘》則記此事為“會大興尹闕,有司言公當補□□□以公風力敏明,遂授之。”明言為“大興尹”。又,該墓誌銘記烏古論元忠之子烏古論誼為東平尹,而《金史·烏古論元忠附子誼傳》記為“知東平府事”。再如王翛,《金史》本傳:“四遷大興府治中,授戶部侍郎。世宗謂宰臣曰……”記其在大定時為治中,而《金史·后妃傳下》作“大興少尹王翛典領鹵簿儀仗”。其他人的情況也可按此解釋。《金史》裡這種追改的現象,還可以通過其他例子進行證明。如章宗在泰和六年(1206)改“判大宗正事”為“判大睦親事”,[26]而《金史·章宗紀》記載最早出現的“判大睦親事”卻在明昌元年(1190)八月己丑,“以判大睦親府事宗寧為平章政事”。[27]顯然《章宗紀》的記載亦屬追改。

(三)為何“尹”從章宗朝開始正式消失

之所以《金史》本紀從卷九大定二十九年(1189)正月開始而不是從卷一二泰和元年(1201)七月開始便不再出現“尹”字,實是因為元人修《金史》本紀,直接取材于金朝諸帝實錄之故。按《章宗實錄》,修成于宣宗朝之際,[28]時“尹”字避諱已久,故在《章宗實錄》中不再出現。反映到《金史》中,便是從卷九《章宗紀一》開始,“尹”字便不再出現了。這裡仍需解釋一下為何章宗朝以後諸臣的列傳中還偶見“尹”字。這些人的列傳,是元末史臣採摭多種史料編撰而成的,其中既有官方記錄,亦不乏私家著述(如墓誌銘、《壬辰雜編》、《歸潛志》一類)。而在金末的私家著述裡,“尹”字的避諱似乎並不像官方那樣嚴格。如元好問在正大元年撰寫的《程震墓碑》裡便曾兩度使用“尹”字。[29]據《章宗實錄》修成的列傳,便因避諱“尹”字而使用了“知某府事”和“治中”;據私家著述修成的列傳,便有可能出現“尹”和“少尹”的字樣,如《金史·李汾傳》:“避亂入關,京兆尹子容愛其材,招致門下。”這段文字便是全盤抄用元好問《中州集》卷十“李講議汾”小傳。

順帶談談金朝《世宗實錄》成書時間的問題。

《金史·章宗紀》對於《世宗實錄》的修成時間有兩種記載:一在明昌四年(1193)八月,“辛亥,國史院進《世宗實錄》,上服袍帶,仁政殿,降座,立受之”,[30]一在泰和三年(1203)十月,“庚申,尚書左丞完顏匡等進《世宗實錄》”。[31]錢大昕、施國祁皆認為前者當為《世宗實錄》,後者為《顯宗實錄》,[32]但此論僅限於邏輯推理,並無實證,問題迄今懸而未決。筆者以為可以從避諱字的角度切入來解決這個問題。

如前所述,元人修《金史》本紀,直接取材于金朝諸帝實錄。考《金史·世宗紀下》曾出現過“崇浩”。中華書局點校本《金史》校勘者認為,章宗避諱“宗”字,故改“宗”為“崇”,而《金史·世宗紀》中出現“崇浩”,係因元朝修史時回改遺漏所致,故在點校時改回。[33]事實上《世宗紀》中殘留的因避諱而改的“崇”字還有很多,如“崇尹”、“崇夔”、“崇肅”等等,校勘者並未一一改回。在筆者看來,這樣的回改可能不是很必要,因為這樣做將會磨滅一些歷史訊息。《金史·世宗紀》中頻頻出現改“宗”為“崇”的現象,實際上證明了一件事:在章宗朝修《世宗實錄》的過程中,已注意避諱“宗”字了。這一點對於判斷《世宗實錄》的成書年代相當重要。因為《金史·世宗紀》中“尹”字仍未見避諱,故可推斷:《世宗實錄》成書之際,金朝尚未避諱“尹”字。本文的結論證明,金朝避“尹”字始于泰和元年七月,故《世宗實錄》的成書必早於此時,由此可推定《世宗實錄》的修成時間是在明昌四年八月。[34]

