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美彪教授的学术贡献与治学特点刍议

                     韩志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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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感谢“蔡美彪教授学术思想及学术成就研讨会”的主办方中国蒙古学学会和内蒙古社会科学院邀请我来参加这次会议,并十分荣幸能在会议上向各位师友汇报自己的心得体会。然而,蔡美彪先生的学问博大精深,以我的能力很难窥见其精髓,因此,谈点浅见,供大家参考。

我与蔡美彪先生相识,至今已近四十年。1975年我大学毕业后,来到近代史所中国通史编写组(后改为中国通史研究室)工作。近代史所在北京王府井大街东厂胡同,主持全组工作的是蔡美彪先生。几十年来,我作为他的部下和助手,在他领导下工作学习,并参与了他主持的多项工作,例如,《中国通史》、《中国历史大辞典·辽夏金元史》卷、《范文澜全集》等。旁听了他为北京大学历史系研究生讲授辽金元史课程,以及为本所研究生开设的音韵学等课程,还追随他参加蒙古史学会、元史研究会等主办的多次会议和《元史论丛》的编辑等工作。可以说,我是受他教诲最多的一个,也是近距离接触他较多的一个人。现将蔡先生的学术贡献与治学特点归纳为几个方面:

一、     学术经历与学术贡献

蔡美彪先生祖籍浙江杭州,19283月生于天津。1949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历史系。当年考取北京大学研究生部,在导师邵循正先生指导下研究史学。毕业后,进入罗常培领导的文科研究所做助教。中国科学院成立后,1952年随罗先生转到语言研究所。1953年调入近代史所,协助范文澜先生编写《中国通史简编》及学术研究工作。此后,一直未离开过近代史所。至今已逾86岁高龄的蔡先生,每天仍笔耕不辍。他先后出版了《元代白话碑集录》(科学出版社,1955)、《八思巴字与元代汉语》(与罗常培合著,科学出版社,195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增订)、《中国历史大辞典·辽夏金元史》卷(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1986)、《中国地震历史资料汇编》七册(主编,科学出版社,1987)、《中国通史》十二卷本(主编,人民出版社,19942007)、《范文澜全集》(主编,2002)、《八思巴字碑刻文物集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辽金元史十五讲》(中华书局,2011)、《中华史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辽金元史考索》(中华书局,2012)、《学林旧事》(中华书局,2012)、《中国通史简本》(主编,人民出版社,2013)等,发表学术论文和学术评论等百余篇。目前已完稿的《成吉思汗小传》,中华书局正在付梓当中(目前已出版)。《元代白话碑集录》增订工作也在进行之中。蔡先生的学术贡献是多方面的,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通过《中国通史》、《中华史纲》、《中国通史简本》等形式,探索中国历史发展脉络,传播系统而正确的历史知识,使严肃的学术著作从象牙塔走向民间。一部《中国通史》发行几十年,多次再版,荣获国家图书奖,并与《史记》、《汉书》等书被指定为国家常备图书。近年所著的《中华史纲》,也同样深受广大读者喜爱,几经再版,荣获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创新工程奖。蔡先生对中国史学的发展与普及工作做出了巨大贡献。

二是打通辽、金、元断代壁垒进行融会贯通研究,对揭示契丹、女真、蒙古等民族发展规律意义重大。他的《辽金元史考索》、《辽金元史十五讲》等著作,探究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融合过程,从而带来民族史研究的新视野。

三是出版了一系列有关八思巴字蒙文碑刻文献和文物论著,从而将这一领域的研究推向高峰。尤其采用语言学、历史学、社会学、文学等相结合的方法,对古代蒙古民族进行综合研究,开创了蒙古学研究的新篇章。

四是担任中国蒙古史学会理事长、中国元史研究会会长、国际蒙古史学会执行委员等,为中国蒙古史学和元史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五是主编《中国地震历史资料汇编》,为中国历史上地震研究提供了较完备的基础资料。

