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監當官及其對經濟的影響

                     雷家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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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宋代的監當官,是相當重要的基層官吏。監當官負責鹽、茶、酒的專賣,徵收商稅,以及製造銅鐵錢與紙幣等工作,對於宋朝的經濟發展有相當重要的貢獻。在前資本主義時代,大商人、大商幫尚未興起,監當官則有促進全國性財賦流通與經濟循環的重要作用。

 

關鍵字:監當官,監稅,監酒,監鹽,經濟循環 

 

壹、宋代監當官的設置

 

所謂監當官,「掌場務、庫藏、出納之事,其征榷場務,歲有定額,以登耗為殿最賞罰。」[1] 整體來說,宋代的監當官,係指在中央與地方從事生產製造、專門性事務的監督管理、以及從事商業經營活動的基層官僚機構之主管官員。監當官是宋代政治制度中特有的一個階層,宋初設置監當官,有其特殊的歷史背景。

宋太祖即位時,面臨唐代後期以來藩鎮割據的局面。當時各地藩鎮「率令部曲主場院,厚斂以自利。其屬三司者,補大吏臨之,輸額之外輒入己。」[2] 面對這種藩鎮割據、中央勢弱的局面,宋太祖採取了「杯酒釋兵權」的策略,逐步地將藩鎮手中的權力收歸中央。

地方監當官的設置,即為太祖「收藩鎮利權」的方法之一。據馬端臨《文獻通考.征榷一》所記:

李重進平。以宣徽北院使李處新知揚州,樞密直學士杜韡監州稅。止齋陳氏曰:以朝臣監州稅始於此,蓋收方鎮利權之漸。[3]

按:李重進之亂在建隆元年(960)九月,當年十一月,李重進即兵敗自焚而死。[4] 而以朝臣監州稅,應為李重進之亂的善後措施之一,故其時間應當在建隆元年年底左右。太祖在乾德三年(965)三月,又有進一步的動作:

是月,申命諸州:度支經費外,凡金帛以助軍實,悉送都下,無得占留。時方鎮闕守帥,稍命文臣權知,所在場院,間遣京朝官廷臣監臨,又置轉運使為之條禁,文簿漸為精密,由是利歸公上而外權削矣。[5]

此舉一方面將地方財賦移往中央,一方面又命京朝官監臨地方上的場院,控制了地方的重要利益收入,故稱之為「利歸公上而外權削」。太祖在開寶三年(970)六月,又規定:「禁諸州長吏親隨人掌廂鎮局務。」[6] 地方監當機構既不准由地方官自行以親信充任,於是中央政府任命的監當官逐漸成為官營場務的管理者。由此可見,宋初設置監當官,是帶有中央集權的特殊政治目的。

宋太祖、太宗時期,除了強調中央集權,將藩鎮手中的各種權力收歸中央之外,也積極的防止權力過分集中於一個部門之手,而不斷地將權力分割,使其權力相互制衡。在做法上,除了增設新機構以分割原有機構的事權之外,太祖、太宗還直接干涉各部門內的人事。例如,由於流外的吏人、吏胥常由各部門直接任用,且長期在該部門任職,較容易出現任用私人、相互包庇等情形。因此,太祖改以正式的官員來取代吏人,由於這些官員皆由朝廷選拔任用,且經常調任他處,故較不容易有包庇欺隱的事情發生。在監當官的任用上,太祖在即位之初,即採取了這種辦法

太祖建隆元年五月,命殿中侍御史王伸、監察御史王祐、戶部郎中沈義倫、殿中丞王仁郁、太常博士夏侯澄、太子左贊善大夫陳泛、左龍武將軍韓令升、左千牛衛將軍時贊,分掌在京倉庾。先是,京畿近輔租調委輸,吏緣為姦,民多咨怨,至是,始擇庭臣總之。[7]

用京朝官監倉以取代「吏」,殆始於此。又如:

(開寶六年二月辛丑)以著作佐郎陸光範為在京糧料使,太僕寺丞趙巨川為西京糧料使。國初承舊制,用三司大將領糧料之職,於是改任京官。[8]

這是用京朝官取代「三司大將」,管理糧料院之始。宋太宗也採取了這種方式,例如,根據《續資治通鑑長編》的記載:

宣徽北院使判三司王仁贍,掌邦計幾十年,恣下吏為姦。(太宗)謂宰相趙普等曰:「仁贍縱吏為姦,諸州場院皆隱沒官錢,以千萬計,朕初即位,悉令罷去,分命使臣掌其事。」[9]

這是太宗用三班使臣取代吏人管理諸州場院的例子。日本學者幸徹即據此例指出:為了防止三司的專權,配置天子直屬的正式官員,使其監督場務,是很好的辦法。[10]

宋太祖、太宗時期,一方面將藩鎮手中的利權收歸中央,一方面又為了防止中央機構過於專擅,用正式的文武官員取代吏人。監當官的任用,正好可以符合這兩個目的。因此,在宋太祖、太宗時期,不斷地派遣文武官員擔任監當官。例如,《宋會要輯稿》記載:

太祖建隆二年,令右監門衛將軍魏仁滌等,以監酒麴市征額外有羨利,並令遷秩。[11]

可見太祖建隆年間已有監酒稅(酒務與商稅)的監當官,但是否普遍設置未可知。建隆三年(962)正月,「以監察御史劉湛為膳部郎中。湛奉詔榷茶於蘄春,歲入增倍,遷拜越級,非舊典也。」[12] 是以京朝官之監察御史「監茶」之例。

太宗時期,監當官設置的數量大幅地增加。太平興國二年(977)十月,「京西轉運使程能言:『陳、滑、蔡、潁、隨、郢、均、鄧、金、房州、信陽軍,未行榷酤,今請並置酒務。』」[13] 可見監當官之「監酒」在逐漸推廣施行中。又據《建炎以來朝野雜記》記載:

至道二年閏七月,有司言:諸州闕監當京朝官五十餘員。乃命尚書左丞李至等八十四人,各舉州縣官廉恪有吏幹者一人。[14]

可見太宗大量的任用幕職州縣官擔任監當官。當時的官員王化基即說:「臣於十年前任揚州職官時,見朝廷添置監臨事務及朝官使臣等,有逾本州(官員人數)數倍。」[15] 日本學者幸徹認為:太祖時期監當官為「臨時差遣」的性格較強,但是到了太宗太平興國年間之後,由於監當官的大量增置,使得其配置逐漸成為定制。[16] 雍熙三年(986),朝廷正式規定:「監當使臣、京朝官並三年替,仍委知州、通判提舉之,遂為定員。」[17] 由此可知,至雍熙三年,監當官的制度正式確立。

綜上所述,雍熙三年以前,是監當官逐步設置的時期,宋太祖、太宗一方面從藩鎮手中收回利權,將地方的監當場務交由京朝官來管理;另一方面則將三司吏人所管理的監當機構,也改由朝廷任命的官員來掌管。這種作法一方面代表著削弱藩鎮權力,集權於中央;一方面也避免中央機構的過於專擅。宋初監當官的設置,實帶有強烈「集權於中央」的政治目的。

 

貳、宋代地方的監當官

 

對於宋代監當官的記載,一般多以謝維新《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後集卷八十一〈監當門.總監當〉的記載為主要的參考文獻。根據謝維新的記載,宋代的監當官的主管事務,包括了州糧料院、錢監、監倉、監鹽、監酒、監鎮、作院、交引、庫務、監門、監茶、監稅、監場、監務等項目。這些監當場務「凡課利所入,逐日具數申於州」[18],可見大多由地方政府管轄,因此本文也從地方的監當官開始介紹。以下即按照謝維新《古今合璧事類備要》的分類,對各種地方監當官作一說明:

一、州糧料院:宋代在各州設置糧料院,負責發放各州官員的俸祿,以監當官管理之。例如趙抃曾經監潭州糧料院,「出納不限時日,概量平,人便之。」[19] 宋朝對於糧料院監官,多以有財政管理、會計經驗的監當官來擔任。仁宗天聖二年(1024)八月規定:「今後勾當真、楚、泗州糧料院,須是選差曾經歷任、諳會錢穀京朝官充。」[20] 南宋時,設置淮東、淮西、湖廣、四川四總領所,在總領所之下設有「分差糧料院」。在淮東鎮江府設置「分差鎮江府諸軍司糧料院」,淮西建康府設置「分差建康府諸軍糧料院」,在荊湖的鄂州設置「鄂州戶部糧料院」,在四川分設「總領四川財賦軍馬錢糧所幹辦行在分差戶部利州糧料院」、「總領四川財賦軍馬錢糧所幹辦行在分差戶部魚關糧料院」,分隸各總領所,各置監官,負責總領所轄下文武官吏軍士俸祿的發放。由於責任重大,孝宗淳熙二年(1175)二月戶部申明:「(分差糧料院監官)差注通判資序人以上人。」[21] 也就是說,分差糧料院的監官必須具備擔任通判的資格。

 

二、錢監:宋代鑄造錢幣的機構,稱為錢監,由監當官管理之,「諸州鑄錢監,監官各一人。」[22] 北宋時期,錢監陸續增設,至神宗時,全國有銅、鐵錢監共二十六監,鑄錢共計銅錢五百六萬貫,鐵錢八十八萬九千二百三十四貫。[23] 元豐年間畢仲衍〈中書備對〉一文所記之各錢監之名稱如下:

銅錢監共十七監:西京阜財監、衛州黎陽監、永興軍錢監、華州錢監、陝府錢監、絳州垣曲監、舒州同安監、睦州神泉監、興國軍富民監、衡州熙寧監、鄂州寶泉監、江州廣寧監、池州永豐監、饒州永平監、建州豐國監、韶州永通監、惠州阜民監。

鐵錢監共九監:虢州在城、朱陽兩監、商州阜民、洛南兩監、通遠軍威遠鎮監、岷州滔山鎮監、嘉州豐遠監、邛州惠民監、興州濟眾監。[24]

南宋時,半壁江山已失,銅錢監數目大為減少。當時諸路銅錢監只有十監:江州廣寧監、池州永豐監、饒州永平監、建州豐國監、衡州咸寧監、舒州同安監、嚴州神泉監、鄂州寶泉監、韶州永通監、梧州元豐監。[25] 至於鐵錢的鑄造數量較銅錢大,鐵錢監也陸續增設,包括:利州紹興監(紹興十五年置)、施州廣積監、南平軍廣會監、邛州惠民監(紹興二十三年復置)、和州監(乾道四年置,旋廢)、舒州同安監(乾道六年銅錢監改,嘉定七年廢)、蘄州蘄春監(乾道六年置)、黃州齊安監(乾道六年置,淳熙中廢)、江州廣寧監(乾道六年銅錢監改,淳熙中廢)、臨江軍豐餘監(乾道六年置,淳熙中廢)、撫州裕國監(乾道六年置,淳熙中廢)、興國軍富民監(乾道六年置,嘉定中併入漢陽監)、舒州宿城監(乾道中置,淳熙十年併入同安監)、鄂州漢陽監(紹熙元年置)、光州定城監(紹熙二年置,紹熙三年廢)、嘉定監(嘉定中置)[26]

錢監對宋代的主要貢獻,在於大量鑄造銅鐵錢,不但直接提供貨幣現錢以滿足政府的開支,更影響了全國貨幣經濟的交易秩序。宋代將全國貨幣區分為銅錢區與鐵錢區,錢監即負責鑄造各區所需的銅錢或鐵錢。由於銅錢與鐵錢鑄造的數量相當龐大,基本上滿足了銅錢區與鐵錢區的貨幣需求,(雖然仍有美中不足之處,宋代仍不時有「錢荒」之慮,且四川等地因鐵錢攜帶不便而創行「交子」。)使得貨幣供給充足,促進了宋代經濟的發展與商業的繁榮。

