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世祖出猎图》流传考略

                     陈晓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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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刘贯道《元世祖出猎图》(轴)是一幅以描述元世祖忽必烈游猎活动为主题的蒙元宫廷画,颇为著名,一直备受蒙元史及美术史学者所关注。然而关于这幅图像的历史流传过程,目前却很少有人探讨。本文从书画流传史的角度对《元世祖出猎图》做了一番考证,通过将文献资料与图像相结合,首次指出钱宰《临安诗集·题藩王出猎图》、顾复《平生壮观·元裕宗御容》及纳兰揆叙所撰《益戒堂诗后集·题元世祖岀猎图》所涉内容皆指今本《元世祖出猎图》,这为今后研究美术史及蒙元游猎制度奠定了文献学基础。

关键词:刘贯道 元世祖出猎图  藩王出猎图  元裕宗御容

 

 

如所周知,《元世祖出猎图》是一幅以元世祖忽必烈游猎活动为表现主题的蒙元宫廷画,一直以来备受蒙元史及美术史学者关注。这幅画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轴,绢本设色,纵182.9厘米,横104.1厘米。其中左下角有题款云“至元十七年二月御衣局使臣刘贯道恭画”,[1] 即知创作时间及作者。至正二十五年(1365)夏文彦编著的《图绘宝鉴》记述刘贯道之履历:“刘贯道字仲贤,中山人,工画道释、人物、鸟兽、花竹,一一师古,集诸家之长,故尤高出时辈。亦善山水,宗郭熙,佳处逼真。至元十六年写裕宗御容,称旨,补御衣局使。”[2] 由此可见,刘贯道涉猎多种绘画题材(参见附录《刘贯道书画作品一览表》),还兼有宫廷画家的特殊身份,上述《元世祖出猎图》无疑是他最具影响力的书画作品。

不过目前学者大多从艺术鉴赏、视觉构图、服饰文化及蒙元游猎制度等方面进行研究,[3] 而关于这幅出猎图的文本流传情况几乎无人考究。默一先生指出,此图在清代大型书画目录《石渠宝笈》中未有著录,今载《故宫书画录》卷五。[4] 洪再新先生等人对这一说法做了详细解释,认为《元世祖出猎图》“从未受到应有的注意,不仅未见诸于历史文献著录,而且连热衷于为其藏画题诗的乾隆皇帝以及他手下的石渠官员们,对它只字不提。直到20世纪50年代,这幅作品才首次见录于《故宫书画录》”。[5] 然而上述观点很值得商榷,故本文拟从书画流传史的角度对《元世祖出猎图》做一番考证。

梳理《元世祖出猎图》之文本递传遇到最棘手的一个问题,就是它竟无一枚书画收藏钤印,即这幅画作本身提供的收藏信息看似非常有限,看来我们只能从元明清历史文献中挖掘其“历史踪迹”了。

据这幅画末附题记可知,它创作完成于至元十七年二月,即元世祖在位之时。元朝文献中有一条特别值得注意的线索,陈《明安驿道中》云“貂鼠红袍金盘陀,仰天一箭双天鹅;雕弓放下笑归去,急鼓数声鸣骆驼”。[6] 这四句诗所展现的图景显然与射猎活动有关,有一人身着貂鼠红袍装,其坐骑配黄金马鞍,有一人正朝空中的天鹅张弓拉射,远处还有一行骆驼队走过,此番情景与《元世祖出猎图》中呈现的某些画面细节若合符契。[7] 据该诗题,知陈氏描述的是在明安驿发生的狩猎活动,而明安驿乃是两都巡幸途中的必经辇道,也正是皇家秋猎之所察罕脑儿行宫所在位置,[8] 元世祖每年都会游猎于此地。再看一下这首诗作者陈孚的仕官履历,据《元史·陈孚传》记载,“陈孚字刚中,台州临海人。……(至元)二十九年,世祖命梁曾以吏部尚书再使安南,选南士为介,朝臣荐孚博学有气节,调翰林国史院编修官,摄礼部郎中,为曾副。……使还,除翰林待制,兼国史院编修官”。[9] 我们都知道,元朝皇帝每年定期巡幸上都,翰林官员亦在扈从之列,[10] 身为翰林待制的陈孚自然有机会亲历元世祖射猎的场面,或者他在翰林国史院期间曾接触过《元世祖出猎图》,遂据此作诗题咏。[11]

