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宋金史研究与史学发展现状——王曾瑜先生访谈录

                     王曾瑜、刁培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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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曾瑜,男,1939年出生于上海,1957—1962年就读北京大学历史系,此后一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现任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河北大学特聘教授、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等。主要从事辽宋金史研究,另写杂文和历史小说。著有《鄂国金佗稡编、续编校注》、《尽忠报国--岳飞新传》、《荒淫无道宋高宗》、《宋朝兵制初探》、《金朝军制》、《宋朝阶级结构》、《岳飞和南宋前期政治与军事研究》、《辽宋西夏金社会生活史》(合撰)等专著,历史系列纪实小说《靖康奇耻》、《河洛悲歌》等七部,论文和译文170余篇,论文选集《凝意斋集》,还参加了《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大辞典》(均为辽宋夏金时期)等工作,《剑桥中国史》宋代部分特约撰稿人,与人合作校点《名公书判清明集》,发表文字约计600万字以上。
 
  ● 王先生,您好。您是我们青年学者敬仰的前辈,在辽宋金史等领域,您做出了不少开创性的研究,影响并启迪了许多青年学者,推动了学术的发展。上海《历史教学问题》编辑部邀我对您进行一次访问,希望能就您的学术研究工作的展开过程、研究心得,以及您对目前学术界的一些看法等,谈一谈您的经验和体会。下面,您能否先就您的学术经历谈起。

  ■ 我的学术经历,在《我和辽宋金史研究》一文中已经谈到,最初发表在《学林春秋》三编,后收入《凝意斋集》,最近也在中国宋史研究会的网站上发表,在此不须重复。应当重复的,只有一句话,我们这一代治史者可说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这是无可争辩的客观事实,与前辈优秀学者相比,只能是才疏学浅。这是民族悲剧所造成的,在大学时代,我作为五年制学生,只读了两年书。在工作之后,又整整损失了九年时间,并且正是在青壮年时期,是最浪费不得的宝贵光阴。应当申明,我个人的专长虽然是辽宋金史,事实上,只是对这一断代史的少数领域有深入研究,对多数领域是无知或知之甚少的。
  我们的另一个弱项,是外语能力。在我们这一代,除了如陈得芝、姜伯勤先生等很少数人之外,外语都是不行的。外语是否过关,只有一条简单的标准,就是能否用外语进行专业对话。能用外语撰写论著,固然是更高的标准,只怕是苛求了。希望青年学者以我们缺少外语能力为诫,认真掌握一种至数种外语,多多益善。作为一个现代学者,不应该没有外语能力。
  如果说我们有什么强项的话,是受了马克思主义的训练,应算一条。已故的前辈史学家,如胡如雷、漆侠先生等,都对马克思主义下过很深的研读功夫。比我年长十岁的汉唐史专家张泽咸先生,也对马克思主义的原著相当精熟。我自问对马克思主义的研读功夫下得不深,但尚能懂得其ABC,能够用于治史。过去将马克思主义强调为唯一真理,似乎非马克思主义都不是科学,这当然是很片面的。例如顾颉刚先生倡导的“古史辨”,虽然与马克思主义不沾边,也是对研究中华古史很有用的、重要的科学思维和研究方法。但马克思主义也确有值得珍视的科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值得治史者学习和运用。应当承认,我个人学习马克思主义,受益非浅。目前的问题是,一方面,马克思主义遭到青年学者们普遍的厌弃,认为学不学无所谓;另一方面,有人分明懂得马克思主义理论,仅仅是为了捞实惠,故意搞“指鹿为马”,炮制和兜售伪科学。对于前一种情况,我只能感觉惋惜;对于后一种情况,自然也不想苟合。一个知识分子,总应有自己的学术良知,不应将良知标价出售。信仰是自由的,不愿学习马克思主义,自然不应勉强。但我最近不厌其烦地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总希望至少引起一些中、青年学者的注意,不要聪明人做傻事。

  ●您在辽宋金史等领域进行了长时间的研究,著作丰富,见解超远。作为后学,我们都很想学习一些您的研究经验和体会。您在一次演讲中,将您的论著分为四等。是否先就这个问题谈一谈?