 

三、監倉:宋代地方上的倉務,包括了常平倉、義倉、廣惠倉等多種。真宗景德三年(1006),在諸路設置「常平倉」:

詔於京東、京西、河北、河東、陝西、淮南、江南、兩浙各置「常平倉」,惟沿邊州郡則不置。以逐州戶口多少,量留上供錢一二萬貫,小州或三二千貫,赴司農寺係帳,三司不問出入,委轉運使并本州委幕職一員專掌其事。每歲秋夏加錢收糴,遇貴減價出糶。[27]

可見常平倉的功用,在於糴糶米糧,以平抑米價。亦即發生災荒時,須以平價出米,以免商人哄抬米價。

常平倉為各州的倉儲,至於各州之下的縣,則有「義倉」的設置。太祖建隆四年三月曾下詔:「宜令諸州於所屬縣各置義倉。自今官中所收二稅,每碩(石)別輸一斗,貯之以備凶歉,給與民人。」[28] 可見義倉的制度與常平倉不同,常平倉是各州「量留上供錢」,也就是從一般的夏秋兩稅中截留;義倉則是在夏秋正稅之外,「別輸一斗」,變成一種額外的附加稅。

常平倉、義倉之外,又有「廣惠倉」。仁宗嘉祐四年(1059)二月曾有詔:「以天下廣惠倉隸司農寺,逐州選幕職、曹官各一員專監。每歲十月,別差官檢視老弱疾病不能自給之人,籍定姓名。自次月一日給米一升,幼者半之,三日一給,至明年二月。尚有餘,即量諸縣大小而均給之。」[29] 可見廣惠倉設置的目的,是為了救濟老弱疾病之人,帶有一種社會救助的性質。

對於常平等倉的管理,仁宗景祐元年(1034)七月依臣僚建議:「司農寺、轉運司選差幕職州縣官或京朝官,兼監常平倉。」[30] 可見常平倉的監官大多為地方官所兼管,設置專職監官者可能並不多見。

 

四、監鹽:宋代實施鹽的專賣,制度複雜,因此負責鹽政的監當官也有不同的職掌。宋代負責鹽政的監當官大致可以分成下列數種:

(一) 鹽場監官:宋代的鹽產,產於河東解州者,「引池為鹽,曰解州解縣、安邑兩池,墾地為畦,引池水沃之,謂之『種鹽』,水耗則鹽成。籍民戶為『畦夫』,官廩給之。」[31] 產於沿海諸路者者,「鬻海為鹽,曰京東、河北、兩浙、淮南、福建、廣南,凡六路。其鬻鹽之地曰『亭場』,民曰『亭戶』,或謂之『戶』,戶有鹽丁,歲課入官受錢,或折租賦。」[32] 無論是畦夫或亭戶,都只能在官設的鹽場曬鹽或煮鹽,所得之鹽為官有,由官府專賣。宋代並於各鹽場(亭場)設置監官管理畦夫、亭戶。例如,南宋高宗紹興元年(1131)時,「詔臨安府、秀州亭戶二稅,依皇祐法輸鹽。立監官不察亭戶私煎及巡捕漏泄之法。」[33]

(二)監鹽倉官:鹽在鹽場中製成後,運至全國各地官府販賣,運到之鹽儲存於各地的「都鹽倉」中。都鹽倉亦設有監官管理之。例如,劉摯曾「監衡州鹽倉」[34],顧復幾曾擔任「監虔州都鹽倉」[35]。由監鹽倉官負責發賣之事。

(三) 監鹽酒稅官:宋代鹽的專賣制度中,監鹽場官負責鹽的生產,監鹽倉官負責鹽的儲存轉運,監鹽酒稅官則負責鹽的經銷販賣。宋代的地方監當場務,經常將不同的業務並置於一個場務之中,由一個監當官主管。蘇轍《欒城集》卷24〈東軒記〉的描述:

余既以罪謫監筠州鹽酒稅,…晝則坐市區鬻鹽、沽酒、稅豚魚。[36]

日本學者幸徹據文中鬻鹽、沽酒、稅豚魚」一語,詮釋「監鹽酒稅」的職權包含了賣鹽、賣酒、徵收商稅三者。[37]

仁宗慶曆八年(1048)依范祥的建議:「舊禁鹽地一切通商,聽鹽入蜀,罷九州軍入中芻粟,令入實錢,償以鹽,視入錢州軍遠近及所指東西南鹽,第優其直。」[38] 擴大推行「通商」法,商人向官府納錢之後,可以赴鹽產區取鹽,到通商地區販賣,不必由監當官直接賣鹽,因此在實施通商法的地區,「監鹽酒稅」之類的監當官,多改為「監酒稅」。

(四)監合同場:南宋紹興二年(1132),趙開仿照茶合同場之制,在四川推行鹽合同場。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記載:

紹興二年秋,趙應祥(按:即趙開)總計,始變鹽法,盡榷之。倣蔡京東南、東北鈔鹽條約,置合同場以稽其出入。…始趙應祥之立榷法也,令商人入錢請引,井戶但如額煮鹽,赴官輸土產稅而已。[39]

合同場為鹽戶賣鹽、官府收稅的交易場所,鹽商只能在合同場中買鹽,再憑合同場所批發的鹽引,運鹽至指定地點販賣。當時,「諸州縣鎮設有合同場,以招客販。」[40] 合同場法為通商法之一種特殊形式。

 

五、監酒:宋代的酒也由監當官進行專賣,官設酒務的設置原則,是獲利多者則置為酒務,收入少者則由民買撲。仁宗景祐元年(1034)正月,仁宗同意臣僚奏言:「諸道州府軍監縣鎮等酒務自來差官監處,乞不以課利一萬貫以上,並許衙前及諸色不該罰贖人一戶已上、十戶已來,同入狀,依元敕將城郭草市衝要道店產業充抵當,預納一年課利買撲。」[41] 也就是說,收入不及一萬貫的酒務可由百姓買撲,欲買撲的百姓除了必須用家產作為抵押外,還要事先預繳一年課利。可見仁宗時官設酒務與百姓買撲的界線是一萬貫。但這一標準也常有變動,英宗治平四年(1067)時,「詔官監一年不及三千緡以上,即令買撲如故。」[42] 官設酒務與百姓買撲的界線變成了三千緡。至於買撲酒務的下限,景祐元年七月規定:「買撲鄉村酒務課額,十貫以下停廢。以上有人承買撲,勘會交割。」[43] 也就是由百姓買撲的酒務,若政府課利收入不及十貫,就要加以裁廢。

酒課的收入,為宋朝財政收入之大宗。仁宗皇祐年間酒課收入為一千四百九十八萬六千一百九十六貫,英宗治平年間稍有減少,仍有一千二百八十六萬二千四百九十三貫。[44]

 

六、監鎮:監鎮官,掌一鎮「巡邏、盜竊及火禁之事,兼征稅榷酤,則掌其出納會計。鎮寨凡杖罪以上,並解本縣,餘聽決遣。」[45] 鎮本為一縣之中市集薈萃之地,監鎮官原與監稅官的性質相近,但鎮漸漸變成縣以下的行政區劃,監鎮官亦漸漸掌有「杖罪以下」的司法權,是兼具監當與親民性質的特殊官職。尤其南宋以後,市鎮的商業活動日益繁榮,監鎮官對於南宋財政收入也越來越重要了。[46]

 

七、作院:宋代在許多地方上的府、州、軍之中,設有「作院」。作院負責製造兵器。南宋李心傳在《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之中曾經記載了四川的作院:「成都、潼川、遂寧府、嘉、邛、資、渠七州作院,日造甲。興元府、興、閬、成州、大安軍、仙人關六處作院,日造神臂弓、甲、皮氈,其器械山積,今並屬總領所,謂之有軍庫焉。弓弩多至數十萬,箭數百萬枝。」[47] 可見作院的工作是製造軍器。

 

八、交引:宋代除了銅鐵錢之外,也發行紙幣。益州交子務為宋代在四川地區發行紙幣「交子」的監當機構。益州由官方發行交子的源起,據《續資治通鑑長編》的記載:

初,蜀民以鐵錢重,私為券,謂之「交子」,以便貿易,富民十六戶主之。其後富者貲稍衰,不能償所負,爭訟數起。(真宗)大中祥符末,薛田為轉運使,請官置交子務,以榷其出入,久不報。寇瑊守蜀,遂乞廢交子不復用。會瑊去而田代之,詔田與轉運使張若谷度其利害。田、若谷議:廢交子不復用,則貿易非便,但請官為置務,禁民私造。又詔梓州路提點刑獄官與田、若谷共議,田等議如前。(仁宗天聖元年十一月)戊午,詔從其請,始置益州交子務。[48]

可見益州交子務是在薛田、張若谷等人的計議之下,將交子由民辦改為官辦,並於仁宗天聖元年在益州設務。至景祐三年1036,益州交子務「置監官二人輪宿」[49],由監當官負責管理交子務中的事務。徽宗大觀元年1107,「改四川交子為錢引」,交子務改為錢引務。[50] 四川錢引一直通行至南宋。

南宋時期發行的交子、會子等紙幣,則是由建康、鎮江榷貨務的監官來負責發行、兌換業務。《宋史.食貨下三.會子》記載:

紹興末,會子未有兩淮、湖廣之分。…乾道二年,詔別印二百、三百、五百、一貫交子三百萬,止行用於兩淮。其舊會聽對易。凡入輸買賣,並以交子及錢中半。如往來不便,詔給(兩淮)交子、(湖廣)會子各二十萬,付鎮江、建康府榷貨務,使淮人過江、江南人之渡淮者,皆得對易循環以用。[51]

可見南宋初發行的「湖廣會子」,以及孝宗乾道年間發行的「淮交」,即是由建康府、鎮江府的榷貨務來發行、兌換。

 

九、庫務:地方各路府州所徵收之兩稅及其他課利錢,除上供於中央之外,大部分存留於各府州之「軍資庫」與「公使庫」。

軍資庫為地方官府收貯錢財的財庫,設有監軍資庫官主其事。但是動支軍資庫中的錢財,則是地方官(如知府、知州)的權力。馬端臨《文獻通考》亦謂:「(財賦)其留州郡者,軍資庫、公使庫係省錢物,長吏得以擅收支之柄。」[52] 可見地方長吏(知府、知州等)有權動用軍資庫中的錢財。但是,軍資庫錢財的動用,必須受到上級的監督。南宋李心傳即說:「諸州軍資庫者,歲用省計也。舊制:每道有計度,轉運使歲終則會諸郡邑之出入,盈者取之,虧者補之,故郡邑無不足之患。」[53] 可見軍資庫中錢財的收支情形,要受到各路轉運使的考核與監督。

軍資庫外,又有「公使庫」。公使庫設置的目的,為提供「公用錢」。公用錢是地方官署的「特別辦公費」,多用以犒賞、讌宴過境長官,地方主吏有權支配。公使庫為了增加公用錢,也會從事商業經營活動,故屬於官營商業機構。公使庫從事的商業活動,包括從事放貸、釀酒、刻書等活動,以牟取利潤。[54] 尤其公使庫釀酒販賣,甚至影響了酒務的利潤,紹興三十年(1160),戶部侍郎邵大受等奏言:「今諸路歲虧二百萬,皆緣諸州公使庫廣造,別置店酤賣,以致酒務例皆敗壞。」[55] 可見在公使庫的競爭之下,導致了酒務的虧損。

 

