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蒙元史研究综述

                     刘砚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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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历史学系  南京,210093

 

    2012年蒙元史研究成果丰硕,就笔者目力所及,共有专著二十余部、论文四百余篇问世,另召开学术会议六次。现就该年度成果及热点分类择要如下。

 

一、           学术会议

 

55-6日,“黑水城出土律令与词讼文书整理与研究”学术研讨会在河北社会科学院召开。725-28日,“纪念成吉思汗诞辰85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内蒙古自治区额尔古纳市举行。825-27日,“元代国家与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南开大学召开。829-31日,“杭州凤凰寺阿拉伯文、波斯文古碑碑文释读考订评审会”在杭州举行。914-16日“《老乞大》与元代东亚社会”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大学举行。915-16日,“第二届元上都遗址与文化”研讨会在锡林浩特举行。

 

 

二、           专著与集刊

 

本年度有多部论著问世:韩儒林《蒙元史与内陆亚洲史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蔡美彪《辽金元史考索》(中华书局),陈得芝《蒙元史研究导论》(南京大学出版社),杨讷《元史论集》(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刘迎胜《西北民族史与察合台汗国史研究》(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申万里《理想、尊严与生存挣扎——元代江南士人与社会综合研究》(中华书局),薛磊《元代东北统治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乌云高娃《元朝与高丽关系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王建军《元代教育管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谢咏梅《蒙元时期札剌亦儿部研究》(辽宁民族出版社),刘中玉《混同与重构——元代文人画学研究》(人民出版社),温海清《画境中州——金元之际华北行政建置考》(上海古籍出版社),殷小平《元代也里可温考述》(兰州大学出版社),李莎《中国人口通史9:元代卷》(人民出版社),徐忠明《老乞大朴通事:蒙元时期庶民的日常法律生活》(上海三联书店),高云萍《宋元北山四先生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顾世宝《蒙元时代的蒙古族文学家》(兰州大学出版社)等。

古籍点校和整理:乌兰《元朝秘史(校勘本)》(中华书局)是今年蒙元史古籍整理的重要成果。相关成果还有杨亮校注《袁桷集校注》(中华书局),杨晓春《元明时期汉文伊斯兰教文献研究》(南京大学民族与边疆研究丛书,中华书局),孙继民等《俄藏黑水城汉文非佛教文献整理与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的《元代古籍集成》有《诗传旁通·直音傍训毛诗句解》(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下同)和《诗集传名物钞·诗缵绪》问世,

    论文集和集刊:李治安、宋涛《马可波罗游历过的城市QUINSAY——元代杭州研究文集》(杭州出版社,以下简称《杭州文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隋唐宋辽金元史研究室编《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二辑(上海古籍出版社,以下简称《论丛二》),刘迎胜主编《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二十四辑(上海古籍出版社,以下简称《集刊二十四》),韩格平、魏崇武主编《元代文献与文化研究》一辑(中华书局,以下简称《研究一》),沈卫荣主编《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五辑(科学出版社,以下简称《集刊五》)。

 

三、           政治史

政治。关于成吉思汗的祭祀地,薄音湖认为成吉思汗去世后元代漠北的祭祀在其四大斡耳朵內举行,元之后迁移到漠南的鄂尔多斯(《成吉思汗去世地点与祭祀》,《中华文史论丛》第2期),奇·斯钦则称成吉思汗最早祭祀地在肯特山南麓、克鲁伦河以北第一斡耳朵,元朝时,扩大到大都、上都,形成三地并存,定期祭祀的局面(《蒙元時期的成吉思汗祭祀地》,《内蒙古社会科学》第6期)。陈得芝考察了元文宗在建康的活动(《元文宗在建康》,《西部蒙古论坛》第3期)。李治安讨论了“爱马”及其汉译“各枝儿”延伸进皇帝大怯薛内之际,已明显在“具有血缘关系的亲属群体”等基本含义基础上,偏向“部”、“集团”等衍生义,从而和爱马本义及前期涵义有所变异(《元后期怯薛内外“爱马”、“各枝儿”考——以至正条格为重点》,《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第六期)。苗东以江浙行省的使臣为切入点,探讨了中央政令在行省传达的状况(《元代江浙行省使臣研究》,《杭州文集》)。姜海军则探讨了蒙元政权的儒化的过程和汉儒的反映,程朱理学官学化以及经筵制度等问题(《蒙元“用夷变夏”与汉儒的文化认同》,《北京大学学报》第6期;《蒙元政权的儒化历程与程朱理学的官学化》,《南都学刊》第6期;《经筵制度与蒙元政权的儒化、汉化》,《五邑大学学报》第4期)。

