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冕学者孔凡礼

                     石钟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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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职称之类的冠冕,如今似乎已成为一些人安身立命的根本所在。然而也有些真正的学者只是与学术共同着生命,而无暇去顾及那些身外之物。年近八旬的孔凡礼先生,就是这样一个真正的学者。他著述等身却没有任何职称,他坐拥书城却仅有容膝之地,他绩近大师却迂得可歌可泣……
  笔者是在上个世纪末,因一个偶然的机缘结识了孔凡礼先生。他的成就与处境都令笔者震惊,因写了篇小文抒发了上述感慨。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之间情谊日笃,他不断有佳著赐予,笔者对他也就有了更多的了解。每次捧读他的新作,所获得的远不止是治学方法的启迪,还有他的治学精神与人格魅力。于是,笔者情不自禁地放下手边的事,再次提笔写写这位孔凡礼先生,让更多的朋友从中汲取人生的智慧。

一、以陆游研究作为治学的突破口

  1952年,因一偶然的机缘,孔凡礼从安徽太湖的一个乡村中学调到北京三中任教。这年他刚近而立之年。作为首善之区的北京,对他理当有种种诱惑。但他所看重的,是北京作为中国文化中心的地位。他不求名、不求利,却又不满足于仅仅当好一名中学语文老师。他大学毕业后多年为生活而奔波,没有好好读书,如今生活安定了,家小又都在太湖乡间,他只身在北京,课余有的是精力与时间,当然想发奋读书,在学术上有所作为。
书海茫茫,路在何方?孔凡礼是经历了一波三折的艰苦探索,方找到他自己最佳的治学之路的。
  孔凡礼先是结合教学,阅读中外文学名著,试着写散文。1953年8月,《北京日报》发表了他的散文处女作。但很快他发现自己不是弄文学创作的材料。
  再就是结合语文课本来研究鲁迅。鲁迅的书出版一本他就买一本,没有新书他就到旧书店去淘。对鲁迅的全部著作至少通读了三遍,写了不少的眉批与笔记,并编有鲁迅研究论文索引和观点摘要。也曾就鲁迅著述中的一些疑难问题,求教过有关专家学者。然而,他又发现鲁迅思想博大精深并且是个过于敏感的话题,不是他能力所及的。
  接着是在1954年全国讨论《红楼梦》的热潮中,孔凡礼用脂砚斋抄本与程伟元乙本对照着看,以程乙本为底本,把不同的文字记录下来,写了许多眉批。他把《红楼梦》中谚语、歇后语摘出,共有四百多条。西班牙大作家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也善于使用谚语,两相比较,不仅有趣,而且显示了《红楼梦》在这方面比世界名著《堂·吉诃德》毫不逊色。于是以此为题写成一篇比较研究的文章。但这纯学术文章显然与当时那种将学术政治化的环境不协调,文章寄出很快被退回。孔凡礼也就立即抽身远离了这门显学。此外,他对《水浒传》、《儒林外史》也下过一番苦功,终因不得手难有创见而忍痛罢休。
  有人说“见异思迁”并非他缺乏恒心和信心,而是发现自我、扬长避短的探索过程;看似无效的劳动也非虚度年华,而是一部大型交响曲的序言;没有早出成果也许已预示了他的大器晚成。但在治学之门前几度苦闷徘徊的孔凡礼,清醒地认识到,如果不根据主客观情况,选准最佳突破口,他的治学宏愿将会变为一场梦幻。
  痛苦的探索与冷峻的分析之后,迎来了1956年全国“向科学进军”的热潮,也再次点燃了孔凡礼学术研究的热情。偶尔从图书馆借得一部刚刚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陈友琴所编《白居易评述资料汇编》,阅读之余,如同进入禅宗“顿悟”的境界,他惊喜地发现:致力于古典文学研究尽管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但大体有两派:要么以理论辞章取胜,要么以考据资料见长。前者要有理论修养,兼有一定的灵气;后者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功底深厚才能左右逢源——这就是传统称为乾嘉朴学的治学方法。而他自己只能紧步“乾嘉”后尘,从一点一滴的资料搜集工作做起来,然后再图冶炼升华。他自我打量以自己文言文的写读能力,仿陈友琴的方法做唐代以后大作家评述资料汇编是能胜任的。北京图书馆、科学院图书馆藏书丰富,为读者敞开大门,只要肯下功夫、广泛阅读,这项工程就是切实可行的。尽管,在那一切都崇尚阶级分析的时代,这种研究非但不是时髦的方法,反倒是聪明人弃之不顾的畏途。而变畏途为通途,恰恰是智者的选择。于是孔凡礼先对唐宋两代作家做了一番估量,李白、杜甫、苏轼分量太大,不是短时间所能完成的;几经权衡,他机智地确定以被新的文学史官定为爱国诗人的陆游作为这项工程的突破口。用传统朴学方法来研究爱国诗人,在缝隙中求生存,在当时尚能获得社会的认可。
  1957年3月,孔凡礼从北京东单的中国书店买回一部万有文库本《陆放翁集》,反复研读,从而摸索出“两全、两帐”的治学方法。
  “两全”:就是全面研读陆游全部著作,全面搜集陆游生平的相关史料。陆游的全部著作是研究陆游的第一手资料,放在首要位置充分使用。以清人赵翼、钱大昕的《陆放翁年谱》为线索,以陆游同时代人的著作为重点,进而阅读他所能见到的南宋和元人的全部著作,佐以史书、金石、方志和类书,以求其全。
  “两帐”:一是《陆游交旧录》,凡与陆游有交往的长辈(旧)、同辈或晚辈(交),每人立一个户头,见于陆游著作的注明所在的卷次、页码,散见其他书籍的分清主次,或全录或摘录。用同样的方法编《陆游家世叙录》作为附录。这样,实际上就编辑了一部详细的陆游交游索引。一是《陆游编年录》,将陆游著作与相关各书中的陆游生平的所有资料,按时间先后逐年录入;暂不能编年的,放在相应年份;连相应年份也不能确定的,另行汇集在一块,等待有新的发现时,再放进编年录中。这样,实际上写成了陆游年谱长编。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对乾嘉朴学的学术规范总结有十条之多,尤其他所讲这种治学方法的精神效应更令人神往:“用此种研究方法以治学,能使吾辈心细,读书得间;能使吾辈忠实,不欺饰;能使吾辈独立,不雷同;能使吾辈虚受,不敢执一自是。”孔凡礼深深得益于这种治学方法,但他的“两全、两帐”法,把乾嘉朴学更加简便化、民间化,亦更易于操作,堪称乾嘉学派的现代版。
  孔凡礼的“两帐”纵横交错、巨细不漏,这样他就对陆游作品滚瓜烂熟、全盘了然于心,从而不仅有利于知人论世,更能在归纳整理中发现问题,确立攻坚对象,从而时有意外收获。如他先对明人毛晋所辑《放翁佚稿》有首诗产生怀疑,这首诗题为:“成材将还盱江幕,以诗四章为贶,次韵其二以识别。岁在改元孟夏二十有六日,书于卧龙方丈之西壁。”首先是邓成材这个人,陆游作品中从来没有提到过;其次是这诗的第一句“漂泊干戈到粤山”,粤山指广东,而陆游一生没有到过广东,由此判断这首诗显然不是陆游的。进而考察发现这首诗见于宋人李纲《梁溪先生文集》卷二十八,题为《次韵奉酬邓成材判官二首》。几乎是同时,他在读宋人邓肃《栟榈先生集》,惊讶地发现卷一《和邓成材五绝》,被毛晋误作陆游诗,辑入《放翁佚稿》,题为《寄邓志宏五首》。毛晋所辑《放翁佚稿》是毛氏汲古阁刑本《陆放翁集》的附录,自明末以来三百多年辗转相传,从来没有人对其中一些作品的著作权提出过异议。孔凡礼却以这些诗为起点,进一步考证发现《放翁佚稿》卷下都不是陆游的作品,写成《陆游佚著辑存》,澄清了三百年来的疑案。不过,这篇考证文章,到二十年后才收进中华书局版《陆游集》第五册附录。
  再如陆游青年时代撰写的笔记《家世旧闻》(未刊稿),是研究陆游家世与宋史的珍贵资料,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注文、明代《永乐大典》有引录,并为明代《文渊阁书目》所著录。清代毛扆(毛晋之子)、近代缪荃孙都想刻印,都没有如愿。再往后就少有人提及,学界认为它已失传。1957年11月6日孔凡礼按惯例到北京西单商场的旧书摊访书,偶尔看到天津著名藏书家李盛铎(木斋)的《李木斋藏书目录》,其中就有《家世旧闻》。当时李的藏书已归北京大学。第二天,他手持北京第三中学的介绍信(国内通例看善本书要持单位介绍信)到北大图书馆,一打听,得知李木斋藏书现在北大南校门不远的“民主楼”。图书管理员热情地接待了这位稀客,不到十分钟,孔凡礼就见到了这部秘籍。他拿出随身携带的练习簿立即抄了起来。中午他到北大附近一家小饭店,花二角八分钱吃了半斤炒饼,边吃边看抄文,美不可言。全书近两万字,一天没有抄完,第二天接着抄,中餐还是吃炒饼,喝了两大碗开水,如饮醇醪——这几乎成了孔凡礼日后跑图书馆而创造的一道风景线。不久,他又在北京图书馆见到了《家世旧闻》的明代“穴砚斋抄本”,就做了仔细校勘。校勘时他小心谨慎到虔诚的高度,甚至可以说带有几分庄严,因为这样的精抄本实在太难得了。他一字一句地核对,惟恐有遗漏。隔一段时间又借出核对一次。隔一段时间就有新鲜感,很是有利于发现新问题。就这样,他一共核对了三次,做到准确无讹。他深感幸运,他是《家世旧闻》明穴砚斋抄本的发现者,甚至可以说是解放后唯一的读者。他的朋友齐治平专门从事陆游研究,有《陆游传论》行世。见到孔凡礼的抄本后,大为惊诧,立即要去看原书,但那时北京图书馆新馆正在建造,旧馆藏书已入箱待迁新馆,没有看成。不久,齐先生遭到车祸,含恨去世。淮阴师专教授于北山,撰有《陆游年谱》,功力很深,生前也没见到这本秘籍,年谱中不免留下了许多遗憾。孔凡礼既为自己的发现而惊喜,又感慨这部秘籍静静地躺在北京图书馆多少年竟无人问津,于是有诗寄怀:“玉椟藏珠八百年,放翁犹有未刊篇。汴京九叶传天下,五国凄凉叹必然。”为写这篇传记,笔者有幸见到了孔凡礼45年前抄写的《家世旧闻》的复印件,在那密密麻麻的字里行间,看到的远不只是他当年的艰辛,而是一份难以言表的岁月的沧桑。更令人感慨的是,这稀世之珍虽被发现,但要将它公之于世却极其不容易。上个世纪60年代初,孔曾同出版社谈过,在那时理所当然没有结果;1976年2月,中华书局出版《陆游集》,他又提出这事,但因《陆游集》只收诗文而不收笔记,又不成。1988年,孔给中华书局古代史组张忱石写信,力荐此书,才有答案,并委托孔整理点校,直到1993年12月才作为“唐宋史料笔记丛书”之一出版。从此才为世人、为学界所共有。
  孔凡礼做起学问来,非常专注。完成教学任务之余他脑中时时刻刻想到学问,处处做有心人。他长期养成一个习惯,周末跑图书馆,课余逛旧书摊,总随身携带一个小本本,见到有用的东西立即记下。1958年某一天的课余,孔凡礼在北京西单商场旧书摊上看到一本字帖上有陆游的跋,他判断这跋不见于陆游文集,立即蹲在地上抄了下来。回去一查,果然是篇陆游佚文。西单旧书摊旧书很多,有的出自旧家所藏,但流动性很大,有的书转眼就被买走。他见的那本字帖,过两天再去就不见了,到各图书馆查找发现都未收藏,从此再也没见到过那本字帖。如果不是当时立即抄下来,这篇佚文就不知何年何月才能被人们所发现。他为此庆幸,也为放翁庆幸。
  关于陆游的卒年,学界久无定论。1957年夏季的一天,孔凡礼在课后漫步北京西四牌楼东大街,在地摊上发现陆游的学生苏泂的《泠然斋集》(《四库全书珍本别集》本)。这本书,孔虽曾北京图书馆翻阅过,但总因在馆看书时间有限,过于匆忙,未及细读。现既在地摊上见到,就立即买下,回家一遍又一遍地翻阅,直到第三遍读到卷六的《金陵杂兴二百首》,眼睛一亮,有首诗跳入眼帘:“三山掺别是前年,除夕还家翁已仙。少小知怜今老矣,每因得句辄潸然。”
  三山是陆游在山阴的居地。苏泂从小师事陆游,陆游退休(致仕)还乡后,苏泂常常到三山去看望老师,老师“留我坐终日,诲我忘其疲”。这首诗不就是苏泂回忆、哀悼他的老师陆游吗?孔凡礼读着想着,不禁狂喜:联系陆游嘉定二年所写《自笑》原注“腊月五日,汤沐按摩几半月”,这首诗不就是陆游死于宋宁宗嘉定二年腊月五日之后除夕之前的最有力证据吗?可惜以往的陆游研究者从未注意到。于是孔氏以苏诗为主要依据结合其他史料,写了《陆放翁的卒年》的短文,寄《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专刊,很快于1958年2月9日发表出来。这是孔氏学术研究的处女作。没有想到它能一锤定音,从此陆游卒于嘉定二年说被学界奉为定论。

