衙门化:大学、科研机构的沉疴痼疾

                     王曾瑜
文章点击:

    大学和研究机构的衙门化积弊,由来已久,并且也不断与时俱进。首先是不正常的人员比例,依某些大学估计,行政人员与教师的比例约为2:1,有的稍少。谁也不能说,这是合适的比例。由于强调知识,行政人员们也花样翻新,一会儿是另设管理教授之类称职,一会儿又通过权力,窃取博士之类名不符实的文凭。一些大学制定的规章,其制度化的生活待遇、工资、升迁等,总是有利于行政人员,而不利于教师。

记得在文革前,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就存在着行政人员过多,而权力过大的情况。当时把下乡参加“四清”等视为苦差,学部机关的行政人员为了躲避此类苦差,就尽量把下乡的人员指标摊派到下属各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头上。他们平时最重视的,当然是侍奉学部的领导人。然而文革时,又有他们之中的一批人造反,揭发领导人的“奢侈生活”。文革结束,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改为中国社科院。当时住房十分紧张,院部机关屡次上报研究人员的住房困难的状况,申请房子,但房子拨来以后,又由院部机关人员优先分配。至于外行居然负责重大研究课题,更成了荒唐的咄咄怪事。

       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听说某所一位书记的故事。此人纯外行,偏爱附庸风雅,一定要在一些学术会议上演讲,这就苦了研究人员,要为书记大人起草演讲稿。他却又断以己意,将别人的草稿乱改,结果演讲时错谬迭出,甚至出现常识性的笑料,使起草者哭笑不得。在出国热中,自然也少不得由他带队。但语言不通,专业不懂,但对人谈访日的收获,只能说出那里的面多少日元一碗。

在上世纪评职称之初,尚多少有点学术竞争的意味。一位学问平庸的先生,却是走着另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他巴结上一位学问上外行的党组成员,最后升书记,尽管研究员的头衔得之颇晚,终于赢得双丰收。他当上了上一级的学术委员,得到一级科管津贴,其实他的学术水平和成就肯定是在相当比例的二、三级科管津贴者之下。他的官瘾特别表现在喜欢发表长篇演说,枉己正人的说教,乾瘪无味的言词,惹得听众纷纷退场,于是这位先生发怒说,就是走剩一个人,也要将自己的演说进行到底。明知少不了别人的窃笑,但笑骂由汝笑骂,好官我自为之。为了在学界无名望的情势下作身份性的亮相,自然必须发表指导性和总结性的文字,主持力所不能及的大课题,其办法无非是按照目今学术界的黑道行事,吃他人的劳动成果,叫他人为自己写作,也无须脸红,而是天经地义。如果他人因此而提升职称成功,尚须感戴他的恩典,似乎还不枉为他辛苦一场。

我在一篇杂文中曾提及两个朋友对上世纪八十年代学界“新风”的八字概括,叫做“由学入官,以官养学”。这是指在学术界当个领导,就在“养”字上挖空心思,例如设法在别人的成果上署名在前,叫别人为自己代笔,当空头主编之类,不一而足。如今看来,此种概括尚有不足,那些还不够“以学入官”条件者,另有一条步入青云之途,可概括为“由党入官,以官控学”。古人所谓学而优则仕,此人的蹿升表明亦可学而劣亦仕,学劣者可以反居学优者之上,形成学劣者领导学优者,外行无学者凌驾于内行有学者的格局。

当然,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据说某系主任,他倒是量体裁衣,决无在本系和学界亮身份的奢望。他为官一任,只是挖空心思地捞钱。据说他对法律倒下了深入钻研的功夫,捞钱也须打构不成经济犯罪的擦边球。虽然怨声载道,终于如愿以偿,捞够了钱,然后下台。

有两位女士在会议期间邂逅相逢,同住一室。一位女士向另一位坦言,她反复计算,搞学问远不如当官合算,所以自己的目标决不是在学问上求得成就,而是想方设法,一定要当官。人们一般都有自己的聪明才智,但又一心不能二用。那位女士说得坦白,认为自己的聪明才智值得投资于权位,而不值得于投资学问,乃重权势而轻学问之势所必然,自然是学问的悲哀,也是大学、研究机构之类单位的悲剧。

