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古史学的内行、外行和硬伤

                     王曾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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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社会科学诸学科中,中华古史学无疑是专业性最强、基本训练费时费力,而要求最高的学科。如果从入大学到博士毕业的大约九年间,最优秀的学生的水平,大致也只能说是刚登堂入室,而根本无法做到精熟和研究的得心应手。对于中华古史学的内行和外行,其实一般只消一次简单的谈话,谈点最简单的问题,便知分晓,常说的就是细微处见功力。有年轻的文学家,而决不可能有年轻的史学家。没有各种各样的基本知识和训练,什么聪明,什么灵感,就全无用武之地。
记得我在大学时,写一篇有关《资治通鉴》的文章,自我感觉良好,进呈邓广铭师,满以为一定会得到好评。那知邓先生提出了严肃的批评,特别是说某处古文标点错误。我说自己是依《万有文库》本的断句而标点的,邓先生说:“《万有文库》的断句错误多的是,你不知道?”言下之意,是我还不够历史系高年级的水平。坦白地说,当时我感觉愉快,决不是事实。但在五十年後,回忆此事,内心确是充满了对老师感戴的深挚之情。古文无标点,今人加以标点,同一段文字,甲与乙可能不同,或是甲先後标点不同,但都无误。邓先生对我的批评,自然是标点确有错误,史界或称为硬伤。
邓师的批评我几乎忘却,但他批评後造成我谨畏的治史心态,保留至今。现在常说什么监督,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确是如临深渊,如覆薄冰,深怕自己的作品出硬伤,闹笑话,取讥于前辈,似乎前辈的眼睛总是在盯着我。如今有人批评,特别是指出我的硬伤、错字、错误标点之类,真有一种求之不得的欢迎和感谢。其实,写史学作品,犹如进入地雷阵,稍一不慎,就必定会留下挂彩的硬伤,而无法抹掉。
有一介绍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电视片,其中解说词竟出现如果商军埋伏在山上,一声炮响,杀下山来,周军就会如何如何。居然把火药的发明提前到三千年前。此种笑话竟发生在严肃的科学片中,这当然是硬伤。电视剧《汉武大帝》的剧情大致依据史实,不同于目前流行的戏说乱说,演员的表演都相当出色,可算是一部成功之作。编导者无疑是仔细阅读了《史记》和《汉书》,但光读这两部书,显然是完全不够的。例如就目前的史学研究所知,汉代的冶铁术居世界领先地位,剧中胡编了匈奴使用西域的精钢做刀,胜于汉剑,故引发汉武帝通西域的打算,当然是硬伤。我有一次参观著名的满城汉墓,讲解员讲得不错,但她说,汉人看中了这一带类似太师椅的地形,又是硬伤。因为汉代是席地而座,根本还没有出现什么太师椅。我个人汉史知识相当浅簿,但目前的博士生,是否都能挑出此类硬伤呢?
以上说是外行者出硬伤,而如前所述,即使是内行,稍一不慎,也会出硬伤。如《宋会要》刑法2之17—18有一段宋仁宗时的记载:“诸州知州、总管、钤辖、都监多遣军卒入山,伐薪烧炭,以故贫不胜役,亡命为盗。”此段文字,我本人审阅过约七八遍,都没有看出破绽。最近方才看出。原来在宋仁宗时,并无总管的官衔。後宋英宗时,为避宋英宗赵曙的御讳,才将原来的部署改称总管,而《宋会要》所载,乃是宋代史官的追改。此段文字应改为“诸州知州、〔部署〕……”
有人也许会说,如果几十万字一部书,出一条硬伤,有何了不起。依我之见,任何作品,对任何人,首先,也包括我自己,一条硬伤就是了不起,必须严肃对待和更正。何况并非是新出茅庐者,这完全是不应发生的硬伤。又有人会认为,如此要求,太苛刻了吧。须知飞机和航天火箭每个部件都须精密,一个出问题,就会出大事故。史学当然不是精密科学,老师辈的“苛刻”对不对,至少我至今仍是非常铭感的,并且愿意效法他们,去要求下一代。此种“苛刻”要不要继承和发扬?难道一个严肃的治史者,就不应当以生怕出硬伤的谨畏心态治史?如果没有此种“苛刻”,又何以造就新一代的史学大家和大师?但也有人不是此种心态,对“苛刻”心存反感,还认为我是搞专制,逆己者亡。甚至我提出,一条史料,既然正文已经写明其出处,何须重复出注,应当惜墨如金,不能增加完全多馀的篇幅,也拒不删除。我写文章,标题从不用什么“新论”之类,更不用说是所谓“透析”,“透析”者,登峰造极之谓也。有一篇所谓“透析”的文章,其实并未提供深中肯綮的新论和重要的新史料,仅粗略看来,就有一些不应有的硬伤。例如“邱”字,本为清朝避孔丘名讳的新造字,而文章中居然提前了几百年,就出现了“雍邱县”。