陆韧探讨了元代宣慰司由内地到边疆的变化过程及其特点(《元代宣慰司的边疆演变及军政管控特点》,《云南师范大学学报》第6期)。武沐则考察了吐蕃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的机构设置的组成及其特征(《元代吐蕃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的机构设置》,《青海民族研究》第3期)。丁一通过重新解读《元史·地理志》,结合相关的台宪、法律文书,对有元一代的监司道区划进行较为全面的阐述(《元代监司道区划考——兼论元代政治泛区的划分》,《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期)。

行政制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腹里、东北、大理和吐蕃地区。温海清考察了蒙古将千户百户制带入华北汉地的具体历史过程,揭示出蒙古千户百户制度与华北路府州郡体制之间存在对应关系(《“万户路”、“千户州”——蒙古千户百户制度与华北路府州郡体制》,《复旦学报》第4期),分析了元代福建行省置废分合的过程和缘由(《元代福建行省置废变迁再考》,《历史地理》第二十六辑)。薛磊《元代东北统治研究》是系统深入研究元代辽阳行省与东北统治的第一部专著。相关文章还有谷风、李凤英《元代黑龙江中下游流域的地方机构设置问题》(《北方文物》第4期)、戴辉《元初大理地区权力结构探析》(《徐州师范大学学报》第1期)、《大理地区元代帝国构建中地方社会的作用》(《民族学刊》第6期),王振刚等《元代云南行政中心重返滇池地区之考察》(《文山学院学报》第1期),周峰越《再议赛典赤·赡思丁在云南的政治改革》(《思想战线》第1期),叶小琴《元代乌思藏十三万户府空间分布与环境关系探讨》(《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第1期),刘建丽《元朝陇南吐蕃的行政机构与社会经济》(《西藏研究》第2期)。

刘迎胜对《至正条格》所记载的元统二年朝廷收还田产事件分析后认为:此事件英语顺帝开始着手清算武仁授受后的既得利益集团仁宗父子及泰定帝的旧账有关(《元统二年(1334)朝廷收还田产事件研究——国家与贵族、寺院争夺土地斗争的背后》(《集刊二十四》))。相关文章还有咸成海《元中期“南坡之变”的历史原因初探》(《乐山师范学院学报》第2期).

尹芳芳探讨了元代江浙行省的乡贡和婺州路的科举(《元代婺州路科举初探》,《许昌学院学报》第1期;《江浙行省乡贡及进士在元末明初的动向》,《黑龙江史志》第一期)。

军事。《至正条格》中初步统计约有107条军事资料,王晓欣全面分析了这些材料,指出其对探讨元中后期军队、军制以及元代军种、军府情况和驿传交通情况的意义(《〈至正条格〉中关于军事方面的资料初探》,《集刊二十四》);他还考察了元代杭州驻军体系和规模等问题(《关于元江南镇戍体系中杭州和杭州驻军的若干考述》,《杭州文集》)。杨富学、张海娟研究了豳王家族在巩固西北边防方面的举措(《蒙古豳王家族与元代西北边防》,《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2期)。刘利华对耶律楚材“市井半丘坟”的含义进行了分析,认为这并不能作为成吉思汗在中亚嗜杀的证据(《“市井半丘坟”真的是屠杀之意吗?》,《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5期)。魏曙光(《论忽必烈远征云南的目的》,《贵州文史丛刊》第4期)、王金林(《元朝忽必烈两次东征日本及其失败原因》,《东北亚学刊》第4期)分别探讨了忽必烈时期征云南、远征日本的军事行动。蒙元时期的军事制度和蒙古军队的战斗力受到关注,相关文章有照日格图《十三世纪蒙古人强盛的动力机制》(《黑龙江民族丛刊》第1期),汪翔《论蒙元军队战斗力生成模式》(《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第4期),李娜《蒙元时期的河西质子军》(《宜宾学院学报》第1期)等。

法律。刘晓《〈大元通制〉到〈至正条格〉:论元代的法典编纂体系》(《文史哲》第1期)通过《大元通制》与《至正条格》这两部文献对元代立法制度的沿革、元代的法典编纂体系及其特色进行了研究;他还考察了元代的肉刑之一刑(《元代刑小考》,《中国古代法律文献研究》第六辑)。杨晓春《〈大元通制〉、〈至正条格〉札记三则》(《集刊二十四》)就黑城出土元代法律条文残片归属、《通制条格》和《至正条格·条格》分卷与卷帙问题等进行了探讨。戴建国《元〈至元杂令〉发覆》对日本元禄十二年(1699)翻刻本《事林广记》所收元《至元杂令》研究后,认为该文献反映了元朝法律由使用借鉴金朝法律向元朝制定法过渡的时代特征(《河北学刊》第1期);档案立法的研究引起关注。相关文章有王兰香《试论元朝的档案及其档案的相关立法》(《兰台世界》第17期),潘晓红《宋朝与元朝的档案立法对比分析与研究》(《兰台世界》第35期),殷缨《〈元典章〉中的元朝档案管理制度研究》(《兰台世界》第35);一些学者还对元代刑法、税法和婚姻法规进行了研究。苏李莎《试析元代的刑律优免政策》(《学术探索》第1期),果海英《马可·波罗所见之元代税法》(《兰台世界》第12),丽娜《元朝收继婚的法律调整》(《江西社会科学》第八期)。

