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高宗收兵權與總領所的設置

                     雷家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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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宋紹興十一年,宋高宗開始實行收兵權的政策,將張俊、韓世忠、岳飛任命為樞密使、樞密副使,調到中央任職,而三大鎮之軍隊另由其部將統領,這是南宋高宗收兵權的第一步。收三大鎮兵權之後,又進一步增設淮東、淮西、鄂州三總領,掌管供軍財賦及御前軍馬文字。然而,宋高宗除了收兵權之外,更因猜忌在心,縱容秦檜構陷韓世忠、岳飛,岳飛甚至含冤而死。紹興十五年,又增設四川總領,以箝制四川宣撫副使鄭剛中的權力。而在秦檜構陷韓世忠、鄭剛中的過程中,總領都扮演了一定程度的角色。本文的目的,即在對總領所在南宋收兵權的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與產生的作用,作一詳細的分析與探討。

 

 

關鍵詞:總領,宋高宗,韓世忠,岳飛,鄭剛中


壹、前言

 

《宋史》卷167〈職官七.總領〉記載:

 

總領,四人。掌措置移運應辦諸軍錢糧,以朝臣充,仍帶幹階、戶部等官。朝廷科撥州軍上供錢米,則以時拘催,歲較諸州所納之盈虧,以聞于上而賞罰之。[1]

 

在此簡略的記載中,總領的職權似乎是負責措置移運諸軍錢糧,以管理財賦為主。汪聖鐸在《兩宋財政史》一書中認為總領所的職權:「專門負責供軍的,而不是掌管某一地域全部財計的財政機構,其性質接近於戶部、司農寺的派出機構。其所掌賦入,則大部分是原先隸於朝廷或戶部的州軍上供財賦、封樁財賦及禁榷收入等,每歲係由朝省定額科降調撥。」[2] 即強調其財政功能。不過,日本學者山內正博在〈南宋總領所設置する一考察〉一文中,認為紹興十一年(1141)設立總領所以來(四川設於紹興十五年,1145),由中央任命的錢糧官總領各地上供中央的財賦,除了主管軍費之外,更涉足軍政、行政等層面。山內正博氏指出,四總領所設置的原因,除了經濟上因南宋首都臨安的地理位置偏在東部,使得臨安不適合作為全國財賦的集散地;其他集散地的存在,並設立直屬中央的財務機關是必要的。此外,面對南宋初年以來日漸強大的地方武將勢力,也以財政為名設立總領所,對武將進行監察制禦。[3] 可見在紹興十一年正式設立總領之時,總領似乎除了管理財賦的功能之外,還負有集權中央、收兵權的政治任務。

「強幹弱枝,集權中央」是宋代的國策,從宋太祖的「杯酒釋兵權」,到南宋高宗收張俊、韓世忠、岳飛三大鎮的兵權,甚至陷害岳飛致死,都是此一「強幹弱枝」政策的實踐。自「靖康之恥」以來,宋高宗輾轉流徙於南方,以逃避金兵之追擊,幸賴韓世忠、岳飛、劉錡、吳璘等將領的力戰,總算保住了南宋半壁江山。然而,當宋高宗剛剛在南方站穩腳跟,便開始了收兵權的計畫。紹興十一年,高宗將韓世忠、張俊、岳飛任命為樞密使、樞密副使,調到中央任職,而三大鎮之軍隊另由其部將統領,這是南宋高宗收兵權的第一步。收三大鎮兵權之後,又進一步增設淮東總領所於鎮江府(今江蘇省鎮江市),設淮西總領所於建康府(今江蘇省南京市),設湖廣總領所於鄂州(今湖北省武漢市)。三總領所掌管供軍財賦及御前軍馬文字,一方面控制軍隊的財政,一方面掌管軍事文書以直接控制軍隊,這即是三總領最初的設置目的。如果是為了集權中央的長治久安之策,這種作法尚無可厚非,然而宋高宗除了收兵權之外,更因猜忌在心,縱容秦檜構陷韓世忠、岳飛,岳飛甚至含冤而死。而在秦檜構陷韓世忠的過程中,總領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因此,總領的設置,與南宋收兵權政策,可謂關係相當密切。

除了淮東、淮西、湖廣三總領之外,紹興十五年,高宗又增設四川總領所於利州(今四川省廣元市),同樣也與秦檜剷除異己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四川總領的設置,箝制了四川宣撫副使鄭剛中的權力,最後使得鄭剛中被羅織罪名而罷職。

由上可見,南宋四總領所的設置,其背後有明顯的政治動機--集權中央,剷除異己。執行的過程中,甚至使用了羅織罪名、構陷大臣的手段,而總領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值得我們加以關注與檢視。本文之作,目的在於對南宋集權中央、排除異己的過程中,總領所所扮演的角色與產生的作用,作一詳細的分析與探討。

 

貳、南宋初年的總領財賦官

    

在紹興十一年設置淮東、淮西、湖廣三總領所之前,南宋初年為了滿足對金作戰的需要,已經陸續設立了總領財賦官。《宋史.職官志》記載:「初,建炎間,張浚出使川、陝,用趙開總領四川財賦,置所繫銜,總領名官自此始。其後大軍在江上,間遣版曹或太府、司農卿少卿調其錢糧,皆以總領為名。」[4] 《宋史》卷174〈食貨上二.賦稅〉亦記載:「建炎三年(1129),張浚節制川、陝,承制以同主管川、秦茶馬趙開為隨軍轉運使,總領四川財賦。」[5] 可知總領財賦官始於四川的趙開,且其管轄之地域範圍限定在四川地區。

而四川以外的地區,總領財賦官的設置為隨軍而設,較無固定之地域。據《宋史》記載,宗室趙子潚「苗、劉兵至城下,不能攻,以功進一秩。累官吏部郎中,求補外,遷戶部郎中,總領江、淮軍馬錢糧」[6],故時間應在建炎三年苗劉兵變之後。而據《宋會要輯稿.職官》記載:「高宗紹興三年(1133)正月八日,詔差戶部侍郎姚舜明前往建康府,專一總領應干都督府錢物糧斛。」[7] 紹興六年(1136),都督諸路軍馬張浚奏請:「於戶部長貳內輪那(挪)一員,前來鎮江府置司,專一總領措置移運應辦。」詔差戶部侍郎劉寧止。[8]宋史》則載劉寧止「權戶部侍郎,總領三宣撫司錢糧。」[9] 可見姚舜明與劉寧止,是擔任都督府的總領財賦官,掌管三宣撫司的財賦。

    紹興五年(1135)十二月,高宗將各地主力軍隊改編為「行營護軍」,以韓世忠部為前護軍,岳飛部為後護軍,劉光世部為左護軍,吳玠部為右護軍,張俊部為中護軍。其中吳玠右護軍為四川主力,劉光世部在紹興七年(1137)發生酈瓊兵變,數萬人叛變投敵,導致左護軍名存實亡。南宋在長江中下游的的戰略部署,逐漸形成了淮東、淮西、湖廣三大鎮的格局。[10]

