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代北京路地区的军事防御

——兼论北京路地区与金界壕内外的互动关系

                     宁 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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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北京路是金王朝西北边境地区的军事重镇,女真统治者于临潢、泰州屯戍重兵防御蒙古高原诸部侵扰,管领边境地带诸部族。先后设置了东北路招讨司及临时性行省等地方军事行政机构管理边境地方军政事务。东北路招讨司主要负责管理、镇抚女真猛安谋克及周边地区的契丹、奚等诸游牧部族。泰州、临潢、大定府地区设置临时军事性行省,负责戍守指挥具体军事运作。金代北京路地处边境与游牧族交界,其所辖军事镇戍力量,除猛安谋克外,还包括乣军等部族军队。女真统治者为在政治上保持边防安定,经济上控制北方诸部族,在金界壕边界地区与北方诸部族进行交流互动实行榷场贸易,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控制蒙古诸部,稳定金朝北部边疆的作用。

关键词:金代  北京路地区  军事防御  互动关系

 

北京路地区是金王朝西北边境地区的军事重镇,其所辖军事镇戍力量,除猛安谋克外,还包括乣军等部族军队。[①]诸羁縻部族虽在名义上臣属金朝,却时叛时降,归附时遵守职贡,入纳方物,反叛时寇抄边境,北京路地区的起义、战事始终未曾间断。关于金代北京路地区军事活动研究,目前学界尤以金朝中期契丹人反金战争、金朝末期在金蒙战争中契丹人的军事活动的研究成果较多,如日本学者箭内亘、朱子方、陈述、蔡美彪、黄时鉴诸位先生的研究研究多是从乣军的任务、民族构成、军事编制以及“乣”读音等方面进行探讨,而对女真统治者在北京路内的军事防御措施关注较少。[②]为了防御蒙古草原各部的侵扰,女真统治者在北京路泰州域内设置东北路招讨司,负责镇抚周边游牧部族,擢选归顺金廷的契丹人以及诸部族官吏任其长,管理、镇抚女真猛安谋克及周边地区的契丹、奚等诸游牧部族。章宗时期在泰州、临潢、大定府设置了临时性行省,管理边境地方军政事务。因此要研究金朝的地方部族制度状况及女真与蒙古高原诸部关系,这一问题显然是不能忽视的。

 

一、金代北京路地区的军事机构

在金朝北部疆域的外围,沿袭辽代制度,以招讨司负责镇抚周边游牧部族,体现了女真本族制度与辽制交互作用的状态。[]在北京路泰州域内设置东北路招讨司,擢选归顺金廷的契丹人以及诸部族官吏任其长,管理、镇抚女真猛安谋克及周边地区的契丹、奚等诸游牧部族。[]章宗时期在泰州、临潢、大定府设置了临时性行省,管理边境地方军政事务。

 

1、东北路招讨司

东北路招讨司,金初为乌古敌烈统军司;海陵天德二年改为乌古敌烈招讨司;世宗大定五年改为东北路招讨司,大定二十五年一度被废止;章宗承安三年再次恢复直至金亡。

东北路招讨司辖内民事全然从属于军事,应视为军区。据《金史·兵志》载:“东北路者,初置置乌古迪烈部”[]。太宗天会三年(1125年)二月,“丁卯,以庞葛城地分授所徙乌虎里、敌烈底二部及契丹民。”[]《金史》卷72《习古乃传》也记载“以旁葛城地分赐乌虎里、迪烈底二部及契丹人”。[]金朝统治者令其本部人为节度使,设置乌乌古迪烈统军司进行统治。王曾瑜认为,“此招讨司已成为北方之重要军区”。[]

海陵天德二年(1150年)九月,“改乌古迪烈路统军司为招讨司”[]。斜野、完颜麻泼、乌林答蒲卢虎均出任过乌古迪烈招讨使。海陵王完颜亮在贞元元年(1153年)闰十二月,还曾“命西京路统军挞懒、西北路招讨萧怀忠、临潢府总管马和尚、乌古迪烈司招讨斜野等北巡”。[]王增瑜先生认为,招讨司的设置表明,至海陵末年,“最后形成了北方三个招讨司和南方三个统军司之军区部署格局”[11]

    世宗大定五年(1165年),改乌古迪烈路招讨司为东北路招讨司。据《金史》卷44《兵志》记载,“大定五年,复罢府,降为统军司。寻又设两招讨司,与前凡三,以镇边陲。东北路者,初置乌古迪烈部,后置于泰州(旧泰州)。泰和间,又以去边尚三百里,宗浩乃命分司于金山。西北路者置于应州,西南路者置于桓州,以重臣知兵者为使,列城堡濠墙,戍守为永制。”[12]上述史料记载大定五年,乌古迪烈路招讨司更名为东北路招讨司,其治所由庞葛城迁至泰州(旧泰州,今黑龙江省泰来县塔子城)。《金史》卷72《习古乃传》:“泰州之边围,黄龙之冲要,寄亦重矣。”[13]

东北路招讨司是金世宗完颜雍统治初年,在镇压了契丹耶律撒八、移剌斡窝起义以后,调整金朝北方地区军事机构的结果。将乌古迪烈招讨司改为东北路招讨司,治所由乌古迪烈地移至泰州,意味着西北边疆第一道防线的后撤。此番调整想必是因为西北契丹人防御阵线已经削弱而且难以信任。

