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答兰不剌”

——兼谈所谓“德兴府行宫”*

                     陈晓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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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钵”(或译作捺钵、纳拔、剌钵、纳宝)一词源自契丹语,本义为行宫、行帐,指契丹四时捺钵制度下的皇帝四季营地。金元以后,捺钵词义渐生变化,改指皇帝出行途中之顿宿所。[1] 蒙元亦有类似契丹的游猎习俗,主要体现为两都巡幸体制。凡两都巡幸或柳林飞放,皆于途中置纳钵。杨允孚《滦京杂咏》释其名曰:“凡车驾行幸,宿顿之所,谓之纳宝,又名纳钵。”[2] 又周伯琦《扈从诗·前序》亦云:“国语曰纳钵者,犹汉言宿顿所也。”[3] 因两都巡幸制是蒙元政治史上的一大关节,纳钵问题与历朝皇帝的政治活动密切相关,故历来深受学界关注。传世蒙元文献中所见纳钵名称,大多为汉语词汇,其地望比较容易确定。[4] 但也有某些蒙古语的纳钵名,其地理位置殊难考索,本文讨论的“答兰不剌”就是这样一个相当棘手的问题。

 

 

一、从两件元代公文的书写地说起

 

我们都知道,元朝有许多公文都是在皇帝出行途中讨论颁布的,按照惯例,文中均会明确记录御前奏闻的时间和地点。[5] 因此,借助于这些公文档案,往往可以获取有关纳钵的重要信息。笔者注意到,有两件元代前期公文均颁布于“答兰不剌”,本文的问题即由此引出。

成书于至正八年(1348)的政书《六条政类》,今有部分佚文见于《永乐大典》残卷,其中“河南立站”条有如下记载:

 

至元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一日,忽都答儿怯薛第三日,答兰不剌里四角殿里有时分。……暗都剌参政、狗儿参议等奏过下项事理,钦此。都省议得上项五站,每站拟设正马一十匹,从本省于附近相应户内差发,与通政院所委官一同安置。外据罗山等一十站,移咨河南、江西、湖广三处行省,并劄付通政院,委官一同相视,若是那儧有无动摇,从长讲究端的。如何便宜,拟定咨来。[6]

 

这是一件中书省讨论有关河南行省站赤事项的文书。据《元史·世祖纪》,至元二十九年(1292)三月庚戌,“车驾幸上都”。[7] 按是月癸巳朔,庚戌为十八日,而这件公文于同月二十一日写于答兰不剌,此时距世祖离开大都已有三日。

另一件文书见于《元典章》卷38《兵部五·违例·禁治打捕兔儿》:

 

大德元年五月十八日,钦奉圣旨:“大都周回外前有底城子等处,打捕着兔儿,街上卖的多有。”么道,说有。咱每飞放行时分,比在前哏希少了有。如今自大都八百里以里,休打捕兔儿者。打捕鹰房子每,“许令交飞放”道来的人每,于各各摽拨到的地面里,合打捕的时分,打捕者。除这的每外,不拣是谁,休打捕者。既这般宣谕了呵,八百里以里打捕兔儿的人每,有罪过者。道来,圣旨。鸡儿年三月十八日,答兰不剌有时分写来。[8]

 

这是一道有关限制大都周边捕猎活动的圣旨,考《元史·成宗纪》大德元年(1297)三月丁亥条,有“禁正月至七月捕猎,大都八百里内亦如之”的记载,当即此事。关于这道圣旨的颁布时间,还需要在此做一点说明。上文首句称“大德元年五月十八日”,末句又云“鸡儿年三月十八日”,按“鸡儿年”即大德元年丁酉,《元典章》校勘者据其上下文及《元史·成宗纪》大德元年三月丁亥条,谓“‘五月’疑为‘三月’之误”,其说可取。据《成宗纪》,是年三月丙子“车驾幸上都”,[9] 按三月癸亥朔,丙子即十四日,而上文所引圣旨于同月十八日颁布于答兰不剌,此时距成宗离开大都已有四日。然《成宗纪》系此事于大德元年三月丁亥,丁亥为二十五日,与上文所引圣旨时间不符,估计三月十八日是圣旨写毕时间,而二十五日则是中书省将圣旨颁行于各行省的时间。

以上所引至元二十九年和大德元年两件文书,均颁布于元帝巡幸上都途中,而其所在地皆为“答兰不剌”。从这种情况来判断,“答兰不剌”应为两都之间的一处重要纳钵,但有关这一纳钵的信息,迄今为止尚未引起学界注意,因此很值得我们做一番认真探索。

 

二、“答兰不剌”蒙古语文释义

 

见于上述两件文书中的“答兰不剌”显然是一个蒙古语地名,根据元代汉字译写蒙古语音的惯例,宜将“答兰不剌”理解为两个蒙语词汇。

这是两个较为常见的蒙古语词汇。《元朝秘史》中屡见“答”(dalan)一词,旁译皆作“七十”。[10] 又据该书卷4128节记载,札木合部属绐察儿居地名为“斡列该不剌合”(Ölegei bula-q),旁译曰“地名”,但未解释该词词义。洪钧早已指出,此地名在《元史·太祖纪》及《圣武亲征录》中皆译作“玉律哥泉”,[11] 知“玉律哥”即“斡列该”之异译,故后一词“不剌合”中的“不剌”(bulaq)即当为“泉”。[12] 另外,检元人汇释汉蒙词汇的《至元译语》,其“数目门”有“答剌”(dalan)一词,义为“七十”;“地理门”收录“布剌”(bulaq)一词,对译“泉”字。[13] 又洪武十五年(1382)编成的《华夷译语》中亦有“答阑”(dalan)、“不剌”(bulaq)二词,分别注明其汉义为“七十”、“泉”。[14] 在现代蒙古语中,仍称“七十”为dalan,“泉”为bulaq[15]

