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地方行政中的文書勾追:從“匣”談起*

                     邓小南
文章点击:

對於唐宋時期的地方行政,有關賦役、刑獄制度及其實施,學界已經有不少討論;也有學者自剖析文書形式入手,“為我們了解上傳下達的公文傳遞以及地方行政提供了鮮活的例證”[1]。本文關注南宋地方官府的文書傳遞與賦役、刑獄“勾追”方式,擬以文書專遞的“匣”作為窺豹之“管”,希望窺得當時地方日常事務治理的措置途徑之一斑

 

一、    “匣”與其他:重在文書傳遞背景下的觀察

 

(一)選題緣起

 

    2006年底,我在臺灣新竹清華大學客座期間,正逢日本《名公書判清明集》讀書會大澤正昭教授等諸位學界同仁到臺灣大學訪問,介紹研讀該書的經驗與心得。承蒙陳弱水教授邀約,我也有機會參與分享,受到深刻的啟發。

    會前,日本同行以一貫的嚴謹態度,整理出《清明集》判語中的一些疑難點。會議期間,梁庚堯、黃寬重、方震華教授等與會者進行了認真的專場討論,其中我回應了有關“匣”的問題。在會後刊印的《〈名公書判清明集·官吏門〉譯注稿》中,針對“黑匣”一詞的解釋,今泉牧子女士引述《黃氏日鈔》和《州縣提綱》中的文字,寫下這樣一段話:

        “黑匣”未詳。目前存在“錫匣”“綠匣”等類似的史料,……錫匣,在《人品》[筆者按:指《〈名公書判清明集·人品門〉譯注稿》](上)一四的注5中推測是“放入逮捕命令等文書類別的錫制的箱子”。……根據以上情形,“匣”依據其顏色與材質區分其重要程度。

由此,我想到應該寫這樣一篇文章,在目前認識的基础上,繼續稽索相關史實、討論相關問題,並就教於各位先生。

 

          (二)淺說“匣”[2]:謹密收藏與專遞遣發

 

“匣”,所謂“匱之小者”,是用以裝盛器物的容具。其用途、其意義,人們都不會陌生。隋至唐前期,虞世南《北堂書鈔》、歐陽詢《藝文類聚》、徐堅《初學記》等類書中記載的“匣”,可謂形形色色。就其材質而言,有素木者,亦多玉匣、銀匣、銅匣、漆匣、玳瑁匣、琉璃匣;寶貴者,甚至雕金綴翠。就內容物而言,大約盛納印綬、寶劍、美玦、明鏡、首飾之屬,或是長期保存墨蹟手澤等珍惜之物。宋代的文獻中,經常提及在鄭重儀式上或平日保藏中,以“匣”承奉祭祀典禮祝文、天地祖宗版位、玉牒實錄會要、璽印及諸類珍貴器物。此外,匣(“柙”)亦可能與囚籠相關,不僅某些有關蛟龍虎兕的故事傳說提及藏納之“匣”;禁繫囚徒的籠具,也會稱之為“匣”。用于囚禁生靈的此類匣具,不在本文關注的範圍之中。

在有些場合下,“匣”會用來裝載要密檔案、官方文書。凡屬強調“匣”的場合,大多著重於其嚴緊密閉的性能。《舊唐書》卷八八《陸元方傳》說:

(元方)又有書一匣,常自緘封,家人莫有見者。及卒,視之,乃前後敕書。其慎密如此。

《太平廣記》卷四九三引述《御史台記》,則是說:“(陸元方)先所奏進狀章,緘於函中,子弟未嘗見。”記載雖然不盡相同,但無論詔敕或是狀章,以函匣仔細封存,都是為了謹密收藏。

北宋太平興國(976--984)年間,太宗將核計內藏財貨的牙錢“匣而置之御

閤,以參驗帳籍中定數”。南宋類書《群書會元截江網》稱之為“牙錢匣藏,驗定數,防滲漏也”[3],點破了皇帝以“匣”裝置的用意。神宗在熙寧(1068--1077)時曾與臣僚提及此事,認為此係“帳籍關防之法”[4]

真宗朝的名臣田錫,方正骨鯁,以直諫見稱。仁宗曾經對翰林學士彭乘說:

“田錫好言事。其章疏一漆匣,先帝嘗自收之,今尚在。”[5] 章疏被皇帝聚集收置,以漆匣專門儲存,無疑是進言者的榮耀;而出自君王口中的這種宣示,顯然是著意表達對於納諫的特別重視。天聖(1023--1032)年間,將登聞鼓檢院的匭函改作檢匣,“凡言大事、朝政闕失,或訴冤未辨者,悉令投檢匣以進”[6]除表示看重外,其寄寓帝王權威及嚴防漏泄的內在功用都一仍舊貫。

宋代史料中與官方印信、文書相關的“匣”之使用,通常貫徹著“立法防嚴之意”[7]。中央部門審會公文時,可能“用匣實封”[8],也就是說,除去折角、皂囊等密閉封裝方式之外,在需要往復傳遞時,也會以匣作為 “實封”的容器。南宋孝宗淳熙1174--1189末年,據周必大記載,內廷(東宮)與宰執間的文字往來,也是“用匣子封回”[9]

官方文書傳送時以匣作為封裝容具,目前所見史料,多在南宋時期。從諸多例證中我們看到,作為文書遞送用具的匣,其使用關係著特定的傳遞方式。首先,是區別於一般傳送方式的“專遞”。《宋會要輯稿·方域》“急遞鋪”引《續宋會要》,記載了淳熙年間的刑部侍郎賈選對於需要勘會的獄案文字之傳遞方式的建議:

(淳熙八年)七月四日,刑部侍郎賈選言:“乞自今刑寺駁勘取會獄案文字,令進奏院置綠匣,排列字號、月日、地里,當官發放,所至鋪分即時抽摘單傳。承受官司亦令遵依條限,具所會並施行因依,實書到發日時,用元發匣回報。”從之。[10]

這條材料在《宋會要輯稿》的“職官”“方域”等不同門類中凡四度出現。文字有些微不同,但對於所至鋪分將承納文字的綠匣“抽摘單傳”的要求,則明確無異,綠匣特別單遞的作用顯露無遺。寕宗開禧元年(1205)正月,以宰相兼任國用使,商討措置之後,中書門下省進呈了一系列有關國用事項的具體安排,其中說道:

逐時行下外路官司關會帳目文字,從本司開拆司封角,打號上簿,並經由都進奏院承領,照上所批,用皮筒黑匣專遞遣發。[11]

