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說澶淵之盟﹡

                     林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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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澶淵之役,由於此前俘虜了完全掌握宋軍防禦部署情況的王繼忠契丹舉國南下,深入宋朝腹地冒險一。宋朝方面,真宗雖非如傳統所認為的那般畏懦怯戰,王欽若等建議南逃避敵亦非奸佞之舉,但和議始終是真宗的主選項。其時宋遼主力對壘,天子亦俱在前線,一旦決戰,雙方都有亡國的危險。在劍拔弩張的澶淵,長期對峙、無法媾和的雙方,終於神奇地走到了一起。

關鍵澶淵之盟、宋真宗、王欽若、王繼忠

 

天水一朝,武力不競。防弊政治,帶來了積弱局面的形成。澶淵之盟,宋朝以歲幣換和平,是積弱的表現之一。在澶淵之盟研究中,以往學界多強調宋朝軍事體制之缺陷與宋真宗之怯懦無能,且對遼方關注不夠。[]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柳立言發表《宋遼澶淵之盟新探》(下稱“柳文”),一改舊說,認為真宗即位後對邊防和軍政投注了相當大的心血,有意再度北伐,收復燕雲,形勢對遼朝日見不利,契丹遂先下手為強,舉國南下,而“宋廷莫名其妙,戰略錯誤,喪失先機,終致君臨危城,進退維谷。幸而遼帥未捷先死,遼廷亦莫測宋人高深,故終訂盟約”。[]本世紀以來,重新評價澶淵之盟得到許多學者的贊同。不少學者認為,澶淵之役遼乃以戰迫和,其意並非消滅北宋,澶淵之盟並非城下之盟,其達成是雙方勢均力敵的結果。[]

不過,澶淵之盟仍有重加檢討之必要。就宋方而言,柳文對真宗即位以來所作所為作了細密解讀,指出真宗並非懦弱、一味退讓之輩,亦不憚一戰,確有理據。但進一步推測真宗意在重奪幽州,則有過猶不及之嫌。此外,雖然在柳文以來的研究中,針對此前之缺陷,著重對遼方進行了分析,但似乎仍顯不夠。比如,若澶淵之役契丹舉國南下,深入大宋腹地,只是為了以戰迫和,為何蕭太后、遼聖宗及權臣韓德讓三人齊聚軍中,親臨前線?我們需要梳理宋遼雄州和議以來契丹的對宋態度,並對澶淵一役作更細緻的探討,才能更準確地把握澶淵之盟時遼方的意圖。

因此,本文一節將回顧澶淵之盟前的宋遼關係第二三節則以宋朝為中心,分析宋真宗繼位以來宋遼歷次戰爭,尤其是詳細檢討真宗澶淵之役中的所作所為,由此推斷真宗之對遼策略。

 

從雄州和議到雍熙北伐

 

公元九三六年後晉天福元年遼天顯十一年),石敬瑭割讓燕雲十六州,契丹之勢力從此越燕山而南下。九四六年(後晉開運三年,遼會同九年),遼太宗長驅滅晉,一度入主中原。但此後契丹與中原勢力之消長開始發生變化,九五九年(後周顯德六年,遼應曆九年),周世宗北伐,奪回三關。隨後周宋易代,宋太祖一朝,宋遼雙方都相當克制,有意避免大規模正面衝突,進而於九七四年(宋開寶七年,遼保寧六年),達成了雄州和議。

關於議和,宋遼文獻互相矛盾,都記載修好由對方首先提出。現代學者亦持兩說,各有各的道理。[]不論如何,宋遼和議之達成,應當是周宋以來南北局勢變化的結果。世宗北伐,想來對契丹震動不小。而宋初逐次削平割據小政權,似乎無往不利,一改五代頹勢,已有天下一統之跡象,對遼朝恐怕也有威懾作用。雖然宋遼迄未發生大規模正面衝突,但契丹自丟失三關後大體處於守勢。因此,遼廷可能擔心中原再度北伐。在這種情況下,接受和局在情理之中。而宋朝因為要對江南用兵,需解除後顧之憂,太祖慣于暫時安撫強敵,各個擊破,這是又一個例證。

但雄州和議只帶來了短暫的和平。公元九七九年(宋太平興國四年,遼保寧十一年),宋太宗親征北漢,終於拿下了太原。太宗得隴望蜀,遂進軍幽州,是年七月與遼軍大戰於高梁河,宋師大敗,趙光義僅以身免。

高梁河一戰,是柴榮北伐以來契丹與中原王朝第一次大規模正面衝突。自此河北烽煙再起,數年間遼朝頻頻出動大軍南下,雙方勝負參半。九八二年(宋太平興國七年,遼乾亨四年),契丹景宗皇帝駕崩。遼朝皇位更替,使宋遼間的緊張局勢得以緩和。聖宗即位後,直至宋人二度北伐,契丹再沒有採取過大規模軍事行動。遼朝對宋策略之變化,其原因何在?

聖宗之繼位,是遼朝開國以來第一次和平的皇位更替,也是首次實現嫡長子繼承。但在中原文獻中,其過程也並不平靜。《長編》云:“初,蕭氏與樞密使韓德讓通,明記(景宗)疾亟,德讓將兵在外,不俟召,率其親屬赴行帳,白蕭氏易置大臣,立隆緒。”[]《契丹國志》有更詳細的記載:

 

景宗疾亟,隆運(韓德讓)不俟詔,密召其親屬等十余人並赴行帳。時諸王宗室二百餘人擁兵握政,盈布朝廷。后當朝雖久,然少姻媛助,諸皇子幼穉,內外震恐。隆運請于后,易置大臣,敕諸王各歸第,不得私相燕會,隨機應變,奪其兵權。時趙王等俱在上京,隆運奏召其妻子赴闕。景宗崩,事出倉卒,佈置已定,乃集番漢臣僚,立梁王隆緒為皇帝。[]

 

宋人的記載也能得到《遼史》的印證。《景宗皇后蕭氏傳》曰:“景宗崩,尊為皇太后,攝國政。後泣曰:‘母寡子弱,族屬雄強,邊防未靖,奈何?’耶律斜軫、韓德讓進曰:‘信任臣等,何慮之有!’於是,後與斜軫、德讓參決大政,委于越休哥以南邊事。”[]“母寡子弱,族屬雄強,邊防未靖”正是學界屢屢引用的材料。

爲了應付這一局面,太后采取了種種措施,倚重老臣耶律斜軫、韓德讓、耶律休哥等即其一。聖宗初年,中樞核心是韓德讓、耶律斜軫、室昉三人。《耶律隆運傳》載:“景宗疾大漸,與耶律斜軫俱受顧命,立梁王為帝,皇后為皇太后,稱制,隆運總宿衛事,太后益寵任之。”[]《室昉傳》云:“(統和初)昉與韓德讓、耶律斜軫相友善,同心輔政。”[]

而這三人均是景宗後期的老班底。從景宗末年開始,直至統和中期,室昉、韓德讓二人一直共同擔任南院樞密使,室昉且兼北府宰相。[]耶律斜軫在景宗末乃北院樞密副使,“統和初,皇太后稱制,益見委任,為北院樞密使”。[11]

此外,聖宗初年除了南向對宋取守勢外,在東西北三面都表現出了強勁的擴張勢頭。

我們先看其正北及西北向擴張。九八二年(乾亨四年)九月,聖宗即位;十二月,“耶律速撒討阻卜”。翌年改元統和,正月,“速撒獻阻卜俘”;十月,“速撒奏敵烈部及叛蕃來降,悉複故地”。九八四年(統和二年)二月,“五國烏隈于厥節度使耶律隗洼以所轄諸部難治,乞賜詔給劍,便宜行事,從之”;十一月,“速撒等討阻卜,殺其酋長撻剌干”。[12]至此北面之烏古敵烈與西北之阻卜大體款服。

再來看西南。九八三年(統和元年)正月甲申,“西南面招討使韓德威奏黨項十五部侵邊,以兵擊破之”;乙酉,“以速撒破阻卜,下詔褒美,仍諭與大漢討黨項諸部”。二月,“速撒奏討黨項捷,遣使慰勞”。三月,“遣使賞西南面有功將士。”四月辛丑,“詔賜西南路招討使大漢劍,不用命者得專殺”。五月,“西南路招討使大漢奏,近遣拽剌跋剌哥諭黨項諸部,來者甚眾,下詔褒美”。六月,“西南路招討使奏黨項酋長執夷離菫子隈引等乞內附,詔撫納之,仍察其誠偽,謹邊備”。七月丙子,“韓德威遣詳穩轄馬上破黨項俘獲數,並送夷離菫之子來獻”;辛巳,“賞西南面有功將士”。八月,“韓德威表請伐黨項之復叛者,詔許之,仍發別部兵數千以助之”。九八四年二月,“韓德威以征黨項回,遂襲河東,獻所俘,賜詔褒美”。[13]

接下來看東面。九八三年十月,“上將征高麗,親閱東京留守耶律末只所總兵馬。丙午,命宣徽使兼侍中蒲領、林牙肯德等將兵東討,賜旗鼓及銀符”。次年二月,“東路行軍、宣徽使耶律蒲寧奏討女直捷”。九八五年(統和三年)七月甲辰,“詔諸道繕甲兵,以備東征高麗”;丁卯,“遣使閱東京諸軍兵器及東征道路”。八月,“以遼澤沮洳,罷征高麗。命樞密使耶律斜軫為都統,駙馬都尉蕭懇德為監軍,以兵討女直”。翌年正月,“樞密使耶律斜軫、林牙勤德等上討女直所獲生口十余萬、馬二十余萬及諸物”。[14]

聖宗即位後多方拓邊,一方面是與宋太祖异曲同工,先北後南,掃除身後的威脅,而另一方面,恐怕也是爲了轉移國內矛盾,借軍事行動以樹立太后之權威。不過,需注意的是,與東、西、北三面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遼朝在南綫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政策,面對當時最强的也可以說是唯一的真正對手宋朝,主動息兵。自聖宗即位至宋人雍熙北伐,契丹再沒有針對宋朝主動采取過大規模軍事行動。

與之相應,九八三年,契丹還發生了一件大事,國號由大遼回改為大契丹。此次國號更改,迄今學界尚未有妥當的解釋。按大遼本非契丹國號,而是契丹滅晉後在中原建立的漢地新朝、國中之國的國號,契丹丟失中原後,在燕雲漢地仍使用大遼一稱,以彰顯其對中原的合法“主權”。[15]筆者以為,蕭放棄大遼國號,等於委婉地向宋人暗示不再謀求入侵中原。[16]

不過,改元之前的九八二年十二月,“南京留守、荊王道隱奏宋遣使獻犀帶請和,詔以無書卻之”。[17]這次求和不見宋朝文獻,但《宋會要》收錄了是年十月頒賜北邊州軍的一份詔書:

 