 

四、           经济与社会

经济。张岱玉对设立于元武宗至大年间的江浙等处财赋都总管府所管的产业来源、官吏以及租赋征收转运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元朝江浙等处财赋都总管府散考》,《杭州文集》)。

部门经济中,农业方面潘清认为元代江淮地区农业在宋代基础上有了一定的进步,并为明清江南的崛起做了铺垫(《元代江淮农业发展述论》,《徐州师范大学学报》第6期);韩光辉、向楠探讨了元末政府为大都粮食问题所采取的措施(《元末大都城市粮食的供应》,《北京社会科学》第3期);在蒙元时期土地产权关系问题上,乌日陶克套胡认为是大汗(国家)拥有土地的所有权,而千户、万户贵族拥有领地的土地所有和占有权《论蒙元时期蒙古社会的土地产权关系》(《内蒙古大学学报》第1期)。杨印民探讨了元代江浙行省的酒业(《元代杭州及江浙酒业》,《杭州文集》)。商业方面,王文成等对至元十七年“江淮等处行钞废钱”,中统钞在替代南宋旧币过程中,持续大幅度贬值的原因进行了深入探讨(《元朝平宋之际的货币替代、纸币贬值与银钱比价——至元十七年江淮行钞废钱考》,《云南社会科学》第3期)。刘森研究了元代昏钞(《元代昏钞的兑换与销毁》,《中国钱币》第2期)。陈东林考察了元代的官营高利贷(《元代官营高利贷初探》,《江苏商论》第12期)。周运中研究了宋元之际上海城市发展的进程(《宋元之际上海的兴起》,《学术月刊》第3期)。孟繁清、杨淑红利用天一阁《移建海道都漕运万户府记》等资料对方国珍为元廷运粮过程及具体操办者刘仁本进行了考察(《方国珍与元末海运——兼析天一阁〈移建海道都漕运万户府记〉碑》,《杭州文集》)。陈波则对元中后期浙东的海运家族进行了探讨(《元代海运与滨海豪族》,同上)。崔鹏试图通过分析国内出土元青花的考古资料探讨元代的商业交通(《从出土青花瓷窥景德镇元代商业交通》,《社会科学战线》第3期)。杨志娟考察了活跃在和林、上都、大都等地的回回商人(《蒙元时期活跃于北方城市的回商》,《西北民族大学学报》第1期)。

灾荒方面,张国旺探讨了元代的地质灾害(《元代地质灾害述略》(《论丛二》),于文善、吴海涛以《救荒活民类要》为中心,研究了元代的灾荒(《元代的灾荒及灾荒赈济——以〈救荒活民类要〉为中心》(《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第2期)。申友良等分析了元代的申检体覆制度和社会保障以及救助体系(《元代申检体覆制度与减灾救灾》《湛江师范学院学报》第5期,《元世祖忽必烈时期社会保障与社会救助制度研究》《甘肃社会科学》第2期)。相关文章还有李莎《元代社会保障制度述论》(《社会科学家》第5五期),刘荣臻、包羽《元代鳏寡孤独赈贷之制初探》(《前沿》第4期)。

社会。赵文坦对蒙元时期的衍圣公以及孔氏南宗让爵之事进行了考察(《蒙元时期衍圣公袭封考》(《孔子研究》第2期;《孔氏南宗让爵考》,《史学月刊》第3期)。高楠研究认为“直取资财”是宋元婚姻财产的共同点,而就资财而言,元更注重聘财(《宋元婚姻财产问题初探——以聘财与奁产为中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第1期)。马彩霞分析了元代僧人娶妻现象普遍的原因(《试析元代僧人娶妻现象普遍的原因》,《赤峰学院学报》第8期)。李洁、何沙以《郑氏规范》为例探讨了元代女性在扮演为人女、为人妻、为人母三种身份中所处的家庭角色与地位(《从〈郑氏规范〉探析元代女性的家庭角色与地位》,《兰台世界》第33期)。李莎探讨了元代家庭的人口以及寿命问题。(《略论元代家庭的人口状况》,《黑龙江史志》第12期;《试析〈元史〉中的元代个人寿命问题》,《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第10期)等。

