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山独行:我的习史历程》(萧启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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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楔子

最近媒体记者在一篇专访中说:「熟悉中国史研究的学者获悉萧启庆当选院士后,都不得不赞歎『他的研究非常冷门,也非常了不起』」,以冷门研究当选院士似乎是大家对我的印象。

时代会变,学术风气也会变,热门可以转变为冷门,冷门也可以回复为热门。冷热之变,主要由于社会价值的变化,与学术本身并无必然的关联。一门学问由冷转热时,固然群趋若鹜,由热转冷时,则有赖少数人耐得住寂寞,辛苦撑持,加以改变,使其适应新的学术环境,不至因风气变化而消失,并希望有朝一日冷门又可以复兴为热门。三十多年来我或多或少扮演了这样一个角色。

二、经历

我的习史历程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

(一)台大植根

我进入台大历史系是在1955年秋天,那时正是历史系的第一盛世,老师多为来自大陆上重要学府的著名学者,身教言教使我受益无穷,我的史学基础便是在大学时代奠立的。

台大诸师中,姚师从吾(1894-1970)对我的影响无疑最为深远。从吾师早年毕业于北大,师事柯绍忞、张相文,亦为胡适入室弟子,其后长期负笈德国,在学术上深受大史学家兰克(Leopold von Ranke)及班汉姆(E. Bernheim)之影响。归国以后,结合兰克史学与乾嘉考证学,研究北亚史及辽金元史,成为我国现代辽金元史研究的奠基人。1949年以后更将辽金元史研究移植于台湾,一方面主持台大历史系辽金元史研究室凡20年,另一方面倡设中国边疆历史语文学会及宋史研究会,倡导宋辽金元史及边疆历史语文之研究,遂使辽金元史成为195060年代台湾史学界的一门显学。

我在大二、大三时选修了从吾师的「辽金元史」与「东北史专题研究」。在这两门课程中,初次接触到北亚游牧民族与征服王朝的历史,开始体认到在中国史乃至整个亚洲史上,北亚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具有相似的重要性,而在中国历史上游牧民族所建立的征服王朝如辽、金、元、清更与汉族王朝也有相同的影响。过去的汉族中心观掩盖了中国历史的多元性,这是国史研究中的一个严重缺失,有待弥补。

当时报考研究所需呈交学士论文,我在从吾师指导下,完成了论文。由于年少喜好卖弄风雅,替论文取了一个典雅而令人费解的题目:《忽必烈潜邸旧侣考》。题目中所谓「潜邸旧侣」乃是指忽必烈即位前的顾问。这篇论文对忽必烈将以草原为重心的大蒙古国转化为以中原为重心的元朝之由来及过程,尤其是汉族士人在此转化过程中的贡献作了详明的考述。后来申请哈佛奖学金时曾附上此一论文,杨师联陞(1914-90)在对从吾师的推荐函所作回信中说到对我两篇习作的印象:「两文俱甚坚实,足见学有根底」,「对西方学者及日本学者亦颇注意,审查哈佛大学奖学金申请书时,自当特为注意」,我之获得到哈佛求学之机会或许与这篇最早的习作不无关联。

1959年秋,我考入台大历史研究所,仍然追随从吾师研习蒙元史。那时历史所开设了满、蒙文课程,蒙文是由札奇斯钦师讲授,斯钦师出身蒙古喀剌钦部,早年毕业北大政治系,并曾在日本进修,精通蒙、日、英文。虽仅在来台后才开始治史,但不久即成为享誉国际的蒙古史家。他的蒙文班开始时有同学七、八人,最后却剩下我一人。每次上课都是师徒二人面面相对,负担殊为沉重,但也因而从斯钦师学到不少蒙古语文与历史的独门知识。

1960年代初是台湾学术界初露生机的时代,也是台大辽金元史研究室的黄金时代。那时长科会(即后来的国科会)初设,从吾师膺任讲座教授,同时亦为东亚学术委员会主持研究计划,手头资源丰富,显得意气风发。陶晋生与李敖二兄方自军中归来,成为从吾师的专任助理,供职图书馆的王民信兄与我则是兼任助理,而王德毅兄时任历史系助教,也从旁协助从吾师,于是形成了一个研究团队,我在其中颇得师长教诲之益与友朋切磋之乐。

