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遼太宗離汴非棄中原﹡

                     林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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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太宗滅後晉,一度據有中原,但旋即北歸。傳統看法認為,太宗離汴倉皇撤退。本文對太宗入汴後相關史事詳加考辨,認為北返乃既定計劃,並非放棄中原。歸途中太宗意外身故,皇室因爭奪皇位發生內訌,契丹中原駐軍遂紛紛北歸,後漢方得以乘虛而入

關鍵詞:遼太宗、中原、汴

 

 

以往學界一致認為,太宗耶律德光滅後晉,據晉都東京(後改汴州)後,措置未當,中原各地義軍蜂起,於是被迫退出汴,放棄中原[]。但這一長期以來被視為定讞的成說尚有再加檢討之必要。本文對太宗後相關史事作了系統考察,以此說明,德光北還並不意味放棄中原。

 

 

947)正月丁亥朔太宗進入東京。中原藩鎮對契丹晉的反映,與梁唐及唐晉之交並無二致。據《資治通鑑》(下稱“《通鑑》”)記載,“契丹主分遣使者,以詔書賜晉之藩鎮;晉之藩鎮爭上表稱臣,被召者無不奔馳而至”[]。當月即入朝的藩鎮,可考者至少有晉昌趙在禮、同州劉繼勳及潞州張從恩[]劉知遠雖未入朝,但“遣牙將王峻奉表於契丹,契丹主賜偽詔褒美,呼帝(引者按:劉知遠。)為兒,又賜木拐一。蕃法,貴重大臣方得此賜,亦猶漢儀賜杖之比也。王峻持拐而歸,契丹望之皆避路”[]王峻所奉之表,內容如下:“一,賀入汴;二,以太原夷、夏雜居,戍兵所聚,未敢離鎮;三,以應有貢物,值契丹將劉九一軍自土門西入屯于南川,城中憂懼,俟召還此軍,道路始通,可以入貢。”[]

與此同時,耶律德光也派遣契丹人及信任的漢人出掌藩鎮,以穩固統治。《遼史·耶律拔得傳》曰:“太宗入汴,以功授安國軍節度使,總領河北道事。”[]《耶律朗傳》:“太宗入汴,命知澶淵,控扼河渡。”[]又《通鑑》載:“契丹主以前(契丹)燕京留守劉晞為西京留守,永康王兀欲之弟留珪為義成節度使,族人郎五(即耶律郎)為鎮寧節度使,兀欲姊婿潘聿撚為橫海節度使,趙延壽(入遼多年)之子匡贊為護國節度使。”[]此外,契丹將劉願出任保義節度副使[]

入汴後,太宗與南方政權也有來往。據南唐方面的文獻記載,德光曾邀南唐國主與其會盟,但遭李璟拒絕[]。天顯會同中,南唐與契丹來往頻繁,共謀後晉[11]。此時後晉已亡,按理李璟應急於會見德光,以期分得一杯羹,為何拒絕會面呢?遺憾的是,南唐史料並沒有說明李璟拒絕的原因。不過,《通鑑》提供了一條線索。是年正月,“(南)唐主遣使賀契丹滅晉,且請詣長安修復唐室諸陵;契丹不許,而遣使報之”[12]。修復唐陵,表面上看來不是大事,但卻牽涉到南唐的法統問題。承認南唐與唐玄宗的關係,就意味著承認南唐才是合法的中原主人。德光顯然明瞭其背後的政治含義,所以加以拒絕。可能因為雙方在這一問題上相持不下,令會無法實現[13]

南唐而外,與契丹往來的還有荊南與楚。據《通鑑》記載,“荊南節度使高從誨遣使入貢於契丹,契丹遣使以馬賜之”[14]。另按《十國春秋》,遼太宗曾遣使冊楚王馬希范為尚父[15]。從這些舉動來看,據有後晉故土後,耶律德光似乎擺出了天下共主的架勢,將目光投向了南方。