大定二十五年(1185年),东北路招讨司及旧泰州一度同被废止。承安三年(1198年),东北路招讨司复置于长春县,称为新泰州(今吉林省白城市洮安城四家子古城)。当时泰州成为女真人控制西北边境外蒙古诸部族的中心所在,遂将东北路招讨司设于此地。但是这种状态并未维持多久,由于北方诸游牧部族经常侵扰边塞,泰州距离边境达三百里之遥,“每敌入,比出兵追袭,敌已遁去。”承安四年,宗浩拜枢密使后“奏徙之金山,以据要害,设副招讨二员,分置左右,由是敌不敢犯。”[14]

泰和八年(1208年)夏四月甲寅条记载,再次对东北路招讨司驻地进行调整,“以北边无事,勒尚书省,命东北路招讨司还治泰州,就兼节度使,其副招讨仍置于边。”[15]东北路招讨司于金山内迁回泰州(新泰州),而副招讨仍然要驻防在近边的金山县地区。

贞祐二年(1213年),宣宗迁汴,以“泰州残破,东北路招讨司猛安谋克人皆寓于肇州,凡征调往复甚难。乞升肇州为节度使,以招讨使兼之。置招讨副使二员,分治泰州及宜春。”[16]东北路招讨司的人员进一步内迁徙至肇州,此后关于东北路招讨司不复见于史载。[17]

东北路招讨使及其下的都监等,大都由契丹人、奚人充任。统治诸部族的部族节度使及其下属,也是诸部族出身者居多。[18]即使是一些女真人官僚赴任,也只是起到监督作用。世宗提到,“外官之尊,无以逾”[19]招讨使。招讨使之地位与留守都总管等同,据《金史》卷57《百官志三》诸府镇兵马等职条记载,“招讨司。……使一员,正三品。”[20]《金史》卷58《百官志四》符制条:“虎符之制,承安元年制。……其符用虎,并五左一右,左者留御前,以侍臣亲密者掌之,其右付随路统军司、招讨司长官主之,阙则次官主之。[21]

东北路招讨司,相当于府州级二级行政区划。因不领州县民户只领猛安谋克户,故亦称路。[22]又因其在领猛安谋克的同时,还兼领诸部族节度使、群牧所及诸乣详稳,故不置总管府、节度使,[23]是边境地区兼备游牧与农耕两种要素的特殊高层军政区。这是招讨司与女真内地都统、统军、总管、万户、节度使路的不同之处。[24]

东北路招讨司所辖区域包括金代北京路全部及贝加尔湖以南、以东的草原游牧部落活动的地区,大约相当于今内蒙古自治区东部地区的赤峰市、通辽市、兴安盟、呼伦贝尔市的大部、锡林郭勒盟大部分地区、吉林省白城地区、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地区。此外,蒙古国东方省、苏赫巴托尔省、肯特省以及俄罗斯联邦赤塔州中南部地区,也金代东北部招讨司辖区之内。贾洲杰先生认为,今内蒙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东北部日珠尔庙西南不远处的一处金代遗址,[25]与达赉诺日湖西侧的克力更堡址联成一线,此线正是东北路招讨司与西北路招讨司辖区的分界,也是北京路与西京路的分界。[26]

 

2、北京路的行省

金章宗时期,北边部族势力日渐强大,侵扰边境日益频繁。北京路地处西北边疆,女真统治者十分重视路内地方军政事务的管理,在泰州设置行省,督管修筑东北路界壕;在临潢、北京设置临时军事性行省,负责戍守指挥具体军事运作。

    泰州行省  为抵御北方蒙古诸游牧部族的入侵,自天宗时开始至章宗泰和三年结束,在北京路境内修筑了东北路界壕,由东北路招讨司负责戍守监管。泰和三年(1203年)蒙古诸部再度入侵扰边,金朝派遣尚书右丞相宗浩行省泰州,主持筹备修筑东北路界壕。据《金史》卷93《宗浩传》记载,“初,朝廷置东北路招讨司泰州,去境三百里,每敌入,比出兵追袭,敌已遁去。至是,宗浩奏徙之金山,以据要害,设副招讨二员,分置左右,由是敌不敢犯。”[27]是年九月,东北路界壕全线贯通,宗浩回朝,行省罢。

    临潢、北京行省  因北边部族势力日渐强大,侵扰边境日益频繁,据《金史》卷10《章宗纪二》明昌六年(1195年)五月庚戌条记载,“命左丞相夹谷清臣行省于临潢府”[28],后因其处事不当,“措画乖方”,改由参知政事完颜襄代其行省事。承安元年(1196年)十一月,临潢行省移至北京。承安二年(1197年)五月,行省复移驻临潢府,由参知政事完颜裔代领行省事。完颜裔作战失败,九月,罢临潢行省,完颜襄再次行省北京,与胥持国共同指挥对阻卜诸部的军事行动。承安三年(1198)二月,阻卜首领斜出内附,北方边境一度恢复平静,北京行省随即撤罢。从临潢、北京行省军事活动范围看,其经略区域当在大兴安岭以东地区,大致相当于东北路招讨司管辖范围。

除上述专门军事机构外,北京路都总管府、节镇州也具有军事职能。北京路都总管府,设留守兼本路兵马都总管,执掌本路兵马事。节镇州作为军事要地,主要职责是镇抚防御、刺史诸军,统领本州兵马兼管本州政务。[29]州刺史还总判本镇兵马之事,拥有统兵权。[30]

 

二、金代北京路的军事镇戍

    金朝在擒获天祚帝灭辽后,以南征伐宋为基本国策,无暇扩张西北边疆,未有余力充分经略内、外蒙古诸游牧部族。遂将契丹与诸羁縻部族安置于西北边疆,把这一地区作为防御北方游牧部族的一道屏障。北京路地处边境与游牧族交界,其所辖军事镇戍力量,除猛安谋克外,还包括乣军等部族军队。

 