我于1963年完成了硕士论文《西域人与元初政治》。「西域人」乃指元代所谓色目人。此一论文自政治史的观点,对自成吉思汗至忽必烈汗时代西域人在政治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及影响作了较详尽的探讨,以彰显蒙元时代政治的多元性与複杂性。论文口试通过后,从吾师曾赐函述其对此一论文的感想:「(一)总印象:论材料的搜集,内容的解释,全文的组织,均见功力,具有卓见。(二)中国材料部分水准已高,当为国外同治此一问题者(除日本外)所不及。今后当留心补充,期臻完善。(三)附录(史源与参考书目录)极佳,可与若干史学名着比美」。由于当时我即将赴美留学,从吾师在信中又说了不少勗勉的话:「来台以后,颇感寡合,自我陶醉之馀,对吾弟等期望颇殷。然自问亦实非自私,特为时代惜才而已!日暮途远,所可自慰者,惟期诸弟俱能青出于篮,卓有树立,对祖国史学能维持住好的传统,不让西人用他们的偏见来写我们的历史,于愿己足」,从吾师爱国家,爱学生之热情,洋溢纸上。从吾师表面看来极为质朴,李敖形容他是「中原一老农」,不过状其形貌而己。实际上他为人颇为细腻,对学生的关怀也非常真挚。他的厚望更坚定了我研习蒙元史的决心。

(二)留美深造

19639月,我到了哈佛,开始了十一年的留美生涯。

哈佛六载,完成了硕士与博士学位。在校期间,除了修习史学、语言及社会科学等一般课程外,主要是师承柯立夫(Francis W. Cleaves,1911-95)及杨联陞(莲生)等两位先生。莲生师以博习多闻知名于国际汉学界,其治学能大处着眼,细处下手,即是以社会科学的观念设定题目与组织材料,却立足于严谨的训诂与考证上。他的着作给予我治史必须宏观与微观兼顾的启示。

柯立夫师则是我在哈佛接触最多而对我影响最深的师长。他是一位传统学者,也是一位传统的美国绅士。自学术言之,立夫师师承法国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伯希和是20世纪前半西方最伟大的东方学家,也是举世公认的语文(philology)学派的大师。立夫师精通汉、蒙、满、波斯及多种欧洲古今语文,其着作以译述与考证见长。一生主要精力贯注于三项工作:(1)《蒙古秘史》的重构与译注,(2)元代汉、蒙文合璧碑的译注,(3)《元史》的译注。其中第三项于其生前未能完成,而第一二项则对蒙元史的探讨及早期蒙古语文之重构作出重大贡献。学界公认他是的美国蒙古学及蒙元史研究的奠基人。但是,二次大战后,美国汉学及东方学学风丕变,社会科学派势力日昇,立夫师却固守语文考证之阵地,不免日益孤立,却是终身不悔。而在为人方面,立夫师亦可说是战后美国社会中的「今之古人」。他终身未娶,始终独居,在生活上力求维持新英格兰的传统方式。晚年独居于一个广达百馀亩的农庄,不惜将退休金全数花在照料几十头牛马上,农庄中不装电话,更无其他现代设备。待人接物,尤有古风。他待学生如子弟,呵护无微不至。对师长之崇敬则终身不改。对伯希和与田清波神甫(Rev. A. Mostaert, 1881-1971)固然如此,而其与我国留美前辈洪业先生间的师友深情更是流传康桥已久的士林佳话。总之,他笃实的治学方法与古朴的处世之道在强调功利的美国社会与学院中显然格格不入,对我却有不少影响。

我的博士论文《元代军事制度》(The Military Establishment of the Yuan Dynasty)是由柯、杨二师联合指导。选择此一题目乃是因为军事制度在元朝的重要性。蒙元帝国的创建原为一伟大军事成就,建国以后亦主要倚靠武力维持其政权。因而要瞭解元代之政治与社会都必需研究其军事制度。此一论文係以草原与中原的军事传统为经,而以军事制度的三面——兵制、宿卫与镇戍——为纬,探讨元代军事制度的由来、演变及其与该朝兴亡的关係。并将有关的重要史料《元史.兵志》译注为英文。这一论文由哈佛大学出版社于1978年刊行,自此中外学界对元朝的军事制度才有较为全面的认识。

