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論“大蒙古國”國號的創建年代問題*

                     陳曉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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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大蒙古國”國號的創建年代,歷來頗爭議。本文指出,至正初年成書的《至正金陵新志》“大朝建號”及《佛祖歷代通載》“大蒙古國號始建”之史源與元大德《太祖實錄》有關,具有很高的可信度,即知辛未歲建號“大蒙古國”。與此密切相關的歷史背景是,辛未年為蒙古伐金之開端,對蒙元政權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和深遠的政治影響。

關鍵:大蒙古國  《至正金陵新志》 《佛祖歷代通載》  辛未歲

 

 

  問題之緣起

 

至元初年漢人儒士王惲為建號“大元”所獻《建國號事狀》云“伏見自古有天下之君,莫不首建國號,以明肇基之始”,[1] 即從中原傳統政治文化角度理解認為國號是一個政權建立的首要標誌。不過從多語種文獻所見蒙元立國之初的真實情況卻是,太祖鐵木真於丙寅歲(1206)斡難河源稱帝時並未有創建國號之政治舉動,但眾所周知它分明是有正式國號的,按辛巳(1221)年,宋人趙珙出使漠北蒙古親歷見聞,稱“又慕蒙為雄國,故以其國號曰‘大蒙古國’”。[2] 至元八年(1271)建號“大元”之前的各類漢文外交國書、政府文移及碑誌石刻亦皆稱“大蒙古國”。1246年《貴由汗致教皇英諾森四世的信》鈐印畏兀兒體蒙古文璽書,該印文中出現Yeke Mongγol Ulus一詞,蒙古史學家柯立夫F.W.Cleaves)和田清波(A.Mostaert指出,此即13世紀中前期蒙古政權的正式稱號,其對譯漢文“大蒙古國”。[3] 確實,國號之創建,可謂政治史上的頭等大事,然而建號年代卻一直撲朔迷離模糊不清,清代學者趙翼將這一問題的原因歸咎于明初《元史》修撰之疏漏,謂“時日迫促,舛漏自多”。[4] 此說不無道理。

 

  關於建號“大蒙古國”歧說之檢討

 

由於蒙元早期史料匱乏從而造成“大蒙古國”建號時間無從考索,[5] 故大多數學者籠統地表述說:丙寅年,鐵木真稱帝,建立國號曰“大蒙古國”。[6] 蕭啟慶先生解釋認為,從蒙古人歷史發展來看,Yeke Mongγol Ulus(大蒙古國)一號採用於1206年最有可能,蓋此時成吉思汗不僅為蒙古部之主宰,所有蒙古民族皆已成為其家產。[7] 然而始終沒有相應的史料證據支撐上述觀點(詳見下文),由此看來,目前學界一般印象中的丙寅建號說還值得進一步討論。

通過檢討蒙漢文獻之記載,我們發現關於大蒙古國建號時間主要有三種說法,茲列舉如下:

(一)己酉(1189)建號說

這一說法出自成書於17世紀後半葉的蒙古文歷史文獻《蒙古源流》Erdeni-yin Tobči。該書作者薩岡Saγang在第三卷中不惜大量筆墨講述了一個鐵木真開國故事:

 

己酉年(1189),那罕王之子鐵木真在怯綠連河畔曲雕·阿蘭登上合罕位,當時他二十八歲。……卻說那塊石頭突然自行裂開,裏面現出稱為“玉寶”的〔一方〕玉印,長寬一拃見方,背面有雙龍盤龜的圖案,好像雕出的一般。那印不多不少可鈐蓋一千張紙。隨後立即在斡難河源頭樹起了九游白纛,派〔人〕到跌裏溫·盤陀之地樹起了四游黑靈旄,〔鐵木真〕作了四十萬巴塔人眾之主。主上旨說……。自降旨後,〔國名〕就稱為“闊客蒙古國”Köke Mongγol ulus[8]

 

按上文蒙古語Köke(闊客)一詞,其漢語語義為表示顏色的“青”。謝再善先生確信這段史文的真實性,遂據此認為鐵木真甫一建國即採用“青蒙古”作為國號,此“青蒙古”實有“大蒙古”之義,蓋因“蒙古人以青為首色,蒙古文干支用青作甲字,是有第一的意義”。[9]

