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之盟前的宋朝与女真关系

                     程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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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真与宋朝在北宋前三朝除了中间断交20余年外,长期有政治、经济交往,宋政府花费了不少本钱。交往的主线是贡赐贸易,女真带来马匹等土特产,宋朝以赏赐形式支付价钱,双方互惠互利。从宋仁宗朝开始,女真与宋朝联系断绝。在所有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中,宋朝将女真当做一个与高丽、西夏甚至辽国同等国家来对待的,并不以其远离中原和人少地小而轻视。在国际战略上,宋朝一直重视女真的地位,前期有赖于其马匹,后期看重其向背的举足轻重。正因为宋朝始终想将其拉拢并制约辽国,所以到了重和年间,一拍即合的“海上之盟”便顺理成章了。

关键词:女真;宋朝,外交关系;贡赐贸易

 

重和元年(1118)开始的宋金海上之盟,在历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此后的历史发生了出人意料的巨变:强劲崛起的金朝消灭了日益腐败的辽朝和北宋,历史格局大变。宋金关系的研究,无疑是复原、探讨这段历史的一个重要方面,而前此的宋朝与女真关系,则是其源流。再者,金朝建立前的女真族资料,多有赖于宋人的这些记载。本文不揣冒昧,试图描绘出这股涓涓细流的情形。

 

一、关系的建立与变化

 

女真是一个古老的民族,而且一直与中原保持着经济文化联系。宋朝建国不久,生活于松花江、黑龙江下游的女真人就主动来到开封,与宋朝建立了以经济为形式的政治联系。宋太祖建隆二年(961)八月,女真国遣使嗢突剌来贡名马。”[①]牵来名贵的马匹,贡献给新朝皇帝。这一外交行为不是某个商人的个人行为,而是“女真国”派来使者执行的政权行为。初次试探性拜访显然是成功的,因为我们发现,很快就开始了频繁接触。建隆三年正月庚辰(二十一日)“女真国遣使尺骨来修贡。”[②]三月丁丑(二十日),“女真遣使朝贡。”[③]两个月内两次朝贡,可谓殷勤,但也可能是不同部落的分别行为。

第二年,女真朝贡次数更多。乾德元年(963)正月,“女真国遣使来贡方物”。[④]八月癸巳(十四日)“女真国遣使来贡名马”。[⑤]紧接着我们在资料中看到了宋政府的反映,八月丁未(二十八日),宋太祖颁布诏令:“蠲登州沙门岛居民租赋,令专治舟渡女真所贡马。”[⑥]更详细的记载如下:

(建隆)四年(即乾德元年)八月,诏曰:“登州沙(门)岛土居人户深在海峤,皆出王租。比闻自备舟船,般载女真鞍马。眷言劳役,宜示矜蠲。应所纳夏税曲钱及沿纳泛配诸杂物色并州县差徭,今后并与放免。其渡马回般上木植,自前州司多令抽纳,亦并除之。”[⑦]

诏令表明,宋政府对女真的马匹很感兴趣,为了鼓励其贡马的积极性,也为了更便利地接受马匹,在其从海上登陆的口岸登州沙门岛组织居民船队专门向大陆运载,因此免除了岛上居民的全部赋役;另一优惠是从大陆卸下马匹返回所装载的木料,也免除抽税。这实际上就是国家拨出专门的钱物、人力用于接待。宋政府重视的态度促进了女真来往的积极性。九月戊辰(十九日)“女真国又遣使贡名马。”[⑧]确切的数字也见于记载:乾德元年“九月,遣使来贡名马五十六疋。”[⑨]《宋史》也记载了这次朝贡,但贡品不同:乾德元年九月戊辰,“女真国遣使献海东青名鹰。”[⑩]我的理解是可能两种都有,差异是因为修史者取舍的不同。

开宝年间,宋朝与女真关系有了新进展。史载:

(开宝二年,女真)首领悉达理并侄阿里歌、首领马撒鞋并妻梅伦并遣使献马及貂皮。三年,遣使朝贡并赍定安国王烈万华表以闻。五年,马撒鞋并首领斫姑来贡马。是年来寇白沙寨,掠官马五匹,民一百二十八口。于是,诏止其贡马者,不令还。是夏,首领渤海那三人入贡,嘉其效顺之意,先留贡马,女真悉令放还。俄又首领吉达布来贡马,又有铁利王子五户并母及子弟连没六温迪门没勿罗附其使贡马、布、腽肭脐、紫青貂 [11]