1969年夏天,我自哈佛毕业。第一份教职是在明尼苏达州立圣云大学(St. Cloud State University)。这是一所纯教学的大学,所授皆为通论性课程,学校亦缺乏研究资源,研究与教学不易配合。

在圣云大学首尾五年,其中一年却是回国担任台大历史系客座副教授。19719月回到台大时,从吾师已逝世一年有馀,我被安排在他留下的研究室中,由于该室己被定名为「姚从吾教授纪念研究室」,室中的陈设与图书与8年前改变不大,睹物思人,能不怅然?好在同室者尚有晋生兄,当时他已返国数年,主讲「辽金元史」,我则与他分工,讲授「内陆亚洲史」及「西方对先近代中国历史研究的评介」二课。这一年在台大颇得教学相长之乐,当时接触到的诸学弟多已成为今日台湾学术界的领导人物。

(三)星洲坚持

19749月,由美归亚,转至新加坡大学历史系任教。当时家岳父执教于星洲南洋大学,内子国璎因而得以侍奉双亲,欣悦不己。不久她获聘于新大中文系,我们的工作乃趋于安定,从此栖迟星洲凡20年。

在生活观上,星洲20年可说是我们的黄金岁月。新大待遇优渥,而星洲的文化与物质生活兼具东西方之利便。但自学术研究观点言之,则是利弊兼具。新大虽为该国第一学府,定位却是教学大学。而且当时新大历史系与中文系有一协定,即是历史系仅可教授近代史课程,以致我的工作以讲授近代史为主。

在教学与研究脱节的情形下,我面临了一个重要抉择:改行研究近代史以配合教学?或是不管教研脱节而继续辽金元之研究?结果我选择了后者,主要是由于一种使命感的驱策。当时大陆正逢十年浩劫,学术研究完全停顿,而在台湾由于斯钦师及晋生兄出国讲学,年轻一辈尚无人兴起,在中国人世界中,辽金元研究似乎面临到存亡的危机,我遂兴起一种无法旁贷的责任感,不计现实利害而继续辽金元研究。好在新大当局甚为宽容,对我的研究与教学是否能够完全契合并未计较。

对一个先近代中国史的研究者而言,新加坡的环境并非特别不利。就资料方面言之,先近代中国史的研究主要需要的是一个具有核心典籍的图书馆。新大中文古籍收藏尚称丰富,而对大陆书刊的开放远较台湾为早。并且由于新大为一英文大学,英文书刊之收藏甚为齐全。因此,对我而言,在星洲从事研究并无严重的资料不足的问题。就研究所需时间言之,虽然每年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讲授近代史上,但新大的寒暑假合计长达四五个月,可以用于研究与写作。而且由于没有研究计划的压力,一切皆出于自我要求,在写作上反而可以质量兼顾。在这种自我要求的情形下我的学术渐趋成熟。生平较为受到学界重视的论着不少是写成于星洲。

在星洲从事蒙元史研究自然面临独学无友的问题。在蕉风椰雨的南洋,北亚史很难成为一个引人兴趣的范畴,而新加坡的学术社群很小,人人练的都是独门功夫。因而,我既无商榷切磋的对象,也无法培养后进。由于地缘关係,澳洲国立大学的罗意果(Igor de Rachewiltz)教授成为合作最密的同道。我曾对他开玩笑说:「我们是南半球仅有的两个蒙元史学者」。当然,星洲仅是接近南半球而已,我的戏言不过是彰显我们的孤立与寂寞。但是,历史研究原是一项寂寞的事业,历史学人必须耐得寂寞。星洲20春,我熬过了寂寞,并因坚持信念而产生一些成绩。

(四)清华丰收

19949月,应清华大学历史所邀约而返台任教。我在同年出版的《蒙元史研究》序言中说:

今秋此书出版之时,我的工作及生活环境将经历重大的变动。过去二十年来在新加坡的生活可说是安乐丰盈,但对于一个知识分子而言,总觉此处安身有馀,却是立命不足。世间之事,东隅桑榆,不易兼得。取捨之间,往往因年岁而不同。年轻岁月,不得不为稻梁而营营。中年以后,不再受迫于生计,更期盼精神上的满足。经此抉择,衷心希望研究与教学的结合更为紧密,或可在辽金元史研究上作出较多的贡献,弱水三千,我取一瓢,别无奢求。