关于以上两词的异译,需要稍加解释。dalan一词,《元朝秘史》和《华夷译语》译为“答”、“答兰”,是作定语时的形式,而《至元译语》译为“答剌”,无词尾辅音n,即作为独立一词来使用;bulaq一词,《至元译语》译为“布剌”和《元朝秘史》标音为不剌”,未能译出词尾辅音,而《华夷译语》注音“不剌”,准确地表达了词尾的q辅音。

根据以上引述的蒙古语文资料,可将上面两件元代公文中的“答兰不剌”复原为Dalan bulaq,汉语义为“七十眼泉”,可简称“七十泉”。幸运的是,笔者在元代石刻资料中也找到了与此相关的记载,可以为上述结论提供一个重要的佐证。

河南安阳林州宝严寺原有两通元代圣旨碑,今有拓本传世。其中第一碑分别用汉文和八思巴蒙古字书写,蔡美彪先生《元代白话碑集录》最早刊布了此碑汉字录文:

 

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里皇帝圣旨:

军官每根底、军人每根底、城子里达鲁花赤官人每根底、往来使臣每根底宣谕的圣旨:

成吉思皇帝、月古 皇帝、薛禅皇帝圣旨里:“和尚、也里可温、先生,不拣甚么差发休着者,告天祝寿寄者”道□来。如今依着在先圣旨体例里,不拣甚(么)差发休着,告天祝寿者么道。林州有的宝严禅寺、太平禅寺里住持(玉峯)茂长老根底,执着行的圣旨与了也。这的每寺院房舍里,使臣每休安下者。铺马祗应休拿要者,税粮商税休与者。但属寺家有的地土、园林、碾磨、店、铺席、浴堂、解典库,不拣甚么的休夺要者。

更这玉峯茂长老有圣旨么道,无体例的勾当休做者;做呵,他更不怕那。

圣旨俺的。

狗儿年三月初三日,七十个井儿有时分写来。[16]

 

蔡美彪先生指出,书写这道圣旨的“狗儿年”即成宗大德二年。至于碑文中出现的地名“七十个井儿”,因在元代汉文文献及石刻中仅此一见,蔡氏未作解释。

这通白话碑译自八思巴字圣旨,后来蔡美彪先生又撰文对八思巴字碑文做了译释,其中最后一句有关这道圣旨颁发时间和地点的内容,其拉丁转写如下:

 

No-qaji ǰil qa-bu-run he-č‘us zar-jin qar-ban ši-ne-de da-lan bu-la-q

              月的             七十

bu-guè dur bi-či-beè[17]

时分   写来

 

将上文所引汉字碑与八思巴字碑做一比较,即可看出“七十个井儿”译自蒙古语Dalan bulaq

不过关于这一译名的准确性问题,学者们尚有质疑。蔡美彪先生指出, Dalan bulaq一词本义为“七十泉”,汉文圣旨译作“七十个井儿”,与原义有所出入。[18] 那斯图先生也谈到过这个问题,并推测bulaq(泉)或许在中古蒙古语中亦有“井”之义。[19] 呼格吉勒图教授则根据汉文圣旨碑将Dalan bulaq一词径直译作“七十个井儿”。[20] 需要指出的是,在古今蒙古语中,“泉”和“井”皆分别读作bulaq(γ)qudduq(γ)[21] 两者差异十分明显,不大可能存在彼此通用的情况。但在古今汉语词汇中,“井”亦可用于指称泉水。[22] 故元人按照汉语习惯将Dalan bulaq译作“七十个井儿”,并无不妥。

如上所述,元代汉文文献中所见“答兰不剌”一名,与Dalan bulaq一词完全可以勘同,并且可知其准确词义为“七十泉”。

关于“答兰不剌”(七十泉)这一地名,还需要从蒙古社会文化史的角度略加解释。在古代蒙古社会中,习惯于用“答兰”(七十)以喻其多。如蒙元时期,哈剌和林北有达兰河(dalan七十条河),[23] 窝阔台的夏季营地名为达兰达葩(Dalan dab’aa,七十岭)或答兰答八思(Dalan daba’as[24] 16世纪初,漠南蒙古首领达延汗率军西征,与右翼三万户交战于答兰帖哩温(Dalan terigün,七十个山头)之地,[25] 有人认为此地即今大青山,意指其山峰众多。[26] 乾隆时期官修的《河源纪略》一书,其中所记河源一带蒙古地名,有达兰图尔根(Dalan türgen),谓其“地多泉源而迅急”;又有达兰岭水,“山峰攒簇,约指其数之称,即以名其水也”。[27] 故所谓“答兰不剌”(七十泉),即指泉水众多之地。

根据以上蒙汉文献可知,Dalan bulaq(七十泉)一词,在蒙元时代的汉文文献中或音译为“答兰不剌”,或意译为“七十个井儿”,此地名之勘同奠定了下文讨论的基础。

 

三、答兰不剌与缙山香水园纳钵

 

上文提到的至元二十九年、大德元年及二年的三件公文,均颁布于答兰不剌(七十个井儿),表明这是蒙元时期两都巡幸途中一处重要的纳钵,但关于此纳钵之地望,还是一个有待讨论的问题。