对此,可作以下四点解读和研究。

一,了解增强。史书原来的记载是笼统的女真族,此时具体为悉达理部、马撒鞋部、渤海那部、吉达布部、铁利王子部,也可以理解为由原来一部的联系扩展为五部,其中马撒鞋部来两次。吉达布部、铁利王子部的来宋时间位于开宝五年(972)之后,未言具体年月,而《宋史》载开宝六年十二月,“女真遣使来贡马。”[12]可能即是指此。王应麟载:“女真,渤海别种,建隆二年八月贡名马,至兴国凡九入贡。”[13]意思是从建隆年间开始到宋太宗太平兴国前,共有9次朝贡。上文所罗列的有11次,与其记载有所出入。

二,贡品增多。贡品或者交换的商品,由原来的马、鹰两种新增了貂皮、布、腽肭脐(即海狗肾)、紫青貂皮四种

三,第一次发生武装冲突。开宝五年(972)有女真人冲进宋朝的白沙镇实行抢掠,抢走官马5匹,居民128口,朝廷立即与其断绝关系,终止其前来贡赐贸易。首先可以明确的是,这次掠夺属于部分女真人的个人行为,不是部落有组织的行动。不明白的是,白沙寨在宋朝境内的什么地方?此时的女真远在白山黑水,中间隔绝着辽国,并不与宋朝接壤,抢掠的女真从何而来?从宋政府“诏止其贡马者”来看,可能是以朝贡名义渡海而来的,若然,白沙寨当在登州一带或登州至开封沿线,但在这些地区找不到该地名。

四,史料言:开宝五年,“于是,诏止其贡马者,不令还。是夏,首领渤海那三人入贡,嘉其效顺之意,先留贡马,女真悉令放还”,语义不清。李焘对此也有记载,可与上述史料详略互补:“先是,女真侵白沙寨,略官马三匹,民百二十八口。既而遣使以马来贡,诏止之。于是,首领渤海那等三人复来贡,言已令部落送先所掠白沙寨民及马,诏切责其前侵略之罪,而嘉其效顺之意,放还贡马使者。”[14] 记载的不同,除了掠夺的官马数量由5匹改为3匹外,[15]关键在于证明了肇事者属于渤海那部,出事后要求贡马,遭到宋政府的拒绝,此即“诏止其贡马者”,并扣押了贡马的使者“不令还”,说明前此已有使者来贡马,正在开封停留,也即可能是与掠夺者一同前来的。开宝五年六月,渤海那部首领等三人亲自前来贡马谢罪,报告说已经责令肇事部下归还所略人马。宋政府谴责了其侵略之罪,对其诚心归顺表示嘉许,于是冰释前嫌,放还了扣押的女真使者。另有官方资料道:未几,首领渤海那三人入贡,奉木该言:三十东部落令送先被为恶女真所虏白沙寨人马。 [16]如此,证实掠夺者是其三十东部落的“恶女真”。北宋末期的晁以道对此也有回顾,与前两条的记载不大相同:“在祖宗时,尝来夺我白沙寨路,略官马三匹、民一百二十八口。适其结和之使在京师,遂馆之不使还,无何渤海入贡,而渤海之酋为释二国之忿,遂诏还彼国之使。”[17]这条资料证实了白沙寨事件发生时有使者在开封贡马,不同之处是肇事者并非渤海那部,或女真并无此部,是渤海部调解了女真与宋朝的关系,也即渤海部是与女真并列的另一部族。估计是晁以道误将“渤海那”理解为渤海国了。

如果说宋太祖朝的宋与女真关系是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的话,那么宋太宗朝则是从有到无。

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朝廷加强了对女真使者随身物品的查验。四年(979)十二月,诏:“自今登州有女真贡马,其随行物色仰给牒,所在勘验,牒外物并没入之。”[18]除了所贡马以外,使团所有物品要登记入类似通行证的牒中,沿途检查,多余者即属非法携带,予以没收。当是防止夹带违禁物品和走私其他物品。这实际上意味着,前此使者多有夹带,所以才有此禁令。女真使团以朝贡名义来宋是为了交换商品,除了贡品外,夹带其他商品是难免的。

太平兴国六年(981)十一月,“女真遣使来贡。”[19]这次朝贡,与开宝三年那次一样,附带着安国王的外交信息:“先是,上将讨击契丹,乃以诏书赐定安国王,令张犄角之势。其王乌元明,亦怨契丹侵侮不已,欲依中国,以摅宿愤,得诏大喜。于是女真遣使朝贡,道出定安,乌元明托使者附表来上,且言扶余府昨叛契丹归其国,此契丹灾祸大至之日也。表称‘元兴六年十月’。上复优诏答之,仍付女真使者,令赍以赐焉。”[20]元兴(六年,981)是定安国乌元明的年号,俨然一独立国家。女真为宋朝的外交作出了贡献。