有人总结说,目前在大学和研究机构中,是三分学问,七分关系。人事关系任何时代所不能免,如果是七分以至八、九分学问,这大致应是正常的情况。然而衙门化却造成了倒三七,以至倒一九。学术的发展当然需要有正当的、公平的学术竞争。然而衙门化的结果,必然是权势的倾轧压倒了学问的竞争,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口号喊得颇为响亮,其实际效果却是尊崇权势,尊崇混迹官场的“干才”,此类人又多半是学问上的庸才。任何时代都会有徒有虚名的学者,但目前状况是不少学问上档次颇低,甚至不上档次的人,反而成了学术界的代表人物。这就是衙门化造成的特有的荒唐。事实证明,任何一个官迷或迷官者,既已将一官半职的得失看得高于一切,重于一切,指望他们爱才惜才,无异于缘木求鱼。中华知识界尽管也有诸如忌妒、剽窃、侵吞等丑恶行径,而真正迷恋学问者,大多必然有爱才惜才之心。这是知识界的一个好传统。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大学和研究机构的硬件设施有很大的改善和进步,这是不争的事实。但与外国同类机构又存在着软件方面的差距,主要就是衙门化。他们是正常的大学、研究机构,而我们是衙门。在此体制下,即使是学者当官,也不免产生官僚化、学阀化、奴才化、市侩化的倾向。有的大学校长,对于自己不熟悉的专业,也可能瞎指挥。更有甚者,则是古代官场的一切丑恶和肮脏,居然都在现代大学和学术机构不断复制和重演,结果无非是造就了一代又一代官迷。他们长着一双势利眼,口中的一条长舌随时舔食权势的屁股,一口利齿勇往直前地拼抢肉骨头,浑身狗气,只是缺乏人味。权力腐蚀人,在他们身上得到了充分的应验。

最近看电视剧《长空铸剑》,其中名牌107师的形象颇值得人们回味,如此一个没有战斗力的假典型,其底蕴无非是计较个人升沉得失酿成的腐败。难道很多名牌大学、研究机构的底蕴就不是如此?但求得因循苟且之安,不敢触及编织得密密麻麻、纵横交错的关系网,不敢捅破已扩散于内外的脓疮,电视剧中有两个不计个人升沉得失,一意扭转107师颓势和败局的师长和政委,但很多单位只怕还没有这种“公仆”。

衙门化的沉疴痼疾,根深蒂固的陋规恶习,盘根错节的不正当既得利益,岂但积重难返,而且愈演愈烈,拧成死结,欲破解死结,势必影响许多行政人员与外行党务工作者的利益,势必遭遇极大的阻力。记得中国社科院院部派一干部,向张政烺先生征询改革意见,先生老实指出,院部机构必须大为精简,根本不需要那么多人。那位干部感到不合口味,只三言两语应付一下,立即告辞。有个名牌大学企图搞改革,其实是照搬西方大学的某些模式,对教师的铁饭碗开刀。于是教师们提出质问,为何对人数更多的行政人员的铁饭碗不开刀。结果改革便无疾而终。西方某些大学的模式亦非无可讥议之处,例如某些人获得Tenure,即终身职位後,照样是铁饭碗,在学问上不思上进。反观中国的大学,在获得教授、博士生导师等头衔後,学问不求长进,其聪明才智,或俯仰于官场,或沉浮于商海,亦非个别现象。对于此种情况,无论是西方大学的某些模式,或是某大学的改革方案,似都无奖勤罚懒的有效良方。

革除衙门化的积弊,固然极难,但若因循苟且,不愿在真正要害处开刀,我们的文教单位、科研机构就决不可能成为中华民族的科学和民主的真正原动力与基地。科学的反背不仅是愚昧,还有伪科学。伪科学的基本特征是弄虚作假,不求真务实。炮制伪科学者决无蠢人,他们挖空心思,构建歪理邪说,无非是为愚弄人民,以谋私利。伪科学当然也是衙门化的产品。

 

原载《同舟共进》2006年第2



2010-08-06 17:40:50
    
责任编辑:梁建国    
 
最近更新
  •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辽宋金元史学科主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