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革除教科文机构衙门化

                     王曾瑜
文章点击:

近日所谓高校去“行政化”,成了较热门的话题,无论如何是件好事。我曾在《同舟共进》2006年第2期发表了《衙门化:大学、科研机构的沉疴痼疾》一文,使用的是“衙门化”一词。一位编辑兼记者读此文,打电话说,她听到高校许多反映,大体上都可用“衙门化”三字概括。我也看到一些文章,使用的是“官僚化”。三者相较,我以为还是衙门化较为贴切。大凡校务、院务、所务之类当然就是一个单位的行政,去行政化难道就不要校务、院务、所务之类,这当然是不可能的。所谓官僚化,如指校长、院长、所长之类个人,是较为合适的,用作机构,还是应当称衙门化。中国人向来忌讳难听的字眼,这可能是所谓行政化的本旨,其实,谈论社会的积弊,又能发明多少好听的、减轻份量的名词呢?革除衙门化,也决不能只限于高校,而应扩大到所有的教科文机构。

一位师弟曾忧心忡忡地对我说,现在学术界的很多人,聪明才智不是用在精进业务上,而是用马屁上和关系上,长此以往,如何是个了局?因此发问,我不得不在夜床上思考。问题当然是出在马克思所批判和反对的等级授职制上。中国二千几百年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等级授职制的官场,其实确一套相沿成习的潜规则,说得难听点就是黑道。在这个官场中得以蹿升者,多数无非是马屁精和关系户。但有很少数秉承儒家教训、独立特行的清官,也代不乏人,已属不易,但往往受到排挤,屈身下僚。国民党时代的官场,还是等级授职制的官场,滋长各种腐恶,到头来难逃历代皇朝覆亡的轮回,在大陆垮台。但当时的教科文机构却一般并未沾染官场的恶习,一些教授还挺身反蒋争民主。1949年後,既然没有真正改变等级授职制的体制,并且在反右时又将主张所谓“外行不能领导内行者”划为右派,在加强党的领导的名义下,其实已开始了在学界中渗透等级授职制的官场恶习,但此种恶习真正泛滥成灾,还是近二十年间,如今甚至有人感叹中小学校长也有官僚化的倾向。

当今的学术腐败可谓五光十色,如趋炎附势风、拼抢名位风、空头主编风、剽窃风、浮躁风、吹牛风等,不一而足,愈演愈烈。有位编辑问我,怎么愈反学术腐败,学术腐败反而愈加厉害。我说,根源是在等级授职制。各种各色的人事腐败和学术腐败目今已积重难返,愈演愈烈。一个单位引进合适的人,并不容易,而掌管人事的非业务干部,倒可利用手中的一点权力,向本单位与下级单位随意塞进并不需要的人员。古人强调“学而优则仕”,如今一些学而劣者,反倒可以通过关系和马屁,得到蹿升和当官。不懂业务的人居然可以负责重大课题。故有人说:“出力的不出名,出名的不出力,有的人成了得奖专业户,院士专业户。”中共中央强调实现社会公正和公平,然而在事实上,在许多教科文单位,不公正和不公平的现象反倒成了天理当然,司空见惯。

蒋介石捧钱穆先生,并非是官封他为大学者,而是已经成名的大学者在政治上随他。就我记忆所及,大致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就开始出现了由外行领导出面,官封名学者的奇怪和荒唐现象。既然不懂行,怎么能官封呢?我曾在九十年代《本世纪宋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一文中强调:“学术大师不能靠官封,更不能靠本人或他人的吹嘘。那种一夜之间便涌现出人所不知的‘著名学者’的现象,适足以使学术界或史学界含垢蒙耻。”[1]一是依某种需要,随便官封,二是本人以各种方式自封,自我吹嘘,即当前学术腐败之一的吹牛风,三是无知的媒体瞎捧。于是,分明是一勺豆腐渣,却成了一朵花的名家,就决然不是个别现象。

见到报上一条消息,准备大规模组织校长们出国考察。其实此类出国考察,不过是公款旅行,反而浪费大量民脂民膏。其故非他,校长们大抵都是等级授职制官场的既得利益者,欲望他们真正挖掉衙门化的根,无非是损害其既得利益。从国外学点不中用的花架子,装点门面,又有何用?依我之见,完全是赘举。

有人又提出所谓教授治校。我听说美国某州立大学的情况,不妨略作介绍。由大学一批资深教授组成委员会,可向州政府依次提名ABC任校长。州政府的权力,一是不一定任命A,也可任命C,二是将本州的大部分财政收入支付给大学。其他的校务就一概不管。此种方式,有值得教育部参考者,但也不适合完全照搬。因为按目前中国的实际状况,要照搬那种名教授推举校长的模式,也会出问题。国民党时代留下的专家学者,并非绝无徒有虚名者,毕竟为数甚少。但有了约二十年衙门化的深刻经历,所谓专家名流,徒有虚名者就决非是很个别的例外。以前人们曾比喻是武大郎开店。如果在一批“名流”中推选校长,也不无可能是在一批武大郎中选拔一个武大郎当校长。