在淮西地區,紹興四年(1134),張俊「為兩浙西路、江南東路宣撫使,屯建康。既而改淮西宣撫使。」七年,「改淮南西路宣撫使,置司盱眙」,其後又「自盱眙屯廬州」。[11] 淮西地區成為張俊駐紮之處

在湖廣地區,紹興四年,岳飛「除兼荊南鄂、岳州制置使」,其後「移屯鄂,授清遠軍節度使、湖北路荊襄潭州制置使」,紹興五年,再授「鎮寧崇信軍節度使、湖北路荊襄潭州制置使」。[12] 湖廣成為岳飛的根據地。

在淮東地區,紹興六年,韓世忠「授武寧安化軍節度使、京東淮東路宣撫處置使,置司楚州。」[13] 可見淮東由韓世忠領兵屯駐。

    此時總領財賦官的設置,也逐漸以三大鎮為單位。在湖廣鄂州,如「(紹興六年)九月二十三日,詔令戶部郎官霍蠡前去鄂州置司,專一總領岳飛軍錢糧。」[14] 可知高宗派遣霍蠡擔任湖廣總領財賦官。而根據《宋會要輯稿》的記載:

 

(紹興)七年十月十七日,詔薛弼、霍蠡同共總領措置五路應干財賦,仍常留一員在鄂州本司拘催本軍合得錢糧,應副支用。以中書門下省言:「霍蠡總領岳飛軍錢糧,二廣、荊湖、江西五路錢物浩瀚,恐有失陷留滯,合差官措置拘催。」故有是命。[15]

 

高宗於紹興七年又加派薛弼總領湖廣財賦,而由詔書中可知,湖廣財賦的來源是兩廣(廣南東、西路)、荊湖(南、北路)、江西五路的賦稅。又根據同書的記載:「(紹興九年,1139)十一月八日,戶部郎官、湖北總領邵相罷總領職事。」[16] 可知邵相曾任湖北總領財賦官。而在紹興十一年總領所正式設置,任命曾慥為湖廣總領時,慥的官銜已是「太府少卿總領湖廣江西財賦」[17],可見曾慥也曾擔任湖廣的總領財賦官。

至於淮西的總領財賦官,根據《景定建康志》的記載,紹興十一年以前,有姚舜明、張成憲、宋棐、掌均、莫將等人,[18] 不過姚舜明應為紹興三年時的都督府總領財賦官(見前)。此外,《宋會要輯稿》記載:

 

(紹興)十一年正月十四日,淮南西路宣撫使張浚(按:應為張俊)言:總領提舉大軍錢糧吳彥璋,措置應辦本司大軍錢糧,首尾二年,並無闕誤,欲依張成憲昨來應副韓世忠錢糧例推恩。詔吳彥璋與轉一官。[19]

 

可見吳彥璋在紹興十一年正式設置總領所之前,已擔任淮西總領財賦官。

至於淮東地區,在前引紹興十一年張俊請求嘉獎淮西總領財賦官吳彥璋的奏文中,提及「欲依張成憲昨來應副韓世忠錢糧例」,可見張成憲除了曾擔任淮西的總領財賦官外,似乎也曾擔任淮東的總領財賦官,確實年月雖不詳,但應在紹興十年前。

關於地方財賦的徵收,宋朝在各路已設置轉運使,負責轉運財賦,為何此時又要疊床架屋,在各路轉運使之上又設置總領財賦官呢?據《宋會要輯稿.職官》的記載:

 

(紹興)六年二月二十一日,都督諸路軍馬張浚言:「三宣撫司軍屯駐江淮,所用錢糧雖各有立定取撥窠名,及專委漕臣應辦,多是互相占吝,不肯公共移那(挪),因致闕之(乏)。既無專一總領官司,諸處財賦出納難以稽考,乞於戶部長貳內輪那(挪)一員,前來鎮江府置司,專一總領措置移運應辦。」詔差戶部侍郎劉寧止。[20]

 

可見設立總領財賦官的原因,是由於各路轉運使(漕臣)在供應軍需財賦時,因本位主義或人謀不臧,往往導致供應不足。所以為了加強財賦的徵收,由中央派總領財賦官以監督管理之。其目的主要是經濟性的,與財賦的徵收管理有關。

南宋初年設置總領財賦官的目的,一方面是因對金戰爭,財賦需求孔急,因此派出中央大員至地方,加強對財賦的徵收與規劃。另一方面,各路監司分立,與財賦有關者,如轉運使與提舉常平公事,事權不一,故派中央大員以臨之,更可收統一事權之效。這是南宋初年設置總領財賦官的目的。不過此一階段的總領財賦官,其身份仍是中央臨時派遣性質,一直到紹興十一年正式設置總領所,總領的地位才正式確立。

 

參、紹興十一年收兵權與淮東、淮西、湖廣總領所的設立

 

南宋收兵權的政策,始於高宗紹興十一年。該年四月二十四日(壬辰),帝下詔:以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淮西宣撫使張俊為樞密使,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岳飛為樞密副使。[21] 將張俊、韓世忠、岳飛三大鎮調至中央任職,使之離開原統領之部隊。三日後,高宗又下詔:「宣撫司並罷,遇出師臨時取旨,逐司統制官已下,各帶御前字入銜。」[22] 意即廢除了宣撫使司,將三大鎮的軍隊改名為御前諸軍,以示隸屬於朝廷。接著在同年五月初四日(辛丑),高宗又有進一步的動作:

 

直秘閣淮東轉運副使胡紡為司農少卿,總領淮東軍馬錢糧,置司楚州。尚書度支員外郎總領提舉大軍錢糧等事吳彥璋為太府少卿,總領淮西、江東軍馬錢糧,置司建康府。太府少卿總領湖廣江西財賦曾慥為太府卿,總領湖廣江西財賦、京湖軍馬錢糧,置司鄂州。各專一報發御前軍馬文字,諸軍並聽節制。蓋使之與聞軍事,不獨職餽餉云。總領官正名自此始。[23]

 

關於紹興十一年設置三總領所的記載,其他史籍的記錄稍有不同。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記載:「紹興十一年,諸將既罷兵,乃置三總領,以朝臣為之,皆帶專一報發御前軍馬文字,蓋又使之與聞軍政,不獨職饋餉而已。」[24] 熊克《中興小紀》記載三總領「悉帶報發御前軍馬文字,蓋使之預聞軍政,不獨職饋餉而已。」[25]《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與《皇宋中興兩朝聖政》兩書則作:「蓋使之與聞軍事,不獨職餽餉云,總領官正名自此始。」[26] 以上各書,皆無「諸軍並聽節制」之語。

此外,《宋會要輯稿.職官》則記載:「其後收諸帥之兵以為御前軍,屯駐諸處,皆置總領,亦以朝臣為之,仍帶專一報發御前軍馬文字,蓋又使之與聞軍政,不獨職餉餽而已。…各專一報發御前軍馬文字,諸軍不聽節制。」[27] 《景定建康志》亦作:「(紹興)十一年五月四日,詔以吳彥璋為太府少卿,總領淮西江東軍馬錢糧,專一報發御前軍馬文字,諸軍不聽節制。」[28] 謝維新《古今合璧事類備要》、祝淵《新編古今事文類聚(遺集)》、馬端臨《文獻通考》皆記載:「紹興十一年,諸帥既罷兵,乃收諸帥之兵以為御前軍,屯駐諸處,皆置總領,亦以朝臣為之,仍帶專一報發御前軍馬文字,蓋又使之與聞軍政,不獨職餽餉而已。…諸軍不聽節制。」[29] 章如愚《群書考索》作:「紹興十一年,收諸帥之兵以為御前軍,屯駐諸處,皆置總領,以朝臣為之,仍帶專一報發御前軍馬文字,蓋又使之與聞軍政,不獨識(職)餽餉而已。…諸軍不聽節制。」[30] 王應麟《玉海》亦作:「各專一報發御前軍馬文字,諸軍不聽節制,蓋使之與聞軍事,不獨職餽餉云,總領官正名自此始。」[31] 以上各書皆記載「諸軍不聽節制」,與《要錄》所記「諸軍並聽節制」顯有不同,究竟三總領能否節制諸軍?

