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精于勤——陈高华先生访谈录

                     陈高华、刘晓
文章点击:

陈高华,19383月生,浙江温岭人。1960年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历史研究所工作。1982年起任历史研究所副所长(19821988年)兼研究生院历史系主任(19821985年)。1988年~1991年任历史研究所所长。2003年起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2006年起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史哲学部委员。1990年获国家人事部授予的“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1991年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亚文明史》编委会委员(19821988年),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外国人研究员(1992712月)。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京都女子大学访问学者。曾任中国元史研究会会长、中亚文化协会副会长、中外关系史学会副会长等。1988年起为第七、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1998年起至今,连续当选第九、第十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目前主要社会兼职有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元史研究会顾问、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会长等。个人主要论著:《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陈高华、吴泰),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元大都》,北京出版社,1982年。《中国史稿》第5册(合著),人民出版社,1983年。《中国古代史史料学》(合著),北京出版社,1983年。《元史研究论稿》,中华书局,1991年。《中国政治制度通史·元代卷》(陈高华、史卫民),人民出版社,1996年。《中国海外交通史》(陈高华、陈尚胜),台北文津出版社,1997年。《中国经济通史·元代经济卷》(陈高华、史卫民),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年。《中国风俗通史·元代卷》(陈高华、史卫民),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元史研究新论》,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文库·陈高华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资料整理:《元代画家史料》,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0年。《宋辽金画家史料》,文物出版社,1984年。《明代哈密吐鲁番资料汇编》,新疆人民出版社,1984年。《元代农民战争史料汇编》(合编),中华书局,1985年。《隨唐画家史料》,文物出版社,1987年。《元代画家史料汇编》,杭州出版社,2004年。古籍整理:《人海诗区》,北京出版社,1994年。《滋溪文稿》(陈高华、孟繁清),中华书局,1997年。

 

刘晓:老师,您好。作为您的学生,非常高兴能有机会向您请教,希望您能就人生道路、研究领域、处世原则等方面谈一些自己的感想。首先,我非常感兴趣的是,您当初为什么会选择元史这一稍显冷僻的学科作为自己的治学方向?

陈高华:1955年,我考上北京大学历史系。当时的课程,一、二年级学的是基础课,中国古代史要讲两年。分段讲课的分别是张政、田余庆、邓广铭、许大龄四位先生。张、邓两位先生在当时就已经是很有声望的教授,先生、先生还是青年教师。先生讲元明清史,我对明清史很有兴趣,对元史则兴趣不大,觉得元朝的人名、族名、事件都太复杂。当时还有一门课叫做“原始社会史和民族志”,这是学习苏联经验而开设的,授课老师有中央民族学院的林耀华、宋蜀华、陈永龄诸位先生,都是民族学界的著名学者。他们介绍国内各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情况,使我大开眼界,初步认识到民族研究对历史研究的重要意义。1958年,全国兴起了“大跃进”的高潮,国家民委主持的少数民族研究工作也要跟着大跃进,计划编写各少数民族的简史简志,为此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但当时从事民族调查研究的力量有限,于是便决定抽调北京大学历史系和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的部分师生参加。我被分配到新疆调查组,任务是编写哈萨克族的民族志。从19588月到19597月,我在新疆工作一年,跑过新疆北部的许多地方,对中亚历史和游牧民族的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60年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历史研究所工作。领导征求各位新人的意见,我表示希望从事民族史研究。当时历史所正好有一个民族史组。原来,1956年,中、苏、蒙三国协议共同编纂一部《蒙古通史》,历史所为此成立了由翁独健先生负责的民族史组,作资料准备和其他学术淮备。后来三国联合编史的计划流产,但民族史组却一直保留了下来,以元史、蒙古史研究为主,兼及其他北方民族和南方民族。我被安排到民族史组,很自然地便以元史为自己的专业了。