1、乣军的军事镇戍

所谓乣军是指归附金朝的契丹、奚及北方其他诸游牧部族,意为“杂户”、“杂类”,与汉语的番、夷、杂胡类似。[31]金朝利用乣军戍守西北边界,使之成为抵挡觊觎金西北边诸蒙古游牧部族的一道防线。[32]乣军民族成分很复杂,主要包括契丹人、奚人、突厥人、蒙古人和党项诸部族。乣军有三种组成形式:部族(某些部族下属也有乣)、诸乣、群牧。东北路招讨司所辖迭剌部、唐古部、助鲁部、乌鲁古部、石垒部、萌古部、计鲁部、孛特本部。[33]从唐古、迭剌二部五乣户受到与猛安、谋克户相同待遇来看[34],可能就是由他们组成的北方边防军。[35]

关于诸部族与诸乣的具体情况大多失载,唯一留下记载的只有迭剌、唐古部二部五乣。据世宗大定二十三年(1183年)七月统计:“迭剌、唐古二部五乣,户五千五百八十五,口十三万七千五百四十四,内正口十一万九千四百六十三,奴婢口一万八千八十一。垦田万六千二十四顷一十七亩,牛具五千六十六。”[36]则每部族内,有户二千七百九十三,口六万八千七百七十二,内正口五万九千七百三十二,奴婢口九千四十一。虽然乣军具体人口失载,但“其它若助鲁部族、乌鲁古部族、石垒部族、萌骨部族、计鲁部族、孛特本部族数皆称是。”[37]由此可推测,北京路八部族族,共有户二万二千三百四十,口五十五万一百七十六,内正口,四十七万七千八百五十二,奴婢口七万二千三百二十四。

据《金史》卷44《兵志》记载:“东北路部族乣军曰迭剌部,承安三年改为土鲁浑札石合节度使。曰唐古部,承安三年改为部鲁火札石合节度使。二部五乣,户五千五百八十五。承安三年(1198年),迭剌部改为土鲁浑札石合节度使、唐古部改为部鲁火札石合节度使,意味着北京路内二部五乣地位的上升。诸部族设节度使,“统制各部,镇抚诸军”;诸乣设详稳,“掌守戍边堡”;节度使、详稳,均系部族首领。[38]“故事,诸部族节度使及其僚属多用乣人”[39]。金朝后期也委任女真人。《金史》记载的唐古部族节度使的任职者有移剌毛得、完颜宗尹、乌延吾里补、独吉义,只有移剌毛得是契丹人。[40]

明昌五年(1194年)九月“命上京等九路并诸抹及乣等处选军三万,俟来春调发,仍命诸路并北阻卜以六年夏会兵临潢。”[41]引文中所言诸抹,即诸群牧。次年(1195年)三月戊戌,“以北边粮运,括群牧所、三招讨司猛安谋克、随乣及迭剌、唐古部诸抹、西京、太原官民驼五千充之”[42]。此处之迭剌、唐古部诸抹是指迭剌、唐古诸部族而言。章宗明昌年间为进军阻卜曾向北京路内迭剌、唐古诸部族征集兵马粮饷。

卫绍王大安三年(1211年),蒙古军进犯金朝西北边境,泰州刺史术虎高琪率领三千乣军屯驻中都通玄门外,后戍守镇州(河北省延庆县)[43]。金朝将部署在西北边境抵御北方诸游牧部族的乣军用于内地战斗,这就意味着金朝兵力异常衰弱。

在贞祐二年,宣宗迁汴前夕,曾经讨论如何处置乣军问题。有的臣僚主张将乣军部署在平州(河北卢龙)地区,这项提议遭到乣军首领术虎高琪的反对。移剌福僧亦上书:“为今之计,惟先招徕乣人,选择乣人旧有宿望雄辩者,谕以恩信。彼若内附,然后中都可复,辽东可通。”[44]该建议根本无法实施,遂决定南迁。南迁途中,队尾乣军叛金返回中都,金廷招抚不果,乣军归降蒙古,充当蒙古军的向导,参加了围攻中都的战斗,乣军也叛离金朝。[45]

 

2、猛安谋克的军事镇戍

东北路招讨司的军事镇戍力量除乣军诸部族外,还包括大量猛安谋克户。这些猛安谋克户以女真人为主,杂以契丹、奚等族人户。东北路招讨司所辖驻军分为永屯军和分番屯戍军。所谓永屯军是指“驱军则国初所免辽人之奴婢,使屯守于泰州者也”[46]。所谓分番屯戍军是指一般的戍边军队,因“北边之地,不堪耕种,不能长戍,故须番戍耳。”[47]

金初对军事要地泰州进行大规模的集体移住猛安谋克,并派遣军户驻守。据《金史》卷71《婆卢火传》记载,“天辅五年,摘取诸路猛安中万余家,屯田于泰州,婆卢火为都统,赐耕牛五十。婆卢火旧居按出虎水,自是徙居泰州。而遣拾得、查端、阿里徒欢、奚挞罕等俱徙焉。”[48]《金史》卷73《宗雄传》中也有关于猛安谋克移居泰州记事,“徙万余家屯田泰州”[49]世宗大定五年(1165年)正月,世宗下令于泰州、临潢边界修筑70座边堡,屯兵一万三千兵士。[50]这些屯戍军多为女真猛安谋克。

每遇战事之时,除依赖招讨司所属军事力量外,还大规模进行签军。承安三年(1198年)“北方有警,命宗浩佩金虎符驻守泰州便宜从事。”[51]“朝廷发上京等路军万人”[52]由东北路招讨司调遣。章宗时期,女真与阻卜发生战争。承安二年(1197年)九月,章宗“遣官分诣上京、东京、北京、咸平、临潢、西京等路招募汉军,不足则签补之。”[53]由于蒙古入侵、战事频仍,不得不到临潢、北京地区募兵。