  ■ 我曾说过,如自己将自己的史学专著分等,《鄂国金佗稡编、续编校注》可以算是一等,《尽忠报国——岳飞新传》、《荒淫无道宋高宗》和《岳飞和南宋前期政治与军事研究》算是二等,《金朝军制》和《宋朝阶级结构》算是三等,而《宋朝兵制初探》和《辽宋西夏金社会生活史》就算是四等了。

  ●您的专著《宋朝兵制初探》,利用了现代军事理论和方法,较为全面地展现了两宋军制史,也涉及一些军事史的问题,在宋史界影响深远。这以后,您对辽金的军制也作了研究,发表了《金朝军制》和若干论文。请您谈谈对辽宋金军制史的研究状况。

  ■ 我写《宋朝兵制初探》,是受了恩格斯军事著作的影响。马克思和恩格斯无疑是当时世界上有数的大学者,恩格斯的研究领域还比马克思更广。在我之前,古代兵制的已有研究,但是这本书可说是在断代军制史研究中,完成了由传统到现代的转轨。这本书如果说有可供借鉴之处,主要还是史识上应有创新精神。这本书是在闭门造车的情况下完成的,所以“初探”两字,不可不加。后来军界对军制有了十二条更全面的规范性界定,以我的旧作相对照,确实存在一些缺陷。但往后撰写军制史,也不必完全拘泥于十二条,这在我为陈峰先生《北宋武将群体与相关问题研究》所写的序中已作说明。其他学者对宋朝军制史研究已提供不少重要的新成果,我个人也写了一些补充旧作的论文,旧作无疑没有再版价值。目前,陈峰先生筹划集体重写新的宋朝军制史,约60万字,我尽管精力不多,还是愿意参加其中的部份写作。这事应由陈峰先生作为负责人,我们商议不设主编,大家平等合作。如果这一计划得以实现,就完全可以取代我的旧作了。
  金朝史料比宋朝少得多,网罗工作比较省时省力,《金史》是我在二十四史中翻阅频率最高者。《金朝军制》灵活地汲取了军界的十二条军制规范,并且较为广泛地搜罗了辽宋元的记载,进行对比研究,故质量上自然胜于《宋朝兵制初探》。如今再版,还是作一些修订和补充。前辈刘子健先生曾强调学问就全在于“学”和“问”两字。有一次,别人问我金军的军衣是什么颜色,才使我联想到金朝建国之初,崇尚五行中水德,故军衣和军旗都是黑色,连伪齐军也随之使用黑色。这是我原来写作时不曾考虑到的,在再版时正可补充。没有别人发问,只怕就不易作这样联想和补充。辽代史料太少,我曾写过一篇军制文章,觉得治辽史犹如治先秦史,有时没有实证,只能是猜谜式的研究。如果将来有时间和精力,也许准备写一篇辽朝军制的长文,但估计不应到10万字。
  我曾经强调过,治辽金史不可不知五代史、宋史和元史,仅在十分单薄的辽金史料中打转,会成为井底之蛙。反之,我兼治辽金史,包括军制史的经验,正在于自己是从五代辽宋金元史的大局和史料着眼和着手。

  ●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您对宋代社会经济史作了深入研究,在赋役、户等、货币等不少问题上,发掘出许多前人未曾注意的历史问题;在王安石变法问题上,您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宋朝阶级结构》则全面地展现了两宋的阶级结构,那接下来就请谈谈您在社会经济史领域的研究和体会。

