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古籍整理中过度依赖传统历谱的问题

——以《辽史》朔闰为例*

                     邱靖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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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以汪曰桢《历代长术辑要》及陈垣《二十史朔闰表》为代表的传统历谱存在系统性缺陷,其推算结果往往与史实不符,不可过分偏信。但长期以来,古籍整理中普遍存在着过度依赖此类传统历谱的现象。本文以《辽史》朔闰作为例证加以分析,通过与历史文献相校验的手段,指出陈述先生校勘《辽史》朔闰所存在的过信传统历谱的方法性错误。这一问题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值得引起所有文献整理者和历史研究者的注意。

关键词:《辽史》 朔闰  汪曰桢  历谱  古籍整理

 

一、晚清以来传统历谱的系统性缺陷

 

在古籍文献整理中,存在着这样一种带有普遍性的现象:当整理者校勘文献所见朔闰历日时,往往会以现在通行的古代历谱为准,来校正古籍之误。在这类历表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者莫过于陈垣先生编著的《二十史朔闰表》(以下简称《陈表》),这也是文献整理者和历史研究者最为倚重的一部工具书。不过,似乎很少有人关注《陈表》朔闰的资料来源和文献依据,更不用说对其可靠性有什么深入的认识。[1] 笔者在校勘《辽史》朔闰的过程中,曾对这一问题做过系统考察。其实,《陈表》不过是将汪曰桢《历代长术辑要》加以改编而成的一部工具书,而汪谱则存在着系统性的缺陷。[2]

汪曰桢是晚清著名的历算学家,他从道光十六年(1836)同治元年(1862),竭其毕生之力,撰《历代长术》五十卷。[3] 此书上起西周共和元年(841),下迄清康熙九年(1670),在考证历代历法的基础上,逐年推算月建大小、朔闰及二十四节气,是第一部完整记录中国历史上自有确切纪年以来历年气朔并自成体系的历谱,在传统年代学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后汪氏又在《历代长术》一书基础上删繁就简,仅存朔闰,另成《历代长术辑要》(以下简称《辑要》)十卷,光绪四年(1878)付梓刊行,广泛流传。《陈表》就是以汪氏《辑要》为蓝本改编而成的,由此形成了近二百年来的通行历谱系统。

虽然这套历谱系统是由汪曰桢在历法推衍的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具有较强的科学性。但不可否认的是,通过推算复原的历谱总是会与实行历日有所出入。已有学者发现通行历表与历史文献之间常有牴牾,[4] 说明汪氏历谱系统可能存在某些漏洞。

据笔者研究,汪谱主要存在两大系统性缺陷。其一,推步依据本身存在某些漏洞。譬如,当遇到某些朝代所行历法内容不可考时,汪曰桢均采取替代推算法,即以他所认为内容相近的历法作为其推步依据,这种做法是否普遍适用,以及选用的替代历法是否妥当,都很值得怀疑。此外,汪氏对某些历术的推步规则缺乏深入的了解,也可能会影响其推算结果的准确性。

其二,历谱推算结果缺乏历史文献的校验。依据历法推算出来的是一套理想的、稳定的历谱,但历法在行用过程中,常常存在着调整推步细则乃至人为改历的情况,因此通过推算复原的历谱总是与实行历日存在一定差异。这就需要利用历史文献对历谱推算结果进行系统验证,并在多方核实的基础上加以校正,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复原历谱与实行历日之间的误差。而汪氏历谱系统正是由于校验环节的缺失,以致常与历史文献之间发生牴牾。如笔者注意到,汪氏所推定的辽、五代、北宋朔闰与《辽史》及其他辽宋文献的记载多有出入。据我统计,《辑要》至少有39个月朔干支及2例置闰月份明显有误,另有40个北宋月朔与《辽史·朔考》不同,因《朔考》所记北宋月朔源自南宋初所编《大宋长历》,可信度较高,故这40例中的绝大多数恐怕也应是《辑要》有误。