以上我们将《明安驿道中》诗文大意及作者陈履历与《元世祖出猎图》相发明,推断两者具有密切关系。进一步检索文献中有关蒙元时期“出猎图”的题记和诗文题咏,其中有一首《题藩王出猎图》云:

 

燕山八月秋草黄,秋高马肥弓力强。藩王朝辞诈马宴,羽猎不敢齐长杨。西风猎猎边城戍,小队旌旗打围去。英姿飒爽思奋扬,面如玉盘身倚树。金羁朱缨玉腕骝,紫貂兜鍪银鼠裘。燕姬如花向前骑,从官绮列春云浮。猛士先驱仗金钺,胡笳一声鼓齐咽。骢驹并载双歇骄,海青翻臂思超越。黄须健儿勇且骁,虎纹交韔悬在腰。翻身控弦响若掣,一箭射落双飞雕。马上双雕驰献捷,凯歌向王王击节。金杯进酒饭黄羊,马湩淋漓手新捩。穹庐张天落日黄,醉拥婵娟马前歇。百年富贵空画图,桑田茫茫海水枯。画中豪杰八尺躯,昔何勇锐今何愚。悲风萧萧渺绝漠,漠南千里王庭无。[12]

 

这首七言诗出自元末明初钱宰《临安诗集》,那么,诗中所谓《藩王出猎图》究竟是指哪一幅有关游猎题材的书画作品呢?

揆诸诗文内容,“诈马宴”及饮“马湩”显然与蒙元时期在上都举行的宴飨活动有关,其所称“藩王”无疑指蒙古皇帝。亦云“画中豪杰八尺躯,昔何勇锐今何愚;悲风萧萧渺绝漠,漠南千里王庭无”,赏画者指摘的对象分明也是蒙元统治者,感慨忽必烈时代国势强盛、武功卓群,百余年后,到顺帝时期则江河日下,最终退守大漠。画中主人公的形象为“面如玉盘身倚树”,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根据亲身经历描述忽必烈的体貌风仪说:“不长不短,中等身材,筋肉四肢配置适宜,面上朱白分明,眼黑,鼻正。”[13] 两者所述忽必烈的外貌大致相同,亦皆与《元世祖出猎图》所画此人的体貌特征相符。再从人物着装方面观察,《题藩王出猎图》称男性身穿“紫貂兜鍪银鼠裘”,与之随行者“燕姬如花向前骑”,这与《元世祖出猎图》忽必烈及其皇后的形象、服饰亦正相合(见图一)。

 

图一  《元世祖出猎图》(局部)所见帝后形象,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上述《题藩王出猎图》有云“燕山八月秋草黄”,知创作这幅书画其场景所选择的时间及地点为秋八月的燕山地区,而此时正值元朝皇帝从上都返回大都,途中必然开展狩猎活动。今据钱氏诗文兹将其所见《藩王出猎图》与《元世祖出猎图》之其他各项小幅扈从人物射猎行为做一对比:“小队旌旗打围去”与图二之1,“猛士先驱仗金钺”与图二之2,“骢驹并载双歇骄”与图二之3,“海青翻臂思超越”及“马上双雕驰献捷”与图二之4,“黄须健儿勇且骁”及“虎纹交韔悬在腰”与图二之5,“翻身控弦响若掣”及“一箭射落双飞雕”与图二之6,上述诗文与图像可以进一步互证(见图二),那么这幅《藩王出猎图》的性质及时代由此释疑。

 

图二  元世祖出猎图,纵182.9厘米,横104.1厘米,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据万历《会稽县志》记载说,“钱宰,字子予,又字伯均。幼颖悟,于经史百家无所不窥。元至正间以进士归隐。……我太祖高皇帝首以明经征,令撰功臣诰命,兼进祀历代帝王乐章,授国子监助敎,转博士,仍校书翰林”。[14] 据此可知,钱宰的身份乃是元季进士,后来侍从明朝,官至国子监博士,他所披露的《藩王出猎图》实际就是《元世祖出猎图》,其中相关细节全面而具体,这无疑是考察其流传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自钱宰之后的百余年似乎鲜有人谈及到《元世祖出猎图》,直到明末清初才再次为人所关注。按顾复著有一部画谱《平生壮观》,该书辑揽元初画家刘贯道之事迹云:

 

刘贯道,字仲贤,中山人。元裕宗御容,阔绢幅。帝披银鼠裘,满身黑鼠尾,跨骏马,观射雁。人物不盈尺,神气勃勃。傍骑一胡女相从,艳而古。有款。[15]