十、監門:負責在城門向出入的商旅徵收商稅。例如京城監門官,與在京商稅院的區別是:「應係合送納商稅物色只及一千以下稅錢者,并諸竹木蓆箔之類,並就門收稅放入,更不押赴商稅院。一千以上稅錢依舊於商稅院納稅出引。」[56] 意即稅錢一千文以下者,僅在監門官處納稅即可。稅錢一千文以上的大宗貨品才須至在京商稅院納稅。

 

十一、監茶:宋代的茶法由於不斷更改,監當官的角色也不斷改變。從官收官賣的山場監當官,到監收茶稅的監茶稅官,再到販賣茶引的合同場監官。

(一)茶場監官:北宋初,行榷茶法。茶葉必須官收官賣。宋初於淮南路「蘄、黃、廬、舒、光、壽六州,官自為場,置吏總之,謂之山場者十三。六州採茶之民皆隸焉,謂之園戶。歲課作茶輸租,餘則官悉市之。其售於官者,皆先受錢而後入茶。」[57] 茶場園戶所生產的茶,除了部分做為租稅繳納之外,其餘必須全部賣給茶場監當官,茶場監當官所收的茶葉,則運送到榷貨務賣給商人。仁宗嘉祐四年,推行通商法。原有的榷貨務及十三山場逐步罷廢,商人得以自由向園戶購買茶葉,官府向園戶徵收茶租,向商人徵收茶稅。[58] 不過通商法並非通行全國,仍有一些地區繼續實施榷茶法。例如呂陶指出四川推行榷茶法的不當。呂陶向神宗說道:「川蜀產茶,視東南十不及一,諸路既皆通商,兩川獨蒙禁榷。」[59] 可見神宗時四川地區改行榷茶法。

(二)「榷貨務」監官:北宋於江陵府、真州、海州、漢陽軍、無為軍、蘄州之蘄口,設置榷貨務六。各地茶場所產之茶,「悉送六榷務鬻之」。[60] 南宋時期,亦於建康府、鎮江府設置「榷貨務都茶場」,除進行茶之專賣外,也進行交子、會子的兌換。

(三)合同場監官:徽宗時,蔡京主政,又將通商法改為榷茶法。崇寧元年(1102),「將荊湖江淮兩浙福建七路州軍所產茶依舊禁榷,選官置司提舉措置。並於產茶州縣隨處置場,官為收買。」[61] 重新設置山場。但到了崇寧四年,蔡京又下令「罷官置場,商旅並即所在州縣或京師請長、短引,自買於園戶。」[62] 又廢除了山場,讓商人在各地官府購買茶引後,用茶引與園戶交易。政和二年(1112),蔡京再度變更茶法,設置京師「都茶務」,販賣茶引給商人,商人再憑茶引在各州縣的「合同場」與園戶交易。[63]

南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趙開仿蔡京「合同場」的制度,在四川推行茶馬之法,官買、官賣茶並罷。據《宋史.趙開傳》記載:

時建炎二年也。於是大更茶馬之法,官買官賣茶並罷,參酌政和二年東京都茶務所創條約,印給茶引,使茶商執引與茶戶自相交易。改成都舊買賣茶場為合同場買引所,仍於合同場置茶市,交易者必由市,…其合同場監官除驗引、秤茶、封記、發放外,無得干預茶商、茶戶交易事。[64]

也就是在四川推行蔡京政和二年的制度,規定茶商、茶戶必須在合同場進行買賣,官府只提供交易場所,並從中抽取各種稅收、規費。

 

十二、監稅:指監收商稅的監當官。宋代對於商稅的徵收,「凡州縣皆置務,關鎮亦或有之,大則專置官監臨,小則令佐兼領,諸州仍令都監、監押同掌。行者齎貨,謂之『過稅』,每千錢算二十。居者市鬻,謂之『住稅』,每千錢算三十,大約如此。然無定制,其名物各隨地宜而不一焉。」[65] 商稅的收入,也是宋朝主要的財政收入來源之一,並且隨著商業的發展而不斷增加。太宗至道時,關市津渡等商稅收入僅四百萬貫,至真宗天禧五年(1021),增加為八百四萬貫(總數為至道時的兩倍)。[66] 仁宗皇祐年間,商稅「歲課緡錢七百八十六萬三千九百。…至(英宗)治平中,歲課增六十餘萬。」[67] 神宗熙寧十年前,官設稅務有1846處,近二千處的商稅務,為宋朝帶來可觀的收入,熙寧十年商稅收入達八百七十四萬六千六百五十二貫。[68]

宋代的地方監當場務,經常將商稅與其他不同的業務並置於一個場務之中,由一個監當官主管。日本學者幸徹舉例指出,所謂「監酒稅」的監當官,即是將監酒與監稅兩務合一,而由一個監當官管理。例如:

監舒州石溪鎮酒稅奉職楊茂盛,貸死,除名,柳州編管。坐百姓乘馬過務,搜得稅物,笞之致死也。[69]

「監酒稅」可以「搜得稅物」,可見「監酒稅」兼管酒務與商稅。

 

十三、監場或監務:其他設有監當官的地方場務,略述如下:

(一)坑冶:所謂「坑冶」,指的是金、銀、銅、鐵、鉛、錫、水銀、硃砂等礦產的開採。北宋時的坑冶場務數目,據馬端臨《文獻通考.征榷五》所記:「金銀銅鐵鉛錫之冶,總二百七十一。」[70] 實際上,坑冶的數目,是會隨著舊礦坑的廢棄停閉與新礦坑的開採發掘而有所變動。對於金、銀、銅、鐵、鉛、錫、水銀、硃砂等坑冶,朝廷設置監官以主其事。例如崇寧四年(1105),「湖北旺溪金場,以歲收金千兩,乃置監官。」宣和元年(1119),「復置相州安陽縣銅冶村監官。」[71]

(二)監渡:宋代在各河川的渡口,也設官收稅。馬端臨《文獻通考.職官考十一》記載:「渡,總六十五,監官各一人,皆以京朝官、三班使臣充,亦有以本處監當兼掌者。」[72] 並未說明這六十五渡的數字是南宋還是北宋的數字。不過,根據太祖建隆元年三月下詔:「滄德淄齊鄆等州界,有古黃河及原河、文河,因水潦置渡收算,凡三十九處。」[73] 可見僅僅在滄、德、淄、齊、鄆等州界上的古黃河、原河、文河,就有「置渡收算」三十九處,因此全國渡口六十五處的數字,實有疑問,無論南宋還是北宋,應該都遠遠不只此數。

    (三)市舶司:市舶司「掌蕃貨海舶征榷貿易之事」,[74]市舶司最初設置於廣州,「以知州為使,通判為判官。及轉運使司掌其事,又遣京朝官、三班、內侍三人專領之。」其後於杭州也設置市舶司。真宗咸平年間,又在明州置市舶司。[75] 至此,宋代已有廣州、杭州、明州三市舶司。各路轉運使與知州、通判等,雖有市舶使、判官之名,但仍另有「專領」市舶司的監當官。哲宗元祐二年(1087)於福建泉州置司。[76] 到了南宋孝宗乾道年間,將浙江諸市舶司加以裁撤,由轉運司兼領。[77] 因此,只有福建泉州與廣南廣州的市舶司,為專職常設的機構。

    (四)市易務(平準務):王安石推行市易法,在各地設置市易務,其職掌為「召人抵當借錢出息,乘時貿易,以通財貨。」[78] 亦即提供典當借錢,收取利息;並且進行商品買賣。哲宗即位,高太皇太后臨朝,王安石新法悉遭廢除,「罷諸鎮砦市易、抵當。」[79] 市易務也一度遭到裁廢。哲宗親政,重新推行新法之後,市易務又逐漸恢復。紹聖三年(1096)十二月二十二日,哲宗下詔:「戶部、太府寺同詳熙寧立法意,復置市易務。許用見錢交易,收息不過二分,不許賒請。」[80] 元符三年(1100),「改市易案為平準,其市易務亦如之。」[81] 將市易務改名為平準務。

    (五)監堰:負責河道堰閘的啟閉,《文獻通考.職官考十一》記載:「天下堰總二十一。」[82] 但並未說明這是北宋還是南宋的數字。而且數量只有二十一處,恐怕過少,可能並非實際的數字。哲宗元符元年對監堰官的獎懲做出規定:「監官任滿,水無走泄者賞,水未應而輒開閘者罰。守貳、令佐,常覺察之。」[83]

    (六)其他:宋代各地之「造船場」,由監當官來管理,例如北宋時周彥先曾任「監楚州船場」。[84] 又「採石場」亦設有監當官,例如北宋時的李樞即曾「監鄭州賈盲山採石場」。[85]

 

由上可見,宋代地方的監當官,大多數扮演著聚積財賦、充實國庫與地方府庫的重要角色。國家的重要財政收入,如鹽、酒、茶的榷賣,商稅的徵收,是由監當官實際負責執行。而百姓所繳納的賦稅,也由地方監當機構中的監倉、庫務等官,負責收藏。可見地方監當官所經手者,實已包含了絕大多數的國家財政收入。地方監當官除了向百姓徵收財賦之外,也負責從事財富的直接生產,如坑冶諸監生產金、銀、銅、鐵、鉛、錫等金屬原料,不但提供生產製造機構生產各類器用,尤其像金銀等貴重金屬更直接轉變成為國家庫藏的財賦。又如鑄錢監鑄造銅鐵錢,直接提供貨幣現錢以滿足政府的開支,更促進了全國貨幣經濟的發展。

此外,宋代地方的監當官,還有一點值得注意,就是宋朝經常用貶降之人充任監當官。例如仁宗時的桂州知州潘夙,「坐在湖北時匿名書誣判官韓繹,謫監隨州酒稅。」[86] 又如廣西鈐轄張整,「坐殺降猺,責監江州酒稅。」[87]晉州知州焦敏,「報政蔑聞,隳官有素,罔念靖共之訓,備彰趨附之蹤。」因此被貶為監渭州酒務。[88] 又如英宗治平時,「吏部郎中知磁州李田監淄州鹽酒稅。嘉祐六年始置考課法,至是考課院言田再考在劣等,故有是命。」[89] 又如判尚書刑部江休復,「坐預進奏院祠神會,落職,監蔡州商稅。」[90] 徽宗政和五年,「提舉河東給地牧馬尚中行,以奏報稽違,且欲擅更法,詔授遠小監當官。」[91]

在黨爭激烈的時期,執政掌權者也常以「貶為監當官」作為對付政敵的手段。舉例言之,王安石變法時期,呂陶言四川榷茶之弊,新黨「劾其沮敗新法,責監懷安商稅。」[92] 唐坰批評變法派:「安石專作威福,曾布等表裡擅權,天下但知憚安石威權,不復知有陛下。」結果,唐坰被「改監廣州軍資庫,後徙吉州酒稅。」[93] 蘇轍也「坐兄軾以詩得罪,謫監筠州鹽酒稅,五年不得調。」[94] 哲宗紹聖親政時期,又對舊黨人物則加以整肅。常安民則因反對新黨官員彈劾蘇軾兄弟而被章惇「擬監滁州酒稅。」[95] 晁補之「坐修神宗實錄失實,降通判應天府、亳州,又貶監處、信二州酒稅。」[96] 秦觀則是「紹聖初,坐黨籍,出通判杭州,以御史劉拯論其增損實錄,貶監處州酒稅。」[97] 張耒則是「紹聖初,…坐黨籍徙宣州,謫監黃州酒稅。」[98] 徽宗即位後,蔡京當政,對於不附己者,也以「貶為監當官」作為打擊整肅的手段。例如開化令李光「有政聲,召赴都堂審察,時宰不悅,處以監當。」[99] 蔡京興蘇州錢獄,侍御史沈畸「閱實平反以聞」,結果「京大怒,削畸三秩,貶監信州酒稅。」[100] 左司員外郎倪濤因為反對「聯金滅遼」的計畫,被「貶監朝城縣酒稅」[101]。對於舊黨的殘餘份子,蔡京也嚴加打擊。如家愿「以曾入黨籍,謫英州酒稅。」[102]