(四)對《遼史》中“尹”字的影響

最後需要交待金朝對“尹”字的避諱,是否牽涉到對《遼史》中“尹”字修改的問題。眾所周知,元末修《遼史》,底本之一便是成書于金泰和七年的陳大任本《遼史》(以下為免混淆,暫稱其為“陳氏《遼史》”)。陳氏《遼史》明顯被打上了金後期避諱的時代烙印,如其中改李胡諡號“恭順皇帝”為“欽順皇帝”,[35]便是為避金顯宗允恭的名諱而做出的改動。另如《遼史》中所見“壽隆”年號之所以多被改寫作“壽隆”,也是由於金代存在對世宗嫡母“蒲察壽昌”名字的避諱,故陳氏《遼史》有此改動。[36]兩處改動被元朝史臣原封不動地照抄入《遼史》當中。根據上文的考證結論,陳氏《遼史》成書時,金朝已經嚴格避諱“尹”字了,那麼陳氏《遼史》是否也對遼代的“尹”字作了改動呢?回答是肯定的。

遼朝對“尹”字並不避諱。但《遼史》中已出現為避諱“尹”而改“尹”姓為“師”姓的例子了,如《遼史·耶律拔里得傳》云:“會同七年,討石重貴,拔里得進圍德州,下之,擒刺史師居璠等二十七人。”對於其中的“師居璠”,中華書局標點本校勘記指出:“師居璠,《紀》會同七年五月及《舊五代史》八二、《通鑒》並作尹居璠。此是陳大任避金章宗父允恭嫌名改。”[37]那麼陳氏《遼史》存不存在改“府尹”、“少尹”為“知某府事”、“治中”的情況呢?

《遼史·百官志》記遼有“府尹”和“少尹”。筆者在今日所見的遼代石刻史料中也搜集到數例有關遼代某府尹、某府少尹的記錄,為避繁複,茲聊舉其中幾例:

“某府尹”:“知上京留守、臨潢尹事”劉霄,[38]“幽都尹”王守謙,[39]“判西京留守、大同尹事”耶律宗允,[40]“興中尹”趙庭睦。[41]

“某府少尹”:“前知臨潢少尹”張可及,[42]“知大定少尹”張識,

[43]“西京府少尹”王[44]“析津府少尹”孫克構,[45]“興中府亞尹”王子貞。[46]

此外,從宋朝方面的史料中還可窺知,遼朝尚有“黃龍府尹”,如宋真宗大中祥符初(1008~)出使契丹的路振,聽契丹接伴副使李詢言:“黃龍府為東府,有府尹、留守之屬。”[47]黃龍府有“留守”,恐怕不然,但有“府尹”,則是可信的。遼末有“黃龍府尹耶律寧”,[48]可證路振所記不妄。是知遼代在五京各府、黃龍府與興中府均當設有“府尹”、“少尹”的官職。

遼代官制中存在“府尹”和“少尹”,自無異議,但是遼朝對府級官員的設計要比這複雜得多。《遼史·百官志》記載的府級官名還有“知某府事”、“同知某府事”,這一點在《遼史》其他卷次也有相關證據。《遼史·道宗紀四》載,大安二年(1086)五月,“宰相梁穎出知興中府事”。巧合的是,《遼史·道宗紀四》的這條記事,能夠得到石刻史料的印證。20106月在河北省涿州市北拒馬河河床內出土的《梁穎墓誌銘》,其中有這樣一段關於梁穎仕履的記述:“大安二年夏,罷相權,以尚書左僕射知興中府。”[49]如此一來,同在道宗朝,與“興中尹”(趙庭睦)並存的,還有“知興中府”(梁穎)。所以,《遼史·百官志》記載遼朝對府級官員的設置,除了“尹”和“少尹”之外,還存在“知某府(事)”,應當是符合實際的。關於這一點,我們還有旁證。首先,與遼朝同時的五代與北宋,也存在類似的官名設置。如五代後晉既有太原尹劉知遠,[50]也有“知太原府事”趙瑩;[51]北宋既有“開封尹”,亦有“知開封府”。[52]因此,遼朝同時設有“府尹”和“知某府事”兩種府級長官官名,當無可疑。