六年的清华岁月证明当年作了正确的抉择。

六年来,我又享受到教学相长的乐趣。除去通识课程外,最常讲授的是「辽金史专题研究」、「元史专题研究」及「汉学述评」等课程。在「辽金史专题研究」与「元史专题研究」两门课程中,我逐年就这三代的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等方面中的重要课题,选择中外学者的重要论着及史料,与同学们共同阅读讨论,颇能引起同学兴趣。现在以辽金元史为专业,攻读博士、硕士者各有四人,人数之多己超过当年台大辽金元史研究室全盛时代的情况,也足以比美大陆上任何辽金元史重点单位。因而辽金元史的教学已成为清华历史所的一项特色。

清华是一个着重研究的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的同仁面临到与理工方面相同的压力,也必须申请计划,组织团队,品比研究成果的质量及争取奖励及荣誉。对于做惯个体户,只顾自我要求的我而言,这是一种不同的科研体制。经过一两年的调适,我融入了这个体制,也力求发挥其优点。几年来,在同仁及同学的鼓励与国科会的支持下,完成了几个自认为重要的计划,成果较前丰硕,学术生涯可说进入了丰收期。

这几年来,我的研究成果得到学术界的肯定,先后获得各种奖励,而膺选院士则是最近与最大的鼓舞。学术界不因我远离30年而忘记,也不因我研究的是一冷门而忽视,我内心充满感激。

三、取径

元朝是中国史上的一个特殊朝代,元史也是一特殊的研究范畴。元朝不仅是第一个由游牧民族所肇建而统治全国的王朝,而且是一个包拥欧亚的世界帝国之一部分。当时中外关係的紧密,活跃民族的繁多,以及少数民族语文史料及域外记载之繁富,在中国史上都可说是绝无仅有的现象。元朝可说是最具世界性与民族文化多元性的时代。元代历史的特色形成元史研究特有的学风:(一)研究者须如傅斯年先生所说的兼通「汉」「虏」二学,指涉架构包含中原史及内陆亚洲史二部分。(二)研究者着重非汉文史料的蒐求以及各种语文史料的对勘与名物典章的考释。(三)元史研究是蒙古帝国史的一部分,早已成为世界性的学问,中国学者不能唯我独尊,最忌闭门造车。蒙元史研究虽是源远流长,却因上述困难而令人望而却步。

元史研究有两条主轴,一为探讨元朝在中国史上的独特性,一为考察其在中国史上的延续性。前者着重横向的探讨草原传统及外来文化冲击所造成的元朝制度与文化上的特色。后者则着重纵向的研析元朝与前后各代之异同及其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地位。过去蒙元史专家往往偏重前者而忽视后者,而一般历史则多跳越元朝,对此一朝代在中国史上的地位未能深入探讨。

在研究方法方面,过去学者之偏好亦有所不同。一派着重历史重大问题与趋势之探讨,另一派则偏重以语言学的方法从事于各种语文史料的比勘与译释以及名物的考证,可说是文本取向的。蒙元史研究因牵涉甚多不同语文的史料,如忽视语文考证往往不能扩张史料,而其研究亦必流于空疏以致产生甚多讹误。但语文考证派的学者则多落入见树不见林的窘境,以史料研究取代史事研究,而以语文考证当成历史研究的目的。在中国乃至世界蒙元学界,崛兴于三十年代的第一代学者偏重语文考证。第二代以后之学者较为着重历史重大问题与趋势之探讨,但在择题方面比较偏重上述的第一条研究主线。

就研究方法而言,早年师长甚为注重我的语文训练,似乎也期许我在语文考证方面做出一些成绩。但是,观察学术潮流,我体认到:对一个史学工作者而言,语文考证是研究的重要基础,而不是目的。几十年来,我的撰述虽以乾嘉考证和蒙古「小学」为基础,也尽量蒐求各种语文的史料,但在择题与概念设定方面,儘量自宏观的历史学及社会科学概念出发,希望能做到宏观与微观兼顾。而且自大学时代以来,我对日本东洋史学及西方东方学的着作一直十分关注,不断汲取其优长,希望不自外于世界蒙元史研究的主流,也希望对这主流作出更多贡献。