蔡美彪先生在考释大德二年八思巴字《林州宝严寺圣旨碑》时,曾对Dalan bulaq(七十泉)的地理位置提出过一个推测性意见。据《元史·成宗纪》,知是年二月二十八日“车驾幸上都”,而此圣旨写于三月三日,为成宗自大都启程之第五日。又据周伯琦《扈从诗·前序》所记至正十二年春扈从巡幸日程,谓离大都后五日至龙虎台纳钵。由此推断,Dalan bulaq当在距大都约五日行程的龙虎台一带。[28]

在笔者看来,这一结论还值得认真推敲。周伯琦《扈从诗·前序》是这样记述的:

 

至正十二年岁次壬辰四月,予由翰林直学士、兵部侍郎拜监察御史。视事之第三日,实四月二十六日,大驾北巡上京,例当扈从。是日启行,至大口留信宿。历皇后店、皂角,至龙虎台,皆纳钵也。……龙虎台在昌平县境,又名新店,距京师仅百里。五月一日,过居庸关而北,遂自东路至瓮山。明日,至车坊,在缙山县之东。[29]

 

由上述记载来看,似无法得出龙虎台纳钵距大都约五日行程的结论,更不能由此推断Dalan bulaq的地理位置就在龙虎台一带。理由有三:

其一,不宜简单根据出发日期来计算自大都至龙虎台之间的行程。周伯琦此行于四月二十六日自大都出发,五月一日过居庸关,又《南台备要》有“至正十二年四月三十日,也可怯薛第一日,皂角纳钵马上来时分”的记载,[30] 皂角纳钵尚在龙虎台之南,则至龙虎台亦当在四月三十日,但因其间在大口纳钵“留信宿”,故自大都至龙虎台之间的行程肯定不足五日。

其二,大都至龙虎台之间的实际距离显然不足五日行程。周伯琦已明确指出:“龙虎台在昌平县境,又名新店,距京师仅百里。”王恽《中堂事记》所记中统二年(1261)赴上都行程,在三月六日条下说:“憇海店,距京城廿里。……是晚宿南口新店,距海店七十里。”[31] 王恽又有诗云:“新店到都才九十。”[32] 则新店(龙虎台)距大都实为九十里。据《元史·文宗纪》记至顺元年(1330)五月巡幸行程,称“戊辰,车驾发大都,次大口,……己巳,次龙虎台”。[33] 知大都至龙虎台之间的正常行程仅为两日。

其三,龙虎台与答兰不剌的地貌特征明显不符。如上所述,答兰不剌义为“七十泉”,表明它是一处泉水众多之地。而龙虎台的地貌特征则与此迥异。刘基《龙虎台赋》云:“龙虎台去京师相远百里,在居庸关之南,右接太行之东,地势高平如台,背山而面水。每岁车驾行幸上都,往还驻跸之地,以其有龙盘虎踞之形,故名耳。”[34] 廼贤亦云“大驾巡幸往返,皆驻跸台上”。[35] 从这些描述来看,龙虎台与“七十泉”之称殊难堪合。

如此看来,可以肯定答兰不剌并不在龙虎台一带。既知答兰不剌是两都巡幸途中的一处纳钵,我们不妨从皇帝巡幸路线中去寻找相关线索。关于大都与上都之间的交通路线,周伯琦有比较明确的记载:“大抵两都相望,不满千里,往来者有四道焉,曰驿路,曰东路二,曰西路。东路二者,一由黑谷,一由古北口。”[36] 驿路是两都间最重要的交通干线,东路、西路统称辇路,是两都巡幸的专用路线。周伯琦称东路有两条,实际上古北口道很少见于记载,黑谷道才是东路的主要路线。王守诚也曾谈到东、西两路的情况:“大驾北巡,与扈从之臣同发者,自黑峪道达开平为东道;朝官分曹之后行者,由桑乾岭、龙门山以往为西道,皆出居庸关口北始分,至牛群头驿乃合。”[37] 黑峪道即黑谷道。元朝诸帝每年往返于两都之间,大多是“东出西还”,[38] 即由东道辇路赴上都,经西道返回大都。[39] 据至正十二年扈从顺帝巡幸上都的周伯琦说,东道辇路设有十八处纳钵,西道辇路有二十四处纳钵(参见图1)。[40]

1  元代两都交通示意图

(采自《元代大都上都研究》,第139页,并在原图基础上有所改动。)

 

上文举出的至元二十九年、大德元年及二年书写于答兰不剌的三件公文,所署写毕日期均为三月,可知是在从大都赴上都途中颁布的,由此推断,答兰不剌理应是东道诸纳钵之一。前面已经指出,上述三件公文皆是在离大都后三至五日写成于答兰不剌的,从这一线索来看,答兰不剌的地理位置应在居庸关以北;再综合元代文献的相关记载做一判断,此纳钵最有可能位于缙山县境内。

缙山县(今北京延庆)始置于金,“距燕京百八十里”,[41] 延祐三年(1316)升为龙庆州。《元史·仁宗纪》云:“改缙山县为龙庆州,帝生是县,特命改焉。”[42] 按仁宗生于至元二十二年三月初三日,[43] 是年二月二十五日,“车驾幸上都”,[44] 知仁宗即生于缙山境内某纳钵。《元典章》中有一件公文称“至元二十二年二月二十七日缙山有时分,奏过事内一件”云云,[45] 表明此文亦写成于缙山纳钵。虞集《送张仲华县丞调官京师》序云:“每怀扈从东道,往来缙山道中。”[46] 说明缙山是东道辇路的必经之途。周伯琦记至正十二年扈从顺帝赴上都行程,称五月二日“至车坊,在缙山县之东”。[47] 车坊就应该是位于缙山县东的一个纳钵名。