朕受天景命,奄宅中區,以四海為家,視兆民如子,冀咸登于富壽,豈輕舉於甲兵?況與契丹本通鄰好,昨以河東劉繼元不遵朝化,盜據一方,念彼遺民,行茲薄伐。朕所以親乘戎輅,直抵晉郊,素無黷武之心,蓋切吊民之意,而契丹輕舉戈甲,輒來救援。一鼓既平於并壘,六師遂指于燕郊。靡辭六月之征,聊報東門之役。雖彼曲可見,亦罪己良多。今聞邊境謐寧,田秋豐稔,軍民等所宜安懷,無或相侵。如今輒入北界剽略及竊盜,所屬州軍收捉重斷,所盜得物,並送還北界。[18]

 

按遼聖宗即位於是年九月,宋太宗在十月頒下這份詔書,似非偶然。太宗進一步暗中指示邊將,與契丹作試探性接觸,以犀帶請和,並非沒有可能。

而蕭后“以無書卻之”,非常得體。化干戈為玉帛,何等大事,犀帶確乎不足以示信。加之烽火重燃,責在宋方。如上所言,蕭后雖以改國號向宋人傳遞信息,但正式啟動議和,仍需慎之又慎。避免過分主動,正是談判的要訣。而所謂“卻之”,並非拒人千里,恰恰是暗示若正式見之國書,和談可以重啟。而從宋人隨後的行為來看,太宗確實尚在遊移之中,求和之心並不堅決,蕭后的審慎非常明智。

可能與錯誤情報有關,[19]宋太宗最終還是選擇了再度北伐,又一次吞下了苦果。九八六年(宋雍熙三年、遼統和四年)五月,宋軍大敗于岐溝關。是年冬遼朝南征,取得了君子館大捷,“長驅入深、祁,陷易州,殺官吏,鹵士民。所過郡邑,攻不能下者,則俘取村墅子女,縱火大掠,輦金帛而去。魏、博之北,咸被其禍”。[20]其時耶律休哥“上言,可乘宋弱,略地至河為界。書奏,不納”。[21]《遼史·耶律善補傳》較詳細地記載了當時的決策過程:

 

會再舉伐宋,欲攻魏府,召眾集議。將士以魏城無備,皆言可攻。善補曰:“攻固易,然城大叵量,若克其城,士卒貪俘掠,勢必不可遏。且傍多巨鎮,各出援兵,內有重敵,何以當之?”上乃止。[22]

 

曾瑞龍認為,君子館之戰後遼軍未大舉入侵中原,原因有二:其一,遼的當務之急是保住燕雲;其二,其軍事勝利尚不徹底。[23]曾氏舉出了兩個證據,以說明遼必須鞏固燕雲統治。首先,宋遼戰爭期間燕雲百姓常有向宋之心,由漢將把守的城池亦常望風降附。其次,《遼史·耶律休哥傳》云:“休哥以燕民疲弊,省賦役,恤孤寡,戒戍兵無犯宋境,雖馬牛逸於北者悉還之。”[24]

在筆者看來,曾先生的觀點尚有可商之處。在宋朝取得軍事勝利時,燕雲百姓固然會有所動作,但這並不表明他們會在平日組織地下抵抗,反對遼人統治。而漢將降宋也不能說明問題,因為宋遼戰爭時宋將降遼獻城者亦復不少,甚至遼軍班師後仍有人投誠。如《遼史·聖宗紀》九八九年(統和七年)正月癸未,“班師”;戊子,“宋雞壁砦守將郭榮率眾來降,詔屯南京”;二月,“詔雞壁砦民二百戶徙居檀、順、薊三州”;三月,“宋進士十七人挈家來歸,命有司考其中第者,補國學官,餘授縣主簿、尉”。[25]而上引《休哥傳》的那段話,從記載次序看,此事應當發生在九八九年休哥大敗于徐河之後,屬於遼廷又一次主動政策轉向(詳下),並不能證明燕雲潛藏危機。相反,上文已提到,九八六年時休哥雄心勃勃,甚至提出了“略地至河為界”的建議。

因此,筆者以為,遼軍不求深入的真正原因,的確是曾瑞龍所謂軍事勝利尚不徹底。不過,所謂“不徹底”,曾氏只強調宋軍仍保存相當實力,[26]似未點中要害。

遼軍無意大舉入侵中原,固然是宋遼雙方軍事實力大體相當之反映,但也與宋遼邊境地理環境密切相關。澶淵之盟後,宋人陳貫上書真宗,提到:“自威虜城(後改廣信軍)東距海三百里,其地沮澤磽埆,所謂天隙天陷,非敵所能輕入。由威虜西極狼山不百里,地廣平,利馳突,此必爭之地。”[27]仁宗慶曆間,富弼上河北禦策,其二曰:

 

景德以前,北敵寇邊,多由飛狐、易州界道東西口過陽山子,度滿城,入自廣信之西,後又多出兵廣信、安肅之間。大抵敵騎率由西山下入寇,大掠州郡,然後東出雄、霸之間。景德前,二州塘水不相接,因名東塘、西塘。二塘之交,蕩然可以為敵騎歸路,遂置保定軍介於二州,以當賊沖。……自余東從姑海,西至保州一帶數百里,皆塘水彌漫,若用以為險,可以作限。只是保州以西,至山下數十里,無塘水之阻,敵可以平入。[28]

 

也就是說,契丹入侵,一般避開了地理環境極其不利的宋遼河北邊界東段(即三關地區),總是由西段南下。

正是針對這一形勢,宋朝的防線設置是以重兵駐守鎮、定、高陽三鎮,定州為其核心,威虜、靜戎軍(後改安肅軍)為其主要屏障,其防守策略大體是主力堅守不出,伺機發動小規模突襲。九八八年(宋端拱元年,遼統和六年),太宗以宣徽南院使郭守文充鎮州路都部署,面命之曰:

 

朝廷以鎮、定、高陽三路控扼往來咽喉,若敵無所顧,矜驕而來,則出奇兵掩之,萬不失一。……敵若敢踰鎮、定,汝但勿戰,陽為怯勢,騎置其事,朕即以駕前精銳,徑發格鬥,仍竊取敵號,俟有必勝之策,則分佈隊伍,縱兵擊殺,若其未捷,各保城寨,皆百戰百勝之謀也。[29]

 

遼軍雖能深入宋境,但不僅對鎮定高陽三鎮毫無辦法,連威虜、靜戎軍亦無力攻取,[30]因此總是掃蕩一番,然後北歸。雍熙北伐後的這次南征,雖大捷於瀛州以北的君子館,並連下深祁二州,似乎戰果不小,但並沒有真正威脅到鎮定高陽三鎮及威虜靜戎二軍構成的防禦體系,而繼續南下太過冒險,深祁二州亦不能據而有之,北返在情理之中。

九八八年,遼軍再度南侵,雖然攻下了涿易二州,並從此據而有之,但同樣沒能撼動三鎮二軍。次年,宋鎮定大軍護送糧草赴威虜軍,耶律休哥欲逆擊之,大敗于徐河。此後契丹又一次改變策略,十年不再南牧。

 

二、烽煙再起

 

九八九年冬起,宋遼間進入了長達十年的休戰期。[31]據《遼史·聖宗紀》,九九四年(宋淳化五年遼統和十二年)宋兩度遣使求和,但均遭拒絕。[32] 九九七年(宋至道三年,遼統和十五年)三月,宋太宗駕崩,真宗繼位。《宋史·何承矩傳》云:

 

真宗嗣位,復遣知雄州,賜承矩詔曰:“朕嗣守鴻業,惟懷永圖,思與華夷共臻富壽。而契丹自太祖在位之日,先帝繼統之初,和好往來,禮幣不絕。其後克復汾、晉,疆臣貪地,為國生事,信好不通。今者聖考上仙,禮當訃告。汝任居邊要,洞曉詩書,凡有事機,必能詳究,輕重之際,務在得中。”承矩貽書契丹,諭以懷來之旨,然未得其要。[33]

 

《宋大詔令集》收錄了澶淵之際真宗給王繼忠的第一份詔書,其中提到“向因何承矩上言,乞差使往,其時亦允所奏,爾後別無所聞”。[34]《遼史·王繼忠傳》所記則作“向以知雄州何承矩已布此懇,自後杳無所聞”。[35]真宗即位初的這次求和并沒有得到回應。

在這長達十年的休戰期中,遼朝一方面選拔賢才,括田括戶,整頓部族,積極勸農,大行仁政,內政臻臻日上。另一方面,東伐高麗,北征阻卜,周邊隱患亦得以肅清。在這種情況下,解決與宋朝的爭端終於又提上了日程。九九八五月,“祠木葉山,告來歲南伐”。[36]翌年九月,契丹大軍再度南下。

據《遼史·聖宗紀》,九九九年(宋咸平二年遼統和十七年)十月癸酉,“攻遂城(威虜軍),不克。遣蕭繼遠攻狼山鎮石砦,破之。次瀛州,與宋軍戰,擒其將康昭裔、宋順,獲兵仗、器甲無算。進攻樂壽縣,拔之。次遂城,敵眾臨水以拒,縱騎兵突之,殺戮殆盡。”[37]由於威虜攻不下,遼軍剽掠一番後仍然只能主動撤退。面對契丹來犯,宋真宗御駕親征,曾督促前線主動出擊。[38]鎮定高陽關行營都部署傅潛畏懦不戰,事後被削奪官爵,流房州。[39]

一〇〇一年(宋咸平年,遼統和十九年)十月,契丹再次入侵,但旋即因雨水班師。[40]事實上,早在是年七月,宋方就得到情況,遼人將謀入寇,因此做好了部署,擬駐大軍於威虜。[41]但諜報有誤,契丹南犯時宋師主力尚在定州,真宗為此“甚歎息焉”。[42]

翌年,遼朝繼續南侵,但不在秋高馬肥的九、十月,而選擇了三月,太后聖宗亦未親征,屬於小規模騷擾。在兩國交兵的同時,遼朝卻又要求宋朝重開榷場。是年四月末,“契丹新城都監種堅移文境上,求復置榷場。朝議以敵情翻覆,未之許。知雄州何承矩繼以請……於是聽雄州復置榷場”。[43]

一〇〇三年(宋咸平六年,遼統和二十一年)四月,契丹又一次入寇,與宋軍戰於望都,虜王繼忠。但遼人並無進一步行動,很快又退出宋境。此役後,宋朝復罷雄州榷場。《長編》云:“時敵數入寇,或言諜者以互市為名,公行偵伺,故罷之。”[44]

望都之敗讓宋真宗惱怒異常,一度又欲親征。是年七月,“將議親征。癸卯,命司封郎中欒崇吉自京至鎮、定檢視行宮頓遞”。[45]宿將李繼隆反對,當面勸阻真宗曰:“伏睹車駕將巡幸河朔,陛下向來制置邊備,分任將帥,悉合機要。至於戎人入寇,人民小有騷動,蓋亦常事。即如太宗朝,城堡往往陷沒,然終不能為害。願專責將帥,不須鑾輅親舉。”真宗回答說:

 