下文将通过《辽史》朔闰的几个具体例证,来说明汪曰桢《辑要》推算结果所存在的错误,并希望能够引起文献整理者和历史研究者对于过度依赖传统历谱问题的注意。

 

二、《辽史》朔闰研究述评

 

元修《辽史》除了本纪部分较为系统地保存了辽朝一代的朔闰记载之外,其《历象志》所独有的《闰考》、《朔考》更为我们提供了一份弥足珍贵的辽、宋朔闰资料。自清代以来,前辈学者对《辽史》中的这些朔闰记载已做过不少订讹补阙的基础性研究工作。钱大昕原撰,其侄钱侗、钱东垣增补成书的《宋辽金元四史朔闰考》,[5] 是汇编宋、辽、金、元四史所见朔闰而成的一部历谱著作。因编历需要,钱氏对《辽史》所记载的若干年月朔日做过一些辨证。道光四年(1824)殿本《辽史》在校勘《闰考》、《朔考》时,针对其中存在的某些朔闰错讹问题专门做了考证。[6] 汪曰桢《辑要》系统地推算了辽宋时期朔闰,并将其结果与《辽史》朔闰考相对照,指出了《辽史》的若干讹误。此后,陈汉章《辽史索隐》、冯家昇《辽史初校》、罗继祖《辽史校勘记》在校勘《辽史》时,相继对本纪历日及《闰考》、《朔考》做了全面的本校和他校工作,也发现了一些问题。[7] 台湾学者蔡信发《辽金元朔闰考》又在本校的基础上,更多地利用辽代碑铭石刻中的历日信息来说明《辽史》所见朔闰的正误。后陈述先生点校《辽史》,将汪曰桢《辑要》及《陈表》所推定的朔闰与《闰考》、《朔考》的记载进行系统核对,全面校正《辽史》之误,其校勘成果已见于点校本《辽史》校勘记,而校勘长编则见于《辽史朔闰正误》一文。[8]

陈述先生因系统参校了汪氏《辑要》和陈垣朔闰表这样的通行历谱,又吸收了前人的某些校勘成果,故点校本《辽史》对于辽代朔闰的考证历来为学界所称道。但如果仔细考究起来,其实陈述先生的校勘(以下简称“陈校”)存在着一个方法性错误。综观陈校,其校订《辽史》朔闰完全依据《辑要》和《陈表》,凡《辽史》与历表不合之处,皆以历表为是,而以《辽史》为误。但实际上,《辑要》、《陈表》所推定的辽代朔闰,乃是汪曰桢先后借用唐《宣明历》及金赵知微《重修大明历》推算出来的(说详下文),其结果与文献记载多有出入,不可完全采信。因此,陈校据以判定《辽史》所见朔闰之讹误阙失是很不妥当的,其论断多有可商之处,需要予以重新检讨。

 

三、陈述校勘《辽史》朔闰辨误举隅

 

关于陈述先生因过度依赖传统历谱以致《辽史》朔闰校勘失当的情况,笔者兹举以下三例来加以说明。

例一:统和三年置闰问题

《辽史·圣宗纪》统和三年(宋雍熙二年,985)闰月条记云:

 

闰九月癸酉,命邢抱朴勾检显陵。丙子,行次海上。庚辰,重九,骆驼山登高,赐群臣菊花酒。辛巳,诏谕东征将帅,乘水涸进讨。丙申,女直宰相朮不里来贡。戊戌,驻跸东古山。己亥,速撒奏朮不姑诸部至近淀,夷离菫易鲁姑请行俘掠。[9]

 

陈校曰:“按是年辽闰八月,闰字下当有脱文。闰八月壬寅朔,九月壬申朔,癸酉为九月初二,丙子初五,庚辰为重九,正合。《大典》一二○四三引亦作‘九月丙子,行次海上。庚辰重九,次骆驼山登高,赐群臣菊花酒’。”[10] 《辑要》、《陈表》,是年辽、宋两国置闰不同,辽闰八月壬寅朔,宋闰九月壬申朔,[11] 陈校所谓“是年辽闰八月”即源于此。[12] 若照此说,则统和三年辽历当为闰八月壬寅朔、九月壬申朔,上引《圣宗纪》癸酉以下诸日皆为九月干支,庚辰即重九,且《永乐大典》引此条亦称“九月丙子”云云,故陈校认为此处“闰”字下脱漏了闰八月记事。