二、     始终坚守学术阵地

蔡先生从1948年发表《辽史文学王鼎传正误》起,至今已将近七十年,仍不改初衷,继续从事研究工作,执着地坚守在学术阵地。

蔡先生曾在八十年代初的《历史教学》杂志上发表过一篇《回忆范老论学》文章时说:“花花世界中的种种引诱,也可使人发生这样或那样的思想,动摇治学的本志。即使在学术工作中,受到外界的赞许容易使人自满;遭到不当的批评容易使人灰心;遇到困难也可使人避难趋易,转移方向。因此,浅尝辄止,一曝十寒,往往成为通病。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论到文学之难,说贫贱则摄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困境能使人颓废,顺境也可使人荒疏。所以处困境或顺境,都需要有坚强的毅力,才能坚持自己的学业,坚定不移。”他曾多次讲到范老自从1940年在延安开始编写《中国通史简编》,为此,范老的一只眼几近失明。尤其是解放之后的二十年间,范老排除各种干扰,精力几乎全部灌注这部书的编写上。蔡先生正是以范老为榜样,不管遇到任何困难或名利诱惑,始终不渝坚守在学术阵地上。

我到所里后的几十年间,亲身经历了编写《中国通史》的艰辛。这期间有社会大环境因素的干扰,也有当权者狭隘的办所方针的影响,一度使《中国通史》编写到了举步维艰的地步。蔡先生曾萌生带着通史研究室人员转到历史所继续编写《中国通史》的想法。蔡先生正是不畏艰险,在克服种种困难之后,最终完成了《中国通史》的编写。我认为,苏轼一首《定风波》词作很符合蔡先生的思想境界,词云:“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三、     通与专结合的典范

鲁迅先生曾说过:“博学家多浅,专门家多悖。说明博与专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作为史学研究者需要两者兼顾,不仅学识渊博,而且治学注重精专,即在广博的视野下,研究问题力求具体深入。

蔡先生曾多次对我们谈到关于通才和专精的关系。他强调研究历史要有大局观,要能够融会贯通,认为断代史研究有其局限性。他常说,范老在世时,就要求他们注重通与专结合,并指出历史是前后连贯的一条长线,又是相互联系的一个大面,把历史知识缩成一点,可能成为专家,但不能成为通才。必须通与专相结合,不可偏废其一。在学术研究中,蔡先生一直注重是通与专结合。他具有渊博的学识,其研究领域时间跨度上溯汉唐,下至明清,所涉及的知识层面亦相当广博,涵盖了历史学、地理学、政治学、民族学、民俗学、古代文学、古文字学等诸方面。如此渊博的学识,在当今学术界亦属凤毛麟角。他的论著,无论宏观与微观都把握得相当好。他通古博今,不仅具有通才,能够独立完成《中华史纲》的编写。而且,还在专精方面独树一帜,他是国内外学术界公认的辽金元史方面权威,其大作《辽金元史考索》集中反映了他这方面的成就。他对于女真文研究、八思巴字研究、元曲的研究独领风骚。他不仅撰有《汉代亭性质及其行政系统》,还写有《明代蒙古与大元国号》以及《大清国建号前的国号、族名与纪年》等论文。他曾在《民族语文》上发表《对科右中旗阿拉伯字母文字读释的意见》,还写有《馒头包子之由来与异同》等文章。他还在《考古》、《文物》等杂志发表多篇有关文物方面的论文。他曾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编委。学术研究领域之广博,这在学术界是不多见的。

再举一个蔡先生指导研究生的例子:刘小萌是蔡先生带的第一个博士研究生,当年他考入蔡先生门下之后,蔡先生不仅传授史学知识及治学方法,并亲授音韵学,为其今后的学术发展开拓了广阔的视野。刘小萌最初自选的博士论文题目为有关清代八旗研究,因为其硕士论文也是满族八旗方面的研究,这样可以驾轻就熟。但是,蔡先生高屋建瓴帮他选定《满族从部落到国家的形成》。由于这是清史学界一直未开垦的处女地,解决了早期满族演变问题,等于起到执清史牛耳之功效。论文完成后,受到清史学界广泛赞誉,已先后三次再版,从而奠定了刘小萌在清史学术领域的地位。观一斑以见全豹,蔡先生的学识素养不同凡响。