 
二、得钱钟书鼓励和与中华书局结缘

 
  因对陆游的卓越研究,孔凡礼不仅得到了学界泰斗钱钟书的热情鼓励,更因此与中华书局结缘。
  孔凡礼对钱钟书并不生疏,早在1953年就读过钱的《谈艺录》,深深叹服他的渊博知识,油然而生敬慕之意。1957年8月间,在邮亭见新出版的《文学研究》(1957/1)上载有钱钟书的《宋代诗文短论》(十篇),其中有一篇论陆游,他立即买了一本。《宋人诗人短篇》熔古今中外知识于一炉,从容不迫,娓娓道来。每一篇都是优美的散文,既能给人以学术启迪,又能给人以美的享受。捧读着钱钟书的美文,孔凡礼念动就陆游研究向钱钟书求教。8月下旬,孔凡礼试探性给钱先生写了封信,信中提了“陆游《剑南诗稿》卷一第一首诗《别曾学士》究竟作于何时”等三个问题,向钱先生求教。对每个问题,孔凡礼都根据已知文献,提出自己研究的初步结论和疑问,然后请钱先生定夺。
  行家一眼就可以看出,提问者就不是平庸之辈,而是一个对陆游颇有研究的学人。钱先生果然迅速给名不经传但已现研究潜力的孔凡礼回信了。1957年9月1日,孔凡礼收到钱先生长达千言的复信,大喜过望。钱先生在信中肯定了他对陆游《送仲高兄宫学秩满赴行在》一诗写作时间的推断,同时精辟地从《别曾学士》一诗的遣词用语论证这首诗作于绍兴二十五年,即陆游三十一岁时。在说明《剑南诗稿》以《别曾学士》为开卷的道理时,钱先生由此及彼,举出黄庭坚《山谷内集》、陈师道《后山诗集》的开卷诗为例,做出了有普遍意义的提示,把这个问题提到一个新的高度。钱先生还着重指出,考察作家某段时间的思想倾向,对论证作品写作时间是有重要意义。而这恰恰是孔凡礼曾经所忽视或暂时功力不逮的地方。
  更重要的是钱先生的复信,没有名家姿势,也没有长者威严,而是以朋友的口吻字斟句酌地与孔凡礼做平等学术对话。一个著名长辈学者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去掉鄙吝之心,而以宽广的胸怀去真诚地关怀晚辈学人,孔凡礼从这里获得的不仅仅是治学的启迪,而是如何做人的楷范。几十年来,孔凡礼一直珍藏着这封信,每隔一段时间,就拿出来读一遍,重新享受一次和煦的春风吹拂,从中获得新的教益。
  对于如此这般重要的一封书信,我不得不当一回文抄公,把它抄录在这里,供读者品赏:

  凡礼先生教席:
  惠书奉到已将一周,弟自上月初有突击任务,外调工作,所内研究暂许推延,遂未能即复,歉甚!先生年龄既少,钻研复力,故所垂问,皆有根有底,叹佩之至。兹拨冗奉陈鄙见,聊供裁择,初未敢自信也。
  《送仲高》诗,弟向亦疑其事后补作或则有意将早作收入(南宋人著作中,记仲高事最详者,为《爱日斋丛钞》卷四,亦引此诗,并云“仲高既废,自言客临安”,则是迁谪之后,又放为民归浙也。不识先生曾见此书否,聊资补益),今见先生所言,窃喜合辙。弟尝强为之说曰:以《别曾学士》开卷者,如《山谷内集》之以上东坡诗开卷,《后山诗集》之以哀子固诗开卷,宋人常有,所有明学问之渊源也。次之以《送仲高》诗者,不惜稍变其编年之例,所以明出处之大节也(“道义无古今,功名有是非”);二者皆示安身立命之所在也。至《别曾学士》诗,弟仍窃以为三十一岁时所作;诗语有云:“忽闻高轩过”,是曾至陆之所在地(绍兴),即任浙东提刑也;下文又云:“袖书拜辕下”——不曰“倒屣迎”(倒衣迎)或“迎尘拜”,可见非“过”陆之家(所谓“不闻往教”),乃过陆之乡——是陆至曾之官衙叩谒(所谓“礼闻来学”),非在曾祠禄闲散之时,明矣。盖“辕下”在古诗文中常指官署,否则,以放翁之句斟字酌,大可不必用此易招误会之语而曰“拜车下”、“拜门下”、“拜座下”耳。钱竹汀想亦看惯此种用法,故断之为三十一岁所作。
  尊论《学苑陵先生体》语,弟意亦小异。曾、陆之师弟关系,乃拜门非共学,与书斋中朝夕相处者恐不同,亦未便时常出入衙门,未必琐屑备谈,即曰谈过,亦何妨复见之笔墨;且诗语不云乎:“中间勉以仕”。若如先生所言,作于曾提刑浙东以前,则此时曾方以恶秦桧而投闲不仕,陆方以恶秦桧而劝其兄仲高不仕(“功名有是非”),乃作此“勉”,不亦“己所不欲,而施于人乎”?不亦相知不深,相视太卑乎?故弟以为此诗非三十以前所作,不特以其编次在《和陈鲁山》诗之后也。
  “丹阳先生”不知何人,极愧寡陋。蔡、葛二人皆有《丹阳集》,想以此揣测,窃恐其皆非也。陈氏不知何本,以理断之,放翁称师为“丹阳先生”,则“先生”二字乃傍人之尊称,或非本人之别号耳。
  匆匆即颂
  秋安
  钱钟书上卅一日