然謝氏之說存在著諸多破綻。首先,據烏蘭先生研究分析,《蒙古源流》以上這段記載實際是根據《元朝秘史》96給王罕送皮襖與第123“阿勒壇等人推舉鐵木真為汗”兩部分內容妄加拼織而成,也就是將鐵木真做乞顏部盟主和丙寅年即蒙古大汗位這兩個並不相干的政治事件胡亂綴合到一起。[10] 眾所周知,《蒙古源流》的史源根本在《元朝秘史》,但後者壓根不記載成吉思汗建立國號一事。其次,所謂“闊客蒙古”Köke Mongγol者,其實與明清時期蒙古歷史文獻中頗為流行的“五色四夷”史學觀念密切相關。一般而言,“五色”是指東方白色肅良合、南方黃色撒兒塔兀勒、西方紅色漢兒、北方黑色吐蕃,以及中央四十萬青色蒙古,“四夷”所指對象則為周邊小邦。其中,將表示“中央”的青色比附為蒙古政權,意在證明蒙元王朝在1314世紀的世界政治體系中處於中心領主地位。而在事實上,蒙元歷史文獻皆不見“五色四夷”之說,這應該是較晚時代受黃教影響而產生的歷史概念,抑或明清時期在藏族史學影響下蒙古社會新生的政治文化觀,[11] 也就是說,“闊客蒙古國”Köke Mongγol ulus一名在當時13世紀蒙元時代並不存在,純屬子虛烏有,那麼己酉建號說顯然是後世蒙古史學家的附會之辭。

(二)丙寅(1206)建號說

鐵木真於丙寅年即位,隨之建“大蒙古國”國號,學界普遍認可上述觀點。明代佛教史文獻《釋鑒稽古略續集》概述成吉思汗創業履歷:

 

太祖成吉思皇帝于宋宗開禧二年丙寅歲法天啟運,稱聖武年號。建大蒙古國號。都和林,云“上都”。[12]

 

蕭啟慶先生儘管主張丙寅建號說,但並不認可上述史料,指出作者幻輪為明季僧人,不諳蒙古史事,所言不足為據。[13] 實際情況正是如此,這段文字作為概括性內容,意在扼要介紹蒙元建國之歷程,其中成吉思汗諡號中的“聖武”實系至元三年追諡,“法天啟運”則於至大二年1309加諡,[14] 又《元史·地理志》稱太祖十五年(1220)建都哈剌和林。[15] 這麼說來,建大蒙古國國號、定都哈剌和林兩事與元太祖稱帝在時間上並無任何瓜葛。

(三)己巳(1209)之際建號說

歐陽玄撰《高昌偰氏家傳》詳細記述高昌回鶻偰氏家族發展史,在仳俚伽帖穆爾事蹟中提到“大蒙古國”之名號:

 

仳俚伽,生而敏慧,年十六襲國相、答剌罕。時西契丹方強,威制高昌,命太師僧少監來圍其國,恣睢用權,奢淫自奉。王患之,謀於仳俚伽,曰:“計將安出?”仳俚伽對曰:“能殺少監,挈吾眾歸大蒙古國,彼且震駭矣。”遂率眾圍少監,少監避兵于樓,升樓斬之,擲首樓下,以功加號“仳俚傑忽底”,進授明別吉,妻號“赫思迭林”。[16]

 

這段史文亦見於《元史·璘帖穆爾傳》,[17] 但都沒有明確紀年。按,《聖武親征錄》己巳(1209)年春云“畏吾兒國王亦都護聞上威名,遂殺契丹所置監國少監,欲求議和”;[18] 又《元史·太祖紀》太祖四年己巳春云“畏吾兒國來歸”;[19] 波斯文獻《史集》詳細敍述畏兀兒部的歸順及成吉思汗對其君主亦都護的恩賜,亦系此事於己巳年春(即伊斯蘭教曆6058月的蛇年)。以上三部文獻相互印證,毫無疑問,上述《高昌偰氏家傳》所記仳俚伽帖穆爾“挈吾眾歸大蒙古國”之事同樣也發生在己巳年。[20] 有學者據此指出,仳俚伽帖穆爾既然言及“大蒙古國”,說明此時該國號已經行用。[21]

但是,論者卻偏偏忽略了十分關鍵的《高昌偰氏家傳》撰文年代問題。我們都知道,此文作者歐陽玄,係延祐二年(1315)進士,致和元年(1328),遷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修官。[22] 其所撰《高昌偰氏家傳》雖未交待書寫時間,然據該“家傳”記述偰氏後裔善著“登泰定丁卯(1327)第”,[23] 說明這份作品創作完成不得早於此時,那麼所謂“大蒙古國”者,不過是歐陽玄對彼時漠北蒙古政權的一種追稱而已,怎可據此論定己巳年之前就已採用這個國號了呢!