缙山境内的纳钵又被称为“香水园”。天历中,胡庆云所撰龙庆州《天成观碑》云:

 

车驾岁幸上都,咸赡敬之。西有香水园为花囿,即纳钵之所止也。当乙酉上巳,电绕斗枢之时,仁宗皇帝诞祥于此。朝廷嘉之,升其邑为龙庆州,真人之语验矣。及龙飞九五,驻跸于香水园也。[48]

 

吴澄《天宝宫碑》也曾提到“缙山香水园”。[49] 又据《高丽史》记载,自幼生活在元朝宫廷的高丽忠宣王后来回忆说:“大德七年春,奸臣佞竖至行在香水园,谋为不利于孤。”[50] 按大德七年三月甲寅,车驾幸上都,[51] 是时忠宣王可能正扈从元成宗巡幸,此“行在香水园”当指缙山之纳钵。香水园之名亦见于《元史》,天历二年(1329)文宗北赴上都,五月庚辰,“次香水园”。[52] 关于香水园的具体地理位置,明人有明确记载。蒋一葵《长安客话》记隆庆州之沿革云:“以仁宗生于此,升为龙庆州。州治东有香水园故址,即其诞处。”[53] 嘉靖《隆庆志》亦称香水园“俗名东花园,在州城东北十二里,元仁宗诞处,其址尚存”。[54] 上文所引元人《天成观碑》称“西有香水园”,是因为天成观位于龙庆州东的缘故。[55]

缙山纳钵既有“香水园”之称,表明该地有丰富的泉水。周伯琦《扈从诗》有这样的描述:“车坊尚平地,近岭昼生寒。拔地数千丈,凌空十八盘。飞泉鸣乱石,危磴护重关。”[56] 上文指出,车坊即缙山东之纳钵名,此诗描写了车坊一带的“飞泉”景观。另外有记载表明,缙山境内还有所谓“百眼泉”者。元人的两首纪行诗都曾提到百眼泉,胡助《滦阳杂咏》云:“朝来雨过黑山云,百眼泉生水草新。”[57] 柳贯《同杨仲礼和袁集贤上都诗》云:“雪毳千家帐,冰瓢百眼泉。”[58] 但均未说明百眼泉的地理位置。好在明代方志对此有明确记载,嘉靖《隆庆志》云:“百眼泉,在州城南三里,相传百窍涌出,故名。今湮。”[59] 由于地理环境的变迁,百眼泉在明代已经湮没,但作为一个村落名称仍保留至今,今延庆县延庆镇有百眼泉村,[60] 该镇还有百泉路和百泉街,皆得名于元代之百眼泉。

综上所述,元代缙山香水园是东道辇路的十八处纳钵之一,缙山城南又有百眼泉,盖皆以泉水丰富而得名。根据上述记载来判断,答兰不剌(七十泉)应该就是缙山香水园纳钵的蒙古语名称。

 

四、“德兴府行宫”释疑

 

笔者发现的与元朝两都巡幸制度相关的另一个疑点,是从未为前人所注意的“德兴府行宫”问题。

《元史·选举志》云:“(至元)二十三年二月,帝御德兴府行宫,诏江南学校旧有学田,复给之以养士。”[61] 又《元史·世祖纪》至元二十三年二月戊午条云:“江南诸路学田昔皆隶官,诏复给本学,以便教养。”[62] 此与《选举志》所记显然是同一件事,但时间更为明确。

所谓“德兴府行宫”,蒙元文献中仅此一见。德兴府(治今河北涿鹿县)原系金代府名,元初因之,至元三年,“仍改为奉圣州,隶宣德府”。[63] 依此沿革情况来看,至元二十三年不当仍称德兴府。而更为明显的一个疑点,则来自颁发此诏的时间问题。德兴府(奉圣州)地处西道辇路(参见图1),世祖时期通常于每年二、三月自大都出发赴上都,故《选举志》所称是年二月“帝御德兴府行宫”,似指世祖巡幸上都途中驻跸于此。但《世祖纪》明确记载,至元二十三年三月丙子,“大驾幸上都”。[64] 据上引《世祖纪》,知江南学田诏颁于至元二十三年二月戊午,即二月二十一日,而是年三月丙子(十日)世祖才由大都启行。这么看来,此诏显然不可能颁降于两都巡幸途中,我们由此对所谓的“德兴府行宫”产生了怀疑。

上面提到的江南学田诏见于多种元代政书,《元典章》卷31载此诏云:

 

至元二十三年二月二十一日,中书省:奏过事内一件:“江南(立)学校呵,怎生先属学校底田地属官也?如今师父根底学文书的孩儿每根底种养着吃的田地,与他每呵,怎生?”么道有。奏呵,“那般者。”么道,圣旨了也。钦此。[65]

 

此诏亦见于《通制条格》卷17及《至正条格》卷27[66] 但可惜都没有交待此次奏事的具体地点。幸运的是,《庙学典礼》卷2所载此诏为我们解决上述疑问提供了极为关键的线索:

 

