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亚视角的北朝史

                     罗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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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唐初编纂《北史》和《南史》,北朝和南朝的史学概念即由此定型[1]。唐人所说的北朝,是从北魏建立到隋朝灭亡的各个北方王朝的合称。但也许因为隋朝实现了西晋之后中国的第一次统一,所以后人倾向于把隋朝从北朝分离出来,因此现代历史学所说的北朝通常排除了隋朝,北朝就是指北魏建立之后和隋朝建立之前的北方各王朝(386-581)。在北魏建立之前的中国北方,还有一个与北魏有部分重叠的历史阶段,即十六国(304-439)。这个阶段在北魏建立之前已经存在,其中许多国家还与北魏并存了很长一段时间,最终被北魏所吞噬。甚至可以说,北魏前期的历史本来就是十六国历史的一部分,北魏中后期的历史又是十六国历史的延续和总结。因此现在说北朝史,往往也隐含着兼指十六国史的意思。
 
十六国时期在中国北方建立各类政权的那些族群,绝大部分和建立北魏的拓跋鲜卑一样,是源于内亚(Inner Asia)的阿尔泰语人群(Altaic peoples),其中主要是说古突厥语(Old Turkic)和古蒙古语(Proto-Mongolic)的各群体。他们迁入长城以内或靠近长城地带,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甚至可以追溯到东汉前期,其中更有相当一部分早已深入到中原政权的腹心地区。这些族群先是作为魏晋王朝统治下多族群社会的个别单元而存在,在西晋末年的政治动荡中扮演了直接推翻西晋朝廷的角色。正是这些有鲜明部族特征的军事和政治力量,把晋朝的政治和军事存在驱赶到了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中国南方,由此开始了北方中国的十六国时代。十六国以及紧随其后的北朝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建立政权的群体、各政权统治集团主要成员,其族群背景多与内亚阿尔泰人群有关。
这些进入长城以南的内亚人群及其后裔,基本上都没有退回到草原上去,而是变成了农耕定居地区的人口,成为北朝末年开始的获得具有族群意味的“汉人”的一部分。很多中国现代历史学著作,常常把十六国北朝称作“民族大融合”的时期,就是强调这三百多年历史的一个重要内容即各族群的深度接触,其表现形式是不同族群集团的崛起、征服、被征服,其社会后果则是许多族群认同的消失,以及新认同新群体的出现。内亚人群不仅在政治上主导了这一历史过程,而且正是他们主动的文化选择,形塑了北朝和隋唐“汉人”的文化面貌。源于北朝内亚成员的后裔,成为随后数百年的“汉人”社会里的精英阶层。因此,十三世纪的胡三省在议论这一过程时,万分感慨地说:“呜呼,自隋以后,名称扬于时者,代北之子孙十居六七矣。氏族之辨,果何益哉。”[2]他说的“氏族之辨”,其实就是“华夷之辨”[3]
不过必须注意,当时和后世的历史学家,几乎全都是持中华文化本位立场的,他们当然会赞扬源自内亚的征服者和统治者们在文化上的选择,同时也会批评那些保持内亚传统的企图和努力。因而,历史文献中的十六国君主们就会给人“虽非中国人,亦多有文学”的虚假印象[4],而且在北朝史籍中,对华夏人士及其家庭的记录明显地占了不合适的比例。这样的历史写作立场,势必忽视甚至有意遮蔽十六国北朝历史中的内亚因素。而基于这样的历史资料,后世的历史学研究也势必会强调华夏传统对内亚传统的天然优势,描绘出华夏文化成功地征服内亚征服者的历史图景。