在研究重心方面,早年我较为着重上述的第一条主轴,如探讨北亚游牧民族南侵原因,蒙元军事制度,西域人的政治角色之类,都是想探究草原传统对中原历史的冲击。近年来也重视第二条主轴,如〈元朝科举与江南士大夫之延续〉一文探讨江南士大夫家族是否因蒙元统治而中断。当然我也体认到这两条主轴不可偏废,因而也想结合两条主轴而勾勒出蒙元时代在中国历史及北亚历史长河中的地位。今后当多写〈蒙元统治对中国历史发展影响的省思〉这类的文字。

四、成果

谈到研究成果,我的主要成就在于蒙元史研究。先后出版专着二册、论文集三册、联合编着一册及论文约五十篇。涵盖蒙元时代的政治、军事、社会、文化、人物评传与综论等方面﹕

(一)、政治

在政治史方面,由于元朝是一个「少数政权」统治下的多元民族国家,我主要係自政治文化与政治利益的角度探讨各族群间的政治冲突与调和。蒙元时代的政治结构前后不同,政治权力分佈与政治冲突的性质也先后有异。大蒙古国时代是以草原为重心,汉地不过为一殖民地,其时政治完全为蒙古人与西域人所主宰,汉人影响不大。忽必烈建立元朝后,政治重心始行南移,汉人的政治地位略为上昇,但无法改变元朝政权的特质。终元一代,始终有草原派与汉地派及儒治派与理财派的冲突。我最早的两种论着〈忽必烈潜邸旧侣考〉与《西域人与元初政治》都是讨论蒙元早期的政治,已如上述。中期政治一向是元史研究中薄弱的一环。发表于《剑桥中国史》(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第6卷的〈元朝中期政治〉(Mid-Yuan Politics)一章部分弥补了这一缺陷。该文的主旨是从朝廷文化取向与权力结构探讨元朝为何不能在中原落地生根与获致政治安定。该文指出中期诸帝虽较忽必烈採行更多汉法,但未能根本转化元朝的政权的性质。源自草原的制度与观念(如蒙古封建与家产制度〔patrimonial-feudalism〕及政权为黄金氏族成员公有的观念)未被根除,而与承袭自中原的各种制度(如官僚制度及君主集权制度)相互牴牾,冲突不断,以致元朝未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中原政权。直至最后,元朝仍带有殖民政权的性质。

「遗民」是中国历代鼎革之际不可或缺的政治、社会与文化现象。汉族王朝相互更迭之际,士人不仕异朝是由于儒家忠君思想,而元朝兴亡之际则具有统治族群更迭的意义,或是「由华夏入夷狄」,或是「由夷狄入华夏」,遗民的处境与意义自然不同。我的〈宋元之际的遗民与贰臣〉与〈元明之际的蒙古色目遗民〉分别探讨宋元与元明之际的遗民现象。〈宋元之际〉係综论江南人士对宋元鼎革的种种反应。显示:江南士大夫对元朝灭宋作出迥然不同的反应,有的遁迹山林,成为「遗民」,有的则改仕新朝,成为「贰臣」,而在遗民之中,政治光谱分佈亦颇宽广,从心存复国的「激烈型」到忠宋而不反元的「边缘型」,态度相差甚大。遗民拒仕新朝主要係受绝对忠君观念之影响,「夷夏之辨」所起作用不大。而且遗民现象之存在甚为短暂,前后不过二三十年。宋元之际的遗民似不如前辈学者所说的重要。〈元明之际〉一文可说是遗民研究的另类思考,因为过去的遗民研究仅着重汉族王朝覆亡后汉族士人的动向,而此文则以元朝灭亡后蒙古、色目遗民的行为与思想为探讨对象。蒙古、色目遗民与当时汉族遗民有相同之处,亦有相异之处。相同之处是各族遗民皆出身士大夫阶层,而且皆因忠君观念影响而拒仕异代。不同之处是:蒙古、色目遗民与汉族遗民在元、明二朝所处地位不同,所受明太祖「本土化」政策之冲击亦全然有异,因而蒙古、色目遗民的亡国之痛与眷怀故国之激情更甚于汉族遗民。蒙古、色目遗民虽无强烈的夷夏观念,却成为族群政治的牺牲品,与民国初年满族遗民的处境有几分相似。