這裏更直接指出,某些重要文字需要入筒匣“專遞遣發”。嘉定十年(1217)四月,朝廷下令諸軍帥差置擺鋪軍兵,“專一往來接連傳送樞密院發下軍期紅字黑牌遞匣並軍中申發緊要文字”[12],以解決機速文件的傳遞效率問題。上述各類文件的性質、頒出部門、承辦機構不同,匣體顏色也不同;所謂“單傳”、“專遞”,有的由都進奏院承領遣發,有的由樞密院發至擺鋪,高下層次及緊要程度各異。但總的來說,都是強調專一傳遞。

    其次,用匣傳遞的公文,多屬急遞。上引淳熙八年賈選的建議,是針對急遞鋪的要求;淳熙十年詔令,更是應對“軍期機速事件往來報應,務在疾急”的措施。

地方路分、州郡、縣邑、鄉村之間遞送的官方文字,為避免遺失漏泄,也會用匣專送。《宋會要輯稿·職官》四七之三○,紹興二十一年(1151)十月二十八日條載:

宰執進呈右宣教郎、守大理正張嶬奏,乞應州郡常程文字並用木匣實封,令遞鋪或祗候典轉送下縣,縣復責令承帖人付鄉村。

這一建議是否得到全面實施尚難確認,但從目前材料來看,南宋地方的政令傳佈、文案運轉,確實經常以匣封遞(討論詳見下文)。

大體上說,宋代政務運行中,各類匣子經常用於放置保存官方文件:或封緘收藏,或存檔備查,或分類收納,以便集中處理。也往往用於傳遞文書:或在內廷外廷之間,或在政府部門之間;或溝通中央與地方,或聯結監司與州縣。在“公移猥甚”的背景下,文件文書因其“匣裝”而突出於堆積的案牘之中,容易首先得到關注、處置。而匣體通常也會以塗刷漆色的不同,來標誌所出部門乃至高下要重等級。

 

           (三)盝、箱、櫥、袋及其它

 

地方官府對於官方文書的存儲收納及傳遞過程中,功用類似於匣的,還有盝、箱、櫥與袋等等。

盝,即所謂“匣櫝之小者”,通常是指多重套裝的容器,例如小型的妝具等;盛裝書啟信函也會用盝。《朱子語類》卷三九“先進于禮樂章”中,有朱熹對弟子們批評官場奢華風習的一段話,說是:

如今日事都恁地侈靡。某在南康時,通上位書啟,只把紙封,後來做書盝,如今盡用紫羅背,盝內用真紅。事事都如此,如何合殺?

   盝子有時會加以裝飾雕琢,裏層可能有內襯鋪墊,顯得講究,襯托出對於內容物的重視;由於體積較小,亦易於遞送。一些重要的文字材料,往往選擇以盝子傳遞。像南宋嚴州淳安的課社,每月考校所用試卷,是用盝子發送[13]。吳泳所作《嘉紹本議》,繕寫之後,也是將三冊納入一盝,奉表進呈[14]

在文書分納、事類歸一的意義上,箱、櫥(廚)都與匣有類似的功用,唯體積較大,容量略多,內部或可分格存儲。北宋後期長期擔任縣邑長官的李元弼,熟稔于地方行政事務,在《作邑自箴》一書中,他詳悉介紹了各類行政經驗。其中提及,縣事繁雜處,詞狀文案應予分類置放在標記不同的箱內,以便分別處理,避免積滯:

縣事多處,詞狀限辰時前,着到限巳時前,繳跋、再限之類限午時前。仍置四大箱,箱額釘牌子,曰“詞狀”,曰“着到”,曰“繳跋”,曰“再限、過時”收之。如此則無積下公事。緊切者不在此限。[15] 

每天早晨,“諸案簿書於兩廊各於箱內排備”[16],不同案司的佐官依次逐一處理,簽押備案。每日經手處理的事件,逐項填入“公事單子”,“逐日晚揭下,連粘押縫,以青夾紬袋子封收入宅”。十天半月則“家中以櫃封鎖,事未了者,檢舉行遣”[17]。他所說到的箱、袋、櫃,都是便於密封且適宜暫時或長久分類存儲文件檔案的容具。

    南宋中期,朱熹曾向學生介紹自己應對繁劇文案的治事經驗,他說:

某在漳州,豐憲送下狀如雨。初亦為隨手斷幾件,後覺多了,恐被他壓倒了,於是措置幾隻廚子在廳上分了頭項。送下訟來,即與上簿。合索案底,自入一廚;人案已足底,自入一廚。一日集諸同官,各分幾件去定奪。只於廳兩邊設幙位,令逐項敘來歷。未後擬判。[18]

這裏所說的“廚”(櫥,廚子),其功用不僅在於保存,更在於分門別類。櫥子既然頭項分明,裝儲的內容也就經過了初步分類,立項整理,從而為“集諸同官,各分幾件去定奪”提供了可行的基礎。

    除去李元弼提到收裝文件的“青夾紬袋子”之外,宋代的地方官員筆下經常提到“紫袋”。淳熙(1174—1189)年間,任職浙東提舉的朱熹,得知紹興府界內累有飛蝗入境,於是親自前往視察,一面組織打撲,一面向尚書省彙報。為反映情況的嚴重緊急,他在呈遞申省狀的同時,將大小兩色蝗蟲“各用紫袋盛貯”,隨狀上報[19]。曾在吳獵幕府的黃榦,回顧吳獵在荆南的治事方式,說:

    吳之在荊南也,外而幕府十餘人,內則士友十餘人,賓客之往來者不絕於賓謁。每旦出見客,投獻利害者以大紫袋負之以歸……即送之書院,書院之士友參考之;幕府之議論,士友亦得與聞。飯後凡遇晚,士友及幕府各以所見來告,上下其議論而求其當,然後從而行之。[20]

這裏的“大紫袋”,用來負載賓客投獻的利害文字,也是表示專用且重視之意。

    紫袋更多地用於裝儲傳遞文案簿曆,類似于匣,作為專遞的容器。胡太初在其《晝簾緒論·事上篇》中強調了諸縣與路、州溝通的重要性指出情苟不通,事無可集”;他因而建議:

仍乞給紫袋曆二道絡繹往來彼此咸慎(?)書之庶幾事情無有不達而文移之督促可省也。[21]

他所說的“曆”,應該是指放置在紫袋之中的簿曆。需要上下溝通的主要事目等,俱書於曆,簡明扼要,省去逐事文移之煩。簿曆上報下達來去循環,而紫袋則便於往返發送。南宋末年,文天祥在談及州縣關係時,也曾說,“縣之於郡,往往勢分隔絕,若專靠公文行移,必有輾轉遲滯之患”,他提出的對應之策是:

每縣各給以數紫袋,置循環曆其中,使諸宰有所申明,只於曆中絡繹禀請,從書表司徑達。君侯隨手應答,如回朋友書信,使為宰者得依時禀承,其中便減吏奸八九分。且閭里細微得常達于黃堂之前,物來事至無不曲當,是則布宣德意之一大捷法也。[22]

看來,以紫袋和循環曆傳遞資訊的做法,與平常行用的公文行移方式不同,避免文書經過吏手、逐級迂回輾轉,而得以相對便捷直達,內容也可能比較實在親切。

在不同路分之間,也有紫袋及循環曆的往還。為防止漏泄,保證傳遞效率与安全,可能“以紫袋從郵置往來”[23]。紫袋不僅傳遞於縣宰郡守及諸路之間,也用於基層。黃震曾經說到吉州的做法,是“縣給里正紫袋,使往來”[24]

以囊袋封裝文書的做法,由來已久。戴埴《鼠璞》卷下《封章》條說:                 

俗謂章奏為嚢封,本於漢。凡章奏皆啟封,至言密事不敢宣洩,則用皂嚢重封以進,若州縣之紫袋

紫袋大約像“青夾紬袋子”一樣,應該是有夾層的。其益處在於得以“重封”,其中裝載著往復遞送於路分州縣到鄉里的公務文書,便於地方層級間的直接溝通,且使得相關公事“吏不得高下其手”[25]

   

二、困境與應對:南宋地方事務的運行及督催

          

    郡縣行政長官的職責,通常被宣佈為“興行教化”。朱熹知漳州時,特別強調說,“郡守以承流宣化為職,不以簿書財計獄訟為事”[26]。而事實上,所有擔任地方官員者都心知肚明,其不容忽視的職事要務,正在於期會簿書、斷獄聽訟。這些觸摸可及的績效,是支撐帝國日常運行與穩定的基礎,也是職事評鑒的硬性指標。存世的南宋文集中,保留著許多任職地方者進呈的章奏、申狀,頒佈的曉諭榜文,上下左右溝通的書啟,友朋之間往來的信劄,這些材料使我們感受到地方官員所承負的沉重壓力,觀察到他們擺脫困境的掙扎。

   

(一)行移與報應

 

宋代從中央到地方,路分乃至州縣,政令頒行和諸多事項的推動催促,通常都是通過文書行移。收到文移的被督促方,應該盡速予以回報,亦即“報應”。所謂“簿書紛糾,行移報應”[27],說的正是這類情形。

廣義上講,宋代的官方行移文書,都可以稱之為“公移”。公移類型很多,僅收錄在《晦庵集》中的朱熹知南康軍和任浙東提舉期間之“公移”,即分為上行、平行、下行等類別。其中的“行下”文書,有針對州縣事務者,有直達鄉里基層組織者,亦有面向民庶百姓者;其類型則有榜文、牒文、曉諭(曉示、勸諭)、約束、事目、示俗、揭示、移文、施行、戒約、禁戢等等[28]。這些文書,有經人吏遞送者,也有出榜通衢或張貼書寫於粉壁者。樓鑰也曾說到,地方官員佈告命令時,可能“以公移鏤版遍滿山谷”[29]

書行移之往還繁複,傳遞速率之淹速不一,是行政體系運轉中極為突出的問題。就朝廷與地方的關係而言,如華岳所說,是“省部倦於行移,而州縣視為常度”[30]。從州縣關係的角度來看,如南宋後期任職於南劍州的徐元傑所說,“州之於縣脈絡相關”[31]而州郡向屬縣催督,也是倚靠文書行移。從正倅長官到僚屬、胥吏,往往是

日晡齋閤響鈴絛,鞅掌文書尚坐曹;

吏困行移愁脫腕,侯勤剖決快揮毫。[32]

日復一日陷溺于文書行移事務之中。

一些地方官員,對於財計等政務不瞭解,處理繁劇不擅長,只會“據案牘行

移”[33]。有些官方行移公文,甚至純粹是為敷衍職事。北宋元符二年(1099)十一月,時任涇原路經略使的章楶,在其章奏中曾經氣憤地說:

陜西目今處處無不闕乏糧草,轉運司計亦無所出,惟是行移公文,指空畫空,郡縣差衙前往指定處般運,多是空回……[34]

除去此類匪夷所思的“指空畫空”之外,其他形式的以公文行移維持表面“運行”,實際制度“空轉”的狀況亦不罕見。在亟須措置的關鍵時刻,這種“行移劄牒為文具以塞白而已”[35]現象尤為突出。南宋初年,戰火過後的荆湖地區殘缺破敗,李綱以湖廣宣撫使兼知潭州,他曾經痛陳,鼎澧岳鄂等州百廢待興,而

本路監司往往憚於廵按逐州,只在遠處行移,致一路事無人協力與州縣料理。[36]

與財計匱乏相應而來的緊迫徵調,從中央到地方層層下壓。淳熙七年(1180)冬,周必大在寫給知秀州趙善仁的書信中批評說:“徽婺旱暵如此,漕司與省劄日夜行移催督。”[37]朝省戶部及地方財政使職無視現實、不恤民情的這種狀況,正是當時的普遍現象。嘉定(1208—1224)末年,袁甫知婺州,為累年積欠動踰萬計的起發上供絹事,頭痛不已。一方面只得“督促諸邑,晝夜不停,追逮榜笞,紛然四出”;另一方面也明知“縣果何策乎?惟有重虐吾民耳”。面對這種“上下壅塞無由疏通”的情形,他在章奏中說:

臣每執筆行移,甚有慚色。[38]

表達了自己的深切不安。為支應公事,明知窮竭民力亦難應付,也不得不依例發文。南宋後期,以練達世務著稱的王邁,因下發諸縣催科行移,不由得感慨萬端,向郡衙同儕歎道:

        共乘別駕犯炎雲,入手文書費解紛。

搜見底嚢供北餫,作無面餅飽南軍。[39]

從錢穀催科到刑獄鞫訊,當時的一應公務,“事無大小,多始於縣”。正如陳宓所說:“繫民之休戚,莫如縣令。事繁而力不給,又縣令之通患也。”[40]上下應對,籌措艱難。這種狀況並非南宋所特有,北宋元豐(1078—1085)年間,黃庭堅知吉州太和縣,即曾抱怨說:            