綜上所述,關於大蒙古國建號時間的己酉說、丙寅說、己巳說這三種觀點,其所依據的文獻史料皆不可信據,自然漏洞頗多。照此看來,“大蒙古國”國號的創建年代依舊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

 

  論辛未建號“大蒙古國”說

 

種種跡象表明,鐵木真首先即皇帝位於斡難河之源,爾後很久才建立國號曰“大蒙古國”,其創立之確切時間卻由於史料匱乏而成為一個謎團,迄今為止學者們做出的各種推測都很難令人信服。

幸運的是,筆者意外發現《至正金陵新志》中有一條史料與“大蒙古國”建號時間密切相關。該書《金陵表》分列“天時”、“地域”、“官守”三欄,其中“天時”欄之嘉定四年辛未(1211)條記述說“大朝建號”,[24] 其指稱對象很值得做一番深入探究。

按上述《金陵表》可細分為“世表”和“年表”兩類,即“起隋開皇己酉至周顯德己未為《世表》,宋建隆庚申至德祐乙亥為《年表》”。[25] 這份《金陵年表》中同時附載北方蒙古政權發生的重要史事,分見丙寅“大元太祖皇帝即位”、辛未“大朝建號”、壬申“大元兵圍燕京”、乙亥“大元破燕京”、壬午年“大元兵自回鶻滅西夏”等等,[26] 那麼“大朝建號”一事即與蒙古政權有關。據蕭啟慶先生考證,蒙元文獻中屢見“大朝”一辭,專指大蒙古國,此名乃是蒙古文國號Yeke Mongγol Ulus的簡譯。[27] 有學者持不同意見,古泉學家宣愚公(哲)注意到有很多中原政權皆自謂“大朝”,此號顯然是一種泛稱;[28] 賈敬顏先生針對蕭氏蒙元“大朝”國號說提出質疑,明確指出“大朝本意乃聖朝、本朝,示尊敬也”。[29] 此外,1976北京房山縣北鄭村的一座遼塔塔基中出土一塊遼代紀年磚,上面有墨書云“大蕃天顯歲次戊戌五月拾三日己未”。[30] 劉浦江教授解釋說,此遼太宗天顯年號前的“大蕃”一名應是燕地漢人對遼朝的尊稱,意若蒙元前期的“大朝”,而非正式國號。[31] 看來“大朝”並非是特有之國號,《至正金陵新志》所見之“大朝”顯然是至正時期編修者對蒙元政權的一種尊稱,此“大朝建號”一語殆指辛未年蒙古政權建號“大蒙古國”?

所幸元代佛教史典籍《佛祖歷代通載》中也有與上述“大朝建號”相類似的記載。該書將歷代帝王即位、改元、崩殂列於年首,其中亦涉及蒙元太祖一朝的史料:乙丑條“太祖應天啟運聖武皇帝是年征西夏,明年,大會於斡難河,建九遊之白旗,共上尊號曰成吉思皇帝”;辛未條“大蒙古國號始建”;壬申條“大元兵至燕京”;壬午條“大兵自回鶻征西夏”;丁亥條“太祖以丙戌春至西夏,一歲盡克其城,是年七月廿七滅夏。上年六十矣”。[32] 經筆者初步梳理,《至正金陵新志》和《佛祖歷代通載》兩書中記述的元太祖朝史事互有重合,知前者“大朝建號”即指後者“大蒙古國號始建”,事在辛未歲。