    所謂「節制」,在宋代而言,有「指揮、統轄」之意,舉例言之,宋高宗時,「(建炎元年八月)丙子,隆祐太后發南京,命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郭仲荀護衛如江寧,兼節制江、淮、荊、浙、閩、廣諸州,制置東南盜賊。丁丑,以龍圖閣直學士錢伯言知杭州,節制兩浙、淮東將兵及福建槍杖手,討陳通。」[32] 紹興十一年,在宋高宗收兵權於中央的政策之下,剝奪了淮東韓世忠、淮西張俊、湖廣岳飛三宣撫使的兵權,改任三人為樞密使、副使。因此宋高宗不太可能給予三總領過大的權力,使其得以指揮統轄諸軍。因此,筆者以為「諸軍不聽節制」較為合理。

另一方面,「諸軍不聽節制」一語出於宋朝的官書《宋會要》及《景定建康志》,且為章如愚《群書考索》、王應麟《玉海》、謝維新《古今合璧事類備要》、馬端臨《文獻通考》等書廣為徵引。而李心傳《要錄》雖有「諸軍並聽節制」之語,但同一作者的《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卻無記載。故仍應以「諸軍不聽節制」為是。[33]

    雖然三總領沒有「節制」(指揮、統轄)諸軍的權力,但是仍得以「專一報發御前軍馬文字」,御前諸軍欲向朝廷有所乞請,朝廷對諸軍的指揮,其文書皆須經由總領。尤其前引諸書都提到三總領「蓋使之與聞軍事,不獨職餽餉」,可見三總領對於御前諸軍的事務,仍得以隨時向朝廷建言,並由此而預聞軍政。所以,湖廣、淮東、淮西三總領,對於御前諸軍的事務,仍有相當大的影響力。三總領對於御前諸軍,雖不負責指揮節制,但有牽制監視之功效。

由此可知,淮東、淮西、湖廣三總領的設置,旨在收三鎮之兵權。許多學者都認為高宗這一作法是仿效宋太祖趙匡胤「杯酒釋兵權」之舉。[34] 所謂「杯酒釋兵權」,歷來相關研究成果已經很多,[35] 本文為了要將北宋與南宋收兵權的過程作一比較,在此參考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馬端臨《文獻通考》的相關記載,將其過程大致略述如下表:

 

目的

北宋收兵權的過程

收中央禁軍將領兵權

建隆二年(961)七月庚午,禁軍將領石守信、高懷德、王審琦、張令鐸等罷為節度使。(長編,卷二)

收地方財政權

李重進平,以宣徽北院使李處新知揚州,樞密直學士杜韡監州稅。朝臣監州稅始於此,收方鎮利權。(通考.征榷一)

乾德三年(965)三月,申命諸州,度支經費外,凡金帛以助軍實,悉送都下,無得占留。一路之財置轉運使掌之,利歸公上而外權削矣。(聶崇岐稱為「制錢穀」,見長編,卷六)

收藩鎮兵權

乾德三年八月戊戌,令天下長吏擇本道兵驍勇者,籍其名送都下,以補禁旅之闕。(聶崇岐稱為「收精兵」,見長編,卷六)

開寶二年(969)十月己亥,罷節度使王彥超、武行德、郭從義、白重贊、楊廷璋等五人,改授虛銜。(長編,卷十)

收藩鎮行政權

太宗太平興國二年(977)八月戊辰,詔節度使所領支郡皆直屬京。(長編,卷十八)

 

由上可見,所謂「杯酒釋兵權」,不單是解除將領的兵權而已,否則一將軍去,一將軍來,掌握兵權者仍然是中央政府的威脅。「杯酒釋兵權」的重點還包括收藩鎮之利權,使藩鎮養兵之費,皆須仰賴中央;收藩鎮之行政權,使之無法操控地方政府,如此才能收中央集權之效。

北宋面對唐末五代以來藩鎮割據的積弊,且立國未久,地方藩鎮勢力錯綜複雜,故收兵權的措施歷經太祖一朝。然而南宋收兵權,卻相對簡單得多。南宋高宗對於岳飛、韓世忠、張俊三大鎮,也採取了類似北宋的手段,紹興十一年四月將三人改任樞密使、副使之舉,儼然是建隆二年「罷禁軍將領石守信、高懷德、王審琦、張令鐸為節度使」、開寶二年「罷節度使王彥超等五人」等故事的重演。接著在紹興十一年五月高宗設立淮東、淮西、湖廣三總領,總領各地財賦軍馬錢糧,又像是乾德三年「諸州度支經費外,凡金帛以助軍實,悉送都下,無得占留,一路之財置轉運使掌之」的翻版。而三總領「專一報發御前軍馬文字,蓋使之與聞軍事,不獨職餽餉而已」,可見湖廣、淮東、淮西三個總領,其職權較北宋初年的轉運使更大,也更具有政治上的作用。

 

肆、總領與「害韓」、「殺岳」案

 

    在高宗收淮東、淮西、湖廣三宣撫司兵權之後,原淮西宣撫使張俊首先向高宗表態交心,據《要錄》記載:

 

(紹興十一年四月)乙未,樞密使張俊言:「臣已到院治事,見管軍馬,伏望撥屬御前使喚。」時俊與秦檜意和,故力贊議和,且覺朝廷欲罷兵權,即首納所統兵。上從其請。[36]

 

張俊政治敏感度高,看出了朝廷的風向,一方面交出兵權,一方面贊同秦檜議和的主張,因此不在秦檜打擊的名單中。至於淮東韓世忠與鄂州岳飛,則成為秦檜打擊的對象。

淮東、淮西、湖廣三總領所設置之後,不久即出現了「害韓」、「殺岳」事件,總領在這「害韓」事件中,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而在「殺岳」一案中,總領的角色則有待進一步分析。關於「害韓」、「殺岳」兩事,史家研究頗多,[37] 現僅由「害韓」、「殺岳」二事件與總領之間的關連,加以申論。

 

一、害韓:

    關於「害韓」一案,黃寬重〈從害韓到殺岳-南宋收兵權的變奏〉一文已論之甚詳,此處僅略舉其要,以說明此案與總領的關連性。根據《要錄》記載:

 