 
  当代学术泰斗钱钟书的关怀与点拨,对刚刚迈进治学之门的孔凡礼无疑是极大的鼓励,他加速了对陆游研究的进度。终于1959年上半年编成《陆放翁评述资料汇编》,并陆续写出《陆游著述辨伪》、《陆游交游录》、《陆游家世叙录》等系列考证文章。
  是1956年科学出版社出版的陈友琴《白居易评述资料汇编》一书,直接诱发孔凡礼试图编一部《陆游评述资料汇编》的。1959年8月3日上午,孔凡礼携带着《陆游评述资料汇编》书稿,到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拜访陈友琴,试图了解科学出版社的情况。陈友琴热情接待了孔凡礼,并告诉他这类书稿现在宜交中华书局出版,当即给中华书局编辑俞筱尧写了封信介绍引见。当天下午两点多钟,孔凡礼带着书稿跨进中国最高档次出版社之一的中华书局门槛,孔凡礼着实有些局促不安。接待他的俞筱尧编辑,大约看到了他的窘态,便立即请他坐下来,并亲切地问他在哪里工作?听说他在一所中学里教书,俞编辑郑重地接过了稿子,一边翻阅一边说中学里有人才。孔凡礼从中听出了鼓励与信任,也就自在多了。俞编辑给他开了收据留下了书稿,临别时希望他以后一年为中华书局编一本书。他如释重负地走出了中华书局,放眼望去,感到脚底下的路更宽广、头顶上的天更晴朗。
  有的日子,对一个人的一生,具有特殊意义。与1952年9月13日一样,1959年8月3日也是孔凡礼生命中不可多得的节日,他从此与中华书局结缘;而与中华书局结缘实则影响乃至决定了孔凡礼未来数十年的生活道路。
  这一年的12月中旬,孔凡礼在北京三中宿舍——一间矮小潮湿的屋子里迎来了中华书局的编辑赵诚。赵诚带来了喜讯,中华书局决定采用孔凡礼的《陆游评述资料汇编》。并说,在孔送稿后不久,北京第六中学的历史教师齐治平(后任北京师院历史系教授)也送去了同样内容的书稿,中华书局有意把两部书稿合在一起出版(以孔为主齐为副),现来征求孔的意见。他立即爽快地答应了。
  以陆游研究为媒介,孔凡礼与中华书局文学组上上下下的编辑几乎都熟悉了。精瘦而忙碌的组长徐调孚,平易近人而又十分健谈的副组长赵元珠,“宋代通”王仲闻,唐代文史专家傅璇琮,古小说专家程毅中、沈玉成等,都亲切地称他孔老师,并不断从资料或观点上与他商谈或给予指点。从赵元珠那里,孔凡礼知道,文学组的臧华云、罗锡厚等编辑,对他书稿中引用的资料,根据书目一条一条地进行核对。这是孔凡礼的第一本书稿,当时他并不知道多少撰稿规范,书稿的纸张大小不一,字体繁简不一,书写有格无格不一,相当凌乱。按道理,可退回由他重新整理誊写规范。但文学组的编辑体谅他在中学任教时间紧张,就把困难留给了自己。他还知道,在核对过程中,有的用书比较冷僻,不好找。赵元珠就叫孔凡礼根据回忆提供线索,说明某书藏于某图书馆,以便他们去查找。这种负责精神令孔凡礼感动不已。以至有次徐调孚组长问他要不要看书的清样,他已完全信任文学组的编辑同志,因而回答不用看。
  中华书局决定将《陆游评述资料汇编》,纳入“古典文学研究资料”丛书出版,改名为《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陆游卷》。出版之前,中华书局又派赵庚编辑与孔凡礼联系,请他就所辑陆游资料写篇总体介绍的文章。尽管他搜集陆游资料,研究陆游,着实下了番苦功,但从未做过长篇综述文字的训练,只得尽力而为写了一篇交出版社。
  不久,赵庚送来一篇署名中华书局编辑部的《前言》。这才知道,他写的那篇文字是为《前言》做准备的。他看了《前言》不禁拍案叫好,不仅给他解了围,更在于《前言》由陆游的诗兼及词、文与史学,全面综述了陆游的思想与艺术成就,并批评了历史上有人以“书生习气、好为大言”之类言论对陆游爱国情操的曲解。这篇《前言》不仅对全书起了统率作用,而且表现作者统观全局和驾驭材料的高超能力。孔凡礼后来才听说,它出自傅璇琮之手,而深表钦佩。这篇《前言》经得住时间的考验,40年后为纪念中华书局90华诞而写回忆文字时,孔凡礼重温这篇《前言》,仍赞叹不已。
  与中华书局结缘,直接影响着孔凡礼的人生态度与治学道路。

三、超前停薪留职带来的乐和苦

  正当《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陆游卷》即将出版之际,孔凡礼的生活发生了灾难性的变化,命运对他提出了更为严峻的考验。
  1959年8月3日下午,孔凡礼将书稿交到中华书局。当天晚上按学校安排到北戴河气功疗养院疗养,到12月5日回校。1960年2月他将妻子周爱梅及10岁的儿子孔祥海接到北京,以600多元买下西直门内前桃园17号破旧车屋两间,当时未办手续,稍后提出办手续,原房主编造假账,说是租不是卖。但不管怎样,长期过着牛郎织女生活的孔凡礼有了个与妻子团聚的窝,妻儿在这窝巢中住了50天,给他带来无限温馨。但念及公婆年迈乡居无人照料,妻子又带着儿子,依依不舍地还乡了。谁知妻子回家不久就病倒,到6月竟撒手人寰,时年38岁。而这年孔凡礼仅36岁,这一变故对他来说,无异晴天霹雳。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就在周君逝世不久,孔凡礼竟被病魔击倒了,因患传染病住院两周。1961年又因煤气中毒住院,1962年再次因过滤性病毒住院20多天。接二连三的病痛折磨,使身体本不强悍的孔凡礼越来越虚弱,以致连年上不了课堂,只能做点教学辅助工作。他于心不安,于是他主动提出停薪留职。停薪留职是改革开放以后的新鲜事。上个世纪60年代提出停薪留职,无疑是惊世骇俗的壮举。虽然当时上级有精神可让身体不好的教师停薪留职休养,学校领导和同事却无不被他的行为所震惊。领导劝他不要走的太远。同事说,这样做十分危险,弄不好饭碗都要砸掉,何况身体不好本就要多花钱,再一停薪,如何生活?于是纷纷劝他取消这个念头,谁知孔凡礼另有一番逻辑:天生我才必有用,既不能在课堂发挥作用,倒不如停薪留职去寻找更能发挥自己才能的地方。至于朋友说这样可能砸掉饭碗,满脑子书生气的孔凡礼却认为是危言耸听,既然留职就意味着随时可以回来,就和改革开放时期所谓“来去自由”一般。他决心已定,九条牛也拉不回。11月正式递上停薪留职报告。12月获批。后来的历史证明,事情绝不像他想象的那么简单,他真的有几次险些砸掉了饭碗。但孔凡礼理想的生存方式,就是争取自由自在的多读点书,致力学术研究。他别出心裁地把这停薪读书的做法叫积极养病的方式。
  停薪留职后的孔凡礼像只自由的鸟儿,径向图书馆飞去。远在旧社会读大学时,孔凡礼就向往着北京图书馆。从1963年到1965年9月间除1963年夏大病一场,耽误了几个月,孔凡礼几乎每天都自带干粮,起早摸黑,整天泡在北京图书馆。
  当时的北京图书馆尤其是善本阅览室,通常是静悄悄的,有时只两三个人,有时只他一个人在那里寻寻觅觅,连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这里远离社会上喧嚣的阶级斗争,宛如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比起那些在阶级斗争中消耗生命的人们,孔凡礼把这整天与古人为邻的寂寞读书生活看作是神仙的滋味。中国的读书人得到这种享受的恐怕不多。他曾以诗一般的语言描写这段读书生活:
  北京图书馆是书的海洋。我在这广阔无垠的海洋中航行。突然,前方出现了山峦,隐隐约约可以看到亭台楼阁。我漫步山上,奇花异草,珍禽异兽,大抵是人们所未见,我尽情领略,留连忘返。我想这大约是古代传说中的仙山吧。