陈校对于统和三年辽闰的辨析看似精当,实则有所误解。陈述先生之所以得出以上结论,除了依据《辑要》、《陈表》的推算结果以外,主要还有两条证据:一是《大典》引文的旁证,二是庚辰为重九的记载。但实际上,这两点都需要商榷。一般认为,《永乐大典》所载《辽史》系元至正初刻本,明显优于传世诸本,其文本校勘价值不言而喻。不过,陈校所提到的这处大典》引文系节引,[13] 并非全文。其实,《辽史》卷一○《圣宗纪一》完整保存于《大典》卷五二四九,亦作“闰九月癸酉,命邢抱朴勾检显陵”云云,[14] 与点校本完全相同。这说明今本《辽史》所记不误,反倒是《大典》卷一二○四三摘抄《圣宗纪》脱一“闰”字。至于庚辰为重九的记载,若辽于九月置闰,则当为九月壬寅朔、闰九月壬申朔,庚辰为闰月重九,亦可登高饮酒,如唐宋之问《奉和圣制闰九月九日登庄严总持二寺阁》诗云“闰月再重阳……御酒菊犹黄”,[15] 宋苏辙作《闰九月重九与父老小饮四绝》谓“尉佗城下两重阳,白酒黄鸡意自长”,[16] 故辽帝于此日“次骆驼山登高,赐群臣菊花酒”亦无不可,这并不足以证明辽闰九月之非。

 

事实上,《辽史·圣宗纪》称统和三年闰九月,并无可疑,而《辑要》、《陈表》谓是年辽闰八月、宋闰九月,此说有误,陈汉章《辽史索隐》就对此有所怀疑:“宋雍熙二年宋辽闰同,汪术独云辽闰八壬寅,则九月朔当壬申,此志(指《历象志·朔考》)何以九壬寅欤。且《圣宗纪》明云闰九月癸酉、丙子,至庚辰重九,又辛巳、丙申、戊戌、己亥皆闰九月内干支,则辽何尝闰八欤。”[17] 汪曰桢《辑要》之所以推算失误,其根源在于推步依据不可信赖。按辽自应历十一年(961)至统和十二年皆行用后晋马重绩《调元历》,[18] 然其历术今已无从考证,汪氏遂借用唐《宣明历》加以推算。[19] 但《调元历》其实是以唐《宣明历》及《崇玄历》参修而成的,[20] 故汪氏仅据《宣明历》进行推算,其结果难免会出现失实的情况。陈校依据《辑要》、《陈表》否定《辽史》统和三年闰九月的记载,误甚。

另外,《辽史》卷四四《朔考》称统和三年九月壬寅朔,陈校谓此处当作壬申朔,壬寅系宋朔。[21] 按此说亦源自《辑要》、《陈表》,由上可知,是年辽宋同为闰九月,则九月当为壬寅朔,故《朔考》不误。

例二:大安十年正月朔日辩证

按《辽史·朔考》,大安十年(宋绍圣元年,1094),正月宋癸酉朔。[22] 据汪曰桢《辑要》的推算结果,是年正月辽历当为甲戌朔,与宋异,且又称西夏天祐民安五年(1094)《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即为正月甲戌朔,[23] 与辽合。[24] 陈述《辽史朔闰正误》遂据以谓《辽史》此处失书正月甲戌朔。[25]

按此说未必可信。虽然《辽史》本纪未载是年正月朔日,不过还有其他史料可以间接说明此月之辽朔。高丽自成宗十三年(辽统和十二年,994)奉辽正朔,[26] 成为辽朝的藩属之国,此后直至辽末皆用辽朝历法。检《高丽史》,宣宗十一年即辽大安十年,是年正月癸酉朔。[27] 由此推断,此月辽历亦当为癸酉朔,与宋同。