毫无疑问,北朝是中国古代史的一部分。然而,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北朝历史包含有丰富的内亚因素,北朝史有相当一部分是与内亚史相重叠的,甚至可以说北朝史也是内亚史的一部分。因而,从研究路径的选择来说,对于北朝的研究,可以有两个取径:一个是从汉唐历史连续性的角度,也就是华夏本位的角度来研究北朝,这一取径的基本立场是——北朝史是中国史的一部分;另一个则是从汉唐间历史断裂的角度,关注内亚与华夏两个传统间的遭遇、冲突与调适,也就是从内亚史的角度来研究北朝,这个取径的基本立场是——北朝史也是内亚史的一部分。
不难理解的是,传统历史学对于北朝的研究,基本上都采取了华夏本位的立场,这个立场并不否认内亚因素的进入,但强调华夏传统的发展,其方向、速度和强度并不因内亚因素的干扰而有太多改变,而且正是因此才使得突兀插入的内亚传统最终消失。陈寅恪先生在《述东晋王导之功业》一文中,热情称颂王导和辑主客侨旧,“民族因得以独立,文化因得以延续”,关注点正是华夏传统的存续发扬[5]。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陈寅恪先生考察隋唐制度的三个主要来源及其整合过程,有力地论证了汉唐历史的内在连续性[6]。这种连续性经唐长孺先生著名的“南朝化”理论阐述之后,更加呈现出历史学的纵深感和层次感[7]
胡宝国先生总结过“南朝化”与“北朝主流论”的问题,他对“南朝化”的总结非常简明扼要:“唐长孺先生的解释是,十六国北朝时期,由于建立政权者是少数民族,所以带来了重大的社会特殊性。但它必将随着这些特殊历史条件的消失而消失。唐代的变化,正是随着这些特殊历史条件的消失而产生的。也就是说,南朝化的过程就是北朝特殊性的消失过程。”[8]正如胡先生所注意到的,牟发松先生认为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不正常的一个阶段,是一个偶然的历史曲折,北朝完成统一只是由于军事优势,历史最终要回归于南朝所代表的历史进程[9]。特殊的历史,不正常的历史,对十六国北朝史的这种定位,取决于、又规范了研究路径的选择。
值得注意的是,与“南朝化”理论明显关注点不同的有所谓“北朝主流论”,这一派的学者高度重视北朝历史的重要性,特别是在与南朝历史相比较的时候。田余庆先生说:“从宏观来看东晋南朝和十六国北朝全部历史运动的总体,其主流毕竟在北而不在南。”[10]这是“北朝主流论”最早、最鲜明的表述。这个说法多少会使人联想起陈寅恪先生那句颇有浪漫主义色彩的历史论断:“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11]田余庆先生关注的是政治史的线索,陈寅恪先生则是从“活力”意义上重视北方人群加入中国历史的深远影响。沿着“活力”这个思路,近年来阎步克先生在研究南北朝官僚等级制度和皇权发展时,多次强调十六国北朝非汉魏传统诸因素的重大影响,提出了著名的“北朝历史出口说”[12]。在2012年发表的《论北朝位阶体制变迁之全面领先南朝》一文中,他再次申论“北朝异族政权的特殊政治结构,进而又为帝国体制的复兴提供了更大动力”,非华夏传统的内亚人群成为华夏传统复兴的主要承担者,“北朝军功贵族与异族皇权的结合,使北朝成为帝国复兴的历史出口,进而带动了一系列的制度演化”[13]
尽管看起来对北朝史的评价有上述的对立或差异,但显而易见的是,无论是认为十六国北朝有着“偶然性”或“特殊性”的学者,还是强调北朝历史重要性或持久影响的学者,其思考的出发点同样都是中国史,都以中国史发展线索的探寻为终极目标。从中国历史本位立场出发,不管是南朝化理论、北朝主流论,还“北朝历史出口说”,都是为了把十六国北朝适当地嵌入汉魏与隋唐历史之间。可以说,迄今为止南北朝史研究所取得的最重要的成果,主要都属于上述这个华夏本位取径的。
与“北朝是中国史的一部分”相对应,如果持“北朝也是内亚史的一部分”的立场,那么北朝史的研究就会呈现另一种景象和另一种关怀。必须说明,即使在世界史的范围内,中国史的巨大权重岂是区区内亚所可比拟的?属于内亚世界的北朝史,无论从史料提供的可能性还是研究者所可期待的发展前景来说,都是有限度的、不可夸大的。不过,既然在这里我要谈“内亚视角的北朝史”,不得不“为赋新词强说愁”。让我们看看,采用了内亚史视角的北朝史,应该或可能是什么样子的。