金代文献并未明确记载东北路招讨司具体包括哪些猛安谋克。见于《金史》记载的东北路招讨司下包括乌连苦河猛安[54]和按出虎割里罕猛安[55]

         猛安谋克名称

            文献出处

    数量

乌连苦河猛安

《金史》卷104《移剌福僧传》

      1

按出虎割里罕猛安

《金史》卷122《蒲察娄室传》

      1

 

 

3、北京路驻军的薪饷

东北路招讨司内所辖猛安谋克与乣军为戍守边境常备军,其薪俸高于一般世袭女真猛安谋克,相当于女真屯戍军的标准待遇。就常备军的薪饷而言,女真人享有特殊的优遇,契丹、奚及其他诸部族军士薪俸低微,民族间不平等地位显得更为突出。据《金史》卷44《兵志》记载:

 

缘边驻扎捉杀军,猛安,月给钱六贯、米一石八斗、五马刍粟;谋克,钱四贯、米一石二斗、三马刍粟;蒲辇,钱二贯、米六斗、二马刍粟;正军,钱一贯五百文、米四斗、一马刍粟;阿里喜、随色人,钱一贯、米四斗、一马刍粟。

奚军、谋克,钱一贯五百文、米一石五斗、紬绢春秋各一匹、给三马料;蒲辇,钱一贯、米二石七斗、紬绢同上,给二马料。

北边临潢等处。永屯驻军,千户,钱八贯、米五石二斗、绢八匹、饲马六匹;步军饲两马、地五顷;谋克,钱六贯、米二石八斗、绢六匹、饲五马、地四顷;蒲辇,钱四贯、米一石七斗、绢五匹、饲四马、地三顷;正军,钱二贯、米一石四斗五升、绢四匹、饲两马、绢十五两、地二顷;阿里喜,钱一贯五百文、米七斗、卷三匹、绵十两、地一顷。

上番汉军,千户,月给钱三贯、粮四石、绢八匹、饲四马;谋克,钱二贯五百文、粮一石、绢六匹、饲二马;正军,钱二贯、米九斗五升、绢四匹。

上京路永屯驻军,所除授千户,月给钱粟十五贯石、绢十匹、绵二十两、饲三马;谋克,钱六贯、米二石八斗、绢六匹、饲二马;正军,月支钱二贯五百文、米一石二斗、绢四匹、绵十五两、饲一马;阿里喜、随色人,钱二贯、米一石二斗、绢四匹、绵十五两。

 

上述史料记载了北边临潢等处永屯驻军、缘边驻扎捉杀军、上京路永屯驻军等所属猛安谋克的薪饷情况。案《金史》卷44《兵志》“兵制条”记载,大定十七年(1177年)始设置北边临潢等处永屯军,由于蒙古入侵,永屯军无法继续屯驻,至卫绍王末宣宗初年废止。永屯军薪饷一定是在此期间规定的。上述所引薪饷数额记于章宗承安四年(1199年)条下,外山军治认为,作为常备军的猛安谋克薪俸,可能是在实行募兵法的章宗时代规定的。[56]

兹将常备军猛安谋克薪俸情况列表如下:

 

                      北京路内临潢等永屯驻军猛安谋克薪俸

 

   

   

土地

刍粟

猛安及押军猛安

八贯

五石二斗

八匹

五顷

六匹

谋克及押军谋克

六贯

二石八斗

六匹

四顷

五马

蒲里衍

四贯

一石七斗

五匹

三顷

四马

正军

二贯

一石四斗五升

绢四匹 绵十五两

二顷

二马

阿里喜

一贯五百

七斗

绢三匹 绵十两

 

 

                        缘边驻扎捉杀军猛安谋克薪俸

 

    

   

     

 土地

 刍粟

猛安及押军猛安

 

 

 

 

 

谋克及押军谋克

一贯五百文

一石五斗

紬绢春秋一匹

 

 三马

蒲里衍

一贯

二石七斗

紬绢春秋一匹

 

 二马

正军

 

 

 

 

 

阿里喜

一贯

四斗

 

 

 一马

                              奚军猛安谋克薪俸[57]

 

   

  

     

土地

 刍粟

猛安及押军猛安

八贯

五石二斗

八匹

 

 六匹

谋克及押军谋克

一贯五百文

一石五斗

紬绢春秋一匹

 

 三马

蒲里衍

一贯

二石七斗

紬绢春秋一匹

 

 二马

正军

 

 

 

 

 

阿里喜

 

 

 

 

 

                         上京路永屯驻军猛安谋克薪俸

 

    

   

 

土地

 刍粟

猛安及押军猛安

十五贯石

十五石

十匹

二十两

 

 三匹

谋克及押军谋克

六贯

二石八斗

六匹

 

 

 二马

蒲里衍

 

 

 

 

 

 

正军

二贯五百

一石二斗

四匹

十五两

 

 一马

阿里喜

二贯

一石二斗

四匹

十五两

 

 

 

    从以上列表中可以看出,北边临潢等处永屯驻军(包括东北路招讨司所辖驻军)、缘边驻扎捉杀军(包括唐古、迭剌二部五乣边防军)与上京路永屯驻军、奚军、上番汉军在薪饷上存在级差。引文中记载:“缘边驻扎捉杀军,猛安,月给钱六贯、……”“上京路永屯驻军,……月给钱粟十五贯石、……”。从“月给”字样可以看出,当时的薪俸规定均为月薪。