二月朔日,東京降汴州,鎮州升中京。同日,太宗下令曰:“自今節度使、刺史,毋得置牙兵,市戰馬。”[16]此舉顯然是為了削奪藩鎮權力。太宗還將入朝節度使扣押在汴州,應當也是出於同一目的。在石晉獻出燕云十六州後,耶律德光欲深入控制漢地,幾度與燕云舊藩鎮勢力有過較量[17]。可能正是基於燕云經驗,太宗索性不讓節度使還鎮。這表明,至少就德光本人的意願而言,他是希望長期控制中原的。

月十五日,劉知遠稱帝太原,遼太宗迅速作出了反應,“詔以耿崇美為昭義軍節度使,高唐英為昭德軍節度使,崔廷勳為河陽軍節度使,分據要地”[18]此三人雖系漢人,均入遼有年,為德光所信賴。値得注意的是,後漢建旗,並未出現一呼百應的局面。《舊五代史·漢高祖紀》載:

 

(二月)己卯,帝遣都將史弘肇率兵討代州,平之。初,代州刺史王暉叛歸契丹,弘肇一鼓而拔之,斬暉以徇。

庚辰,權晉州兵馬留後張晏洪奏,軍亂,殺知州副使駱從朗及括錢使、諫議大夫趙熙,以城歸順。時晉州留後劉在明赴東京,朝於契丹,從朗知軍州事,帝方遣使張晏洪、辛處明等告諭登極,從朗囚之本城。大將藥可儔殺從朗於理所,州民相率害趙熙,三軍請晏洪為留後,處明為都監[19]

 

代州一度叛歸契丹,而晉州守將最初也囚禁了後漢的使者。是月降河東的,僅晉潞陝三鎮而已。

對遼朝而言,更大的威脅是民間烽火四起。《舊五代史·漢高祖紀》載:

 

(二月)癸未,澶州賊帥王瓊與其眾斷本州浮橋,瓊敗,死之。時契丹以族人朗五為澶州節度使,契丹性貪虐,吏民苦之。瓊為水運什長,乃構夏津賊帥張乙,得千餘人,沿河而上,中夜竊發,自南城殺守將,絕浮航,入北城,朗五據牙城以拒之。數日,會契丹救至,瓊敗死焉。契丹主初聞其變也,懼甚,由是大河之南,無久留之意,尋遣天雄軍節度使杜重威歸鎮[20]

 

又《通鑑》曰:

 

東方群盜大起,陷宋、亳、密三州。契丹主謂左右曰:“我不知中國之人難制如此!”亟遣泰寧節度使安審琦、武寧節度使符彥卿等歸鎮,仍以契丹兵送之。

彥卿至埇橋,賊帥李仁恕帥眾數萬急攻徐州。彥卿與數十騎至城下,揚鞭欲招諭之,仁恕控彥卿馬,請從相公入城。彥卿子昭序,自城中遣軍校陳守習縋而出,呼於賊中曰:“相公已陷虎口,聽相公助賊攻城,城不可得也。”賊知不可劫,乃相率羅拜彥卿馬前,乞赦其罪。彥卿與之誓,乃解去[21]

 

烽火四起,是因為契丹橫征暴斂、倒行逆施,也與太宗有意削奪藩鎮權力,沒有及時入朝的節度使還鎮有關,事後德光主動作了檢討。這從側面反映出,當時絕大多數藩鎮都乖乖地入朝,並無意反對契丹統治。因此,雖然形勢不妙,但並非不可收拾。“群盜”只是烏合之眾,易與之輩。遼太宗遣節度使歸鎮後,局面有所緩和。

 

 

三月朔日,耶律德光開始為離開汴州作準備。《遼史·太宗紀》載:“丙戌朔,以蕭翰為宣武軍節度使,賜將吏爵賞有差。壬寅,晉諸司僚吏、嬪御、宦寺、方技、百工、圖籍、曆象、石經、銅人、明堂刻漏、太常樂譜、諸宮縣、鹵簿、法物及鎧仗,悉送上京。”[22]四月朔日,遼太宗正式啟行。