四、     历史观和治史的方法

蔡先生是深受郭沫若、范文澜影响的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在多个场合谈到马克思主义对指导历史研究的作用。他认为,史学工作者,要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发扬实事求是的严肃、严谨的学风,从实际出发,不断开拓进取,经过辛勤的劳动,一定会取得高质量的学术成果。他强调,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不能机械、僵化、教条。他说:“马克思主义不能成为僵固的教条,而需要不断地汲取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的新成果,以求得生动活泼的发展。但是,如果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需要引进某种新理论新方法来代替,那就是严重的误解了”。他在一篇文章中,从两个方面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研究的重要性。“第一,马克思主义不仅给予我们以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而且它本身又是一个完整的科学的思想体系。直到现在,在世界任何国家都还没有出现过足以代替马克思主义的更完整更科学的体系。在某些具体的学术的学术领域中,应用某种具体的科学方法,当然也可以获得科学成果,但它并不能代替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也不能因而抹煞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区别。第二,马克思主义历史学需要借鉴或吸收本学科以至相关学科的某些研究方法。但具体的研究方法取决于不同的研究对象,而不能像工厂设备那样简单移植。研究中国史与研究美国史、欧洲史的方法不尽相同。研究中国的先秦史与研究近代史,乃至宋史与研究元史,也需要不同的具体方法和手段。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民族史等专史的领域,也各自有其不同的具体要求。严肃的科学工作者,为确保某一课题的最佳的研究方法和表述方法,往往需要经过反复探索,而不是简单的抄袭或模仿。事实证明,某种使用于一切领域并足以代替马克思主义的所谓新方法,是并不存在的。”(《历史研究》三十五周年致辞)这正反映了蔡先生的历史观和遵循的治史方法。

他多次说过,学术史的发展表明,任何堪称新创的科学成就,都只能是多年潜心研究的结晶,而不能是趋时哗众的空谈。我不只一次听到蔡先生引用马克思的名言:“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

他常用“天圆地方”,来形容做学问的要领。“地方”就是要坐得住,“天圆”就是要善于思考。他还说,“做学问,写文章,如同厨师烹饪做菜,食材和作料都一样,但做出来水平高低却大不同”。“厨师不能只会做一道菜,而要会做多种菜。搞研究和写作,也要尽可能全面,著书、写论文、编辞书、书评、文章要都应该在行”。“做学问高明之处,不在于发现新材料,而是在于从大家常见的史料中发现问题”。他的很多关于历史观和治史方法的精辟见解,对于我们的学术研究工作很有帮助。

五、践行实与冷精神

“实与冷”,是蔡先生对范老治学精神的精辟总结。而且,蔡先生正是以此为座右铭,身体力行使之发扬光大。

实,即实际,也包括平实、老老实实。范老一再倡导研究历史要从实际出发,而不能从概念出发。历史现象错综复杂,许多事情缺乏完整记录,有些虽有丰富的资料,但由于资料来源不同,以及记述者的偏见,往往并不能反映历史事实真相。这就需要老老实实地进行艰苦而切实的调查研究工作,反复阅读,周密思考,才能去伪存真,接近历史实际。

冷,即冷板凳、冷板凳的简称。范老倡导本所学人做学问要有“二冷”精神。他经常勉励研究所的同志们下二冷的决心。一冷是坐冷板凳,就是要大家坐下来认真读书搞研究,埋头苦干,坚持不懈。二冷是吃冷猪肉(古者道德高尚的人,死后可入孔庙配享祭祀),就是告诫大家不要急于求成,要做长期的努力,最终你的成绩会被社会承认。

蔡先生正是践行实与冷精神的楷模。从我到所里工作开始,就见到蔡先生每天清晨已经坐在办公室读书和写作,几十年如一日。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近代史所的办公条件还很简陋,通史组二三十人集中在一间平房大办公室里办公。我的办公中桌就在蔡先生对面,每天看到蔡先生埋头苦干,中午趴在办公桌上稍事休息,下午接着读书写作。直到现在,已近九十高龄,似乎仍不知老之已至,继续一如既往每天坚持到所里工作。我们看到,蔡先生最近一二年间,所写作出版的个人著作有多种。以往他大部分精力都用于了完成范老编写《中国通史》的遗愿,而极少花费在个人课题研究上面。这种甘于奉献的精神也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荀子说过:“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蔡先生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地走向学术事业的颠峰。