不過嚴格說來,《至正金陵新志》無非是一部地方志文獻,而《佛祖歷代通載》則屬於佛教史籍,兩者所載辛未建號“大蒙古國”說是否可信呢?這就必須說清他們的史源問題。首先,上文列舉丙寅、壬申、乙亥三條紀事,與《元史·太祖紀》太祖元年丙寅條、七年壬申正月條、十年乙亥五月庚申條、十七年壬午條亦正相合。[33] 其次,按《佛祖歷代通載》丁亥有云“太祖以丙戌春至西夏,一歲盡克其城,是年七月廿七滅夏,上年六十矣”,然《元史·太祖紀》太祖二十二年丁亥七月己卻稱“崩于薩里川哈老徒之行宮,……壽六十六”,[34] 由此看來,關於成吉思汗壽年及死地的史文,兩書歧異明顯,[35] 《佛祖歷代通載》之說也絕非憑空捏造。因為據《聖武親征錄》記載:“丙戌春,至西夏,一歲間盡克其城,時上年六十矣。丁亥,滅其國還[36] 此文與上述《佛祖歷代通載》內容完全一致。綜上所見,《至正金陵新志》及《佛祖歷代通載》所記太祖事蹟既有與《元史》相同者,也有相異者,有些史文則與《聖武親征錄》雷同。我們都知道,明初洪武間纂修《元史》,其帝紀部分取資于尚存的十三朝《實錄》,因此《太祖紀》應與大德七年(1303)十月告竣的《太祖實錄》兩相對應;[37] 另外《聖武親征錄》大概成書于元世祖時期,應該是太祖、太宗兩朝《實錄》的稿本。[38] 進一步從史源角度分析比較,《至正金陵新志》和《佛祖歷代通載》的上述內容極有可能抄自與《太祖實錄》有關的原始宮廷檔案。

且看《至正金陵新志》和《佛祖歷代通載》的成書情況。首先,《至正金陵新志》作為一部官修方志,系由江南諸道行御史台御史中丞董守簡、都事索元岱等人監修,“至正三年五月初十日到局修纂,十月望成書”。[39] 該書卷首具列修志時所引用的古今書目達100餘種,稍微與蒙元太祖朝歷史有關的文獻卻只有蘇天爵《國朝名臣事略》一書,[40] 上文《金陵年表》所引太祖事蹟顯然與此書無涉,當另有來源。據記載,董守簡與供職於國史院且參加編修實錄的翰林直學士歐陽玄素有交往,[41] 像這種情況,他完全有可能從中獲得一些與蒙古史有關的原始資料。其次,至正四年(1344)三月,覺岸撰《華亭梅屋常禪師本傳通載序》敍述《佛祖歷代通載》成書之經過:“至治癸亥夏,嘗驛召至京師繕寫金字佛經,……由以動司馬撰書之志,出入翰相之門討論墳典。”[42] 此“翰相”蓋指翰林學士,其中,翰林直學士兼國史院編修官虞集即與該書作者念常保持著學術交遊,[43] 通過這種渠道便有可能打探到一些坊間罕聞的成吉思汗開國事蹟。

綜上所述,至正間成書的《至正金陵新志》和《佛祖歷代通載》擇要列舉的成吉思汗即位、征伐、建號及崩殂諸事,顯然與《聖武親征錄》、《元史》有著共同史源,即指《太祖實錄》及稿本,或是相關檔案。當然兩書作者並非親自摘抄實錄,而是可能通過國史院的翰林學士這一媒介輾轉獲得,從而編入其書之中。這在元朝時期不乏其例,至正初年,陳桱著有一部編年體史書《通鑒續編》,該書卷19開禧二年丙寅條“蒙古太祖皇帝即位于斡難河”至卷21寶慶三年丁亥條“古太祖皇帝崩于六盤”,[44] 其間記述太祖事蹟甚詳,表明其史源有可能就是大德七年《太祖實錄》。在與該書作者陳桱交往的官員中,歷任翰林院修撰、翰林待制及翰林直學士的周伯琦最有可能提供相關資料,是因為身負特殊的職位使周氏有機會一度讀到元廷所藏的實錄。[45] 儘管蒙元十三朝實錄一直深藏於宮廷,以及鮮有文獻提到它有節鈔本在元末民間流傳,但《至正金陵新志》、《佛祖歷代通載》及《通鑒續編》所載蒙古史料無疑與《太祖實錄》具有史源關係。

上述《至正金陵新志》和《佛祖歷代通載》所敘元太祖之史事若果真出自《太祖實錄》及相關文獻,那麼,兩書辛未條“大朝建號”及“大蒙古國號始建”亦應如此,確可信據。此外,上述辛未建號“大蒙古國”一事不僅有元朝文獻為證,此說亦征見於宋朝文獻。按《建炎以來朝野雜記》述金源時期蒙古之勃興云:

 