三月朔日任命蕭翰為宣武軍節度使時,太宗應當已定下北歸的日程。上引《舊五代史》在記載澶州之亂時曰:“契丹主初聞其變也,懼甚,由是大河之南,無久留之意。”這暗示德光離汴是逃跑。《新五代史·四夷附錄》更明確說:“漢高祖起太原,所在州鎮多殺契丹守將歸漢,德光大懼。又時已熱,乃以蕭翰為宣武軍節度使。……德光已留翰守汴,乃北歸。”[23]同書《漢高祖紀》云:“契丹遯,以其將蕭翰為宣武軍節度使守汴州。”徐無黨注曰:“聞漢起太原,畏而去,故與自去異其文,‘遯’者,退避之稱。”[24]

筆者以為,漢主建號及烽火四起,遼太宗憂懼在所難免,但因此北遁,放棄中原,恐非實。首先,二月朔日,廢東京而立中京,表明德光早有意將中原之統治中心北移。遼太宗入汴後,對後晉降卒猜忌重重,欲盡誅之,趙延壽說之曰:“晉軍見在之數,如今還似從前盡在河南,誠為不可。臣請遷其軍,並其家口於鎮、定、雲、朔間以處之,每歲差伊分番於河外沿邊防戍,斯上策也。”[25]東京之罷廢及中京之立,應當也與這一建議有關

既然鎮州已取代汴州成為統治漢地之中心,那德光北上只在早晚耳。三月壬寅內諸司及法物等北返,上引《太宗紀》謂“悉送上京”,然《遼史·儀衛志》:“(太宗)將幸中京 鎮陽(即鎮州),詔收鹵簿法物,委所司押領先往。未幾鎮陽入漢,鹵簿法物隨世宗歸於上京。”[26]又《樂志》曰:“太宗自汴將還,得晉太常樂譜、宮懸、樂架,委所司先赴中京。”[27]內諸司及法物的目的地原本正是中京。

其次,契丹畏暑,以往南下,三四月間即北返,太宗三月朔日定下日程,四月朔日啟程,一方面符合慣例,另一方面相當從容,似非倉皇逃竄。《通鑑》載:“契丹主復召晉百官,諭之曰:‘天時向熱,吾難久留,欲暫至上國省太后。當留親信一人此為節度使。’百官請迎太后。契丹主曰:‘太后族大,如古柏根,不可移也。’”[28]如果暑熱純系托詞,百官恐不至如此行事。又《宋史·侯章傳》:“一日於朝堂與故舊言晉、漢間事,時有輕忽章者,章厲聲曰:‘當遼主疾作謀歸,有上書請避暑嵩山者,我粗人,以戰鬥取富貴,若此諛佞,未嘗為之。’坐中有慚者。”[29]所謂“疾作謀歸”,乃據德光之死逆推,並不可信,但“上書請避暑嵩山”,說明當時汴州朝臣中確有人相信德光北歸系因暑熱,正可與《通鑑》相印證。

又次,太宗離汴後,各地的契丹藩鎮並未作鳥獸散。河陽、洛陽雖一度失守,但契丹隨即展開反攻,並奪回洛陽。在這些軍事行動中,看不到放棄中原之跡象。《舊五代史》載:

 

(四月)戊辰,權河陽留後武行德以城來歸。初,契丹主將發東京,船載武庫兵仗,自汴浮河,欲置之於北地,遣奉國都虞候武行德部送,與軍士千余人並家屬俱行。至河陰,軍亂,奪兵仗,殺契丹監吏,眾推行德為帥,與河陰屯駐軍士合,乃自汜水抵河陽。河陽偽命節度使崔廷勳率兵拒之,兵敗,行德等追躡之,廷勳棄城而遁,行德因據其城。偽命西京留守劉晞棄洛城,南走許州,遂奔東京,洛京巡檢使方太自署知留守事。……崔廷勳以契丹眾攻武行德于河陽,行德出戰,為廷勳所敗。汴州蕭翰遣蕃將高牟翰將兵援送劉晞復歸於洛。牟翰至,殺前澶州節度使潘環于洛陽[30]