变化发生在雍熙三年(986),历史大背景是契丹加强了对女真的围剿。

先是,契丹伐女真国,路由高丽之界。女真意高丽诱导构祸,因贡马来诉于朝,且言高丽与契丹结好,倚为势援,剽略其民,不复放还。洎高丽使韩遂龄入贡,太宗因出女真所上告急木契以示遂龄,仍令归白本国,还其所俘之民。治闻之忧惧,及国华至,令人言于国华曰: “前岁冬末,女真驰木契来告,称契丹兴兵入其封境,恐当道未知,宜豫为之备。当道与女真虽为邻国,而路途遐远,彼之情伪,紊知之矣,贪而多诈,未之信也。其后又遣人告曰,契丹兵骑已济梅河。当道犹疑不实,未暇营救。俄而契丹云集,大击女真,杀获甚众,余族败散逃遁,而契丹压背追捕,及于当道西北德昌、德成、威化、光化之境,俘擒而去。时有契丹一骑至德米河北,大乎关城戍卒而告曰:‘我契丹之骑也,女真寇我边鄙,率以为常,今则复仇已毕,整兵回矣 。’当道虽闻师退,犹忧不测,乃以女真避兵来奔二千余众,资给而归之。女真又劝当道控梅河津要,筑治城垒,以为防遏之备,亦以为然。方令行视兴功,不意女真潜师奄至,杀略吏民,驱掠丁壮,没为奴隶,转徙他方。以其岁贡中朝,不敢发兵报怨,岂期反相诬构,以惑圣听。当道世禀正朔,践修职贡,敢有二心,交通外国?况契丹介居辽海之外,复有大梅、小梅二河之阻,女真、渤海本无定居,从何径路,以通往复?横罹谗谤,愤气填膺,日月至明,谅垂昭鉴。间者,女真逃难之众,罔不存恤,亦有授以官秩,尚在当国,其职位高者有勿屈尼于、那元、尹能达、那老正、卫迦耶夫等十数人,欲望召赴京阙,与当道入贡之使庭辩其事,则丹石之诚,庶几昭雪。”国华诺之,乃命发兵西会。治迁延未即奉诏,国华屡督之,得报发兵而还,具录女真之事以奏焉。[21]

这场国际官司的基本事实是:契丹借道高丽国攻伐女真,女真向宋朝投诉是由于高丽国的引导。高丽使者来宋时,宋太宗指责了高丽。宋朝使者韩国华到高丽后,高丽国王李治辩解说,是女真先通报契丹来侵,希望救援。被契丹击溃后逃入高丽境内,又被追击捕获。后来女真侵略高丽,高丽因为女真每年朝贡于宋朝,不敢攻击。高丽国王李治要求双方到开封与对质。其间透露出两个重要信息,一是,“女真意高丽诱导构祸,因贡马来诉于朝,”也即雍熙三年有次没有正式记载的朝贡;二是,宋朝将女真与高丽当做属国同等看待。

    女真与契丹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这年年初的雍熙北伐前,刑部尚书宋琪在上疏中说到:契丹“又有渤海首领大舍利高模翰兵,步骑万余人,并髠发左衽,窃为契丹之饰。复有近界鞑靼、尉厥里、室韦、女真、党项,亦被胁属,每部不过千余骑。”[22]根据宋朝掌握的情报,同为契丹属国的女真有千余人的骑兵供其驱使。雍熙四年(987),女真首领遣国人阿郍来到登州向宋政府报告:“本国为契丹以书招诱,今遣使持书诣州。”女真向宋朝通报了被迫归顺契丹的情况,并呈上契丹的招诱信。显然,这是向宋朝表示诚信,宋政府只好“诏书嘉答之”。[23]

其后,女真还有两次宋朝没有正式记载的朝贡。一次是端拱二年(989),史载:安定国“其王子因女真使附献马、雕羽鸣镝”;一次是淳化二年(991),安定国“其王子太元因女真使上表,其后不复至。”[24]都是由于安定国要求朝宋女真使者捎带贡品、表而附带记载的史料。其中淳化二年的朝贡,由于事关重大,宋朝有另外的记载:

是岁,女真首领野里鸡等上言,契丹怒其朝贡中国,去海岸四百里立三栅,栅置兵三千,绝其朝贡之路。于是航海入朝,求发兵与三十首领共平三栅。若得师期,即先赴本国,愿聚兵以俟。上但降诏抚谕,而不为出师。其后遂归契丹。时定安国王子大元因女真使上表,后亦不复至。上又以渤海不通朝贡,诏女真发兵攻之,凡斩一级,赐绢五疋为赏。[25]

淳化二年,首领罗野里鸡等上言:“契丹怒其贡中国,去海岸四伯里置三栅,栅置兵三千,绝其贡献之路。故泛海入朝来,发兵与三十首领共平三栅。若得师期,即先赴本国,愿聚兵以俟。帝但降诏抚谕,而不为发兵。其后遂归高丽。[26]