20世纪中国的元史研究经历了好几代。第一代是王国维先生和陈垣先生,他们是中国学术界真正大师级的人物,为中国的元史研究奠定了基础。第二代是翁独健、韩儒林、邵循正、姚从吾等几位先生,他们都有很好的传统文化修养,又到西方接受过严格的科学训练,称得上学贯中西。现在中囯大陆的元史研究者大多出自翁、韩、邵三位先生门下,而台湾地区的辽金元史研究则以姚先生为宗师。我在北大学习的五年,搞运动和下乡(包括民族调查)占去了大部分时间,缺乏史学专业的基本训练。对科研工作,内心虽有强烈的愿望,但不知从何入手。分配到民族史组后,受翁先生教诲,才得以逐渐走上元史研究的途径。所以,我一直视翁先生为自己学术生涯的引路人。

刘晓:在中国历史的发展长河中,元朝历史虽然只占其中很小的一部分,但对后世的影响却非常深远,记得以前曾看过不少学者在这方面的见解,有的对元朝历史基本上持否定态度,有的虽肯定元朝统一中国的历史功绩,却又否定蒙古西征,有的学者则认为这种一分为二的分析实际上是采取了双重标准,您对元朝在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的影响如何看待?

陈高华:关于元朝的历史地位,在我国和国际学术界一直存在着很大争议,相信这些争议以后还会继续下去。这个问题不是简单几句话就能说清楚的,如果一定要表个态的话,我想,元朝与其前身——前四汗时期的大蒙古国(Yeke Mongol Ulus),二者既有密切联系,又有显著区别。大蒙古国是一个庞大的世界性帝国,而元朝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王朝,正如伊利汗国在伊朗一样。元朝在中国结束了数百年的割据局面,实现了政治上的大一统,为今天中国的疆域奠定了基础(比如说,西藏地区就是在蒙元时期正式纳入中国版图的),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元朝是一个民族大迁徙、大改组的时代,民族之间既有激烈的冲撞,又有密切的交流乃至融合。今天我国境内多民族分布的局面,大体上是在元代形成的。这也是很重要的亊情。我们常说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统一多民族国家有一个逐步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元朝在这个过程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这是不可否认的。至于元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如何评价,可以进一步讨论,需要作细致的研究。

13世纪大蒙古国的出现,是世界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大蒙古国的军事活动,遍及亚、欧许多国家,因此造成的后果,需要作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但可以肯定的是,大蒙古国的活动,促进了东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在世界历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马可波罗行记》的产生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近年来学术界注意到,产生于15世纪初的《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上面不仅有东方的中国、朝鲜、日本,还有阿拉伯半岛、非洲乃至欧洲,可以说是一幅世界地图。它是在元代地图基础上绘制而成的,而这正是当时东西方交往加强的一份很好的实物证明。

刘晓:据我了解,您的兴趣非常广泛,元史研究的各个领域,几乎都有不同程度的涉及,而元史研究以外的领域,也有不少论著产生过较大影响。您能否谈一下您在这些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以及自己独到的学术观点?

陈高华:我的主要专业是元史,前期主要研究元代农民战争、社会经济和中外关系,后来逐渐转到文化史和法制史。我一直认为,研究的面应该广一些,不要过于狭窄。社会生活各个部门是互相关联的,不同领域的研究,可以收到互相促进的效果。我对自已论文要求,是一个“新”字。新题目、新资料、新观点,总之要有新意,人云亦云,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回顾自己的元史研究工作,在经济史方面用力最多,可以说比起前人来有较大的进步。《元大都》一书,虽然篇幅不大,但比较全面勾画了元朝都城大都(今北京)的面貌,曾被译成日文和蒙文出版。近年来在元代文化史(宗教、风俗、科举等)、法制史方面的一些探讨,也有一定的价值。你说我在“元史研究的各个领城,几乎都有不同程度的涉及”,这有些夸大了。元史需要研究的问题很多,还有不少重要领域,如蒙古社会结构、元代历史地理等等,迄今为止我只能在门外徘徊。