 

崔廷勳失守河陽後,並沒有率眾北竄,而是整軍回攻。劉晞逃離洛陽後,方太自署留守,《通鑑》記方太事曰:“契丹遣武定節度使方太詣洛陽巡檢,至鄭州;州有戍兵,共迫太為鄭王。……太以契丹尚強,恐事不濟,說諭戍兵,欲與俱西,眾不從,太自西門逃奔洛陽。”[31]方氏因“契丹尚強”不敢起兵,說明其時契丹之統治並未隨著太宗北歸土崩瓦解。而劉晞至汴州後,蕭翰遣高牟翰送其復歸洛陽。如果德光是狼狽逃竄,有意放棄中原,崔廷勳、蕭翰等的行為該如何解釋呢?山西方面,“契丹主命大將耿崇美率眾登太行,欲取上黨,(後漢)高祖命弘肇以軍應援。軍至潞州,契丹退去”[32]。雖然取上黨未果,但値得注意的是,德光採取的是攻勢。

最後,遼太宗在返途中,曾對此次南下進行總結檢討,《遼史》載:

 

四月乙丑,濟黎陽渡,顧謂侍臣曰:“朕此行有三失:縱兵掠芻粟,一也;括民私財,二也;不遽遣諸節度還鎮,三也。”皇太弟遣使問軍前事,上報曰:“……及入汴,視其官屬具員者省之,當其才者任之。司屬雖存,官吏廢墮,猶雛飛之後,徒有空巢。久經離亂,一至於此。所在盜賊屯結,土功不息,饋餉非時,民不堪命。河東尚未歸命,西路酋帥亦相黨附夙夜以思,制之之術,惟推心庶僚、和協軍情、撫綏百姓三者而已。今所歸順凡七十六處,得戶一百九萬百一十八。非汴州炎熱,水土難居,止得一年,太平可指掌而致。且改鎮州為中京,以備巡幸。欲伐河東,姑俟別圖。其概如此。”[33]

 

以往學者多引“三失”,以說明德光處境之艱難,不得不退出中原,卻對更為詳細具體的太宗報皇太弟語不夠重視。筆者以為,對“三失”的理解應當與後者相結合,才能較準確地把握其含意。我們先看太宗報皇太弟語。引文的其前半部分,固然是在感慨形勢不利,但後半部分則表示,已經找到對策,若非暑熱,被迫歸,“止得一年,太平可指掌而致”。而且,儘管犯了錯誤,從“今所歸順凡七十六處,得戶一百九萬百一十八”來看,德光總體上對此行仍較為滿意。另一方面,“欲伐河東,姑俟別圖”,說明太宗北歸只是暫時停止擴張,而非放棄中原,恰恰相反,河東也在他的計劃之中。《舊五代史》同樣記載了遼太宗的“三失”之嘆,且云:“十八日晡時,有大星落於穹廬之前,若迸火而散。德光見之,西望而唾,連呼曰:‘劉知遠滅!劉知遠滅!’”[34]可見《遼史》所言不虛。

德光的這些話,並非失敗者的大言不慚。劉知遠雖稱帝,但當時擁護他的,的確只有“西路酋帥”。契丹政權在中原面臨的最大問題,是民間烽火四起。太宗關於“三失”的檢討,針對的正是這一問題。値得注意的是,“三失”之一是“不遽遣諸節度還鎮”。也就是說,除了少數依附後漢者外,多數藩鎮並不反對契丹統治。事實上,五代時期,華夷區分泯滅,對於藩鎮而言,只要能保住自己的地盤,天子究竟是漢人、沙陀人,還是契丹人,又有什麽分別?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停止橫征暴斂,並維護藩鎮利益,與之相勾結,民間烽火恐不難撲滅。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太宗北返是其既定策略並非避讓後漢兵鋒,放棄中原。以往學界所以慮不及此,顯然是受中原文獻,尤其是《歐史》“遯”說誤導的結果。