解读以上史实,有四点认识。

首先,通过前两条史料中均有定安国王子托女真使上表后不复至的记载,可知淳化二年来宋的女真使者是其首领野里鸡(或罗野里鸡)派来的。

其次,女真来朝的主要目的,是通报契丹严禁女真与宋朝交往,乃至投巨资建设沿海长达400里的封锁线,驻军9000人把守,女真要求宋朝发兵帮助其摧毁契丹的封锁。但宋太宗刚刚经历了失败的雍熙北伐,不愿远程作战,不愿因尚未成气候的女真与强敌契丹再次交恶,权衡轻重,所以拒绝了出兵的请求,从而导致女真与宋朝断绝关系,归附高丽。至于前一史料说是“其后遂归契丹”,显然是错误的。不久后的淳化五年(994),高丽也因同样的原因与宋绝交:“髙丽国王治遣使元郁来乞师,言契丹侵掠其境故也。上以夷狄相攻,盖常事,而北边甫宁,不可轻动干戈。秋七月壬子,厚礼其使而归之,仍优诏答之。高丽自是绝不复朝贡矣。[27]由于女真与高丽利益紧密相连,所以女真与宋朝的关系总是连带的,此后更加明显。

其三,这两条史料都提到女真“求发兵与三十首领共平三栅”,表明这时的女真有30部落,与前文所述“首领渤海那三人入贡,奉木该言:三十东部落令送先被为恶女真所虏白沙寨人马”所述部落数一致,所谓“东”字当属误衍。史载:女真“今有首领三十,分领其众”,[28]便可证实。

其四,通过“上又以渤海不通朝贡,诏女真发兵攻之,凡斩一级,赐绢五疋为赏”可知,宋政府将女真当做可以役使的东北地区战略棋子,重金诱使其攻击渤海。只是信息闭塞,有点天真:既没有帮助被契丹围剿的女真,已经失去了女真的依赖和向心性,凭什么听从宋朝的指使?况且女真当时自顾不暇,哪有能力攻打渤海?但从总体战略上讲,宋太宗此举并无不妥。对此,南宋后期的吕中评论说:“夷狄之自相攻乃中国之利,而中国使夷狄攻夷狄,则夷狄得以要功于中国矣。以女真之请伐契丹太宗犹不之许,宣和乃航海通女真以伐契丹,是何不度德、不量力耶!”[29] 时势不同,这种比较并无多大历史意义,不过是借机发挥对宋徽宗朝战略失误的谴责而已。

 从建隆二年(961)到淳化二年(991),双方交往了30年,主要纽带和成果是马匹交易。宋真宗咸平五年(1002),张齐贤在上书中指出:“西北未平,战马为急。旧日女真卖马,岁不下万匹,今已为契丹所隔。”[30]每年或每次朝贡万余匹,规模相当大,成为宋政府战马的重要补充来源之一,女真因而成为宋政府重要的外交对象。这一重要性,在断绝关系10年后、宋夏大开战端之际,才凸显出来。

 

                           二、重建友好往来

 

 宋政府再次与女真发生联系,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不过是一次偶然的海难事件。大中祥符二年三月,登州报告:“女真国人锡喇卜等遇风飘船至州”。宋真宗“诏给其资粮,候风便遣还。”[31]这是宋政府对外国难民的人道主义救助,暗含者希望重建关系的意图。实际情况是,宋政府加强了对女真情报的搜集。大中祥符三年五月,契丹所部南北大王、皮室、乙室、频毕太师、奚,室韦、黑水女真等赋车二千乘,于幽州载戎器,将伐高丽(原按:女真不属契丹,此举又为高丽及女真所败,不知所调车乘何以及女真,岂别种耶?)”。 [32]按语的疑问,实际上是正确的判断。同年十一月,著名谋略家、知雄州李允则向朝廷报告了女真等北方各国的动态:“顷年契丹加兵女真。女真众才万人,所居有灰城,以水沃之,凝为坚冰,不可上,距城三百里,焚其积聚,设伏于山林间以待之。契丹既不能攻城,野无所取,遂引骑去,大为山林之兵掩袭杀戮。今契丹趋辽阳伐高丽,且涉女真之境,女真虽小,契丹必不能胜也。”接着“仍画图以献……及是契丹又大举来伐,(高丽国王)询与女真合兵拒之,契丹大败,帐族卒乘罕有还者,官属战没大半。”[33]根据他的情报,“女真众才万人”,这是战士即青壮男子的数字,不是全民的数字。从辽统和四年(986)枢密使耶律斜轸、林牙勤德等“上讨女直所获生口十余万、马二十余万及诸物[34]可知,女真人口远多与此数。他判断“女真虽小,契丹必不能胜也”得到验证,女真与高丽联合抗击辽国取得大胜,女真实力显然是大大增强了。