其实,北朝时代的学者已经意识到,发生在他们生活现实中的许多问题,其源头并不在汉魏的华夏社会。颜之推《颜氏家训》比较南朝北朝妇女在家庭及社会事务中的作用时,说北齐“邺下风俗,专以妇持门户,争讼曲直,造请逢迎,车乘填街衢,绮罗盈府寺,代子求官,为夫诉屈,此乃恒代之遗风乎”?[14]所谓“恒代之遗风”,也就是北魏孝文帝迁洛以前在平城地区的风俗。而平城地区的风俗,很大程度上就是内亚草原社会的风俗。颜之推发现,妇女在家庭和社会事务中如此强势和活跃,应该不是汉魏华夏社会的传统,因此邺下风俗必定另有来源。来源何在呢?生活经验提示他,只能到恒代鲜卑传统中去寻找。这就把北朝的当代研究与内亚历史传统联系到一起了,具有了内亚的视角。《三国志》注引《魏书》说乌丸“怒则杀父兄,而终不害其母……故其俗从妇人计,至战斗时乃自决之”[15],与乌桓文化传统语言风俗十分接近的鲜卑社会亦大致如此。如果颜之推沿着这个思路进一步去研究恒代遗风及其内亚渊源,那么他就是在进行有着内亚视角的北朝当代史研究了。
朱熹在《朱子语类》里的一句话,因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开篇的引用而为人熟知:“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16]朱熹这样说,可能是为了解释唐宋之不同。陈寅恪先生引用这句话,则是为了给李唐统治集团寻找北朝源头,以建立其文化史观的基本概念[17]。他们并不关心内亚史,但都把内亚因素纳入到了北朝和隋唐历史的解释之中。“闺门失礼”是不是颜之推所说的“恒代之遗风”呢?依据文献资料似乎还难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这种到内亚传统去寻找对北朝历史现象的解释,却又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内亚关怀的,并不是我所说的“内亚视角的北朝史”。同类的例子还可以再举两个。
第一个是均田制研究。唐长孺先生在探讨北魏实施均田制的社会经济背景时,把拓跋鲜卑游牧时代的经济制度、牧地所有权观念,看作北魏“计口受田”的基础,是均田制得以实施的重要条件[18]。王仲荦先生也持几乎一样的看法[19]。他们把均田制的源头追溯到内亚游牧世界的牧场所有制观念与制度,所谓“前封建公社制度”,目的只是给北魏均田制的出现找到一个历史解释。可是,从现代人类学的游牧社会研究和游牧经济研究的角度看,这样的历史联系似乎是难以建立起来的。问题不在于这一联系是否最终可以建立,而在于内亚所扮演的角色:遥远而模糊的内亚仅仅承担了对北朝某一历史问题的解释责任,而这一解释却不能帮助我们对内亚的历史与传统有更清晰的认识。因此,这样的研究实例即使是成立的,也不能算作“内亚视角的北朝史”。
第二个例子是专制皇权。前举解释中国历史上皇权体制一再振作的“异族活力说”,把内亚征服者自身原有的军国体制当作“异族入主带来的制度变迁”的重要动力[20],而内亚军国体制及其传统的具体内容究竟是什么,并不为这类研究所关注。和均田制一样,内亚因素在这里仅仅承担了解释北朝历史的责任,而内亚因素的理解却并未因此变得更清晰、更丰富。现代内亚研究者对游牧政治和游牧军事的研究,似乎也难以为内亚征服者在所征服地区采行的政治制度提供足够有效的说明。事实上,历史时期内亚游牧征服者在不同定居社会建立的政权,其制度形态多种多样、各不相同,与其说这些政权相互之间有什么相似和一致,还不如说它们与各自所在的定居社会此前的政权形态有更密切的关联。这种临时地征召某一尚不明确的内亚传统来为北朝某一历史难题遮风蔽雨的做法,当然不能算是“内亚视角的北朝史”。
内亚视角的北朝史,应该是通过对北朝某一问题的研究,而从某一角度或在某一局部照亮内亚史,从而丰富我们对内亚传统的认识。在欧亚大陆各主要区域里,内亚的史料最为稀少,而且通常也不是内亚世界以自己的语言制作的,这种情况在七世纪以前尤为突出。可以说,研究早期(北朝及以前)内亚的东部地区,汉文史料占有垄断地位。这是内亚史与中国史长期发生交集、相互重叠的结果。这些汉文史料制作并保存于定居社会,凝聚着定居社会的文化价值与文化偏见,本来就是为叙述定居社会历史服务的。研究内亚,不得不在这样的史料中爬梳披检。在这个意义上说,内亚史与中国史发生深度重叠的时期,就是内亚史料较为丰富的时期,北朝便是其一。那些具有内亚视角的北朝史研究,就为内亚史做出了贡献。试举例说明如下。
