额尔古纳·巴尔虎·布特哈

                     亦邻真 著 陈晓伟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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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地区的旗名,大多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有的还涉及上千年的史事。这篇短文谨就额尔古纳(Ergün-e)、巴尔虎(Barγu)、布特哈(Budq-a)三名的词源提出个人浅见,供读者参考,并期望得到前贤指正。

 

一、额尔古纳

 

呼伦贝尔盟辖有额尔古纳左、右两旗。以额尔古纳河(Ergün-e γool)之名作为旗名,虽然始于1934年,但此名却有着悠久的历史。由于Ergün-e的口语发音与örgen(宽阔的)相近,所以有些人认为Ergün-e就是örgen一词。但这个词的由来并不是那么简单。

公元89世纪,唐人把Ergün-e河记作“望建河”。据《旧唐书·北狄传》记载,望建河源出俱轮泊(今呼伦湖,Kölön naγur),“屈曲东流,……又东经蒙兀室韦之北”。这是关于蒙古这一族名最早的历史信息。按“蒙兀”二字,唐代汉语音韵为muŋ ŋuət,可能是*mongγod*mongγor的音译。因为Mongγol这一专名的词根是mong-,所以可与-od-ol-os-or等任何复数后缀相拼接。“望建”二字的唐代汉语读音为mĭwaŋ kĭɐn,当为Ergün-e一名的乖漏音译。因谓望建河源自俱轮泊,可知它就是额尔古纳河。如果不算海拉尔河和达兰鄂罗木河,额尔古纳河全长约900公里,偏东方向北流,注入黑龙江。然而《旧唐书》却说望建河“东流”,其原因是:此处记载方向时,生硬地汉译突厥方向概念(今天一些牧区仍旧因袭这种概念)。按照突厥的方位,将东指为南,西指为北,北指为东,南指为西。故而“东流”即是北流,说流经蒙兀部之“北”,实际是指流经蒙兀部之西。由此证明89世纪时,原蒙古人居住在额尔古纳河的东岸。

14世纪初,波斯历史学家拉施特根据朵儿边氏孛罗阿哈这位蒙古大臣的口述资料,记于《史集》中的远古蒙古人的传说,饶有趣味。根据这个传说,很早的时候,涅古思(Neküs)和乞颜(Kiyan)两户人家进入一处叫做额尔古涅—昆(Ergün-e qun)的深山丛林中生活,所有蒙古人都是这两户人家的嗣胤。后来由于人口不断繁衍,狭窄的山林中已无法住下,人们便用火熔出一条通道,走出山谷,散居到草原上,其中就包括孛儿帖·赤那及其妻子豁埃·马阑勒所率领的一些部落。据《元朝秘史》,孛儿帖·赤那和豁埃·马阑勒的迁移地即今肯特山中的不峏罕·合勒敦山。

对照《旧唐书》和《史集》两书的记载,有关蒙古人的直系祖先曾居于额尔古纳河东岸的说法,就更具有信服力了,而今天额尔古纳两旗之地大概就处于其中心区域。呼伦贝尔的山川草原乃是蒙古民族的发祥地。

《史集》解释Ergün-e之义为“陡峻的”、“险峻的”。Ergün-e qun即“峻岭”之义。因为这个解释出自通晓蒙古语言、历史和传说的朵儿边氏孛罗阿哈之口,所以不能轻易否认。

具有“陡峻”之义的Ergün-e一词,可能是早已消失的原蒙古语词汇。原蒙古语是由东胡语发展而来的室韦—达怛语,后来受到突厥语的很大影响,吸收了大量的突厥语音和词汇,而蜕化为成吉思汗时代的古蒙古语。原蒙古语的孑遗在达斡尔语中保留得最多。今天,相当多的原蒙古语词汇已彻底消失。例如,成吉思汗的胞族(蒙古语作“牙速”,是比氏族oboq更大的单位,若干氏族组成一个胞族)名为乞颜,但是在任何蒙古史籍中都难以找到其具有“湍流”、“瀑布”的义项,只有通过《史集》的记载才得以了解其词义。

“额尔古纳”一名与蒙古人的历史竟有着如此紧密的联系!

 

二、巴尔虎

 

陈巴尔虎旗和新巴尔虎左、右旗都在呼伦贝尔盟。

巴尔虎(Barγu)一词,应该说具有更为悠久的历史。刻于732年的古突厥文《阙特勤碑》中有Bayїrqu一词,隋唐汉文文献将此名译作“拔也古”、“拔野古”、“拔野固”等,并称其为乌古斯(Uγus)的别部,控弦万余骑,647年,其“大俟利发屈利失举部内属”。

这个拔野古部既是乌古斯的别部,无疑是操突厥语的部落。

根据学者们的研究,巴尔虎一名源于这个拔野古。有学者认为Bayirγu(拔野古)之yi逐渐脱落,变成Barγu1954年在乌兰乌德出版的俄文版《布里亚特蒙古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史》一书,接受了这一观点。但是,很难确定具体情形是否如此。突厥语族的名字“拔野古”是怎样移植到蒙古语族的巴尔虎人头上的?或者,属于突厥语族的拔野古人是如何蒙古化的?这些都没有明确的历史记载。

关于巴尔虎部落的历史记载,至少能够追溯到10世纪。据《元朝秘史》,成吉思汗的先祖是一个遗腹子,其母阿阑·豁阿是巴儿忽真·豁阿之女,而巴儿忽真·豁阿的父亲名为巴儿忽歹·蔑儿干。巴儿忽歹(Barqudai)、巴儿忽真(Barquǰin)两词,分别表示巴尔虎氏男性和女性之名或氏族之称。