  令孔凡礼感到幸运的是,当时北京图书馆有赵万里这国内第一流的版本专家担任善本室主任。赵先生对这位特别读者很关注,偶有亲切交谈,了解他的研究方向。那时看一般善本书比较容易,但看宋刊本书还是不容易的事。为研究需要,只要孔提出要看的宋原版书,赵先生都会网开一面予以批准。每当从善本书库里,拿出楠木匣子,打开匣子,清香四溢,孔凡礼每每轻抚着书卷,沉浸在无比的幸福里。他从这里汲取了丰富的营养,如从宋绍兴原刊本《圣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中辑得几十篇苏轼佚文,和不见《宋诗纪事》、《宋诗纪事补遗》的宋诗作者数十人。这些宝贵资料,后来分别成了《苏轼佚文汇编》、《宋诗纪事续补》的重要内容。
  赵先生对宋代文史很熟悉。孔凡礼在研究陆游的过程中,不知道其师丹阳先生为何许人。就试着向赵先生求教,很快得到赵先生用毛笔写的复信,他提出丹阳先生可能就是葛胜仲。这立即为孔凡礼打开了一扇窗户。循着赵先生的指示,孔凡礼终考定丹阳先生就是诸葛仲,并写成《陆游的老师丹阳先生》,发表在《文学遗产》1982年第3期,算是他对赵先生的纪念。
  有了这样一个优越的阅读环境,孔凡礼在北京图书馆读了大量的古籍,包括许多而今难以借阅的极为珍贵的典籍数百册,做了40多本读书笔记和无数学术卡片,共约2000多万字,为他研究宋代文史做了充分的资料准备。其中不少独特发现,日后都转变成一本本学术著作。
  多少沉睡在图书馆里的文化遗珍,数百年来被人们所遗忘,却被这位锲而不舍的探索者所发现而得以重见天日。他曾不无自豪地说,善本室的个别典藏,是通过我走向世界的。国际学术界从这里进一步了解到中华文化的博厚。
  孔凡礼并非不食人间烟火,他也是要吃饭的。在停薪留职的日子,他也不能光靠吃书过日子。一向节俭的他平日从牙缝里省下500多元钱,就是他救命的基金。更令他难以忘怀的是,中华书局的朋友赵元珠、沈玉成等在他生病期间不断到医院看望他,等到出院后他们又邀请他参与李白、杜甫的资料搜集工作,并由宋代文史专家王仲闻指定查阅宋代《舆地纪胜》、《南宋群贤小集》等书。不久又由沈玉成介绍参加了北京大学游国恩先生主持的《楚辞长编》的资料搜集工作。每月由中华书局发放生活补贴40元。1962年11月中华书局终于出版了他与齐治平共同署名的《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陆游卷》,他获1400元稿费。《陆游卷》出版之后在学界反映不错,中华书局又约他继续搜集陆游资料,准备出版《陆游卷》的补编。他写的有关陆游的考证文章,中华书局主办的《文史》也乐于为他发表。1963年10月《文史》第三辑发表了他的长文《陆放翁佚著辑存和考目》,同期还发了他的一篇《读书小札》。编辑沈玉成大约怕太显眼,大笔一挥将短文改署为“李凡”。这成了他写文章唯一的一次用笔名。有朋友见了问他,这“李凡”与那因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被毛主席称赞的“小人物”李希凡有什么联系?待孔凡礼说明原委,不禁哈哈大笑。
  正因为有中华书局在精神与物质上充当了支柱,孔凡礼才能在停薪留职的日子里诗意地生活在书的海洋里。否则,他也不会痴迷或愚蠢到连每月89.5元的工资都不拿。
  但是,北京图书馆毕竟不是真的桃花源,中华书局也毕竟无法替孔凡礼完全挡住阶级斗争风雨的侵蚀。随着阶级斗争形势日趋紧张,孔凡礼受中华书局委托替游国恩搜集楚辞研究资料工作于1965年9月告停。书局每月发给他40元酬金也同时停发。积蓄不多的孔凡礼立即陷入了困境。
  为了继续进行自己所醉心的学术事业,孔凡礼只得变卖家产以图生存。但说起家产,实在寒酸。60年代中,他先是住在西直门内两间东倒西歪的小平房,只要有书为伴,也其乐融融。有诗为证:“两间东倒西歪屋,斜风细雨送床前。我自如山山不动,剑南理罢又骚篇。”
  后来搬到城西一个煤铺内的小屋,低矮昏暗,伸手几乎可摸着顶棚,木板搭成的床铺倚着北墙,南面小窗下是一张隔时隔代的三屉桌,一条桌腿已断,由几块砖头不规则地支撑着。任何人都难以想象他的一部部著述竟产生在这断腿的三屉桌上。这个家唯一像样的家产,是早年同文书店那刻有二十四史名目的组合木柜。以书为命的孔凡礼忍痛将那二十四史变卖掉,得300元钱维系生计。尽管孔凡礼节省成癖,有一个鸡蛋分两顿吃的传统,而今即使“齑盐三顿清如水”,也难以维持多长时间。他想到去捡破烂营生,但那样一来时间耗不起,二来也有碍观瞻。走投无路,他只得为五斗米折腰,求助于北京三中。因为当初毕竟是停薪留职,留了点后路。
  几经交涉,学校勉强同意他回校做教学辅助工作,帮高中老师批作文,月薪由原来的89.5元降到30元。1968年学校“革命委员会”成立。7月下旬的一天,革委会的一位负责人把孔叫去,说自现在起,你可以不必来学校了,工资停发。孔凡礼知道面对这种人有理说不清,他当时出奇得平静、出奇得镇定,二话没说就退出办公室。难道这回真的要去捡破烂营生?他实在很茫然。幸好,只过了四五天,可能有人觉得不能这么轻率就打发了一个老教师,学校又叫他回去上班,但工资由30元降到16元。1970年恢复到30元。直到1971年工宣队进校,学校的各项工作稍趋正规,1972年孔凡礼重新走上讲台,工资才恢复到1962年的标准,从此结束了他的停薪留职生活。
  孔凡礼从1965年10月到1972年返校期间,有时帮人批作文,有时到分校或校办工厂看门,或从事简单的劳动。即使1972年恢复了公职,说是重登讲台,其实有相当长的时间是跟随学生去学工或学农。文革期间,北京各大图书馆纷纷关门。到不了图书馆,他就利用课余时间躲进自家小屋做他的美梦。“日丽风和卷霹雷,蓬门长闭躲书堆”。他又拿起万有文库本《陆放翁集》反复读,把读后心得就直接写在书上,以便有朝一日来为陆游的诗做注。他想,陆游是个爱国诗人,总会站得住。当然,他同时也在读范成大等作家著作,读二十四史……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下,孔凡礼仍坚持治学而毫不懈怠。这样以来,就连从前的苦中求乐也被淹没,变成悲壮而传奇了。
  1976年上半年的一天,他突然接到中华书局的挂号邮件。“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他惊喜不已,觉得它远胜家书,以为是天外飞鸿。掂了掂邮件,厚厚的,沉沉的,好像是稿子。但不敢相信,难道中华书局的业务已经恢复,古代文学研究的春天又要来临?难道他的美梦又要变成现实?怀着极为复杂的心情,他打开了邮件,一看果然是有关陆游的稿件。厚厚的一迭,是他多年所写《陆放翁佚著辑存和考目》的抄件,还附有他的《陆放翁佚稿续辑》一文。书局怕他没有存稿,请人重新抄写了一份。里面附有程毅中同志的一封信,信中说新版《陆游集》即将出版,请他校订补充那篇文章,作为附录。于是他循着信中所示新址——王府井大街36号,找到了阔别十多年的中华书局,见到了责任编辑程毅中,感到十分亲切。不久,他按要求完成了稿件,这就是《陆游集》第五册附录的《陆放翁佚著辑存》一文。他原想以这为契机做点什么,问程毅中,程说没有什么可做,他那火热的心立即冷却下来。后来才知道,文革中无法安排出版计划,《陆游集》的出版是中华书局抓了一个空子争取来的。在那动乱的岁月,出本好书是何等的艰难啊!

