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高华先生的学术研究

                     刘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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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高华,浙江温岭人。19383月生。1955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1960年毕业后,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历史研究所工作,先后任研究实习员、助理研究员(1978年)、副研究员(1980年)、研究员(1985年)。1982年起任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兼研究生院历史系主任。1988年~1991年任历史研究所所长。1992年起为博士生导师。2003年起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2006年起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史哲学部委员。主要社会兼职有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元史研究会顾问、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会长等。曾任中国元史研究会会长、中亚文化协会副会长、中外关系史学会副会长等。1988年起为第七、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1998年起至今,连续当选第九、第十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

陈高华先生研究领域广泛,在元史、明史、中国绘画史、中亚史、海外交通史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其中元史研究是他倾注心血最多、取得成绩最大的领域。

 

 

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读书期间,陈高华先生曾选修过“原始社会史和民族志”一课,授课人林耀华、宋蜀华、陈永龄等先生,都是民族学界的著名学者。此课的学习,使他初步认识到民族问题在历史研究领域的重要意义。1958年,国家民委主持的少数民族研究工作计划编写各少数民族的简史简志,在全国范围内开始展开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北京大学历史系和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的部分师生也被抽调参加。当时还是大学生的陈高华先生被分配到新疆调查组,主要任务是参加编写哈萨克民族志。从19588月到19597月,他在新疆工作了一年,跑过新疆北部许多地方。通过对基层的社会调查,他逐渐对民族史产生了浓厚兴趣。

1960年毕业后,陈高华先生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研究所工作。此前,1955年,中、苏、蒙三国曾协议共同编写《蒙古通史》,历史研究所专门设立了民族史组,由翁独健先生出面主持工作。以后虽因中苏关系恶化,编书计划搁浅,但民族史组却保留了下来,直到1964年研究室、组全面调整后才被撤销。陈高华先生到所后,当所领导向他征求个人志愿时,出于对民族史的浓厚兴趣,他报名进入民族史组工作,由此结识了翁独健先生。翁独健先生早年留学美国、法国,与南京大学韩儒林先生、北京大学邵循正先生同为中国元史学科的奠基人,对他以后的学术研究影响很大。据他回忆:

 