方金人盛時,歲時入貢,金人置東北招討使以統隸之。衛王既立,忒沒貞始叛,自稱成吉思皇帝,山東、兩河皆為所踐而不能有也。……蒙人既侵金國,得契丹、漢兒婦女而妻妾之,自是生子不全類蒙人,漸有火食。至是韃靼乃自號“大蒙古國”,邊吏因以蒙韃稱之。[46]

 

按文中“蒙人既侵金國”,即指《金史·衛紹王紀》大安三年(1211)四月“我大元太祖法天啟運聖武皇帝來征”,[47] 及《元史·太祖紀》太祖六年辛未二月“帝自將南伐,敗金將定薛於野狐嶺,取大水濼、豐利等縣”。[48] 意謂韃靼自號“大蒙古國”始創于辛未年。另外,《續編兩朝綱目備要》也有一條與此同源的記載,嘉定四年(1211)辛未六月丁亥“余嶸使虜不至而復”條之目文云:“至是韃靼乃自號‘大蒙古國’,邊吏因以蒙韃稱之。”[49] 這裏還有一部敍述南宋理、度兩朝政要的《古今紀要逸編》也記載說:“至我嘉定四年,韃靼始並其(蒙古國)名,號稱大蒙古國。”[50] 以上三種宋朝文獻無疑為辛未建號“大蒙古國”說增添了有力的旁證。

總之,蒙元和宋朝兩方文獻都可以證明,成吉思汗于辛未年建號“大蒙古國”而這一年確實不那麼尋常,據《聖武親征錄》稱,是年“上始誓眾南征”,[51] 這就是眾所周知的蒙古伐金之開端。關於此舉的重要意義:首先,論者曾指出,金朝屢次征討蒙古草原,試圖降服各部落使其成為藩屬,但在征服過程中含有民族仇殺色彩,以致《蒙韃備錄》有這樣的說法:“(金世宗)乃下令,極於窮荒,岀兵剿之,每三歲遣兵向北剿殺,謂之減丁。”[52] 因此,蒙古這次南征動因之一或與復仇之舉動有關。[53] 其次,從戰略角度觀察,成吉思汗已經統一蒙古高原,若此次討伐金朝成功,便可盡占黃河以北的廣大中原地區,由此打破“金源氏塹山為界,以限南北”之疆域格局,[54] 從而為日後滅亡南宋、建立元朝打下堅實的基礎。[55]

辛未年南征之至關重要,除上述論及到的兩點外,庚辰(1220)年,耶律楚材扈駕西征西域,途中所上《西征庚午元曆》則利用星象之學從天命授受的角度闡釋其重大意義:“臣愚以為中元歲在庚午,天啟宸衷,決志南伐,辛未之春,天兵南渡,不五年而天下略定,此天授也,非人力所能及也。”[56]《元史·曆志》引《庚午元曆》序亦云“國兵南伐,而天下略定”。[57] 所謂“天下略定”,是指太祖十二年(1217)丁八月木華黎“建行省于云、燕,以圖中原”,[58] 亦即“太祖即以全燕開大藩府,制臨中夏”。[59] 耶律楚材這番言論稍晚于伐金十年,非常明確地將此舉視為“天授”,無疑是當時政治家抱有的一種真實態度。

綜上所述,縱觀北族王朝政治史,將族稱發展成為所建政權國號是一個頗為常見的現象,如“大突厥”、“大契丹”等,但據文獻所見它們最初用於外交場合,按《隋書·突厥傳》沙缽略遣使致書曰:“辰年九月十日,從天生大突厥天下賢聖天子、伊利俱盧設莫何始波羅可汗致書大隋皇帝。”[60] 及《舊五代史·晉高祖紀》載有遼太宗冊立石敬瑭為大晉皇帝冊文,起首云“維天顯九年,歲次丙申,十一月丙戌朔,十二日丁酉,大契丹皇帝若曰”。[61] 那麼,我們可以根據上述情況解釋認為,1200年前後,成吉思汗逐步統一蒙古高原,1206年建立蒙古汗國,把東起呼倫貝爾草原,西迄阿爾泰山區的廣大土地上的“氈帳裡的百姓”置於自己的統治之下,這標誌著蒙古民族共同體的形成,“蒙古”從而成為草原各個部落的統稱,[62] 但此時尚未建立正式國號,中原政權以及後世文獻習慣尊稱其為“大朝”,直到1211年蒙古伐金,這個歷來受金朝節制,完全處於宗屬地位的新興政權才開始採用“大蒙古國”國號是想通過建國號的政治手段賦予自己與金朝相平等的國家地位,进一步向金源宣戰。也就是說,“大蒙古國”與“大突厥”、“大契丹”一樣,是由族稱變為國家政權名稱,最初適用於外交場合。