 

參、宋代中央的監當官

 

   宋代除了在地方上,設置了許多不同種類的監當官之外,中央政府的許多機構之內也設置了監當官。中央的監當諸局,職掌繁雜,種類眾多。按其職掌略做區分,負責軍器的製造與管理者,包括了軍器五庫(衣甲庫、弓槍庫、劍弩箭庫、軍器什物庫、揀選衣甲器械庫)、內弓箭庫(分為內、外、南三庫)、弓弩院、弓弩造箭院、東西作坊、作坊物料庫、皮角場庫等,南宋時整併為「內軍器庫」與「御前製造軍器所」。

為皇室宮廷提供服務者,與飲食有關者,包括了法酒庫、內酒坊、都麴院、油醋庫、水磨務(掌水碾磨麥)、內物料庫、乳酪院;與服飾有關者,如尚衣庫、內衣物庫、新衣庫、綾錦院、裁造院、文繡院、西內染院、西染色院;與宮室有關者,如修內司、後苑燒朱所(燒製朱漆)、內柴炭庫;於交通有關者,如御輦院、車輅院;與禮儀器用有關者,如文思院、後苑造作所、朝服法物庫、冰井務(祭祀薦冰);與寶物收藏有關者,如奉宸庫、祇候庫、鞍轡庫、香藥庫、瓷器庫、藥蜜庫、雜物庫、合同憑由司;與娛樂有關者,玉津瑞聖宜春瓊林四苑、養象所。滿足了皇帝以及皇室成員食、衣、住、行、禮儀、賞賜、娛樂的各項需求。

    為中央文武官吏與京師事務提供服務者,與居住生活所需有關者,如東西八作司、煎膠務、窯務、鑄瀉務、事材場、退材場、丹粉所、炭場、皮剝所;與飲食有關者,如三省樞密院激賞庫、外物料庫、牛羊司、供庖務;與交通有關者,如天駟左右監、左右天廄坊、牧養上下監(收養病馬)、車營、致遠務、駝坊;其他如都亭驛、懷遠驛(接待外國使臣)、都進奏院(將中央詔敕符牒頒下地方,並受天下章奏狀牒以奏御)金耀門文書庫(收藏三司檔案)、度牒庫、以及各官署之監門官。[103]

    限於篇幅,本文對於中央的監當官,僅以倉儲出納之管理、京師稅收之徵收、以及商業的經營三方面,略做簡單的介紹。

 

一、倉儲出納之管理:

    (一)左藏庫:「掌受四方財賦之入,以待邦國之經費,給官吏、軍兵奉祿賜予。」職責為儲存地方上供的財賦,提供京師吏祿兵廩之用,並有一部份用於邊費。北宋時,左藏庫分為南北兩庫,徽宗政和六年改為東西兩庫。此外,西京、南京、北京亦各置左藏庫。[104] 北宋之左藏南北庫設有監官四人通管。神宗熙寧元年(1068),南庫監官改為文資一人,使臣二人,北庫監官改為文資、使臣各一人。[105] 南宋高宗時,重新設置左藏東西庫,隸屬於太府寺。[106] 左藏東西庫的區分為:「夫絹帛之庫于東者,監官之員有二,銀會之庫于西者,監官之員有三,所謂提轄者,總其條式而振舉焉。」[107] 可見東庫收藏絹帛,西庫收藏貨幣。同時也可知南宋時左藏東西庫共有監官五人(東庫二人,西庫三人)。   

(二)內藏庫:職掌為「掌受歲計之餘積,以待邦國非常之用。」[108] 可見內藏庫是為了「待非常之用」而設置的,「凡貨財不領於有司者,則有內藏庫,蓋天子之別藏也。縣官有鉅費,左藏之積不足給,則發內藏佐之。」[109] 可知內藏庫為天子私藏,非有特殊需求,盡量不動用內藏庫的庫藏。內藏庫之外,元豐庫為神宗元豐四年修造,[110]「掌受諸路積剩及常平錢物,凡封樁者皆入焉。」[111] 哲宗元祐三年,也下詔「改封樁錢物庫為元祐庫」[112]。徽宗時期,也設有「崇寧庫」、「大觀庫」。[113] 南宋則有「左藏南庫」[114]、「左藏封樁庫」[115]。這些財庫,近於天子私藏,以待非常之用,戶部經常性的開支不得任意動支。

    (三)司農寺倉:司農寺諸倉「掌九穀廩藏之事,以給官吏軍兵祿食之用。」[116]北宋時期共有二十五倉,南宋時,則設有「南北省倉」。紹興元年(1131)七月五日,高宗下詔:「行在省倉受納綱運。」三年正月六日,令「行在省倉內鎮城倉改為行在南倉,仁和倉改為行在北倉。」[117] 司農寺倉為收納全國各地方轉運上供米糧之所。

(四)布庫與茶庫:布庫「掌受諸道輸納之布,辨其名物以待給用。」[118] 以京朝官、三班二人為監官,又以內侍一人監門。[119] 茶庫「掌受江、浙、荊湖、建、劍茶茗,以給翰林諸司及賞賚、出鬻。」[120] 布庫與茶庫,收受並儲存由全國各地運至京師之布與茶,以供朝廷之用。

    (五)都鹽院:「掌受解州池鹽,以給京城及京東諸州出鬻、廩祿之事。」以京朝官及三班使臣二人監領。[121] 意即收納解州池鹽作為官員的俸祿,有餘並可出賣。

(六)排岸司與下卸司:排岸司「掌水運綱船輸納雇直之事。」[122] 負責將由水路綱船運輸而來的米糧裝卸上車,運送至諸倉。北宋開封府的排岸司分為四司:東司在廣濟坊,西司在順成坊,南司在建寧坊,北司在崇慶坊。其下有廣濟十五指揮元額七千五百人,並在曹、鄆、濟等州并廣濟軍住營,每年春初由催綱司差配上綱執役。[123]

    南宋時亦置有排岸司,紹興三年,高宗依知府梁汝嘉之請,專置「行在排岸司」。[124] 紹興七年八月又在建康府設置文臣排岸司,置監官一員,以「行在排岸司」為名。[125] 於是臨安府、建康府皆有行在排岸司。

    下卸司「掌受納綱運。」[126] 以京朝官一員監,或以倉界守給官兼管勾。其下領有裝卸五指揮以供其役。[127] 排岸司與下卸司,都是負責搬運各地運送至京師的米糧貨物。

(七)在京糧料院與專勾(審計)司:諸司、馬軍、步軍糧料院,「掌以法式頒廩祿,凡文武百官、諸司、諸軍奉料,以券準給。」[128] 設有「勾當諸司、馬、步軍糧料院官各一人。」[129] 負責文武官吏與軍隊兵士俸祿的發放。太宗淳化三年設置馬軍專勾司、步軍專勾司,淳化五年又將兩專勾司合為一,稱為馬步軍專勾司。[130] 「勾當馬步軍專勾司官一人,以京朝官充。掌諸軍兵馬逃亡收併之籍,諸司庫務給受之數,審較其欺詐,批曆以送糧料院。」[131] 神宗元豐二年六月,又設置「諸司專勾司」。[132] 諸軍、諸司專勾司負責審核文武官員的俸祿數目,然後「批曆以送糧料院」,作為發放俸祿的依據。南宋高宗建炎元年五月十一日下詔:「諸司專勾司、諸軍專勾司,專字下犯御名同音者,改作諸軍、諸司審計司。」[133] 亦即專勾司的「勾」字與高宗趙構的「構」字諧音,因此將專勾司改為審計司。  

綜上所述,京師負責倉儲出納管理之監當諸局,負責收受全國各地運送至京師之錢幣、米糧、布帛、茶鹽等物,以備朝廷之支用。而在京糧料院與專勾(審計)司,則負責發放文武官吏與兵士的俸祿。可見宋代國家財賦的收支,以京師為中心,成為全國財賦轉運之樞紐。

 

二、京師稅收之徵收:

    北宋的汴京,南宋的臨安,既為全國財賦薈萃之地,京師之商業繁榮不難想見。因此,京師的稅收名目甚多。在京師負責徵收各種稅賦的監當官,茲表列如下:

監當局名

監當官

執掌

資料來源

都商稅院(都商稅務)

以京朝官、諸司使副、三班使臣三人監

「掌京城商賈廊店市收

」,負責商稅的徵收。

《宋會要輯稿.職官》2734b

抽稅箔場

監官二人,以京朝官、三班、內侍充任。

掌抽算汴河、惠民河商販葦箔、蘆蓆、藺蓆,以給內外之用。

《宋會要輯稿.食貨》5413a

麥肙

以三班使臣為監官

掌收京畿諸縣夏租麥麥肙

《宋會要輯稿.食貨》5414a

汴河上下鎖、蔡河上下鎖

 

掌收舟船木筏之征。

《宋史》卷165〈職官五.太府寺〉,頁3908

京西抽稅竹木務

以京朝官或閤門祇候一人勾當。

掌受陝西水運竹木、南方竹索,以及抽算黃、汴、惠民河商販竹木。

《宋會要輯稿.食貨》5513b

 

三、京師之商業經營:

    京師既為財賦匯集之地,商業繁榮,朝廷也在京師設置許多官營商業機構。其中最重要者,為「榷貨務」。榷貨務「掌鹽、茗、香、礬鈔引之政令,以通商賈,佐國用。」[134] 監官三人,以朝官、諸司使副、內侍擔任。[135] 南宋高宗建炎二年正月,將「真州榷貨務」與「行在印賣鈔引」合併,稱為「行在榷貨務」,重新恢復了榷貨務的組織架構。[136] 又置都茶場,給賣茶引,隨行在所榷貨務置場,故通稱為「榷貨務都茶場」。[137] 紹興三十一年,高宗又下詔:「會子務隸都茶場。」[138] 此外,在建康、鎮江並設有榷貨務都茶場。

榷貨務的職掌,包括了鹽、茶、香、礬的專賣與紙幣的發行等等。對於鹽鈔的榷賣方面,係由商人運糧粟至邊境,或在京師榷貨務納錢後,憑鹽鈔至地方鹽場領鹽,稱為「入中」。仁宗天聖八年十月,「詔罷三京、二十八州軍榷法,聽商人入錢若金銀京師榷貨務,受鹽兩池。行之一年,視天聖七年增緡錢十五萬。」[139]

    對於茶鈔的榷賣方面,「商賈貿易,入錢若金帛京師榷貨務,以射六務十三場茶,給券隨所射與之。」[140] 也是行「入中」之法,由商人在京師榷貨務納錢後,憑茶鈔至地方茶場領茶。

    對於礬的榷賣方面,也是由商人納錢於邊境,或在京師榷貨務納錢後,憑鈔至地方礬場領礬販售。「礬以百四斤為一馱,入錢京師榷貨務者,為錢十萬七千;入錢麟、府州者,又減三千。」[141]

    對於香的販賣方面,係將諸路的乳香運至榷貨務販賣。孝宗淳熙十五年(1188),「以諸路分賣乳香擾民,令止就榷貨務招客算請。」[142]

    至於紙幣的發行方面,南宋高宗紹興六年(1136)設置「行在交子務」,造交子三十萬用於江淮。[143] 紹興末,「置行在會子務,後隸都茶場。」[144] 發行東南會子。

除了茶、鹽、香、礬的專賣與紙幣的發行之外,榷貨務也收買其他商品。例如布帛,北宋時,「東京榷貨務歲入中平羅、小綾各萬匹,以供服用及歲時賜與。」[145] 仁宗時,榷貨務「入中他貨,予券償以池鹽,繇是羽毛、筋角、膠漆、鐵炭、瓦木之類,一切以鹽易之。…虛費池鹽,不可勝計。」[146]