 
四、新的学术生涯:整理苏轼诗文集

  总算熬到了文革结束,孔凡礼又开始了新的学术生涯。“四人帮”粉碎后的第一个春天,孔凡礼在《光明日报》上惊喜地看到一则关于古籍整理的简讯,立即想到中国古籍整理的重镇——中华书局去看看,想做点什么。一天,他在平安里的电车站遇到中华书局编辑刘尚荣,互相来不及寒暄,就攀谈起中华书局的新动向。刘尚荣的母亲住在西四北八条,离孔住地(西城育德胡同)不远,过了两天,孔到那里去找刘。因为刘几乎每个礼拜天都要看母亲。刘尚荣带来一份中华书店、人民文学出版社等出版部门共同拟订的文学古籍出版规划。看了这规划,他精神为之一振,想先试着整理宋代一两个中小作家的集子,先练练差不多僵化了的手笔。在刘面前,他没有说得那么具体,只是说想做点什么。其实中华书局并没有忘记这位治学特别严谨的老朋友。没过几天,刘尚荣就转达中华书局经过研究的意思,希望他担当起整理苏轼著作的任务;并说,鉴于苏轼著作多,诗文集分开整理,先诗后文,作为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中的两种,是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制定的“八五计划”、“九年规划”中的重点项目。这实在大大超出他的意料。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他,当然是中华书局对他的莫大信任。
  他知道这项任务极为艰巨。第一,苏轼是北宋时代的文学巨匠,唐宋八大家之一,峨眉三苏的中坚,诗文浩如烟海,内容纷纭复杂;第二,仅就标点而言,苏轼诗文不像李杜诗集或韩柳文集都曾有过句读本可供借鉴。这种项目通常需要组织一个三四个人的班子集体攻坚,而今由他独力完成,该是何等艰巨。但艰巨正是锻炼自己、提高自己的好机会。况且,他素来喜爱苏轼作品,自己就拥有万有文库本《苏东坡集》、四部丛刊初编影元刊本缩印《集注分类东坡诗》、冯应榴《苏文忠诗合注》;文革前他在北京图书馆读书期间也搜集了一些苏轼的相关资料,准备搞《苏轼资料汇编》。所有这些对整理苏轼诗文集有一定的好处。
  不过,他还知道当时整理古籍没有稿酬,只有三十套样书相赠。对此,全不计较,孔凡礼义无反顾地承担起这项重任。1977年3月底,孔凡礼开始点校《苏轼诗集》。一开始他就想,如何才能使经过点校整理的《苏轼诗集》具有鲜明的特色和长久的生命力,成为研究我国古典文学的必不可少的读物呢?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决定首先从汇校上下工夫。
  历代流传的苏诗版本很多,有大量异文。苏诗是我国古典文学宝库中的珍贵遗产,为了全面继承这份遗产,他想把历代主要的苏诗版本的异文,用汇校的方式,全部记录下来,为研究者的深入探讨提供一些方便。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该书的责任编辑刘尚荣,刘表示同意。
  他使用的校本有宋刊本十一种,元、明、清刊本各二种。还有包括金石碑帖在内的其他大量有重要参考价值的资料。宋刊本十一种中,价值最高而又最难得的是每半叶十行的《东坡集》《东坡后集》和影印宋景定补刊的施元之、顾禧《注东坡先生诗》三十四卷本。
  这些是前辈苏诗学者梦寐以求而不可得的稀世珍宝。有的藏在台北、日本及美国。当时与海外的文化交流,远不能与今日相比拟。但刘尚荣在中华书局强有力的支持下,辗转得到了这几种珍宝。为利用这些有利条件贡献出一部精美的苏轼诗集,他恨不得一口汲取西江水。三夏,窝居小屋内暑气逼人,他挥汗如雨,手不停披;三冬,他回太湖老家过春节,在那间堆满柴草、光线阴暗的百年老屋里,呵冻挥毫。他在跟时间拔河,真是分秒必争。“适伴东坡忘客至”,就是他校书的写照。
  校勘古籍是异常艰难的工作。往往开始工作是精力充沛,校着校着精力不济,该校的地方就漏掉了。有时贪图校勘速度,却欲速不达,也会出现漏校现象。这样,一校以后,觉得需要再校一次。二校以后,还不放心,于是决定三校。有的地方还要四校、五校。有时花几天时间,只校出三五处异文,他仍视为不小的收获,心里甜滋滋的。自己拥有的和中华书局提供的版本,在北京陋室或在太湖老屋伏案精校都好办,最让他为难的是北京图书馆收藏的孤本:宋黄善夫家塾刊《王状元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二十五卷,宋刊《东坡先生和陶渊明诗》等。文革前,他拿着中学的介绍信,就能领取北京图书馆善本室或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的阅览证;文革后,这些单位不向中学开放,他必须从中华书局开介绍信才能进北图,而且一张介绍信只能看一种或少数几种书。那时北图善本室有位许女士,对工作极端认真负责。她看到孔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地校读一部书,很不高兴。孔小心翼翼地解释,她还是不满,严肃地对孔说,问题不是麻烦不麻烦,而是如此频繁地使用,会影响书和胶卷的寿命。孔只得硬着头皮去看书。有时不得不隔几天再去,当看到书单上还是他借过的那些书时,她立即沉下了脸。刘尚荣了解这苦衷后,几次亲自登门以中华书局的名义求情,局面才稍有缓解。
  这样,以清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为底本校勘苏诗;全部苏诗,孔凡礼大约读了四五十遍,写下了七千多条校勘记,囊括了现存苏诗十七个版本的全部异文。孔本《苏轼诗集》以信息量大、资料翔赡、校订精审、收诗最多,成为苏诗研究史上难得的精品。
  煌煌大观的《苏轼诗集》刚刚脱手,孔凡礼又转而整理起《苏轼文集》。历史上第一部苏轼文集是明万历年间茅维刊行的《苏文忠公全集》,这个文集在明、清两代改名为《东坡先生全集》,多次刊行。在辗转刊行中有他集互见的篇目,有重复的篇目,讹、脱、衍、异文较苏轼诗集严重得多。他以茅本为底本,分类收录现存全部的苏轼散文和韵文,用九种宋刊、明刻善本通校,用金石碑帖、宋人别集、方志年谱等参校,用《宋大诏令集》《历代名臣奏议》等备考,还参酌利用前贤校订成果。总之将传统的本校、对校、他校、理校诸法综合利用,录存大量有参考意义的异文,解决底本的某些衍倒及写作时间的疑难,对重出疑伪也有明确交代。孔本《苏轼文集》堪称苏集定本。
  《苏轼文集》前人从来没有全面校勘过,其工作量远较整理苏诗艰巨。此外,还有比苏诗更多的考疑、辑佚工作要做。
  孔凡礼以六七年之功,翻阅了宋代和宋以后各类著作三四百种,从其中一百一十多种中辑得苏轼佚文四百多篇,而成《苏轼佚文汇编》附于苏轼文集之后。辑佚虽不能说像是大海捞针,可也不是一枪就能打一只鸟。所需要的是对苏文全盘了然于心,而处处做有心人,首先是从苏轼同时代作家作品中找线索,再充分利用类书、金石碑帖和地方志,才有可能有意外收获。
  孔凡礼乐此不倦,他把辑佚的过程视为一首美妙的诗章。
  孔凡礼的一个学生郭小栓,性格温和,孔很喜欢他,两家住得很近,往来方便。郭毕业后在国子监首都博物馆工作。1981年冬季的一天,郭给孔老师一张参观历代碑刻展览的入场券,展览是北京市文物商店举办的。在宋代碑帖中展出了苏轼给文同(与可)书简的一部分。孔准确地记得《苏轼文集》的底本——《苏文忠公全集》中只收了三篇苏轼书简,而眼前展出的三篇,仿佛不在其中。于是他拿出随身携带的小本本,隔着玻璃柜,一字一字地抄下来。回家一对,果然不见于底本。他大喜过望。第二天他带着纸笔和老朋友翁荣溥先生一起去了博物馆,通过郭小栓,经反复请求,博物馆领导终于同意在博物馆内抄录苏帖全文。馆方给了他们三个小时,并由郭小栓找一个地方,师生俩动手抄了起来,苏字有行有草,一时辨认不清的字就依样画葫芦(孔庆幸那时社会风气好,如果是一切向钱看的日子,不知花多少钱才能办成这事)。后又听说博物馆里有位研究碑帖的秦公先生,摄下了苏帖全文,并从郭小栓那里知道秦公住城南潘家巷。到1982年夏日,孔去拜访秦,见他住在大杂院中的一间小屋里,却处之泰然,他也十分喜爱东坡诗文书法,于是有了共同语言。孔提出借他所拍摄的东坡帖胶卷用一周,秦慨然同意。在秦的陋室喝着白开水,真如饮玉液琼浆,孔凡礼感激不已。借回胶卷,孔仔细核对辨认,从而辑出苏轼书简二十多篇。经考证,这是西楼帖,汪应辰刻于宋孝宗乾道四年(1168年),共三十卷,久佚。清初出现十卷,宣统年间影印行世。这次展出的则是残卷的另一部分,源出原刻本。没有想到,这些经历八百多年风风雨雨的珍品,又能重见天日。孔凡礼何等高兴,他陶醉在诗一样的美妙境界中。
  清初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书》卷10收有苏轼给友人公弼郎中的一封短简。这个公弼是谁?孔凡礼遍查苏轼全部著作、同时代人著作及地方志等,没有搞清楚。苏轼此简作于宋神宗熙宁八年,苏轼当时在密州(今山东诸城)。1994年10月11日,孔与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朱靖华、诸城市博物馆任日新结伴到九仙山中寻访苏轼遗迹。攀山途中,孔谈到石刻题名之类话题,任日新若有所思,拿出一个普查文物的记录本,其中记有在距九仙山深处十余里的大石棚的题名碑,其中有一则为:“诸士言公弼,中立子达,壬寅四月同游。”孔凡礼不由得老夫聊发少年狂,大呼:“不虚此行!”原来“公弼”是诸士言的字。壬寅乃宋仁宗嘉佑七年(1062年),距离熙宁八年(1075年)不过13年。再查《苏轼文集》卷62《密州请皋长老疏》提到诸郎中,此公弼即诸士言无疑。大约可以说,如果孔凡礼不到这深山来考察,“公弼”是谁的公案也许就永远无法揭开。因为任日新虽抄下了这个题名碑文,并不知这个题石与苏轼有何联系,大石棚太峻峭,一般人视为畏途,将来即或有路可通也未必有人熟悉苏轼交游达到孔的程度而去仔细考察这个题石碑文。那天,孔凡礼以71岁之躯,攀山越岭,的确极累极累,但心里非常愉快。“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他吃了大苦,却破一大谜,不由得诗兴大作:“几费功夫踏铁鞋,九仙深处豁然开。千年石刻分明在,笑与任翁醉一回。”
  他与任日新等相约回到诸城后要举杯共醉。
  李之仪(端叔)与苏轼关系密切,而李的晚辈周紫芝又与李关系密切。周不及见苏轼,但周可能从李或李一辈人中了解到苏轼的故事,转而对苏轼有所评述。于是他细心阅读周的《太仓稊米集》,果然从中发现不少关于苏轼的资料,特别是卷7《夜读〈艾子〉书其尾》一诗,更为珍惜。他以这首诗为主要依据,撰成《艾子是苏轼的作品》一文,发表于《文学遗产》1985年第3期。《艾子》是否是苏轼所做,自宋以来无定论。从孔文之后遂成定论。学术界以为这是苏轼研究史上一重大贡献,这不仅考定了《艾子》的著作权,更为苏轼寓言研究开辟出一片新天地。