我读的书很杂,兴趣也很杂。除了元史以外,在中亚史、海外交通史和绘画史方面也有所涉猎。上面说过,学生时代我在新疆参加民族调查一年,对中亚历史产生了强烈的兴趣。上世纪80年代,我又奉命和已故学者马雍先生一起作为中方代表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属的中亚文明史编委会,与中亚历史再度结缘。在中亚文明史编委会上,我方与前苏联代表等多次发生分歧,激烈争辩,这使我对中亚史研究的现实意义有更深的认识。也正是在80年代,我编纂新疆历史资料并撰写的若干论文先后问世。明代新疆历史,在整个新疆史研究中是个薄弱的环节。我编著的《明代哈密土鲁番历史资料辑录》,公布了很多前人没有利用过的资料,起到了填补空白的作用,产生了较大反响。上世纪70年代,福建泉州发现宋代沉船,引起了我国海外交通史研究的热潮。我做了一些与此有关的研究工作,并和己故学者吴泰先生合作撰写了《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这是我国学术界较早问世的海外交通史专著,因而时常被人在论著中提及。后来又和山东大学的陈尚胜先生合写了《中国海外交通史》,在台湾出版。我为开展海外交通史研究亦做了一些工作,如组织研究团体、创办刊物等。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以东西方对话为主题的“丝绸之路综合考察”活动,其中之一是“海上丝绸之路考察”,我作为中方代表参加了全程和中国境内的筹备工作。此次考察,进一步促进了我国海外交通史研究的进展。

我对古代绘画史的涉猎始于“文化革命”后期,当时正常的研究工作停顿,我便以搜集古代绘画资料为消遣。“文化革命”结束后,我将有关元代画家的资料整理出版,这便是我的第一本书《元代画家史料》。此书问世后,颇得国内外学术界好评。韩洪刚(中国美术学院教授任道斌的笔名)说:“我在海外见到日本学者铃木敬、美国学者李铸晋、我国台湾学者傅申,他们对此书都有极高的评价,认为这是研究元代绘画史的必备工具书,检索方便,贡献良多。”[①]文中提到的三位先生都是公认的中国绘画史权威,铃木敬、李铸晋两位先生我都接触过。后来我又编著出版了《宋辽金画家史料》和《隋唐画家史料》。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工程院院士傅熹年先生说,“陈高华先生撰《隋唐画家史料》、《宋辽金画家史料》、《元代画家史料》,收集了大量这方面的资料,对我们了解这方面材料有很大的帮助。”[②]这几种书有两个特点。一是辑录原始的史料,而且力求完备。二是从历史学的角度对画家、画史提出自已的看法,颇多与以往艺术史研究者不同之处。后来我将《元代画家史料》补充修订,改名为《元代画家史料汇编》,重新出版。原来还打萛编著《明代画家史料》,己做了一些工作,但因其他工作繁重,中途停顿。现在看来,己无力为此了。

刘晓:您对目前国际与中国的元史研究现状怎样看?同以前相比,中国的元史研究有哪些进步?还存在着哪些明显不足?今后需如何加强?您这方面的看法,对我们年轻学者今后的研究非常重要,可以不可以详细谈谈?

陈高华:用近代科学方法研究元史、蒙古史,欧洲(包括俄国——苏联)和日本都比中国要早。从19世纪到20世纪上半期,欧洲和日本在元史、蒙古史研究方面,走在中国前面,这是无可讳言的事实。甚至可以说,近代中国的元史研究,正是在国际蒙古学的影响下才发展起来的。过去翁独健先生谈到元史研究动态时,常常勉励我们要努力改变这种局面,使中国元史研究成为世界元史研究的中心。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末21世纪初,形势已经有了很大改变。一方面,我国元史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研究领域扩展,成果增多。另一方面,欧洲的汉学、蒙古学等学科随着老一辈学者的逝去,水准明显降低。日本学术界重视学术传承,总体仍能保持较高的水准,但新老交替,多少令人有青黄不接之感。就目前情况来看,我国的元史研究成绩是比较突出的,某些方面在国际上可以说居于领先地位。