既然遼朝的“府尹”與“知某府事”並行於世,那麼陳氏《遼史》是否曾對遼代“府尹”做過改動,就很難下結論了。儘管在上面所舉的例子中,石刻史料記載的“興中尹”趙庭睦,《遼史·道宗紀六》記作:壽隆三年(1097)四月,“南府宰相趙廷睦出知興中府事”,但這究竟是不是陳大任修《遼史》所改,尚無法斷言。考慮到《遼史》中並無“治中”一詞,依筆者淺見,陳大任修《遼史》時應該並未對遼代官制中的“尹”字作出竄改——因為這畢竟要觸及到對遼朝整個官制的改动,其難度可想而知。

 

原刊於《中華文史論叢》2015年第3期,本文有所改動)



[①]杜佑《通典》卷三二《職官十四》、卷三三《職官十五》,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頁890-891903

[②]都興智《金代官制的幾個問題》,《遼寧師範大學學報》1999年第4期。

[③]孫佳《金熙宗以來地方行政路考論》,《史學集刊》2012年第2期。

[④]孫佳《金代“治中”考略》,載劉寧《遼金史論集》第十三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年,頁223-230

[⑤]張行簡《烏古論元忠墓誌銘》,碑文見北京市文物工作隊《北京金墓發掘簡報》,載《北京文物與考古》第1輯,北京北京历史考古丛书编辑组1983年,頁71

[⑥]《黃摑仰天山題記(三)》,載王新英《全金石刻文輯校》,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12年,頁429

[⑦]陳垣《史諱舉例》卷八《歷朝諱例》,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頁161。按,《史諱舉例》一書初刊行於1928年。

[⑧]王可賓《完顏希尹新解》,《北方文物》1996年第456

[⑨]如辛時代《避諱制度與宋遼金南北對峙時期的人文政治》,遼寧師範大學歷史文化旅遊學院2009年碩士學位論文,都興智指導,頁15。其他持此類觀點者甚多。

[] 《金史》卷三五《禮志八》,頁825

[11]龐雲《洺州肥鄉縣創建至聖文宣王廟碑》,載王建中《肥鄉縣誌》卷五《藝文下》,雍正十年刻本,葉15A

[12]表格依據:韓道昭著、忌浮校訂《校訂五音集韻》卷三、卷四、卷八,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頁38下、52上、109下。

[13]《金史》卷一一《章宗紀三》,頁256

[14]《金史》卷一一《章宗紀三》,頁256。需要補充說明的是,其實在此之前,金朝已有避廟諱同音字的行為了,如熙宗時,宗弼曾令南宋使者李正民更名“李正文”,為的是避金太祖完顏旻的名諱,參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四五,紹興十二年五月乙卯,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頁2328。又如大定九年,金朝大臣建議與御名“褎”同音的餘救切二十八字係正字同音,合回避”,得到了金世宗的允許(參見《大金集禮》卷二三“御名”,叢書集成初編本,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年,頁203)。章宗此次下詔乃是官方首次明確提出須避所有廟諱同音字(包括顯宗),一個證據是:泰和六年,章宗曾與孫即康、賈鉉討論避廟諱之事,曾言及“太宗廟諱同音字”(參見《金史》卷九九《孫即康傳》,頁2196)。

[15]張萬公《武威郡侯段鐸墓表》,載張應辰《稷山縣誌》卷八《藝文上》,清嘉慶二十年刻本,葉21A

[16]李道謙《甘水仙源錄》卷八,《道藏》19冊,北京天津上海文物出版社、天津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1988年,頁793。按,原文並無繫年,泰和六年係筆者據文中內容推得的撰寫時間。

[17]《張汝猷墓誌銘》,碑文見侯堮《金〈張汝猷墓誌〉考釋》,載《北京文物與考古》第2輯,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1年,頁156

[18]胡聘之《山右石刻叢編》卷二二《段矩碑》,載國家圖書館善本金石組編《遼金元石刻文獻全編》第一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年,頁217A面。按,碑末題立碑於泰和二年四月,但胡聘之按語中又云此碑立於泰和三年,自相矛盾。考段季良碑(李愈撰)、段矩碑(李愈撰)、段鐸碑(張萬公撰),碑末皆題立於泰和二年四月二十日,故知胡聘之按語誤,此碑實立於泰和二年。