    榷貨務從事的鹽、茶、香、礬的專賣交易與鈔引的兌換,為南宋朝廷賺取了大量的收入。紹興二十四年(1154),行在、建康、鎮江三榷貨務所收鹽錢、茶錢、香礬錢、雜納錢,共計二千六十六萬七千四百九十一貫二百六文;紹興三十二年增加至二千一百五十六萬六千九十二貫六百七十二文。孝宗乾道六年,訂立三榷貨務歲額錢數:行在八百萬貫,建康一千二百萬貫,鎮江四百萬貫。總計有兩千四百萬貫之多。[147]

   至於京師其他官營商業機構,表列於下:

監當局名

監當官

執掌

資料來源

雜買務

以京朝官、三班、內侍三人監

「掌和市百物,凡宮禁、官府所需,以時供納。」為政府的採購機構。

《宋史》卷165〈職官五.太府寺〉,頁3908。《宋會要輯稿.食貨》5515a

雜賣場

內侍及三班使臣二人為監官

「掌受內外幣餘之物,計直以待出貨,或準折支用。」為拍賣多餘官物的機構。

《宋史》卷165〈職官五.太府寺〉,頁3908。《宋會要輯稿.食貨》5417a

禮賓院

以閤門祇候以上及三班內侍二人監

掌蕃夷互市。

《宋會要輯稿.職官》256b

太醫局熟藥所、和劑局(南宋改名太平惠民局)

和劑局置監官文武各一員,差京朝官或大使臣;熟藥所各差小使臣或選人一員。

掌修合良藥,出賣以濟民疾。

《宋史》卷165〈職官五.太府寺〉,頁3908。《宋會要輯稿.職官》2766a

左右廂店宅務

 

「掌管官屋及邸店,計直出僦及修造之事。」為官營出租房舍的機構。

《宋史》卷165〈職官五.太府寺〉,頁3908

寺務司

(內侍一人提點)三班使臣一人監

「掌京城大寺殿宇廊舍補葺,聽命於開封府。」亦即為負責管理開封府各廟宇。

《宋會要輯稿.職官》258a

課利司

以寺務司官兼掌

掌京城諸寺、邸店、莊園課利之物。

《宋會要輯稿.職官》259a

國子監書庫

監官

「掌印經史群書,以備朝廷宣索賜予之用,及出鬻而收其直以上於官。」是官營的賣書機構。

《宋史》卷165〈職官五.國子監〉,頁3916

戶部贍軍激賞酒庫

監官

(隸屬於戶部的賣酒機構)

《宋史》卷185〈食貨下七.酒〉,頁4520。《宋會要輯稿.食貨》2017b

 

由上可見,宋代中央的監當官,其經濟功能與地方監當官不盡相同。中央監當諸局之中,雖然屬於財賦收入(稅收、商業經營)者為數不少,但是屬於財賦支出、消費的監當機構數量更多,而且用度甚大,種種開支都在於維持中央政府的運作乃至全國性的開支。顯而易見的,僅憑京師本身的收入是無法滿足中央監當機構的各種消費需求的。因此,地方財賦的轉輸中央,成為京師維持繁榮的重要條件。

 

肆、監當官與北宋的全國財賦流通

 

隨著宋代經濟的蓬勃發展,各地的監當官所主管的各種場務為宋朝政府帶來了大量的財富。據統計:太宗至道年間,兩京諸州收榷酒歲課銅錢一百二十一萬四千餘貫,鐵錢一百五十六萬五千餘貫,京城賣麴錢四十八萬貫;至真宗天禧年間,榷課銅錢七百七十九萬六千餘貫(為至道年間的6.42倍),鐵錢增一百三十五萬四千餘貫(增幅為86.5﹪),賣麴錢增三十九萬一千貫(增幅為81.46﹪)。又太宗至道時,關市津渡等商稅收入僅四百萬貫,至真宗天禧五年,增加為八百四萬貫(總數為至道時的兩倍)。[148] 仁宗皇祐年間,商稅「歲課緡錢七百八十六萬三千九百。…至(英宗)治平中,歲課增六十餘萬。」[149] 神宗熙寧十年,商稅收入達八百七十四萬六千六百五十二貫。[150]

    這樣一筆可觀的財政收入,對於宋朝政府而言,自然可以充分運用,作為安定天下、開創太平盛世的憑藉。一般討論北宋政治,經常提到「三冗」的弊病,也就是「冗兵」、「冗官」、「冗費」,國家需要大量的錢財來養官與養兵,監當場務適時提供了大量的財賦經費,當然對於宋朝政府掌握官僚與軍隊,有效控制全國,有莫大的幫助。

再從宏觀的角度言之,宋代整個國家的經濟循環之中,監當官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各地的商稅、專賣、坑冶、鑄錢等機構,增加了政府的財政收入。政府將這些收入存積於中央(由左藏庫、內藏庫及其他諸倉收儲),其後或用於軍隊、官員的俸祿(由諸軍、諸司糧料院負責發放),或用於皇室、官署的消費支出與修繕營造,再將財富發散於地方。由於北宋建都於北方的汴京,大量軍隊部署於北邊的宋遼邊境與西北的宋夏邊境,因此在國家財賦的收入與支出之間,無形中以南方的財賦收入,繁榮了北方的經濟,促進了北宋整體經濟的均衡發展。其運作方式,可參見「宋代監當官體系與財賦循環關係圖」:


 

 

附圖:宋代監當官體系與財賦循環關係圖

 

 

鑄錢監

坑冶

內藏庫

左藏庫

諸司、馬、步軍糧料院

諸司、馬步軍專勾司

在京諸倉

百姓

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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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軍兵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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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圖中,我們可以看出監當官在北宋財賦循環與流通的過程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在宋代,商業雖然蓬勃發展,但是足以影響全國經濟的大商人、商幫似乎尚未興起。因此,國家(政府部門)在全國財賦循環與流通的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便顯得相當重要。一方面,國家利用監當官徵收各種專賣稅收,並且將百姓繳納的稅賦收於倉庫之中,是一種聚積財賦的手段,並且將全國各地財賦之大部分,集中到中央(汴京)。另一方面,朝廷又通過發放俸祿(由糧料院等機構負責)的方式,將這些財賦重新分配到文武官吏與軍隊兵士的手中。在全國各地任官的官員,以及駐紮在全國各地的兵士,其日常生活所需,就必須用他們的俸祿向各地的百姓、商人購買,財賦因而又回到了百姓的手中。這種財賦重分配的過程,這便形成了宋代財賦的循環的主要途徑。

此外,全國各地的經濟水平不一,有些地方商業發達,有些地方則蕭條落後,在徵收商稅及茶鹽酒稅的過程中,經濟發達的地區自然會繳納較多的財賦。但是,國家是在全國各地都設置官吏(不分繁榮還是落後),大批軍隊駐紮之處,也經常是邊界疾苦之地。因此,在這種全國性的財賦循環流通的過程中,繁榮地區的物產與貨幣,會隨著官吏軍隊俸祿的發放,流通到落後地區,進而刺激落後地區的產業發展。(如果落後地區的官吏與軍隊有足夠的俸祿收入,當地貧窮的百姓會想盡辦法提供各種消費與服務,以賺取官吏兵士手中的錢。)因此,這種全國性的財賦流通,對於宋代較貧窮落後地區的開發,也是有相當大的助益。

最明顯的例子是北方三重路(河北路、河東路、陝西路)的經濟。當時宋朝政府為了防範遼國與西夏,在此三路駐紮重兵。宋朝利用各種方式,將兵餉俸祿送至沿邊諸軍,沿邊諸軍的兵士就在當地消費,這當然對北方三重路的經濟發展,有相當大的助益。日本學者宮澤知之在〈北宋的財政與貨幣經濟〉一文中,就指出北宋的財政體系是一種「軍事財政」體系,宮澤知之以榷鹽的「入中法」為例,強調北宋時期的榷鹽法,要求商人運送粟米至沿邊諸軍,再至京師榷貨務換取鹽引,然後至鹽產地解州取鹽。這一路上,商人可以附帶從沿邊購買商品至京師販賣,因此加速了北邊的商業發展。[151]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透過中央與地方監當官體系的運作,宋朝政府和百姓、商人之間的經濟活動聯繫了起來。促進了當時全國範圍內的財賦流通,使得北方較貧窮的地區,其經濟得以持續發展與維持。

 

伍、南宋時期監當官的困境與弊端-以監稅官為例

 

不過,到了南宋時期,監當官體系的運作卻面臨了相當多的困難,也產生了許多弊端,使得監當官對於南宋的經濟發展,產生了許多消極而負面的影響。本文以商稅場務的運作為例,來說明南宋時期監當官的困難與弊端。

 

一、朝廷需財孔急,催督嚴峻

南宋時期,由於財政上需財孔急,經常將監當官體系視為增加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例如朝廷經常要求各種監當場務增加課利收入,並將歲額不斷增加。孝宗時,正言葛邲說道:

征榷歲增之害,如輦下都稅務,紹興間所趁茶鹽歲以一千三百萬緡為額,乾道六年後增至二千四百萬緡。成都府一務,初額四萬八千緡,今至四十餘萬緡,通四川酒額歲至五百餘萬緡,民力重困。…願明詔有司,茶鹽酒稅比原額已增至一倍者,毋更立新額,官吏不增賞,庶少蘇疲氓。[152]

可見如商稅務、茶鹽、酒務,歲額都不斷增加。又如孝宗淳熙三年六月十日時:

臣僚言:「諸路漕司有一分五釐錢、二分折酒錢,於酒稅錢內每百貫或取二百、或五十至八十,大郡一歲不下二三萬緡,小者亦不下萬餘緡,各令通判置歷拘收,往往撥入公帑,餽遺親舊。乞封樁以備水旱兵革之費。」戶部勘當:「欲依所請,取諸郡籍歷參校,每歲支用剩數具申朝廷,酌度令認數收管。」從之。[153]

也就是說,南宋酒務有陋規,於酒稅之中還附加了「折酒錢」(每百貫中,取五十至二百文),朝廷知道後,不是將陋規廢除,而是將之合法化。可見南宋中央與地方政府為了增加財賦收入,也就顧不得百姓疾苦了。

這種重稅政策一直延續到整個南宋時期。光宗、寧宗以後,據《宋史.食貨下八.商稅》記載:

光、寧嗣服,諸郡稅額皆累有放免。然當是時,雖寬大之旨屢頒,關市之征迭放,而貪吏並緣,苛取百出,私立稅場,算及緡錢、斗米、束薪、菜茹之屬,擅用稽察措置,添置專欄收檢。墟市有稅,空舟有稅,以食米為酒米,以衣服為布帛,皆有稅。遇士夫行李則搜囊發筴,目以興販。甚者貧民貿易瑣細于村落,指為漏稅,輒加以罪。空身行旅,亦白取百金。方紆路避之,則攔截叫呼;或有貨物,則抽分給賞,斷罪倍輸,倒囊而歸矣。聞者咨嗟,指為大小法場,與斯民相刃相劘,不啻讎敵,而其弊有不可勝言矣。[154]

可見當時官府濫設稅場,監當官剝削百姓,對百姓造成了甚大的痛苦。當時雖有少數監稅官吏清廉自持,如理宗時的常楙「監江淮茶鹽所蕪湖局,不受商稅贏。」[155] 但這僅是鳳毛麟角,無補於南宋商稅場務對商人橫征暴歛的局面。