至元二十三年二月二十一日,德仁府北里鄂诺勒噶察克台什里有时分,奏过事内一件:“江南立学呵,怎生先属学校的田地属官也?如今师父根底学文书的孩儿每根底种养着吃的田地,与他每呵,怎生?”么道有。奏呵,“那般者”。么道,圣旨了也,钦此。[67]

 

与上述三种元代政书所不同的是,《庙学典礼》详细记载了此次奏事的具体地点为“德仁府北里鄂诺勒噶察克台什里”。这里说的“德仁府”,应该就是《元史·选举志》所称“德兴府”,该书点校者王颋先生已经注意到,“《元史》卷八一《选举志一》相应条文作‘德兴府’”,[68] 但并没有进一步判断二者孰是孰非。

    关于《庙学典礼》所记载的这一奏事地点,还需要做一点说明。今本《庙学典礼》是乾隆间修《四库全书》时从《永乐大典》中辑出来的,书中出现的蒙古语人名、地名大多已经四库馆臣改译,“德仁府北里鄂诺勒噶察克台什里”一名就正是如此。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一部清翰林院抄本《庙学典礼》,卷首列有“《庙学典礼》应翻译者”计32条,应是馆臣改译此书时留下的原始档案,其中第12条云:“德仁府北里兀纳发茶迭时里:‘德仁府北里’似不应译,改‘鄂诺勒噶察克台什里’。‘鄂诺勒噶’,蒙古语思虑也;‘察克台’,蒙古语随时也;‘什里’,蒙古语选拔也。”[69] 据此可知,《庙学典礼》所记载的奏事地点,原作“德仁府北里兀纳发茶迭时里”,但最末一“里”字应是方位词,也被馆臣误解为地名。此名中的“德仁府北里”当为汉语词,故馆臣仍旧未改,而“兀纳发茶迭时”则据蒙古语加以臆改,此名今已不可考。

上述《庙学典礼》所记江南学田诏的发布地,虽然不尽可解,但最关键的“德仁府”一名却为探索“德兴府”问题指明了方向。“德仁府”亦作“得仁府”,[70] 在元代文献中屡见不一见。就在发布江南学田诏的至元二十三年二月,世祖还曾在德仁府颁降过另外一道圣旨:

 

至元二十三年二月十一日,也可怯薛第二日,就德仁府斡耳朵里有时分,秘监扎玛剌丁同阿儿浑撒里奏:“一个李校书小名的人,勾当里在意勤谨有,虽不满考呵,他的这名分根底添与名分呵,别个的每也在意也者。”么道,奏呵,“那般者”。么道,圣旨了也。[71]

 

据《元史·世祖纪》记载,至元二十三年正月丁酉(三十日),“畋于近郊”。[72] 而是年二月十一日和二十一日,世祖在德仁府先后颁降了两道诏旨。由此看来,德仁府可能就是此次“畋于近郊”的目的地。按照惯例,每年二月,元朝皇帝通常在漷州(今北京通州)柳林进行飞放,同时处理国家政事并披阅公文。[73] 柳林春猎可以追溯到辽代,据《辽史·地理志》记载说:“辽每季春,弋猎于延芳淀,居民成邑,就城故漷阴镇,后改为县。在京东南九十里。”[74] 元代漷州即辽漷阴县。[75] 蒙元踵辽故俗,“延芳春水”成为世祖以后诸帝每年例行的游猎活动。王恽《大都路漷州隆禧观碑铭》云:“漷州,距今新都东南百里而近。……建元以来,春水澄融之际,上每事羽猎,岁尝驻跸。”[76] 柳林就在漷州东南。

    有证据表明,德仁府与柳林同在一地。至元三十年二月,王恽扈从世祖春猎,有两首诗记述此事。一首题为《朝谒柳林行宫》,其诗序云:“至元癸巳二月四日,臣膺、恽,臣文海、俨、居信朝谒春水行宫于泸曲之柳林。”[77] 另一首题为《癸巳岁二月六日自得仁府西归和李乐斋诗》,诗云:“行宫朝散马騑騑,喜动都城白板扉。”[78] 以上两诗相互印证,可知德(得)仁府行宫即柳林春水行宫。又《钱塘遗事》记至元十三年宋恭帝被俘北上行程时说:闰三月初七日,“车行过王台镇,……次抵德仁府,此地属漷阴县”。[79] 亦可证明德仁府当在元漷州界内。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在元代行政区域中,从来没有所谓的德仁府或得仁府。由此看来,“德(得)仁府”一名中的“府”,并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行政区划概念。关于这个问题,从明清方志中可以找到进一步的线索。笔者发现,明清时期通州漷县(即元代漷州)界内有一称为“得仁务”或“德仁务”的地名。嘉靖《通州志略》卷首有一幅《漷县图》,其县治之南标注有“得仁务”。[80] 乾隆《通州志》卷1《封域·村庄》在漷县下列出的村名有:“得仁务,离州城五十六里。”[81] 此村名亦见于光绪《通州志》及光绪《顺天府志》,皆作“德仁务”。[82] 民国时期,又被分为前德仁务和后德仁务两个村落。[83] 直至今天,“德仁务”之名仍相沿不废。[84]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明清时期漷县得仁务一带还保存有元代春猎遗址。据嘉靖《通州志略》所记漷县古迹,其中有“晾鹰台,在县西南二十五里,前代游猎驻跸行殿遗址尚存”。[85] 又《读史方舆纪要》在漷县下有记载曰:“得仁务,县南二十五里。……晾鹰台,在县西南二十五里。高数丈,周一顷,元时游猎多驻于此。”[86] 晾鹰台在清代被列入“漷县八景”之一,[87] 其遗址至今尚存。据《北京市通县地名志》所提供的信息,称德仁务位于通州镇东南28公里,村西北有一土丘,高25.6,即晾鹰台遗址。[88] 所谓晾鹰台即元代呼鹰台,据《元史·武宗纪》,至大元年(1308)七月壬戌,“筑呼鹰台于漷州泽中,发军千五百人助其役”。[89] 呼鹰台是元代春猎的重要场所,由此看来,柳林飞放就正是在今天的德仁务一带。