  ■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是对人类文明时代的社会经济史最根本、最科学的提炼和概括。中国近代以来,对古代社会经济史的重新研究,是由陶希圣先生开创的,他举办了《食货》杂志,不论他后来的政治经历如何,他的开创研究无疑是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这是客观事实,不应抹煞。也就是说,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对古代社会经济史,中国近代学者才开始了重新研究。与中国古代传统的士农工商、帝官民、良贱等社会人群分类相比,阶级论最能揭示人群关系的实质,这就是阶级之间存在着剥削和压迫的关系。阶级论打破了传统观念,在“民”和“良”的一层中揭示最基本的阶级分野,例如至少在唐宋时代,民和良的一层中就主要有地主和农民,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是有根本差别的,不能混为一谈。至于官与民之中的地主,倒是同一阶级。这是前辈学者早已做出的科学论证。这种阶级分析,自然比笼统地用“民”用“良”要科学得多,高明得多。我吸取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依据宋代史实,在阶级划分中进一步作了更细的阶层划分。
  最近我将几年前所写的《宋代社会结构》登上宋史网站,并且补充了一段附记:“按照过去一般的惯例,是在阶级(Class)大分类之下再区分阶层(Stratum)的小分类。但近年来,不少人就只谈阶层,讳言阶级,企图以阶层论取代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阶级或阶层本是外来词的翻译,人们似不必作无谓的字眼上的争论。但马克思主义阶级论最根本的实质问题,是强调阶级之间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这是人类文明史的科学提炼和总结。国家是统治阶级镇压被统治阶级的工具,其实是阶级论的派生。如果是蓄意掩盖和抹杀阶级之间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就只能是违背人类文明社会的根本事实,违背马克思主义的伪科学和歪理邪说。”关于社会结构和阶级结构的关系,我在这篇文章中作了一点力所能及的探索,是否恰当,只能请大家评议和指正了。
  赋役史料是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料中最丰富的部份。我研究宋代赋役史,离不开马克思主义阶级论和国家论的指导,主要还是分析、揭露宋代统治阶级是如何通过赋役压榨农民为主体的被统治阶级。我痛感官府为刀俎,农民为鱼肉的血淋淋的史实。古代伟大思想家孔子从仁的精神出发,感叹“苛政猛于虎”。自古以来,横徵暴敛和司法腐败是苛政的主要表现,是官府对农民的两大祸害,创巨而痛深。
  我对宋代赋役只写过一些长文,未作全面、系统的研究,如身丁钱、夫役等,其他学者写了文章,自己就无法再写。也有自己忽视的领域,例如土贡,其实是古代皇帝竭天下以自奉的制度化,对民间为害甚烈,流毒甚远。张泽咸先生重视这个问题,所以他在《唐五代赋役史草》中对土贡和进奉作了专门论述。我只是在《宋朝阶级结构》中皇室一章稍作介绍,这是完全不够的,但愿见到其他学者有深度的力作。
  最近接触一些明代史料,深感明代的赋役史料远比宋代丰赡,但目前的研究状况似不能令人满意。前辈学者、著名的秦汉史和明史专家王毓铨先生已经辞世,当他身体尚健康时,就对我表示,他对明史研究现状甚为不满。中国的两税始于唐,终于明。唐代的史料最少,研究得十分热闹。元代的两税大致在南方,史料也少。宋代史料稍多,我写过较系统的论文。明代的两税实施了200多年,一条鞭只实施了60年,且不说专著,连《中国历史大辞典·明史卷》竟无两税的词条。依我估计,用今存的史料为明代两税写一部70-80万字的长篇专著,是绰绰有馀的,也理应有人撰写。依有的明人说,明朝的赋役可分赋、贡、役三部份。就贡而论,史料也同样比宋代丰赡得多。洪焕椿先生为《中国历史大辞典·明史卷》写了三办,即额办、坐办、杂办的词条。明代的赋役其实与宋代相似,各地有其不同的特色和名目,我在明代地方志中就见到另有岁办、正办、坐派、派办等名目。明代的贡当然可以写专著。再如明代的课程,大致是杂税的总称,也同样可以写专著。明朝的役是宋朝职役的延续,也完全应当写长篇专著。我总认为,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的明清部份,还是大有拓展的馀地。赋役史当然应是古代社会经济史的重要组成部份。
  王安石变法研究当然是宋史的一大课题,其好处是可以带动不少方面的研究。对这次变法的评价,无须追求统一,但应作更细致的研究,才能展开深入的争论。

  ●这些年来,社会史、生活史的研究不仅起步,已走向深广,可谓是史学界一棵葳蕤而璀璨的花树。请您谈一下参加《辽宋西夏金社会生活史》的工作经验和您相关研究的体会。

  ■ 我个人没有学力单独写辽宋西夏金社会生活史,所以邀请朱瑞熙、张邦炜、刘复生和蔡崇榜先生合作。这本书朱瑞熙先生出力尤多。集体写作的经验,是大家平等合作,共同审稿,对别人提意见,补充史料,避免矛盾和重复。各章节虽是个人执笔,其实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社会生活史的内容本来就比较繁琐,不易周全,这本书具有初探性质,但涉及的问题较为宽泛。目前准备再版,也作了些补充和修改,但篇幅没有大量增加。这本书之后,社会生活史的书出了不少,如宋德金先生的《中国风俗通史·辽代卷》等,质量高于我们的作品。
  我早已著文,批判空头主编,但如今空头主编风和拼抢名位风很盛。其实,许多书完全可以一人完成,没有本事,才需要拉人垫背。所以,主编的名位不是证明他们的学术水平高,而恰好是证明他们的学术水平低。特别是官员和传媒的外行,应当明白其中的道理,切勿上当。