 

(本文作者爲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原文發表在《中華文史論叢》2016年第1期。



* 本文係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中國古代民族志文獻整理與研究(項目批准號:12&ZD136)階段性成果之一。

[1] 王惲《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八六《烏台筆補·建國號事狀》,四部叢刊本9A

[2] 趙珙蒙韃備錄》“國號年號”條,王國維校注本,見《王國維全集》第一一卷,浙江教育出版社、廣東教育出版社2009年,頁339

[3] A.Mostaert and F.W.Cleaves,Trois Documents Mongols des Archives Secrètes Vaticanes,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15, 1952, pp. 485-491

[4] 趙翼著、王樹民校證《廿二史劄記校證》卷二九“元史”條,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頁651

[5] 參見金浩東《蒙古帝國與“大元”》,姚大力主編《清華元史》第2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頁5

[6] 參見周良霄、顧菊英《元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頁108。韓儒林主編《元朝史(修訂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版,上冊,頁76。陳得芝《關於元朝的國號、年代與疆域問題》,《北方民族大學學報》2009年第3期,頁57

[7] 蕭啟慶《說“大朝”:元朝建號前蒙古的漢文國號》,原刊《漢學研究》第3卷第1期,19856月;後收入氏著《內北國而外中國——蒙元史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上冊,頁72

[8] 本段史料漢語譯文及拉丁文轉寫分見烏蘭《〈蒙古源流〉研究》,瀋陽,遼寧民族出版社2000年,頁150568569

[9] 謝再善《關於哈剌契丹蒙古人色尚及元朝國號來歷問題》,《光明日報》1956426史學版。

[10] 烏蘭《〈蒙古源流〉研究》,頁192193注釋53

[11] 參見賀希格陶克陶《“五色四夷”考》,《中央民族學院學報》1986年第4,頁4853。烏蘭《〈蒙古源流〉研究》,頁197。希都日古《17世紀蒙古編年史與蒙古文文書檔案研究》,瀋陽,遼寧民族出版社,2006年,頁111113

[12] 釋大聞、幻輪編著《釋鑒稽古略續集》卷《元》,明崇禎刻本,葉1A

[13] 蕭啟慶《說“大朝”:元朝建號前蒙古的漢文國號》,《內北國而外中國——蒙元史研究》,上冊,頁72

[14] 《元史》卷《太祖紀》,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頁25

[15] 《元史》卷五八《地理志一》,頁1382

[16] 歐陽玄《圭齋文集》卷一一《高昌偰氏家傳》,四部叢刊本,頁5B。按“威制高昌”之“制”字,原作“料”,今據《元史·岳璘帖穆爾傳》改。

[17] 《元史》卷一二四《岳璘帖穆爾傳》,頁30493050

[18] 賈敬顏《聖武親征錄斠本》(未刊稿)1980年油印本,252

[19] 《元史》卷《太祖紀》,頁14

[20] 參見蕭啟慶《蒙元時代高昌偰氏的仕官與漢化》,原刊臺北史語所編《中國近代家族與社會學術研討會論文集》,1988年;後收入氏著《內北國而外中國——蒙元史研究》,下冊,頁714

[21] 見蕭啟慶《說“大朝”:元朝建號前蒙古的漢文國號》,《內北國而外中國——蒙元史研究》,上冊,頁72

[22] 關於歐陽玄之履歷詳見《元史》卷一八二《歐陽玄傳》,頁41964197

[23] 歐陽玄《圭齋文集》卷一一《高昌偰氏家傳》,四部叢刊本,葉12B

[24] 張鉉編修《至正金陵新志》卷中之下,慶路儒學溧水州學元刻本,葉98 B

[25] 張鉉編修《至正金陵新志》卷中之中,葉1A

[26] 張鉉編修《至正金陵新志》卷中之下,葉96A98A98B100B

[27] 蕭啟慶《說“大朝”:元朝建號前蒙古的漢文國號》,《內北國而外中國——蒙元史研究》,上冊,頁71

[28] 宣愚公《大朝通寶續考》,《古泉學》第1卷第2期,19369月,頁1115

[29] 賈敬顏《稱“大朝”》,見氏著《民族歷史文化萃要》,長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年,頁6263