根据上述情况来判断,元代的“德(得)仁府”与明清以后的“德(得)仁务”显然应该是指同一个地方。那么,该地名为何会出现“府”与“务”的歧异呢?值得注意的是,金元时期,燕京地区有不少村名以“务”字煞尾,如大德八年《新修白云观碑铭》中见有“太后务”、“八作务”、“太师务”、“太子务”等村名。[90] 又《金史·食货志》及《胥持国传》亦有 “太子务”,[91] 据清人刘锡信《潞城考古录》考证,此即通州东南四十里之太子府,并进一步解释说:“‘务’与‘府’音相近,每多互讹。如州志‘牛家务’,土人呼曰‘牛家府’;州志及《燕山丛录》载漷县有‘得仁务’,《钱塘遗事》作‘德仁府’。”[92] 刘锡信为乾隆三十年(1765)举人,本籍通州,他指出上述乡土地名中存在“务”、“府”互讹的现象,对于探讨这个问题很有启发意义。

关于燕京地区地名中“府”与“务”的歧异,现代语言学家从文化语言学的角度给我们提供了如下解释:

 

北京郊区还有一些村名,末尾挂个“务”字,如通县的“于家务”。这些村名念白了,管“务”叫“府”。原来,“务”和“无”等字一样,唐宋时代念ɱ声母(唇齿鼻音),到了元代,ɱ变为VV是浊声母,唇齿擦音。现在上海话管“务”、“无”等字仍念Vu音。V在北方话里不久变为W(零声母)了,“务”、“无”就念为Wu音。但是,地名字“务”的读音有较大的稳固性,它不变为W,而是由V变为清声母f(唇齿擦音),即语音上所谓浊音清化。地名字“务”读为fu音,人们就用“府”去撰写。“府”在这里没有意义,只是记录语音的符号,“务”才是有意义的。[93]

 

这里指出的北方方言中作为地名使用的“务”字所存在的特殊音读,在今天的华北地区仍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如河北香河县有“梁务”、“店子务”,廊坊市有“裴务”、“北史家务”,固安县有“石家务”、“岳家务”,涿州市有“南石家务”等村镇,这些地名中的“务”字皆读作fu[94] 20138月,笔者在对北京通州德仁务前街村一村干部的访谈中得知,“德仁务”一名中的“务”字,在上世纪60年代以前仍被当地人读作fu,后来由于普通话的逐渐推广才改念为wu。如此看来,元代文献中的“德(得)仁府”,其实记录的就是“德(得)仁务”的方言读音,后者才是它的本名。宋元时代,管理贸易及税收的机关被称为“务”,《文献通考》记宋代关市税制,谓“凡州县皆置务”。[95] 漷州是元代漕运的重要枢纽,德仁务之名大概即与此有关。

    综上所述,至元二十三年二月二十一日的江南学田诏,是世祖在柳林春猎期间颁布的,其具体地点当在漷州德仁府(务)斡耳朵。《元史·选举志》的史源出自《经世大典》,[96] 但由于明初史臣对于蒙元一朝游猎生活的隔膜,不知“德仁府”所指,以为乃“德兴府”之误,遂妄下雌黄,由此横生出一个莫须有的“德兴府行宫”。

 

 

原刊《历史研究》2015年第1期,发表时有所删节。

 

作者陈晓伟,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北京  100871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重大项目“北族王朝的政治文化特征——以辽金为中心(项目号:13JJD770003的阶段性成果之一。承党宝海教授及两位外审专家提出诸多修改意见,谨致谢忱。沉潜于学术是最好的纪念,谨以此文献给我的恩师刘浦江教授!

[1] 参见傅乐焕:《辽代四时捺钵考(五篇)》,《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01948收入氏著《辽史丛考》,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9092页。

[2] 杨允孚:《滦京杂咏》卷上,《知不足斋丛书》本,第1a

[3] 周伯琦:《近光集》附《扈从诗·前序》,北京大学图书馆藏道光十八年抄本,原书无页码。

[4] 参见陈高华、史卫民:《元代大都上都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65171页。

[5] 参见李治安:《元代“常朝”与御前奏闻考辨》,《历史研究》2002年第5期,第4546页。

[6] 《永乐大典》卷19423“勘”字韵“站”字目引《六条政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8册,第7258页下栏—第7259页上栏。

[7] 《元史》卷17《世祖纪一四》,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361页。

[8] 陈高华等点校:《元典章》,中华书局、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2册,第1327页。

[9] 《元史》卷19《成宗纪二》,第410页。

[10] 参见乌兰校勘:《元朝秘史校勘本》卷4129节、卷7191节、卷8201节、卷9224节、卷10230节,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

[11] 《元史》卷1《太祖纪》,第3页;贾敬颜:《圣武亲征录斠本》,油印本,1980年,第7页。

[12] 参见洪钧:《元史译文证补》卷1上《太祖本纪译证上》,田虎校注,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9页。