 

顾氏所述刘贯道之履历乃抄自夏文彦《图绘宝鉴》,然与该书有所不同的是,他新著录了刘贯道一件极为重要的人物写真作品,定名为《元裕宗御容》。顾氏之所以这样命名,显然是因为刘贯道于“至元十六年写裕宗御容,称旨,补御衣局使”,[16] 但这幅人物画中主角的身份并非元裕宗(真金太子),而是元世祖忽必烈。

首先,一般宋元画绢大约宽50厘米,这一长度以下被称作“狭绢”,古代画匠由于作画所涉大型场景的需要常常把两张或三张画绢拼接起来,即称之为“阔绢”,顾氏所见这幅“御容”为后一种“阔绢幅”类型,那么,其宽度应在100厘米以上,今《元世祖出猎图》之尺寸横104.1厘米,绢本设色,恰是属于“阔绢”类型。其次,顾氏看到画中的元帝身披银鼠裘,镶挂黑鼠尾,骑着一匹骏马正在观看射雁,另有一个古色艳装的“胡女”相从行,亦如《题藩王出猎图》所云“紫貂兜鍪银鼠裘,燕姬如花向前骑”,这些细节描述正好符合《元世祖出猎图》中忽必烈及其皇后的肖像。第三,顾氏明确指出该幅人物画“有款”,想必是指《元世祖出猎图》左下角题写的“至元十七年二月御衣局使臣刘贯道恭画”十七字。综合上述三点分析,知顾复《平生壮观》将这件刘贯道画作断定为《元裕宗御容》显然有误,实应为《元世祖出猎图》。

关于顾复及其鉴藏情况,《平生壮观》卷首有著名藏书家徐乾学写于康熙三十一年(1692)的序文,其中云“吴中赏鉴家夙推武陵顾氏来侯”。[17] 《平生壮观引》记述顾复家族发展史及成书经过说:

 

五世祖资尹公,世居常熟之任阳,博学尚古,目击法书名绘,必录其款识、诗跋以存之。积既久,辑成编,名之为《笔记》。……先君(隐亮)世叨鉴赏之名,交游四方大人先生,遂得观其秘藏。又不惜余貲以购名物,求董文敏复书“憩闲堂”额,以志不忘祖德。……予更延揽东南之收藏好事家,渐窥宏大,见则随笔记之,迩来三十五年矣。[18]

 

据此可知,顾复为江南吴中人,《平生壮观》一书中所著录的书画作品大多是家族憩闲堂累世藏弆之物,或者是顾氏父祖弟兄辈所经眼者,这幅《元世祖出猎图》亦应如此。据叶廷琯《鸥陂渔话》记载说,“康熙间,吴中顾来侯复纂《书画壮观录》”,当指《平生壮观》,只可惜“此书无刻本,曾向其族裔元钺借观”。[19] 由于《平生壮观》仅有家抄本流传,且清代文献鲜有著录及引述此书,所以该书所披露的有关《元世祖出猎图》这么有价值的文本信息很少有学者能够注意到。

综上所述,明清时期,刘贯道《元世祖岀猎图》被称为《藩王出猎图》,后来则误作《元裕宗御容》,据题记便可知晓的名字却一度遭到遮蔽,所以很难让人发现这幅图的真实性质。有证据表明,这幅画作名实相副地题作《元世祖岀猎图》大概始于清康熙年间,纳兰揆叙所撰《题元世祖岀猎图》云:

 

至元天子英武姿,校猎每以秋冬期。我今展图如见之,沙漠惨淡移于斯。星斿蔽野虹作旗,厩马既秣车既脂。至尊前行后阏氏,茸帽压顶裘反披。名王部长络绎随,臂弓腰箭千夫驰。北风似弩雪似簁,踆乌匿影顽云痴。鸿鹄纷拏苍隼饥,雉飞入草鹰在枝。银麞缟鹿熊豹麋,狡兔封豕狐与狸。洞胸饮羽血淋漓,焚林捣穴靡孑遗。就中射虎者为谁,引满一发穿其颐。目光 磹怒未弛,懦怯乍覩犹惊疑。归来穹庐帟幕施,酪浆湩乳倾金巵。燎毛燔肉土锉炊,琵琶发声羗苗吹。酒酣耳热欢融怡,寒气忽转春迟迟。厥初穷兵辟坤维,乘胜直抵西海湄。于阗乞降迨龟兹,角端示警殊不知。从畋已寓阵法奇,止齐步伐皆得宜。月来日往绵岁时,此画完整无缺亏。偶然浏览浑忘疲,便觉满室生凉飔。壮观咫尺慰所思,何待振策游边陲。[20]