在朝廷的重稅政策之下,對於地方監當官的非法行為,則採取了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態度,例如地方上的私設場務,朝廷雖然要求加以裁撤,但是稅收卻不准減少。我們可以孝宗乾道九年溫州平陽縣的私設場務為例:

溫州平陽縣有私置漁野稅舖,為豪右買撲,乘時於海岸琶曹小鑊等十餘所置舖。瀕海細民兼受其害。昨來戶部住罷已及三年。今豪民詭名又復立價承買。平陽知縣林志屢乞行廢罷,如不欲虧失名錢,本縣自甘抱認發納。[156]

可見私設場務屢廢屢設的原因,在於朝廷「不欲虧失名錢」。平陽知縣林志為了將私設場務廢除,甚至情願將減少的課利收入「自甘抱認發納」。又如淳熙五年時,「兩浙江西湖北申到人戶買撲場務,雖非吏部差官,緣係常平租額,收到錢皆是起發應副大軍之數。詔且令依舊存留。揚州、高郵軍、盱眙軍亦以走失常平官錢不便為請,亦許存留。」[157] 只要牽涉到朝廷的收入(如常平租額、常平官錢等等),孝宗也只有網開一面,對這些私設場務採取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姑息態度了。又如寧宗開禧元年(1205)六月二日廣東提舉陳杲奏言:

廣州、肇慶府、惠州共管墟稅八十三場,皆係鄉村墟市,苛征虐取,甚至米粟亦且收錢,甚為民害。近者台臣奏罷石涕、石津二場,餘(八十)一場猶故。臣計漕司每歲墟稅所入,通不過二萬三千緡有奇,而三郡之民均受其害。若遽行廢罷,則養兵之費無所措辦。昨降指揮,經略司每歲於鹽、舶二司各撥一萬緡入樁積庫,以備緩急,乞移此以補漕計,將八十一墟悉行廢罷。[158]

同樣是因為擔心「養兵之費無所措辦」,故不能將「苛征虐取」的場務罷廢。只有等到經費可以從其他地方填補,罷廢場務才有可能實現。

有些私設稅場雖已罷廢,但地方官府卻另有辦法以維持財賦的收入。例如:淳熙七年三月二十三日,右正言葛邲言:「州郡雖已罷私置稅場,卻增起稅務則額。如湖北監司,按鄂州稅銀,每兩舊收錢八文,今增作四十八文。」[159] 這是為了將罷廢稅場的稅收,併入現有的稅場之中,故將現有稅場的徵稅標準大幅提高。

    由上可知,由於朝廷需財孔急,對於地方監當官的督催甚為急迫嚴峻,因此地方監官為了滿足上供財賦的需求,不得不採取一些巧取豪奪的手段,以達成朝廷的要求。地方官即使有心改革徵收商稅的弊政,也須以不減少財賦收入為前提,改革弊政才有實現的可能。

 

二、地方政府財務困難的解決之道-非法徵稅

    地方官府除了滿足上供的需求之外,本身的開銷也需要大量的經費,而這些經費的來源也來自監當官體系的收入。高宗時期,官吏奏言監當場務不法情事者也不少。紹興二十一年六月,大理評事莫濛奏言:「比年諸州郡守輒於額外令監官重加征取,又以民間日用油布席紙細微等物置場榷賣,展轉增利,緣此物價翔踴。所得之息止資公庫,無名妄用。望令監司常切檢察。」[160] 可見當時場務濫收商稅並不全是監當官個人的貪瀆行為,而是由諸州郡守在指使,課利收入也進入各州公使庫,由知州運用。這就牽涉了地方的財政結構問題,地方官府每年須上供大量錢穀,以供軍需及京師之用,如地方財源不足的問題不解決,地方官也只好不擇手段來增加收入。

增設場務,是地方官府增加稅收的方法之一。高宗於紹興二十二年的〈南郊赦〉說道:「州縣私設稅場,節次指揮已令放罷。…其稅場多緣增置專欄,百色侵漁,過數收稅,不上赤歷,非理破用,致物價增長。雖累有約束,尚有未悛去處,可令監司守臣嚴加檢察。」紹興二十五年,高宗在〈南郊赦〉中又說:「私置稅場,節次指揮已令廢罷,訪聞州縣,尚有依舊存留去處,及於私小路邀截客旅,重疊收稅,可令轉運司契勘,日下改正。」可見高宗雖屢降指揮,要求廢罷私設場務,但私設場務仍然「依舊存留」。紹興二十六年(1156),尚書省奏言:「近年所在稅務,收稅太重,雖屢降指揮裁酌減免,而商賈猶不能行。蓋緣稅場太密,收稅處多,且如自荊南至純州材(才)五百餘里,而稅場之屬荊南者四處;夔州與屬邑雲安、巫山相去各不滿百里,亦有三稅務。如此之類甚多。」其後高宗下詔減併稅場一百三十四處,減罷九處,免過稅五處。[161] 表面上看來,情況似乎稍有改善。

但是,至孝宗時,乾道元年正月,孝宗的赦文仍然說道:「州縣稅務,依法各有合置去處。近來又行私置,邀阻商旅,於民為害。仰日下廢罷。令監司常切覺察。」[162] 可見情況實際上並未改善。同年十二月十日,更有上封事者言:「今也,有一務而分之至十數處者,謂之『分額』;一物而征之至十數次者,謂之『回稅』。」[163]

增設商稅場務較適合的地點,是在交通要道之上。例如:紹興年間錢塘江的水陸交通,「衢州至臨安,水陸之所經由,應稅者凡七處,使其每處止於三十而稅一,不為多矣。比及臨安,於其所販,已加二分之費,而負載糧食之用,又不在是,是非得三分之息不可為也。」[164] 乾道六年,「五月十八日,戶部尚書曾懷言:奉旨併省自行在(即臨安)至建康沿路征稅多處,契勘臨安府長安閘、平江府平望、常州望亭、橫林、鎮江府呂城丹徒鎮五處,去前後稅務,地里因密,乞行減罷。內臨安府除省額歲務外,又於羔亭子、四板橋、龍山兒門、白塔、赤山、九里松等雙置舖,以攔稅為名,而苛細收取,併乞先罷。」[165] 可見臨安至建康一路上商稅場務之多。淳熙十四年(1187)八月,淮西總領趙汝誼言:「沿江稅務,壤地相接,如自池州至建康府止七百餘里,為場務者有六:曰雁汊、曰池口,曰施團,曰蕪湖,曰采石,曰建康。其間相去不滿五六里者,又重以私稅。商旅挾家貲以求贏,而迺困於公家之征,豈不可憐。」[166] 淳熙十五年時,臣僚甚至奏言:「和州於施團稅場之外,又復刱『子務』於朴木,邀截民旅,妨奪無為軍城下商稅。」[167] 這是池州到建康的情形。

交通要道之外,甚至連偏僻的鄉村、山中的小路,商稅場務也無所不在。例如:淳熙元年九月二十二日,臣僚言:「鄉落有號為『虛市』者,止是三數日一次市合,初無收稅之法。州郡急於財賦,創為稅場,令人戶買撲納錢,俾自收稅。」[168] 這是州郡為滿足財賦需求,在「初無收稅之法」的「虛市」設場收稅。又如寧宗嘉定五年(1212)四月有臣僚奏言:

廣中諸郡無名場務,在在有之,若循之浰頭,梅之梅溪,皆深村小路,略通民旅,私立關津,公行收稅,所差罷吏姦胥,略無顧籍。緡錢、斗粟、菜茹、束薪,悉令輸稅。空身行旅,白取百金;紆路曲徑,指為透漏。官吏利其所入,悉為施行,抽分給賞,斷罪倍輸,至有稛載而來,罄囊而歸者。[169]

可見地方官府「利其所入」,用「罷吏姦胥」,在深村小路「私立關津,公行收稅」。而且「抽分給賞,斷罪倍輸」,官府以利益誘使姦吏搜刮商旅,與分贓無異,商人只能「罄囊而歸」了。而且,我們由上述可知,這些地方官府私設的場務,大多由非正式、臨時性的監當官監臨(豪民買撲或用胥吏掌管),任用考課全無法度,故往往成為地方上的蠹害;另一方面,這種作法也代表著地方官府與地方勢力(豪民、胥吏)相結合的情形。

雖然朝廷屢次下詔裁撤、住罷私設場務,但是效果有限。例如紹興七年九月二十日,「訪聞臨江軍管下新塗縣稅場,自住罷之後,依前收稅。已送戶部取問。」[170] 紹興二十九年三月十五日,戶部奏言:「近來商賈不行,蓋緣稅場太密。已令諸路運司裁酌減併。訪聞已併稅場有依舊差置監、專、拘攔收稅去處,乞日下住罷。」[171] 慶元六年四月八日,「詔建寧府建陽縣後山,并崇安縣黃亭稅務並住罷,今後不許復置。以守臣傅伯壽言:紹興、淳熙間已降指揮住罷,後來失於契勘,具申存留,今緣兩務專、攔等人,各係游手無圖之輩,所差官多係權攝,替罷不常,全無禁約,肆行剋剝,故有是詔。」[172] 嘉定八年二月三日,臣僚言:「遠方墟市之稅,曩嘗禁罷,州縣仍令鄉民買撲,其苛取反甚於州縣。」[173] 可見私設場務的裁撤並不徹底,許多私設場務在裁撤後仍然繼續存在。

 

三、公吏欺瞞舞弊,地方豪民把持

    南宋時期,由於財政需求不斷增加,因此對於監當場務的依賴更深。地方政府為了滿足上供財賦的需求,對於監當機構非法強徵、濫收商稅、私設場務的行為,採取默認、姑息的態度,因此監當機構對百姓剝削與壓迫的情形越來越嚴重。監當官身為場務的主管,在上級的壓力之下,對於場務中吏人的非法行為,也只能採取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態度。

對於地方稅務機構的非法作為,紹興十年九月,高宗在〈明堂赦〉文中即說道:

訪聞諸路州軍縣鎮稅務,除依法合置專欄外,類皆過數招收,并有監官親隨之類,通同作弊,倍有掊取。客旅因致暗增物價。可令諸路提刑司將管下稅務見今冗占人數,日下減放,嚴行禁止,立賞告捉。仍令知、通常切檢察。[174]

紹興十二年,高宗又在赦文中說:「訪聞監當官、專欄類皆過數掊取,百端欺隱,至有每月量以分數獻入公帑,交相蒙蔽,無復忌憚。致得錢重物輕,公私為害。自今各仰遵守成法,尚敢蹈襲,重行典憲。」[175] 紹興十三年〈南郊赦〉中又說:「近來州縣稅務官吏作弊,又有鎮市稅場,或監官獨員,或止差暫權去處,抑勒額外,過數掊取,以至客人偷經私捷小路,卻致暗失課入。…轉運司按劾以聞。」[176] 紹興十九年十一月〈南郊赦〉又說:「比年以來,州縣稅務率多違法額外增置公吏、欄頭,邀阻客人,致商賈不行,百物踊貴,細民艱食。…仰諸路漕臣不時巡按檢點,將違戾去處舉致以聞。如漕司失舉,令提刑司互按。」[177] 紹興二十五年〈南郊赦〉仍然說道:「訪聞州縣場務利於所入,以致士夫舉子路費,搜囊倒筴,不問多寡,一切拘攔,收稅甚為苛密。可令監司郡守嚴行禁止。」[178] 高宗雖明知商稅場務弊端嚴重,但僅僅在各種赦文宣示整頓商稅場務之意,類似於道德勸說,並無太多實際的作為。紹興二十二年(1152)軍器監丞黃然奏言:「沿江一帶稅務,比年以來,額外招收欄頭,私置草歷,非理邀阻,欺隱作弊。商旅患之,號蘄之蘄陽、江之湖口、池之雁汊稅務為『大小法場』。咸謂利歸公家,十無二三,而為官吏所竊取者過半矣!」[179] 州郡需求於上,官吏貪瀆於下,這是南宋商稅場務敗壞的主要原因。