谢静继对敦煌石窟中蒙古供养人,汉族服饰对蒙古族服饰的影响之后,又探讨了敦煌石窟中的少数民族服饰对蒙古族服饰的影响(《敦煌石窟中蒙古族服饰研究之三——蒙元时期各少数民族服饰对蒙古族服饰的影响》,《艺术设计研究》第3期)。白秀梅考察了元代宫廷服饰制度(《元代宫廷服饰制度中的政治因素》,《赤峰学院学报》第8期)。

士人。陈得芝通过对玉山文会中若干蒙古、唐兀文士以及杭州蒙古色目人文化的研究,认为他们已经成为汉人高级文人圈的一部分,标志着元代多民族间深度的文化融合(《玉山文会与元代的民族文化融合》,《北方民族大学学报5期;《从“销金锅儿”到民族熔炉——元代杭州与蒙古色目人文化的演变》,《杭州文集》)。申万里对江南士人的研究最为集中。除其专著《江南士人与社会综合研究》外,还对江南士人的怀旧情结和上都的江南士人作了考察(《元初江南士人的怀旧情结初探》,《武汉大学学报》第2期;《元上都的江南士人》,《史学月刊》第8期)。蔡春娟通过《杨振碑》考察了蒙元时期的“前进士”(《〈杨振碑〉与蒙元时期的“前进士”》(《论丛二》))。徐永明《元代文人与岳飞墓》(《杭州文集》)认为元代文人讴歌岳飞是希望重新确立儒家的忠贞保国的伦理规范。展龙《元末士大夫雅集交游述论》(《甘肃社会科学》第5期)考察了元末士人的雅集。刘嘉伟探讨了泰不华在大都的文学活动(《泰不华在元大都多族士人圈中的文学活动考论》,《内蒙古大学学报》第4期)。

 

五、           文化史 

 

吴志坚从杭州宗教、诗文书画等雅文化以及戏剧小说等俗文化方面探讨了杭州在元代文化中的地位(《元代杭州:融合南北的文化之都》,《杭州文集》)。

宗教。陈高华考察了至元二十五“崇教抑禅”事件以及此后教禅的发展状况,分析了忽必烈“崇教抑禅”的原因,纠正了已有研究成果的很多错误(《元代江南禅教之争》,《论丛二》)。此外,他还对元代的释教总统所作了细致的分析(《元代的释教总统所》,《文史》第3辑)。赖天兵通过对《大元至元辨伪录》《西湖二集》等相关文献研究指出,元初杨琏真伽等三僧奉诏任职的高级僧署“江淮诸路释教都总摄所” 最有可能在杭州灵隐永福寺(《元代杭州永福寺、〈普宁藏〉扉画与杨琏真伽及其肖像》,《中国藏学》第1期;《元代释教都总统所与杨总统》,《杭州文集》)。尹雁、吕岩对佛教管理机构广教总管府作了研究(《元代广教总管府探析》,《宗教学研究》第3期)等。张冰冰考察了元代摩诃葛剌崇奉之源(《元代摩诃葛剌崇奉溯源》,《云南师范大学学报》第6期)。向珊从江南佛教管理机构的设置、杨琏真伽掘宋陵、帝师殿的修建和大黑天祭祀等事件对江南士人的应对进行了研究(《元代藏传佛教南传与江南士人的应对》,《杭州文集》)。杨晓春通过飞来峰佛教造像题记探讨了飞来峰元代佛教造像的开凿过程、开凿者和造像风格(《杭州飞来峰元代佛教造像的开凿过程、开凿者与造像风格问题——造像题记的综合研究》,《杭州文集》)。张君梅通过考察高平开化寺法眷碑,分析了元代显密圆通准提仪轨的流变(《从高平开化寺法眷碑看元代显密圆通准提法的流传》,《宗教学研究》第1期)。

吴小红考察了南宋杭州九处御前宫观在元代的兴衰和地位升降等情况,借此讨论了江南上清派、龙虎山正一派和玄教在杭州的势力变迁(《南宋御前宫观在元代的变迁——兼论江南几个道派的沉浮》,《杭州文集》)。陈得芝介绍了丘处机《长春真人西游记》的学术价值,并论述了神话小说《西游记》与全真道的联系(《长春真人的〈西游记〉》,《新世纪图书馆》第2期)。高荣盛认为内丹学这一宗教要素是研究黄公望乃至元代绘画成就的切入点(《全真家数,禅和口鼓——道士画家黄公望琐议(上:道教篇)》(《杭州文集》)。

牛汝极通过对7-14世纪七河地区基督徒的日常用语、信徒组成等的研究,认为元代七河地区的基督教与中国内地保持着密切联系(《中亚七河地区突厥语部族的景教信仰》,《中国社会科学》第七期)。李静蓉讨论了元代泉州亚美尼亚人对基督教的影响(《试论元代泉州的亚美尼亚人及其对基督教的影响》,《福建师大福清分校学报》第1期)。