 

毋庸置疑,这首诗中的“至元天子”当指元世祖忽必烈,“阏氏”则指称忽必烈的皇后,“名王部长”就是众多扈从者中有昆仑奴和色目人,以上诸项描述内容皆符合本文所讨论的《元世祖岀猎图》之情景。这首《题元世祖岀猎图》列于纳兰揆叙《益戒堂诗后集》卷八之内,另见该卷目下有小注云“起甲午正月,尽乙未二月”,[21] 此为本卷诗文的创作时间,知揆叙于康熙五十三年至五十四年期间见到过这幅《元世祖岀猎图》。众所周知,揆叙身为满清贵胄不仅以文学见长,而且还是一位精善鉴别的收藏大家,[22] 也许正是这个原因,他才首次将《元世祖岀猎图》准确命名并加以初步识读。

最为可惜的一点是,纳兰揆叙所鉴赏的《元世祖岀猎图》当时收藏及后来流传情况无从考究,但这幅图最终由顾复生活的江南地区流向清廷内府自当没有疑问,那最后怎么流落到今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呢?其中之原委,首先还得从民国初年北平故宫博物院成立与播迁经历说起。

我们知道,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成功,不久便将清废帝溥仪逐出紫禁城,随即成立“清室善后委员会”用来清点接收皇宫内的大量遗存文物,同时面向社会及时公布《故宫物品点查报告》。[23] 次年3月到6月期间,善后委员会对位于大成左门与凝瑞门之间的钟粹宫展开文物清查工作,幸运地再次发现了《元世祖出猎图》,当时记录如次:“调字一九七,木箱,7已破刘贯道《元世祖出猎图》一轴。”[24] 这是《元世祖出猎图》的文物编号信息。按照规定,当时以每一座宫殿为单位,根据千字文顺次编排,“调”字即表示钟粹宫,“一九七”为“总号”,阿拉伯数字7则为“分号”。当清室善后委员会解散之后,北平故宫博物院随之成立,这幅著名的蒙元宫廷画顺乎情理地归新成立的这个机构保管收藏。

1930年代初期,为了向社会民众展示昔日清宫内府的“珍宝秘笈”, 北平故宫博物院以月刊的形式连续编印书画图录《故宫书画集》,陆续公布一大批珍贵的馆藏历代名家书画,但并没有来得及披露新发现的《元世祖出猎图》。[25] 其后由于北平军事形势日益吃紧,故宫博物院理事会决定将故宫部分珍贵文物分批运往上海保存,随即展开第二次文物查验工作。[26] 当时准备南迁的书画作品编号为英文字母D,共计有70箱、5627件。据《北平故宫博物院古物馆南迁物品清册》记载,D10箱,第7件书画就是“已破刘贯道《元世祖出猎图》壹轴”。[27] 在此之后,这幅《元世祖出猎图》作为“南迁文物”之一种,二十余年间先后辗转上海、成都、南京数地,最终落户台北。

据多次参与故宫文物清点及扈从文物南迁的那志良先生记述,这批存台文物中的书画作品于1953年完成查验,台北故宫博物院为此编制有详细目录《故宫书画录》。[28] 该书序文介绍说:“此次著录之书画,全部均经专家审定。故宫运台书画,尽在此矣。实则故宫博物院所接收之故宫书画,其上品几已全部自北平移南京,移存南京之上品,已全部移来台湾。”[29] 其中该书卷五著录《元世祖出猎图》,其下所附解题说:“元刘贯道画《元世祖出猎图》轴:本幅绢本,纵一八二·九,横一〇四·一公分,设色画。元世祖御青马,衣白裘,从者男女九人,或弯弓,或架鹰,或纵犬。远处沙丘有驼一列。款书‘至元十七年二月御衣局使臣刘贯道恭画’。”[30] 至此《元世祖出猎图》才逐渐被学者及相关艺术史研究者所熟知。