Barqud(巴儿忽惕)为Barγu的复数形。拉施特《史集》记述了巴儿忽惕部落的情况:“他们被称为巴儿忽惕,是由于他们的营地和住所位于薛灵哥河彼岸,在住有蒙古人并被称为巴儿忽真—脱窟木地区的极边。”但这种解释并不正确。Barquǰin系由barqud一词派生的女性形容词。Barqud + in= barqudin → barquǰin。很明显,巴儿忽惕之名并不出自巴儿忽真。

由拉施特的记述可知,古时的巴儿忽惕包括豁里(Qori)等部。现在的豁里部人是布里亚特(Buriyad)的主体部分。因此,难怪人们总是把巴尔虎和布里亚特连在一起说。

有人认为巴儿虎意为“粗野的”,但是这一看法从语言文字学的角度很难确证,所以无法苟同。将巴儿虎一词视为词义已被遗忘的古词汇,从而进一步认真研究其词义,才是正确的做法。

说到巴儿虎旗的由来,在18世纪30年代初的雍正年间,出于守边的目的,迁索伦(鄂温克)、达斡尔、巴尔虎等部至呼伦贝尔地区,仿照满制,按正黄、镶黄、正白、镶白、正蓝、镶蓝、正红、镶红建索伦八旗,其中包括275名巴尔虎兵丁及其家眷。这些巴尔虎人被称为“齐布沁”或“陈巴尔虎”。此外,又将曾归喀尔喀札萨克贵族统制的叶克忠氏、哈勒斌氏、达楞古特氏、呼达氏等氏族近四千巴尔虎旗丁及其家室,按照其意愿安置到呼伦贝尔地区,编为新的八旗。这些人则被称为“新巴尔虎”。清朝一代,巴尔虎人全部隶属于呼伦贝尔副都统衙门。民国时期,在巴尔虎地区设置了呼伦、胪滨等县。1930年代,设立陈巴尔虎旗以及新巴尔虎左、右旗。内蒙古自治区建立后,将这些旗划归到呼伦贝尔盟。

 

三、布特哈

 

布特哈(Budq-a)是满语,意为“猎人”。蒙古人把这个满语词读作Budqan,而达斡尔人按照自己的发音习惯读为Batkan,并将布特哈旗、莫力达瓦等旗的达斡尔人称作Batkančen(布特哈人)。

清代布特哈之地隶属墨尔根副都统,大致在今莫力达瓦旗境内。而今布特哈旗之地当时归齐齐哈尔副都统管辖。民国时期于1929年在扎兰屯之地设立雅鲁县,1934年更名为布特哈旗,今属呼伦贝尔盟。

作为布特哈地区主人的达斡尔人,拥有悠久的历史,值得认真研究。

达斡尔(Daγur),有人称达斡尔—蒙古(Daγur Mongγol)。元朝时,黑龙江、松花江流域居住着以渔猎为生的“水中百姓”。突厥人把他们称作Su Mongγol(水蒙古),汉语作“水达达”。这些百姓在元朝被划分为五个万户(万户为行政建制单位),由路一级机构管辖。通过多方面考察来看,这“水中百姓”似乎就是达斡尔人。

到了明代,大概由于黑龙江南岸的战事增多,水中百姓遂迁居到黑龙江北岸。一些蒙古史书中所见Dagiγur(达奇鄂尔)者,可能指的就是达斡尔。

清初史料把达斡尔和鄂温克(Ewenggičüd)相混淆,统称为索伦(Solon),有时亦称为萨哈勒察(Saqalča,满语“黑貂”之义)部。但鄂温克与达斡尔并不是同一个民族,鄂温克属于满—通古斯语族,而达斡尔则属于蒙古语族。

到康熙时期的1667年,文献中才首次出现“打虎尔”(Daγur)一名,有《清实录》的记载为证。但是,达斡尔人从努尔哈赤汗的“爱新国”(金国)时期就同满洲政权往来,开始沦为其附庸。清初,达斡尔人主要活动在黑龙江北岸的精奇里江(结雅河)流域等地区,并在此筑城而居。其首领的名字,例如归降清朝的巴尔达齐,以及深受俄匪哈巴罗夫等人之苦的桂古达尔、奥尔格姆扎、班布赉、希尔吉涅依、托尔加、吴墨特等,都见于中、俄历史文献中。

为了逃避沙俄的掠夺和杀戮,达斡尔人迁移到黑龙江南岸,被清政府安置在爱辉、讷莫尔、墨尔根、布特哈、齐齐哈尔、海拉尔等地屯驻。他们之中的布特哈一支,似乎人口最多,土地也最为广阔。

虽然被俄匪赶出了故土,但是达斡尔人依然保留着源自故乡地名的姓氏。例如,郭布勒(Гobul)、德都勒(Degedül)、何音(Kiyin)、阿尔丹(Alidai)、额苏里(Esüri)等姓氏本来都是黑龙江北岸达斡尔村落的名字。这些达斡尔姓氏,成为揭露沙俄侵略罪行的历史证据。

 

(本文原为蒙古文,题为Ergün-e·Barγu·Budq-a,原刊于Öbör Mongγol-un Nutuγ Usu(《内蒙古地名》)1981年第1期,署名Aradnakarba阿剌忒纳嘎儿巴),后收入《亦邻真蒙古学文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70178页。译文承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乌兰老师译审,谨致谢忱。)

 

本译文刊于《中国边疆民族研究》第6辑,2012年11月。


2013-01-13 18:51:16
    
责任编辑:康 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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