吴小红以唐末五代以来金溪流传的二孝女故事以及元代二孝女祠为对象,探讨了元代民间信仰随社会情势的变化而变化的状态(《苛征、祠祀与地方利益:元代金溪二孝女祠祀研究》,《中国史研究》第1期)。范立舟认为南宋白莲教从以往生净土为修行之终极目的转向元代白莲教倡导“弥勒降生,明王出世”,其盛世神话与群众的悲苦形成鲜明对照,从而激起民众的反抗意识(《弥勒信仰与宋元白莲教》,《中山大学学报》第3期)。刘海威以小说 《封神演义》中所载的火神为考察点,将其形象与文献和考古发掘中出现之祆神相比较,佐证了陈垣先生“宋元以后祆神与中国火神信仰已经融合”的结论(《也论祆神与火神之融合——以小说〈封神演义〉为例》,《世界宗教研究》第3期)。

文学艺术。沈卫荣、李婵娜利用藏汉文史料考察了十六天魔舞的源流(《“十六天魔舞”源流及其相关藏、汉文文献资料考述》,《集刊五》)。韩格平以虞集诗序文为例考察了诗前序和诗序文(《元代诗序概说》,《中国文化研究》第1期)。魏崇武探讨了元初散文的特点(《论蒙元初期散文的宗韩之风》,《西南民族大学学报》第2期)。段海蓉以《西湖竹枝集》为中心探讨了元末江南的诗风(《〈西湖竹枝集〉与元末江南诗风》,《杭州文集》)。此外,林欢对龙香墨的考察(《从诗看“龙香”墨在元代的新发展》,《集刊二十四》),朱友舟对笔工的增补以及对湖笔的研究(《〈元代笔工考〉校补》,《集刊二十四》;《论元代湖笔》,《兰台世界》第9期)都值得关注。

教育与理学。李修生对元代儒户的数量、南北儒户定籍的社会背景,元代教育的状况和儒人数量的增长进行看考察(《元代儒户——元代文化史笔记之一》,《研究一》)。潘清从庙学分布、书院发展、教学内容以及经济收入等方面探讨了元代江淮地区的教育状况(《元代江淮地区的教育述论》,《江汉论坛》第12期)。章太长、陈珍华分析了江苏地区的官学教育(《从传承性和拓展性看元代江苏地区的官学教育》,《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第5期),王风雷探讨了元代的蒙文教材(《元代的蒙文教材和讲义》,《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第8期)

刘成群认为元代新安理学经历了由元前期的“羽翼朱子”到“求真是”的转向(《元代新安理学从“羽翼朱子”到“求真是”的转向》,《江汉论坛》第1期)。

 

六、           民族与中外关系

民族研究。“啰哩回回”是元代对吉普赛人的称呼,马明达《〈啰哩回回——元代的吉普赛人〉证补——纪念杨志玖先生归真10周年》在杨志玖先生文章的基础上对元代抚州的流民罗里以及花驴儿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回族研究》第二期)。王明荪考察了元代唐兀人接受汉学的状况(《元代唐兀人的汉学》,《研究一》)。张腾认为蒙元政权实行相对宽松且带有歧视性的民族和宗教政策对回族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浅析元代民族政策对回族形成初期的促进作用》,《宁夏师范学院学报》第2期)。杨志娟认为蒙元时期回回人屡次策划或参与蒙古宫廷的斗争和政变与一些蒙古统治者支持推行回回法有直接的关系(《回回人与蒙古宫廷政变——兼论元朝回回商人与回回法的盛衰》,《西北民族研究》第1期);王红梅探讨了藏传佛教对畏兀儿人的影响(《交流与融汇:元代藏传佛教对畏兀儿影响述略》,《昌吉学院学报》第6期;《元代吐蕃高僧与畏兀儿的关系述论》第3期)。

元丽关系。陈得芝认为忽必烈对高丽采取的优惠怀柔政策是高丽能够维持在“永为东藩”条件下本国自主权的法理基础(《忽必烈的高丽政策与元丽关系的转折点》,《集刊二十四》)。孙红梅以高丽忠烈王娶元世祖之女为例,研究了元丽联姻对高丽的意义(《高丽忠烈王如元与元丽关系》,《内蒙古大学学报》第3期)。

中西交通。黄时鉴梳理了包括“飞马亚洲”、《卡塔兰地图》以及卫匡国《中国新地图集》在内的西方古地图中的亚洲和中国,指出在马可波罗游记问世以前,西方人对东方的地理知识基本局限于托勒密时代(《马可波罗游记与西方古地图上的杭州》,《杭州文集》)。余志群通过梳理学者们在万历《扬州府志》和康熙《扬州府志》中找到的马可波罗扬州为官的史实,证实马可·波罗确有任官扬州(《马可波罗行迹扬州方志考》,《扬州大学学报》,第2期)。周运中认为元末汪大渊《岛夷志略》记载的“马八儿屿”指的是“马八儿苏丹国”,“马八儿国”和“琐里国”是两个不同的国家(《元明时期中国与马八儿、琐里交通史新考》,《南亚研究》第2期);