(紹興十一年五月)丁未,詔韓世忠聽候御前委使,張俊、岳飛帶本職前去按閱御前軍馬,專一措置戰守。時秦檜欲議和,故遣俊、飛往楚州,總淮東一路,全軍還駐鎮江府。[38]

 

高宗將韓世忠留在臨安,卻派張俊、岳飛前往楚州,「總淮東一路」,將全軍撤往鎮江府(淮東總領所同時移往鎮江府),此事已不尋常。當時張俊聞之而喜,意欲按照朝廷的意向,執行分割韓世忠軍隊的計畫,說道:「上留世忠而使吾軍分其軍,朝廷意可知也。」岳飛則說:「不然,國家所賴以圖恢復者,為自家三四輩,儻主上復令韓太保典軍,吾儕將何以見之?」[39] 可見張俊已經看出,高宗與秦檜意欲分割韓世忠的軍隊,以削弱韓世忠的影響力。而岳飛卻反對這種作法。岳飛此舉,已顯示不贊同與金議和的態度,還在談「國家所賴以圖恢復」的北伐大計,因此種下了日後被陷害致死的種子。

    與此同時,韓世忠的部將耿著,則為淮東總領胡紡告發,指其蠱惑眾聽。《要錄》記載:

 

韓世忠既罷兵,遣(耿)著先之山陽,著與總領財賦官胡紡有舊,為紡言:「朝廷令二樞密來分撥軍馬。」紡言:「嘗與諸軍議,欲開落走死逃亡之在籍者。」著又言:「軍中弊倖,雖郭子儀、李光弼不能無,若一日頓革,未必不生事。呂祉之戒,不可不慮。」紡奏著蠱惑眾聽。[40]

 

而《宋南渡十將傳》的記載更為詳細:

 

韓世忠軍吏耿著與總領胡訪(紡)言:「二樞密來,必分世忠之軍,以為生事。」訪(紡)上其語。檜怒,捕著下大理獄,擇酷吏鍛鍊,欲誣世忠。飛嘆曰:「吾與世忠同王事,而世忠以無辜被罪,吾為負世忠。」乃馳書告世忠。世忠大懼,亟奏乞見,伏地自明。上諭之曰:「安有是?」撫勞起之。明日宰執奏事,上以語檜,且促具著獄。著坐妄言,追官流嶺外,而分軍之事不復究矣。俊於是大憾飛。…張俊承檜意,欲分其軍,賴飛一言而止,而檜益怨飛矣。[41]

 

在此一事件中,先由胡紡告發耿著妄言,耿著被秦檜逮捕後,秦檜以「酷吏鍛鍊」,欲以嚴刑迫供,使耿著牽連韓世忠入罪。由於岳飛將此事告知韓世忠,使韓世忠得以及時向高宗「伏地自明」,表示清白,因此世忠得以無事,僅將耿著流放,草草結束此案。然而岳飛卻因此得罪了秦檜、張俊,成為他們下一個迫害的對象。

    淮東總領胡紡在此案中,扮演著告發耿著的角色。耿著是否曾經「妄言」,已不可考,畢竟胡紡如欲羅織罪名,則無中生有,本是常事。我們從張俊與岳飛剛受命前往楚州「總淮東一路」時,張俊已表露瓜分韓軍之意,可知這是一套完整的瓜分軍隊、陷害統帥的「收兵權」計畫,淮東總領胡紡則扮演了事件啟動者的角色。

 

二、殺岳:

至於岳飛的被害,根據王曾瑜的研究,岳飛被誣陷的過程如下:秦檜、張俊指使鄂州御前諸軍前軍副統制王俊,誣告鄂州御前諸軍副都統制張憲與岳飛之子岳雲密謀,欲以兵權還岳飛。王俊最初將狀紙投送荊湖北路轉運判官榮嶷,榮嶷拒不接受;隨後王俊又向鄂州御前諸軍都統制王貴投狀,王貴因事先受了張俊的脅迫,只好收下狀紙並轉交「專一報發御前軍馬文字」的總領林大聲,林大聲又以急遞發往鎮江的張俊樞密行府,由此而興起大獄,最後導致岳飛被殺害。[42]

此外,王曾瑜在《盡忠報國:岳飛新傳》中更進一步說道:「秦檜黨羽林大聲到鄂州就任湖廣總領後,按照自己的特殊使命,物色了王俊。」[43] 在《荒淫無道宋高宗》一書中認為:「王俊的誣告大約是受秦檜黨羽、湖廣總領林大聲的唆使。」[44] 王曾瑜似乎認定,湖廣總領林大聲不只在王俊告發後負責傳遞信息,更在事前即受了秦檜、張俊之命,唆使王俊陷害張憲、岳雲。如果根據王曾瑜所言,湖廣總領林大聲在鄂州扮演的角色,儼然是淮東總領胡紡的翻版。

但是查考王曾瑜所根據的史料,「《金佗編》卷8〈鄂王行實編年〉只說:『檜、俊使人諭之,輒從』,未載所使何人。從今存史籍看,疑為新任湖廣總領林大聲。」[45] 而所謂「今存史籍」,王曾瑜在《盡忠報國:岳飛新傳》、《荒淫無道宋高宗》兩書所徵引者,為「《要錄》卷140紹興十一年五月辛丑,《宋會要》職官四一之四六。」[46] 在《岳飛和南宋前期政治與軍事研究》一書中,則說:「《揮麈錄餘話》卷2載,王俊誣告時尚未輪到去鎮江參見,估計應是受林大聲的指使。據《要錄》卷141紹興十一年八月癸酉,時林大聲已至鄂州就任總領。」[47]

    然而,所謂「《要錄》卷140紹興十一年五月辛丑」與「《宋會要輯稿.職官》四一之四六」這兩條史料,實際上是高宗設置三總領所的記載,以胡紡、吳彥璋、曾慥三人為淮東、淮西、湖廣總領,與林大聲無關(本文前已引述)。《揮麈錄餘話》卷2之中,則是收錄了王俊的首狀,並未說明是由林大聲指使。[48] 至於《要錄》卷141紹興十一年八月八日(癸酉)則記載:

 

癸酉,左承議郎高穎添差福建路安撫大使司參議官,限三日之任,令湖廣總領官林大聲優與津發。

 

此條雖然證明了紹興十一年八月時,林大聲已經取代曾慥成為湖廣總領,但是卻沒有任何直接證據,可以證明指使王俊誣陷張憲、岳雲的人,即是湖廣總領林大聲。因此,王曾瑜在行文中,也加上了「疑為」、「大約是」、「估計應是」等表示推測的字眼。

    林大聲就任湖廣總領的時間,據《要錄》記載:

 

(紹興十一年六月壬申)左朝請郎林大聲為尚書度支員外郎,總領湖廣江西財賦、湖北京西軍馬錢糧。大聲,侯官人,初為永嘉丞,用章誼薦,擢守建昌,秦檜寓居永嘉,與之厚,遂驟用之。[49]

 

可見林大聲是在紹興十一年六月時因秦檜之薦,被拔擢為湖廣總領。在林大聲就任湖廣總領,負有供應鄂州軍馬錢糧之任,不過,南宋中央卻又派出了其他官員,至鄂州處置岳飛軍中的錢糧。據《要錄》紹興十一年八月之記載:

 

時已命度支員外郎李椿年拘收岳飛軍中錢物。[50]

 

同年九月八日(癸卯),《要錄》又記載:

 

命軍器少監鮑琚往鄂州根括宣撫司錢物。先是,湖北轉運判官汪敘(叔)詹以書白秦檜,言岳飛頃於鄂渚置酒庫,日售數百緡,襄陽置通貨場,利復不貲,自飛罷,未有所付,乞令副都統制張憲主之,庶杜欺蔽。前二日,詔都統制王貴與憲同掌。上謂檜:「聞飛軍中有錢二千萬緡,昨遣人問之,飛對所有之數,蓋十之九,人言故不妄也。今遣琚往,縱不能盡,若得其半,亦不少矣。」[51]

 

可見在李椿年拘收岳飛軍中錢物之後,高宗得知岳飛軍中約有錢二千萬緡(可能即是李椿年的報告),因此又派鮑琚前往根括錢物。從秦檜陸續派出李椿年、鮑琚前往鄂州查核岳飛軍中錢物之事來看,秦檜正加強掌握岳飛軍中的財賦。

    此外還有一點值得注意,據《要錄》紹興十一年九月八日(癸卯)記載:

 

是日,鄂州前軍副都統制(按:應為副統制)王俊詣都統制王貴,告副都統張憲謀據襄陽為變。

 

但《要錄》於本條註文中又引王明清《揮麈後錄》云:

 

榮茂世嶷為湖北漕,置司鄂州,有都統司統制官王俊,以其舊主帥岳飛不軌狀詣茂世陳首,茂世云:「我職掌漕計,他無所預。」卻之。俊遂從總領汪叔詹陳其事,汪即日上聞,秦檜得之,藉以興羅織之獄,殺岳飛父子。…汪訐岳之後,獄方竟而殂,豈非命歟?[52]

 

根據前引王曾瑜的研究,王俊是先向王貴陳狀,再由王貴轉交「專一報發御前軍馬文字」的湖廣總領林大聲,而由林大聲呈送鎮江張俊的樞密行府。但為何王明清《揮麈後錄》所記收受王俊首狀的總領,不是林大聲,而是汪叔詹?李心傳在引用《揮麈後錄》後自己解釋道:

 

按(汪)叔詹此時與(榮)嶷同為湖北漕,或是新除總領林大聲未到而暫權也,姑附此,當考。[53]

 

可見《要錄》也發現《揮麈後錄》的內容與當時湖廣總領為林大聲的記載不合,但《要錄》仍然認定呈送王俊首狀的總領為汪叔詹,並推測林大聲可能尚未到任,而由湖北轉運判官汪叔詹暫代其職。不過王曾瑜在其校注之《金佗編》中認為:據《要錄》卷141高宗命總領林大聲對高穎赴任福建安撫司參議官之事「優與津發」的記載(見本文前引),可作為林大聲已赴任的證明,因此王曾瑜認為教唆王俊之人即為林大聲。[54] 根據宋人孫覿所撰林大聲墓誌銘的記載:

 

(林大聲)擢尚書度支員外郎,總領湖廣京西江西諸路錢糧,召還,遷本曹郎中,進太府少卿、總領淮南東路軍馬錢糧。[55]

 

又據張擴《東窗集》卷八〈戶部郎官林大聲特轉一官制〉的記載:

 

敕具官某,朕舉湖廣之賦,以給上流之師,總領之權,亦云重矣。倘饋餉之無乏,豈褒勸之可忘?爾比繇郎曹,出任繁劇,閱歲未幾,以辦治聞,其頒增秩之恩,益圖善後之計。[56]

 

從「閱歲未幾」一語來看,林大聲擔任湖廣總領的時間應該超過一年,林大聲是在紹興十一年六月被任命為湖廣總領,故林大聲擔任湖廣總領的時間,似乎至少到紹興十二年六月。然《要錄》卷144紹興十二年三月庚戌條則記載:「尚書右司員外郎鮑琚總領鄂州大軍錢糧。」[57] 可見林大聲擔任湖廣總領的時間,自紹興十一年六月到紹興十二年三月,共約九個月的時間,所謂「閱歲未幾」,只能解釋為「時間並不長」。但是殺岳案發生時,林大聲確實擔任湖廣總領。

    而查核王明清《揮麈後錄》原書,在前引記載之末,還有小字夾註「榮新次云」,可見《揮麈後錄》的記載,得之於榮嶷的後代。而這種口述傳聞之詞,難免有與事實不符之處。《揮麈後錄》中說汪叔詹「訐岳之後,獄方竟而殂」,但事實上汪叔詹在紹興十八年1148時曾擔任湖廣總領,[58] 而汪叔詹去世的時間,是在於紹興三十年(1160)四月。[59] 《揮麈後錄》對於若干細節的記載,不無可疑之處。所謂「總領汪叔詹」,可能是榮新次將汪日後的官銜,誤記於此所致。李心傳認為是新除總領林大聲未到而由汪叔詹暫權總領之職,則為猜測之詞,同樣不足為據。

    雖然「殺岳」案發生之時,林大聲確為湖廣總領,林大聲是否將王俊呈給王貴的誣告文字轉呈張俊,雖史無明文,但根據總領有「專一報發御前軍馬文字」的職權來看,此一推測不無可能。但是仍然缺乏直接的證據,認定林大聲直接參與「殺岳」的陰謀。王曾瑜推測王俊誣陷張憲、岳雲,係受到林大聲的指使,實際上並無任何根據。如果認為林大聲因為「秦檜寓居永嘉,與之厚」而成為秦檜一黨,故有參與殺岳案的可能,則曾向秦檜報告岳飛「於鄂渚置酒庫,日售數百緡,襄陽置通貨場,利復不貲」的汪叔詹,以及秦檜派去拘收岳飛軍中錢物的李椿年,也都難逃嫌疑。因此,王曾瑜認為總領林大聲指使王俊誣陷張憲、岳雲的說法,似乎缺乏更進一步的佐證,只能算是一種推測之詞。

 

伍、四川總領所的設立與秦檜整肅異己

 

紹興十五年設置四川總領所的背景,與淮東、淮西、湖廣三總領有所不同。淮東、淮西、湖廣三總領所的設置,是收韓世忠、張俊、岳飛三鎮兵權計畫的一部份。而川陝地區,自紹興九年宣撫使吳玠去世後,已由文臣胡世將主持宣撫使司,並將川陝大軍分成三部,分別由吳璘、楊政、郭浩三都統制統率。[60] 紹興十二年(1142)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病卒後,朝廷又以文臣鄭剛中擔任川陝宣撫副使。[61] 紹興十四年(1144),將川陝宣撫副使改稱四川宣撫副使。[62] 可見四川地區已由文人統兵,並無收兵權的問題。但鄭剛中與秦檜不合,導致秦檜採取了對付韓世忠、張俊、岳飛三鎮的同一手段,來箝制鄭剛中的權力。本文討論南宋高宗收兵權與總領所設置的關係,對此一事件本可不作討論,但四川總領所既是南宋四總領所之一,秦檜設置四川總領所之後的種種作法,又與當年對付韓世忠的手段相彷彿,因此本文將四川總領所的設置合併討論,以期更能呈現高宗與秦檜集權中央、排除異己的一貫手法。