先帝天資聖武,混一天下,朕安敢上擬!今外敵歲為民患,既不能以德服,又不能以威制,使邊民橫被殺傷,骨肉離異,為人父母者,其得安乎!此朕所以必行也。

 

前樞密使王顯亦勸阻真宗,上疏

 

陛下將事親征,臣竊惑其事,謂非謹重之道。且意陛下昨以王師小衄於望都,故決議討伐。然盛寒在序,未聞犯塞,鳴鑾輕舉,直抵窮邊,敵若不逢,師乃先老。又意或者獻說,請復幽燕,此非長策也。且繼遷未滅,西鄙不寧,倘北敵與之結援,競來侵軼,則重為中國之患矣。凡建議大事,上下協力,舉必成功。今公卿大夫以及庶人,尚多異同之說,安可行之耶?臣謂止可命將帥以討之,訓士卒以禦之,堅壘以挫之,按甲以待之。必欲燕薊舊地,則宜修文德,養勇銳,伺時利,然後奉行天罰,何往不克也![46]

 

從三人的話可以看出,真宗親征的目的,是為了親臨前線、指揮防秋。不過,王顯懷疑,真宗可能也有北伐的打算。[47]事實上,當時確有人鼓動真宗北伐。《長編》載:

 

王繼忠之戰於望都也,張旻為定州行營鈐轄,率諸將間道往援。比至,城已陷,旻與敵戰,身被數創,殺一梟將。遲明,復戰,而繼忠為契丹所執。旻還,言天道方利客,先起者勝,宜大舉北伐,並上興師出境之日。上以問輔臣,皆言不可,乃止。[48]

 

對於契丹,真宗的基本態度是保境安民。一〇〇一年,真宗曾對呂蒙正談到:“朕以邊事未,勞民供饋,蓋不獲已也,苟能選將練兵,驅攘戎寇,使不敢侵掠,則近邊之民亦獲安泰矣。”[49]翌年六月,真宗與前線主帥王超討論是歲防秋,超言:“今歲出師,請止如去歲規畫。若欲交戰,則宜寨於保州北、威虜軍南。”真宗曰:“不須力戰,但控扼備禦,不失機便可也。”[50]是年七月,呂蒙正言:“昨中山會兵,不深入討賊,蓋所全者大。”真宗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朕熟計之,北鄙屯盛兵,止為庇民耳。”[51]一〇〇四年(宋景德元年,遼統和二十二年)正月,“北面三路都部署王超等請募沿邊丁壯及發精兵入賊境。上曰:‘無故發兵,不足以挫敵,徒生事於邊陲,可亟止之。戎人南牧,但於境上驅攘而已,無得輕議深入。’”[52]

契丹連歲南侵,宋人敗多勝少。更何況,戰爭在宋朝境內進行,兵鋒所及,生靈塗炭,其損失又非單單勝負所能衡量。由於無險可守,宋軍完全陷入被動。而每年的防秋,對宋廷又是極大的負擔。上文提到,一〇〇一年由於情報錯誤,大軍未能及時北上。而錯誤諜報之所以會發生作用,正是因為後勤供應迫使宋方不能提前出動。一〇〇三年八月,真宗提到:“今河北已屯大兵,而邊將屢奏敵未有隙,且聚軍虛費,則民力何以充給?”[53]在這種完全被動的局面下,真宗內心之窩火可想而知,但並無證據表明,真宗曾計劃北伐。[54]

不過,真宗無意北伐,並不能理解為畏懦避戰。《長編》載:

 

(咸平六年)六月己未朔,御便殿,內出陣圖示輔臣,曰:“今敵勢未輯,尤須防遏。屯兵雖多,必擇精銳先據要害以制之。凡鎮、定、高陽三路兵悉會定州,夾唐河為大陣。量寇遠近,出軍樹柵。寇來堅守勿逐,俟信宿寇疲,則鳴鼓挑戰,勿離隊伍,令先鋒策先鋒,誘逼大陣,則以騎卒居中,步卒環之,短兵接戰,亦勿離隊,伍貴持重,而敵騎無以馳突也。又分兵出三路,以六千騎屯威虜軍,魏能、白守素、張銳領之;五千騎屯保州,楊延朗、張延禧、李懷岊領之;五千騎屯北平寨,田敏、張凝、石延福領之,以當敵鋒。始至,勿與鬥,待其氣衰,背城誘戰,使其奔命不暇。若敵南越保州,與大軍遇,則令威虜之師與延朗會,使其腹背受敵,乘便掩殺。若敵不攻定州,縱軼南侵,則復會北平田敏,合勢入北界邀其輜重,令雄霸、破虜以來互為應援。又命孫全照、王德鈞、裴自榮領兵八千屯甯邊軍,李重貴、趙守倫、張繼旻領兵五千屯邢州,扼東西路,敵將遁,則令定州大軍與三路騎兵會擊之。又令石普統兵萬人于莫州,盧文壽、王守俊監之。俟敵北去,則西趨順安軍襲擊,斷其西山之路。如河冰已合,賊由東路,則命劉用、劉漢凝、田思明領兵五千會石普、孫全照犄角攻之。自餘重兵,悉屯天雄,命石保吉領之,以張軍勢。”[55]

 

真宗的策略是,大軍屯於定州,若契丹攻定州,先堅守不戰,待遼兵疲敝,再誘之與戰,三路偏師則攻其後路。若契丹不攻定州,逕自南下,則在遼軍撤退時,斷其後路,前後夾擊。這一計劃考慮到了遼軍可能越過定州南下,但對此並不十分重視,以為只要寧邊軍、邢州“扼東西路”,威虜、保州、北平的部隊“合勢入北界邀其輜重”,契丹就會被逼退卻,完全沒有料到遼軍主力可能冒險南下至大名、澶淵一帶。而這並非真宗一人之失策,乃是澶淵之盟前宋朝君臣之共識。[56]

 

三、澶淵之盟

 

一〇〇四年,遼朝進行了最後一次南侵。是年八月,宋邊臣得到契丹謀入寇的消息,上報朝廷。《長編》記載了宋廷的反應:

 

(九月)丁酉,上謂輔臣曰:“累得邊奏,契丹已謀南侵。國家重兵多在河北,敵不可狃,朕當親征決勝,卿等共議,何時可以進發?”畢士安等曰:“陛下已命將出師,委任責成可也。必若戎輅親行,宜且駐蹕澶淵。然澶淵郛郭非廣,久聚大眾,深恐不易。況冬候猶遠,順動之事,更望徐圖。”寇凖曰:“大兵在外,須勞聖駕暫幸澶淵,進發之期,不可稽緩。”王繼英等曰:“禁衛重兵,多在河北,所宜順動以壯兵威,仍督諸路進軍,臨事得以裁制。然不可更越澶州,庶合機宜,不虧謹重。所議進發,尤宜緩圖。若遽至澶州,必不可久駐。”[57]

 

真宗決定親征,以抗擊入侵之寇。畢士安等以為不必親行,又建議駐蹕澶州,不過應持重緩行。王繼英等贊同畢士安的後一意見。只有寇凖一人,建議真宗即刻出發赴澶州,然未被採納。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此時契丹尚未南侵,真宗之親征,是他幾年來一直策劃之事,並非情況危急下的倉促決定。而宋軍的作戰計劃,應當就是上引一〇〇三年真宗設計之陣圖。

決定親征之後五日,鎮定高陽三路都部署王超上言:“日與知州、通判、軍職等會食,飲酒或至日旰,慮妨公務。請隔日一會食。”真宗批示:“軍中舊制,驟令改易,恐群議非允。”命令王超一如故事。[58]從這件事的處理上也可以看出,其時宋朝君臣並沒有因為大敵將至而惶恐失措。

是月末,王顯上疏陳三策,曰:

 

大軍方在鎮、定,敵必未敢引眾南侵,若車駕親征,望且駐蹕澶淵,詔鎮、定出軍會河南大軍合勢攻殺。或契丹主與其母氏虛張形勢,以抗我師,潛遣銳兵南下,迫河與駕前諸軍對敵,即望令鎮、定之師,直趨彼帳,攻其營寨,則緣河遊兵自退,所謂不戰而屈人兵也。或分遣騎兵千、步兵三千於濮州渡河,橫掠澶州,繼以大軍追北掩敵,此亦出其不意也。[59]

 

與真宗一樣,王顯也認為,“敵必未敢引眾南侵”。不過,他懷疑契丹可能“潛遣銳兵南下”,因此提出了兩個應對方案。其一,鎮定大軍主動進攻遼軍太后、皇上所在的營帳,這支奇兵就會被迫撤退。其二,宋軍亦出奇兵,從側翼攻擊遼軍。值得注意的是,王顯稱這支可能南下的契丹部隊為“緣河遊兵”,而他設想中的宋軍奇兵僅由馬步共四千人構成,可見在他看來,遼軍主力不會南下。

總之,從九月到閏九月宋朝的備戰情況看,宋廷上下對遼軍可能冒險深入,明顯準備不足。

是年閏九月,契丹舉國大入,陸續攻擊了威虜軍、北平寨及保州。是月二十二日,“(蕭)撻覽與契丹主及其母合勢以攻定州,王超陣于唐河,執詔書按兵不出戰,敵勢益熾,其輕騎俄為我裨將所擊,乃率眾東駐陽城淀”。[60]於是遼軍越過定州南下。《長編》載:

 

寇凖言:“邊奏敵騎已至深、祁以東,緣三路大軍在定州,魏能、張凝、楊延朗、田敏等又在威虜軍等處,東路別無屯兵,乞先發天雄軍步騎萬人駐貝州,令周瑩、杜彥鈞、孫全照部分,或不足則止發五千人,專委孫全照。如敵在近,仰求便掩擊,仍令間道約石普、閻承翰相應討殺,乃募強壯入敵境,焚毀族帳,討蕩生聚,多遣探伺,以敵動靜上聞,兼報天雄軍。一安人心,二張軍勢以疑敵謀,三以震石普、閻承翰軍威,四與邢、洺相望,足為犄角之用。”

又曰:“扈從軍士,不當與敵人爭鋒原野以決勝負。今天雄軍至貝州,屯兵不過三萬人,萬一敵騎已營貝州以南,即自定州發三萬餘人,俾桑贊等結陣南趨鎮州,及令河東雷有終所部兵由土門會定州。審量事勢,那至邢、洺間,鑾輿方可順動。更敕王超等在定州翼城而陣,以應魏能等,作會合之勢,候抽移定州河東兵附近,始幸大名。”

又曰:“萬一敵柵於鎮、定之郊,定州兵不可來,邢、洺之北漸被侵掠,須分三路精兵,就差將帥會合,及令魏能等迤邐東下,傍城牽制,敵必懷後顧之憂,未敢輕議深入。若車駕不行,益恐蕃賊戕害生靈,或是革輅親舉,亦須度大河,且幸澶淵,就近易為制置,會合控扼。”[61]

 