   

七、           文献研究

  

黑水城元代文书的研究依然受到学界的持续关注。杜立晖分析了黑水城元代军政文书的数量构成及其价值(《黑水城元代汉文军政文书的数量构成与价值》,《宁夏社会科学》第3期)。张重艳探讨了律令与词讼文书的史学价值(《中国藏黑水城所出元代律令与词讼文书的史料价值》,《南京师大学报》第5期)。孙继民探讨了黑水城文献所反映出的元代肃政廉访司照刷制度(《黑水城文献所见元代肃政廉访司“刷尾”工作流程——元代肃政廉访司文卷照刷制度研究之一》,《南京师大学报》第5期;《从黑水城出土文书看元代的肃政廉访司刷案制度》,《宁夏社会科学》第二2期)等。黑城文书所见元代钱粮制度有较为集中。如刘广瑞对三件所谓白帖文书的研究,杜立晖对F116W555号文书的研究,陈瑞青对F116W21号文书的研究(《黑水城所出元代“白帖”文书初释》,《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第2期);《黑水城文书与元代钱粮考较制度》,《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第4期;《黑水城所出元代甘肃行省丰备库钱粮文书考释》,《宁夏社会科学》第2期)。相关文章还有朱建路《黑水城所出〈亦集乃分省元出放规运官本牒〉考释》(《宁夏社会科学》第2期)、陈瑞青《黑水城元代文献中的“安定王”及其部队》(《南京师大学报》第5期)等

黑水城文书的出土极大推动了元亦集乃路的研究。苏力探讨了亦集乃路的儒学和蒙古字学(《元代亦集乃路儒学浅探》,《兰州学刊》第5期;《元代亦集乃路蒙古字学补证》,《东北师大学报》第1)。吴超考察了亦集乃路的畜牧业和养济院制度(《蒙元时期亦集乃路畜牧业初探》,《农业考古》第1期;《〈黑水城出土文书〉所见亦集乃路的孤老救济初探》,《西夏研究》第1期)。此外,相关文章还有杨富学《黑水城文献的多民族性征》(《敦煌研究》第2期),邱志诚《黑水城文书中发现又一版本的〈千金要方〉——新刊中国藏黑水城F14:W8号汉文文书考释》(《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第1期),吴超《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所见大黑天信仰》(《西藏民族学院学报》第1期。张斌《从黑城汉文书看元代地方社会民事纠纷的解决机制》(《青海社会科学》第1期)。

文献研究的成果以乌兰《元朝秘史》校勘本的出版最为引人注目。她梳理了《元朝秘史》的版本源流(《〈元朝秘史〉版本流传考》,《民族研究》第1期)。其他研究集中于对《元典章》和《元史》的研究。如陈高华、张帆、刘晓《〈元典章·户部·差发〉校释》(《研究一》),洪金富《〈元典章〉点校释例续》(《集刊二十四》),温海清《〈元史〉标点献疑四则》(《中国史研究》第2期),李鸣飞《〈元史·选举志〉点校补遗二则》(《中国史研究》第3期),林玉军《〈元史·百官志〉录事司设司候正误》(《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期),韩璐《〈元史·张翥传〉辩证二则》(《研究一》)。《全元文》补遗文章有多篇。梁志斌《〈全元文〉未收十二篇辑考》(《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第2期),邵丽光《〈全元文〉补遗两篇》(《古籍整理研究学刊》第3期),王媛《郑柏〈续文章正宗〉所载〈全元文〉失收文辑录》(《研究一》)。此外,相关文章还有刘晓《〈析津志辑佚·工局仓廪〉补正》,杨镰《元人总集研究示例》,邱瑞中《高丽末年三十家文集提要(上)》,査洪德《〈续修四库全书总目〉元人别集提要十篇》,欧阳光《张观光〈屏岩小稿〉证伪》,施贤明《国家图书馆藏〈说郛〉钞本考述——兼谈〈说郛〉的纂辑与流传》(以上《研究一》),史广超《大典辑本〈臞轩集〉误收诗考》(《古籍整理研究学刊》第3期),洪一麟《〈秘书监志〉版本流传及整理略论》(《集刊二十四》),李鸣飞《〈庚申外史〉作者再考》(《中国典籍与文化》第2期),特木勒《读<万历武功录•长昂列传>札记》(《西部蒙古论坛》第3期),郭晓燕《简论〈中堂事记〉及其史料价值》(《宁夏社会科学》第6期),方一新《〈元语言词典〉补苴——以〈原本老乞大〉为例》(《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第3期)。