  就这样锐意穷搜,孔凡礼在续《苏轼佚文汇编》之后,又增《苏轼佚文汇编拾遗》二卷,再补佚文一百余篇,是近百年来苏文拾遗补缺的最大成果。
  孔凡礼在整理苏轼诗文集之初,重校勘与辑佚而轻标点。心想,标点嘛,圈圈点点,勤点核对引文就行,算不了大事。在标点苏诗注文时,他核对了全部十三经引文、大部分前四史引文和其他书,发现了一些问题,并改正了底本上的一些错误,自以为差不多了。后来不断发现这方面的疏漏,才如服了清凉剂般地真正认识到了标点的分量。诚如鲁迅所说,“标点古文”“自误事小,误人可似乎不大好”。苏诗注文涉及到天文、地理、历史、典章制度、文学、技术、宗教、考古、音韵、训诂、方言、动植物、矿物等等,领域广阔无边,远不是翻翻十三经、前四史所能了事。鲁迅曾说他翻译果戈理《死魂灵》时“字典不离手,冷汗不离身”。孔凡礼点校苏轼诗文时,岂止是冷汗不离身,而往往是因此失眠,真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为把好苏轼诗文集新版质量关,孔凡礼曾请语言学大师吕叔湘审读了部分样稿。吕先生果然发现了一些问题。例如《苏轼诗集》卷20《初到黄州》“老来事业转荒唐”注文:“李台嘏言韩昭曰:‘韩八座事业,如抓革蔑线,无一条长者。’”本意是李台嘏说韩昭其人如何如何,“韩八座”就是韩昭。孔原在“李台嘏言”的“言”字后,加一冒号,整个意思就变为韩昭自己说自己了,岂不荒谬。
  再如《苏轼诗集》卷21《徐使君分新伙》“照破十方昏暗锁”引佛典《传灯录》:“神光法师语唐明皇曰:论明则照耀十方。《瑜伽师地论》:明星光及火珠灯炬等光,皆能破除昏暗,是名外光明。”而孔在“方”字下未加句号,而在“地”字下加句号,“瑜伽师地论”没加书名号,“明星”前又无冒号。这样,读者就不知所云。
  还有《苏轼诗集》卷29诗题:“昨日韩丞相言王定国,今日玉堂独坐,有怀其人。”而孔在“相”后加逗号,“国”字后却没有逗号。按这样标法,“今日玉堂独坐”的是王定国。而事实是,“今日玉堂独坐”的是苏轼自己,怀其人乃怀王定国。孔把整个意思弄错了。
  得到吕先生的指点,孔凡礼佩服得五体投地。透过这三例不仅说明他功力有待提高,而且功夫也还没有做到家。事非经过不知难。吕先生点拨的意义远远超过标点本身。从此以后,孔就更加小心谨慎,更多地去翻阅典籍,且勤于思索。
  说起勤于思索,孔凡礼还从启功先生那里得到过有益的启示。《苏轼诗集》卷19,元丰二年作于开封御史狱中的诗句:“与君世世为兄弟,又结来生未了因。”启功说“世世”与“来生”不对仗,应是“今世”。根据启功的提示,孔从宋景定补刊施元之、顾禧《注东坡先生诗》找到了依据,因改“世世”为“今世”。
 经过多年毫不懈怠的艰苦实践,孔凡礼点校的功力与功夫都有长足进展,到点校《苏轼文集》时,就顺利多了。孔凡礼将这不断实践不断总结提高的过程,比作航行在河道中,经过反复勘察,能隐约地感到暗礁险滩在哪里,从而为扫除这些障碍做出努力,避免后患。
  由孔凡礼点校整理的《苏轼诗集》(8册,164多万字)、《苏轼文集》(6册,180多万字),作为国家“八五计划”、“九年规划”重点图书项目成果,由中华书局分别于1982年、1987年出版,并广为海内外学界所称誉,视为近百年来苏轼研究最有价值的成果之一,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两书常印不衰,就是它强大生命力的证明。
五、为取得学术研究的自由,甘当无冕学者
  苏轼诗文集不仅为孔凡礼赢得了学术荣誉,而且改变了他的生活道路。
  整理苏轼诗文集之初,中华书局派责编刘尚荣专门到北京三中去通融,不久又送去一套收有孔凡礼文章的《陆游集》,争取学校领导理解并支持国家的古籍整理工程。学校领导也应诺了。孔凡礼本可以利用这个条件,在学校少担点教学任务,相对集中精力去弄他的苏集,以求两全其美。但他另有一番逻辑,认为世界上的事本来就不能十全十美,有所得必有所失。为了实现自己的学术追求,就必须敢于牺牲暂时的局部的利益。他以苏诗“火急著书千古事”为座右铭,始终以一种紧迫感、一种庄严的使命感去从事这项神圣事业,恨不得生出三头六臂才能够支配。1979年11月,孔凡礼考虑自己已近花甲,教学、科研难以两全,为了尽善尽美地完成整理苏轼诗文集的工作,他在提工资与评职称的前夕,毅然提出提前退休。须知文革以来十几年全国没提过工资、没评过职称,多少人企盼着这口水喝。尤其是职称,多少爱面子的中国知识分子什么都可以不要,职称却不可不要,职称被人们视为地位、水平、人格的象征,成为读书人、教书人安身立命之所在;更何况在中国长期不办退休,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底退休制度才走上正轨。孔不提出提前退休,他还能在教师岗位上坐享其成十年;十年将会带来什么,实不言而喻。然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孔凡礼或许还称不上英雄,他并不轻视教学工作,而且长期被学生尊为名师,但他认为自己更适合做学术研究,提前退休可争取更多自由有效的时间,才能将他所钟爱的学术事业做得更好。于是义无返顾地选择提前退休,甘当一个低薪的无冕学者。1980年1月1日他正式办理了退休手续。有学者说,孔先生是个痴迷的人,为了苏轼的事,竟然自动摔掉铁饭碗,使不才如我辈钦佩之至,也吓得直哆嗦。孔凡礼则认为他又一次赎回了自由之身,开始了人生的第二个春天,真正进入他学术研究的黄金阶段。也就是说,孔凡礼在学术上的惊人成就,他等身的著述主要在他退休以后完成的。
  其实作为无冕学者的孔凡礼,并不是没有加冕的机会,而他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勇敢地放弃了那些机会。就在他提出退休的前夕,中华书局请孔凡礼正式调入当编辑。
  中华书局是藏龙卧虎之地。有个小故事,让孔凡礼印象深刻。陆游佚文中,有几封书简,行体、杂草体,十分难认。孔凡礼到西长安街北京市书法家协会和东城锣鼓巷里面的中国书法家协会向一些书法家请教,解决了一些问题,有的还是解决不了。孔找到沈玉成,沈带他到中华书局图书馆,向一位郝先生求教。郝先生上下端详了一会,立即指出此为何字,彼为何字。孔跑了那么多地方,请教了那么多人,问题都没有解决,没有想到,到了这里几分钟就解决了。
  而今终于有机会成为这个亦师亦友的编辑队伍中的一员,理当看作是求之不得的喜事,更何况光是住房、工资、医疗等待遇也绝不是一般中学所能比拟的,弄个像样的职称自不在话下。但孔凡礼当时正在点校苏轼诗文集,需要投入大量的精力,若调到中华书局势必就得以编辑工作为主,难得有时间从从容容来完成这项工程。两者不可兼得,孔凡礼婉言辞谢了中华书局的好意。
  1982年,孔凡礼从明抄本《诗渊》和传本《永乐大典》中辑出宋末爱国诗人汪元量的一百多首散佚诗词;同时还发现一些汪元量生平的珍贵资料。在此基础上写成《关于汪元量的家世、生年和著述》一文,刊于《文学遗产》1982年第2期。这篇文章,被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李一氓所看重。6月28日下午李一氓在中联部约见了孔凡礼。此前孔凡礼只知道李一氓是参加过长征、在新四军中担任过要职的老革命家,能诗善书,没想到他对传统文化尤其是汪元量研究这么有兴趣。亲切交谈之后,李一氓委托孔整理汪元量的作品。汪有《湖山类稿》、《水云集》传世,熔新发现的作品于二书之中,正是孔的心愿。李一氓的委托,孔当然十分乐意接受。李一氓进会客室时腋下挟着一函书。这时,李一氓把放在桌上的书递给了孔。孔欣喜地看到这是清康熙年间汪森所藏《湖山类稿》抄本及汪森所辑《湖山外稿》(也是抄本,出自《水云集》)。李一氓多年珍藏在身边,现在递给孔供他整理汪集时用。李一氓的这份信任令孔感激不已。
  整理汪元量的《湖山类稿》有两法:一是不打乱原本的编次,把新发现的作品补进去;二是打乱原本的编次,进行编年。第一法易第二法难。孔凡礼知难而进,决定以第二法整理。李老得知后,也很赞同这种做法。孔凡礼立即将这设想付之实践,广泛地考察宋元两代有关史书、别集、笔记及地方志,很快完成了《湖山类稿》的整理稿,并附有《汪元量事迹编年》一文。李一氓审定后很满意,反复推敲后定名为《增订湖山类稿》,既尊重了作者的原意,又表示新版有别于原版,并亲笔签嘱送中华书局出版。
  有了这番交往,李一氓很看重孔凡礼的治学精神与学术水平。不久,李派秘书与孔商量,调他到国务院古籍办工作。这在一般人看来又是天赐良机。且不说一个中学教师有李老这棵大树遮风挡雨,正是上进的好机会(比如,有李推荐进中央文史馆大概不会有问题),也不说职称细事(到那里职称自然是水到渠成的事了),单是在北京有套像样的房子,对一个寒酸的书生来说,该有多大的诱惑力。孔凡礼当时住得极其简陋,他的诗句“斗室骄阳飞汗雨”可证。他至今未解决住房问题。他儿子虽以开“的士”挣几个钱在旧基上盖了间新房,但孙子大了要结婚,孔凡礼只得将房子让给孙子,自己索性借住到大兴县郊村去了。但日后发现自己年迈多病,乡居医疗不便,在乡间看病还不能报销。他多想在城里有个安身之地,可是又谈何容易。孔凡礼晚年每念及这件事,总是感慨不已,说是“少壮忘为垂老计,荒鸡初唱漫浮觞”。和住宅相联系的岗位与职称如此重要,孔凡礼却惟恐应聘了会少了能自由支配的时间,影响他的主体工程,他只说了一句“我现在忙”就把这项美差给回掉了。按常理讲,他应该说我想想,留一点回旋余地。一向办事犹犹疑疑的书呆子,这次却回答得很干脆,没留一点余地。他当时在忙什么呢?就是忙于点校苏轼文集,汪元量文集整理是忙中偷空赶出来的。其实到了国务院“古籍办”同时可以点校苏轼文集,以“古籍办”的身份从事古籍整理在中国可能有意想不到的方便。所有这些,孔凡礼当时都没有想到,他只想到以坚如盘石的决心去点校好苏轼文集。至于这叫执著,叫忘我,叫脱俗,抑或叫浪漫,晚年回忆起这事他仍讲不清。只是反复说,人其实应现实点,该接受的就应该接受,房子对我太重要了。但他有这等“觉悟”已为时太晚了。
  1983年2月,安徽的阜阳师院又聘他为客座教授。他更嫌阜阳离北京太远,耗不起那个时间。其实人家并不指望他正经八百地去上课或到任,只需要他一年中忙里偷闲抽一两个月时间偶尔去客串一把,开一两个讲座,这顶桂冠就稳拿。这就叫“客座教授”。他的逻辑是既然答应就得好好干,没有时间好好干就不能忽悠别人,因而只好又一次与教授桂冠擦肩而过。
  对于孔凡礼的这种种出人意外的选择,有人说他“迂”,有人说他“痴”。不过,也有知己者说,“迂”也是一种境界,一种痴迷忘我的境界。甚至有学者如北大教授白化文转借书痴冯小青的名诗:“冷雨敲窗不可听/挑灯阅读《牡丹亭》/人间更有痴于我/岂独伤心是小青”来评说他。我不知道人间书痴有几个档次,反正孔凡礼在学者眼中属于“更痴”、“更迂”之列。他之痴之迂,在常人看来简直是匪夷所思、惊心动魄,又令人感到可钦可佩乃至可敬可泣。