公移猥甚叢生筍,訟牒紛如蜜分窠。

少得曲肱成夢蝶,不堪衙吏報鳴鼉。[41]

    縣司向鄕里民衆催稅,也靠行移督逼。南宋紹興(1131—1161)初年,居於福建家鄉的楊時,在寫給好友胡安國的信中,提及漕司州縣催納稅租,批評朝廷赦書與令文的矛盾,繼而說:

某衰朽杜門,不欲聞外事,因催稅者及門,見邑中行移如此,恐遠方利病,公所欲知,故輒及之。[42]

紹熙(1190—1194)年間,楊簡曾經說,當時的里正往往要應付“公移方急”的局面,“出入阡陌,奔走應辦,憂勞苦辛”[43]

 文書行移,多涉及具體事項,通常是行政督催的主要手段。地方事務運轉中,“置簿立期”、諸事立限十分關鍵[44]。行移速率的高低,行移對象的書面報應與現實施行,成為制度周流運轉的關鍵因素。來自條塊上司的千頭萬緒,統通彙聚為屬下部門的壓力。自文書角度來看,下級官屬報應不及時,成為普遍的現象;怠惰枝梧的窒礙,亦比比皆是:“視監司行移漫為文具”[45]行移催督亦無回報”[46],甚至“官司遞筒積而不拆”[47]在這種情形之下,新的行移方式在監司州郡等地方層級滾動出臺,各類督催手段交互並用。

   

(二)趣時便事”[48]的努力

 

南宋時,信牌、循環曆、匣、盝、紫袋,諸如此類,都是作為新的地方行移方式和督催手段而受到重視的。一些自軍機、驛遞等部門借用的經驗,一些本屬“一時措置,務以便事”[49]的做法,逐漸被吸收凝固,形成為地方政務中的規矩。

宋代的官箴書《州縣提綱》卷二《立限量緩急》條下,說到地方行政催辦事務時常用的“信牌”:

信牌之類不可常出,常出則人玩。惟上司綠匣追會及大辟強盜時出而用之。違者必懲,故人不敢慢,緩急可以辦事。 

所謂“信牌”(或曰“傳信牌”),通常是與特定文字同時發出,作為要切文件之憑信,也是傳送等級的標誌。這種強調,首先來自軍機事務。北宋真宗咸平(998—1003)年間,即曾以信牌用於軍中傳令:

 命漆木為牌,長六寸,闊三寸,腹背刻字,而中分之,置鑿枘,令可合。又穿二竅,容筆墨,其上施紙劄。每臨陣則分而持之,或傳令則署其言,而繫軍吏之頸,至彼合契,乃署而復命焉。[50]

仁宗康定(1040—1041)時,傳信牌之制一度被重申:

傳信牌,中為槽,藏筆墨紙。每臨陣傳命,主將書以報兵官,兵官復書事宜而還。[51]

不難看出,這一制度的實質意義在於命令的傳遞,在於軍機事務的“報”與“復”。宋代通常所見信牌,並不附帶紙筆,而僅僅作為命令的憑信。朝廷(御前、尚書省、樞密院)降付諸處的要切命令、軍期文字,依其緊急程度及傳遞速率要求,有不同漆色、文字的信牌,標誌不同的等第[52]信牌與官方文字並行,裝納二者的牌匣、牌筒,外觀明顯,辨識方便,按照要求應先次發遣,“摘出單遞,依限走轉”[53]。牌筒遞到處有專人記錄,“以片紙揭於牌筒書寫某月某時某刻入界”[54]。例如,對於黑漆紅字的“樞密院軍期急速文字牌”,“通判常切點檢,遇牌子經過,即具出界入界日時文狀,先次申樞密院”[55]

至少自北宋後期始,地方官府在公務督辦中表示事情要重時,亦會用到信牌。到元代,信牌廣泛用於賦稅督催等事務,“用信牌催辦一切公事”,成為各地普遍的情形[56]用以取代悍吏隳突的信牌,通常被認為是地方官員的“善政”:

均賦役而富室不得容其奸,嚴信牌而走卒不得肆其毒。[57]

公歴仕所至,必以均賦役為先。催科追逮,一用信牌。度其緩急而嚴為程限,民亦不敢違。村落之間不識有悍吏之叫囂突也。[58]

與信牌同時並用的,還有“匣”。匣在地方公務中的主要用途,是承載路分州郡政令及報應消息,用於上下信息流轉專遞。路分提刑司內掌管政令頒出、公文移遞事務的曹案即被稱作“匣司”[59]。南宋理宗時,提刑江東的蔡杭(久軒)曾經說:

匣司最是本司命令所出之地。[60]

此處所說的“命令”,亦即所謂“公移”,或勾追犯人,或催科賦役,通常針對性頗強。公移入匣,則是以容納器具來顯示其要切專門的意義。

《州縣提綱》中,有“綠匣追會”(按,“追會”指追查會證)的說法。朱熹知南康軍時,在約束鋪兵的公移中也曾說:

本軍蓋緣旱傷,遂置曆及黃旗、綠匣,急速前去兩縣,追會旱傷事件。[61]

黃旗為號令標幟,綠匣則是文移專遞的器具。這些都是急速事務的標識,規定有即時日限,需要著實批鑿于文曆之上;對於追查的結果,也須依限回報。朱熹知潭州時,仍然強調,所有“日逐所受入匣追索人案文字”,都要“責鋪兵依限走傳”[62]。這些無疑是地方行政效率的基本保證。

不同層級的地方官員,在相互溝通時,也常將函件入匣,以便直捷。寕宗朝曾知南康軍的陳宓,在寫給提刑章良肱(?)的文劄中就曾說:

領綠匣所朌親翰,……

亟此申聞,仍入綠匣,冀速徹聽。[63]

    袁桷在敍述其父袁洪事蹟時,說到他在兩浙轉運司幹辦公事期間,因與轉運使胡太初不合,遂請告歸里。胡某“亟怒,以綠匣檄還司署,曰:‘不即來,當議劾!’”[64]長官與屬官之間的往來信劄、文檄,多涉公務而非純粹私交。此類文書入匣,自上而下,便於專遞直達,且證明其急迫要重;自下而上,則意圖在於速徹聞聽。

度宗咸淳九年(1273)三月,剛到江西提刑任上的黃震,在其約束榜文中,說到“專人”(按指地方官府派出催督專項事務的人吏)騷擾民間之害,他解釋說:

大凡監司州郡非不知專人之害,良由散帖不應,故入牌筒[65];牌筒不應,故入匣子;黑匣不應,綠匣又不應,方怒而遣專人。不知其不應者,正由繳納有重費,罪本不在下也。

黃震繼而說到他兼權該路提舉時的經驗:

當職頃司,抽回人,具劄懇諭一路同官,各自置往回子四個;通判一州之回報,縣則縣總之回報。循環附遞,當而拆,還,繳費盡免。[66]

從黃震的敍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監司州郡督催事任時,“散帖牌筒--匣子(黑匣,綠匣)專人”依次發遣的過程。下級官司面對上司移文,往往無所回應。催辦方式逐步升級、層層加碼的背後,透露出上級官司對於“匣帖違限”[67]的焦躁與無奈。黃震以寬解的態度表示,由於繳納回應需要費用,因此“不應”的責任,並不在於基層。

    據黃震介紹,他兼任江西提舉時,曾經吩咐諸州主管官及五十六位知縣各自製造往回盝四個,盝面刻“某州某縣遞文字盝”,側面題“某月某日發,某月某日到”。主管官負責在州諸申狀入盝,知縣負責一縣諸申狀入盝。黃震說,

當職每日坐廳,盝到,當面投下,即時當面遣報,以期彼此相安無事。

他並且表示,“本司將於報應之遲速占人才焉”[68]這一經驗中推廣的所謂“往回盝子”,如前所述,就是規格較小的匣。盝子與匣子,都是上下移文的容器,在層級間往復,司屬間循環。這其實不過是以“新招”振舉“舊政”,以圖激勵事任承辦機構主管負責,及時報應。

    早在理宗景定(1260—1264)年間,在提領鎮江轉般倉分司任內的黃震,就曾向本路提刑趙與訔提出類似建議:

某檢照近準使台發下文字,動踰旬日方到。緣是散遞鋪兵類聚方傳,以致停滯。今欲權造循環匣兩隻,責令遞兵專一傳報轉般倉分司常行文字,庶可報應及時。[69]

黃震這種辦法,實際上是自理宗時曾任浙西提刑的孫子秀處學來:

(子秀)再為提點刑獄,思之愈精,則又創循環總匣:屬各州主管官,凡州之管內諸司報應皆併入匣,一日一遣以來;本司之公移,則又總實於匣以往。每晡時坐衙,八郡之遞兵旗鈴雜遝,各以總匣至,而事無小大纖悉具是,並賷抱者亦免矣。公之在浙西稱明監司,此最為要法。[70]

創置總匣以周轉循環,公移、報應文字皆入其中,載體簡便,資料集中,發遣容易,亦便於稽核。

咸淳(1265—1274)後期,文天祥任湖南提刑,他意識到,在通報地方緊迫事務的文書中,

公移失幾密,私櫝近文貌,求其脈絡貫穿、報應迅速,莫若循環曆為便。[71]

    像紫袋、信牌、匣之類,都是用來裝載循環曆、格眼[72]公事、追辦文牒等急迫事務、要切文書,而且通常是用來取代容易騷擾民間的“專人”的。原則上講,“非刑獄追會之事,筒匣又不可輕遣”[73]黃震提領鎮江轉般倉分司時,曾經提醒上司說:

每見前政文移到倉殆無虛日,每一牌匣差人齎抱,費從何來?……應干文移,無輕遣專人齎匣。[74]

但在南宋後期,地方蕭索凋敝,催科急如星火,咸淳年間知嵊縣的陳著曾經說,為了應付使府督責,

端公專卒,銀牌紫袋,散星而下,空一縣之吏追去,猶以為未足。[75]

事實上是“牌匣專人紛然四出”,滿州縣[76],諸般催徵手段並用兼行。

 

          (三)“匣追”:南宋的專案勾追

 

所謂“勾追”,在宋代主要出現於兩類情形:一是指地方賦稅事務的追討執行[77],一是指涉及刑獄事件的追捕[78]

與前者相關,對於歷年帳目的磨勘核對、鉤稽考索,會稱為“勾追照驗”;稅務過期催征,即是“勾追催稅”,通常要靠強制推行地方上各類“勾追取勘諸般官司綰繫不了事件”[79],歷來是令官員們頭疼之事。地方財賦及商稅等項事務中,壓榨催逼實為常態,歷來有許多“無名收稅,非理勾追”[80];能够做到“百姓納稅不勾追”[81]者,頗為鮮見。北宋末年,李元弼在其《作邑自箴》中,諄諄提醒知縣事的地方官員們,針對不同事項應該及時出榜,告諭民庶。其中,有涉及“夏秋稅起催”的榜文,要求“勾耆長當廳丁寕指揮,給付此牓”。榜文充滿了曉諭利害的告誡之語,勸誘百姓們說:稅物終須要納若候官中勾追已是過時,猝難辦集,轉見費力。[82]

在刑獄案件方面,傳喚證對、督拿拘捕相關人等到案,都稱為“勾追”。朱熹在彈劾唐仲友的奏狀中,指責他藏匿偽造官會者蔣輝,並說:“臣昨令本州通判勾追,乃就州治後門捉到蔣輝。”[83]各類獄案中,勾追證的情形十分普遍[84]有些地方官司操辦的專案,也會特令勾追。

總體上講,勾追受到一定的權限制約。尤其是牽涉職能部門及官僚身份者,根據蘇轍的說法,會有“申勾”(申禀上司,獲得允准方能勾追)、“直勾”(直行勾追)等區別[85]。而在地方官府面對基層民庶之際,往往有反復無盡的勾追,造成的騷擾枝蔓、禁繫淹延,在當時帶來嚴重的社會政治弊端。

 從現有材料中看,南宋中後期的地方勾追事務,時而稱作“入匣追索”、入匣催追”或“匣追”。這使我們注意到,當時常用的勾追催辦方式,是以追討文移入於“匣”中,發遣督辦。所謂“匣”,正予人以專事(專案)專辦的印象。

    南宋中期虞儔所做《觸事》詩,讓我們看到“匣”與賦稅催科的關係,看到匣追公事對於地方的紛擾:

綠匣何煩至,黃衣尚有云。催科寧是拙,稼穡亦良勤。

當念溝中瘠,難專柱後文。誰令公喜怒,雁鶩政紛紛。 [86]

    刑獄專案的文檔,會存入專匣;勾追案犯證佐的帖文,也置於匣內遣送。《名

公書判清明集》中,多處提及“入匣”、“匣帖”、“匣追”等,例如:

斷訖,併入匣,帖通城縣追黃漢龍赴司,拆案勘斷。[87]

       匣帖弋陽,追上方千七勘問。[88]