雖然契丹的動向出乎宋朝君臣的意料,但寇凖此時對事態之嚴重性估計不足,“或不足則止發五千人”的貝州,“與邢、洺相望,足為犄角之用”。他也考慮到,契丹可能已越過貝州。對此,他建議的對策是,調定州大軍南下,這樣就可以與天雄形成前後夾擊之勢。他還提到一種可能,遼軍在定州附近還留有部隊,宋軍主力無法南下,那就抽調“三路精兵”及威虜軍等,“迤邐東下,傍城牽制,敵必懷後顧之憂,未敢輕議深入”。總之,寇凖仍相當樂觀,

契丹南下之時,真宗收到了王繼忠的書信。《長編》云:

 

上謂輔臣曰:“朕念往昔全盛之世,亦以和戎為利。朕初即位,呂端等建議,欲因太宗上仙,命使告訃。次則何承矩請因轉戰之後,達意邊臣。朕以為誠未交通,不可強致。又念自古獯鬻為中原強敵,非懷之以至德,威之以大兵,則獷悍之性,豈能柔服。此奏雖至,要未可信也。”

畢士安等曰:“近歲契丹歸款者,皆言國中畏陛下神武,本朝雄富,常懼一旦舉兵復幽州,故深入為寇。今既兵鋒屢挫,又恥於自退,故因繼忠以請,諒亦非妄。”

上曰:“卿等所言,但知其一,未知其二。彼以無成請盟,固其宜也。然得請之後,必有邀求。若屈己安民,特遣使命,遺之貨財,斯可也。所慮者,關南之地曾屬彼方,以是為辭,則必須絕議,朕當治兵誓眾,躬行討擊耳。”

遂以手詔令石普付興等賜繼忠曰:“朕丕承大寶,撫育群民,常思息戰以安人,豈欲窮兵而黷武。今覽封疏,深嘉懇誠。朕富有寰區,為人父母,儻諧偃革,亦協素懷。詔到日,卿可密達茲意,共議事宜,果有審實之言,即附邊臣聞奏。”繼忠欲朝廷先遣使命,上未許也。[62]

 

畢士安根據契丹降人所說,判斷遼軍南下是擔心宋人欲收復幽州,遂以攻為守。但對契丹求和之誠意,真宗有所懷疑,同時他擔心遼朝乘機索要關南,因此拒絕遣使。儘管如此,在賜王繼忠的手詔中,他清楚地表達了和好的意願。[63]真宗的這一表態,需要特別注意。如上所論,雖然宋廷對遼軍動向準備不足,但對局勢仍相當樂觀,真宗並非在形勢危急下,被迫作出和好表示。

是月末,真宗仍在為親征作準備。《長編》曰:

 

丙子,以天雄軍都部署周瑩為駕前東面貝冀路都部署,……西上閤門使孫全照為鈐轄。上召全照與語,命兼天雄軍及貝、冀等州鈐轄,仍令察視北面機事。全照言,若敵南逼魏城,但得騎兵千百,必能設奇取勝。上賞其忠果,足張兵威,乃詔都部署周瑩,若全照欲擊敵,即分兵給之。[64]

 

孫全照稱“但得騎兵千百,必能設奇取勝”,得到真宗讚賞,說明君臣上下對遼軍之來勢缺乏預見。

  十月甲申,“知澶州張秉言已調集丁壯,修葺州城。上以戎寇在境,而內地遽有完葺,恐搖人心,亟命罷之”。丙戌,“遣供備庫副使安守忠案行澶州已北頓遞”。[65]真宗阻止澶州修葺州城,甚至準備到澶州以北駐蹕,說明他並不擔憂時局。

丙戌,“王超言契丹引眾沿胡盧河而東,詔諸將整兵為備,仍令岢嵐威虜軍、保州、北平寨部署等深入賊境,腹背縱擊以分其勢”。[66]真宗採取的仍是上年確定的對策。戊子,“保州奏孫密破敵功狀,上曰:‘緣邊強壯、軍士等,皆輕視敵人如此。但將領得人,固不難殄滅也。’詔以密為振武軍校,賜錦袍、銀帶,隨行軍士第遷賜之”。[67]按孫密事發生在閏九月,《長編》:“(契丹)東趨保州,振武小校孫密領十卒偵事,中路遇敵前鋒,密等依林木彀弓弩以待之,敵下馬以短兵格鬥,密等射殺十數人,又殺其軍校,獲所佩右羽林軍使印。”[68]真宗對孫密之褒語足證其大意輕敵。

不過,很快真宗就改變了看法。十月十五日,“詔王超等率兵赴行在”。[69]這正是上月末寇凖建議在契丹下至貝州以南時的對策,不過其起因可能是瀛州失陷的謠言。按十月六日,遼軍抵瀛州,狂攻近十日,[70]但未能如願克城。此戰契丹傾盡全力,其後宋軍打掃戰場,發現“城上懸板才數寸,集矢二百余”,“浚高陽壕,得遺矢凡四十萬”。[71]但真宗到月底才得到瀛州堅守不下的消息,此前則曾聽到瀛州陷落的謠言。[72]

召王超主力入援,是此役宋廷戰略部署的一個轉捩點。不過,真宗並未因瀛州陷落的謠言而驚慌失措,仍然在沉著冷靜、有條不紊地安排對敵之策。[73]十六日,即召王超入援的第二天,“詔隨駕軍士先赴澶州”。二十七日,“以雍王元份為東京留守”,“鹽鐵副使林特、戶部副使崔端同判留司三司”。二十八日,“以樞密直學士、權三司使劉師道充隨駕三司使兼都轉運使”。[74]真宗並沒有因此改變原定的親征計劃。[75]

當然,可能是因為形勢變化,真宗部分改變了對敵策略。是月二十六日,真宗接到了王繼忠的第二封求和信。這一次,真宗決定遣使。[76]

十一月五日,“北面部署(王超)奏:‘契丹自瀛州遁去,其眾猶二十萬。偵得其謀,欲乘虛抵貝、冀、天雄軍。’詔督諸路兵及澶州戍卒會天雄軍”。是日,又“發忻、代州兵赴諸路會合”。[77]真宗樂觀地認為,眾軍能會聚大名,阻截遼軍。十四日,“上校獵近郊,至丁岡村,見民舍有牆垣頹壞、室廬卑陋者,因幸之,乃稅戶喬謙也。召其家人,賜萬錢、衣三十事,免三年庸調”。[78]大敵當前,真宗校獵意在顯示其“軍事上的備戰功能與威懾意義”,“表達了與遼針鋒相對的強硬立場”[79]。而校獵時尚有餘暇視察民舍,說明在真宗看來,形勢並不危急。

十五日,“詔留守官司,如車駕離京後,有無賴不逞,騷動人民,情理難恕者,並斬訖以聞。頒諸路所偵戎寇事宜以示諸將。詔京畿諸縣調發軍馬,京東、西諸州運芻糧,民戶今年秋稅展一月限。詔應擊登聞鼓邀車駕河北舉人及諸色人,乞扈從先登效用者,令軍頭司第其材勇,引見訖,送諸處指使”。[80]車駕即將啟行,諸多措施之安排非常從容。

十八日,“以山南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李繼隆為駕前東面排陣使,……南作坊使張旻為鈐轄”。[81]張旻正是上年倡議北伐之人。《長編》曰:

 

車駕將親征,旻方戍並代,復奏邊事十餘,多論兵貴持重及所以取勝者。召還,入對,上曰:“契丹入塞,與卿所請北伐之日同,悔不用卿策。今須守澶州,扼橋而未得人,如之何?”旻請行,上喜,故命為東面鈐轄,先令至澶州候敵遠近,旻即馳騎往。[82]

 

十九日,“發永興駐泊龍衛、雲騎八指揮赴行在”。[83]二十日,“車駕北巡”。[84]是日,真宗又收到了王繼忠的來信。《長編》云:

 

曹利用至天雄,孫全照疑契丹不誠,勸王欽若留之。契丹既數失利,復令王繼忠具奏求和好,且言北朝頓兵,不敢劫掠,以待王人。繼忠又與葛霸等書,令速達所奏。是夕,奏入,上因賜繼忠手詔,言已遣利用;又以手詔促利用往,並付繼忠使告契丹,遣人自抵天雄迎援之。繼忠尋亦聞利用留天雄不行,復具奏,乞自澶州別遣使者至北朝,免致緩誤。辛未(二十一日),車駕次長垣縣,得其奏,遂以前意答焉。[85]

 

對於議和,真宗顯得頗為沉著,倒是遼人有些急不可耐。

二十二日,“次韋城縣。詔知滑州張秉、齊州馬應昌、濮州張晟往來河上,部丁夫鑿冰,以防戎馬之度”。[86]《宋史·真宗紀》:“王繼忠數馳奏請和,帝謂宰相曰:‘繼忠言契丹請和,雖許之,然河冰已合,且其情多詐,不可不為之備。’”[87]

不過,在韋城,出現了一場小波折。《長編》曰:

 

先是,詔王超等率兵赴行在,踰月不至。寇益南侵,上駐蹕韋城,群臣復有以金陵之謀告上宜且避其銳者,上意稍惑,乃召寇凖問之。將入,聞內人謂上曰:“群臣輩欲將官家何之乎?何不速還京師!”凖入對,上曰:“南巡何如?”凖曰:“群臣怯懦無知,不異於鄉老婦人之言。今寇已迫近,四方危心,陛下惟可進尺,不可退寸。河北諸軍,日夜望鑾輿至,士氣當百倍。若回輦數步,則萬眾瓦解,敵乘其勢,金陵亦不可得而至矣。”上意未決。
  凖出,遇殿前都指揮使高瓊門屏間,謂曰:“太尉受國厚恩,今日有以報乎?”對曰:“瓊武人,誠願效死。”凖復入對,瓊隨入,立庭下,凖曰:“陛下不以臣言為然,盍試問瓊等。”遂申前議,詞氣慷慨。瓊仰奏曰:“寇凖言是。”且曰:“隨駕軍士父母妻子盡在京師,必不肯棄而南行,中道即亡去耳。願陛下亟幸澶州,臣等效死,敵不難破。”凖又言:“機會不可失,宜趨駕。”

時王應昌帶御器械侍側,上顧之,應昌曰:“陛下奉將天討,所向必克,若逗遛不進,恐敵勢益張。或且駐蹕河南,發詔督王超等進軍,寇當自退矣。”上意遂決。甲戌,晨發,左右以寒甚,進貂裘絮帽,上卻之,曰:“臣下暴露寒苦,朕獨安用此耶?”夕次衛南縣,遣翰林侍讀學士潘謹修先赴澶州,詔澶州北寨將帥及知州不得擅離屯所,迎候車駕。[88]

 

李燾注

 