 

 

不料,遼太宗歸途中意外死亡[35]局勢陡變。德光死時,皇太弟李胡遠在龍沙,軍中無主。漢人趙延壽乘機欲自立,但被太宗之侄耶律阮設計擒拿。在這種局面下,耶律阮取得了軍中實力派北南大王的支持,即位於中京鎮州,是為世宗。然李胡尚,一場內戰迫在眉睫[36]。這一內訌的直接後果之一,就是中原的契丹守將紛紛棄鎮北歸。

在德光死訊傳出後,後漢開始相機而動。《通鑑》載:

 

(五月)丁酉,史弘肇奏克澤州。始,弘肇攻澤州,刺史翟令奇固守不下。帝以弘肇兵少,欲召還。蘇逢吉、楊邠曰:“今陝、晉、河陽皆已向化,崔廷勳、耿崇美朝夕遁去;若召弘肇還,則河南人心動搖,虜勢復壯矣。”帝未決,使人諭指於弘肇;曰:“兵已及此,勢如破竹,可進不可退。”與逢吉等議合。帝乃從之。……帝之即位也,絳州刺史李從朗與契丹將成霸卿等拒命,帝遣西南面招討使、護國節度使白文珂攻之,未下。帝至城下,命諸軍四布而勿攻,以利害諭之。戊申,從朗舉城降。[37]

 

劉知遠雖已於二月建號,但一直在觀望,並未出動大軍討伐契丹。此時德光暴卒,可謂天賜良機,然漢高祖仍相當謹慎。他欲召還史弘肇,說明局勢並不明朗,蘇逢吉等甚至以為“若召弘肇還,則河南人心動搖,虜勢復壯矣”。顯然直至此時,後漢君臣仍不認為契丹會主動放棄中原。此外,值得注意的是,翟令奇、李從朗等既非契丹,也不是隨德光南下的漢人,卻並沒有望後漢之風而靡,仍然堅守城池。

契丹留守諸鎮對德光死訊及世宗即位的反應,可能在後漢意料之外。《舊五代史·劉晞傳》曰:“契丹主死,晞自洛復至東京。”[38]洛陽首先放棄。又《遼史·蕭翰傳》:“會帝崩欒城,世宗即位。翰聞之,委事李從敏,徑趨行在。”[39]汴州亦棄守。而崔廷勳原本正圍攻河陽,《通鑑》載:

 

崔廷勳、耿崇美、奚王拽剌合兵逼河陽,張遇帥眾數千救之,戰南阪,敗死。武行德出戰,亦敗,閉城自守。拽剌欲攻之,廷勳曰:“今北軍已去,得此城何用!且殺一夫猶可惜,況一城乎!”聞弘肇已得澤州,乃釋河陽,還保懷州。弘肇將至,廷勳等擁眾北遁,過衛州,大掠而去。契丹在河南者相繼北去[40]

 

胡三省注“北軍”曰:“契丹聚於恒州(即鎮州)之軍。”也就是說,契丹放棄河南諸地,並不始于太宗離汴,而是由耶律阮率大軍北歸以誅除異己引發的。

有趣的是,便在蕭翰北歸後,汴州的傀儡政權仍相信契丹會有援軍來。《通鑑》載:

 

(蕭)翰留燕兵千人守諸門,為從益宿衛。……淑妃懼,召大臣謀之曰:“吾母子為蕭翰所逼,分當滅亡。諸公無罪,宜早迎新主,自求多福,勿以吾母子為意!”眾感其言,皆未忍叛去。或曰:“今集諸營,不減五千,與燕兵力堅守一月,北救必至。”淑妃曰:“吾母子亡国之馀,安敢与人争天下!……眾猶欲拒守[41]