[13] 见《纂图增新群书类要事林广记》庚集卷下《文艺类·蒙古译语》、《新编群书类要事林广记》庚集卷10,均见中华书局影印本《事林广记》,1999年,第188页上栏及189页下栏、第454页上栏及第456页上栏。

[14] 见火源洁等:《华夷译语》(不分卷),《涵芬楼秘笈》本,第12a、第2a

[15] 参见内蒙古大学蒙古语文研究所编:《蒙汉词典(增订本)》,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4891147页。

[16] 《一二九八年林县宝严寺圣旨碑》,见蔡美彪《元代白话碑集录》,北京:科学出版社,1955年,第45页。

[17] 拓本及拉丁转写见蔡美彪:《林州宝严寺八思巴字圣旨碑译释》,《考古》1995年第4期;收入氏著《八思巴字碑刻文物集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100105页。

[18] 蔡美彪:《林州宝严寺八思巴字圣旨碑译释》,《八思巴字碑刻文物集释》,第104页。

[19] 照那斯图、胡海帆:《林县宝严寺两道八思巴字蒙古语圣旨》,《民族语文》1996年第3期,第52页。

[20] 呼格吉勒图、萨如拉:《八思巴字蒙古语文献汇编》,呼和浩特: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6667页。

[21] 参见《华夷译语》“地理门”,第2ab;《蒙汉词典(增订本)》,第489683页。

[22] 按《吕氏春秋·本味》云:“水之美者,三危之露,昆仑之井。”高诱注曰:“井,泉。”见《吕氏春秋》卷14,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第142页。

[23] 耶律铸:《双溪醉隐集》卷5《达兰河》,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99册,第446页下栏。

[24] 《元史》卷2《太宗纪》,第3338页。答兰答八思(Dalan daba’as)为该词的复数形式。

[25] 见乌兰:《〈蒙古源流〉研究》,沈阳:辽宁民族出版,2000年,第356页。

[26] 参见武川县志编委会编:《武川县志》第9编《社会·名称演变》,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680页。

[27] 分见纪昀:《河源纪略》卷11《质实三》、卷9《质实一》,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579册,第95页下栏、第85页上栏。

[28] 蔡美彪:《林州宝严寺八思巴字圣旨碑译释》,《八思巴字碑刻文物集释》,第104页。

[29] 《近光集》附《扈从诗·前序》,北京大学图书馆藏道光十八年抄本。

[30] 刘孟琛等编纂:《南台备要》“剿捕海贼”,王晓欣点校,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51页。

[31] 王恽:《秋涧先生大全集》卷80《中堂事记上》,《四部丛刊》本,第18b

[32] 《秋涧先生大全集》卷32《观光》,第17a

[33] 《元史》卷34《文宗纪三》,第757页。

[34] 刘基:《刘伯温集》卷15《龙虎台赋》,林家骊点校,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年,上册,第274页。此诗作于至顺四年(1333)。又《析津志》亦云:“龙虎台,在昌平县西北,居庸山南,高平宽敞,有踞虎蟠龙之势。”(见《析津志辑佚》“属县门”,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261页)。

[35] 廼贤:《金台集》卷2《上京纪行·龙虎台》,明汲古阁刻本,第1b

[36] 《近光集》附《扈从诗·前序》,北京大学图书馆藏道光十八年抄本。

[37]  王守诚:《题上京纪行诗后》,见胡助《纯白斋类稿》附录卷2,《金华丛书》本,第5b

[38] 周伯琦:《近光集》附《扈从诗·后序》,北京大学图书馆藏道光十八年抄本。

[39] 参见陈高华、史卫民:《元代大都上都研究》,第160171页。

[40] 见周伯琦:《近光集》附《扈从诗》前序、后序,北京大学图书馆藏道光十八年抄本。

[41] 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9“女真南徙”条,徐规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下册,第842843页。

[42] 《元史》卷25《仁宗纪二》延祐三年九月庚戌条,第574页。参见《元史》卷58《地理志一》“龙庆州”条,第1349页。

[43] 按《新集至治条例·刑部·头疋·禁宰杀·禁断屠宰》有谓“三月初三日为普颜笃皇帝圣节的上头”云云(见《元典章》,第2243页),普颜笃皇帝即元仁宗。

[44] 《元史》卷13《世祖纪一〇》,第274页。

[45] 《元典章》卷8《吏部二·官制二·选格·色目汉儿相参勾当》,第1册,第246页。“二月二十七日”,点校本从元刻本误作“二月十七日”,今据沈刻本及《元史》校改。