《記聞》王欽若、陳堯叟密奏金陵之謀。按欽若時已在天雄,必無此奏。堯叟本議幸蜀,上既北出,堯叟固亦不復申言,且改圖也。此當是群臣怯懦者別請南幸,偶與欽若前謀合,因誤以為欽若等密奏耳。寇凖先破二策於朝,雲不可遠之楚、蜀,今此但雲金陵不可得至,固亦不及蜀也。它書載凖語多差謬,蓋不知凖先議於朝,後議于韋城,凡兩對,輒並言上幸澶淵時,故率不可據。今略取《記聞》所載,稍刪潤之。[89]

 

按司馬光《涑水記聞》卷七云:

 

景德中,虜犯澶淵,天子親征,樞密使陳堯叟、王欽若密奏宜幸金陵,以避其鋒。是時乘輿在河上行宮,召寇凖入謀其事。準將入,聞內中人謂上曰:“群臣欲將官家何之邪?何不速還京師?“凖入見,上以金陵謀問之,凖曰:“群臣怯懦無知,不異于向者婦人之言。今胡虜迫近,四方危心,陛下唯可進尺,不可退寸。河北將士旦夕望陛下至,氣勢百倍。今若陛下回輦數步,則四方瓦解,虜乘其勢,金陵可得至邪?“上善其計,乃北渡河。[90]

 

上引《長編》第一段即出自《記聞》

而《長編》於是年閏九月曾

 

先是,寇凖已決親征之議,參知政事王欽若以寇深入,密言於上,請幸金陵,簽書樞密院事陳堯叟請幸成都。上復以問凖,時欽若、堯叟在旁,凖心知欽若江南人,故請南幸,堯叟蜀人,故請西幸,乃陽為不知,曰:“誰為陛下畫此策者?罪可斬也。今天子神武,而將帥協和,若車駕親征,彼自當遁去,不然,則出奇以撓其謀,堅守以老其眾。勞逸之勢,我得勝算矣,柰何欲委棄宗社,遠之楚、蜀耶!”上乃止,二人由是怨凖。欽若多智,凖懼其妄有關說,疑沮大事,圖所以去之。會上欲擇大臣使鎮大名,凖因言欽若可任,欽若亦自請行。乙亥,以欽若判天雄軍府兼都部署、提舉河北轉運司,與周瑩同議守禦。[91]

 

李燾注曰:

 

《記聞》載王欽若、陳堯叟之言,並雲車駕時在澶淵。按欽若以閏九月二十四日除知大名,十月初二日行,車駕以十一月二十日方親征,《記聞》蓋誤也。魏泰《東軒錄》載凖召欽若至行府諭意,及酌上馬杯,令欽若即日馳騎赴鎮,此尤繆妄。今依約《仁宗實錄》凖及欽若本傳刪修。其實凖先已決澶淵之議,欽若與堯叟潛沮之,凖因斥言其過,雖斥言其過,蓋未嘗面斥欽若等,固亦不於上前公獻此策,本傳遂雲凖斥欽若等,恐未必然爾。張唐英作《凖傳》,又有江南人勸幸金陵,蜀人勸幸成都之語,若謂凖私以為然則可耳,必不對上斥言也。且唐英敘凖事,多失實,今皆不取。欽若既不能沮凖,則因請守魏以自效,奸邪為身謀,或多如此,本傳宜得之。劉攽作《丞相萊公傳》,亦雲上北巡至澶州,不欲渡河,凖始請斬建議幸金陵及蜀者,與司馬光《記聞》同誤,今不取。[92]

 

寇凖諫止真宗避敵發生過兩次,是李燾本人的創見。而李燾之所以力主此說,是因爲王欽若在真宗自東京啓程之前已出守大名,不在真宗身邊。

筆者認爲,這是李燾對文獻的誤讀。

首先,關于此事,《涑水記聞》根據不同的來源,存有兩個版本,其一已見上文,而另一則也同樣認爲,這發生在“(寇)准從車駕幸澶淵”之時。[93]據上引李燾注,劉頒《寇萊公傳》亦同。而《宋史·寇凖傳》謂此事發生在“契丹圍瀛州,直犯貝、魏”之後,[94]《名臣碑傳琬琰集》載《寇忠湣公旌忠之碑》亦事在遼軍“直抵于澶、魏,將飲馬河壖”後。[95]總而言之,此事應當發生在王欽若出守大名之後。

其次,據上文分析,是年閏九月,宋廷上上下下(包括寇凖)對局勢仍相當樂觀,怎麽會有人提出避敵之說?

其三,上引《記聞》明言“密奏宜幸金陵”,也就是說,陳堯叟、王欽若幷不在真宗身邊,只是秘密派人上奏。而李燾似乎將“密奏”誤解爲二人避開群臣,以進邪說。

李燾之後,歷來不僅相信寇凖兩諫避敵之說,還相信主張避敵是怯懦逃跑之舉,這是更大的誤會。

真宗朝之後,王欽若聲名掃地,爲士林所不耻。但這不代表他必然是畏懦懼敵之人。[96]王氏自請大名,李燾已經意識到,與避敵說實難兩存,無奈中只能以奸邪云云塞責。那我們且來看看他在大名及澶淵之盟後針對遼朝的實際表現。上文提到,當曹利用奉使議和,來到大名時,王欽若在孫全照的勸說下留之不遣。二十四日真宗離開韋城,繼續行程時,《長編》又曰:

 

上前賜王繼忠詔許遣使,繼忠復具奏附石普以達。普自貝州遣指使、散直張皓持詣行闕,道出敵寨,為所得,契丹主及其母引皓至車帳前,問勞久之,因令抵天雄,以詔促曹利用。王欽若等疑不敢遣,皓獨還。契丹主及其母賜皓袍帶,館設加等,使繼忠具奏,且請自澶州別遣使速議和好事。於是皓以其奏入,上復賜欽若詔,又令參知政事王旦與欽若手書,俾皓持赴天雄,督利用同北去。[97]

 

很難想像,這是同一個主張避敵金陵的王欽若。司馬光《涑水記聞》記載了遼軍寇大名的經過,

 

契丹將至,闔城惶遽。欽若與諸將議探符分守諸門……欽若亦自分守南門,(孫)全照曰:“不可。參政主帥,……不如居中央府署,保固腹心,處分四面,則大善。”欽若從之。……是夜月黑,契丹自故城潛師復過魏府,伏兵于城南狄相廟中,遂南攻德清軍。欽若聞之,遣將率精兵追之,契丹伏兵斷其後,魏兵不能進退。全照請於欽若曰:“若亡此兵,是無魏也。北門不足守,全照請救之。”欽若許之。全照率麾下出南門力戰,殺傷契丹伏兵略盡,魏兵復得還,存者什三四。[98]

 

如此表現,難道也是奸計?又《長編》載:

 

(大中祥符七年,遼開泰三年)知秦州張佶言蕃部俶擾,已出兵格鬥,望量益士卒。王旦曰:“今四方寧輯,契丹守盟甚堅,西戎入貢不絕,藩翰之臣,宜務鎮靜。”上曰:“邊臣利於用兵,殊不知無戰為上。頃歲河北請增邊兵,王欽若等亦惑其言,惟朕斷以不疑,終亦無患。”[99]

 

在契丹問題上,王欽若要比真宗、王旦更為激進。

附帶說說陳堯叟。《宋史·陳堯叟傳》載:“真宗幸澶淵,命乘傳先赴北砦按視戎事,許以便宜。”[100]很難想像,如果陳堯叟是建議幸蜀之人,真宗會交給他這一任務,且“許以便宜”。莫非陳堯叟也是出於詭計,自請北行?

一〇〇七年(宋景德四年,遼統和二十五年)八月,《長編》曰:

 

自罷兵之後,議者頗以國馬煩耗,歲費縑繒,雖市得尤眾,而損失亦多。知樞密院事陳堯叟獨謂:“群牧之設,國家巨防,今愚淺之說以馬為不急之務,則士卒亦當遣而還農也。”作《群牧議》以獻,勒石大名監。乙巳,置群牧制置使,命堯叟兼之。[101]

 

又一〇〇九年(宋大中祥符二年,遼統和二十七年)十月,《長編》載:

 

雄州奏契丹改築新城。上謂輔臣曰:“景德誓書有無創修城池之約,今此何也?”陳堯叟曰:“彼先違誓修城,亦此之利也。”上曰:“豈若遺利而敦信乎?且以此為始,是當有漸。宜令邊臣詰其違約,止之,則撫馭遠俗,不失其歡心矣。”[102]

 

同樣,保守的是真宗,而非陳堯叟。

而最能說明問題的是一〇一〇年(宋大中祥符三年,遼統和二十八年)三月,真宗與陳堯叟在輔臣前,對澶淵之役作出的反思:

 

上曰:“自頃契丹入寇,備禦之策,無日不講求,而將帥不能決勝,陳堯叟盡知此事。”堯叟曰:“咸平中,契丹侵軼亭障,國家歲歲防秋。六年,舉國而來,群議鹹請大為之防,陛下親降手劄,詢於中外,雖繼上謀畫,皆未盡善,乃特出聖斷,控守險要,排布行陣,又擇銳卒散為奇兵,俟戎首南侵,即命諸路直赴幽燕,取其車帳,俾邊郡援應,皆以方略示之,而將帥非其人,故殊勳不集。”[103]

 

如果陳氏是澶淵之際曾建議幸蜀之人,真宗怎麼可能讓陳氏去證明自己澶淵前備禦契丹已竭盡全力?

筆者認爲,歷史的真相是,王欽若出守大名後,發現遼軍完全超出了宋人之前的預想,大軍冒險深入宋朝腹地。爲了應對這一變數,真宗的方案是回調王超主力,阻截契丹于大名。但王超遷延不至,契丹大軍逼近黃河。如果繼續澶州之行,真宗本人可能直接面對遼軍主力。而澶州城防工事很不完善,幷不安全。[104]此其一。其二,一旦契丹渡河,東京就直接暴露在遼軍面前,後果不堪設想。稍一不慎,宋朝會有亡國的危險。在這種情况下,爲持重起見,建議皇帝暫時南巡,避敵鋒芒,而讓大臣主持前綫戰事,似在情理之中。而陳堯叟的情况,恐怕也與王欽若類似。《宋史·陳堯叟傳》載:“真宗幸澶淵,命乘傳先赴北寨按視戎事,許以便宜。”[105] 作爲先遣隊指揮,陳氏可能也感受到了契丹的巨大壓力。王、陳二人,雖勸真宗避敵,但實非出于奸邪。[106]

而在這種形勢下,真宗移不决,重新思考既定策略,應可算是人之常情,亦非怯懦畏敵。更何況,以往學界忽視的是,擺在真宗面前的,並非只有南奔與北進這兩個選項,還有一個方案,就是回師東京。值得注意的是,在寇凖等人勸說下,真宗迅疾打消了顧慮,不僅沒有南奔避狄,甚至沒有選擇回師東京這一持重之策,而是毅然決定維持原計劃,北上澶州,親臨風險極大的戰爭第一線。從《長編》所載其次日表現來看,已恢復決絕與勇氣,而非不情不願地被逼上前線。

從韋城出發後,真宗再度得到王繼忠的來信,其處置已見上文。《長編》又云:

 

(真宗)因謂輔臣曰:“彼雖有善意,國家以安民息戰為念,固許之矣。然彼尚率眾兵深入吾土,又河冰且合,戎馬可渡,亦宜過為之防。朕已決成算,親勵全師。若盟約之際,別有邀求,當決一戰,剪滅此寇。上天景靈,諒必助順。可再督諸將帥,整飭戎容,以便宜從事。”[107]

 

二十五日,“內出陣圖二,一行一止,付殿前都指揮使高瓊等。給諸軍甲胄,及賜緡錢有差”。二十六日,“車駕發衛南,李繼隆等使人告捷,又言澶州北城門巷湫隘,望且於南城駐蹕”。[108]所謂告捷,即擊退遼軍前鋒一事。[109]宋軍因此士氣大振。此時又有一段小插曲。《長編》

 

是日,次南城,以驛舍為行宮,將止焉。寇凖固請幸北城,曰:“陛下不過河,則人心危懼,敵氣未懾,非所以取威決勝也。四方征鎮,赴援者日至,又何疑而不往?”高瓊亦固以請,且曰:“陛下若不幸北城,百姓如喪考妣。”簽書樞密院事馮拯在旁呵之,瓊怒曰:“君以文章致位兩府,今敵騎充斥如此,猶責瓊無禮,君何不賦一詩詠退敵騎耶?”即麾衛士進輦,上遂幸北城。至浮橋,猶駐車未進,瓊乃執撾築輦夫背曰:“何不亟行!今已至此,尚何疑焉?”上乃命進輦。既至,登北城門樓,張黃龍旗,諸軍皆呼萬歲,聲聞數十里,氣勢百倍,敵相視益怖駭。[110]

 

這一記載在表現寇凖、高瓊果敢的同時,似反襯出真宗之怯懦。但寇凖等之舉動,並非無可質疑。何冠環指出,李繼隆請真宗駐蹕南城,是因為“他明白遼軍並未因喪一大將而潰敗,澶州敵騎充斥,真宗未經戰陣,若遽然率親軍登上最前線的澶州北城,難保兵凶戰危,會發生不測意外”,“後來寇凖沒有堅持真宗長駐北城,相信是李繼隆的穩重意見收到尊重”。因此,何先生稱許李繼隆“以‘穩健’平衡了寇凖的‘躁進’”。[111]大敵當前,讓並非武人出身的最高統帥直接踏上飛矢可及的火線,固然可以激勵士氣,但風險也實在太大了,一旦有意外,後果不堪設想。真宗之疑慮,不能簡單地視為怯懦。[112]

不論如何,契丹議和使節很快就來到了。《長編》載:

 

十二月庚辰朔,(遼使)韓杞入對於行宮之前殿……其書復以關南故地為請,上謂輔臣曰:“吾固慮此,今果然,唯將奈何?”輔臣等請答其書,言:“關南久屬朝廷,不可擬議,或歲給金帛,助其軍費,以固歡盟,惟陛下裁度。”上曰:“朕守祖宗基業,不敢失墜。所言歸地事極無名,必若邀求,朕當決戰爾!實念河北居人,重有勞擾,儻歲以金帛濟其不足,朝廷之體,固亦無傷。答其書不必具言,但令曹利用與韓杞口述茲事可也。”……上又面戒利用以地必不可得,若邀求貨財,則宜許之。[113]

 

真宗雖允歲幣,但並沒有卑躬屈膝。

是日,“命戶部判官、員外郎李含章澶州至京提點供頓”;初四,“遣給事中呂祐之齎敕牓諭兩京以將班師”。[114]雖然和議尚未最終落實,但天子返京非比尋常,需儘早準備,而兩京人心亦亟待安定。且真宗並未放鬆警惕。據《長編》,初二日,“詔永興軍兵除先追赴河陽及量留本州外,並令部署許均領赴行在”。[115]即可為證。

初三日,何承矩奏到,言蕭撻覽已死,契丹軍心渙散。真宗曰:

 

今歲入寇,皆其首謀。或聞犯邊以來,累戰不利,因號令部下,凡獲男子十五以上者皆殺之。彼既失其謀主,朕親禦六師,而王超等三路大兵亦合勢南來,彼奔北固其宜也。[116]

 

遼朝此番南下,雖深入至河,但戰事並不順利。對此,真宗非常清楚,其自信恐非造作。

初四日,曹利用再至遼寨,和議遂定。在契丹退兵之際,真宗表現得相當理性,該出手時就出手,但並不躁進。《長編》云:

 

(戊子,)北面諸州軍奏:“偵得契丹北去,未即出塞,頗縱遊騎騷擾鄉閭。貝州、天雄軍居民,驚移入郭。”詔高陽關副部署曹璨帥所部取貝冀路赴瀛州。……選天雄騎兵二萬為璨後繼,以躡戎寇,敢肆劫掠,則所在合勢翦戮。仍遣使諭契丹以朝廷為民庶尚有驚擾、出兵巡撫之意。又賜王繼忠手詔,令告契丹悉放所掠老幼,命澶州馬鋪小校華斌乘驛齎赴敵寨。……(庚寅,)李繼隆奏龍衛指揮使劉普領兵奪戎人車牛生口凡萬余計。……(甲午,)張凝等奏率兵至貝、冀,戎人候騎各團結北去,不敢侵掠。[117]

 

契丹從“縱遊騎騷擾”到“不敢侵掠”的變化,應當正是真宗出手的結果。[118]

《長編》又曰:

 

華斌自敵寨還,王繼忠具奏北朝已嚴禁樵采,仍乞詔張凝等無使殺傷北朝人騎。上謂輔臣曰:“昨儻徇群議,發大軍會石普、楊延朗所部屯布緣河諸州,邀其歸路,以精銳追躡,腹背夾攻,則彼必顛沛矣。朕念矢石之下,殺傷且多,雖有成功,未能盡敵,自茲北塞常須益兵,河朔人民無日休息。況求結歡盟,已議俞允,若彼自渝盟約,復舉干戈,因而誓眾,中外同憤,使其覆亡,諒亦未晚。今張凝等出兵襲逐,但欲絕其侵擾耳。”[119]

 

這應當是其態度的真實反映。

 

四、結論

 

縱觀澶淵之役,契丹雖舉國入寇,但除了瀛州一役,並沒有打過硬仗,更沒有取得值得誇耀的戰果,僅攻下了無足輕重、宋軍並未重點防守的德清軍、通利軍與祁州。按《長編》一〇〇四年十一月丁巳,“詔德清軍,如戎寇南侵,不須固守,率城中軍民並赴澶州,仍令駕前排陣使分兵應接。以其介澶、魏之間,素不修完,屯兵寡少也”。[120]同月庚申,真宗“謂輔臣曰:‘聞寇沿河屯泊,侵擾貝、冀,窺深州,皆不利而去,彼皆有備故也。獨通利軍素無城壁兵甲,若寇漸南,王超等大軍未至,邢、洺即可憂也,宜分兵益為之備。’”[121]而瀛州亦非宋重兵所在,契丹大軍狂攻近十日而不能下,反彰顯出遼軍之無能。

在這種情況下,契丹主力深入至河,太后、聖宗及韓德讓均在軍中。而駐守澶州的是御駕親征的宋軍,[122]與此同時,河北、河東、陝西大軍正向澶州圍攏。單純從軍事角度而言,遼人之冒險實在令人費解。若果大戰,契丹並無必勝之把握。而一旦戰敗,不僅主力有被全殲之危險,太后等均有成為階下囚之可能。換言之,亡國並非過甚其辭。

但如果聯繫到此行遼方特地帶上了之前一年剛剛俘虜的王繼忠,且早早地在圍攻瀛州之際就讓王氏致書真宗,這招險棋有了答案。雖然宋軍防禦體系的最終確定是在王繼忠被俘兩個月之後,但此前已大體成型。所以,王氏一定將宋軍的防綫布置及作戰計劃告知了契丹。也就是說,契丹人完全清楚,宋朝腹地防禦的空虛,宋人對遼人可能冒險深入南下缺乏準備。

另一方面王氏是真宗藩邸舊人,乃其心腹,當深知真宗確無意北伐,宋方雖布置了大陣,但若有機會,真宗仍傾向于媾和。《長編》云:“王繼忠戰敗,為敵所獲,即授以官,稍親信之,繼忠乘間言和好之利。”[123]當得其實。所以,即便南下戰事不利,只要不是主力潰敗,和局恐怕仍可求得。更何况,大軍深入宋朝腹地,在談判桌上是個不小的籌碼。

契丹早在攻擊瀛洲前就讓王氏發出求和的信號,意圖可能有二:麻痹宋人,爲南下釋放烟幕彈;萬一南下不利,爲和談做好準備。而三巨頭俱在軍中,一方面可能跟國內政局有關,另一方面恐怕也是因爲此役事關重大,遼方對此期望很高,而戰場上形勢瞬息萬變,是戰是和,均需隨機應變、當場拍板之故。

而面對契丹大軍,宋朝同樣沒有必勝之把握。一旦出現意外,遼軍攻破澶州,俘虜真宗,或度過黃河,挺進開封,同樣意味著亡國的危險。因此,長期因缺乏互信無法媾和的雙方,在劍拔弩張的澶淵,卻神奇地走到了一起。

當然,此役宋廷的確犯了重大錯誤首先,由于誤信王繼忠戰死沙場,沒有意識到軍事計劃已完全暴露,事先沒有在大名、澶州一帶部署重兵。[124]其二遼軍南下,真宗隨即調整策略,但寄以厚望的王超大軍遷延不至,使得契丹輕易越過大名,直逼澶州,將至尊推上了戰爭第一線。

值得深思的是,戰後王超及其副手並未受到嚴厲處罰。一〇〇五年(宋景德二年)正月,“步軍都虞候、天平節度使王超為三路統帥無功,引兵赴行在,又違詔失期,上章待罪,上憫其勞舊,弗責。戊辰,以超為崇信節度使,罷軍職,便道之任”;二月乙巳,“步軍副都指揮使、河西節度使桑贊罷軍職,判潁州。贊副王超,總戎禦敵,逗撓無功故也。上不欲暴其過,止以足疾罷之”。[125]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一〇〇〇年(宋咸平三年,遼統和十八年)傅潛之結局。按常理而言,王超之罪遠大于傅潛,但他不僅得到了真宗的寬恕,朝臣似亦無人要求嚴懲王超。而咸平間舉朝洶洶,欲斬傅潛。這一方面說明,當時宋朝君臣總體上對澶淵之盟比較滿意,另一方面暗示,即便王超如約到來,只要真宗確信契丹真有求和之心,恐怕不會主動掀起大戰。

 

 
(原刊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學刊》第10集)