所是匣追姪其毅等,乞行免追。[89]

凡此種種,都涉及到當時通行的斷案勾追方式。

下層向上司申繳報應牌匣,皆需費用。劉克莊在彈劾信州守臣虞曾的文字中說,他曾瞭解過弋陽貴溪二縣的“辦繳牌匣事例錢”:

    會其簿,見得貴溪自今年正至九(月),計支過申繳牌匣官會八萬二千九十貫;弋陽自今年四月至七月,共支過申繳牌匣並本州吏卒事例錢七萬六千六百六十三貫。皆在解發經常之外,並是以催到二稅,那移供應。蓋賂一專人則千緡,繳一銀牌則三百二十千,青袋則二百一十千,紫袋則一百五十千,朱匣則二百五十千,又有銅限、歷限,色目不一,皆有定價。來如風雨,一刻不可違,一文不可欠。[90]

牌匣之費,本來就是基層部門的沉重負擔;加以上級主管官員動輒發遣牌匣,甚至借機盤剝,使得“牌匣之費多於經常(費用)”。黃震也曾說,“本司牌匣之費,聞近百千;分司牌匣之費,過八百千”[91]。也正因為如此,“近年諸司事無大小皆是遣匣,一日之間駢至者以十數” [92],使基層不堪應對。附著於溝通手段之上的不菲費用,成為日常溝通過程中的突出障礙。

 

    (四)諸匣色目:未了問題

 

地方事務中常用的匣,就材質而言,有木質,有錫材。前引《宋會要輯稿·職官》四七《判知州府軍監》,載紹興二十一年(1151)十月張嶬奏,“乞應州郡常程文字並用木匣實封”,轉送下縣乃至鄉村[93]。而從《清明集》中南宋後期的資料來看,地方官司運轉的匣,似乎常見錫制。像理宗朝曾任江東提刑的蔡杭所判數案,皆明確稱為“錫匣”。例如,該書卷一《追請具析巡檢》條,“入錫匣,牒州追請趙忠翊赴司具析,限一日”[94]的說法;卷二《貪酷》條“入錫匣,限兩日申”[95]及同卷《對移縣丞》條“追請縣丞赴司,限一日,錫匣”[96]的指令;又如卷十一《違法害民》條說“本司錫匣累行追逮”[97],《慢令》條稱“以錫匣,限一日追至”[98],《受贓》條“本司入錫匣追赴台治”[99],云云。以錫制匣,應該是取其易塑型、易塗漆、耐用而易保存的特質。

     匣具表面漆有不同顏色,常見的有黑匣、綠匣、朱匣等。設置匣具既然是為標誌其特殊性及所載文牘的專送意義,顏色必定相對醒目。不同的色別,寓有不同頒發司署或不同急迫等第的含義。同色的匣具,也可能有不同類別。像黑匣,有自尚書省發出者,也有路分官司掌握者。

     寕宗嘉泰(1201—1204)開禧(1205—1207)之際,朝廷設國用司,以宰相兼領。如前所述,該司行下諸路官司的“關會帳目文字”,是“用皮筒黑匣專遞遣發”的[100]。曹彥約在談到開禧年間的邊事時,曾經議及當時朝廷對於地方建議的重視:

上而宣司招司之所施行,次而安撫制置節制之所禀請,下至於一郡一將有所獻議,莫不報以庚牌,傳以黒匣。[101] 

嘉定(1208—1224)末年,知南康軍陳宓引病請辭漳州任:

某於十月三日祗領省劄,當於次日再請,申繳回黑匣去訖。[102]

這些“黑匣”,都應該是指用於朝廷與地方官員之間直接溝通音訊的專遞器具。

《名公書判清明集》說到的“黑匣”,則屬於另外的類別。該書卷一《官吏門》“呈知縣腳色”條,提刑蔡杭申斥說:

七月二十七日行下狀詞,今已半年,更無回申,可見縣道廢弛。呈知縣腳色,先入黑匣,追承吏,一日。[103]

同書卷二《官吏門》“贓汙”條,蔡杭斥責一黃姓權主簿者,說“何物小子,贓汙狼藉”,令“入黑匣,牒鄭通判”。[104]這裏所說“黑匣”,裝貯的是路分官司(提刑司)立案追查的內容。前引黃震江西提刑司交割到任日《鏤榜約束》所說“大凡監司州郡非不知專人之害,良由散帖不應,故入牌筒;牌筒不應,故入匣子;黑匣不應,綠匣又不應,方怒而遣專人”[105],其中的黑匣、綠匣,都是指路分、州郡勾追基層事務時,遣送移文的器具。

    南宋地方事務中常用的黑匣、綠匣、朱匣,不同色彩應是寓有司屬背景和遞送等級的區分。但其具體確切的含義,尚待進一步追索釐清。

                           

三、餘語

 

北宋仁宗年間,翰林學士劉敞曾經分析宋制與唐制的不同,稱:“本朝隨事建官取便事而已。”[106]以事任為關注中心,制度設計乃至運轉皆以“便事”為首要目標,確實是宋代設官分職的基本思路。這種路數,這種方式,同樣貫穿在宋代地方政治的方方面面。

面對繁複冗雜的諸多事務,從宋廷到地方的應對辦法,大體上是如蘇頌所說,“欲以有司之文而盡天下之務”[107]。就地方而言,“獄訟、帳目遣發甚繁”[108]。日常有“公事單子”,溝通需上下文字,行政事務靠公移,勸導民庶有榜諭。而賦稅催征、詞訟勘驗、盜賊拘捕,推動施行常憑文移勾追。這些事務被視為地方綱紀所在,靠強制施行,有催督日限。而“匣”正是文書移遞、專案催辦的標誌性工具。

以文書事務中的“匣”作為具體而微的切入點,藉以觀察南宋地方政務的運行情形,看到的並非上下和諧其樂融融的社會場景。相反地,我們觀察到日常公務“文移太繁”[109]加以出自地方官府的“非泛行移”,使得“牌匣絡繹,專卒旁午,驅迫州縣,騷動閭里,雖雞犬亦不得其寧”[110];我們注意到當時地方政治的窘困,看到地方官員(其中尚以國計民生為念者)在體制中的掙扎與努力,也感覺到底層民眾在勾追逼迫下的無告無奈。