(二)、军事

军事史是我研究元史最早的领域,但自撰写《元代军事制度》以来,对此领域的研究中断了一段时间,直到1990年左右才重理旧业,发表了两篇文章:〈蒙元水军之兴起与蒙宋战争〉及〈宋元战史的新丰收〉。〈水军〉一文係探讨水军在蒙元灭宋中所起之作用。过去学者一致强调:蒙古征服天下主要倚靠骑兵。英国军事史权威李德.哈特(B. H. Liddell-Hart)曾说:「运用单一军种——骑兵——是蒙古人不断胜利的秘密」,「运动力为其战略及战术上的王牌」。实际上蒙古征战地区地形複杂,单靠骑兵不足以成大事。〈水军〉一文显示:蒙古之能征服亚欧并统一华夏,优势骑兵并非唯一原因。为适应不同环境,不断建立新兵种,吸收新战法,并充分动员当地一切资员以供作战之需才是蒙古「不断胜利的秘密」。建立水军并恃以灭宋便是最佳例证。而〈新丰收〉则评介了海峡两岸近年出版有关宋元战争的三部新着并探讨了此一战争中若干具有争议性的问题。

(三)、社会

元代社会是我用力最多的一个领域。元代是一个多元族群与多元文化的社会。元代的社会阶层结构、族群等级、族群文化关係与前后各代皆有甚大的不同。在社会阶层方面与前代的主要差异在于新旧菁英阶层的更替,即是中原社会中的传统菁英——士人(儒士)——地位较前低落,代之而起的则为一个皇室家臣集团,亦即当时所谓「大根脚」家族。我的〈元代的儒户:儒士地位演进史上的一章〉係探讨儒士的地位,而〈元代四大蒙古家族〉、〈元代几个汉军世家的仕宧与婚姻〉及〈蒙元时代高昌偰氏的仕宧与汉化〉等三文则係探讨新菁英阶层的性质与地位。

关于儒士在元朝的地位,过去学者因受南宋遗民「九儒十丐」说法的影响而认为特别卑下。元朝儒士大多编为「儒户」,〈元代的儒户〉一文係透过儒户的法定权利与义务而探讨儒士在元代社会中的实际地位。该文显示:儒士虽失去唯我独尊的传统地位,但与当时僧道相当,仍然享有不少经济上的优待,仅是仕进之路较前狭隘。因此,在士人地位演变史上,元朝儒士地位特殊,却非特别卑下。

元朝的新统治菁英阶层与其他各代不同,具有两项特色:一为族群多元化,包括蒙古、色目、汉人及少数南人。另一为闭锁性:统治菁英阶层甚少吸收新血,层次愈高,愈是如此。〈四大蒙古家族〉一文係自四个最为潢贵的家族之历史研析蒙古统治菁英阶层的性质与演变,反映出蒙元政权具有韦伯(Max Weber)所说的「家产制」性格,即是政府为皇室家务组织的扩张,而皇室家臣则构成最高统治阶层。忽必烈虽然採用官僚制组织,但未削减家产制的影响,以致统治菁英阶层的性质并未改变。〈几个汉军世家〉一文研析六个重要汉军世家的历史,显示:汉军世家因在征服中原过程中立有大功,取得家臣身分,成为蒙元社会中的最上层。〈高昌偰氏〉係以一个家族的历史检视色目菁英阶层的政治与文化演变。该文指出偰氏原为突厥、回纥、畏兀儿等国世家,因归降蒙古时代较早,亦跻身皇室家臣之列以致仕宧不绝,但汉化较深,故兼具「根脚」与「科第」双重世家身分,情形较为特殊。总之元朝统治菁英阶层甚为闭锁,重家世而轻成就,与中国近世各代的情形大不相同。