汪氏《辑要》此处推算结果有误,也是因为其推步依据存在漏洞。辽于统和十二年颁行贾俊《大明历》,然其内容已莫知其详,汪曰桢《辑要》遂代之以金赵知微《重修大明历》进行推算。而赵知微《重修大明历》本于金天会五年(1127)司天杨级所造《大明历》,此历虽与辽历同名,但其实却是因宋《纪元历》增损而成的,[28] 与辽《大明历》毫无干系,故汪氏借用赵知微《重修大明历》来推算辽代朔闰,其结果想必多有错误,这里提到的大安十年正月朔日可能就属于这样的情况。尽管汪氏找到了西夏方面的一条材料来与其推算结果相印证,但西夏并未奉辽正朔,[29] 自然缺乏说服力,而《高丽史》的记载则为我们提供了有关辽朝朔日的重要佐证,值得重视。

    例三:乾统五年朔闰考辨

据《辽史·朔考》,乾统五年(宋崇宁四年,1105),宋闰二月己巳朔、三月戊戌朔。[30] 因汪曰桢《辑要》推算是年辽历当为三月己巳朔、闰三月己亥朔,[31] 故陈校谓“是年辽闰三月己亥朔,与宋异,失书”。[32]

然而辽代石刻的记载却与汪氏的推算结果不同。辽乾统五年《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幢》称是年三月戊戌朔,[33] 与宋历同,显然当与宋同于二月置闰,可证《辑要》之误。

 

此外,辽朝是年闰二月亦可在《高丽史》中找到一些线索。《高丽史》肃宗十年(即辽乾统五年)记云:

 

十年春正月癸丑,燃灯,王如奉恩寺,命太子醮三界灵祇于毬庭。闰月丁丑,中书侍郎平章事吴寿增致仕,以李玮为秘书监知尚书吏部事,文冠为少府监、知御史台事兼太子左庶子,许庆为吏部侍郎、枢密院左承宣。三月癸卯,王如国清寺,置仁睿太后愿成金塔。[34]

 

据此引文所见,是年高丽“闰月”乃系于正月之后,三月之前,似指闰正月,与辽历不同。实际上,此处月日记载有误,需要予以订正。据《辽史·朔考》,是年正月庚午朔,癸丑距之计四十四日,已远在正月之后;若高丽于正月置闰,则闰月朔日当为庚子,丁丑距之计三十八日,亦非其月内干支。[35] 但如按照辽历二月庚子朔、闰二月己巳朔计之,则癸丑为二月十四日,丁丑为闰二月初九日,疑问尽释。由此可见,《高丽史》的这段记载存在着文字讹误,其“春正月”当为“春二月”之误,故“闰月”当指闰二月,若此则与辽历相合,亦可进一步佐证汪曰桢《辑要》推算有误。

以上通过三个具体例证,指出了陈述先生在校勘《辽史》朔闰中存在的一个普遍性问题,即过度依赖《辑要》、《陈表》来为《辽史》订讹补阙。实际上,正如上文所指出的那样,由于此类历谱的推算复原方法存在系统性缺陷,其推算结果未必与史实相符,故陈校仅据通行历谱来校补《辽史》朔闰,显然是不合适的。比较稳妥的做法是,将历谱推算结果与历史文献的记载进行仔细校验,辨明是非,不偏信历表。若推而广之,这其实也是所有文献整理者和历史研究者在校阅古籍时应该注意的一个问题。

 

——原载《文献》2015年第6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重大项目“北族王朝的政治文化特征——以辽金为中心(项目号:13JJD77000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1] 据笔者所知,仅黄一农教授曾对此问题做过初步探讨,参见氏著《中国史历表朔闰订正举隅──以唐〈麟德历〉行用时期为例》,《汉学研究》第10卷第2期,199212月,第279306页。

[2] 参见拙文《〈辽史·历象志〉溯源——兼评晚清以来传统历谱的系统性缺陷》,《中华文史论丛》2012年第4期,第253277页。

[3] 参见汪曰桢《历代长术辑要》目录后所附作者自叙,《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浙江图书馆藏清光绪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041册,第4页。