制度作為辦事規程與行動準則,其創行總是出於人事,迫於壓力。集權體制下的地方行政制度,顯然服務於政權的需求,是特定利益的體現;其制度創設主旨,往往惟上是從;現實中的周折或碰壁,則可能導致整體目標下的方式調整。與此同時,我們也觀察到,宋代地方政務文書的傳遞往復與錢穀刑獄事務的勾追方式之不斷層疊出新,是出於應對行政壓力的需要,也是經歷著艱難漫長而無止境的“建設”過程。一方面,制度是“做法”的陸續固化與凝結,其實施方式不斷分化不斷豐富,前修未密,後出轉精;其運行,並非簡單的“生老病死”單綫循環遞進過程。新的方式與準則,往往是在原有基礎上產生,在既有規則上加碼,是因緣舊制予以增損[111];新做法可能取代原方式,也可能與其並用兼行。而另一方面,制度的有效性本基於其合理恰當的立意及切實嚴肅的施行,如若常規運行滞緩失效,僅憑層疊加碼花樣翻新,“邊際效應”勢必遞減,實難以解決根本性問題。

 

本文原载《张广达先生80寿诞论文集》,台湾:新文丰出版社,2010年。

 



*本文撰寫過程中,在資料搜集與補充查核方面,得到日本早稻田大學小林隆道博士、臺灣中研院史語所博士後張婓儀以及北京大學博士生秦克宏許多幫助,謹致謝忱。

[1] 吳麗娛《從敦煌吐魯番文書看唐代地方機構行用的狀》,載《中華文史論叢》20102期,98頁。

[2] 對於古代器物的研究,是既古老又新鮮的學術門類。本文的討論視角,不涉及器物形態及設計過程、生產組織與方式等,亦不涉及器物本身寓含的文化傳統,與器物研究通常關注的重點不同。

[3] (宋)佚名《群書會元截江網》卷一〇,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4] 佚名《宋史全文》卷一一,熙寧二年春正月丁亥條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5] (宋)王應麟《玉海》卷九〇《器用》“田錫章疏匣”,南京:江蘇古籍、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影印本,1988年。

[6]  舊題曾鞏《隆平集》卷一《官司》,趙鐵寒主編《宋史資料萃編》第一輯,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

[7] (宋)趙昇著,王瑞來點校《朝野類要》卷三“牌印”,北京:中华書局點校本,2007年,76頁。

[8] (清)徐松輯《宋會要輯稿·職官》二七之二八,北京:中华書局本影印本,1957年。

[9] (宋)周必大《文忠集》卷一七二《思陵錄上》,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10] 《宋會要輯稿·方域》一一之二九。

[11] 《宋會要輯稿·職官》六之二五。

[12] 《宋會要輯稿·方域》一一之三九。

[13] (宋)方逢辰《蛟峰先生文集》卷一《與廟堂書》,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8年。

[14] (宋)吴泳《鶴林集》卷二二《繳進嘉紹本議狀》,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15] (宋)李元弼《作邑自箴》卷二《處事》,四部叢刊續編本

[16] 《作邑自箴》卷五《規矩》。

[17] 《作邑自箴》卷四《處事》。

[18] (宋)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卷一○六,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94年,26472648頁。

[19]  (宋)朱熹著,嚴佐之、劉永翔點校《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以下簡稱《晦庵集》)卷二一《發蝗蟲赴尚書省狀(七月)》,《朱子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948頁。

[20] (宋)黄榦《勉齋集》卷一一《與金陵制使李夢聞書》,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21]胡太初《晝簾緒論》,百川學海本。按:“慎”字原文作“御名”。

[22](宋)文天祥《文山集》卷五《與吉州繆知府元德》,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23]《文山集》卷一二《提刑節制司與安撫司平寇循環曆》。

[24](宋)黄震《黃氏日抄》卷九六《知吉州兼江西提舉大監麋公行狀》,台北:大化書局出版社影印本,1984年。

[25]《黃氏日抄》卷九六《知吉州兼江西提舉大監麋公行狀》。

[26]《朱子語類》卷一〇六《外任·漳州》,2645頁。

[27] (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以下簡稱《長編》)卷三八六,元祐元年八月己酉條,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9406

[28]《晦庵集》卷九九、一〇〇《公移》,45794642頁。《晦庵先生朱文公別集》(以下簡稱《晦庵別集》)卷九、一〇《公移》,《朱子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49985059頁。

[29] (宋)樓鑰《攻媿集》卷九侍御史左朝請大夫直秘閣致仕王公行狀》叢書集成初編本

[30] (宋)華岳著,馬君驊點校《翠微南征北征錄合集》卷一二《治安藥石》足兵便民之策四·勸募”,合肥:黃山書社出版社,1993年,258頁。

[31] (宋)徐元傑《楳埜集》卷九《與南劍五縣免上州公劄》,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32] (宋)王邁《臞軒集》卷一六《呈竹軒張史君》之二,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33] (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九三,紹興三十一年十月癸亥條,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34]《長編》卷五一八元符二年十一月辛未條12320頁。

[35] (宋)李綱《梁谿集》卷一一七《與秦相公第四書別幅(五月二十二日劍南州)》,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36]《梁谿集》卷七三《乞差楊晟惇充湖北路提刑奏狀》附“小貼子”。

[37] 《文忠集》卷一九三《趙秀州善仁》。

[38] (宋)袁甫《蒙齋集》卷二《知徽州奏便民五事狀》,叢書集成初編本。

[39]《臞軒集》卷一五《因發諸縣催科行移口占呈東倅》。

[40](宋)陳宓《復齋先生龍圖陳公文集》(以下簡稱《龍圖陳公文集》)卷六《安溪代人擬上殿劄》,宋集珍本叢刊,北京:線裝書局,2004年,第73冊。

[41] (宋)黃庭堅《山谷外集詩注》卷十《寄袁守廖獻卿》,叢書集成初編本。

[42](宋)楊時《龜山先生集》卷二十書五《答胡康侯》(十七),宋集珍本叢刊,第29冊。

[43](宋)楊簡《慈湖先生遺書》卷四《祭孫元禮尊人文》,叢書集成續編據民國四明叢書影印本,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 

[44] 《蒙齋集》卷一一《無倦序示江東幕屬《晝簾緒論·期限篇第一三稱縣邑事務其要莫先於立限之堅”,叢書集成編本。

[45] (宋)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一二《奏乞將知太平州當塗縣謝湯中罷斥主簿王長民鐫降狀》,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46] (宋)葉夢得《石林奏議》卷六《奏年計錢糧劄子》,續修四庫全書本。

[47] (宋)周麟之《海陵集》卷四《論華泉司弊劄子》,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48] (宋)呂惠卿《縣法序》見《皇朝文鑒》卷九〇四部叢刊初編本。