﹡本文是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12CZS023)、人社部留學人員科技活動擇優資助項目“北族政權硏究再思考”階段性成果。感謝李華瑞師、張帆師、潘星輝兄、李二民兄、方誠峰兄、歷史所諸師友匿名評審專家提供的寶貴意見及張彤師艷秋兄爲編輯文付出的辛勞。尤其是李老師,並不同意本文的觀點,直言不諱,提出了尖銳的批評,迫使筆者進行更深入的思考。文責自負。

[] 如王煦華、金永高:《宋遼和戰關係中的幾個問題》,載《歷史研究》編輯部編:《遼金史論文集》,遼寧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47-264頁;漆俠:《遼國的戰略進攻與澶淵之盟的訂立》,《河北大學學報》1992年第3期。

[②] 柳立言:《宋遼澶淵之盟新探》,原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集刊》第6119923月,收入宋史座談會編:《宋史研究集》第23輯,臺北編譯館1995年版,第71頁。

[③] 李錫厚《論澶淵之盟城下之盟》,載張希清、田浩、穆紹珩、劉鄉英主編:《澶淵之盟新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22都興智、呂洪偉澶淵之盟三論》,載《澶淵之盟新論》,第23-36王曉波:《宋遼戰爭論考》,四川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90-108頁。

[] 曹流:《契丹與五代十國政治關係諸問題》,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學位論文,20106月,第116-118頁。

[⑤] 《續資治通鑑長編》下稱“《長編》”)二三太宗太平興國七年,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533頁。

[] 《契丹國志》卷《耶律隆運傳》,賈敬顏、林榮貴點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75頁。

[] 《遼史》卷七一《景宗睿智皇后傳》,中華書局1974年版1202頁。

[] 《遼史》卷《耶律隆運傳》,第1290頁。

[] 《遼史》卷七九《室昉傳》,第1271頁。

[] 拙作《遼世宗、樞密院與政事省》,《中國史研究》2014年第2

[11] 《遼史》《耶律斜軫傳》,第1302頁。《遼史》卷《景宗紀下》(第105頁)乾亨四年四月有樞密使斜軫,然卷一〇《聖宗紀一》(第111頁)統和元年六月稱其為樞密副使。

[12] 《遼史》卷《聖宗紀一》,第108112113114頁。

[13] 《遼史》卷一〇《聖宗紀一》,第108-109110111113頁。

[14] 《遼史》卷一〇《聖宗紀一》,第112113115頁;卷一一《聖宗紀二》,第119頁。

[15] 拙作《大遼本非契丹國號說》,《中華文史論叢》2014年第4期。

[16] 劉鳳翥《契丹大字〈耶律祺墓誌銘〉考釋》(《內蒙古文物考古》2006年第1期)指出,契丹將漢地國號由大遼回改為大契丹,但在契丹語中,仍保留雙國號,稱契丹遼國。這恰可支援筆者的推斷,改國號是給宋人看的。那麼,何謂委婉,何謂暗示?契丹改國號的詔書今已不存,但即然契丹是遼朝原本的國號,在臺面上總能找到合情合理的說法。不過筆者懷疑,不論遼朝正式宣稱的改國號理由何在,其潛在用意是非常巧妙地向宋人暗送秋波。所以說巧妙,是因為表面上看來,這與遼宋關係並無干係,示好若有若無,只可意會,不可言傳。政治上處理類似敏感問題時,若過於主動,反而容易陷入被動。中美破冰,第一步棋恰恰是乒乓球這樣微妙的事物,而不是正式的國使。而契丹連年南侵,已經對宋人北伐進行了報復,大棒與胡蘿卜並用,向來是政治高手的常用策略。

[17] 《遼史》卷一〇《聖宗紀一》,第108頁。

[18] 《宋會要輯稿·蕃夷一·遼上》,見《宋會要輯稿·蕃夷道釋》,第12-13頁。

[19] 《長編》卷二七太宗雍熙三年正月(第602頁)載:先是,知雄州賀令圖與其父岳州刺史懷浦及文思使薛繼昭、軍器庫使劉文裕、崇儀副使侯莫陳利用等相繼上言:‘……契丹主年幼,國事決於其母,其大將韓德讓寵倖用事,國人疾之,請乘其釁以取幽薊。上遂以令圖等言為然,始有意北伐。

[20] 《長編》卷二八太宗雍熙四年正月,第631頁。

[21] 《遼史》卷八三《耶律休哥傳》,第1301頁。休哥的這一舉動被誤置於君子館大捷前。

[22] 《遼史》卷八四《耶律善補傳》,第1310頁。

[23] 曾瑞龍:《經略幽燕——宋遼戰爭軍事災難的戰略分析》,香港中文大學出版2003,第267頁。

[24] 《遼史》卷《耶律休哥傳》,第1301頁。

[25] 《遼史》卷《聖宗紀三》,第133134頁。

[26] 曾瑞龍:《經略幽燕》,第267-268頁。

[27] 《長編》卷五九真宗景德二年三月,第1322-1323頁。

[28] 《長編》五〇仁宗慶曆四年六月,第3648頁。

[29] 《長編》卷二九太宗端拱元年八月甲子條,第656頁。

[30] 威虜、靜戎二軍為此贏得了鐵遂城銅梁門的稱號。參《三朝北盟會編》卷二三《政宣上帙二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67頁。

[31] 按《長編》卷三七太宗至道元年(遼統和十三年)正月(第807頁),契丹西南面招討使韓德威入寇府州,大敗於子河汊。是年十二月(《長編》卷三八,第825頁),韓德威欲興師復仇,但在府州守將折禦卿威懾下退兵。府州事件可能與爭奪邊境部落有關,並非宋遼正面衝突。如《宋會要輯稿·蕃夷一·遼上》(《宋會要輯稿·蕃夷道釋》,第31頁)載:“(至道)二年六月,仡党族首領迎羅佶及長嗟、黃屯三人詣府州內附,春初契丹將韓五押(即韓德威)領兵來剽略,遂與戰,殺獲多,又擒大將妲連。舊居山后,今乞渡河,居於勒波、馬尾族地。詔安撫之,各賜錦袍、銀帶、器幣等。”

[32] 《遼史》卷三《聖宗紀四》,第145頁。此事不見宋朝文獻。

[33] 《宋史》卷七三《何承矩傳》,第9329頁。

[34] 《宋大詔令集》卷三二《政事八十五》,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903頁。

[35] 《遼史》卷一《王繼忠傳》,第1284頁。

[36] 《遼史》卷一四《聖宗紀五》,第153頁。

[37] 《遼史》卷一四《聖宗紀五》,第154-155頁。

[38] 柳立言:《宋遼澶淵之盟新探》,第80頁。

[39] 《長編》卷四六真宗咸平三年正月,第986頁。

[40] 《遼史》卷一四《聖宗紀五》,第156頁。另參《耿延毅墓誌》,載向南編註:《遼代石刻文編》,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60頁。

[41] 《長編》卷四九真宗咸平四年七月,第1066頁。

[42] 《長編》卷四九真宗咸平四年十月,第1079頁。

[43] 《長編》卷五一真宗咸平五年四月,第1127-1128頁。

[44] 《長編》卷五一真宗咸平五年五月丙申,第1193頁。

[45] 《長編》卷五五真宗咸平六年七月,第1206頁。

[46] 《長編》卷五五真宗咸平六年十二月,第1219-1220頁。

[47] 汪聖鐸、胡坤《宋遼瀛州之戰與澶淵之盟》一文(載《澶淵之盟新論》)認為,李繼隆、王顯並不反對北伐,只是不希望真宗領軍出征。這似乎是對文獻的誤讀。

[48] 《長編》卷五八真宗景德元年十一月,第1282頁。

[49] 《長編》卷四九真宗咸平四年八月壬子,第1069頁。

[50] 《長編》卷五二真宗咸平五年六月,第1137頁。

[51] 《長編》卷五二真宗咸平五年七月,1143頁。

[52] 《長編》卷五六真宗景德元年正月己,第1224頁。

[53] 《長編》卷五六真宗咸平六年八月甲戌,第1210頁。

[54] 柳立言《宋遼澶淵之盟新探》及李錫厚《論“澶淵之盟”非“城下之盟”》均認為真宗一直有意收復燕雲,但並沒有提供證據。

[55] 《長編》卷五四真宗咸平六年六月己未,第1195-1196頁。

[56] 《長編》卷五二真宗咸平五年六月(第1136頁)載:“先是,詔戎臣條上今歲防秋便宜。知威虜軍魏能、知靜戎軍王能、高陽關行營都監高素言,敵首若舉國自來,賊勢稍大,請會兵於保州北徐、曹河之間,列寨以禦之;若敵首不至,則止令三路兵犄角邀擊。高陽關副都部署劉用、定州鈐轄韓守英,請於沿邊州軍量益師徒,若敵首南侵,即選驍將銳旅自東路入攻賊界。皆圖其地形以獻。於是御苑東門對輔臣,內出二編,令詳閱之,曰:‘卿等前議佈陣,亦指曹、徐河之間。今諸將之謀,盡在此矣。’”關于宋軍戰法及其形成過程,詳參黃俊峰:《北宋戰略防禦階段的宋遼戰爭與澶淵之盟——立足宋軍戰法探索及實戰應用的討論》,碩士學位論文,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2015年。

[57] 《長編》卷五七真宗景德元年九月丁酉,第1256-1257頁。

[58] 《長編》卷五七真宗景德元年九月壬寅,第1258頁。

[59] 《長編》卷五七真宗景德元年九月辛亥,第1259頁。

[60] 《長編》卷五七真宗景德元年閏九月癸酉,第1265頁。所謂“執詔書按兵不出戰”,當即上引咸平六年陣圖規定的“寇來堅守勿逐”。

[61] 《長編》卷五七真宗景德元年閏九月,第1266-1267頁。

[62] 《長編》卷五七真宗景德元年閏九月乙亥,第1268-1269頁。

[63] 真宗之審慎恰可與乾亨統和之交蕭太后的心理如出一轍。

[64] 《長編》卷五七真宗景德元年閏九月丙子,第1269頁。

[65] 《長編》卷五八真宗景德元年十月,第1274頁。

[66] 《長編》卷五八真宗景德元年十月丙戌,第1275頁。

[67] 《長編》卷五八真宗景德元年十月戊子,第1275頁。

[68] 《長編》卷五七真宗景德元年閏九月,第1265頁。

[69] 《長編》卷五八真宗景德元年十月乙未,第1276頁。

[70] 柳立言《宋遼澶淵之盟新探》(第111-112頁)認為,契丹全力攻打瀛州,正是為了實現南侵的根本目的,即奪回關南。但問題是,即便遼軍攻下瀛州,又焉能據而有之?契丹南下,屢屢攻破密邇邊境的滿城,但都被迫放棄,更何況瀛州已深入宋朝腹地。不過,遼人以戰迫和,雖實無意索取關南,但關南顯然是談判桌上絕好的一張牌。如果拿下瀛州,那就意味談判時佔據了一個極其有利的位置。契丹圍攻瀛州之際,王繼忠再次給真宗上書,專門提到“契丹已領兵攻圍瀛州,蓋關南乃其舊疆,恐難固守,乞早遣使議和好”(《長編》卷五八真宗景德元年十月,第1278頁),可為此說佐證。