所谓学术骗子,并非全无业务专长,只是本门专业知识浅薄或较少。但是,他有本事把一个小橡皮袋吹成硕大的气球,用以唬弄外行领导和媒体。其实,某人的专业水平,外行人不懂,内行人和本单位是清楚的。一些徒有虚名者成为名流的秘诀,一是善于得到外行领导的青睐和欢心。二是善于剥削和占夺他人的劳动成果,以为己有。目前其实已没有学术水平的公正的评估体系,没有正当和公平的学术竞争,正是某些人的既得利益所在,如果真正予以恢复,他们的身价至少也大为贬值。

不必将外国或港台的教科文机构看成都是一朵花。有人说,他们的教科文机构也有各种弱点和问题,这是对的。就我所知,在外国或港台,有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工作效率并不高,也有知识分子互相磨擦、倾轧等情况。但与我们中国大陆的教科文机构有一条根本性区别,别人无论如何还是教科文机构,而我们却是官僚衙门。

欲从根本上遏制教科文机构领导的官僚化、学阀化、奴才化、市侩化、骗子化等倾向,从根本上扼制教科文机构的人事腐败和学术腐败,说来也简单,无非是两条。一是各单位用直接选举制取代等级授职制,建立各单位负责人的任期制,各单位人员对负责人的监督制、弹劾制和罢免制。二是大力精简不通业务的行政人员和机构,裁削其权力。若不为此,中国的教科文单位也决不可能实现公正和公平,决不可能有真正的国际竞争力。我一点也不想否认近三十年间,在教科文事业上的巨大进展,但是,若无衙门化的束缚,我们的进展会大得多,快得从,也不会出现那么多的伪科学(主要在社会科学领域)。

外国的教科文机构其实不必一定要直接选举,但为了矫治业已沦肌浃髓的衙门化,只能走一个极端,非直接选举不可,这也是完全符合马克思的教导。他在《法兰西内战》中说:“用等级授职制去代替普选制是根本违背公社的精神的。”

强调在所有的教科文机构实行直接选举,其理由和大背景是两条。一是沿袭数千年的等级授职制的官场传统,官尊民卑,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公仆与主人观念完全南辕北辙。直到如今,虽然上面还有努力提倡树立公仆意识,而在现实生活中,对上司是奴气十足,对下属和百姓(应为“社会主人”)是官气十足,还少见吗?其实不过是凡人,但只要安放在某个“官”位上,就成了人们必须顶礼膜拜的神物。衙门化的条件下,目今各种各色学术腐败简直是铺天盖地而来,不少人成了时代之骄子,他们的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决不是用在学问上,而是用在拍马屁,拉关系,通关节,唬弄外行的官员和媒体上,目标是抢占权势和金钱的制高点。抢占了权势和金钱的制高点,就意味着盘据了“学问”的制高点,即可盗名欺世。他们可以发表许多冠冕堂皇的言词,但听其言,观其行,他们真正全力拼抢者,无非是自己鼻尖上一点蝇头之利,看得比天大,而置祖国和中华民族的大利于不顾。他们事实上造就了学界把权势和和金钱抬到远高于学问的位置,学术殿堂竟出现了荒唐的官迷和钱迷。

我曾见到一个美国电影,印象颇深。一个女记者坐在一个师长的吉普车上,那个师长刚吃了败仗,女记者则对师长恣意挖苦。师长气得攥紧了拳头,几次扬手,到底不敢动一下。因为在那个社会里,新闻记者是无冕之皇,如果真动一下手,後果更糟。我曾感慨,在中国社会能出现这种镜头吗?这确是中国人应当向美国人学习者。另一件印象颇深的小事。当时为已故秦汉史和明史专家王毓铨先生遗体告别。大约不过十来个人,本来随便依次排队向遗体鞠躬即可。然而一位党委书记马上将我的一个同学,当时任考古所党委书记者拉到我的前面,那个同学倒有点不好意思。是呀,在等级授职制的官场耽久了,在其脑里和眼里,人分三流九等,无非是以官位高低有无为序,这也无须太苛求于他个人。然而也可以追问一下,这是否就是反映了胡锦涛同志强调的公仆意识呢?两件小事,也足以说明中华民族受等级授职制的官场的毒害,确是沦肌浃髓的。

胡锦涛同志强调要树立干部的公仆意识,确是针对官迷顽症的一剂苦药和良药。欲治官迷顽症顽症,唯一的良方,就是遵循马克思的教导,以直接选举制取代等级授职制。以前强调干部能上能下,现在不怎么提了。其实,在等级授职制的官场的官迷心态正是能上不能下。按照马克思主义著名的巴黎公社原则,社会公仆与社会主人的关系,就只能是召之则来,挥之即去的关系。社会主人认为某人适于当公仆,就选举他,认为他不合适,或者认为有人比他更加合适,就用选票罢免他,这才叫能上能下。