  ●在政治史方面,我发现,您对北宋晚期和南宋前期的历史,关注尤多,著述也明显的多。在围绕当时政治和军事史研究中,您对岳飞、宋高宗等历史人物的研究,对当时文化专制、政争、台谏政治和人治,尤其是北宋末到南宋初的社会腐败问题等,研究也极为深入,请您谈谈为什么对这一时期的历史人物如此关注?通过研究,又有哪些体会。

  ■ 王毓铨先生不论对秦汉史和明史,都是致力于经济方面的研究。记得他曾说,不论搞经济史或其他什么史,政治史总是研究历史的主干和基础,研究其他史不能没有政治史的基础知识。王先生的精辟议论是值得治史者们认真领会的。宋代的史料呈枣核形,两头小,中间大。这段中间的历史史料丰富。邓广铭先生曾说:宋金战争的史料之多,远非以往的历次大战争可比。我在《荒淫无道宋高宗》的自序中说:“中华民族是伟大而古老的,迭经磨难而又有强韧生命力的民族。在其漫长的民族发展史上,芳香与秽臭共生,光荣与耻辱并存,正义与邪恶互争,进步和倒退兼备。优秀的历史传统可以成为民族进步的动力,腐恶的历史传统则可以成为民族进步的阻力,甚至反动力。”这一段历史在表达上述精神方面具有典型性。单从史料的搜集和考证功夫着眼,《金朝军制》和《宋朝阶级结构》并不低于围绕这段历史的三部著作,我所以自己将这三部书列为第二等,主要是由于它们体现了强烈批判中国腐恶的历史传统的精神。一个真正的爱国者,不能不批判中国腐恶的历史传统。个人认为,中国的历史传统,主要可区分为政治和文化两个层面。从史实出发,中国古代不能认为没有留下好的政治传统,但可惜只居非主流的地位,而主流政治传统恰好是坏的。
  从正面看,对照如今的各种丑恶现象,像岳飞那样一个为山河一统的崇高事业而献身,仅就不爱钱,不贪色,不是官迷三条,就足以成为振烁千古的伟人。从反面看,有的学者对我说,过去对宋高宗其实没有太坏的印象,看了宋高宗传记的揭露,才知道他是坏透了。三部书是有一定的感染力。有几位先生,包括一位蒙古族的先生,正是看了我的书,然后和我成为朋友。当然,对于那些一心一意捞实惠,只嫌趋炎附热不够的人,也不可能有任何感染力。
  我重视对中国古代台谏政治的研究。在专制的古代,不可能有马克思提倡的直接选举,但好的台谏政治多少体现了以舆论监督权力,多少体现了企图对最高权力有所监督和制约,这是古代专制政体下的民主因素,值得今人珍视。我研究秦桧独相期间的执政群,提出时势造小丑,小丑造时势的历史哲学命题,作为对中国流传已久的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之说的必要补充;并且指出,中华历史上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的情况,远不如时势造小丑,小丑造时势的情况多,后一种情况对民族兴衰的影响,也远比前一种情况多而大。这是符合史实的概括。

  ●反映岳飞事迹的主要史料《鄂国金佗稡编、续编》,您所做的校注,扎实而精细,质量相当高,也充分显现出您在古籍整理方面的深厚功力。那么,请您谈谈史籍的校注、考证与史学研究的关系。