[71] 《長編》卷九真宗景德二年正月丁巳,第1310頁。

[72] 《長編》卷五八真宗景德元年十一月辛亥,第1280頁。

[73] 柳立言《宋遼澶淵之盟新探》(第112-113頁)認為此時“關南易手在即,形勢急轉直下”,“真宗陣法為之一亂,無心奪回關南,只知先求自保”。筆者不同意這一觀點,詳細論述見下文。

[74] 《長編》卷五八真宗景德元年十月丙申、丁未,第12771279頁。

[75] 按《長編》卷五八真宗景德元年十一月辛酉(十一日,第1281頁),“令隨駕兵自來日以次發赴澶州”。柳立言《宋遼澶淵之盟新探》(第112頁)據此認為,十月十六日隨駕兵並未出發,親征暫停。然《長編》卷五八真宗景德元年十一月丁巳(七日,第1280-1281頁)載:“詔德清軍,如戎寇南侵,不須固守,率城中軍民並赴澶州,仍令駕前排陣使分兵應接。”可見隨駕兵此時已有部分在澶州。筆者認為,十月和十一月應當是兩批不同的隨駕兵。

[76] 《長編》卷五八真宗景德元年十月丙午,第1278-1279頁。

[77] 《長編》卷五八真宗景德元年十一月乙卯,第1280頁。

[78] 《長編》卷五八真宗景德元年十一月甲子,第1281-1282頁。

[79] 孫方圓:《北宋廢止皇帝“田獵”之禮考述》,《中國史研究》2014年第1期,第73頁。

[80] 《長編》卷五八真宗景德元年十一月乙丑,第1282頁。

[81] 《長編》卷五八真宗景德元年十一月戊辰,第1282頁。

[82] 《長編》卷五八真宗景德元年十一月戊辰,第1282-1283頁。

[83] 《長編》卷五八真宗景德元年十一月己巳,第1283頁。

[84] 《長編》卷五八真宗景德元年十一月庚午,第1283頁。

[85] 《長編》卷五八真宗景德元年十一月庚午,第1283頁。

[86] 《長編》卷五八真宗景德元年十一月壬申,第1283頁。

[87] 《宋史》卷《真宗紀二》,第126頁。

[88] 《長編》卷五八真宗景德元年十一月,第1284-1285頁。

[89] 《長編》卷五八真宗景德元年十一月李燾注,第1285頁。

[90] 司馬光:《涑水記聞》卷,鄧廣銘、張希清點校,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131頁。

[91] 《長編》卷五七真宗景德元年閏九月,第1267頁。

[92] 《長編》卷五七真宗景德元年閏九月李燾注,第1267-1268頁。

[93] 司馬光:《涑水記聞》卷六,第113-114頁。

[94] 《宋史》卷八一《寇凖傳》,第9530頁。

[95] 《名臣碑傳琬琰集》上集卷《寇忠湣公旌忠之碑》,臺北:文海出版社,1969年影印本。

[96] 祥符醜劇的另一主角丁謂,在景德之役的表現即可圈可點。《長編》卷58真宗景德元年十月庚寅條(第1276頁):“(命)知制誥、知鄆州丁謂兼鄆、齊、濮安撫使,幷提舉轉運及兵馬。……既而敵騎稍南,民大驚,趨楊流渡,舟人邀利,不時濟。謂紿取死罪囚斬河上,舟人懼,民悉得濟。乃立部分,使幷河執旗幟、擊刁鬥以懼敵,呼聲聞百餘裏。敵遂引去。

[97] 《長編》卷五八真宗景德元年十一月,第1285-1286頁。

[98] 司馬光:《涑水記聞》卷,第130頁。另參《長編》卷五八真宗景德元年十一月,第1284頁。又《長編》卷五九真宗景德二年正月己巳條(第1313頁)云:“參知政事王欽若加階邑、實封,中謝,又賜襲衣、金帶、鞍馬。故事,輔臣加恩無所賜,上以欽若守藩有勞,特寵異之。自是遂為故事。(李燾注:此據《春明錄》。)”此可為《涑水記聞》佐證。

[99] 《長編》卷八三真宗大中祥符七年十一月,第1904頁。

[100] 《宋史》卷二八四《陳堯叟傳》,第9586頁。

[101] 《長編》卷六六真宗景德四年八月,第1479頁。

[102] 《長編》卷七二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十月癸未,第1635-1636頁。

[103] 《長編》卷七三真宗大中祥符三年三月甲辰,第1661頁。然景德元年誤為咸平六年,殊難索解。

[104] 何冠環:《老將知兵——宋初外戚名將李繼隆(950-1005)與景德之役(1004)》,《澶淵之盟新論》,第232-235頁。

[105] 《宋史》卷二八四《陳堯叟傳》,第9586

[106] 關于此事,《涑水記聞》(卷六,第113-114頁)記錄的另一版本云:“景德初,契丹入寇。是時,寇凖、畢士安為相,士安以疾留京師,凖從車駕幸澶淵。王欽若陰言於上,請幸金陵,以避其銳;陳堯叟請幸蜀。上以問凖,時欽若、堯叟在旁,凖心知二人所為,陽為不知曰:‘誰為陛下畫此策者?罪可斬也。今虜勢憑陵,陛下當率勵眾心,進前禦敵,以衛社稷,奈何欲委棄宗廟、遠之楚、蜀邪?且以今日之勢,鑾輿回軫一步,則四方瓦解,萬眾雲散,虜乘其勢,楚、蜀可得至邪?’上寤,乃止。二人由是怨凖。”已經在醜化王欽若和陳堯叟。二人被詆毀的原因頗爲複雜,容另文討論。此處僅舉一例。關于天書封祀,劉頒《萊公傳》(《五朝名臣言行錄》卷第四之二引,李衛國校點,《朱子全書(修訂本)》第12册,上海、合肥: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120-121頁)有這樣的記載:“(寇凖)不信天書,上益疏。最後知京兆府,都監朱能獻天書。上以問王旦,旦曰:‘始不信天書者凖也,今天書降凖所,當令凖上之,則百姓將大服,而疑者不敢不信也。’上從之。”按王旦死于天禧元年,天書事在三年,此事必有誤(參鄧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北京:三聯書店,2006年,第332-333頁)。有趣的是,李燾(《長編》卷93真宗天禧三年三月條注,第2142頁)在毫無依據的情况下却作出了這樣的推測:“或欽若實爲此,非旦也。”而事實上,王欽若一直試圖唱衰此次天書事件(參張維玲《經典詮釋與權力競逐——北宋前期“太平”的形塑與解構(960-1063)》,博士學位論文,臺灣大學歷史學系,2015年,第171-172)。

[107] 《長編》卷五八真宗景德元年十一月,第1286頁。

[108] 《長編》卷五八真宗景德元年十一月乙亥、丙子,第1287頁。

[109] 是役並射殺契丹大將蕭撻覽。汪聖鐸、孟憲玉(《澶淵之盟中被忽視的功臣》,載《澶淵之盟新論》)據《宋史·寇凖傳》、《遼史·蕭撻凜傳》及《夢溪筆談》認為,此事發生在真宗抵達澶州之後。然《遼史》卷一四《聖宗紀五》(第160頁)載:“壬申(二十二日),(遼主)次澶淵。蕭撻凜中伏弩死。乙亥,攻破通利軍。”可見蕭撻凜之死當在壬申至乙亥間。據《長編》(卷五八真宗景德元年十一月甲戌,第1287頁),撻凜死於甲戌日。而《宋史》卷《真宗紀二》(第126頁)亦謂丙子(二十六日)車駕至澶州,與《長編》同。《宋史·寇凖傳》等疑誤。

[110] 《長編》卷五八真宗景德元年十一月丙子,第1287頁。

[111] 何冠環:《老將知兵》,第234-235242頁。

[112] 船山亦早已指出寇此舉之冒險。《宋論》卷《真宗》“王欽若以孤注之說譖寇”條(《船山全書》,岳麓書社2011年版,第1187頁):“其言亦非無因之誣也。王從珂自將以禦契丹于懷州,大敗以歸而自焚;石重貴自將以追契丹于相州,諸將爭叛而見俘于虜;皆孤注也。而真宗之渡河類之。”又《讀通論》卷二〇《唐太宗》“太宗以親征高麗困于安市”條(《船山全書》,第10册,第782頁)曰:“苻堅不自將以犯晋,則不大潰以啓鮮卑之速叛;竇建德不自將以救雒,則不被禽而兩敗以俱亡;完顔亮不自將以窺江,則不挫于采石,而國內立君以行弑;佛狸之威,折于盱眙;石重貴之身,禽于契丹;區區盜賊夷狄之主,且輕動而召危亡,况六宇維繫于一人而輕試于小夷乎?怯而無功,世績、無忌尚老成持重之謀也。不然,土木之禍,天維傾折,悔將奚及邪?王欽若詆寇以孤注,欽若誠奸,亦幸矣;鼓一往之氣,以天子渡河爲之壯猷,幾何而不誤來世哉?

[113] 《長編》卷五八真宗景德元年十二月庚辰,第1288頁。

[114] 《長編》卷五八真宗景德元年十二月庚辰、癸未,第12881290頁。

[115] 《長編》卷五八真宗景德元年十二月辛巳,第1289頁。

[116] 《長編》卷五八真宗景德元年十二月壬午,第1290頁。

[117] 《長編》卷五八真宗景德元年十二月戊子、庚寅、甲午,第12941296頁。

[118] 《長編》卷六七真宗景德四年十一月(第1509頁),“(契丹來使)耶律元館于京師,嘗詢左右曰:‘館中日聞鼓聲,豈習戰陣耶?’或對以俳優戲場,閭裡筵設。上聞之,謂宰相曰:‘不若以實諭之。諸軍比無征戰,閱習武藝,亦國家常事耳,且可以示無間於彼也。’”亦可證真宗並非怯懦之輩。

[119] 《長編》卷五八真宗景德元年十二月,第1296-1297頁。

[120] 《長編》真宗景德元年十一月丁巳,第1280-1281頁。

[121] 《長編》真宗景德元年十一月庚申,第1281頁。

[122] 柳立言《宋遼澶淵之盟新探》低估了宋軍實力,參何冠環:《老將知兵》,《澶淵之盟新論》。

[123] 《長編》卷五七真宗景德元年閏九月乙亥,第1268頁。

[124] 黃俊峰(《北宋戰略防禦階段的宋遼戰爭與澶淵之盟》,第45頁)信從《涑水記聞》 大名“有兵十萬”的記載,然《長編》卷五七景德元年閏九月(第1266-1267頁)載寇“今天雄軍至貝州,屯兵不過三萬人”,前者恐不可信。

[125] 《長編》卷五九真宗景德二年正月戊辰、二月乙巳,第13121320頁。


2017-07-30 07:13:34
    
责任编辑:康 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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