西方大学的历史系,无例外地都有“史学方法”课程,为学生介绍搜集资料、写作

的一些基本规则。解放以前,不少大学历史系也开设这门课。解放以后,进行大学院系

调整,历史系的课程安排完全学习苏联,“史学方法”课被取消了。先生则很重视史

学方法,利用各种机会,给我们讲授搜集资料和写作论文的基本要求,他强调要尽可能

穷尽与研究题目有关的一切资料,要像前辈学者所说那样:“上穷碧落下黄泉。”同时必

须区别原始资料和转手资料,尽可能使用原始资料。在论文写作方面,他强调要主题明

确,结构谨严,对前人的成果必须有全面的了解并有明确的交代,引用资料的版本必须

清楚,要我们以过去的《燕京学报》以及当时的《红旗》杂志为榜样。这些教导在今天

来看也许显得平淡无奇,但当时对我们这些还在研究工作门槛外徘徊的年轻人来说,则

有醍醐灌顶之感,得以少走许多弯路。

先生特别重视外语的训练,他认为蒙古史是一门国际性的学问,必须掌握外语,

了解国外的研究动态,才能避免闭门造车,盲目自大。尽管当时国内外学术交流完全处

于停滞状态,他仍尽可能地关注国外的研究动向,并给我们作介绍。这在现在来看是很

普通的事情,但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先生还要求我们学习蒙语,元代文献中有许多

蒙语词汇,有些文书是根据蒙语直译而成的,没有一定的蒙语知识就很难理解。为此他

请了民族所的照那斯图先生为我们讲授蒙文。照那斯图先生每周上课一次,持续了一年

左右,因为政冶运动等原因就被迫停止了。时间一长,我学的蒙文知识大部分也淡忘了。

但还记得蒙文字母、元音和谐律,还能查查词典,就是这点东西对研究工作也有很大的

好处。现在我能和学生一起读《元典章》,有不少地方便得益于那时学的一点蒙语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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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翁独健等先生的悉心培养下,陈高华先生在短时间内很快掌握了史学研究的基本要领与方法,在到所后的两、三年时间内,比较系统地阅读了元代各类文献,并开始搜集元代农民战争与社会经济史等方面的资料,尝试撰写一些研究论文,发表了《元代盐政及其社会影响》等多篇有影响的作品。多年以后,他对先生的培养之恩念念不忘,多次撰文指出,正是先生的指导,“使我少走了许多弯路”,“在我的心中,一直把先生视为自己的老师,自己科研道路上的引路人。”“薪尽火传,先生的贡献是不会被人们忘记的。”[②]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国内大部分科研工作陷于瘫痪状态。陈高华先生因家庭出身等方面的原因,没有参加历次运动,成了靠边站的“闲人”。可也正是此环境下,他开始发愤读书,广泛阅读文献,摘抄各种资料,从而为以后的学术道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考虑到当时恶劣的政治环境,他决定选择风险较少的美术史进行研究。文革结束后,他把多年来摘抄积累的美术史资料汇集成书,陆续出版了《元代画家史料》(上海美术出版社,1980年)、《宋辽金画家史料》(文物出版社,1984年)、《唐画家史料》(文物出版社,1987年)等资料汇编。这几种资料汇编对中国美术史的研究贡献很大,其中《元代画家史料》经修改补充,更名为《元代画家史料汇编》,于2004年由杭州出版社再版。

随着十年动乱的结束,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逐步走上了正轨。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正式成立。陈高华先生因突出的工作业绩,于1982年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兼研究生院历史系主任,以后又担任所长,并连续四届当选全国政协委员、常务委员。虽然行政事务繁重,社会活动频繁,可这都并没有影响他一生钟爱的学术研究。在当今中国元史学者中,陈高华先生不仅是著述最为宏富的高产作家,而且还被海内外公认为是资料熟稔、理论扎实、兴趣广泛的学者。

 

 

陈高华先生的元史研究,大体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从60年代到80年代中期,主要是元代农民战争史与元代社会经济史研究(主要包括赋役、海外交通、城市等)。80年代后期起,开始将重点转到元代文化、风俗、法制等方面的研究。他的研究成果,除不下二十余种的专著、译著、资料汇编、古籍整理外,重要论文已结集为《元史研究论稿》(中华书局,1991年)、《元史研究新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陈高华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三部著作出版。

农民战争史研究,是建国后史学研究的一个热点,也是陈高华先生较早涉足的领域之一。除与杨讷等先生共同编纂《元代农民战争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5年)外,他还发表了一些涉及元末地主阶级动向(像《元末农民起义中南方汉族地主的政治动向》、《元末浙东地主与朱元璋》)、农民起义口号(《元末起义农民的思想武器》)乃至奴隶暴动(《元末农民战争中奴隶暴动的珍贵史料》)的论文。与当时讨论农民战争过于偏重理论的风气有所不同,他的研究在资料占有方面往往处于领先地位,非常注重理论与文献研究的有机结合,由此得出的结论不失空泛,令人信服,在当时产生了较大影响。

社会经济史研究,也是陈高华先生较早从事研究的课题,更是他多年来关注的重点。前面谈到,早在60年代,他就发表过有关元代盐政的文章。从70年代中期起,在接受《中国史稿》第五册(后由人民出版社于1983年出版)元代部分的撰写任务后,在工作准备阶段,他发现元代经济史的研究非常薄弱,遂决心下大力气扭转这一局面。从80年代起,他开始集中发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针对《元史·食货志》缺乏记载的重大问题,相继发表有《元代户等制略论》、《论元代的军户》、《论元代的站户》、《元代役法简论》等论文,以《元史·食货志》相关记载为基础,加以认真考证、充实而发表的论文则有《元代税粮制度初探》、《论元代的和雇和买》、《元代的海外贸易》等。90年代以后,结合《中国经济通史·元代经济卷》的撰写,他又集中发表了一批元代经济史方面的研究论文,如《元代的流民问题》、《元代江南税粮制度新证》、《元朝的土地登记和土地籍册》、《元代的酒醋课》、《元代商税初探》、《黑城元代站赤登记簿初探》、《〈述善集〉碑传二篇所见元代探马赤军户》等。这些论著,可以说已构成元代经济史研究的一个完整体系。我国著名学者、《中国通史》主编蔡美彪先生对他这方面的研究给予了很高评价,认为他的这些成果,“为元代经济史的研究奠立了一块基石。”《中国经济通史·元代经济卷》(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则是他与史卫民先生通力合作完成的,是目前元代经济史研究领域的最权威著作。