不过,我国元史存在的不足也是明显的,大约有以下几个方面需要大力加强。

首先是史料的发掘与整理。在汉文、藏文、蒙文史料利用方面,我们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以前元史研究取得的巨大成绩,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正得益于这种优势。近年来,元史研究领域又出现了一些引人注目的新史料,如韩国发现的元刊《老乞大》、《至正条格》,俄国与中国合作出版的《俄藏黑水城文献》等,这些新问世的文献资料,有的已被学者引入研究领域。除新资料外,在文献整理方面我们还有许多工作可做。如元代基本文献《元典章》,至今连一个经过初步整理的标点本都没有,更不用说在此基础上的校注了。元代很多重要人物的文集,都应该很好地进行校勘、辑佚。地方志、金石志中的元代文献,更应当下大力气全面、系统地加以辑录,而且,因同一地区不同时期编纂的方志,收录的文献往往互有异同,我们绝不能以查阅其中一种为满足。至于分散各地未见辑录的元代碑刻、拓片,以及新出土的墓志、碑刻等,数量也颇为可观,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翁独健先生就曾提倡进行《元碑集成》的编纂,可惜这方面的工作至今也没有人去作。汉文文献资料的整理可以多方面进行,以便于学者研究利用为原则。目前正在编纂的《全元文》、《全元诗》是一个很好的途径。资料的分类整理也很有必要,像《道家金石略校补》一书的出版,曾极大地推动过元代道教史的研究,元代的佛教金石文献存世者也很多,如也能汇集在一起编辑成册的话,肯定也会推动元代佛教史的研究。“域外史料”是元史研究的一大资料宝库,这方面的整理与利用,国外学者已取得了丰硕成果,远远走到了我们的前头。为此,翁独健先生曾提出分两步走的建议,即先将国外学者整理研究的成果先翻译过来,以后待条件成熟时再直接翻译原始文本。这方面的工作,我们目前仅完成了第一步,即从西方文字的转译,而且种类十分有限,仅有《史集》、《世界征服者史》等几部较为重要的著作。以后,我们要加强这方面的工作,不仅要增加翻译的种类数量,而且要逐步过渡到第二步,即从波斯文、阿拉伯文文本直接翻译,这方面的工作任重道远,需要我们长期不懈的努力。此外,“域外史料”在国内各大图书馆收藏较少,以往学者研究多通过私人渠道获得,流传不广,给研究带来极大的不便,因此,今后有必要建立依托于某一大学或某一研究机构下的资料中心,广泛搜集收藏于世界各国的“域外史料”抄本或刻本,以方便国内学者的研究。

其次是考古成果的吸收与借鉴。考古发现不仅能为历史研究提供新资料,而且还可以发现许多新问题。自王国维先生“二重证据法”提出以来,历史文献与考古发现相结合,已成为史学研究的一条重要途径,元史研究当然也不例外。元代考古同其他朝代相比,应该说是比较薄弱的。其中固然有某些客观原因,如元朝统治的时间较短,历代皇帝均葬于漠北,蒙古人一般无墓室,导致元代墓葬考古不发达等等,但这并不意味着元代考古没有工作可做。新中国成立后元代的重要考古发现首推黑城文书,黑城文书虽在数量上与唐代敦煌文书不可同日而语,但因内容大多反映的是元代世俗社会的情况,学术研究价值很高。泉州等地的宗教石刻以及全国各地出土、征集到的元代文物也有不少,被学者广泛应用于宗教习俗、社会生活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元大都、上都与中都等都城史的研究,更是因考古发现较多地弥补了文献记载的不足,在近些年才取得了飞快发展。此外,绥中元代沉船、河北隆化鸽子洞等的发现也是近年来元代考古工作的重要收获。以上情况表明,元代考古并非可有可无,而是大有希望的,在此基础上,我们完全有必要开始翁独健先生所倡导的《元代文物图谱》的编集,结合考古发现,带动元史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入。