四川總領所設置的原因,據《要錄》記載:

 

(紹興十五年四月)庚子,省四川都轉運司,以其事歸宣撫司,時宣撫副使鄭剛中言:四川軍屯以移內郡,自有逐路漕司應副,都漕司虛有冗費。故省之。[63]

 

可見四川宣撫副使鄭剛中為了擴充權力,奏請將掌管四川財賦的都轉運使廢除,其事權由宣撫司管轄,鄭剛中因此得以掌控四川的財賦之權。這種情形,當為宋高宗與秦檜所不樂見。因此,宋高宗與秦檜雖然答應了鄭剛中廢除四川都轉運使的要求,但是卻另有動作。《要錄》紹興十五年十月二十八日(庚子)記載:

 

詔置四川宣撫司總領錢糧官。先是,資政殿學士四川宣撫副使鄭剛中馭諸將嚴,會剛中以事忤秦檜,諸將因言其有跋扈狀。檜不欲剛中併掌利權,侍御史汪勃聞之,即上言:「國之大務,在兵與財,各有攸司,則有條而不紊。今朝廷支散,諸軍則隸戶部,外道則隸總領,責有所歸,事且易辦。欲依此例,就四川宣撫司置總領一司,專掌財賦,庶幾職事專一。」從之。[64]

 

可見由於秦檜與鄭剛中不協,於是秦檜指使侍御史汪勃,奏請設立四川總領。而四川總領的設置,與淮東、淮西、湖廣三總領有所不同。淮東、淮西、湖廣三處,是在宣撫使廢除之後,才設置總領,因此總領的職權除了掌管軍馬錢糧之外,尚可以「專一報發御前軍馬文字」。而四川則宣撫副使鄭剛中尚在,故總領不得預聞軍事,也無「專一報發御前軍馬文字」之權,只能「專掌財賦」,與宣撫司「各有攸司」,將鄭剛中手中的財賦權加以剝奪。

    同年十一月,高宗進一步任命宗室趙不棄為四川總領。《要錄》記載:

 

(十一月)庚申,右中奉大夫江南東路轉運判官趙不棄行太府少卿,充四川宣撫司總領官。時秦檜既疑鄭剛中,以不棄有風力,而薦於上,遂召對而命之。始趙開嘗總領四川財賦,於宣撫司用「申」狀,至是不棄言:「昨來張憲成(按:應為張成憲)應副韓世忠錢糧,申明與宣撫司別無統攝,止用公牒行移,乞依成憲已得指揮。」許之。於是改命不棄總領四川宣撫司錢糧,上諭檜曰:「卿所論甚當,如此方與諸軍一體。」既而不棄將入境,用平牒,剛中見之,愕而怒,久之,始悟其不隸己,繇此有隙。[65]

 

可見紹興十一年之前,總領財賦官尚未制度化,故趙開對宣撫司用「申」狀,宛如下屬。張成憲對宣撫司則申明「別無統攝,止用公牒行移」。而紹興十一年設置淮東、淮西、湖廣三總領時,三處宣撫使已經裁撤,因此沒有宣撫使與總領地位孰高孰低的問題,總領得「專一報發御前軍馬文字」,可見三總領的地位並不在御前諸軍之下。四川的情形較不同,因為宣撫司尚在,且四川地區的「慣例」是總領對宣撫司用「申」狀,宛如下屬,因此趙不棄到四川後,對宣撫司「用平牒」,顯示總領與宣撫司各自辦事,地位平行,因而引起了鄭剛中憤怒與不滿。

    趙不棄到四川後的作為,據《要錄》記載:

 

於是創四川總領財賦,命德夫(按:趙不棄字德夫)至坤維,得晁公武子止於零落中,辟為幹辦公事,俾令采訪仲亨(按:鄭剛中字仲亨)陰事,欲加以罪。[66]

 

可見趙不棄到四川後,真正的政治任務是採訪鄭剛中之陰事,作為羅織罪名的根據。而負責蒐集鄭剛中罪名者,為趙不棄辟用的總領所幹辦公事晁公武。可見設置四川總領的目的,仍然不脫秦檜對付韓世忠的那一套陷害手法,由總領負責羅織罪名。至紹興十七年(1147)二月,羅織罪名的工作似乎有了成果,據

《要錄》記載:

 

左朝散郎符行中為尚書戶部員外郎,總領四川宣撫司錢糧。初,四川都轉運司之廢,用宣撫副使鄭剛中請也。既而復以太府少卿趙不棄總領宣撫司錢糧,剛中與之不協,不棄頗求其陰事,秦檜聞之,乃奏以行中代不棄。俟行中至利州,令不棄赴行在。[67]

 

可見搜求鄭剛中的罪名,已有所獲,秦檜得知後奏請將趙不棄調回,而以符行中為四川總領。對於搜求鄭剛中罪名有功的晁公武,則得到了高升。據《要錄》記載:

 

(紹興十七年七月)甲戌,左朝奉郎新通判潼川府晁公武知恭州,趙不棄薦之也。[68]

 

至於鄭剛中的下場,《要錄》又記載:

 

(紹興十七年七月)庚辰,詔資政殿學士四川宣撫副使鄭剛中令赴行在奏事,太府少卿趙不棄權工部侍郎,徽猷閣待制知成都府事李璆權四川宣撫司職事。初,秦檜以不棄與剛中有隙,遂召之,而以符行中代總軍儲,其實不樂剛中也。剛中頗覺之,私謂人曰:「孤危之跡,獨賴上知之耳!」檜聞愈怒。剛中在蜀六年,事或專行,其服用往往逾制。不棄還朝,頗文致其事,故剛中遂罷。[69]

 

趙不棄命晁公武搜求剛中之罪名,大概即是「事或專行,服用往往逾制」之類的消息,在蒐集完成後,秦檜命符行中代趙不棄為總領,而趙不棄則在返回行在臨安之後,羅織鄭剛中入罪。結果,秦檜以「令赴行在奏事」的方式,使鄭剛中離開四川,奪其兵柄,最終將之罷黜。鄭剛中被罷黜之後,遠貶外地,「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桂陽監居住。明年,責授濠州團練副使,復州安置。仍興獄于九江,連逮甚眾,吹毛百端,無所得,竟以嫁怨朝廷為名,坐之,移封州安置。」最後鄭剛中於紹興二十四年(1154)五月病卒。[70]

此外,鄭剛中被罷宣撫副使之後,掌握軍政大權的四川宣撫司,在紹興十八年裁撤,李改充地位較低的四川安撫制置使,宣撫司都統制楊政改充御前諸軍都統制,四川總領並得「專一報發御前軍馬文字」。[71] 以上種種作法,與紹興十一年收三鎮兵權如出一轍。可見高宗與秦檜不但欲收將帥之兵權,甚至對文人掌兵也無法信任,必欲分割其事權,集權於中央而後可。