 
六、更上一层楼:编撰三苏年谱
 
  后来的实践证明,孔凡礼的痛苦选择换来的确实是学术研究的极大自由与超前辉煌。
  早在1977年点校苏轼诗文集之初,孔凡礼就注意到从北宋以来就不断有学者为苏轼编年谱,初步统计有百种之多,甚为壮观,它们汇集了许多珍贵史料,各逞所长。然而那众多年谱多有缺漏与讹错现象,即使人们公认较好的年谱——清代王文诰的《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总案》,其中臆测、疏漏、错谬之处也很多。为推进苏轼研究的深入发展,亟待有部科学完备的苏谱出现。孔凡礼于隐隐中觉得这历史使命责无旁贷地落到自己肩头,于是他在点校苏轼诗文集时同步编起了《苏轼年谱》。
  基本路子还是他当初研究陆游总结出来的“两全两帐”法。先编《苏轼交游录》,当初《陆游交游录》涉及到600多人,已够复杂了,而苏轼的交游面更广,涉及到1300多人,按人头立户,逐一记下各自的名、字、号、谥、生卒年、籍贯、科第、传记出处以及与苏轼的特殊关系,并按姓氏笔画做了索引,便于检索。
  同时编《苏轼编年录》,对苏轼生命的66年,逐年乃至逐月逐日排列他的事迹。经过排列,初步理出头绪,分清真伪、正误,提出一些深层次问题进行思索与考察。
  为了这纵横两帐,孔凡礼以近十年之功,遍览《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皇朝文鉴》《宋会要辑稿》《宋诗纪事》以及宋、金、元诸多方志、类书、笔记、碑帖、总集、别集600多种,其中不乏世所罕见的珍籍孤本。到1988年编成200多万字的《苏轼年谱长编》。然后经两次全局性的梳理归类而去粗取精、剔伪存真的评审考订,到1994年整理成130多万字的初稿。此后,再度删繁就简、精益求精。局部增删与改动是随时都有,直到二校还在不停地改动着。终以百万字成书。
  这部历时20年四易其稿的《苏轼年谱》,以“信而全”著称:信是指引用史料准确可靠,读者、学者可以放心地使用;全是说占有资料全面,细大不捐,竭泽而渔,一网打尽。因而它能纠正历代久负盛名的苏轼年谱的种种失误,也能纠正《苏轼诗集》、《苏轼文集》的疏漏,并再度补充苏轼佚作百余篇。孔氏有很高的写作技巧与驾驭资料的能力,提纲挈领,点面结合,文笔生动,引人入胜。这样,孔编《苏轼年谱》篇幅虽大,但仍简于王文诰《苏轼总案》,而系事则详于王编;考订之精,可谓超过前此所有的苏轼年谱。
  孔编《苏轼年谱》1998年2月一经中华书局出版,立即在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有的学者称它为自成体系,超越古今的新型年谱。有的学者誉之为20世纪写的最好的一部年谱。1999年10月,《苏轼年谱》获第四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
  从点校苏轼诗文集,到编撰《苏轼年谱》,在孔凡礼学术研究历程上无疑是一次重大飞跃与升华,显示了他令人刮目相看的学术研究能力。
  1996年初,当孔编《苏轼年谱》正在中华书局付排时,孔凡礼立即着手编撰《苏辙年谱》。与苏轼相比,自宋至今研究苏辙的著述较少,建国50多年则尤其如此。作为苏辙研究的必备书《栾城后集·颖滨遗老传》和《宋史·苏辙传》、南宋孙汝听《苏颖滨年谱》、今人曾枣庄《苏辙年谱》都或多或少有疏失与缺憾。而孔编《苏轼年谱》对他与苏辙的交往也不可能有文必录,只能择其要而记之。而苏辙的交游仅苏轼的十分之二三,经历也相对单纯些。如编《苏辙年谱》,就可以把他们兄弟间的交往不受限制地全部记录下来。从这个意义上讲,编《苏辙年谱》既是研究苏辙的必要,又是苏轼年谱的延伸和补充,对苏轼研究仍有重要意义。
  历时四年,到2000年元月,孔凡礼用书200多种(其中如灵岩寺石刻拓本等,是难得的珍贵资料)撰成50万字的《苏辙年谱》。交学苑 出版社付排,竟经过了五校(一般书校不过三),每一校都有新资料加入。同时请中华书局沈锡麟审阅,并从格式上做了规范化编辑加工;刘尚荣为特约编审,他对孔编《苏辙年谱》中偶有系年不妥、事实脱漏、引文重点不突出乃至标点体例都做了过细的核对、补充和改正工作。令孔凡礼感激再三。这样又磨合了一年半时间,到2001年6月由学苑出版社出版。中华书局《书品》2002年第1期有书评,认为《苏辙年谱》有四大特点:(1)谱主形象,丰富多彩;(2)资料详实,论据充足;(3)考订严谨,辩正细密;(4)详略适宜,写法新颖。
  《苏轼年谱》《苏辙年谱》相辉相映。前谱略者,后谱详之;前谱缺者,后谱补之;前谱误者,后谱正之。分而观之,各成佳制;合而观之,珠联璧合。苏氏兄弟的年谱完工之际,孔凡礼即着手编撰苏氏兄弟的父亲苏洵年谱。苏洵年谱甫成尚未来得及出版,他又应北京古籍出版社之邀,编撰三苏年谱。换一个聪明的畅销书写手,或许可用玩变形金刚的方式,将前三谱重新组合一番,交付出版社。因为这次是出版社先付定金,要孔老赏脸将书稿交给他们,不愁他们不出版。不过,若那样,孔老就不成其孔老了。孔老是在前三谱的基础上,又耗了四年时间,对三苏的生平、交游、著述以及他们之间的故事再次做了全面考察,从头重新写了一部《三苏年谱》。《三苏年谱》吸收前三部年谱的长处,而省去了前三部中若干重复部分,更增补了许多前人未知未用的新资料,又有许多新的发现和独到见解,同时也订正了前谱中的若干疏失。
  孔编《苏辙年谱》2004年10月由北京古籍出版社出版,共220万字,精装四册。一经出版,好评如潮。有学者称之为“迄今为止三苏行实研究的最高成果”。朱靖华教授则从“奥由博洽,学富志大”、“事明有效,论定有证”、“钩稽慎微,绳墨者章”、“增扩补缀,精益求精”等四点,称道《三苏年谱》为前无古人且惠及学林的巨著。尤其第四点更显示这部新著的学术含量,朱教授说:
  本年谱虽系前三种单行年谱之重新合编,然为显现三苏行实之整体画面,汰其复述,融会贯通,并增补多种前人未发现、未知未用之新资料及新见之佚文,又复充实当代研究者之新成果,愈加详赡丰富。如于《郁孤台法帖》(宋拓本)中 发现九篇苏轼佚文,并有重要异文,极富研究价值。又从孤本《新刊国朝名贤二百家文粹》中发现久佚之李清臣撰《超然台赋》,此对研究当时“超然”之群体思潮有大益处。再者,本谱还增补三苏著作之精良,免去读者翻检之劳;并详加考订有关作品的写作时间,能编年者尽量系年,意义重大。又纠正原谱中某些疏漏缺失,力求翔实完善,诸如关乎三苏行实交游之准确时间地点,时有更正。再另有《年谱》之末特立《余编》一卷,略述苏轼、苏辙逝世后各子之事迹著述,并录存历代对三苏之褒崇,使全谱更加完善完整,可谓独具结构体系,独具学术品格。又原谱文字力求精练,除重要者外,大都点到为止,本谱则力求详赡,精益求精,从而现出前后两谱的明显不同。
  从1997年至今8年来,孔凡礼以苏轼为主体的三苏研究,著书5部22册约700多万字,外加数十篇学术研究论文,构成了他三苏研究的庞大工程。尤其是三苏年谱系列,是层层攀高,一部比一部更精彩,而总体风格为新颖、详尽、扎实、可信。从而奠定了孔凡礼在“苏学”史上迄无第二人的权威地位,深受海内外学者的尊重与敬仰。
  然而,孔凡礼学术成就远不止如此。