政治史研究,陈高华先生主要发表过蒙金宋关系史及汉人世侯等方面的成果。其中前者主要有《说蒙古灭金的三峰山战役》、《早期宋蒙关系和“端平入洛”之役》、《王檝使宋事实考略》三篇论文,前两篇文章主要讨论的是蒙金、蒙宋关系史上非常重要的两次战役的背景及其经过,后一篇文章则是“端平入洛”以后蒙宋关系史的续篇,对王檝在蒙宋交往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蒙宋双方关系的实质性问题,都作了非常精彩的讨论。蒙元初期,在华北地区活跃着大大小小的汉人军阀——世侯,东平严氏是其中力量最为强大的一支,中外学者对此研究者不乏其人。陈高华先生《大蒙古国时期的东平严氏》,在研究的广度与深度方面均超过前人,被视为元代世侯个案研究的典范之作。他对红袄军领袖杨四娘子的研究(《杨四娘子的下落》、《〈湛然居士文集〉中“杨行省”考》),也可看作这方面的重要成果。

法制史研究,一向是元史研究领域的薄弱环节。陈高华先生在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担任外国人研究员期间(1992712月),撰有一篇长文《元代的审判机构和审判程序》。有关元代司法审判机构及其程序的研究,此前在国内外已有一些论著发表,要想超越这些研究成果,颇有难度,而他的这篇论文,无论是整个框架体系,还是细节的微观考证,都比以前的研究有重大突破。像从行省断事官到理问所的演变关系,“五府官”的发展源流等,都是经他最先进行研究的。《元代的流刑和迁移法》也是这方面的重要文章,对流刑与迁移的特点,作了很好的归纳与区分。此外,《中国政治制度通史·元代》(人民出版社,1996年)是他与史卫民先生通力合作完成的著作,除司法制度外,他还撰写了投下分封、监察、人事管理等部分。这方面,他以前没有投入过多精力进行过研究,但发表的成果却不轻易因袭前人成见,多所创新,有自己的特色。

城市史,尤其是都城史研究,陈高华先生除发表一些有关大都的研究论文外,还出版有《元大都》(北京出版社,1982年)一书,此书虽然篇幅不大,但因资料翔实,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像书中有关大都哪吒太子传说的资料,即影响到香港学者陈学霖先生《刘伯温与哪吒城:北京建城的传说》(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96)一书对哪吒城故事缘起的推测。作者在《自序》中提到:“在修订元人传记之时,意外发现足以破解一个多年令我困惑苦恼的问题的线索。这个线索来自刘秉忠的传记。事缘在增补这篇旧传时,检读刚出版的陈高华所著《元大都》,发现两则冷僻的史料,修订了我对刘伯温制造哪吒城故事的缘起的推断。……这两则史料提供我多年冀望不得的答案,正好填补了拼图缺失的片块,使我恍然大悟,原来刘伯温制造哪吒城的故事滥觞于元代营建大都城!” 《元大都》一书经由日本学者佐竹靖彦翻译介绍到日本(元の大都》,中央公論社1984),国内还出版有蒙文译本。他与史卫民先生合著的《元上都》(吉林教育出版社,1988)一书,也是讫今为止这方面的权威著作。近年,随着元中都考古发现的进展,陈高华先生对中都也产生了浓厚兴趣,发表有这方面的相关论文。

文化史研究,除前面谈到的美术史资料汇编外,陈高华先生还发表过一些相关论文,对以往一些已近乎为定论的观点提出了不同见解。像蒙古君主是否不喜欢汉族传统文化,进而影响到画家的出路问题,元代画家以山水为题材的作品,是否蕴藏着对元朝的不满倾向,等等。他在这方面的研究,引起了海内外美术史学者的高度关注。此外,他还做过金元衍圣公以及元代文人如赵孟頫、夏文彦、盛熙明等的个案研究,发表过一些元代对外文化交流乃至元代科举方面的文章。对元代各类文献典籍,诸如《老乞大》、《朴通事》、《三场文选》、《经世大典》甚至是医学著作《卫生宝鉴》等,也都有专文发表。他的这些论文,内容较为庞杂,篇幅也有长有短,但其中大都蕴含着极其重要的发现,这也是他撰写每一篇论文都力求使用不同于前人的新史料的一个体现。像《元代政书〈经世大典〉中的人物传记》一文,篇幅不长,但他根据清人文廷式笔记《纯常子枝语》等资料,提出《经世大典》“臣事”篇集中保存了大量人物传记,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这不仅正确指出了《元史》中人物传记的又一史料来源,而且也为今后《经世大典》的辑佚拓宽了思路。《卫生宝鉴》为元初医学家罗天益所著,书中保存了不少当时高官乃至名人的病例记载,长期以来为治元史者所忽视,陈高华先生充分认识到此书的文献价值,首次将其引入元史研究领域。