综上所述,《元世祖出猎图》尽管确实不见于清代《石渠宝笈》著录,并且自1950年代《故宫书画录》出版后才变得流行起来,为学界所熟知,但它绝非像之前研究所认为的那样“未见诸于历史文献著录”,其实它在陈孚《陈刚中诗集》、钱宰《临安诗集》、顾复《平生壮观》及纳兰揆叙《益戒堂诗后集》中均有相关记载,本文就是根据这些线索,将文献资料与图像相结合,由此梳理出《元世祖出猎图》从蒙元时期到近代以来的流传脉络,总算为今后研究美术史及蒙元游猎制度奠定了一块基石。


 

 

附录:刘贯道书画作品一览表

 

   

  

 

资料来源

 

七贤图

1261年)

画七贤:一执如意,凭几与一人对语,一抚琴,一看画,二对奕,一执如意,凝视,俱敷文簟,展鹿皮,藉地趺坐,脱履于侧。童子五:一手卷,一展卷,一送茗,一握羽扇,一执如意。

 

绢本设色。

款:中统二年四月既望,臣刘仲贤谨写。

《西清劄记》卷二“嘉庆乙亥六月十三日

 

兰亭禊饮图(1269年)

一朝名士尽簪盍,清流曲曲回觥船。或于溪漘玩芳草,或望树杪悬飞泉。或倚高柯爱蒙密,或喜濯足浮清涟。或行或止意境别,一一萧散人中仙。一人胡床独踞坐,掉头跂脚接罗偏。

 

王昶诗云“生绡六尺”。

 

款:至元六年春中山刘贯道画。

王昶《兰泉先生招集蒲褐山房观刘贯道兰亭禊饮图作   歌》,见《春融堂集》卷一六、《湖海诗传》卷三四。

 

罗汉图轴(1279年)

 

应真二,各倚卷石。

素笺本,设色画,纵二尺一寸,横一尺八寸。

款:至元十六年中山刘贯道写。

《秘殿珠林续编》卷三“乾清宫藏”。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见《故宫书画图录四》第27页。

世祖出猎图轴

1280年)

 

绢本设色,尺寸为182.9×104.1公分

款:至元十七年二月御衣局使臣刘贯道恭画。

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三教图轴(1280年)

 

绢本,高四尺五寸,宽二尺四寸。

款:至元十七年三月之朔御衣局使刘贯道敬绘。

《壬寅销夏录》

饮中八仙图卷

1342年)

笔端无纤尘,若其摹唐室之衣冠,类晋代之风采,靡不人人各肖,不第得眉宇,兼得神情。

 

款:至正二年八月揭傒斯书。有龚子敬跋。

《味水轩日记》卷八

群仙献寿图轴(1348年)

四仙人:一持杖携花篮,一执卷,二捧桃,二童子侍。

宋笺本,设色,纵一尺一寸三分,横一尺七寸五分。

款:至正八年季秋中山刘贯道写。钤印一:贯道。

《秘殿珠林续编》卷五。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见《故宫书画图录四》第25页。

 

竹林仙子图轴

 

修竹清流,中有女仙竚立。

绢本设色,纵二尺一寸八分,横九寸八分(今纸本70×31.4公分)。

款:中山刘贯道。钤印一:贯道。

《秘殿珠林续编》卷五“乾清宫藏”,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图版见《故宫书画图录四》第31页。

 

积雪图轴

乾隆皇帝有诗云:天公玉戏变山青,有妙精神无遁形。舣舫高人步莎径,卷帷幽士守梅瓶。别于访戴开生面,似以暎孙怜苦暝。作者岂徒夸结构,悟因一贯笔增灵。

绢本墨笔,纵四尺三寸七分,横二尺三寸八分。

 

原无款。

文渊阁四库本《御制诗集》卷七六。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图版见《故宫书画集》193115期。

 

消夏图卷

 

绢本,水墨,淡设色,纵29.3,横71.2厘米

 

原无款。

现藏奈尔逊艾特金斯美术馆,见《中国美术全集·绘画编》(元代卷)第32图。

 

花鸟画

首幅:工笔,秀毬两枝,上有黄月季一,本花朵正繁,一蝶飞翔其上,南北两 枝各栖画眉一,衔秋虫一,张喙仰视,图写逼真。次幅:蜀葵凤仙,颜色甚姣晚,香玉一枝,出于其上,粉痕洁白,蜂蝶纷纷闲绕花际,正带露朝阳候也,笔致清润,尤其余事。

 

二小幅,绢本,每幅宋尺高五尺六寸,阔九寸二分。

 

款:臣刘贯道恭画。

 

《梦园书画录》卷五

写应真像卷

应真人物变化,态度闲雅,一展玩间,恍然置身入五台国与阿罗汉对语。眉睫鼻孔皆动,真神笔也。

 