[4] 如前揭黄一农:《中国史历表朔闰订正举隅──以唐〈麟德历〉行用时期为例》;罗见今、关守义:《敦煌、居延汉简中与朔闰表不合诸简考释》,《文史》2000年第1辑,第5772页;同氏《〈居延新简——甲渠候官〉中与朔闰表不合诸简考释》,《简帛研究(2001)》上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16335页。

[5] 钱大昕著,钱侗、钱东垣增补:《宋辽金元四史朔闰考》,《二十五史补编》本,中华书局,1986年,第六册。

[6] 道光殿本《辽史》卷四三《历象志中》及卷四四《历象志下》所附《考证》,道光四年刊本。

[7] 陈汉章:《辽史索隐》,《缀学堂丛稿初集》,民国二十五年(1936)排印本;冯家昇:《辽史初校》,《辽史证误三种》,中华书局,1964年;罗继祖《辽史校勘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

[8] 陈述:《辽史朔闰正误》,《中国民族史研究》第4辑,改革出版社,1992年;又见氏著《辽史补注》卷四四《朔考》,稿本。

[9] 《辽史》卷一○《圣宗纪》,中华书局,1974年,第116页。

[10] 《辽史》卷一○《圣宗纪》校勘记一○,第117页。

[11] 《历代长术辑要》卷八,第140页;陈垣:《二十史朔闰表》,中华书局,1962年,第120頁。

[12] 《辽史》卷四三《闰考》统和三年“宋闰九月”条校勘记云:“检《辑要》、《陈表》,是年辽闰八月,与宋闰九月异,此失书辽闰。”(547565)

[13] 《永乐大典》卷一二○四三“有”字韵“酒”字目“登高赐酒”条,中华书局,1986年,第5204页。

[14] 《永乐大典》卷五二四九“萧”字韵“辽”字目“圣宗”条,第2365页。

[15] 《全唐诗》卷五二,中华书局,1979年,第632页。

[16] 苏辙:《栾城后集》卷二,《苏辙集》,陈宏天、高秀芳点校,中华书局,1990年,第903页。

[17] 《辽史索隐》卷六,叶5b

[18] 参见《辽史》卷四二《历象志上》,第518页。

[19] 《历代长术辑要》卷八天福四年下云:“初用《调元术》,……按此术失考,今借《宣明术》推之。”(136)

[20] 参见《旧五代史》卷九六《马重绩传》,中华书局,1976年,第1281页。

[21] 《辽史》卷四四《朔考》校勘记二四,第607682页。

[22] 《辽史》卷四四《朔考》,第662页。

[23] 此碑拓本及录文见《中国藏西夏文献》第18册金石编碑石题记卷,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9093页。

[24] 《历代长术辑要》卷八,第150页。

[25] 《辽史朔闰正误》,第10页。

[26] 郑麟趾:《高丽史》卷三《成宗世家》,平壤:朝鲜科学院古典研究室,1957年,第4546页。

[27] 《高丽史》卷一○《宣宗世家》,第153页。

[28] 参见《金史》卷二一《历志序》,中华书局,1997年,第441442页。

[29] 按西夏历法实与宋历存在渊源关系,参见史金波:《西夏的历法和历书》,《民族语文》2006年第4期,第4148页。

[30] 《辽史》卷四四《朔考》,第667页。

[31] 《历代长术辑要》卷八,第151页。

[32] 《辽史》卷四四《朔考》校勘记三七,第683页。

[33] 录文见梅宁华主编《北京辽金史迹图志》,北京燕山出版社,2004年,下册,第63页。

[34] 《高丽史》卷一二《肃宗世家二》,第176页。

[35] 需要说明的是,《辽史·朔考》此处所记皆为宋朔,辽、宋历法虽有不同,但其月朔至多只有一二日之差,故此处以《朔考》所见朔闰为参照,来说明《高丽史》月日记载之误。


2016-06-15 19:22:52
    
责任编辑:康 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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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辽宋金元史学科主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