科举制度正是造成近世儒士地位及高度社会流动率的一个重要机制,元朝儒士地位低落的一个原因是科举制度未受重视。元代政治社会环境与汉族王朝时代迥异,故科举的机制及其影响亦不相同。可惜过去学者对科举制度对元代社会的影响未加研究。多年来我一直从事「元代的科举与社会」的计划。这一计划包括的两部分,第一部分为《进士录》之重建。第二部分则是根据《进士录》探讨科举恢复对当时菁英构成及中国近世社会发展的影响。第一部分现己杀青,各科〈进士辑录〉并已陆续在各学报发表。第二部分亦已大体完成。第二部分之研究显示:就科举制度的规模而言,由于元朝恢复科举之目的仅在于为原有以特定标准选官用人的方法增添一个补充途径,因而考试规模始终窄隘,竞争空前激烈。就菁英流动率而言,元朝科举产生的官场新血少于宋金明清等朝,但考试对各族群之影响大小不一,甚多蒙古、色目、汉人进士来自元朝官宧家庭,不少南人进士则出身于南宋仕宧家族。就科举对文官构成之影响而言,元代进士多数以中品官职终仕,而有五分之一仕至高官,但因进士仅佔当时文官的3.4%,显示科举对元朝政权的封闭性的特质影响甚小。此一研究第二部分中现己发表的章节包括〈元朝蒙古色目进士背景的分析〉、〈元朝科举与江南士大夫之延续〉、〈元朝南人进士分佈与近世区域人才升沉〉。

(四)、族群文化

由于元朝是一个多元族群社会,各族群的政治地位与文化背景相互歧异,族群关係空前複杂。族群政策与族群关係因而成为元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也是我多年来注意的一个焦点,发表过几篇论着,或综论当时的族群政策与族群关係,或探讨蒙古人的汉学与汉化,或考述多族士人圈的形成。

〈内北国而外中国:元朝的族群政策与族群关係〉显示元朝族群政策之宗旨不在于达致族群的和谐与统合,而是对被征服民族採行压制与分化。这一政策严重影响族群关係,造成族群关係在各方面产生很大的落差。在社会、文化方面,元朝中期以后各族群已呈现融合之趋势,但在政治、经济方面,蒙古、色目与汉族间的关係始终以压迫与剥削为主调,导致族群的对立与冲突,而元朝之覆亡与族群关係之恶化具有密切关联。

〈元代蒙古人的汉学〉与〈论元代蒙古人之汉化〉等二文探讨了汉文化对蒙古族的影响。过去学者多认为元代蒙古人与汉族士大夫文化始终格格不入,与色目人不同。〈汉学〉一文考述了117名蒙古儒者、诗人、曲家及书画家的生平及造诣,显示不少蒙古士人的汉学造诣深湛,足与当世汉族及色目名家争胜。论者多谓此文可与陈垣名着《元西域人华化考》并行。〈论汉化〉一文则全面评估元朝蒙古人所受汉文化影响之程度并检讨其无法完全汉化的原因。该文就名字、礼俗及汉学等三方面具体衡量蒙古人所受汉文化影响的程度。我同意魏复光(Karl A. Wittfogel)所说:只要征服状态不变,征服民族群便不会放弃其原有族群认同而真正与被征服民族同化。但是征服状态既不能隔绝二民族之间的交流,亦无法阻止蒙古人受到汉文化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前辈学者显然低估汉文化对蒙古人的影响。

十馀年前笔者在撰写〈汉学〉一文时即已体认到:元代中后期熟谙汉族士大夫文化的蒙古、色目人士日益增多,业己形成一个士人阶层,而此一新兴的蒙古、色目士人阶层并非孤立于汉族士人主流之外,而是基于共同的文化造诣、兴趣与品味,与后者紧密结纳,相互之间存有千丝万缕的关係。由于这一体认,笔者遂萌发了「多族士人圈」的概念。五年以前我写了〈元朝多族士人圈的形成初探〉一文,又扩张成为一本小书,其宗旨即在证明元朝中期以后一个多族士人圈业已形成。各族士人透过姻戚、师生、座师、同年、同僚、同乡等关係,建立紧密的社会网络,并且共同参与诗文唱酬、雅集游宴、书画题跋及着作编刊等文化活动,频繁互动,各族士人并且具有共同的群体意识——信仰、价值、行为规范及政治理念——乃能融为一体。多族士人圈之形成为族群统合跨出重大的一步。这本书稿虽仍待整理,其中〈元代蒙古色目士人阶层的形成与发展〉、〈元代各族士人间的文化互动﹕书缘〉及〈元代多族士人的雅集〉等章节则已发表。总之,上述这些研究打破了学界对元朝族群关係相沿已久的误解。