对待治史的硬伤,关键还在于有错必认,知错必改。这本是常识,也真正是学者的面子,狡辨其实没有一点面子。对内行人而言,狡辨其实无非是愈辨愈糟。当然,因如今的世道,人们往往不愿意出来指责狡辩,于是狡辩者似乎在表面上是得胜回朝。与其花了极大精力和时间狡辨,还不如多搞点学问,但世上又有多少人想得开。有的作品甚至浑身硬伤,根本无法狡辨,而作者却聪明地诿过于编辑,而又自诩治史者须德、才、学、识兼备。
张政烺先生的博学是公认的,但据我所闻,他常说自己这也不行,那也不懂。这其实是正常的。学问到了一定火候,完全知道山有多高,水有多深,而本人能爬多高,潜多深。张先生决不是对人故作谦虚,而是大学者应有的实事求是的谦逊和质朴。我人到晚年,常说对个人的学问应坚持三道底线:一是青年时代先天不足,後天失调。二是承认与前辈优秀学者在学问上有不可弥补的差距。我有时说自己是半瓶醋,其实,在张先生渊博的学识面前,如果说自己只有四分之一瓶醋,无疑是过高地抬举了自己。三是除去十二年强加于自己的时间和精力的浪费,个人治辽宋金史约四十年,但自己应当老实承认对辽宋金史的大部分领域还是无知和少知的。这当然也是得益于张先生的身教。
我向来认为,《资治通鉴》的文字在古代史书中最为流丽而晓畅,但张政烺先生却公开承认:“如《资治通鉴》有的段落我至今尚不能确切弄懂。”[]自此以後,我怎么敢说自己能全部读懂《资治通鉴》。自己更读不懂《宋史》,且不说如其《天文志》、《律历志》之类,《宋史》卷194《兵志》所载“三人衙官例”、“诸军七人例”等,就二十馀年读不懂,直到最近,才有所解。《宋史》卷119《礼志》有“班行”一词,此词在宋时使用非常普遍,但并无宋人的解释传世。虽然《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卷》和《宋史官制辞典》都有专门词条,作了解释,我感觉不满意,但也在二十馀年间,未得其解,最近也忽有所悟,作了自以为是较为合理的解释,但也不能保证必定正确。
在此可对比一下邓广铭师和漆侠大学长的学问。我多年以来,一直认为宋学,即宋代儒学,是宋史研究中最难啃的一大块硬骨头。邓先生论宋学的文章不多,但很精彩,他完全有学力对宋学作深入研究,只是另有其他重要研究,顾不上来。漆先生通读二十四史(《明史》只读部分),对马克思主义有真诚的信仰,下功夫很深,这当然是我所不如。他已经着手深入研究宋学,可惜因医疗事故而不幸逝世,未能全部完成。我对先秦典籍不通,故面对宋学,只能望洋兴叹。这多少反映了彼此客观的学问差距。
任何人的学问总有弱项和缺点,不可能十全十美,应当经常从别人那里,对照自己学问的缺陷和不足。我断续数年,写一篇“宋元时的淮南经济”,最近看到师兄许怀林先生的大作——《江西通史》的《北宋卷》和《南宋卷》,就马上给自己文章的标题加了“述略”两字。因为许先生的大作是充分利用了考古和文物资料,并进行实地调查;而我已无可能进行上述两方面的工作,只是查了文献史料,也很难说是将相关史料一网打尽。故不加“述略”两字是不行的。
但是,目前在学术界,小至史学界,却刮着一股愈来愈炽烈的吹牛风,报刊上经常登载不少介绍学术成就的吹牛文字,内行的知情人当然知道,完全是虚美,将一个个小橡皮袋,吹成一个个大气球,并且一个强似一个。另有一些没有入门者,却因无知或浅薄而狂妄自大,其实根本不知天高地厚,又自做“最牛”之类低俗字眼的虚假广告。一次电话中,王春瑜与我感叹目今的吹牛风,我开玩笑说:“比来比去,还是你和我的学问最差。”他也发出了笑声。电视上见到一位老军医说得好,生活上要知足,学问上要知不足,事业上要不知足。我又想一下,不仅要肚里知不足,也要自己嘴上说不足,请别人说不足,不仅可背地说不足,也应公开说不足。只有大家说不足,方能营造一种真正良好的学术环境,一种真正能够遏制吹牛风的环境。
根据个人很有限的接触,外行对待中华古史的专门知识,也确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一次接到来自绍兴的电话,说他们设计东汉哲人王充像,本拟王充坐椅,在几案上写作。但看了我在《文史知识》2005年第7期《从〈汉武大帝〉谈古代席地而坐等礼俗》,才知道当时是席地而坐,须另外设计方案,故征求我的意见。这算是尊重知识的一例,可惜所遇者甚少。