阿依达尔·米尔卡马力、杨富学对敦煌莫高窟464窟回鹘文榜提作了研究(《敦煌莫高窟464窟回鹘文榜题研究》,《民族语文》第三期)。王红梅则以出土回鹘文史料分析了蒙元时期回鹘文的使用情况(《蒙元時期回鹘文的使用概况》,《黑龙江民族丛刊》第6期)。

 

八、           人物研究

人物方面的研究成果有尚衍斌对畏兀儿人鲁明善和班世杰的研究(《元代畏兀儿农学家鲁明善事迹再探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2期;《鲁明善〈农桑衣食撮要〉若干问题的探讨》,《中国农史》第三期;《畏兀儿人世杰班仕元遗事》,《西域研究》第1期),闫雪莹的元代少数民族散曲家及作品研究系列(《元代维族散曲家贯云石研究》,《北华大学学报》第6期;《元代维族散曲家薛昂夫研究》《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第6期,《元代蒙古族散曲家阿鲁威研究》,《长春师范学院学报》第10期),孟繁清对韦轩李公的辩证(《韦轩李公考》,《中华文史论丛》第2期),刘晓对高智耀卒年的考证(《高智耀卒年考证产生的相关问题——兼与赵华富诸先生商榷》,《论丛二》)等。相关文章还有特木勒《明蒙交涉中的蒙古使臣打儿汉守领哥》(《民族研究》第2期),段海蓉《元代西域画家边鲁卒事考辨》(《中国文化研究》第一期),邱轶皓《合失生母小考》(《中国史研究》第3期),周思成《大蒙古国汗位之争中的皇孙失烈门——〈史集〉中关于失烈门的波斯文史料的若干考订》(《研究一》),魏曙光《伯颜事迹补证》(《杭州文集》),魏亦乐《方回晚年杭州生活境况及人品问题再探》,张建松《元人生平札记二题》(《研究一》),和谈《元代丞相耶律铸生于北庭考》(《新疆地方志》第3期),毛佳佳《蒲寿庚事迹考》(《海交史研究》第1期),慈波《试策与黄溍的政治关怀》(《四川大学学报》第3期),徐仪明《忽思慧其人其书及其族属问题新探》(《吉林师范大学学报》第4期)等。

重要家族及事迹方面的文章有刘晓《太傅也可那延家族世系的几点补充》(《中国史研究》第1期),纳巨峰《赛典赤家族元代家谱初考》(《民族研究》第1期),朱建路《元代蒙古酎温台家族史事考》(《殷都学刊》第2期),魏文《元明西北蒙藏汉交融背景中的鲁土司家族政教史事考——以红城感恩寺藏文碑记释读为中心》(《集刊五》),陈丽华《畏吾儿航海家亦黑迷失与清源盛氏的婚姻——兼释元代泉州盛氏家族三方墓志》(《福建文博》第3期),孙勐《北京出土耶律铸墓志及其世系、家族成员考略》(《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第3期),苏鹏宇《元代名臣许有壬家世考》(《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第4期)等。

九、           考古与文物

葛仁考对靳德茂墓志作了研究(《元代靳德茂墓志考释》,《中原文物》第1期)。《李爱鲁墓志》为河北省大名县石刻艺术博物馆所收藏,是元代大名路唐兀昔里氏家族后裔的新史料,朱建路等对这通墓志进行了考释(《元代唐兀人李爱鲁墓志考释》,《民族研究》第3期),还利用《元太中大夫镇江万户府达鲁花赤诺怀公圹志》考察了蒙古酌温台家族(《元代蒙古酌温台家族史事考》,《殷都学刊》第2期)。《答禄乃蛮氏先茔碑》是元代乃蛮部主太阳罕之裔抄思迁居中原的家族碑,王梅堂分析了这通碑对于答禄乃蛮世家的迁徙流转、发展壮大的价值(王梅堂《元代答禄乃蛮氏先茔碑的文献价值》,《黄河科技大学学报》第3期)。何金兰考证了《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的立碑和撰文时间(《元〈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琐谈》,《河西学院学报》第1期)。《敏公讲主江南求法功德碑》是元代初年西凉州城中的某个寺院中的西夏遗僧敏公奉旨赴杭州求取大藏经的功德碑,高辉、于光建探讨了该碑对于元代西夏遗僧及武威佛教的价值(《元〈敏公讲主江南求法功德碑〉考释》,《西夏研究》第3期)。姚永霞对河南济源《皇子镇南王遣官祭灵应记》碑进行了考察(《皇子镇南王遣官祭灵应记〉碑浅析》,《北方文物》第2期)。相关文章还有帅倩《广州元代高丽穆斯林剌马丹墓碑补考》(《回族研究》第4期),齐易《元代〈真定路乐戶记〉碑研究》(《音乐研究》第2期),李娜《从元代碑刻论晋祠奉圣寺创建年代》(《山西建筑》第6期),王轶鸿《汾阳吕承事家族墓地石刻时代考辩》(《文物世界》第6期),郭树伟《元代〈重建风后八阵图〉碑》(《中原文物》第1期)。