 

胡三省注“北救”曰:“謂契丹之救也。”

契丹失守河南之後,由於遼世宗完全無暇顧及中原形勢,河北也逐漸丟失。六月,“契丹所命相州節度使高唐英為屯駐指揮使王繼弘、楚暉所殺”[42]。閏七月時,局勢一度出現反復。杜重威叛漢,“遣其子弘璲等告急于鎮州麻答,乞師救援,且以弘璲為質。麻答遣蕃將楊兗赴之。未幾,鎮州諸軍逐麻答,楊兗至洺州而回”[43]

世宗北上後,以麻答為中京留守。如果麻答能與杜重威結成穩固的同盟,恐怕足以與後漢抗衡。但是,“八月壬午朔,鎮州駐屯護聖左廂都指揮使白再榮等,逐契丹所命節度麻答,復其城。麻答與河陽節度使崔廷勳、洛京留守劉晞,並奔定州”[44]。麻答北歸後,“契丹主責以失守。麻答不服,曰:‘因朝廷徵漢官致亂耳。’契丹主鴆殺之”[45]。可見耶律阮亦非有意放棄漢地,而是力不能至。

鎮州失守後,契丹大勢已去。幽州以南,重要的軍事據點只留下了定州。不過,契丹還是堅持到了次年三月。《舊五代史》:“定州孫方簡奏,三月二十七日,契丹棄定州遁去。”[46]至此,遼太宗耶律德光南下所侵佔的漢地全部丟失了。

 

 

原刊《文史》2015年第2



﹡本文是國家社基金青年項目12CZS023、人社部留學人員科技活動擇優資助項目北族政權硏究再思考階段性成果。

[] 陳述《契丹政治史稿》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16-118此書系同氏1948年出版之《契丹史論證稿》的修訂版)張正明《契丹史略》中華書局,1979年,第35-36蔡美彪等《中國通史》第六冊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2-43舒焚《遼史稿》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45-246王仲犖《隋唐五代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780-782吳宗國《隋唐五代簡史(修訂版)》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41-342李錫厚《中國歷史·遼史》,人民出版社,2006年,68-72頁。

[] 資治通鑑》卷二八六,後漢高祖天福十二年(947)正月,中華書局,1956年,第9330

[]《舊五代史》卷九○《趙在禮傳》,北京:中華書局,19761178-1179頁;卷九六《劉繼勳傳》,第1278頁;卷一二五《王守恩傳》,第1640-1641頁;《通鑑》卷二八六,後漢高祖天福十二年正月,第9333-93349336-9337頁。

[] 《舊五代史》卷九九《漢高祖紀上》,第1324頁。

[] 《通鑑》卷二八六,後漢高祖天福十二年正月,第9336頁。

[] 《遼史》卷七六《耶律拔得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1246頁。

[] 《遼史》卷一一三《耶律朗傳》1507頁。

[] 《通鑑》卷二八六,後漢高祖天福十二年正月,第9333頁。

[] 《通鑑》卷二八六,後漢高祖天福十二年二月,第9340頁。

[] 陸遊《南唐書》卷《元宗本紀》,收入傅璿琮等主編《五代史書彙編》,杭州出版社,2004年,第5475頁;龍袞《江南野史》卷《宋齊丘傳》,《五代史書彙編》,第5184-5185頁。

[11] 林鵠《遼太宗與石氏父子——遼晉關係新說》,《北大史學》第18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67-69頁。

[12] 《通鑑》二八六,後漢高祖天福十二年正月,第9338頁。

[13] 南唐文獻記載另有一說,謂遼太宗欲冊封南唐皇帝為中原之主,同樣被李璟謝絕(詳見龍袞《江南野史》卷《嗣主傳》,第5161頁;馬令《南唐書》卷《嗣主書》,《五代史書彙編》,第5237頁)。王吉林《契丹與南唐外交關係之探討》(《幼獅學志》52期,1966年,5-6頁)及任爽《南唐史》(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5年,第181頁)已指出此說非常可疑,恐非實錄。