宗教史,陈高华先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佛教方面。《元代佛教与元代社会》是这方面发表较早的一篇论文,既有对元代佛教全面的总结与评价,又涉及不少微观研究,如元初禅教之争问题等。《元代大都的皇家佛寺》介绍了元大都皇家佛寺的基本情况,讨论了寺院经济、寺院组织等问题。近年,他又发表元代南方佛教略论》、《杭州慧因寺的元代白话碑》等论文。前者主要研究了元朝管理南方佛教的机构(总摄所、总统所、行宣政院、广教总管府)、江南佛教的宗派、大藏经的出版、元代江南佛教与中外文化交流等四个问题。后者主要介绍了元代杭州慧因寺的一块白话碑文,涉及高丽王王璋同慧因寺的关系。元代佛教人物,他也撰写过一些论文,其中有关杨琏真加,先后发表有《略论杨琏真加和杨暗普父子》、《再论元代河西僧人杨琏真加》。《元代来华印度僧人指空事迹》与《十四世纪来中国的日本僧人》则涉及中外佛教交流的人物,显示了他深厚的文献功底。

很长一段时间,元代社会生活史研究,没有引起学术界的足够重视。上世纪80年代,美籍华裔学者、普林斯顿大学著名宋史专家刘子健先生发表《南宋中叶马球衰落和文化的变迁》(《历史研究》1980年第2期),认为:“据元代的记载,并没有看见蒙古人重新提倡马球”,“蒙古时代,马球反倒消失。” 针对此观点,陈高华先生于1984年在《历史研究》发表《宋元和明初的马球》一文,指出马球不仅在元代,而且在明代前期都依然存在。在此以后,他花费了不少精力对元代饮食进行研究,发表了《舍儿别与舍儿别赤的再探讨》、《元代大都的饮食生活》、《元代饮茶习俗》、《孩儿茶小考》等论文,并在多卷本《中国饮食史》(华夏出版社,1999年)中承担了元代饮食的撰写工作。近年来,他又将注意力放到元代风俗史方面,发表了一系列专文(《元代的东岳崇拜》、《元代的禳灾活动》、《元代的天妃崇拜》、《元代的巫与巫术》、《元代的称谓习俗》、《元朝宫廷乐舞简论》),多所创见。《中国风俗通史·元代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则是他与史卫民先生在这方面的集中成果,填补了这方面的研究空白。

中外关系与民族边疆史地研究,是陈高华先生很早就感兴趣的一个领域。这方面他虽发表论文不多,但影响却很大。如在《印度马八儿王子孛哈里来华新考》一文中,他根据《中庵集》所收《不阿里神道碑》,认为这个不阿里即有名的马八儿王子孛哈里,从而使孛哈里其人其事在中国文献得到印证,也订正了日本著名学者桑原骘藏《蒲寿庚考》中的一些错误。《元代中泰两国的友好关系》主要根据《玩斋集》卷九《四明慈济寺碑》的记载,认为泰王敢木丁有可能来过中国。[③]这篇短文在当时引起了较大反响,不少学者发表论文,对此进行讨论。[④]元朝统治区域内民族众多,哈剌鲁即唐代葛逻禄,陈高华先生《元代的哈剌鲁人》介绍了蒙元时代哈剌鲁人的历史,着重讨论了哈剌鲁人内迁中原与江南后的分布、仕宦、婚姻等情况。此外,他还作过一些哈剌鲁人的个案研究(《读〈伯颜宗道传〉》、《元代诗人廼贤生平事迹考》)。