大中祥符五年(1012)四月,一道诏书中提到:“承前遣使取内外军中疲老者,咸给俸粮之半,以隶剩员,今可简阅使归农业。其合留者,亦据逐营给役数,外别为营舍处之。内契丹、渤海、女真本外国人,停之虑无所归,可如其旧。[35]则是宋军中有流落在宋朝的女真人,在减裁部队老弱者的行动中,考虑到他们无家可归,予以特别照顾,仍养在部队中。

 有史料言:“女真自大中祥符以后,绝不与中国通”;[36]女真“自大中祥符三年以后,绝不与中国通。 [37]这些论断完全是错误的。实际上,自此有力量抗衡的女真人冲破了契丹的防线,重新建立与宋朝的联系,只是总是依附者高丽使团而来而已。

大中祥符七年(1014)十二月,权知高丽国事王询遣奏告使尹证古及女真将军太千机已下凡七十八人,以方物来贡。询表言:‘契丹阻其道路,故久不得通。请降皇帝尊号、正朔。’诏从其请。”[38]此次朝见地点是崇德殿。[39]依附于高丽的女真,并没有让高丽代替其外交,仍有自主权,派将军太千机与高丽使者一同来开封,恢复了与宋朝的外交关系。这时,距离淳化二年(991)断交已间隔了23年。宋政府对恢复关系是重视的,随即布置了今后接待事宜。大中祥符八年二月,朝廷“令登州于八角镇海口治官署,以待高丽、女真使者。”[40]首次专门为女真等两地使者建造迎宾馆。十一月再次来贡“高丽进奉告奏使、御事民官侍郎郭元与东女真首领何卢太来贡。高丽主表求赐历日及尊号,且言契丹于其国西鸭绿江头创浮桥,又于江东筑寨,欲发兵焚毁,则虑众寡不敌,边民殊不安,乃西女真为之乡导也[41] 女真已分裂为东西两部,分别与高丽、契丹交好,来宋朝贡的是东女真首领何卢太。这次朝贡在开封待的时间比较长,并参加了一些重要庆典。如十二月二日是宋真宗生日承天节,“群臣及契丹、西戎、高丽、注辇、女真使上寿。”[42]女真与契丹、西夏、高丽等国相提并论,虽然“随高丽使入贡,馆饩、宴赐之礼并与高丽使同。 [43]他们通常年底到来,以便在新年正旦向宋帝贺正拜年,形式上体现着朝拜的政治意义。

天禧年间,女真各部多次朝贡,关系密切,朝廷对女真的了解也更加详细。

天禧元年(1017十一月,女真首领梅询随着高丽使者来朝贡:“高丽王询遣御史、刑部侍郎徐讷率女真首领梅询奉表来献方物,又贺封建寿春郡王。[44]外交内容还多加了一项祝贺封皇子赵祯为寿春郡王(此即皇太子,后来的宋仁宗)。宋真宗在崇政殿接见:“对于崇政殿。”[45]贡品为“罽饰漆纻御衣、金犀带、騾马、刀布、貂麝。”[46]只是不详其中那些是女真所贡,那些是高丽所贡。女真首领主动向宋朝报告了其周边部族情况:“自言女真之外又有五国,曰铁勒,曰贲讷讷,曰玩突,曰怕忽,曰咬里没,皆与女真接境。”高丽使徐讷又上言道:“女真蕃长入见,官赐钱三千,黄锦袍一,承天节紫绫袍一。傔从门见,钱二千,承天节紫绫袍一。伏缘女真素无差降,昨高丽国定以为蕃长、傔从名目,望许令敢赴殿宴,及赐予如蕃长之例。”宋真宗予以批准。 [47]这是高丽帮助女真制定礼仪,表明女真族中尚无等级制度。

不久,出现一段不和谐的插曲,有女真人单独归国:女真国人归,给装钱。高丽使徐讷赐射瑞圣园。”[48] 但是走到渤海边,由于海上有战乱,只好返回开封:“初,女真国人回鹘者浑河庐自本国来贡,及还,道逢渤海战攻,复来归,以隶契丹。至是,命高丽使徐讷领还,仍给装钱。”[49]还有史料作:“又有国人鹘者浑河卢先还本国,逢渤海战,不得往,至是遣归蕃,仍给装。 [50]此“鹘者浑河庐”不是前言“徐讷率女真首领梅询奉表来献”的“梅询”,而是另外一个商人,而且回到开封后归顺契丹。但宋政府要高丽使者从契丹那里领回,也即要求仍归附于高丽。可能是另外一部的女真朝贡使者,与东西女真不和,所以单独来往,再次回到开封后宁愿归附契丹。