[46] 虞集:《道园学古录》卷29《送张仲华县丞调官京师》,《四部丛刊》本,第10b。诗题据虞集《道园类稿》卷7补。

[47] 《近光集》附《扈从诗•前序》,北京大学图书馆藏道光十八年抄本。

[48] 嘉靖《隆庆志》卷10《艺文》,20 a-b

[49] 吴澄:《吴文正公集》卷26《天宝宫碑》,《元人文集珍本丛刊》影印明成化二十年刊本,第463页下栏。此文作于泰定三年(1326)。

[50] 郑麟趾:《高丽史》卷33《忠宣王世家一》,首尔大学奎章阁藏本,第25a;卷124《朴景亮传》,第10b

[51] 《元史》卷21《成宗纪四》,第450页。

[52] 《元史》卷33《文宗纪二》,第734页。

[53] 蒋一葵:《长安客话》卷7《关镇杂记》“隆庆州”条,北京:北京古籍出版,1982年,第157页。

[54] 嘉靖《隆庆志》卷8《古迹》,第14a

[55] 参见嘉靖《隆庆志》卷8《寺观》,第11a

[56] 《近光集》附《扈从诗·十八盘》,北京大学图书馆藏道光十八年抄本。

[57] 胡助:《纯白斋类稿》卷14《滦阳杂咏》,《金华丛书》本,第9b

[58] 柳贯:《柳待制文集》卷4《同杨仲礼和袁集贤上都诗》,《四部丛刊》本,第1b

[59] 嘉靖《隆庆志》卷1《地理》,第11b

[60] 见延庆县地名志编委会:《北京市延庆县地名志》,北京:北京出版社,1993年,第19页。

[61] 《元史》卷81《选举志一》“学校”,第2032页。“德兴府行宫”,百衲本、乾隆殿本皆同,见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百衲本《元史》,1988年,第1003页下栏;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影印乾隆四年殿本《二十五史》,1986年,第9册,第7467页第三栏。

[62] 《元史》卷14《世祖纪一一》,第287页。

[63] 《元史》卷58《地理志一》“上都路”条,第1351页。据《元史·世祖纪》载,至元三年十月庚申,“降德兴府为奉圣州”;五年十二月戊寅,“德兴府改奉圣州,隶宣德”。疑《世祖纪》记载重出。

[64] 《元史》卷14《世祖纪一一》,第288页。

[65] 《元典章》卷31《礼部四·学校一·儒学·种养学校田地》,第2册,第10921093页。

[66] 方龄贵校注:《通制条格校注》卷17《赋役·学田地税》,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492页;《至正条格》卷27《赋役·学田免税》,韩国学中央研究院校注本,2007年,第7374页。

[67] 《庙学典礼》卷2《江南学田与种养》,王颋点校,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8页。此段引文标点据文义有所改动。

[68] 《庙学典礼》卷2校记一,第48页。

[69] 见《庙学典礼》卷首“庙学典礼应翻译者”,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清翰林院抄本,第1b。此系李盛铎藏本,卷首有李氏藏书印。

[70] 见王士点、商企翁编:《秘书监志》卷3《廨宇》,高荣盛点校,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54页;《秋涧先生大全集》卷32《癸巳岁二月六日自得仁府西归和李乐斋诗》,第11a

[71] 《秘书监志》卷4《纂修》,第89页。此段引文标点据文义略加改动。

[72] 《元史》卷14《世祖纪一一》,第286页。

[73] 参见李治安:《元朝诸帝春秋游猎与昔宝赤、贵赤执役新探》,呼伦贝尔:《纪念成吉思汗诞辰85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29月,第13页。

[74] 《辽史》卷40《地理志四》,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496页。

[75] 按至元十三年八月,升漷阴县为漷州,隶大都路。见《元史》9《世祖纪六》,第184185页;卷58《地理志一》,第1349页。

[76] 秋涧先生大全集》卷57《大都路漷州隆禧观碑铭》,5b-6a“澄融之际上每事”七字原阙,今据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补。

[77] 《秋涧先生大全集》卷21《朝谒柳林行宫》,第16b

[78] 《秋涧先生大全集》卷32《癸巳岁二月六日自得仁府西归和李乐斋诗》,第11 a

[79]  刘一清:《钱塘遗事》卷9“丙子北狩”条,《中国野史集成》影印《武林掌故丛编》本,第10册,第245页下栏。

[80] 嘉靖《通州志略》卷首《漷县图》,刘宗永点校,北京:中国书店,2007年,第4页。

[81] 乾隆《通州志》卷1《封域·村庄》,35b。此志修成于乾隆48年。按嘉靖《通州志略》1《舆地·市集》称漷县有得仁务集,“在县南三十里”(第16b),与“得仁务离州城五十六里”的记载相吻合。

[82] 见光绪《通州志》卷首《村镇图》,第7b;卷1《封域·村镇》,第41b。光绪《顺天府志》卷27《地理志九·村镇一》,《续修四库全书》,第684册,第39页上栏。

[83] 民国《通县志要》卷1《疆域·乡村》,民国30年铅印本,第20b、第21a

[84] 参见杨凤祥主编:《北京市通县地名志》,北京:北京出版社,1992年,第319页。

[85] 嘉靖《通州志略》卷1《舆地·古迹》,第18a

[86]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11《北直二》,贺次君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1册,第462页。

[87] 参见光绪《通州志》卷1《封域·古迹》,第50a、第54b

[88] 《北京市通县地名志》,第319页。

[89] 《元史》卷22《武宗纪一》,第500页。

[90] 拓本见齐心主编:《北京元代史迹图志》,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年,第22页。

[91] 《金史》卷47《食货志二》,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045页;卷129《胥持国传》,第2793页。

[92] 刘锡信:《潞城考古录》卷上“太子府考”,《畿辅丛书》本,第16ab

[93] 陈建民:《地名小议》,《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4期;收入氏著《语言文化社会新探》,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59页。

[94] 参见吴继章、唐健雄、陈淑静编:《河北省志》卷89《方言志》,北京:方志出版社,2005年,第253254页。

[95] 《文献通考》卷14《征榷考一》,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2011年,第1册,第402页。

[96] 参见苏振申:《元政书经世大典之研究》,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第58页。


2015-03-24 20:37:09
    
责任编辑:康 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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