上世纪80年代,陈高华先生参加了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持的《中亚文明史》编委会,此后相继编纂了两部资料集:《明代哈密吐鲁番资料汇编》(新疆人民出版社,1984年)与《元代哈剌鲁畏兀儿资料辑录》(新疆人民出版社,1991年)。需要提到的是,前者所收资料的时间范围虽非他所擅长的元代,却受到相关学者的极高评价,并很快被引入研究领域,显示出他对资料占有的独到能力。魏良弢《叶尔羌汗国史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是这样评价《明代哈密吐鲁番资料汇编》的,“这部书有一些极重要的资料,如《写亦虎仙供词》,就是研究明代西域的第一手材料,而一般又很难见到。这部《资料汇编》虽题名只限于哈密、吐鲁番,其实许多资料涉及到这两地外的更多西域地方,是一部对研究叶尔羌汗国很有用的史料汇编。”

20世纪70年代后期起,随着福建泉州宋代沉船的发现,中国海外交通史的研究逐渐兴盛起来,陈高华先生除参与泉州沉船的讨论外,还撰写了不少与元代海外交通有关的论文。如《元代的航海世家澉浦杨氏——兼说元代其他航海家族》即讨论了航海家杨枢及其家族在元代航海事业方面的活动情况。元朝与高丽交往虽以陆路为主,但海路交往也相当频繁,他的《元朝与高丽的海上交通》填补了前人这方面研究的不足。此外,他还与其他学者共同撰写了《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海上丝绸之路》(海洋出版社,1991年)、《中国海外交通史》(台北文津出版社,1997)三部著作,奠定了他在海外交通史研究领域中的地位。目前,他不仅是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会长,而且还长期担任《海交史研究》杂志主编一职。

明代史,尤其是明初与朱元璋有关的研究,也是陈高华先生颇为钟情的一个领域。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他听过明史专家许大龄先生的课,当时就对明史有。对朱元璋的兴趣,则是早年研究元末农民战争史产生的。其中在1963年曾发表过《元末浙东地主与朱元璋》,。80年代以后,他又发表过《论朱元璋与元朝的关系》、《从〈大诰〉看明初的专制政治》、《朱元璋的佛教政策》、《说朱元璋的诏令》、《沈万三与蓝玉党案》、《关于朱元璋文的整理问题》等论文。

 

 

在从事繁忙的科研工作、社会活动的同时,陈高华先生还悉心培养下一代学者。从1978年至今,他在历史所已先后指导过四名硕士研究生、三名博士研究生,暨南大学经他指导毕业的博士研究生也有不少,这些人当中,有不少人已成长为当今学术研究的骨干力量。出于培养下一代学者的考虑,从19979月起,陈高华先生还主持创办了《元典章》读书班。读书班从创办至今,已坚持了近十年时间,常年保持在十余人的规模,参加者除历史所、民族所、北京大学等院校的研究人员、教师、研究生外,还有日本、韩国、美国等国的不少学者、研究生。《元典章》读书班的举办,使来自不同单位,甚至是不同国家的学者齐聚一堂,这不仅为青年学者提供了随时向陈高华先生求教的机会,同时也为他们自身提供了一个互相学习、交流的平台。

如今,国内第三代元史学者大都已退休,有的已经去世,年近古稀之岁的陈高华先生,却仍在埋头苦干,勤奋工作,继续为中国的学术研究发挥自己的余热。回顾自己所走过的学术道路,陈高华先生认为有三点经验特别值得借鉴:一是必须高度重视资料的搜集和整理。二是必须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三是必须努力学习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方法。这三点治学经验,对正在从事历史研究的青年一代学者不无指导意义。

我们期待着陈高华先生在步入古稀之年后,仍有更多更新的成果出现,并预祝他健康长寿。



[①] 陈高华:《记几位已故的史学家》,《人民政协报》20041021

[②] 《陈高华文集》自序;《记几位已故的史学家》;《元史研究论稿》前言。

[③] 《光明日报》197846,后经修改,题为《元代中泰关系二三事》,收入作者《元史研究论稿》。

[④] 邹启宇:《中泰关系史上的一个疑案——关于素可泰国王坤兰甘亨是否访问过中国的问题》,尚方:《也谈素可泰国王来访问题》,《历史研究》1980年第5期、1981年第1期。


2017-03-16 10:05:26
    
责任编辑:张国旺    
 
  •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辽宋金元史学科主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