何德章先生《“阴山却霜”之俗解》[21],是有关理解北魏前中期历史线索的一篇重要文章。《宋书》记北魏“其俗……六月末率大众至阴山,谓之却霜”[22]。何德章先生分析指出,这里所谓的“俗”,并不是一种古老的风俗,而是在道武帝和明元帝时期出于军事和经济目的所进行的连年巡游,二十多年后之后竟变成一种风俗、一种国家典制。阴山地区是北魏抗击柔然的战略要地,而北魏与柔然的争斗正是这个时期内亚舞台上的主要戏目。随着阴山却霜蜕变为一种风俗和仪典,对于北魏国家来说,阴山本身也失去了往日的军事和经济意义,意味着北魏的内亚权重进一步衰退了。借助这一考察,内亚各政治体的所谓风俗与传统,在“阴山却霜之俗”的演变中也显露出“政治-文化-经济”与“现实需求-文化传承”各自复杂纠结的一面。文章的主旨是研究北魏的政治重心如何渐次南移,从内亚史观点看,这正是拓跋鲜卑如何淡出内亚游牧世界的过程。虽然内亚史与中国史之间的重叠从未消失,但二者各自所占的份额却在改变,考察这种改变也是非常有趣的内亚史问题。
田余庆先生有关北魏“子贵母死”制度的研究,现在已经是北朝史的经典个案[23]。和“阴山却霜”一样,子贵母死的发生,是现实利益格局冲突挤压的结果,是一个政治选择,但后来竟形成一种类似风俗的拓跋传统。表面上看,是一种内亚的部落遗俗。田先生的研究就是揭去这个拓跋传统的文化外衣,通过考察北魏国家早期君主权的确立与稳定过程,把早已沉没于时间长流中的乌桓与母族因素挖掘出来,使得看起来并无波澜的拓跋统治权之建立不再那么理所当然。由此,内亚历史的这一部分,即内亚政治体发育、提高和稳定的历史,呈现出惊涛骇浪的真相。文章对于拓跋部早期君位传承中后妃的作用及其部族背景的研究,前所未有地呈现出内亚草原时期的拓跋集团政治发育与社会发展交织互动的历史,对于理解内亚游牧社会政治体从部落向酋邦、从酋邦向国家的演进过程中,政治权力如何集中、如何凝固、如何传承,提供了一个具有示范意义的案例。应该指出,田先生收入《拓跋史探》的各篇文章,都是具有内亚视角的北朝史研究范例,尽管他的动机并不是研究内亚史。
近十多年来,我自己开始把学习范围从传统的中国中古史扩大到内亚史,逐渐意识到中国史与内亚史二者间的重叠交叉不仅是研究者扩大视野的机会,而且也是一个相当严峻的挑战,因为对重叠历史的研究,既可能同时有所贡献于两个不同的学科,也可能因为不符合其中一个学科的规范和要求而显得生硬简率和不伦不类。比如说,中国史和内亚史都对语文学(Philology)训练有极高的要求,要同时满足这些要求当然是非常困难的。尽管如此,对于研究与内亚史相重叠的中国史的从业者来说,具备内亚史的部分知识和学科自觉还是非常重要的。这里所说的学科自觉,就是主动学习内亚史,并在研究中不仅以中国史的传统和标准来要求自己,也以内亚史的技术规范和学科目标来鼓励和约束自己。我对北魏直勤制度的研究,对北族名号与姓名的研究,都大体是在这样的思路下完成的。
不消说,内亚视角的北朝史加入之后,北朝史变得更丰富更立体了。然而意义还远不止此。我们前面说北朝史是中国史的一部分,同时北朝史也是内亚史的一部分。中国史与内亚史的这种重叠交叉当然不是偶发的、孤立的,而是贯穿全部中国历史的。新清史所引发的“清朝是不是中国”的争议,容易给人一个错觉,似乎清代历史在中国历史中十分特殊,与其他历史阶段迥然不同。其实,中国历史中差不多一半的时间内都存在类似清朝的问题,而另外一半时间中国史又与内亚史有着无法切割不可分离的重叠。内亚史自成一个历史系统,它绝非必须依附于中国史才能成立,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内亚史从来就没有、或绝少有可能不与中国史发生或浅或深的接触、交叉乃至重叠。完全脱离了中国史的内亚史,甚至不可能被记录、被叙述、被了解,而成为永久消失了的过去。同样,中国史从来就没有缺少过内亚因素的参与,这种参与有时甚至决定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因此,争论“清朝是不是中国”、“元朝是不是中国”、“辽是不是中国”、“金是不是中国”、“西夏是不是中国”、“十六国北朝是不是中国”,还有什么意义呢?