天禧二年(1018)二月,著作佐郎、集贤校理陈宽向皇帝呈上《高丽、女真风土朝贡事仪》二卷。[51]这是一部关于高丽、女真国情以及与宋朝关系的专著,表明宋朝对其了解有了深入发展。年底,女真两次来朝。十一月十七日,“高丽国遣礼宾卿崔元信率东、西女真首领来贡严锦衣褥、鸟漆甲、金饰长刀、匕首、罽锦饰鞍马、纻布、药物。十二月二十八日,女真国遣使汝浡达来贡马。”[52] 前一次由高丽带领,西女真与东女真共同来朝,意味着双方和好;一个多月后再次贡马。

天禧三年(1019十一月,在高丽礼宾卿崔元信的带领下,女真来朝贡:“崔元信率东、西女真首领入见,别贡中布二千,乞佛经一藏。诏赐之,还其布。以元信覆溺匮乏,别赐衣服、缯彩焉。女真首领又言各以本土马来进贡,中途皆失,诏特给其直。[53]又有史料作:“三年十二月,首领汝渤达等复至,自言昨各以本土马来贡,涂中淹久,皆已死失。诏特给其直。”[54]女真两部和高丽的联合使团在海上遭遇风浪,船舶颠覆,贡品等货物大半丧失,女真带来的马匹也全部丧失。宋真宗为表示招徕之意,算政治帐不算经济帐,仍按其所报支付了价钱,也即买下了并未运到的马匹,属于一笔外交投资。不过,这笔投资未能收到任何回报,因为此后国际形势发生变化,女真再也不来朝贡。

 

                  三、女真朝贡断绝后宋朝的念念不忘

 

从宋仁宗天圣年间开始,女真与宋朝联系断绝,如马端临言:女真自天圣后,役属契丹,不复入贡。”[55]原因在于契丹重新控制了女真。此后,双方关系只限于个人行为和零星的信息,以及宋政府的战略设想。

天圣九年(1031,登州报告:“女真国晏端等百八十四人内附。”朝廷下诏将其“送濠州给田处之。”[56]与零星的女真人应募当兵相比,这是史籍记载的第一次成规模的女真移民,朝廷将其安置在土旷人稀的淮南濠州耕种定居。

当时的国际情况是,契丹几乎统治了整个宋朝以北的广大地区。富弼在给皇帝献上的《河北守御十二策》中指出:“今契丹自尽服诸蕃,如元昊、回鹘、高丽、女真、渤海、藯惹、铁勒、黑水靺鞨、室韦、达靼、歩奚等,弱者尽有其土,强者止纳其贡赋。”[57]曾公亮等撰《武经总要》中,在《边防·北番地》中附有“奚、渤海、女真”:其了解的情况是:“今附契丹者为熟女真,置一十八州……居于东京三面,皆侨立州名,民籍每州千户,至百户余。依山林不服从者,谓之生女真。”[58]在宋朝的国防战略中,女真位列其中。因而,对于隔绝的女真,宋朝念念不忘,这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密切关注其向背和被契丹利用的情况。庆历五年(1045),河北都转运、按察使欧阳修,向皇帝报告被契丹控制的女真有叛离行动:“又闻今春女真、渤海之类,所在离叛攻劫,近才稍定。”[59]第二年,宋仁宗对大臣说道:“新罗、高丽诸国,往年入贡,其舟船皆自登州海岸往还。如闻女真、三韩已为契丹所并,傥出不意,则京东诸郡何以应敌?宜下登州访海外诸国道里远近,及究所以控御之策具奏。”[60]嘉祐五年(1060),西上閤门使、英州刺史郭谘言:“盖契丹疆土虽广,人马至少,傥或南牧,必率高丽、渤海、达靼、黑水女真、室韦等国战,其来既远,其粮匮乏。”[61]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河东经略司上言:“契丹大集,云防托汉界,至召女真、渤海首领,自来集未尝如此。”[62]作为契丹的帮凶,女真的动静关系重大,其被调集,意味着辽军有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宋朝须加强警备。宋徽宗政和三年(1113)二月,宋政府“以辽、女真相持,诏河北治边防。”[63]辽、女真相斗,宋朝也要加强边备,以虞不测。北宋后期的孔平仲载道:“匈奴尤畏女真国。范纯礼尝闻彼使云:‘女真国人长马大,其境土之广,南北不知千里也。’徐禧覆于永洛,是时匈奴方苦女真侵扰,故帖然自守,不敢为中国患。”[64]这些资讯,渐渐向宋人传达了女真人顽强凶猛的概念,为后来与金兵交战时的恐金症埋下伏笔。