  ■ 在古籍数字化之前,个人做《鄂国金佗稡编、续编校注》,无疑是件浩大的工作,所以前辈王毓铨先生称之为一项永久性的工程,因为别人此后没有必要另做,当然,在我整理的史料基础上,完全可以提出不同的见解。看这本书的校样是自己学术生涯中最累最苦的一年,当时还在四十多岁的壮年时期,现在肯定没有这个能力了。这本书错字率可能是在万分之一以下,我尚期望能出第三版,以作进一步的修订和补充。
  史学研究的特点,无非是其实证性,只有实证,才能客观,在客观的基础上,才能公正。史实本身是客观的存在,但形诸笔墨之后,篡改和掩饰就势不可免。欲实证就离不开考证。考证是史学家必须具备的基本功,其要领无非是祛伪求真,由表(现象)入里(本质),自此及彼,分清主次。考证固然需要逻辑推理,但至少在某些场合下还是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所谓一分史料说一分话,几分史料说几分话,不能说完全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有时一分史料可以说几分话,有时几分史料只能说一分话。几分话或一分话不是随意乱说,而是更接近于客观和公正。譬如有人说了一大堆美妙动听、冠冕堂皇的言词,可算是几分史料,却不能说明其为人;偶尔暴露出几句心声,算是一分史料,却足以说明其为人。传世的史料大多是反映大约仅占人口约百分之几的统治阶级的生活,反映广大被统治阶级的史料很少,但这少量的史料却是反映了更重要、更广泛的史实。欲由表入里,分清主次,就更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和运用。
  顺便说一句,研究历史与研究现实经济、社会学等的情况有异。史料大约过了数十年,上百年,就不能再生。从目前的情况看,任何时代的传世史料,都是残缺不全的,但史学家只能依据残缺不全的史料研究历史。研究现实经济、社会学就完全不同,可以先设定题目,然后去主动调查,挖掘资料。一方面,随着人类知识总量的猛增,史学的视野势必会不断开阔,新领域和新课题肯定会层出不穷;但在另一方面,一个课题的研究愈是深入,愈是细致,就往往会感到传世史料的欠缺,或多或少地影响着研究的深入和细致。这是史学的局限性,不知将来能否避免。
  古籍中有错字、脱字等,在史学研究中,要准确使用史料,必须校勘错字,补充脱字,并非只有整理古籍,才用得着校勘手段。我原先并未专门学过校勘,但有了一定的国学基础,参照前人对一些史书的校勘记,还是可以学会的。一般说来,他校,即参照他书、本书的不同版本或本书的相类文字进行校勘,是最为稳妥可靠的。《鄂国金佗稡编、续编》一书总的说来,没有太大的校勘难度。这里不妨举《名公书判清明集》中的两个例子。这本书第72页标题“纲运所阅”,是无法理解的,我参照《文献通考》卷25,改为“纲运折阅”,就读得通。这本书第136页最末一行,原为“诸作匿减免等第及科罪者”,我参照《庆元条法事类》卷47同类文字,方得以将“作”改为“诈”,“罪”改为“配”,也就读得通。由此可见,他校的功底,正来源于对其他史料的阅读。这两处他校,也是来源于对宋代纲运和科配的知识。

  ●近些年来,您写了一些学术性的杂文和历史小说,请您谈谈这些方面的体会和计划。

  ■ 关于创作历史小说,我在《靖康奇耻》等序言和《凝意斋集》中《关于历史小说创作的己见》一文中已经谈了一些想法,在此不必重复。我最初无意于创作历史小说,只打算自己提供素材,由文学家们创作。但後来发现,他们的创作思想与自己有距离,因为他们往往喜欢尽量发挥自己的“创作自由”,不愿意受各朝各代的不同名物制度、社会风俗等拘束,脱离史实,随意编造一些当时不可能发生的故事情节。目前对历史小说和电视剧的创作有两种意见,一些文学家和史学家的分歧,其实在无非是否要尊重史实。一些“戏说”的历史剧也许最适合一些文学家的口胃,但正如人们的雅谑,要气死史学家。记得在学生时代,一位文学家曾写道,小说家们是用另一种手段写历史,自然应当写实。我当然还是倾向于王春瑜先生的说法,要“尊重历史”。岳飞的传奇故事,在中国是家喻户晓的。但我的作品无疑是站在时代的高度和新的角度,通过其纪实故事的描述,揭露和剖析了专制政体的兽性。
  目前的史学研究在相当程度上成为象牙之塔,只是在小小的史学圈内评论是非优劣。能够接近民众,普及准确的历史知识者,大致有传记、历史小说、通俗读物、影视片等。自己写历史小说,是有普及历史知识的意愿,总想用自己的史学长处走另一条路,但不抱奢望,明知自己的文学才能不如某些文学家。我共写了七部,从靖康耻到岳飞死难,目前已经完稿。从已发表的两部看,评价也各有不同。如已故的杂文家牧惠先生,就明确表示不喜欢。但也有喜欢的,一位北大中文系校友蒋文安先生,一位人民日报的青年编辑刘红先生,主动写了肯定的书评。特别是有几位不知姓名的读者,显然是费了一番寻觅周折,才得以用电话向我询问创作和出版情况,表示他们喜欢这种风格的历史小说,就给了我鼓舞。有人喜欢,我就满足了,至少不是枉费心血。今后如有时间和可能,也许会继续写一部或两三部续篇,写到宋高宗死。但估计难度更大,因为光是谁当小说主人公,就是一个大问题。
  我在文革时,曾以极端苦闷的心情,大致通读了鲁迅先生的杂文,深为敬服其杂文的精妙和深刻。不料自己近年来也拿起杂文的武器。中华民族要追求不断进步,就必须苛待自身的缺点,杂文应有用武之地。如我所写的《腐败就是今天的国耻、党耻》一文,竟有不少报刊转载,正说明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这篇文章其实是述而不作,只是讲了自己20多年前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心得。著名的巴黎公社原则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强调对新社会的一切公仆必须实行直接选举制,对干部必须实行工人工资,即只有普通工人的生活待遇。巴黎公社原则是兴邦治国的法宝,反腐的法宝,也可说是根治目前积弊的唯一良方。人们至少应当年年讲,月月讲,不仅是宣传,还应逐步地、稳妥地付之实践。人民群众肯定是会坚决拥护巴黎公社原则的。