    北边临潢等处永屯驻军猛安的薪饷与河南陕西山东统军司所属猛安的薪饷是钱八贯,米五石二斗,绢八匹,六马刍粟,有土地五顷。而北边临潢等处永屯驻军的任务是防卫漠北蒙古诸游牧部族,所以在薪饷方面有土地一项。钱粟一项,低于上京路永屯驻军所属猛安钱粟十五贯石。刍粟一项,高于上京路永屯驻军刍粟三马,大概是由于上京路永屯驻军需用军马数目少的缘故。另,上京路永屯驻军特别有绵二十两。

    从列表中得知,临潢等永屯驻军、上京路永屯驻军的薪饷几乎相同,据此推测奚军猛安的薪饷大致与临潢等永屯驻军、河南陕西山东路统军司相同。北边临潢等处永屯驻军猛安薪饷高于缘边驻扎捉杀军,与一般世袭猛安薪饷相比较[58],前者月薪八贯,后者年俸四十八贯石,折合月薪为四贯、石。由此看来戍守临潢等处边境常备军猛安的薪饷较一般猛安高二倍。上京路永屯驻军猛安薪饷甚至接近一般猛安薪俸的四倍。

北边临潢等处永屯驻军谋克薪俸与上京路永屯驻军的薪俸几乎相同。此处常备军谋克的薪俸要高于一般谋克。一般世袭谋克年俸二十贯、石,折合月俸为1.66贯、石。缘边驻扎捉杀军谋克薪俸四贯。北边临潢等处永屯驻军谋克薪俸六贯,相当于一般谋克薪俸五倍强。奚军谋克薪俸最低,为一贯五百文,较接近一般谋克薪俸。

北边临潢等处永屯驻军所属蒲里衍薪俸为四贯,相当于缘边驻扎捉杀军和奚军所属蒲里衍薪俸的二倍。造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可能在于北边临潢等处永屯驻军均由女真人组成,肩负戍守边防的重任,所以给予三顷土地,留作屯田之用。缘边驻扎捉杀军多为唐古、迭剌二部五乣组成,所以才会在待遇上存在如此大的差异。

正军在级别上不同于猛安、谋克和蒲里衍,为低级军人,其薪俸的规定一般保持在能够维持基本生活水平的范围,从整体上看几乎相同北边临潢等处永屯驻军所属正军薪俸,均为钱二贯。缘边驻扎捉杀军与上京路永屯驻军正军薪俸相等,为钱二贯五百。其中,北边临潢等处永屯驻军所属正军薪俸有土地二顷。临潢等处永屯驻军所属阿里喜薪俸为一贯五百,低于上京路永屯驻军阿里喜薪俸五百文。北边临潢等处永屯驻军所属阿里喜薪俸有土地一顷。

总体说来,戍守边境常备军的猛安谋克薪俸高于一般世袭女真猛安谋克。北方临潢等处永屯驻军薪俸待遇,可以视为女真军士的标准待遇。惟有上京路永屯驻军所属猛安谋克薪饷最高。

 

三、金代北京路地区与金界壕内外的互动关系

金朝建立后,并未对原辽朝统治下诸游牧部族建立有效的统治。为巩固金朝西北边境安全,有效控制蒙古诸部,女真统治者通过征伐、招抚、设置榷场诸多举措,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控制蒙古诸部,稳定金朝西北边境的作用。

北京路地区地处西北边陲,是金朝重要的军事重镇,与蒙古诸部的交流互动较多。女真统治者为保持边防安定,经济上控制北方诸部族,以金界壕为界与北方诸部族进行榷场贸易。

    《金史》卷24《地理志上》:北京路庆州下辖朔平县,“有榷场务”。[59]《金史》卷57《百官志三》诸路总管府下,只有临潢府设有通事一人,小部落通事一人。所谓通事,是指那些能够熟悉邻近部族语言的翻译,即疏通内外关系的办事人员。庆州所辖朔平县为临潢府境内靠近边地的城镇,所以才会设置榷场和通事。[60]《金史》卷73《宗宁传》:“其镇临潢,邻国有警,宗宁闻知乏粮,即出仓粟,令以牛易之,敌知得粟,即遁去。边人以窝斡乱后,苦无牛,宗宁复令民入粟易牛,既而民得牛而仓粟倍于旧,其经画如此。”[61]从上述引文中透露的信息表明当时在北京路边境地区可能存在榷场贸易。

《金史》中常常将金蒙间的战事含混地称为“北征”、“北巡”、“巡边”等等,对于所讨何部及各部落具体事宜则略而不谈。据《完颜希尹神道碑》记载,碑文(碑阴)“尚书左丞相兼侍中,加开府仪同三司,监军仍旧,萌古斯扰边,王(贞宪王完颜希尹)偕太师宗磐奉诏往征之”。[62]按《金史》卷4《熙宗纪》所载,太宗天会十三年(1135年)十一月,完颜希尹被封为“尚书左丞相兼侍中”。[63]碑阴第6行复有希尹左迁兴中尹的记述,检阅《金史》得知,此事系于金熙宗天眷二年(1139年)正月。[64]由此可见,早在太宗天会十三年至熙宗天眷二年之间,金朝就派遣重兵征讨蒙古诸部。

关于熙宗时期金朝与蒙古诸部关系问题,《金史》卷120《乌林答晖传》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天眷初,充护卫,以捕宗磐、宗雋功授忠勇校尉,迁明威将军。从宗弼北征,迁广威将军”。[65]宗磐作为太宗嫡长子因未能继承大统,阴与宗雋共谋,事败伏诛,此事发生于熙宗天眷二年(1139年)七月,据此可以肯定乌林答晖跟随宗弼北征蒙古诸部一事确在天眷二年之后。又《金史》卷94《完颜襄传》中提到其“父阿鲁带,皇统初北伐有功,拜参知政事。”[66] 鉴于蒙古诸部大肆扰边及形势所迫,金熙宗不得不派遣宗弼、乌林答晖、阿鲁带这样的重臣武将率兵讨伐屡犯边境的蒙古诸部。