    在四川,我們又一次看到總領的設置,充滿著政治鬥爭的痕跡,總領除了掌管財賦之外,還負有羅織將帥罪名的秘密任務,四川宣撫副使鄭剛中在被總領羅織罪名的情形下,遭到罷黜。總領又再一次成為秦檜整肅異己、集權中央的政治工具。

 

陸、結論

 

   日本學者寺地遵在《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一書中,將紹興十二年(1142)作為南宋轉變的關鍵。就外部因素而言,宋金南北均衡共存的狀態,至此確定。而就內部因素而言,南宋的軍事體制,紹興十一年以前,是將各種軍事勢力逐步收編為三宣撫司軍;紹興十一年又將三宣撫司軍解體重整為御前軍,並且設置淮東、淮西、湖廣三總領所;紹興十五年又設置四川總領所,此後各屯駐軍、四總領所的軍事體制完全確立。[72] 寺地遵氏認為,南宋透過紹興和議與收兵權,確立了偏安江左半壁江山的格局。寺地遵並用「紹興十二年體制」,來形容紹興和議之後的秦檜當權時代。另一位日本學者山內正博也強調總領所設置的政治意義,並且認為設立總領所制度、樹立南宋百年大計者,即是秦檜。[73]

    不過,本文並不是要評論紹興和議與收兵權這兩個政策的得失,而是宋高宗與秦檜執行政策的手段。與北宋的「杯酒釋兵權」相較,宋太祖面對唐末五代以來割據自雄的驕兵悍將,在收其兵權之後尚能保其富貴。南宋收兵權的過程中,卻充滿了猜忌與權謀,當張俊、韓世忠、岳飛被任命為樞密使、樞密副使,以及設置了三總領所之後,收兵權的目的已經達到,而且沒有遭到張俊、韓世忠、岳飛三大鎮的反抗。但宋高宗與秦檜卻不以此為滿足,陷害韓世忠入罪,羅織岳飛罪名致死,受到牽連而死的將領,如岳雲、張憲等,皆為生值壯年且身經百戰的功臣宿將。宋高宗與秦檜的「紹興十二年體制」,導致南宋將帥之才後繼乏人,戰力因此大為削弱,故海陵王南侵時,宋人招架乏力。宋孝宗北伐之時,如果功臣宿將大多尚在,則北伐結果可能又是另一番局面了。因此,若以宋高宗收兵權與宋太祖「杯酒釋兵權」相較,其差別不啻天壤。

    南宋的總領雖為管理財賦之官,但在「紹興十二年體制」下的秦檜當政時期,總領似乎是秦檜排除異己的重要執行者。雖然湖廣總領林大聲是否曾經指使王俊陷害岳飛,目前已無從查考;但淮東總領胡紡陷害耿著以牽連韓世忠,四川總領趙不棄搜求陰事以中傷鄭剛中,其過程幾乎如出一轍,可見總領在秦檜收兵權、排除異己、確立「紹興十二年體制」的過程中,扮演了相當重要的政治角色。

  (本文撰寫期間,蒙王德毅教授、王曾瑜教授、梁庚堯教授提供寶貴意見,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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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甲人文社會學報第 

  -    2008 

逢甲大學人文社會學院

To Reduce General’s Military Duties and to Establish Logistics Agencies in the Emperor Gaozong’s Period of Southern Song Dynasty

 

Lei chia-sheng

 

 

Abstract

 

     In 1141, Emperor Gaozong of Southern Song Dynasty implemented a centralized policy of the military affairs. General Zhang Jun, Yue fei and Han shi-zhong were appointed to their military duties in the central authorities. In order to control these military corps, Gaozong also established three Logistics officers at Hui-don, Hui-xi and Er-zhou. Moreover, Gaozong was ambitious and envious. He allowed Qin kuai to frame some loyal courtiers, for example, Han shi-zong and Yue fei. For this, Yue fei was framed to die. In this process, these Logistics officers were important roles.

     In 1145, Gaozong added another Logistics officer at Si-Chuan, in order to limit Lieutenant General Zheng gong-zhong’s power. The research, in this article, is focused on the roles and the functions of these four Logistics officers for the Emperor Gaozong’s military centralized policy.

 

 

keywordsLogistics officerEmperor Gaozong of Southern Song DynastyHan shi-zhongYue feiZheng gong-zhong



雷家聖* 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系兼任助理教授,逢甲大學通識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1] 〔元〕脫脫,《宋史》(標點本,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卷167〈職官七.總領〉,頁3958

[2] 汪聖鐸,《兩宋財政史》(北京:中華書局,19957月),下冊,頁558

[3] 〔日〕山內正博,〈南宋總領所設置する一考察〉,收於《史學雜誌》6412號(1955),頁8182

[4] 《宋史》卷167〈職官七.總領〉,頁39583959

[5] 《宋史》卷174〈食貨上二.賦稅〉,頁4223

[6] 《宋史》卷247〈宗室四.子潚〉,頁8747

[7] 〔清〕徐松輯,《宋會要輯稿.職官》(北京:中華書局影印,1957年)四一之四五。

[8] 《宋會要輯稿.職官》四一之四五。

[9] 《宋史》卷378〈劉一止從弟寧止〉,頁11676

[10] 參見王曾瑜,《宋朝兵制初探》(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頁138145

[11] 《宋史》卷369〈張俊〉,頁1147311474

[12] 《宋史》卷365〈岳飛〉,頁1138211383

[13] 《宋史》卷364〈韓世忠〉,頁11364

[14] 《宋會要輯稿.職官》四一之四五。

[15] 《宋會要輯稿.職官》四一之四五。

[16] 《宋會要輯稿.職官》七0之二二。

[17] 〔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以下簡稱《要錄》,標點本,北京:中華書局,19884月)卷140,紹興十一年五月辛丑,頁2250

[18] 〔宋〕周應合修纂,《景定建康志》(清嘉慶六年刊本,台北:成文出版社影印,1983年台一版)卷26〈官守志三‧總領所〉,頁七上。

[19] 《宋會要輯稿.職官》四一之四五。

[20] 《宋會要輯稿.職官》四一之四五。另參見《要錄》卷98,紹興六年二月己未,頁1618。《會要》文字有若干錯誤之處,據《要錄》校改。

[21] 《要錄》卷140,紹興十一年四月壬辰,頁2247

[22] 《要錄》卷140,紹興十一年四月乙未,頁2248

[23] 《要錄》卷140,紹興十一年五月辛丑,頁2250。其中淮東總領所,當時設置於韓世忠軍隊的駐紮地楚州(今江蘇省淮安市)。

[24] 〔宋〕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20007月)甲集卷11〈總領諸路財賦〉,頁226

[25] 〔宋〕熊克,《中興小紀》(清光緒十七年廣雅書局刊本,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1969年初版)卷29,紹興十一年五月辛丑,頁六下。

[26] 〔宋〕不著編人,《皇宋中興兩朝聖政》(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1967年台初版)卷27,紹興十一年五月辛丑,頁十下。〔元〕不著撰人,《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元刻本,1969年初版)卷21〈宋高宗六〉,頁五上。