第三是专题研究的深化与新领域的开拓。尽管目前在专题研究方面已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也明显存在着不足,各领域研究并没有得到均衡发展,即使研究较多的领域,成果也不平均。例如元代政治制度史,对中央机构的研究多集中在省、院、台等重要机构,对部、寺、监等机构的专门研究就显得异常薄弱。这方面的问题,在其他领域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像经济史中区域经济与财政制度的研究,近年来虽取得不少进展,但有待深化之处仍有不少。元代法制史的研究则刚刚起步,从法律编纂、刑罚制度到实体法研究等有许多问题还没有搞清楚。宗教史的研究,有关内地佛教的研究就十分薄弱,即使是学者们关注稍多的禅宗,其实也有许多问题没有展开讨论。元代卫生医药,内容丰富多彩,迄今没有得到史学界的重视。目前出版的几部元朝断代史,已获得了学术界较多的好评,在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内,我们应当把主要精力放在深化专题研究与弥补研究不均衡的缺陷上。此外,蒙古各宗藩兀鲁思的历史与元朝史都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四大汗国史研究的深入对我们理解与把握元朝历史有许多益处。可惜的是,我们对各宗藩兀鲁思的研究,除察合台汗国史有较大进展外,基本上还很薄弱,语言文字的障碍、文献资料的局限固然是主要原因,但重视程度不够也是一个方面。

刘晓:非常感谢。在您近五十年的学术生涯中,一定有一些自己的治学感想或者说体会,能否在这方面也给我们年轻学者一些启示?

陈高华:我在一篇文章中曾大致谈过这方面的体会。总结起来,大致有三个方面。

一是必须高度重视史料的搜集和整理。记得傅斯年先生曾讲过一句话:“史料即史学。”客观地讲,他的这句话过于绝对,并不完全准确。但史学研究必须以史料为基础为前提,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离开了史料,史学研究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对于史料,必须力求全面、系统的掌握,并懂得辨别真伪,去伪存真。而且,既要熟悉掌握已知的史料,还要下大气力去发掘未知的新史料。很多老问题的解决和新问题的提出,都有赖于对已知史料的重新认识和新史料的发现。20世纪出现了甲骨学、简帛学、敦煌学、吐鲁番学等新学科,新史料实际上都是这些学科的催生剂。我在撰写论文过程中,也力求使用不同于前人的新史料,有些论文的写作,即是由于新史料的发现。在史料上要有所突破,始终是我在研究工作中的座右铭。

二是必须坚持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阶级与阶级斗争的理论,对史学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讫今为止,还没有哪一种理论学说可以取代历史唯物主义。当然,我们在研究中应避免理论僵化,死搬硬套,而是要做到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自己的研究工作,从一开始关于农民战争的探讨,到近年来法制史的研究,都力求用唯物史观来分析各种历史现象,今后仍将继续这样做。现在的许多年轻同志,在这方面知识较为欠缺,平时应多读一些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不断充实自己,这对自己以后的研究工作是大有裨益的。

三是必须努力学习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方法。学科之间的互相渗透,已经成为当今科学发展的趋势。历史学以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为研究对象,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无所不包,更需要了解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以及研究成果,才能把自身的研究推向前进。我在研究工作过程中,经常遇到一些跨学科的理论问题,像政治、经济、法律、民俗学等,并迫使自己进行各种学科理论、方法的补课,由此深深感到这种补课的重要性。这方面,也希望我们的年轻同志加以重视。

刘晓:从八十年代初起,您就长期担任历史所各项领导工作,并有中国元史研究会会长、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会长等各种社会兼职,到目前为止,您还担任着包括全国政协常委等在内的各项职务。尽管您的行政工作、社会活动一直都很繁忙,可依然保持旺盛的精力,被公认为国内元史学界同龄人中最为高产的学者。对此,我内心感到由衷钦佩,同时又觉得非常好奇,您是如何协调好二者的关系的?