七、向着宋代文史研究的全方位推进

  陆游研究、苏轼研究的成功,使孔凡礼认识到自己动手编撰作家年谱或做年谱长编,是全面研究一个作家行之有效的基础工程。依据这种貌似“笨拙”的方法,在信而全的原则指导下,孔凡礼在宋代文史研究中,以陆游为起点,以三苏为重点,扩展到为范成大、晁补之、朱淑真、辛弃疾、汪元量、郭祥正等一批宋代作家编年谱,而又从这批作家发展到对整个宋代文史的关注,一路凯歌,屡有惊人的发现,屡有惊人的成就。
  其中,编年类除《范成大年谱》(35万字,齐鲁书社1985年版)、《汪元量世纪编年》(附《增订湖山类稿》)等各有新发现之外,最突出的是对皖籍宋代作家郭祥正的研究。郭祥正本是北宋时代诗坛新星(时人称之为“李白后身”)、苏轼挚友、王安石新法的积极支持者,有人希望郭成为继欧阳修之后的诗坛盟主;他去世后,家乡的人民塑了他的像,安放在青山的李白祠中,配祀李白。孔凡礼有诗咏之:“都官惊叹谪仙生,方叔长歌请主盟,潦倒姑溪遗岁月,诗人容有不能平。”然而这个郭祥正却长期被人们所误解,纪均主编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甚至责之为“小人”。受此影响学界长期对郭几乎没有评论文字,各种宋诗选本也不选他的诗。这是为什么?1983年安徽黄山书社请孔凡礼为家乡的古籍整理出点力。孔选择点校郭祥正的《青山集》。他深入到北京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搜求有关郭的资料,竟有重大发现:
  其一,《四库提要》说郭“上书误颂(王)安石,反为安石所挤,坐是偃蹇以终”的依据是《宋史》卷444《郭祥正传》。《宋史》郭传是据王偁《东都事略》卷115《郭祥正传》写的。而王偁又是据魏泰《东轩笔录》卷6一则关于郭的纪事。《东轩笔录》是笔记,有传闻因素,南宋著名历史学家李焘曾提出过疑问。王未经考订,就搬用魏泰笔记,把传闻当成了事实。而宋史也有失历史著作应有的严谨。
  其二,《四库提要》说郭《青山集》续集中《熙宁口号》反王安石诗,也是一个误会。宋本和影宋本《青山集》都没有《续集》。四库全书本《青山集》中《续集》七卷(其中第一、二卷散见道光本正集中),清道光九年刊本《青山集》有《续集》五卷。而《续集》五卷作品全是郭同时代人孔平仲的。孔的作品原收在《清江三孔集》中《朝散集》。而孔恰是强烈反对新法与王安石的。
  这样就真相大白了。原来那《四库提要》的撰稿人,既未考察《宋史》郭传的失误,也未考订《青山集》续集的真伪,错把孔诗当郭诗,然后将真正支持王安石新法的郭祥正大骂一通,岂不冤枉?!
  孔凡礼的《郭祥正事迹编年》重订的《郭祥正集》和系列考证文字,是八百年来第一次全面认真考察郭祥正其人其文的著述,澄清了长期的误解,恢复了郭祥正历史本来面目。填补了一项学术研究的空白点。赵朴初先生对孔的郭祥正研究予以高度评价。日本青年学者内山精也在孔凡礼支持下做《郭祥正〈青山集〉考》,对他深表敬意(见1990年10月东京出版的《橄榄》第3期)。台湾成功大学张高评教授2000年9、10月间访问孔凡礼时转述了一个故事:台湾有位研究生以郭祥正为研究课题,那位研究者曾同张教授说,我非常感谢大陆的孔凡礼先生,是他的论文和黄山书社出版《郭祥正集》的富有创造性而又无可辩驳的论述,开拓了我的视野;详尽的资料提供了我丰富的营养。说毕,那位研究生向大陆方面深深鞠了一躬,向孔凡礼先生遥致谢意。
  在辑佚类,除《范成大佚著辑存》(13万字,中华书局1983年版,被誉为“近百年宋代文史著作”的六大辑佚成果之一)、《辛稼轩诗词辑佚》(《文史》第九辑)为个案研究外,孔凡礼最突出的功绩在宋代诗词作家作品的辑佚。
  孔凡礼依靠非凡的勤奋与博闻强识,炼就了一双见宝就发亮的慧眼,发现了许多长期淹没在历史尘埃下的瑰宝。除上述《西楼帖》残卷、《家世旧闻》等等之外,更令人震撼的是,他在搜寻苏轼佚文的过程中,从北京图书馆善本室意外地发现明抄本《诗渊》25册。此前邓广铭在编撰《辛稼轩年谱》、《辛稼轩佚著辑存》时已用到明抄本《诗渊》,并从中辑得辛稼轩(弃疾)佚诗若干。辛弃疾是陆游的朋友。邓广铭的书常置孔凡礼的案头,曾经是他研究陆游的入门教材。几乎天天翻阅。邓先生对《诗渊》的简介,引起孔的极大注意,牢记于心,时刻不忘。但邓所见《诗渊》仅第一至九册,尔后《全宋词》的编者循邓书线索也只见到《诗渊》的第一至九册。1977年孔氏到北图看书,发现《诗渊》25册,多出邓先生所见16册,他心花怒放,立即判断其中一定有奇珍异宝。细细翻阅,果真如此。《诗渊》与《永乐大典》成书年代差不多,保存了从魏晋六朝到明朝初年大量没有专集问世、社会地位低微、声闻不彰的作家作品,其间宋代的尤其多。它收诗5万多首,其中十分之二三不见于古今刊印的古籍,更不见于官修大型类书《永乐大典》;收词近千首,其中大部分不见于《全宋词》《全金元词》。孔凡礼从中一举辑得《全宋词》失收的词作400多首,经精细考校,编成《全宋词补辑》。1980年一经中华书局出版,立即轰动中国词界,台湾也跟着翻印发行,香港《大公报》1982年3月即有专文评述。《全宋词》本是词学泰斗唐圭璋于20世纪50年代末在毛泽东授意下全面修订的,1965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收1334位作家的近两万首词。孔凡礼的补辑,收《全宋词》遗漏的140多位作家的430多首词,其中近百位词人是孔凡礼的新发现,“为研究宋词提供了新的极有参考价值的资料”,是近百年宋代文史著作辑佚最显著的成果之一,词学泰斗唐圭璋都刮目相看。这怎叫词学界不为之所震动?1999年孔氏的补辑汇入中华书局新版《全宋词》(简体横排增补本),署名为“唐圭璋编纂,王仲闻参订,孔凡礼补辑”,高度评价和肯定了孔氏搜辑、考辨之功。
  孔凡礼的研究引起了北图下属的书目文献出版社的关注,他们终于1984年影印出版了《诗渊》。孔凡礼应邀撰写了题为《明抄本〈诗渊〉是新近发现的孤本文学巨籍》的前言,清晰考证了它的来龙去脉,充分肯定了它的文献价值。
孔凡礼在搜集考察宋代诗人事迹的过程中,发现清人厉鹗《宋诗纪事》、陆心源《宋诗纪事补遗》并不完备。他先从明抄本《诗渊》中多有所获,再从中华书局影印的《永乐大典》中辑得宋人佚集100多种。现存《永乐大典》是辑佚的渊蔽,孔氏做了专题研究,写出了系列论文(如《见于〈永乐大典〉的若干宋集考》等四篇,约10万字),此外还从数百种地方志(包括《與地纪胜》等)与谱谍中各有所获。
  日积月累,集腋成裘。经20多个春秋的不懈努力,终于编成了一部30卷80万字的《宋诗纪事续补》,较厉、陆前编增收宋代诗人1700人。1987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立即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在辑录续补这类资料之初,孔凡礼就曾隐隐约约地想到将来或者可以为辑集宋代一代诗做一点服务。估计国内有这种念头的学者不在少数,但真正付诸行动可能只有孔氏一人。他的续补完成之日,《全宋诗》的编纂工作果然以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为基地而启动了,他的愿望得以实现,他感到很荣幸。此后又编成《宋诗纪事续补拾遗》约20万字,再增收宋代诗家近600人(稿存北大古文献研究所)。这两书,为《全宋诗》编纂提供了珍贵资料;他为这项千秋的文化工程付出独特的他人无法替代乃至不可名状的辛劳与贡献。孔凡礼甘为他人做嫁衣裳的“自我牺牲”精神,赢得中国最高学府的学者的尊敬,他因此两次被邀请到北大给古文献专业的师生讲学,并荣入“《全宋诗》编委会”——成为这个顶级编委会中唯一的一位中学退休教师。
  从上个世纪90年代起,孔凡礼又受中华书局与其他出版社的委托,先后点校整理宋人笔记20多种,计有100多万字。他仍然是兢兢业业的寻得最佳底本,遍访异本,最大限度地保存稀有版本的文字,几乎每一部笔记的点校都有自己的发现。宋代洪迈的《容斋随笔》因常受毛泽东的青睐,近二十年来为不少的出版社所出版,几乎成了畅销书。孔凡礼以具有代表性上海古籍出版社本为例,拣出了它在校点上众多的疏失,许多珍贵版本都未使用,因以北图为后盾清理了《容斋随笔》的25种版本,汇校而后重新标点,使它以崭新面貌问世。令人不得不惊服老先生的耐力和功力。
  孔凡礼的学术研究重点在宋代文史,但也不完全株守在宋代,他时有越界行为。如金元之际的大作家元好问,原有《诗文自警》十卷,早已失传。孔凡礼做了辑佚工作,写成论文,发表在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元好问全集》。他有一部30万字的《元好问资料汇编》的书稿存中华书局待刊,还有几十万字的元代文学研究资料堆放在他的书房,还未来得及全部整理。
  孔凡礼在完成他的重大项目之外,还撰写了学术论文数百篇。曾发表于《文史》、《文学遗产》上被誉为“代表当代研究的水准”的宋代文史研究的重头论文,分别编入《孔凡礼古典文学论文集》(44万字,学苑出版社1999年1月版)、《宋代文史丛考》。见于《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中国诗文大辞典》以及各种诗词鉴赏辞典和《文史知识》等报刊上学术札记、鉴赏小品约300篇。孔凡礼还是诗词创作的佳手,历年所得约500多首,近年选出300首,命名为《熙湖诗钞》,2003年1月由学苑出版社出版。孔凡礼长期沉浸于宋代文史研究领域,他的诗也染上了浓厚的宋诗风采。
  迄今为止,孔凡礼编撰出版宋代文史研究方面的著作40种,约1300万字。这仅就成书成稿而言,若以资料的搜寻抄写算,大概是数倍于这个数目。凡此种种,尽出于他简陋的手工作坊,这该要付出何等艰辛啊。他的种种支工程,都是与他的主干工程——三苏研究同时进行的,他的几套马车并驾齐驱;其实不说他的主干工程,即使是完成任何一个支工程都令不少学者尽心竭力而大显光彩。难怪孔凡礼总觉得时间不够支配,以至毅然提前退休,甘当无冕学者而与时间赛跑。更令人惊诧的是,孔凡礼学术研究的主体工程几乎都是退休后完成的,真可谓“潜心学术,老而弥深”。难怪他将退休称之为人生的第二个春天、学术研究的黄金时段。
 
  原刊《社会科学论坛.学术评论卷》 2005年11期

2014-04-09 23:09:08
    
责任编辑:康 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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