[19]《雲門山夾璋等題記》,載《全金石刻文輯校》,頁450。另,臺北傅斯年圖書館收有此題記的拓片。

[20]載《遼金元石刻文獻全編》第一冊,頁93上,B面。

[21]孫佳《金代“治中”考略》,載《遼金史論集》第十三輯,頁225

[22]關於元好問對《中州集》的編纂,可參閱胡傳志《〈中州集〉的編纂過程和編纂體例》,《山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4年第251-52

[23]相關研究,參見王國維《南宋人所傳蒙古史料考》,《清華學報》1927年第11140-1144;鄧廣銘《再論〈大金國志〉和〈金人南遷錄〉的真偽問題——與崔文印君商榷》,原載《紀念顧頡剛學術論文集》,成都巴蜀書社1990年,後收入氏著《鄧廣銘治史叢稿》,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頁311-318

[24]《金史》卷九五《馬琪傳》,頁2117

[25]《金史》卷一〇五《王翛傳》,頁2315

[26]《金史》卷五五《百官志一》,頁1240

[27]《金史》卷九《章宗紀一》,頁215

[28]《金史》卷一六《宣宗紀下》354:興定四年九月“辛卯,進《章宗實錄》”。

[29]碑文見李獻奇《金程震墓碑》,《中原文物》1987年第346

[30]《金史》卷一〇《章宗紀二》,頁230

[31]《金史》卷一一《章宗紀三》,頁261

[32]錢大昕《補元史藝文志》卷二,叢書集成初編本,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頁17。施國祁《金史詳校》卷二,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頁74

[33]《金史》卷八《世宗紀下》,“校勘記”七,頁205

[34]值得一提的是,趙秉文《閑閑老人滏水文集》卷一一《中大夫翰林學士承旨文獻党公神道碑》謂党懷英在明昌六年方“預修《世宗實錄》及《遼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頁164,恐誤。考《金史》卷一二五《党懷英傳》,頁2726:“大定二十九年,(党懷英)與鳳翔府治中郝俁充《遼史》刊修官,應奉翰林文字移剌益、趙渢等七人為編修官。”又,《金史》卷九五《移剌履傳》,頁2101:大定二十九年七月,拜參知政事,提控刊修《遼史》。《金史》所記似得其實,党懷英預修《世宗實錄》和《遼史》,當在大定二十九年。

[35]李萬《韓橁墓誌》注④,見向南《遼代石刻文編》,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頁207

[36] 參閱邱靖嘉《遼道宗“壽隆”年號探源——金代避諱之新證》,《中華文史論叢》2014年第4期,頁211-228

[37] 《遼史》卷七六《耶律拔里得傳》,頁12461253

[38]劉嗣昌《耶律弘世妻秦越國妃墓誌》,載向南、張國慶、李宇峰《遼代石刻文續編》,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10年,頁230

[39]《王守謙墓誌》,載《遼代石刻文續編》,頁10

[40]劉詵《耶律宗允墓誌》,載《遼代石刻文編》,頁320

[41]《玉石觀音像唱和詩碑》,載《遼代石刻文編》,頁502

[42]《賈師訓墓誌》,載《遼代石刻文編》,頁476

[43]《玉石觀音像唱和詩碑》,載《遼代石刻文編》,頁504

[44]陳述《全遼文》卷一一《王安裔墓誌銘》,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頁341

[45]《孫克構墓誌銘》,碑文拓片載高景春《新中國出土墓誌·北京一》,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頁60

[46]溫如《王敦裕墓誌》,載《遼代石刻文編》,頁379

[47]江少虞《宋朝事實類苑》卷七七,引路振《乘軺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頁1015

[48]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二一,引史愿《亡遼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頁150B面。

[49]碑文錄文見楊衛東《遼朝梁穎墓誌銘考釋》,《文史》2011年第1179

[50]《舊五代史》卷八〇《晉書六·高祖紀第六》,頁1051

[51]《舊五代史》卷八九《晉書一五·趙瑩傳》,頁1170

[52]《宋史》卷二《太祖紀二》、卷一一《仁宗紀三》,頁22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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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0-22 22:03:04
    
责任编辑:康 鹏    
 
  •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辽宋金元史学科主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