(五)、传记与人物

研究一个时代的历史,必须瞭解这个时代的重要人物。因此人物研究往往成为时代史研究的重要基础。在西方汉学发展史上,L .C.Goodrich及恒慕义(Arthur Hummel)主编的人物传记集便是明、清史研究的里程碑。我和罗意果、陈学霖教授联合主编的《蒙元前期名人传论》(In the Service of the Khan. Eminent Personalities of the Early Mongol-Yuan Period, 1200-1300)则是蒙元史在这方面的参考着作。此书不是一本历史辞典,而是自成吉思汗至忽必烈汗时代重要政治、军事、文化人物的传论集,各篇传论以详尽为目标。该书係集合中、美、德、意、澳等国蒙元史学者所编着。我执笔的有该书导论及出身畏兀儿族的儒相廉希宪、前期汉军名将史天泽、张柔、严实与平宋大将伯颜、张宏范等人评传六篇。

其他三篇都是关于成吉思汗、苏天爵及金哈剌等个别人物。〈凯撒的还给凯撒:从传记论中外成吉思汗研究〉一文係自传记探讨二十世纪各国成吉思汗研究的发展,特别强调成吉思汗的政治争议性。笔者希望,随着后意识型态时代的来临,未来成吉思汗的传记应将历史真面目还给这位蒙古凯撒。苏天爵为元代最重要的史学家,〈苏天爵和他的《元朝名臣事略》〉考述了苏氏的生平并评估其名着《元朝名臣事略》的史学价值。金哈剌为一出身汪古族的元季诗人,其《南游寓兴诗集》在中国失传已久,我根据在日本内阁文库发现的抄本考证了金哈剌之族属、家世、科第、仕历、诗集流传及其文学价值。元代蒙古、色目人所撰诗文集流传至今者为数极少,任何失传诗文集之重现皆应具有甚大意义。

(六)、综论

一个资深研究者固然应继续从事专题式探讨,将其研究前沿向前推进,但也应不时登高眺远,为范畴内的重大问题勾勒比较全面的图像,也为自已提供反思的机会。因而,近年来我撰写了几篇综论文章。〈蒙古帝国的崛兴与分裂〉以宏观的视角对蒙古帝国由兴起至分裂的若干主要历史问题作了论述。文中指出蒙古人耗费三代精力缔造庞大帝国,但不及三代,帝国即已分崩离析,因为成吉思汗的政治体制的内在矛盾、帝国发展方向的争议及各汗国与土着文明的涵化皆导致帝国的分裂,可以说是历史的宿命。

〈元朝的统一与统合:以汉地、江南为中心〉讨论元朝能够统一中国而无法加以统合。该文指出:元朝所採巩固统一的政策着重因俗而治、多制并举以及对不同的族群给予差别待遇。这些分化政策导致意识型态、政治参与、民族融合与社会阶级等方面的统合程度不高。元朝显然始终未能跨越政治学者所谓「统合的门槛」。蒙元可说是近代殖民政权的先驱,这也是日本侵华时代特别着重研究「异民族统治中国」经验的原因。

〈蒙元统治对中国历史发展影响的省思〉旨在检讨与思考蒙元统治的影响。此文指出:蒙元统治对其后政治发展的影响大于对社会、文化与经济的影响。明清时代的绝对专制与残暴政治的出现及国家对社会控制的加强皆与蒙元统治不无关联。在社会、文化与经济等层面,蒙元统治的近程冲击虽然不小,却无深远的影响。宋朝出现的若干属于「近世」的特徵在明、清时代未能沿续,与蒙元统治似无太大关联。总之,蒙元统治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是中国史上的重要课题,仍待进一步讨论。

五、结言

回顾我的学术生涯,研究数量不算庞大,内容也未必精釆。毕竟人文与自然科学性质不同,很难说什麽才是突破性的研究。重要的是,每项研究都必须具有意义,一点一滴的累积,聚沙成塔。我的研究也是如此,谈不上什麽惊人发现,不过是在元代政治、军事、社会、族群、人物等方面,将研究前沿略微向前推进。如果有任何成就可言,主要由于我对一门冷门学问的执着与坚持,抱着「千山我独行,何必相送」的襟怀,多几分傻劲,少几分功利。

 

 

原載於國科會《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332000.10】,頁415。後收入《內北國而外中國:蒙元史研究》(中華書局,200710月)。


2012-12-09 21:49:17
    
责任编辑:张国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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