六、追求史与文兼善

鲁迅曾说:《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对司马迁的史学功力与文学修养两方面都给予极高的评价。因此,史学著作应力求做到史实与文字表述完美的统一。然而,当今不少史学工作者,缺乏文学素养,不重视文字的表述。尽管其著作在史料和观点多有新创,但由于晦涩难读,而消弱降低了本身的价值。黎澍先生曾专门写文章批评过两个著名史学家,一个是“所使用的文字也粗疏到极点”,一个是“不善于用明确的语言来表现明确的思想,也就是故作高深”。记得一次听《近代史研究》主编徐秀丽说,《近代史研究》杂志刊登一篇当今很活跃的一位名家写的论文。蔡先生阅后,找到她提意见说:“这篇文章,概念不清,逻辑不通,思维混乱”。我随后找来一阅,通篇晦涩难读,大量利用国外新概念,甚至一句话有三百多字。蔡先生还曾对本所一位参评研究员职称的学者送审的一部代表作,当面提出了批评。此人申报副研究员时,蔡先生写过推荐意见。当这位学者说:“那我这五年就白干了?”蔡先生不客气地说:“你就是白干了!”他曾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高级职称评委,一次对某个学者填写的学术职称申请表提出批评说:“研究员还写白字”。还有一次,他领导的一个学会的秘书长发送学术会议邀请函,被他重新改写后,再寄了回去,要求重新邮寄。蔡先生对文字表述十分重视,这与他的学术经历不无关系。

蔡先生早年先后与范老和罗常培共事,范、罗二人都是语言大师。范老早年对《文心雕龙》研究造诣颇深,有几部研究专著出版,他善于化古代汉语为现代汉语,以语句精炼、深入浅出为学界称道。罗常培先生语文能力超群,在语言学界有“四大天王之一”的赞誉。蔡先生对我常讲起跟罗常培先生共事的情景,说罗先生对人要求极其严格,动不动就骂人。因此大家背后称罗先生人为 “罗长官”。记得有一句名言:“与智者同行,你会不同凡响;与高人为伍,你能登上巅峰”。蔡先生正是深受他们的影响,非常重视史实的剪裁和文字的表述。可以说,他驾驭文字的能力,出神入化,点石成金,真可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这与他本身具备古文字学、音韵学的深厚造诣,又能诗能文,文史兼通是分不开的。因此,阅读蔡先生的著作,你会感到轻松愉快,没有故作高深、拖泥带水之感。这也正是《中国通史》、《中华史纲》,能做到深入浅出、雅俗共赏,为广大读者喜爱的重要原因之一。听蔡先生说过,目前出版的学术著作大多是仅完成了百分之八十,主要缺少进一步的推敲研磨,或是存在文学修养上的差距。

七、研究蒙古学的特点

蔡美彪先生是我国较早从事蒙古学研究的学者,1948年即发表了《元秘史中所见古代蒙古之婚俗》论文。五十年代初,同罗常培先生编撰《八思巴与元代汉语》,遂开始了系统地搜集和研究有关八思巴字蒙、汉文献等方面的工作。这一时期,他接连发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所藏八思巴碑拓序目》、《从蒙古文字的起源说到新蒙文的推行》、《汉语里的蒙古语》、《内蒙呼伦贝尔地带各兄弟民族语言文字概况》《元杂剧中的若干译语》等论著,对蒙古学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此后的近七十年间,他一直都继续耕耘在蒙古学园地。因此,可以说,他是在蒙古学领域灌注心力较多和取得斐然成绩的学者。