[27] 《宋會要輯稿.職官》四一之四四、四六。

[28] 〔宋〕周應合修纂,《景定建康志》卷26〈官守志三‧總領所〉,頁一下至二上。

[29] 〔宋〕謝維新,《古今合璧事類備要》(明嘉靖丙辰年摹宋刻本,台北:新興書局影印,19713月),《後集》卷67〈監司門.總領〉,頁一上、下。〔元〕祝淵,《新編古今事文類聚(遺集)》(明萬曆甲辰金谿唐富春精校補遺重刻本,京都:中文出版社,198212月)卷12〈總領〉,頁十四上、下。〔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影印,198712月台一版)卷62〈職官考十六〉,頁561562。各書文字稍有異同,今依《通考》為準。

[30] 〔宋〕章如愚,《群書考索》(明正德戊辰年劉氏慎獨齋刻本,台北:新興書局影印,1971年),《後集》卷13,頁五上。

[31] 〔宋〕王應麟,《玉海》(台北:大化書局影印舊刻本,197712月),卷132〈官制.使〉,頁二十二上。

[32] 《宋史》卷二十四〈本紀二十四.高宗一〉,頁448

[33] 關於《要錄》「諸軍並聽節制」的記載,在本文初稿中原未進行討論,經王德毅教授、王曾瑜教授提醒其他史籍中記載為「諸軍不聽節制」,本文才對此一文字記載的差異作一討論。在此謹向王德毅教授、王曾瑜教授致謝。

[34] 王曾瑜稱之為「宋朝第二次杯酒釋兵權」,見王曾瑜,《岳飛和南宋前期政治與軍事研究》(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210月),頁216219

[35] 關於北宋收兵權的研究,代表作如聶崇岐〈論宋太祖之收兵權〉,收於聶崇岐,《宋史叢考》上冊(台北:華世出版社,198612月台一版)頁263282;柳立言〈「杯酒釋兵權」新說質疑〉,收於宋史座談會編,《宋史研究集》第22輯(台北:國立編譯館,19923月),頁120

[36] 《要錄》卷140,紹興十一年四月乙未,頁2248

[37] 關於「害韓」、「殺岳」二事,可參考黃寬重〈從害韓到殺岳-南宋收兵權的變奏〉,收於宋史座談會編,《宋史研究集》第22輯,頁113140

[38] 《要錄》卷140,紹興十一年五月丁未,頁2251

[39] 〔宋〕章穎,《宋南渡十將傳》(《叢書集成續編》影印芋園叢書本,台北:新文豐,1989年台一版)卷二,〈岳飛傳〉,頁五五下-五六上。

[40] 《要錄》卷141,紹興十一年七月壬寅,頁2261。所謂呂祉之戒,係指紹興七年劉光世罷兵柄,以王德為淮西都統制,酈瓊副之,並以文臣呂祉節制。因王德與酈瓊不和,呂祉處置無方,導致酈瓊率四萬人降偽齊劉豫,呂祉被殺。

[41] 章穎,《宋南渡十將傳》卷二,〈岳飛傳〉,頁五七上、下。

[42] 王曾瑜,《盡忠報國:岳飛新傳》(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3月),頁350

[43] 《盡忠報國:岳飛新傳》,頁349350

[44] 王曾瑜,《荒淫無道宋高宗》(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1月),頁290

[45] 《盡忠報國:岳飛新傳》,頁350,註1

[46] 《荒淫無道宋高宗》,頁290,註3;《盡忠報國:岳飛新傳》,頁350,註4

[47] 《岳飛和南宋前期政治與軍事研究》,頁222,註4

[48] 〔宋〕王明清,《揮麈錄》(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8月),《餘話》卷二,頁244247

[49] 《要錄》卷140,紹興十一年六月壬申,頁2255

[50] 《要錄》卷141,紹興十一年八月己卯,頁2269

[51] 《要錄》卷141,紹興十一年九月癸卯,頁2271

[52] 《要錄》卷141,紹興十一年九月癸卯,頁22712272。王明清,《揮麈錄.後錄》卷十一,頁169

[53] 《要錄》卷141,紹興十一年九月癸卯,頁2272

[54] 〔宋〕岳珂撰,王曾瑜校注,《金佗稡編》(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卷8〈行實編年〉,頁668,註3

[55] 〔宋〕孫覿,《鴻慶居士文集》(叢書集成續編本,台北:新文豐,1989年台一版)卷37〈宋故左朝請大夫直秘閣林公墓志銘〉,頁十三下。

[56] 〔宋〕張擴,《東窗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影印,1986年)卷8〈戶部郎官林大聲特轉一官制〉,頁十一下。

[57] 《要錄》卷144,紹興十二年三月庚戌,頁2316

[58] 參見李之亮,《宋代路分長官通考》(成都:巴蜀書社,2003年),頁83。李之亮引用《夷堅甲志》卷20〈木先生〉記載:「汪致道叔詹,徽州黟人,紹興十八年,以司農少卿總領湖北財賦。」但李之亮卻將汪叔詹擔任湖廣總領的時間,記為紹興十六年至紹興十九年,不知何據?

[59] 〔宋〕汪直閣,〈宋左朝請大夫司農少卿主管台州崇道觀汪公叔詹行狀〉,收於〔明〕程敏政輯撰,《新安文獻志》(點校本,合肥:黃山書社,200412月)卷77,頁1890

[60] 王曾瑜,《宋朝兵制初探》,頁142

[61] 胡世將之卒,見《要錄》卷144,紹興十二年三月丙辰,頁2318。鄭剛中繼任川陝宣撫副使,見《要錄》卷145,紹興十二年五月甲午,頁2324

[62] 《要錄》卷151,紹興十四年三月丁卯,頁2428

[63] 《要錄》卷153,紹興十五年四月庚子,頁2470

[64] 《要錄》卷154,紹興十五年十月庚子,頁24882489

[65] 《要錄》卷154,紹興十五年十一月庚申,頁2492

[66] 《要錄》卷154,紹興十五年十一月庚申,頁2492

[67] 《要錄》卷156,紹興十七年二月乙未,頁25242525

[68] 《要錄》卷156,紹興十七年七月甲戌,頁2535

[69] 《要錄》卷156,紹興十七年七月庚辰,頁2535

[70] 〔宋〕何耕,〈宋故資政殿學士鄭公墓誌銘〉,收於〔宋〕鄭剛中,《北山文集》(《叢書集成新編》本,台北:新文豐,1985年)卷末,頁382。何耕的墓誌銘中,將鄭剛中被罷宣撫副使的時間誤為紹興十九年。

[71] 《要錄》卷157,紹興十八年五月甲申,頁2558;《宋史》卷30〈高宗紀七〉,頁568。至高宗紹興三十一年時,因金海陵王南侵,始復置四川宣撫司,以吳璘為宣撫使,見《宋史》卷32〈高宗紀九〉,頁600

[72] 〔日〕寺地遵著,劉靜貞、李今芸譯,《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台北:稻禾出版社,19957月),頁276278

[73] 〔日〕山內正博,〈南宋總領所設置する一考察〉,收於《史學雜誌》6412號(1955),頁82


2011-05-23 10:3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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