[14] 《通鑑》二八六,後漢高祖天福十二年正月,第9337頁。

[15] 《十國春秋》卷六八《楚文昭王世家》,《五代史書彙編》,第4273頁。

[16] 《通鑑》卷二八六,後漢高祖天福十二年二月丁巳,第9339頁。

[17] 林鵠《遼世宗、樞密院與政事省》,《中國史硏究》2014年第2期,第137-141頁。

[18] 《遼史》卷太宗紀下》,第59頁。

[19] 《舊五代史》卷九九《漢高祖紀上》,1325頁。

[20] 《舊五代史》卷九九《漢高祖紀上》,1325-1326頁。

[21] 《通鑑》卷二八六,後漢高祖天福十二年二月,9346-9347頁。

[22] 《遼史》卷太宗紀下》59-60頁。遼朝文獻關於德光離汴前後諸事日期的記載,非常明確,前後一致。三月壬寅只是先送內諸司及王朝禮器等北返,太宗本人則在四月朔日離汴。《太宗紀》又云:(三月,)磁州帥梁暉以相州降漢,己酉,命高唐英討之。……(四月)乙丑,濟黎陽渡。高唐英討梁暉在德光至相州之先,可得《舊五代史》卷九九《漢高祖紀上》(1327頁)之印證。《遼史》謂德光四月丙辰發自汴州,乙丑濟黎陽渡赴相州,行程也很合理。中原文獻(如《舊五代史》卷九九《漢高祖紀上》,1326頁)卻都誤將三月壬寅認作德光啟行之日。

[23] 《新五代史》卷七二《四夷附錄一》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898頁。

[24] 《新五代史》卷一○《漢高祖紀》,第101頁。

[25] 《舊五代史》卷九八《趙延壽傳》,第1312頁。

[26] 遼史》卷五八《儀衛志四》,第919-920頁。

[27] 遼史》五四《樂志》,第883頁。

[28] 《通鑑》卷二八六,後漢高祖天福十二年三月,第9348頁。

[29] 《宋史》卷二五二《侯章傳》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第8859頁。

[30] 《舊五代史》卷九九《漢高祖紀上》,1328-1329頁。

[31] 《通鑑》卷二八七,後漢高祖天福十二年四月,第9353

[32] 《舊五代史》卷《史弘肇傳》,1403頁。

[33] 《遼史》卷《太宗紀下》,第60

[34] 《舊五代史》卷一三七《契丹傳》,第1836頁。

[35] 《舊五代史》卷一三七《契丹傳》(1836頁)以為系得寒熱疾而亡。

[36] 林鵠《遼世宗朝史事考》,《中華文史論叢》2012年第4輯,第229-236頁。

[37] 《通鑑》卷二八七,後漢高祖天福十二年五月,第93619364-9365頁。

[38] 《舊五代史》卷九八《劉晞傳》,第1317頁。

[39] 《遼史》一一三《蕭翰傳》,第1505頁。

[40] 《通鑑》卷二八七,後漢高祖天福十二年五月,第9361-9362頁。

[41] 《通鑑》卷二八七,後漢高祖天福十二年五月,第9363頁。

[42] 《舊五代史》卷一○○《漢高祖紀下》,第1333頁。

[43] 《舊五代史》卷一○九《杜重威傳》,第1435頁。

[44] 《舊五代史》卷一○○《漢高祖紀下》,第1336頁。

[45] 《通鉴》卷二八八,后汉高祖乾祐元年三月,第9389-9390頁。

[46] 《舊五代史》一○一《漢隱帝紀上》,1346


2017-03-04 16:04:00
    
责任编辑:康 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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