新清史讨论最重要的成绩之一是开启了内亚视角的清史观。虽然中国历史中的所有时期都有内亚因素的参与,但存在着强弱轻重的差别。如果我们把中国历史中的内亚因素称作“内亚性(Inner-Asia-ness)”,那么不同时期的内亚性是不均匀的。十六国北朝、辽、金、西夏、元、清朝,当然是内亚性最为强烈的时期,但秦、汉、唐、宋、明这些时代里,内亚性也一直存在,甚至有时候还相当重要。同时,即使在内亚性最为强烈的那些王朝,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内,内亚性也有着不均匀的分布。比如,清初和清后期,内亚性就有很大的强弱之别。中原腹地及以南的地区,其内亚性就远不如东北、华北北部和西北广大地区鲜明强烈。分析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内亚性的强弱变迁,对理解中国历史来说,可能就如欧立德(Mark Elliott)所说的那样,“忽然捕捉到来自过去的新频率,发现过去的另一种声音”,“等于发现了一种新的音乐”。[24]
前述对北朝史方法论的探讨告诉我们,内亚视角的中国史,要求有更多的研究者深入了解内亚,而不是站在长城上向北手搭凉棚眺望一番而已。有了这样的方法论自觉,加上大量具有内亚视角的历史个案研究,可以期待,欧立德所说的“使得之前受压抑的声音,被隐藏的叙述,逐渐地浮出台面”,就不仅仅发生在清史这一个领域,还会贯穿全部中国历史的各个时期。
 
原刊《历史学评论》(第一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11月。


[1]北朝和南朝的说法最初出现在南北朝后期,那时南方不再称北方为“索虏”,北方也放弃了对南方“岛夷”的詈词,而以南朝、北朝的说法,委婉地承认各自政权的合法性。
[2]《资治通鉴》卷108,中华书局标点本,1956年,第3429页。
[3]陈寅恪先生《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篇题曰《统治阶级之氏族及其升降》,后又有多篇文章考证李唐皇室之氏族、李太白之氏族,他所说的“氏族”正是胡三省“氏族之辨”的氏族。
[4]赵翼:《廿二史札记》卷8“僭伪诸君有文学”条,参王树民《廿二史札记校证》,中华书局,1984年,第164-165页。
[5]陈寅恪:《述东晋王导之功业》,原刊《中山大学学报》1956年第1期,收入《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48-68页。
[6]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叙论”,中华书局,1963年,第1-3页。
[7]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486-491页。
[8]胡宝国:《关于南朝化问题》,2000年在“象牙塔”网站始发,后收入《虚实之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
[9]牟发松:《略论唐代的南朝化倾向》,《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2期。
[10]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初版,2005年第4版,第296页。
[11]陈寅恪:《李唐氏族之推测后记》,《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303页。
[12]阎步克:《波峰与波谷——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文明》,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40-245页。
[13]阎步克:《论北朝位阶体制变迁之全面领先南朝》,《文史》2012年第3辑,第199-220页。
[14]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增补本),中华书局,1993年,第48页。
[15]《三国志》卷30《乌丸传》裴注引《魏书》,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第2版,第832页。
[16]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136,中华书局,1986年,第3245页。
[17]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三联书店,1956年,第1-19页。
[18]唐长孺:《拓跋国家的建立及其封建化》,《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联书店,1955年,第206-227页。
[19]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520-525页。
[20]阎步克:《论北朝位阶体制变迁之全面领先南朝》,《文史》2012年第3辑,第220页。
[21]何德章:《“阴山却霜”之俗解》,武汉大学历史系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编)《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2期,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02-116页。
[22]《宋书》卷95《索虏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第2322页。
[23]田余庆:《北魏后宫子贵母死制度的形成和演变》,《国学研究》第5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收入《拓跋史探》,三联书店,2003年初版,修订本于2011年出版,此文载修订本第1-51页。
[24]欧立德(Mark Elliott):《满文档案与新清史》,《故宫学术季刊》第24卷第2期(2006年冬),第1-18页。
 
  承蒙作者惠赐大作,谨致谢忱!

2014-09-10 15:22:19
    
责任编辑:康 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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