  ● 近年来,由于各个方面的原因,学术论著量化、发表于权威或核心刊物与否的评价体系,在学术界影响很大。这样的评价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学风日渐浇漓,一些学术论著也是泥沙俱下;如今,像您所说的空头主编满天飞,单纯为标新立异而创新,等等,都不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各种学术腐败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对此您发表了不少评论,我们也想进一步聆听您的看法。

  ■ 针对空头主编,我写过两篇文章,反映相当强烈。日前已写完《量化考核与版面费之弊》的讨论稿,正在徵求修改意见。我认为,量化考核完全取消了各杂志社、出版社之间的自由竞争,使我联想到明朝科举八股文的创设,两者实际上是同类。如今一方面是上级热衷此道,还对量化考核不断加码和细化,另一方面是高校的教师们穷于应付,苦不堪言。有人自称成了量化考核的奴隶,一切教学科研活动,只是围绕着量化考核团团转,没有任何自主的馀地。但是,个人的提升,单位的等级,全是由量化考核的相应规定的硬指标所主宰,不应付量化考核不行。量化考核造成了各种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这篇文章主张废除目前盛行的将各种杂志、出版社分等计量的办法,改为一律平等计分,允许各杂志社和出版社自由竞争。可能科学计量则计量,不可能科学计量则不计量。若要计量的话,一篇三万字的文章与一篇三千字者,一部专著与一篇论文之间,总应有合理的差别。考核理应简单易行,力求避免繁琐丛脞,兴师动众。我作为一个旁观者,每次见到或听说高校教师为了应付上级考核,简直疲于奔命,耗费了很多的宝贵精力和时间,总是感叹不已,要是这些精力和时间能大为节约,而投入于教学和科研,该有多好!
  版面费自然苦了众研究生,特别是其中还有不少穷困生,他们生计艰窘,欲维持正常的学习和生活,尚且有赖学校的补助,哪里有馀财可供搜刮。但是,只顾将杂志办成摇钱树的人们,却不须有怜贫恤苦之心。版面费完全成了新开发的学术腐败,对学术进步有百害,而只是使那些妄图不义之财者得利。应当声讨和取消版面费。
  出现版面费的腐败,自然也是与对研究生的不合理管理有关。一名研究生过去只须在就读期间完成毕业论文,这本是一项合理的指标,无须另外加码。因为一位青年学者在入门之初,应注重于打基础,多读书,有馀力另外发表文章,固然是锦上添花,但主要还是应当集中时间和精力,力争将毕业论文写好。加码的结果,无非是强制他们把许多半生不熟的作品投稿,反而严重影响了他们的打基础,影响了他们学业的正常成长。
  当今的学术腐败可谓五光十色,我今后准备再写一些文章。譬如拼抢名位风,我逐渐发现,凡是一些人的学问愈是挡次低,甚至不上挡次,他们对抢名位的劲头和所下的功力就愈大,也许正是他们的“生存权”吧。目前的可悲情况是,随着世风日下,人们做坏事愈来愈多,愈来愈大,并且互相攀比,就不免产生另一个严重的社会道德问题,就是人们的脸皮愈来愈厚,说得文雅一点,是不知愧耻为何物。过去羞于启齿的话,现在变得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了;过去羞于动作的事,现在变得可以明目张胆地做了。其故非他,枉己正人式的思想教育必然失败,既有一些头面人物搞歪门邪道而得利的榜样在前,就势必激发更多人的贪欲,群起仿效,当然也还有一个更大的社会背景。应当造成一种对学术腐败犹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环境。目前批判学术腐败的声音过于微弱,但唯其如此,就应有更多的人站出来说话。