都城考古的研究有陈永志《揭开游牧文明的废墟——元上都遗址的考古发掘》、陈同滨《元上都遗址突出普遍价值的对比分析研究》以及王大方、翟禹《一座上都城 半部蒙元史》(《中国文化遗产》第3期)等。此外,段小群的元中都1号大殿保护方案(《元中都1号大殿遗址保护方案》,《文博》第4期),邱轶皓对哈剌和林的考察(《哈剌和林成立史考》,《集刊五》)都值得关注。

其他墓葬发掘简报有李举纲、杨洁《蒙元世相蒙元汉人世侯刘黑马家族墓的考古发现》(《收藏》第15期),李育远、钟文良《江西铅山元代纪年墓发掘简报》(《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第4期),尚珩等《北京昌平兴寿镇元代墓葬发掘简报》(《文物春秋》第3期),于璞等《北京平谷河北村元墓发掘简报》(《文物》第7期),苏德那木旺其格等《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哈力雅尔蒙元时期墓葬清理简报》(《草原文物》第1期)。赖西蓉《四川蓬溪县新发现元代建筑金仙寺》(《四川文物》第5期),薛百《武义马路头元墓清理简报》(《东方博物》第43辑),何利等《济南市发现元代壁画墓群》(《中国文物报》831日第008版)等。

对重要出土文物的研究有薛磊《浙江博物馆所存元代八思巴字官印考释》(《杭州文集》),金泉《吉林市博物馆馆藏元代三方官印研究》(《博物馆研究》第3期),王小运《河南淇县文物管理所藏汉金元铜印章赏析》(《文物鉴定与鉴赏》第12期),邹志谅《元末江苏盐民起义军铸造的钱币》(《江苏钱币》第1期),蔡明《深圳博物馆藏元代铜权及相关问题探讨》(《文博》第2期),张庆久《浅说元代铜权》(《文物世界》第4期),余金保、崔鹏《耶律铸夫妇合葬墓出土枢府瓷刍议》(《北方文物》第2期)等。

十、其他

理论研究方面,陈得芝《蒙元史研究中的历史语言学问题》(《西域研究》第4期)强调要处理学元史的最难处之一的译名问题,必须了解汉语古音以及基本的中古蒙古语语音语法知识,此外,对蒙元时代文献中的藏语、突厥语、波斯-阿拉伯语名称,也要作古今音译的分析比较任增强《美国学界蒙元史研究模式及文献举隅》(《北方民族大学学报》第3期)介绍了美国蒙元史研究形成的“中国之元”、“蒙古之元”、“世界之元”三种研究模式及其代表学者和论著。

学人回忆录方面的文章有李治安《师从杨志玖先生学元史》(《历史教学》第2期),方铁《方龄贵先生: 我的父亲与导师》(《云南大学学报》第2期)等。

年度综述方面的文章有苏力《2011年蒙元史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第3期),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2011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发现综述》(《草原文物》第1期)。会议综述方面有于文善、梁家贵《元后期政治与社会学术研讨会综述》(《集刊二十四》)等。专题综述方面有赵阮《本世纪以来(20002010)韩国蒙元史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第5期),陈烨、宝音《八思巴字古籍文献整理与研究综述》(《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第1期),郑慧《元代档案文献辨伪成就评述》(《档案学通讯》第2期),苏鹏宇《元代许有壬研究综述》(《甘肃联合大学学报》第5期),胡文惇《元代邮驿史研究综述》(《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第6期),曹学川《元代武宗朝研究综述》(《阴山学刊》第1期),金华、闫军锋《王国维对〈蒙古秘史〉的研究》(《前沿》第13期),刘永海《丘处机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第2期)等。

书评方面,刘迎胜对《〈大明混一图〉与〈混一疆理图〉研究——中古时代后期东亚的环宇图与世界地理知识》和高荣盛《元史浅识》进行了简要评介(《2010年出版的两种元史、民族与边疆研究著作》(《集刊二十四》)。另有阮春晖《通俗化与普及化:元代理学伦理思想研究的新视角——陈谷嘉教授〈元代理学伦理思想研究〉析评》(《伦理学研究》第1期),刘砚月《〈内陆欧亚研究集刊〉创刊》(《集刊二十四》)等。

 

 

 

 

 


2015-04-24 16:55:16
    
责任编辑:张国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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