[49] (宋)晁補之《雞肋集》卷二九《慶州新修帥府記》,四部叢刊初編本。 

[50] 《長編》卷五五咸平六年十月戊寅條1215

[51] 陳均編許文藻等點校《皇朝編年綱目備要》卷一一康定元年十月條北京中華書局2006239頁。

[52] 例如金字牌、黑漆白粉牌、雌黃青字牌及黑漆紅字牌等。參見曹家齊《宋代文書傳遞制度述論》(鄧小南主編《政績考察與信息渠道》,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 351—353頁)。需要說明的是,新的信牌類型的出現,往往是伴隨整飭混亂稽滯的舊有傳遞制度而來。用於號令查驗及督催傳遞的黃旗等,也有此類作用。

[53]《宋會要輯稿·方域》一一之三四。

[54] 《宋會要輯稿·方域》一一之二六。

[55] 《宋會要輯稿·方域》一一之三四。

[56]  參見《元典章》卷一三《吏部)·公規·公事》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影印本1998(元)王惲《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八一《中堂事記四部叢刊初編本。

[57] (宋)胡炳文《雲峰集》卷三《送知州范朝列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8] (宋)黃溍《金華黃先生文集》卷二七《續稿》二四,四部叢刊初編本。

[59]  參見陳元朋:《名公書判清明集》卷一〇《人倫》門俾之無事”目下“匣追”條注釋,臺灣宋元官箴研讀會報告書1998年,53頁。

[60] (宋)佚名《名公書判清明集》(以下簡稱《清明集》)卷一一《人品門》“受贓”,中華書局標點本,1987,421頁。

[61] 《晦庵別集》卷九《公移》約束鋪兵5011

[62] 《晦庵集》卷一〇〇《約束榜》4632

[63] 《龍圖陳公文集》卷一二《與章都大提刑劄》。

[64] (宋)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三三《先大夫行述》四部叢刊初編本。

[65] 按,牌筒,四庫本原作“牌箇”,今據上海圖書館藏元後至元刻本改。

[66]《黃氏日抄》卷七九《(江西提刑司)交割到任日鏤榜約束》。

[67]《黃氏日抄》卷七九《(江西提舉司)免專人匣子公文》。

[68]《黃氏日抄》卷七九《(江西提舉司)免專人匣子公文》。

[69]《黃氏日抄》卷七二《申明·申提刑司乞造循環匣狀》。

[70] 《黃氏日抄》卷九六《安撫顯謨少卿孫公行狀》脫脫《宋史》卷四二四《孫子秀傳》中華書局點校本198512665。 

[71]《文山集》卷一二《提刑節制司與安撫司平寇循環曆》。

[72] 所謂“格眼”,指按照標準規格填報的簿曆、狀紙等。

[73] 《黃氏日抄》卷七二《申明·申提刑司乞造循環匣狀》。

[74]《黃氏日抄》卷七二《申明·申提刑司乞免專人並豁耗狀》。

[75] (宋)陳著《本堂集》卷七〇《嵊縣催科劄》,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76] 《黃氏日抄》卷七七《申明·申免茶鹽分司狀》,卷七九《公移·(江西提刑司)交割到任日鏤榜約束》。

[77] 有關宋代的賦税催徵,可參看日本學者草野靖《宋代以後における田税催徵法の變遷》,日本福岡大學《人文論叢》3222000年,1-45頁。

[78]有關宋代的縣級獄訟,劉馨珺《明鏡高懸:南宋縣衙的獄訟》,臺北:五南出版公司,2005

[79] 《慶元條法事類》卷五《選舉門·薦舉式》。

[80] (宋)蔡襄著,陳慶元等點校《蔡襄全集》卷一五《乞商稅院不用贓吏》,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389頁。

[81] (宋)孫逢吉《職官分紀》卷四二《知縣事·十奇》,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82]《作邑自箴》卷八《夏秋稅起催先出此牓》。

[83]《晦庵集》卷九《按唐仲友第四狀》852

[84] 參見劉馨珺《明鏡高懸:南宋縣衙的獄訟》第二章《受詞與追證》“追證的原則”,125—136頁。

[85] 《長編》卷三七七,元祐元年五月丁卯條9166-9169

[86] (宋)虞儔《尊白堂集》卷一《觸事》,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87] 《清明集》卷七《雙立母命之子與同宗之子·提舉判》,223頁。

[88] 《清明集》卷一四《禁約販生口》,550頁。

[89] 《清明集》卷一〇《俾之無事》,367頁。

[90]  (宋)劉克莊《後村集》卷七九《為弋陽知縣王庚應申省狀》四部叢刊初編本。

[91] 《黃氏日抄》卷七一《申明·提舉司差散本錢申乞省罷華亭分司狀》。

[92] 《黃氏日抄》卷八四《書·鍾運使》。

[93] 《宋會要輯稿·職官》四七之三○。

[94] 《清明集》卷一《追請具析巡檢》,22頁。

[95] 《清明集》卷二《貪酷》,50頁。

[96] 《清明集》卷二《對移縣丞》,56頁。

[97] 《清明集》卷一一《違法害民》,412頁。 

[98] 《清明集》卷一一《人品門》“慢令”,417頁。

[99] 《清明集》卷一一《人品門》“受贓”,421頁。

[100] 《宋會要輯稿·職官》六之二五。

[101] (宋)曹彥約《昌谷集》卷一二《上宣撫宇文尚書劄子》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102] 《龍圖陳公文集》卷六《嘉定甲申辭危漳州乞休致劄·第三劄》。

[103] 《清明集》卷一《官吏門》“呈知縣腳色”,21頁。

[104] 《清明集》卷二《官吏門》“贓汙”,52頁。

[105] 《黃氏日抄》卷七九江西提刑司交割到任日鏤榜約束》。

[106] (宋)劉攽《彭城集》卷三五《故朝散大夫給事中集賢院學士權判南京留司御史劉公行狀》,叢書集成初編本

[107] (宋)蘇頌著,王同策等点校《蘇魏公文集》卷一六《論省曹寺監法令繁密乞改從簡便》中華書局點校本,1988年,227頁。

[108] 《淳熙三山志》卷一三《版籍類》四,中華書局《宋元方志叢刊》本。

[109] 《黃氏日抄》卷七七《申明·申省乞免諸司委送》。

[110] 《黃氏日抄》卷七九《公移·(江西提刑司)詞訴約束》。

[111]參見包偉民:《宋代地方財政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313頁。


2012-02-04 18:18:38
    
责任编辑:梁建国    
 

    下一篇文章:无

  •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辽宋金元史学科主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