经过熙宗时期对蒙古诸部征讨后,至海陵时期北方边境虽获得了短暂和平安宁,但蒙古诸部仍时有扰边行为。关涉此事《金史》卷129《李通传》有相关记载,“宋遣使贺迁都,海陵使韩汝嘉就境上止之曰:‘朕始至此,比闻北方小警,欲复归中都,无庸来贺。’宋使乃还。”[67]为防止宋使窥探金国内情,遂以北方边患为由拒绝宋使入境朝贺。所谓“北方小警”多半是指蒙古草原诸游牧部族入侵北境一事。

金世宗统治时期,蒙古诸游牧部落仍屡有骚扰边境的现象。通过南宋人的记录似乎能够寻找到一些金、蒙间关系的信息。南宋赵1221年后写成的《蒙鞑备录》载“金虏大定间,燕京及契丹地有谣言云:‘鞑靼来,鞑靼去,赶得官家没去处。’葛酋雍宛转闻之,惊曰:‘必是鞑人为我国患’,乃下令极于穷荒,出兵剿之。每三岁遣兵向北剿杀,谓之‘减丁’。”[68]“三年减丁”政策的真实性学界一直存有争议。[69]无论“三年减丁”真实与否,却可透漏出世宗时期,金朝与蒙古之间脆弱敏感的紧张关系。

世宗统治期间阻卜(蒙古)诸部相继归附金朝,诸部首领接受金朝的封号,定期纳贡、应调出征及戍守边境。但诸蒙古部族归附金朝的时间不尽一致,其中弘吉刺、塔塔尔部最为接近边塞,归附时间自然早些,与金朝的关系也更为密切;居于阿尔泰山南北的乃蛮部直至大定十五年(1175年)方归附金朝,并上交西辽颁发的牌印。[70]世宗时克烈部长汪罕、汪古部白厮波、蒙古部铁木真等都被金朝册封过官爵。为了更加有效地实现对草原各游牧部落的羁縻统治,金朝在对蒙古诸部出兵征讨的同时增筑了金界壕。

1980年北京出土的《乌古论元忠墓志》记载,“大定十五年,达靼款(塞?)贡献,诏公往领之”。[71]今本《金史》卷7《世宗本纪》脱去大定十五年一页,此事不见史载。[72]《金史》卷120《乌古论元忠传》云:“(大定)十五年,北边进献,命元忠往受之。”[73]墓志中的“达靼”被有意改为“北边”。这显然是元朝史官刻意回避蒙元早期历史的实证,但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北京路地区与金界壕外存在交流互动。

章宗以皇太孙继承帝位后,仍承袭其祖父金世宗的施政方略。针对北方蒙古诸游牧部族频频入侵扰边行径进行了有力的回击,女真统治者除主动出击兴安岭以西地区,依恃武力镇压侵扰北疆的蒙古诸部族外,不惜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在北方边境大规模修筑界壕以抵御蒙古兵锋。

明昌三年(1192年)四月戊午,章宗再度召集百官廷议共同商讨大规模开筑界壕防御蒙古诸游牧部族入侵一事。五月“癸酉,罢北边开壕之役。”明昌五年(1194年)二月癸丑,“命宣徽使移刺敏、户部主事赤盏实理哥相视北边营屯,经画长久之计……(九月)甲申,命上京等九路并诸抹及糺等处选军三万,俟来春调发,仍命诸路并北阻卜以六年夏会兵临潢。”[74]从章宗明昌五年九月甲申(27日)的记载来看,北阻卜能够欣然出兵与金军协同作战,表明是年北阻卜已臣属金朝处于金朝羁縻统治之下。阻卜的归附朝贡态度并非一成不变,其背叛意味着金朝对北方游牧部羁縻政策的失败,金朝为此罢免了负有直接责任的夹谷清臣,为应付新的事态由右丞相完颜襄带领行省事。史载:“时左丞相夹谷清臣北御边,措画乖方,属边事急,命襄代将其众,佩金牌,便宜从事。”[75]

明昌六年(1195年)十一月,受命领行省事的完颜襄自中都前往临潢,在完颜襄任职期间,北京、临潢之间发生起义,“时胡里乣亦叛,啸聚北京、临潢之间。襄至,遣人招之,即降,遂屯临潢”。广吉剌部邻近大盐泊,此次出兵主要是针对广吉剌部,完颜襄很快平息了起义,率领大军屯驻于临潢,同年十二月,率领驸马都尉仆散揆等挥师进军大盐泊。

据《金史》卷10《章宗纪》承安元年(1196年)正月条记载,“大盐泺群牧使移剌睹等为广吉剌部兵所败,死之”。[76]《金史》卷94《完颜安国传》也将此事系于章宗承安元年,“承安元年,大盐泺之战,杀获甚众”。[77]可见西北大盐泊战事自明昌六年一直持续至承安元年初。

《金史》卷94《完颜襄传》在先记述完颜襄驻屯临潢事后,接着写道“顷之,出师大盐泺,复遣右卫将军完颜充进军斡鲁速城,欲屯守,俟隙进兵。绘图以闻,议者异同,即召面论,厚赐遣还。”[78]完颜襄取胜后随即由大盐泺班师临潢,派遣完颜充进军斡鲁速城,然后入朝请奏。章宗本纪承安元年(1196年)二月条对此事亦有记载,“丁卯(17日),右丞相襄、左丞衡至自军前。己巳(19日),复命还军。”使我们详细了解了完颜襄离军入朝请奏的具体时间。承安三年(1198年)二月,北阻卜部长斜出归附金朝。金朝利用斜出内附的机会,对北边进行了彻底的经略。