在等级授职制下的既得利益者,一般都是自命为马克思主义的信徒。然而天大地大,是祖国和中华民族的利益大,是马克思主义的巴黎公社原则大,还是个人鼻子尖的一点私利大,头上一顶其实是相当可怜的乌纱帽大呢?如若实行直接选举,许多大学和科研机构的的领导者,只怕是要落选的,他们许多谋私利的暗箱操作,也将烟消云散。直接选举,对落选者应就地免职,回本单位从事教学、科研等工作,不劳组织部门安排异处为官。自称是马克思的信徒的长字辈,不知能否对自己的落选甘之如饴?这对每一个人,倒是一个真信马克思主义,还是假信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考验。

教科文单位实行直接选举,至少有两点好处:一是那些业务上不求上进,而拍马钻营者大抵是不会当选的,二是以权谋私者大抵会落选。故可以从根本上改变各种各样学术腐败滋生的大环境。

二是社会道德的严重下滑。在学界,令我惊叹的是,过去羞于启齿的的话,现在变得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了;过去羞于动作的事,现在变得可以明目张胆地做了。按照等级授职制的官场传统指派校长之类,必然会有滋长各种人事腐败,而根本不可能遏制。历史上的吏部是如此,目今的组织部门也是同样,不见得有真正的差异。

再谈一点大力精简不通业务的行政人员和机构,裁削其权力的问题。此也是由来已久的情况。不妨举一事例。1980年在京举中美史学讨论会,因为规格较高,就在人民大会堂安排宴会。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外事局通知,空间有限,一部分学者无法前去。师兄周宝珠也在其列,弄得我很不好意思,心想倒不如自己不去。到了那里,方知外事局的人员早已按规划满占着坐席,确是座无虚席。坐在我附近的一位美籍华人学者吴友良随便向一位外事局人员发问,他连忙指着我,说:“我不懂,这位是专家。”当时正值出国热,外事局又是完全效仿外交部的体制铺设摊子,人浮于事,人们对外事局的人员利用公款,出国旅游,议论纷纷,却完全无用。请问,外国的研究机构用得了如此排场吗?

重建对个人学术水平的公正的评估体系,奖优汰劣,对学术的正常发展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记得已故明史专家韦庆远先生曾对我说,他所目睹,一些外国的科研机构,对个人是残酷的,发现某人业务不行,就须辞退,毫不留情,但对研究所,却是保留了真正的活力。对自然科学而言,造假作伪,在大多数场合下是较容易戳穿的。但在一个大项目下,个人的才能优劣,在目前的大环境下,其实难于有公正和公平的评判。社会科学不同,造假作伪,在大多数场合下只有内行才能戳穿。至于个人的才能优劣,更难有公正和公平的评判。以上两条建议,我想在等级授职制下的各种“长”字辈,作为既得利益者,大多数必然是反对的。

我研究宋代军制,最近在此书再版时,加上一段增订本说明:“关于宋朝军制和军政的诸多积弊,在当时文人的笔下,除了囿于崇文抑武的偏见外,其他方面都有相当的反映。但言事易,行事难,在宋时的阶级社会及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等级授职制的大环境下,诸多积弊竟连一条也无法矫治。这在阶级社会中也是屡见不鲜的。凡是对社会进步、民族兴旺有利的事,只要触及阶级私利下各种各色既得利益所编织的横江网,就寸步难行;反之,凡是对社会进步、民族兴旺有害的事,只要有在阶级私利下各种各色的需求,即使法禁甚严,事实上便大致可通行无阻,更不论没有法禁,或钻法律的空子了。”

另一件令我关注的事,是最近俄罗斯的军制改革。与格鲁吉亚的战争,暴露了俄罗斯军制严重问题,不改革是不行的。但要改革,首先就在军中遇到强大的阻力,因为许多威风凛凛的将军首先就面临无用或失业。然而在国际竞争的大背景下,不管将军们如何反对,改革还是只能认真推行下去。其实理由也很简单,俄罗斯不能容忍在国际军事竞争中处于劣势。

一正一反的历史教训,无非说明改革的困难,正在于不少人的既得利益在作怪。中国的教科文机构能否进行认真的改革。无权无势的我只是个言事者,如果不说,是我对中华民族的前途不负责,至于行事,就只能拭目以待了。但愿拙文能对教科文机构的改革起一点作用,谢天谢地!

只要稍明事理者,谁的内心都会承认,目前中国埋藏着很深刻的社会危机。不少治标而不治本的措施和政策不断出台,其实无济于事。中国确实需要认真的政治改革。千条万条,第一条只能是按马克思主义的教导,以直接选举制作为突破口,带动其他改革。只有积极地、逐步地以直接选举制取代等级授职制,由地方而中央,这是民族进步的必由之途,整治积弊的根本之举。如果真能在全国的教科文机构单位实行直接选举制,也有可能为全国范围逐步推行直接选举制铺路。

 

(原载《南方周末》2010722改标题为《教科文机构改革策:取消等级授职,革除衙门化积弊》)

 



[1] 原载《历史研究》1997年第4期,此文收入拙作《丝毫编》,河北大学出版社,2009


2010-08-06 17:44:45
    
责任编辑:梁建国    
 
最近更新
  •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辽宋金元史学科主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