二是积极争取重建联系以便利用。庆历二年(1042),御史中丞贾昌朝上疏言:“宜度西戎诸国如沙州、唃厮啰、明珠、灭藏之族,近北如黑水女真、高丽、新罗等处,皆旧通中国,今为二敌隔绝,可募人往使,诱之来朝,如此,则二敌必憾于诸国矣。敌憾则为备,备则势分,此中国之利也。”[65] 这些外交战略设想固然很好,但并未能实现。宋神宗元丰年间,朝廷多次作出努力,力图重建与女真的联系。元丰初期,朝廷重新审定了礼乐仪制,其中包括《蕃国》71卷:“曰《大辽令式》,曰《高丽入贡仪》,曰《女真排办仪》,曰《诸蕃进贡令式》。” [66]在外交礼仪上,将女真作为位于辽国、高丽之后的第三大邦交对象,足见重视程度。朝廷有专门的外交机构,负责接待女真等政权事宜。如宋哲宗朝前后,朝廷鸿胪寺的礼宾院,“掌回鹘、吐蕃、党项、女真等国朝贡馆设,及互市译语之事。”[67]其时,女真有半个世纪没有来往开封,但在宋朝外交的礼堂上,宋政府一直是虚位以待的。元丰四年(1081),管辖登州等地的京东转运判官吴居厚,向皇帝建议:“募惯习航海之人,因其商贩踏行海道之通塞远近,开谕女真人马之利,询求海北排岸司所在,其兴废之因,俟得其实,条画以闻。”宋神宗随即批准。[68] 希望招聘民间人士重新打开与女真交往的海上航道,建立联系。第二年又下诏书,表达了这一愿望:“在先朝时,女真常至登州卖马。后闻女真马行道径已属高丽隔绝,岁久不至。今朝廷与高丽遣使往还,可降诏国王谕旨:女真如愿以马与中国为市,宜许假道。”与高丽重建往来之后,宋政府认为具备了与女真联系的交通条件,要求高丽向女真转达宋朝希望其前来卖马的信息,并要求高丽允许女真通过其境内到达宋朝。但是这属于一厢情愿,“后女真卒不至。”[69]元丰七年(1084),礼部言:“钱勰等昨在高丽国,闻女真四十余人在彼,尝密谕泉州商人郭敌往招诱首领,令入贡及与中国贸易。仍谕敌:如得女真语言,即至明州知州马珫处传达。乞下珫候招诱到女真语言,即具以闻。”宋神宗随即批准其计划,但“其后女真卒不至。”[70] 在高丽的宋朝使者秘密派遣泉州商人与同在高丽的女真人联系,可谓密切关注并充分利用时机,但没有结果。

开始于登州的宋与女真航道,一直荒废了百年之久:“祖宗以来,虽有此道,以其地接诸蕃,禁商贾舟不得行,百有余年矣”。[71]重和元年(1118)重开之时,却开始了亡国之路。此前,一个佞臣的阿谀行为间接对宋、辽、女真三国关系的改变起到了催化作用。宋徽宗初,任河北都转运使的梁子美,“倾漕计以奉上,至捐缗钱三百万市北珠以进。崇宁间,诸路漕臣进羡余,自子美始。北珠出女真,子美市于契丹,契丹嗜其利,虐女真捕海东青以求珠。两国之祸盖基于此。”[72]他大量从契丹购买北珠以奉承皇帝,而北珠产自女真,必须海东青才能捕到含珠的蚌,契丹便加强了对女真的残暴索取,引起女真的反抗。如此“蝴蝶效应”般的连锁反应,遂致辽宋灭亡。

 

                                尾语

 

女真于宋朝的关系很早即建立,从宋太祖建隆二年(961年)开始,北宋前三朝除了中间断交20余年外,长期有政治、经济交往。这种交往在使节形式上是单向的,只有女真使者来宋朝贡,没有宋朝使者出使回访,不对等的原因自然是双方都认可的女真属于宋朝的臣属国。交往的主线是贡赐贸易,女真带来马匹等土特产,宋朝以赏赐形式支付价钱,双方互惠互利,“在我国家之初,女真岁以市马于中国而资富”。[73]在所有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中,宋朝对女真是当做一个与高丽、西夏甚至辽国同等国家来对待的,并不以女真远离中原和人少地小而轻视。在国际战略上,宋朝一直重视女真的地位(不排除后来女真强劲崛起最终摧残宋朝,史家格外关注的强调),前期有赖于其马匹,后期看重其相背的举足轻重。正因为宋朝始终想将其拉拢并制约辽国,所以到了重和年间,一拍即合的“海上之盟”便历史性地顺理成章了。

 

原载《社会科学战线》20123期。



作者简介:程民生,河南大学宋代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宋史研究。

[①]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建隆二年八月辛亥,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52页。

[②]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建隆三年正月庚辰,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61页。

[③]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建隆三年三月丁丑,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64页。

[④]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乾德元年正月己卯,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82页。

[⑤]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乾德元年八月癸巳,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03页。

[⑥]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乾德元年八月丁未,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04页。

[⑦]《宋会要辑稿·食货》1710,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5088页。

[⑧]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乾德元年九月戊辰,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05页。