 

                               

 

北京路位于金朝西北边境地区,是防御蒙古草原的军事重镇。女真统治者于临潢、泰州屯戍重兵防御蒙古高原诸部侵扰,管领边境地带诸部族。先后设置了东北路招讨司及临时性行省等地方军事行政机构管理边境地方军政事务。东北路招讨司主要负责管理、镇抚女真猛安谋克及周边地区的契丹、奚等诸游牧部族。章宗时期在泰州、临潢、大定府地区设置临时军事性行省,负责戍守指挥具体军事运作。金代北京路地处边境与游牧族交界,其所辖军事镇戍力量,除猛安谋克外,还包括乣军等部族军队。女真统治者在北京路实施的军事防御举措对镇守西北边陲,保障边防安全、开发北疆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女真统治者为在政治上保持边防安定,经济上控制北方诸部族,在金界壕边界地区与北方诸部族进行交流互动实行榷场贸易,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控制蒙古诸部,稳定金朝北部边疆的作用。

 



[①] 金朝前期于契丹、奚族聚居地设有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宁城)和上京临潢府(辽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金熙宗天眷元年(1138年)改上京临潢府为北京临潢府,海陵天德二年(1150年)降为临潢府。海陵贞元元年(1153年)改中京大定府为北京大定府。世宗(1161-1189年)以后将临潢府并入北京路。本文以《金史·地理志》记载章宗泰和八年(1208年)行政建制为准。

[②] []箭内亘:《辽金乣军及金代兵制考》,陈捷、陈清泉译,商务印书馆1932年;朱子方:《辽金乣军考略》,《东方杂志》第42卷,民国三十五年第11期;陈述:《乣军考释初稿》,《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4920册下;蔡美彪:《乣与乣军之演变》,《元史论丛》第2辑,中华书局1983年,第6页;黄时鉴:《木华黎国王麾下诸军考》,《元史论丛》第1辑,中华书局1982年,第5771页。

[③] 余蔚:《中国行政区划通史·辽金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505页。

[④] 金朝的招讨司皆置于北部边境地区,专领猛安谋克户和蕃部,不领州县民户。

[⑤] 《金史》卷44《兵志》,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第1003页。

[⑥] 《金史》卷3《太宗纪》,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第52页。

[⑦] 《金史》卷72《习古乃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第1666页。

[⑧] 王曾瑜:《金朝军制》,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0页。

[⑨] 《金史》卷44《兵志》,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第1003页。

[⑩] 《金史》卷5《海陵》,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第101-102页。

[11] 王曾瑜:《金朝军制》,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3页。

[12] 《金史》卷44《兵志》,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第1003页。《大金国志》卷38“京府州军”条记载,金朝设招讨司三处:西南路丰州置司、西北路桓州置司、东北路泰州置司。第538页。

[13] 《金史》卷72《习古乃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第1667页。

[14] 《金史》卷93《宗浩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第2074页。

[15] 《金史》卷12《章宗纪四》,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第283页。

[16] 《金史》卷122《乌古论德升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第2658页。

[17] 《金史》卷103《完颜铁哥传》:“贞祐二年,枢密使徒单度移剌以铁哥充都统,入卫中都。迁东北路招讨使,兼德昌军节度使。”《金史》卷103《完颜铁哥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第2282页。《金史》卷24《地理志上》“肇州”条:招讨司迁至肇州以后,仍“以使兼州事”。《金史》卷103《完颜铁哥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第2282页。《金史》卷24《地理志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第551页。

[18] []外山军治:《金朝史研究》,李东源译,牡丹江: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1988年,第60页。

[19] 《金史》卷73《完颜守能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第1691页。

[20] 《金史》卷57《百官志三》,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第1328页。

[21] 《金史》卷58《百官志四》,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第1336页。

[22] 《金史》卷57《百官志三》大兴府条记载,“尹一员,正三品。……同知一员,从四品。……少尹一员,正五品,……女直教授一员。东京、北京……临潢、陕西统军司、西南招讨司、西北路招讨司、婆速路、曷懒路、速频、蒲与、胡里改、隆州、泰州、盖州并同此。”《金史》卷129《李通传》记载:“(正隆)四年二月,海陵……遣使分往上京、速频路、胡里改路、曷懒路、蒲与路、泰州、咸平府、东京、婆速路、曷苏馆、临潢府、西南招讨司、西北招讨司、北京、河间府、真定府、益都府、东平府、大名府、西京路,凡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者皆籍之”。由此可见,东北路招讨司显然实际上在北京路范围之内,不能视为与诸总管府路同类单位。《金史》卷57《百官志三》,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第1304-1305页。《金史》卷129《李通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2783-2784页。

[23] 谭其骧:《金代路制考》,收入历史研究编辑部编《辽金史论文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37页。

[24] 余蔚:《中国行政区划通史·辽金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512页。

[25] 贾洲杰:《金代的长城》,见文物编辑委员会《中国长城遗迹调查报告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年,第81页。

[26] 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六册,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7年,第4350页。

[27] 《金史》卷93《宗浩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第2074页。

[28] 《金史》卷10《章宗纪二》,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第236页。

[29] 《金史》卷57《百官志三》,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1311-1312页。

[30] 宋德金:《金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90页。

[31] 蔡美彪:《乣与乣军之演变》,《辽金元史考索》,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213-247页。