    孝宗淳熙五年(1178)四月,有臣僚奏言池州雁汊等商稅場務的弊端:

池州雁汊、黃州、鄂州稅場之弊:一、舟船實無之物,立為名件,抑令納稅,謂之「虛喝」。一人欄頭,妻女直入船內搜檢,謂之「女欄頭」。一、所收商稅,專責見錢,商旅無所從得,苛留日久,即以物貨低價準折,謂之「所(折)納」。一、巡欄之人,各持弓箭槍刀之屬,將客旅攔截彈射,或至格鬥殺傷。一、稅務依條自有纂節,欄頭多用小船,離稅務十餘里外,邀截客旅搜檢,小商物貨為之一空,稅錢並不入官,掩為己有。[180]

可見稅場吏人幾與盜匪無異。

此外,在淳熙十一年(1184)五月,黃州發生因為商稅場務苛留商船而導致商船遇風沉沒的事件。據淮西總領趙汝誼奏言:

黃州稅務,正臨赤壁湍險之處。每遇舟船到岸,百端阻節,動至五七日稽留。江面闊遠,風濤不測,前後積聚官私舟船,不可勝計。近有客人顏清等,因拘攔看稅間,忽一夜風浪大起,壞船十隻,沉失鹽二千餘袋。又打碎其他大小船五十餘隻,老小不知數目。…近年為守臣者,惟務多掊,以資妄費,阻遏行旅,至使無辜之人,只因拘留徵稅,橫罹覆溺。[181]

黃州稅務之所以苛留商船,是因為黃州知州「惟務多掊,以資妄費」,仍然是為了解決地方財政不足的問題。在南宋財政結構無法調整,收支無法改善的情形下,朝廷對於地方官府濫收商稅,實也無力加以強力查禁。商旅在這種情形下,只能忍受商稅場務的橫征暴歛了。

地方勢力(豪民胥吏)控制私設場務,造成種種弊端,也是南宋地方商稅徵收的重大弊端。南宋朝廷也並非不知其弊端,故亦經常下令裁撤這些私設場務。例如乾道九年(1173),「十一月二十三日,詔太平州、池州、寧國府、饒州、廣德軍五州軍去處稅場並罷,以江東運司申課利微細,皆是大姓豪戶買撲,邀截民旅故也。」[182] 淳熙二年七月十七日,「詔省滁州清流縣白塔鎮稅務,以本州言月得二十千,徒以擾民故也。」[183] 淳熙十二年七月二日,「詔省荊門軍浰河、武寧、黃泥三處稅場,以前權知荊門軍陸洸言三處稅額,共不過二十七貫三百三十三文,而豪民買撲,擾民為甚故也。」[184] 淳熙十六年閏五月,又下詔:「恭州三縣管下雙石、安仁、石英、藍溪、董伏、含谷、多昆、雙溪八市,泥埧、木洞新興二鎮,十處稅場盡行住罷。以守臣宋南彊言皆是鄉村豪民買撲,拘收稅錢,徒以擾民故也。」[185] 紹熙三年三月十二日,「詔雅州三縣管下始陽、金沙兩鎮,思經、鋪車、領靈、關丑鎮稅場盡行住罷。以本州言,皆係豪民買撲,重為民害故也。」[186] 可見商稅場務被豪民買撲的情形相當普遍,地方官府在上供需求的壓力之下,必須增設商稅場務,但又無足夠的人手來管理,因此只能仰賴地方豪民的買撲。如此一來,原本代表政府執行公權力收稅的監當場務,卻變成了地方豪民為了增加自己財賦的生財工具。中央政府與地方官對此大概也無可奈何。私設場務成為地方豪強鞏固地方勢力、聚斂錢財的「合法」(至少是地方官府許可的)且有效的管道。

 

由上可見,監當官在北宋時期,對於維持政府運作,促進全國性的財賦流通,有其積極而正面的意義。但是到了南宋時期,則由於朝廷對財賦的龐大需求,使得監當官(尤其是稅務監官)必須擔任「聚斂錢財」、「魚肉百姓」的角色,並且衍生出種種弊端,對當時的民生社會,產生了負面而消極的影響。

 

陸、結語

 

所謂監當官,係指宋代在中央或地方所設置的基層官僚,負責從事財賦的收支管理、官營商業的經營、以及其他專門性事務的監督。宋代監當官體系的設置,最初的目的是為了要改革唐末五代以來的種種弊端。宋太祖一方面從藩鎮手中收回利權,將地方的監當場務交由京朝官來管理;另一方面則將三司吏人所管理的監當機構,也改由中央任命的朝廷官員來掌管。這種作法一方面代表著削弱藩鎮權力,集權於中央;一方面也避免中央機構的過於專擅。由此可見,宋初中央與地方監當官的設置,是帶有強烈的「集權於中央」的政治目的。

在監當官普遍設置之後,中央與地方監當官對於宋代的財政收支,是相當重要的基層管理者。一般說來,地方監當官大多為財賦的生產與收入者,監督各種稅賦的徵收,從事專賣與商業經營,甚至直接從事財賦的生產(如錢監鑄錢、坑冶生產金銀等貴金屬)。北宋時期的商稅收入,呈現不斷增加的趨勢:由太宗至道時的400萬貫,仁宗皇祐年間的786萬餘貫,至神宗熙寧十年已達874萬餘貫。酒務的收入也不斷增長:太宗至道年間為銅錢121萬餘貫、鐵錢156萬餘貫,至真宗天禧年間增為銅錢779萬餘貫、鐵錢135萬餘貫,仁宗皇祐年間更增加至1498萬餘貫。神宗元豐時,金產量為一萬餘兩、銀產量為21萬五千餘兩,銅產量為1046萬五千餘斤。可見地方監當官為宋朝政府增加了許多的收入,滿足了宋代冗官、冗兵、冗費的巨大開支,使得宋代龐大的官僚體系得以正常運作。

而中央監當官所主管的監當機構,則一方面接收地方監當機構的上供,一方面又從事皇室與百官所需房舍器用的生產與製造,並為皇室與百官提供各種的消費與服務,是以財賦的支出為主。官吏軍士在得到俸祿與賞賜之後,又會利用這些財富進行消費,使財富流轉回民間百姓的手中。如此一來,宋代的全國性的財賦流通與循環即告成立,這種流通與循環能夠促進宋代的經濟與商業發展。在資本主義興起以前的農業經濟時代,沒有財力雄厚、富可敵國的大商人進行商業投資,因此政府利用監當官體系來調控財政收支,促進財富的轉移與流通,以達到刺激經濟的發展、促進商業繁榮的目的。這是宋代監當官體系的價值所在。

但是到了南宋時期,地方官府為滿足上供的需求,利用種種手段增設場務、剝削商旅,使得百姓視商稅場務為「大小法場」。這種情況,都反映了南宋的整體經濟環境不如北宋時期。而中央政府只關心上供財賦是否足額,對地方監當官的監督與管理,卻逐漸失去了有效控制的能力。宋初設置監當官的用意:中央集權,至南宋時已經變形而失去原意了。

(本文曾於民國94327日「宋史座談會」中宣讀,會前曾由王德毅教授審閱修訂,會中又蒙廖隆盛教授、黃繁光教授、梁庚堯教授、蕭啟慶教授等師長先進提供寶貴意見,併此致謝。)

 

逢甲人文社會學報第11

  -    200512

逢甲大學人文社會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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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日文期刊:

王曾瑜:〈南宋的新鐵錢區及淮會與湖會〉,收於車迎新主編:《宋代貨幣研究》,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1995年。

宋晞:〈北宋商稅在國計中的地位與監稅官〉,收入《宋史研究論叢》第一輯,台北:中國文化研究所,1979年再版。

幸徹:〈北宋時代ける監當官地位〉,收於《東洋史學》第26輯。

幸徹:〈北宋時代官營場務における監當官について〉,收於《東方學》第27輯。

苗書梅:〈宋代監當官初探〉,收於《歷史文化論叢》,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0年。

宮澤知之:〈北宋的財政與貨幣經濟〉,收入《日本中青年學者論中國史:宋元明清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梁庚堯:〈南宋的市鎮〉,收入氏著:《宋代社會經濟史論集》下冊,台北:允晨文化,1997年。

 

Feng Chia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pp.   -  , No.11, Dec. 2005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Feng Chia University

 

The Intendants and Their Economic Influence in Sung Period

Chia-sheng  Lei *

 

 

Abstract

  

In the Sung Dynasty, the intendants were important basic officers. They would sell wine, tea and salt, get business-tax from businessmen, produce coins and papermoney, etc. In the age of pre-capitalism, they improved the economic circle in the whole imperial area.

 

 

keywords intendant tax- intendant wine- intendant salt- intendant economic circle

 



雷家聖*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博士,逢甲大學通識中心兼任講師

[1] 謝維新:《古今合璧事類備要》(明嘉靖丙辰刻本,台北:新興書局影印,1971年),後集卷81,頁1a,引《國朝哲宗正史職官志》之語。

[2]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清光緒浙江書局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1985年)卷68a,乾德三年三月。此為李燾追記唐代後期政治形勢之語。

[3] 馬端臨:《文獻通考》(清光緒浙江刊本縮印本,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影印,1987年台一版),卷14征榷一〉,頁145中。

[4] 脫脫:《宋史》(標點本,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新一版)卷1太祖紀一〉,頁7

[5]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68b,乾德三年三月末。

[6] 《宋史》卷2太祖紀二〉,頁31

[7] 徐松(輯):《宋會要輯稿•食貨》(北京:中華書局影印,1957年初版)622a,「京諸倉」。

[8]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141b-2a,開寶六年二月辛丑。

[9]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231b-2a,太平興國七年二月辛未。

[10] 幸徹:〈北宋時代ける監當官地位〉,收於《東洋史學》第26輯,頁55

[11] 《宋會要輯稿•職官591a,「考課」。

[12]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32a,建隆三年正月丁亥。

[13] 《宋會要輯稿•食貨203a,「酒麴雜錄」。

[14] 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適園叢書本,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1967年台初版)乙集,卷十四,〈建隆至元祐選人改舉主沿革〉,頁6a

[15]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3212a,淳化二年九月庚子。所言「十年前」為太宗太平興國年間。

[16] 幸徹:〈北宋時代ける監當官地位〉,收於《東洋史學》第26輯,頁61

[17] 《文獻通考》卷14〈征榷考一〉,頁145中。

[18]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後集卷81,〈監當門.總監當〉,頁1a

[19]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後集卷81,〈總監當.州糧料院〉,頁1b

[20] 《宋會要輯稿.職官》566a

[21] 《宋會要輯稿.職官》2759b-60a

[22] 《宋史》卷165〈職官五.少府監〉,頁3918

[23] 《文獻通考》卷9〈錢幣二〉,頁95下。

[24] 畢仲衍〈中書備對〉一文,《文獻通考.錢幣二》,《宋會要輯稿.食貨》118a-b,《宋會要輯稿.食貨》112b,彼此記載稍有差異。

[25] 《宋會要輯稿.食貨》111a-b

[26] 關於南宋鐵錢監的興廢,參見劉森:《中國鐵錢》(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第五章「宋代的鐵錢(下)」;王曾瑜:〈南宋的新鐵錢區及淮會與湖會〉,收於車迎新主編:《宋代貨幣研究》(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1995年),頁59