我不懂西夏文,对西夏史也只有一般知识,但最初还不知影视作品一类的内幕,看了西夏的电视剧硬伤颇多,就打电话向朋友白滨先生提意见。白滨回答说:“你不知道,我们这类顾问,全是给编导们当摆设,根本不尊重我们的意见。”後来自己也遇到类似情形。一次参加拍岳飞的电视片,我还非常认真,看後特别给编导写信,指出其中不少错误,如有人在电视片中说,岳飞是百战百胜,并无此事,他在淮东还是打了败仗。结果如石沉大海,根本不予理睬。另一次又是拍岳飞的电视片,我特别指出,岳飞书所谓《前、后出师表》,还有“还我河山”的题字,全是伪托,张政烺先生等已有精密考证。我还专门带编导去图书馆,找出《文物》1961年第8期,让他们使用摄像机拍了岳飞的真实墨迹。不料电视片放映时,还是播放了“还我河山”的题字,并说是岳飞年轻时所写。其中也有我谈话的录像,岂不等于我承认“还我河山”的题字是真迹?真令人啼笑皆非。
2003年,一位先生给我打电话,说要为纪念岳飞诞辰900周年,出一本书,请我当顾问。他简单说了此书的内容,准备影印岳飞书写的诸葛亮《前、后出师表》。我当即回答,这份墨迹是後人伪托,如果一定要编入,我就无法当顾问。此後我得到《壮怀激烈》书一部,金盾出版社,2003年。书上排列了一大批顾问,前十一位依次是“王定国、季羡林、岳岐峰、刘兰芳、冯其庸、毛岸青、邵华、史式、陶思亮、贺捷生、龚延明”。这就是目前标准的顾问商业炒作模式,其中唯一对岳飞有所研究者,只有龚延明先生一人。人们难道不能说一句,对岳飞事迹根本没有研究,又当什么顾问?目前此类事情实在太多,其实,学者滥当顾问,正是不自重的表现。如空头主编、顾问之类,外行以为荣者,内行当以为耻。
在《学林春秋》初编,我又拜读了季羡林先生《我与东方文化研究》一篇短文。文章虽短,气魄大极了,且摘引目录上的一段话:“我想到的问题很多。第一,汉语语法的研究必须改弦更张。第二,《中国通史》必须重写。第三,《中国文学史》必须重写。第四,中国文艺理论必须使用中国固有的术语。第五,中国美学研究必须根本‘转型’。第六,西方的基本思维模式是分析的,而中国或其他东方国家的则是综合的。第七,西方处理人与大自然的关系的‘征服’手段是错误的,中国的‘天人合一’观点是正确的。第八,西方的科学技术,在给世界人民谋福利的同时,产生了众多的弊端甚至灾害。第九,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我不免在心中窃议,如果季羡林先生能以“我与印度学”为题,对人肯定是极有教益的。可惜他开出了如此大而多,而无当的课题,他的学力能够胜任吗?又对他人的治学有何教益?任何再高明的学者,总有他们的短处,他们贡献于世人者,无非是扬长避短。我真为季羡林先生晚年的不少作品,包括这篇文章可惜,它们的特点恰好是倒过来,扬短避长。
後来听治元史的杨讷先生转述,季羡林先生曾说,《四库全书》好呀,他是经常用的。于是在场的几个治史者都不免发笑。如若确有此语,就表明季羡林先生对中华古史基本上没有入门,正确的说法,应当是“《四库全书》的文字经清人任意篡改,不好,只是在没有其他好版本的情况下,方才使用”,这才是内行话。依季羡林先生此种水平,又如何重写《中国通史》?应当申明,我决不否认季羡林先生是印度学的权威,但随便夸大其学问,其实对他本人以及对学术界,都是有害无益。
目前的学术界,包括史学界确是一池浑水,其中也确有若干前辈学者,居然带头败坏学风。我撰写此文,倒希望前辈那种“苛”以待人的精神,能代代相传。目前史学界缺乏者,正是互相吹捧,不能“苛”以待人。我当然也看到,有的研究生确是在刻苦地进行基本训练,连一个标点和一字错字也不放过,颇感欣慰。他们之中必定在未来产生超迈前人有史学大家和大师。当然,目前中华教科文界那种反而不尊重知识,反而严重缺乏严格的科学道德和科学精神,又不知何时方能根本扭转,而重新造就让刮歪风邪气者无地自容的大环境。
 
(原载《北京日报》2010年8月19日,改标题为《历史不能虚构和随意演绎》


[] 《关于古籍今注今译》,载《张政烺文史论集》第831页,中华书局,2004年。

2010-09-03 11:25:01
    
责任编辑:梁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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