[32] 箭内亘:《关于兵制的研究》、《关于辽金时代的所谓乣军》、《再论辽金时代的乣军》,收入《蒙古史研究》;羽田亨:《关于辽金时代的乣军》,收入《羽田博士史学论文集·历史篇》;陈述:《乣军史实论证》,《史学集刊》五;刘凤翥:《关于混入汉字中的契丹大字“乣”的读音》,《民族语文》,1979年第4期,第263-267页。

[33] 《金史》卷44《兵志》;《金史》卷24《地理志上》所记族部族名称与此稍有差异。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第570页。

[34] 《金史》卷47《食货志》牛头税条记载,“(大定)十二年,尚书省奏:‘唐古部民旧同猛安谋克定税,其后改同州县,履亩立税,颇以为重,'遂命从旧制。”复于大定二十三年八月条记载,猛安谋克户口、田亩、牛具数调查统计表中,还列举有迭剌、唐古二部五乣户的数字。《金史》卷47《食货志》,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第1063页。

[35] []外山军治:《金代女真研究》,金启孮译,牡丹江: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15页。

[36] 《金史》卷46《食货志一》,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第1034-1035页。

[37] 《金史》卷44《兵志》,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第996页。

[38] 《金史》卷57《百官志三》,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第1329页。

[39] 《金史》卷94《完颜襄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第2087页。

[40] 程妮娜:《东北史》,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02页。

[41] 《金史》卷10《章宗纪二》,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第233页。

[42] 《金史》卷10《章宗纪二》,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第235页。

[43] 据《金史》卷106《术虎高琪传》云:“大安三年,累官泰州刺史,以乣军三千屯通玄门外。未几,升缙山县为镇州,以高琪为防御使,权元帅右都监,所部乣军赏赉有差。”《金史》卷106《术虎高琪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第2340页。

[44] 《金史》卷104《移剌福僧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第2297页。

[45] 箭内亘《关于辽金时代的乣军》一文是以《皇元圣武亲征录》、《元史·太祖纪》、《金史·兵志》、《金史·术虎高琪》为依据。

[46] 《金史》卷44《兵志》,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第997页。

[47] 《金史》卷44《兵志》,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第994页。

[48] 《金史》卷71《婆卢火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第1638页。

[49] 《金史》卷73《宗雄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第1679页。

[50] 《金史》卷6《世宗纪》,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第135页。

[51] 《金史》卷93《宗浩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第2073页。

[52] 《金史》卷93《宗浩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第2073页。

[53] 《金史》卷10《章宗纪二》,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第242页。

[54] 《金史》卷104《移剌福僧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2296页。

[55] 《金史》卷122《蒲察娄室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2669页。

[56] []外山军治:《金代女真研究》,金启孮译,牡丹江: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11页。

[57] 从列表中得知,临潢等永屯驻军、上京路永屯驻军、河南陕西山东路统军司谋克的薪饷几乎相同,据此推测奚军猛安的薪饷大致与临潢等永屯驻军、河南陕西山东路统军司相同。

[58] 《金史》卷58《百官志》“百官奉给”条记载:“猛安,钱粟四十八贯石,余皆无。乌鲁古使,同,无职田。大定二十年,诏猛安谋克俸给,令运司折支银绢。省臣议:‘若估粟折支,各路运司储积多寡不均,宜令依旧支请牛头税粟。如遇凶年尽贷与民。其俸则于钱多路府支放,钱少则支银绢,亦未晚也。'从之……谋克,钱粟二十贯石,余皆无。乔家部族都钤辖,无职田。”猛安只顾钱、粟四十八贯石;谋克只顾二十贯、石;猛安、谋克均无职田。猛安四十八贯石,谋克二十贯石,均为年俸。《金史》卷58《百官志》,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第1341-1342页。

[59] 《金史》卷24《地理志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562页。

[60] 贾敬颜:《从金朝的北征、界壕、榷场和宴赐看蒙古的兴起》,《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1985年第9期,第16页。

[61] 《金史》卷73《宗宁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1677页。

[62] 徐炳昶:《校金完颜希尹神道碑书后》,《史学集刊》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四月第1期,第3-18

[63] 《金史》卷4《熙宗纪》,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70页。

[64] 《金史》卷4《熙宗纪》,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73页。

[65] 《金史》卷120《乌林答晖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2620页。

[66] 《金史》卷94《完颜襄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2085页。

[67] 《金史》卷129《李通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2784-2785页。

[68] 王国维:《蒙鞑备录笺证·征伐》,收入《王国维遗书》,上海书店出版社,第14页。

[69] 正如王国维先生所指出的“案此事正史绝无记载,惟《世宗纪》书大定七年(1167年)闰七月甲戌,诏遣秘书监移刺子敬经略北边。又十年八月壬申,遣参知政事宗叙北巡。十年之役既缘蒙古,则七年之役当有相同。二役相去适三年,每三岁减丁之说,殆由此传讹。”参见贾敬颜订补,王国维著:《蒙古考》,收入《辽金时代蒙古考》,内蒙古自治区文史研究馆,1984年,第29页。

[70] 李桂芝:《辽金简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85页。

[71] 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金墓发掘简报》附录,《北京文物与考古》1辑,北京市文物研究所,1983年,第70页。

[72] 《金史》卷7《世宗纪》,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162页。

[73] 《金史》卷120《乌古论元忠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2624页。

[74] 《金史》卷10《章宗纪》,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231-233页。

[75] 《金史》卷94《完颜襄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第2088页。

[76] 《金史》卷10《章宗纪》,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238页。

[77] 《金史》卷94《完颜安国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2094页。

[78] 《金史》卷94《完颜襄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第2088页。


2017-02-27 19:59:01
    
责任编辑:康 鹏    
 
  •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辽宋金元史学科主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