[27] 《文獻通考》卷21〈市糴二〉,頁207上。

[28] 《宋會要輯稿.食貨》5319a。建隆四年十一月改元乾德,該年即乾德元年。

[29] 《宋會要輯稿.食貨》5334a

[30] 《宋會要輯稿.食貨》537a-b

[31] 《宋史》卷181〈食貨下三.鹽上〉,頁4413

[32] 《宋史》卷181〈食貨下三.鹽上〉,頁4426

[33] 《宋史》卷182〈食貨下四.鹽中〉,頁4454

[34] 劉摯:《忠肅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影印,1986年)卷一,〈謝監衡州鹽倉表〉,頁8a

[35] 程俱:《北山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影印,1986年)卷32,〈通直郎湖州司刑曹事顧君墓志銘〉,頁14b

[36] 蘇轍:《欒城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影印,1986)24〈東軒記〉,頁1a-b

[37] 幸徹:〈北宋時代官營場務における監當官について〉,收於《東方學》第27輯,頁87

[38] 《宋史》卷181〈食貨下三.鹽上〉,頁4417

[39] 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十四,〈蜀鹽〉,頁9a

[40] 《宋會要輯稿.食貨》2837a

[41] 《宋會要輯稿.食貨》208b

[42] 《宋會要輯稿.食貨》209a

[43] 《宋會要輯稿.食貨》208b

[44] 《文獻通考》卷17〈征榷考四〉,頁171上。

[45] 《文獻通考》卷63〈職官十七〉,頁574上。

[46] 關於南宋市鎮的經濟角色,參見梁庚堯:〈南宋的市鎮〉,收入氏著:《宋代社會經濟史論集》(台北:允晨文化,1997年),下冊。

[47] 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18〈四川作院〉,頁29b

[48]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10111a-b,天聖元年十一月戊午。

[49] 李攸:《宋朝事實》(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1967年台初版)卷15〈財用〉,頁7a

[50] 《文獻通考》卷9〈錢幣二〉,頁97中。

[51] 《宋史》卷181〈食貨下三.會子〉,頁4411

[52] 《文獻通考》卷19〈征榷六〉,頁191上。

[53] 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17〈諸州軍資庫〉,頁13a

[54] 參見林天蔚:《宋代史事質疑》(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7年初版),頁1

[55] 《宋史》卷185〈食貨七下.酒〉,頁4521-4522

[56] 《宋會要輯稿.食貨》1722b

[57] 《宋史》卷183〈食貨下五.茶上〉,頁4477

[58] 關於嘉祐四年推行的通商法,參見朱重聖:《北宋茶之生產與經營》(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85年),頁319-324

[59] 《宋史》卷346〈呂陶傳〉,頁10978-10979

[60] 《宋史》卷183〈食貨下五.茶上〉,頁4477

[61] 《宋會要輯稿.食貨》3032a

[62] 《文獻通考》卷18〈征榷五〉,頁176下。

[63] 關於徽宗時期推行的合同場法,參見朱重聖:《北宋茶之生產與經營》,頁324-331;黃純豔:《宋代茶法研究》(昆明:雲南大學出版社,2002年),頁110-117

[64] 《宋史》卷374〈趙開傳〉,頁11597

[65] 《宋史》卷186〈食貨下八.商稅〉,頁4541

[66]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9721b,天禧五年末。

[67] 《宋史》卷186〈食貨下八.商稅〉,頁4543

[68] 各州商稅數字見《宋會要輯稿.食貨》151617。其總數見宋晞:〈北宋商稅在國計中的地位與監稅官〉,收入《宋史研究論叢》第一輯(台北:中國文化研究所,1979年再版),頁67

[69] 幸徹:〈北宋時代官營場務における監當官について〉,收於《東方學》第27輯,頁86。引用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34810a,元豐七年八月癸巳。

[70] 《文獻通考》卷18〈征榷五〉,頁179-下。

[71] 《宋史》卷185〈食貨下七.坑冶〉,頁45274530

[72] 《文獻通考》卷57〈職官考十一〉,頁518中。

[73] 《宋會要輯稿.方域》133b

[74] 《宋史》卷167〈職官七〉,頁3971

[75] 《宋會要輯稿.職官》441a

[76] 《宋會要輯稿.職官》448a

[77] 《宋史》卷167〈職官七〉,頁3971

[78] 《宋會要輯稿.食貨》5531a

[79] 《宋史》卷186〈食貨下八.市易〉,頁4553

[80] 《宋會要輯稿.食貨》5544b

[81] 《宋史》卷165〈職官五.太府寺〉,頁3907

[82] 《文獻通考》卷57〈職官考十一〉,頁518中。

[83] 《宋史》卷96〈河渠六〉,頁2383

[84] 王安石:〈右侍禁周君墓誌銘〉,收於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成都:巴蜀書社,1988年)第33冊,頁187

[85] 蘇頌:〈皇城使李公神道碑銘〉,見《全宋文》第31冊,頁413-415

[86] 《宋史》卷333〈潘夙傳〉,頁10718

[87] 《宋史》卷350〈張整傳〉,頁11087

[88] 宋仁宗:〈焦敏職方員外郎監渭州酒務制〉,收於《全宋文》第22冊,頁395

[89]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2086a-b,治平三年六月乙酉。

[90] 《宋史》卷443〈文苑五.江休復〉,頁13092

[91] 《宋史》卷198〈兵十二.馬政〉,頁4945

[92] 《宋史》卷346〈呂陶傳〉,頁10979

[93] 《宋史》卷327〈王安石傳附唐坰傳〉,頁10552

[94] 《宋史》卷339〈蘇轍傳〉,頁10823

[95] 《宋史》卷346〈常安民傳〉,頁10991

[96] 《宋史》卷444〈文苑六.晁補之〉,頁13111

[97] 《宋史》卷444〈文苑六.秦觀〉,頁13113

[98] 《宋史》卷444〈文苑六.張耒〉,頁13114

[99] 《宋史》卷363〈李光傳〉,頁11335

[100] 《宋史》卷348〈沈畸傳〉,頁11023

[101] 《宋史》卷444〈文苑六.倪濤〉,頁13125

[102] 《宋史》卷390〈家愿傳〉,頁11950

[103] 以上中央政府中設置監當官的機構,散見《宋會要輯稿》之〈職官〉、〈食貨〉、〈兵〉、〈方域〉諸門,及《文獻通考》之〈職官考〉各卷,茲不贅述。

[104] 《宋史》卷165〈職官五.太府寺〉,頁3907

[105] 《宋會要輯稿.食貨》5125a

[106] 《宋會要輯稿.食貨》5110b

[107] 《宋會要輯稿.食貨》5118a-b

[108] 《宋史》卷165〈職官五.太府寺〉,頁3907

[109] 《宋史》卷179〈食貨下一.會計〉,頁4369

[110] 《宋會要輯稿.食貨》5214a

[111] 《宋史》卷165〈職官五.太府寺〉,頁3908

[112] 《宋會要輯稿.食貨》5216a

[113] 《宋史》卷165〈職官五.太府寺〉,頁3908

[114] 《宋會要輯稿.食貨》5129a-30a

[115] 《宋會要輯稿.食貨》5221b。左藏封樁庫,孝宗乾道六年初置。

[116] 《宋史》卷165〈職官五.司農寺〉,頁3905

[117] 《宋會要輯稿.食貨》6212b-13a

[118] 《宋史》卷165〈職官五.太府寺〉,頁3908

[119] 《宋會要輯稿.食貨》5233a

[120] 《宋史》卷165〈職官五.太府寺〉,頁3908

[121] 《宋會要輯稿.職官》567b

[122] 《宋史》卷165〈職官五.司農寺〉,頁3905

[123] 《宋會要輯稿.職官》2628a

[124] 《宋會要輯稿.職官》2629b

[125] 《宋會要輯稿.職官》2630a-b

[126] 《宋史》卷165〈職官五.司農寺〉,頁3905

[127] 《宋會要輯稿.職官》2632a

[128] 《宋史》卷165〈職官五.太府寺〉,頁3908

[129] 《宋史》卷162〈職官二.三司使〉,頁3811

[130]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339a,淳化三年末。

[131] 《宋史》卷162〈職官二.三司使〉,頁3811

[132]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29814a,元豐二年六月丙午。

[133] 《宋會要輯稿.職官》2761a

[134] 《宋史》卷161〈職官一.尚書省〉,頁3791

[135] 《宋會要輯稿.食貨》5522a

[136] 《宋會要輯稿.食貨》5525a

[137] 《宋史》161卷〈職官一.尚書省〉,頁3791

[138] 《宋史》卷181〈食貨下三.會子〉,頁4406

[139] 《宋史》卷181〈食貨下三.鹽上〉,頁4416

[140] 《宋史》卷183〈食貨下五.茶上〉,頁4478

[141] 《宋史》卷185〈食貨下七.礬〉,頁4535

[142] 《宋史》卷185〈食貨下七.香〉,頁4538

[143] 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標點本,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卷98,紹興六年二月甲辰,頁1611

[144] 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188,紹興三十一年二月丙辰,頁3150

[145] 《宋史》卷175〈食貨上三.布帛〉,頁4231

[146] 《宋史》卷181〈食貨下三.鹽上〉,頁4416-4417

[147] 《宋會要輯稿.食貨》5527b-28a

[148]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9721b,天禧五年末。

[149] 《宋史》卷186〈食貨下八.商稅〉,頁4543

[150] 各州商稅數字見《宋會要輯稿.食貨》151617。其總數見宋晞:〈北宋商稅在國計中的地位與監稅官〉,收入《宋史研究論叢》(一),頁67

[151] 宮澤知之:〈北宋的財政與貨幣經濟〉,收入《日本中青年學者論中國史:宋元明清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頁86-92

[152] 《宋史》卷385〈葛邲傳〉,頁11827-11828

[153] 《宋會要輯稿.食貨》64113b-114a

[154] 《宋史》卷186〈食貨下八.商稅〉,頁4547

[155] 《宋史》卷421〈常楙傳〉,頁12596

[156] 《宋會要輯稿.食貨》186b

[157] 《宋會要輯稿.食貨》1810a

[158] 《宋會要輯稿.食貨》1823b-24a

[159] 《宋會要輯稿.食貨》1811a

[160] 《宋會要輯稿.食貨》1740b

[161] 《宋會要輯稿.食貨》1741a -43a

[162] 《宋會要輯稿.食貨》182a

[163] 《宋會要輯稿.食貨》182a

[164] 陳淵:《默堂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影印,1986年)卷12〈十二月上殿劄子〉,頁17b-18a

[165] 《宋會要輯稿.食貨》184b-5a

[166] 《宋會要輯稿.食貨》1815b

[167] 《宋會要輯稿.食貨》1816b

[168] 《宋會要輯稿.食貨》188a

[169] 《宋會要輯稿.食貨》1824b

[170] 《宋會要輯稿.食貨》1736b

[171] 《宋會要輯稿.食貨》1746a

[172] 《宋會要輯稿.食貨》1822a

[173] 《宋會要輯稿.食貨》1827b

[174] 《宋會要輯稿.食貨》1737a-b

[175] 《宋會要輯稿.食貨》1737b

[176] 《宋會要輯稿.食貨》1738a

[177] 《宋會要輯稿.食貨》1740a

[178] 《宋會要輯稿.食貨》1742a

[179] 《宋會要輯稿.食貨》1740b-41a

[180] 《宋會要輯稿.食貨》189a-b

[181] 《宋會要輯稿.食貨》1812a-b

[182] 《宋會要輯稿.食貨》187a

[183] 《宋會要輯稿.食貨》188a

[184] 《宋會要輯稿.食貨》1813b

[185] 《宋會要輯稿.食貨》1818b

[186] 《宋會要輯稿.食貨》1819b

* Lecturer, Feng Chia University.


2011-05-23 10:31:57
    
责任编辑:梁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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