钤印“茂苑文嘉”。

《珊瑚网名画题跋》卷九《名画题跋》


原文发表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6年第6期。



[1] 图版见《中国美术全集·绘画编》第5卷《元代绘画》,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48页。台北故宫博物院编《故宫书画图录(四)》,台北故宫博物院,1990年,第23页。亦见台北故宫博物院www.npm.gov.tw/zh-TW/Article.aspx?sNo=04000995

[2] 夏文彦《图绘宝鉴》卷五《元·刘贯道》,《中华再造善本》影印元刻本,叶4a-b

[3] 参见Cahill James,An index of early Chinese painters and paintings:T'ang,Sung,and Yuan,Floating World Editions,1980,pp 303。余辉《元代宫廷绘画史及佳作考辨》,《故宫博物院院刊》1998年第3期。刘芳如《元刘贯道画元世祖出猎图》,见石守谦主编《大汗的世纪——蒙元时代的多元文化与艺术》,台北故宫博物院印行,2001年,第288289页。陈高华、史卫民《中国风俗通史(元代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321330页。党宝海《蒙古帝国的猎豹与豹猎》,《民族研究》2004年第4期。Thomas T.Allsen,The Royal Hunt in Eurasian History,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06, pp244—247

[4] 默一《〈元世祖出猎图〉介绍》,《新美术》1983年第4期。

[5] 洪再新、曹意强《图像再现与蒙古旧制的认证——元人〈元世祖出猎图〉研究》,《新美术》1997年第2期。

[6] 陈孚《陈刚中诗集》卷三《明安驿道中》,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明抄本。

[7] 参见李治安《元朝诸帝春猎秋狝与昔宝赤、贵赤执役考论》(未刊稿),20146月。

[8] 参见党宝海《察罕脑儿行宫与蒙古皇室的鹰猎》,《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

[9] 《元史》卷一九〇《陈孚传》,中华书局,1976年,第4339页。

[10] 参见陈高华、史卫民《元代大都上都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78180页。

[11] 参见李治安《元朝诸帝春猎秋狝与昔宝赤、贵赤执役考论》(未刊稿),20146月。

[12] 钱宰《临安诗集》卷三《题藩王出猎图》,国家图书馆藏明抄本。

[13] 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第二卷第八一章“大汗之体貌风仪”,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178页。

[14] 万历《会稽县志》卷一一《人物传》,叶13b

[15] 顾复著、林虞生点校《平生壮观》卷九《元·刘贯道》,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322页。

[16] 夏文彦《图绘宝鉴》卷五《元·刘贯道》,叶4b

[17] 顾复《平生壮观》卷首“崑山徐乾学序”,第1页。

[18] 顾复《平生壮观》卷首《平生壮观引》,第2页。

[19] 叶廷琯《鸥陂渔话》卷一《黄子久别名》,《续修四库全书》,第1163册,第102页下栏。

[20] 纳兰揆叙《益戒堂诗后集》卷八《题元世祖岀猎图》,《四库未收书辑刊》第8辑第20册,第698页上、下栏。

[21] 纳兰揆叙《益戒堂诗后集》卷八,第697页下栏。

[22] 徐珂编《清稗类钞》第9册《鉴赏类》“揆文瑞藏书于谦牧堂”条,中华书局,2010年,第4224页。

[23] 参见史立言《清室善后委员会始末》,《紫禁城》2005年第5期。

[24] 清室善后委员会编《故宫物品点查报告》第二编第四册《钟粹宫》,第48页。此据线装书局重印本,2004年,新第3318页。

[25] 参见北平故宫博物院编印《故宫书画集》附“各期目录”,1936年总第47期。

[26] 参见杭立武《中华文物播迁记》,台湾商务印书馆,1970年,第5057页。

[27] 北平故宫博物院编印《北平故宫博物院古物馆南迁物品清册》,1933年,第1册,第157页。

[28] 那志良《故宫博物院三十年之经过》,《中华丛书》委员会印行,1957年,第228235页。

[29] 台北故宫博物院编印《故宫书画录》卷首“序言”,1956年,第2页。

[30] 台北故宫博物院编印《故宫书画录》卷五《元世祖出猎图》,第161页。、

 

 

感谢作者提供大作!

 


2016-07-17 21:14:38
    
责任编辑:周 峰    
 
  •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辽宋金元史学科主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