陈高华:前辈学者常教导说,做学问要坐冷板凳,意思就是甘于寂寞,坐得住,才能做出学问来。我过去担任过行政职务,又有一些社会兼职,的确需要花费不少时间,为此常为坐不住板凳感到苦恼。后来想通了,行政工作、社会兼职与学术研究在时间上肯定是要发生矛盾的。解决这个矛盾,没有其他办法,只有自我调整,抓住一个“勤”字。唐代韩愈的《进学解》中有一句话:“业精于勤,荒于嬉”。说得非常好。不要因为担任行政职务和社会兼职便宽慰原谅自己,放松自己在学术上的追求。在努力做好自己担任的行政工作和社会兼职的同时,抓紧时间,勤读勤写,每天都做一点事,积少成多,集腋成裘,一年下来也就相当可观了。

刘晓:要我们年轻同志坐冷板凳,恐怕不太容易。要知道,当今学术界,普遍存在着一种浮躁情绪,论著数量的多少,刊物知名度的高低,似乎成为衡量一位学者学术水平的绝对标准。对此,我们都感到了巨大的压力。您能否能谈一谈这方面的观感?

陈高华:我一向认为,从事任何学术研究,都需要有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没有学术积累而草草完成的急就章,是没有学术价值与生命力的。当前学术界普遍存在着浮躁情绪,追求短平快,追求市场效应,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浮躁情绪的产生,是社会商品化的反映,当然也和现行的学术评估制度、职称评定制度有一定关系。浮躁的结果,使传统的朴实学风受到越来越猛烈的冲击,必然会导致成果粗制滥造的盛行。从短期来看,这有可能造成学术繁荣的假象,而从长远发展来看,则会对学术研究造成严重的伤害。

解决学术浮躁问题,需要作长期不懈的努力。一方面,应认真总结经验,对现行的学术评估制度和职称评定制度作适当的调整,例如,强调作品数量、将刊物分等级之类,都是不可取的。另一方面,提倡研究者自律,形成良好的学术氛围。范老(范文澜)说做学问要能坐冷板凳,准备吃冷猪头肉,意思是要甘于寂寞,长期奋斗,甚至生前不为人所知。这样一种境界,在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时代,恐怕是不容易做到的。但研究工作按照严格的学术规范进行,不片面追求数字,不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则经过努力是可以实现的。

刘晓:您今后几年有什么研究打算?

陈高华:我近几年想做的事情主要有两件。一是《元典章》的整理。《元典章》是元代法律文书的汇编,内容丰富,涉及元代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对中国法制史研究来说,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这部书历来以难读出名,因为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用当时的一种特殊文体即“硬译公牍文体”写成的,而且涉及许多元朝的特殊制度。日本学术界研讨《元典章》有数十年,用力最勤,己发表了一些研究成果。其他国家亦有人研究。我在历史所主持《元典章》读书班已有十年,先后有中、日、韩、美各国学者二十余人参加。部分研读成果已经发表。计划完成两项成果,一是《元典章户部校释》,一是《元典章》点校本。后一项已列入古籍整理十一·五重点规划和国家十一·五重点出版计划。与此相关,我还准备对韩国近年发现的《至正条格》加以整理。《至正条格》是由元朝官方颁布的一部重要法律文献,曾在《四库全书存目》著录过,早己散佚无存。通过《至正条格》的整理与研究,我们可对元代法律的编纂等问题有不少新的认识。二是中华点校本《元史》的修订。《二十四史》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历史典籍,中华书局在20世纪70年代出版的点校本公认是对中华文化传播的重要贡献。最近中华书局计划从今年起对《二十四史》进行全面修订,这是我国古籍整理工作的一件大事。我负责其中的《元史》部分。这项任务难度很大,但义不容辞,只能勉力而为之。以上两件事,我都和几位年青同志合作,在完成任务的同时,使他们也得以更好地成长起来。

刘晓: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与我谈话,也祝愿您身体健康长寿,有更多更好的成果问世。



[①] 韩洪刚:《陈高华与元代画家史料汇编》,《美术报》,2005108

[②] 傅熹年:《傅熹年书画鉴定集》,河南美术出版社1999年版,第15页。


2017-03-16 10:13:55
    
责任编辑:张国旺    
 

    下一篇文章:无

  •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辽宋金元史学科主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