[⑨]《宋会要辑稿·蕃夷》31,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7711页。

[⑩]《宋史》卷1《太祖纪》1,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5页。

[11]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27《四裔考》4,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570页。《宋会要辑稿·蕃夷》31 ,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7711页,作“乾德二年,首领悉达理并侄阿黑哥、首领马撒鞋并妻梅伦,并遣使献马及貂皮。三年九月,遣使来贡,并赍定安国王烈万华表以闻。五年,马撒鞋及首领斫姑来贡马。”年号误。

[12]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4,开宝六年十二月丙子,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311

[13] 王应麟《玉海》卷153《开宝安定国贡方物》,南京、上海: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7年,第2817页。

[14]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开宝五年六月戊申,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85

[15]《宋会要辑稿·蕃夷》32也作“三匹”,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7712页。

[16]《宋会要辑稿·蕃夷》32,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7712页。

[17] 晁以道《景迂生集》卷2《靖康元年应诏封事》,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18册,第34页。

[18]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0,太平兴国四年十二月庚申,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466

[19]《宋史》卷4《太宗纪》1,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67页。

[20]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2,太平兴国六年十一月甲辰,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504505

[21]《宋史》卷487《高丽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403814039页。

[22]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7,雍熙三年正月戊寅,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605

[23]《宋会要辑稿·蕃夷》32,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7712页。

[24]《宋史》卷491《定安国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4129页。

[25]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2,淳化二年十二月末,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728

[26]《宋会要辑稿·蕃夷》32,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7712页。

[27]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6,淳化五年七月庚戌,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789790页。

[28]《宋会要辑稿·蕃夷》32,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7712页。

[29](元)佚名《宋史全文》卷4淳化二年十二月,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38

[30]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1,咸平五年三月癸亥,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122

[31]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1,大中祥符二年三月丙辰,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597页。

[32]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3,大中祥符三年五月末,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673页。

[33]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4,大中祥符三年十一月壬辰,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6941695页。

[34]《辽史》卷11《圣宗纪》2,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19页。

[35]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7,大中祥符五年四月辛丑,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761页。

[36] 陈均《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26,建中靖国元年末,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658页。

[37](元)佚名《宋史全文》卷13下,绍圣三年十二月,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756页。

[38]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83,大中祥符七年十二月丁卯,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906页。

[39] 王应麟《玉海》卷160《崇德殿》,南京、上海: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7年,第2945页。

[40]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84,大中祥符八年二月甲戌,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918页。

[41]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85,大中祥符八年十一月癸酉,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957页。

[42] 王应麟《玉海》卷74《咸平崇德殿上寿》,南京、上海: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7年,第1372页。

[43]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27《四裔考》4,第2571页。

[44]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90,天禧元年十一月癸亥,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0872088页。

[45] 王应麟《玉海》卷160《太平兴国崇政殿》,南京、上海: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7年,第2939页。

[46]《宋会要辑稿·蕃夷》721,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7850页。

[47]《宋会要辑稿·蕃夷》32,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7712页。

[48]《宋史》卷8《真宗纪》3,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64页。

[49]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90,天禧元年十二月己卯,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089页。

[50]《宋会要辑稿·蕃夷》32,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7712页。

[51]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91,天禧二年二月癸未,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101页。

[52]《宋会要辑稿·蕃夷》722,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7850页。

[53]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94,天禧三年十一月己卯,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172页。

[54]《宋会要辑稿·蕃夷》32,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7712页。

[55]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27《四裔考》4,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571页。

[56]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0,天圣九年二月丙午,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555页。

[57]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50,庆历四年六月戊午,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3650页。

[58] 曽公亮等《武经总要·前集》卷16下《边防》,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726册,第506507页。

[59]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56,庆历五年闰五月癸丑,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3781

[60]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58,庆历六年五月丁未,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3829

[61]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91,嘉祐五年五月己丑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4623

[62]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35,熙宁五年七月甲午,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5709

[63]《宋史》卷21《徽宗纪》3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391

[64] 孔平仲《孔氏谈苑》卷1《女真国》,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9页。

[65]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8,庆历二年十月戊辰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3319

[66]《宋史》卷98《礼志》1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2423。《宋史》卷204《艺文志》3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5136作:“《高丽女真排办式》一卷(元丰间)”。

[67]《宋会要辑稿·职官》252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2915;《宋史》卷165《职官志》5,第3903

[68]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11,元丰四年二月乙酉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7547

[69]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22,元丰五年正月丙午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7768

[70]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50,元丰七年十二月丁亥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8395

[71]《宋史》卷472《赵良嗣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13734

[72]《宋史》卷285《梁適传附孙子美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9625

[73] 晁以道《景迂生集》卷3《负薪对》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1118册,第48


2012-03-24 20:5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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