[30] 齊心、劉精義《北京市房山縣北鄭村遼塔清理記》,《考古》1980年第2,頁55及圖版玖

[31] 劉浦江《遼朝國號考釋》,原刊《歷史研究》2001年第6期;後收入氏著《松漠之間——遼金契丹女真史硏究》,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頁51

[32] 釋念常《佛祖歷代通載》卷二一《大元》,《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影印至正七年刻本,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8年,77冊,頁413下欄415上欄。

[33] 《元史》卷《太祖紀》,頁1322

[34] 《元史》卷《太祖紀》,頁25

[35] 成吉思汗壽年問題尚有爭議,一說為六十歲,一說為六十六歲。參見周清澍《成吉思汗生年考》,原刊《文史》1962年第1後收入氏著《元蒙史劄》,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2001年,頁411428

[36] 賈敬顏《聖武親征錄斠本》,頁221

[37] 《元史》卷二一《成宗紀四》,頁455。參見陳高華《〈元史〉纂修考》,原刊《歷史研究》1990年第4期;後收入氏著《陳高華文集》,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5年,頁469490

[38] 參見王國維《〈聖武親征錄校注〉序》,見《王國維全集》卷一一,頁409411。亦鄰真著、烏雲畢力格、寶音德力根譯《莫那察山與〈金冊〉》(原文為蒙古文),《西域歷史語言研究集刊》第2輯,北京,科學出版社,2009年,頁2324

[39] 張鉉編修《至正金陵新志》卷首《抄錄修志文移》,葉5B6A

[40] 張鉉編修《至正金陵新志》卷首《新舊志引用古今書目》,11B12B

[41] 參見歐陽玄《圭齋文集》卷一六大元故翰林學士承旨光祿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圭齋先生歐陽公行狀》,葉11B

[42] 見《佛祖歷代通載》卷首《華亭梅屋常禪師本傳通載序》大正藏本,葉3

[43] 念常《佛祖歷代通載》卷首《佛祖歷代通載序》,此序文系虞集寫作于至正元年六月十一日,葉3B4A

[44] 見陳桱《通鑒續編》卷一九7A至卷二一,12A元刻本。

[45] 參見黃時鑒《〈通鑒續編〉蒙古史料考》,原刊《文史》第33輯,1990年;後收入氏著《黃時鑒文集()》,上海,中西書局2011年,頁136137

[46] 李心傳著、徐規點校《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一九《韃靼款塞(蒙國本末)》,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頁848849

[47] 《金史》卷一三《衛紹王紀》,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頁293

[48] 《元史》卷《太祖紀》,頁15

[49] 汝企和點校《續編兩朝綱目備要》卷一二宗皇帝》,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頁230

[50] 黃震《古今紀要逸編》“宋理宗”條,知不足齋叢書本,葉5A

[51] 賈敬顏《聖武親征錄斠本》,162

[52] 趙珙《蒙韃備錄》“征伐”條,王國維校注本,見《王國維全集》第一一卷,頁351

[53] 參見舒振邦《成吉思汗南征的性質和作用》,《中國蒙古史學會論文選集》,19807月,頁151164。寶音德力根《成吉思汗建國前的金與蒙古諸部》,《內蒙古社會科學》1990年第4期,頁5861

[54] 《元史》卷一一八《阿剌兀思剔吉忽傳》,頁2923

[55] 參見舒振邦《成吉思汗南征的性質和作用》,頁151164

[56] 耶律楚材著、謝方點校《湛然居士文集》卷《進征西庚午元曆表》,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頁186

[57] 《元史》卷五二《曆志一》,頁1119

[58] 《元史》卷一一九《木華黎傳》,頁2932

[59] 馬祖常《馬石田文集》卷一〇《大興府學孔子廟碑》,《元人文集珍本叢刊》,第6冊,頁631

[60] 《隋書》卷八四《突厥傳》,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頁1868

[61] 《舊五代史》卷七五《晉高祖紀》,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頁986

[62] 參見亦鄰真《成吉思汗與蒙古民族共同體的形成》,原刊《內蒙古大學學報》1962年第1期;後收入氏著《亦鄰真蒙古學文集》,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年,頁387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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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1-17 21:20:57
    
责任编辑:康 鹏    
 
  •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辽宋金元史学科主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