  ●目前,学科整合、古典文献电子化等发展趋势,已经日趋明显,对史学的进一步发展影响很大。史学如何在继承前辈研究的基础上发展,您有何看法?也希望请您谈谈您对青年学者有什么希望?

  ■ 大致80多年前,以顾颉刚先生倡导的“古史辨”讨论为标志,中国的传统古史学进行了一次脱胎换骨式的革命,依我之见,这是中国近代史学史上唯一的一次革命,从史识到研究方法的革命。如今古典文献电子化等高科技手段的使用和推广,确是在进行一场研究手段上的革命。这场革命方兴未艾,难以判断到何种地步方为终极,是否会进一步影响到史识上的新革命,我也不敢预言。例如对古籍的校勘,肯定是不难设计用于校勘的电子软件。目前对古籍的检索,须设定词汇,这可能还是处在低级阶段,因为部份史料是不可能用设定的词汇检索的。将来有可能设计出更高级的软件,可以不设定词汇,而模仿史学家的思维检索史料。
  中国古史太长,史料太丰富,欲深入研究,非从断代史着手不可,这已是大多数人的共识。至于那些没有断代史根基的浮光掠影式的研讨,企图阐述什么中国历史的发展道路,只能表明学识的浅陋而已。但是断代史研究也确有明显的拘限,容易成为井底之蛙。我在辽宋金史研究中感觉到此种拘限,所以曾经提出,要适当扩大研究范围。例如秦汉隋唐史就可以作贯通研究,辽宋金元史也可作贯通研究,但明史,特别是清史的史料太浩繁,似以各别研究为宜。但稍为接触一下电子化的古典文献,就不难发现,自己过去的看法是过于保守了。我想,将来的学者完全有条件对中华古史作深入的贯通式的研究,甚至会出现熔古今中外于一炉的史学巨匠。一个人终生写数十部、上百部质量颇高的史学著作,以千万字计,是完全可能的。我曾在《历史研究》1997年第4期《宋史研究的回顾和展望》中说:“浩如烟海、任何人无法遍阅的古籍,就有可能压缩在多少张光盘之中,而随心所欲地检索。任何学者家的狭小书房中不难包容全部古籍,而所谓博览群书在某种程度上便成为空话。在占有史料方面,新老学者将一律平等。”这段话也须要修正,因为在占有史料方面,使用电子古文献的新学者,甚至可能优胜于博览群书的老学者,况且电子化的范围,也并不仅限于古文献,也包括文物之类。史学研究一代胜于一代,这决不是空想。
  但是,随着也出现一个问题,前辈优秀学者的重要治史经验是否值得继承。我与一些同行,包括台湾史语所的黄宽重先生进行讨论。大家的结论是完全一致的,前辈优秀学者的重要治史经验,必须继承或借鉴。例如前辈学者特别强调治史有个打基础的问题,二十四史倒不一定通读,但前四史和《资治通鉴》必须通读,这是最重要的基本训练。如果还有进一步的高标准要求,就应当通读先秦的典籍。再比如,即使有贯通中华古史研究的雄心,也须从深入细致地研究某个断代史入手,切忌好高骛远。目前有的研究生虽然接触电子化的古文献,却难以对其中文字进行断句和标点,有错字和脱字无力校勘,又如何进行深入研究?我想,一些先生和我强调“打基础”的问题,是应当引起青年学者的重视。史学研究一代胜于一代,当然决不是空想,但电子化的古文献等现代研究手段,是不可能照顾学术懒汉,只能照顾勤学者,使他们在学问上超越前辈,大有作为。

原刊《历史教学问题》2005年第2期。

转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网站

王曾瑜先生的《我和辽宋金史研究》一文:请点击这里


2011-01-05 22:45:35
    
责任编辑:康 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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