蔡先生对于蒙古学研究有独到之处。他研究蒙古学不是单一的某个方面,而是采用一种橫通的方法,即采用蒙古语言学、蒙古历史学、蒙古文学、蒙古社会学、蒙古民族学等融会贯通的方法,进行综合研究。例如,对马可波罗的研究,以往学者大多认为,他是一个旅行家。而蔡先生通过对马可波罗《寰宇记》中讲述各地情况,以及书中使用的波斯语、蒙古语词汇等方面记载,对马可波罗在中国十七年间的语言与观念、地位与身分以及《寰宇记》所显示的特点,进行全方位考察。不仅指出他应当是一个斡脱商人,而且他在中国的活动轨迹与其身分有关。于是有关马可波罗研究中出现的许多问题便迎刃而解。论文《试论马可波罗在中国》发表后,受到南开大学著名教授杨志玖、澳大利亚蒙古史学家罗依果(lgor de Rachewiltz)、南京大学教授陈得芝等国内外专家学者一致赞赏。美国的一些大学历史系将蔡先生有关马可波罗研究论文作为教材,供学生学习参考。再如,有关关汉卿研究。关汉卿是我国历史上的伟大戏剧家,他在戏剧方面为留下许多珍贵的遗产。但是,由于存世的关汉卿生平事迹的资料欠缺,以至于长期以来,人们对关汉卿生卒时代和人生经历等,知之不多,一直成为难解之谜。蔡先生通过关汉卿创作的戏剧中的蒙古语等词汇,以历史语言学的视角进行深入细致分析研究,从而揭示了关汉卿生于金末,由金入元的结论。并指出他不是人们认为的“金末太医院尹”,或“元太医院尹”。根据元代典籍及户籍制度的史实,而得出关汉卿是元代太医院管领的医户的结论。对于关汉卿经历也考证出“元世祖至元后期,关汉卿也曾在杭州一代从事戏剧活动”。这篇《关汉卿生平考略》的论文,反映出蔡先生治蒙古学善于利用语言学、文学、历史学等进行综合性研究。因此,他取得的成果更令人信服。他的八思巴字研究也同样有其特点。他不是简单地辨识文字,而是把八思巴字作为蒙古历史学的研究工具,反过来又通过历史学诠释八思巴字文献反映的内容。举一个例子,一次蔡先生让我看一篇当今所谓八思巴字权威写得论文,是从一通墓志铭考证一个元代蒙古家族的文章。蔡先生说,将墓志铭写成墓志碑,说明不懂碑刻学问。而通过释文来说明八个姓氏同葬一墓,反映出不懂元代丧葬制度。因此,治蒙古学需要有多种语言尤其是古代蒙古语训练和蒙古历史学的功力。蔡先生考释八思巴字,是在深入发掘历史学资料的基础上进行的,从而将八思巴字蒙古文献学研究推向高峰。有关蔡先生对八思巴字文献研究的特点及贡献,可参看陈得芝先生的《八思巴字文献研究的学术贡献——庆祝蔡美彪教授八十华诞》(《蒙元史与中华多元文化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这里不再赘述。

总之,蔡先生学术贡献和治学特点是多方面的,远不是一篇小文所能涵括。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蔡先生之所以能在学术上取得巨大成就,这与其坚持学术自由和学术操守有因果关系。他没有做过官,不是不能,不是没有机会,而是不为也。他是一个不唯上,不唯书,只为实的学者。他常说,学术研究不能跟风。他曾谈到科研与宣传的关系,说:“科研是探索未知,而宣传是宣传已知”。他对当前以量化为学术评价标准的做法,很不以为然。他说,曹雪芹写一部《红楼梦》就够了。如果写一百部,天天做梦,就不得了了。曹禺写一部《雷雨》,就代表了他的水平。如果老打雷下雨,就会发大水了。他明确反对学术著作所谓的规范化,认为是一种新的“八股”。

蔡先生为《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立传的历史学家。九十年代初《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一版面世,至今二十几年间,有传的史学家中,在世的已聊聊无几。蔡先生是以学问立身,并始终坚学术操守的学者。他是一个真正对蒙古学作出开拓性贡献的学者,获得蒙古学奖当之无愧。

   

 (本文是在201412月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召开的“蔡美彪教授学术思想及学术成就研讨会”上的发言,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316日刊登时作了删节)

 

本文由韩志远先生赐稿,在此谨致谢忱。


2015-03-27 07:56:51
    
责任编辑:张国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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