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庙学典礼》四库底本与四库馆臣改译问题

                     陈晓伟
文章点击:

  

内容提要:今本《庙学典礼》是乾隆间编修《四库全书》时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来的,书中民族语词汇大都已经四库馆臣彻底改译,但大多乖离原义。北京大学图书馆现藏一部清翰林院钞本《庙学典礼》,乃系四库底本,其卷首《庙学典礼应翻译者》列有32条改译条目,则与正文相互对应,据此便可以逐一复原民族语的原本面目。这部四库底本不仅为我们考察大典本《庙学典礼》的编纂过程提供了一份十分珍贵的原始档案,而且是研究四库馆臣改译问题的绝佳案例。

 

关键词:《庙学典礼》  四库底本  《庙学典礼应翻译者》 改译

作者陈晓伟,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地址:北京市,邮编100081。

 

《庙学典礼》是一部研究蒙元前期学校教育制度的基础文献,故历来深受学界关注。 今本《庙学典礼》是乾隆年间编修《四库全书》时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来的,《四库全书总目》考述此书的文献源流及学术价值云:

 

《庙学典礼》六卷,《永乐大典》本。不著撰人名氏,诸家书目皆不著录。核其所载,始于元太宗丁酉,而终于成宗大德间,盖元人所录也。其书杂钞案牍,排缀成编,未经文士之修饰,故词多椎朴。又原序、原目散佚无考,亦无从得其门类,幸其年月先后皆有可稽,尚可排比成帙,谨厘析其文,勒为六卷。虽繁复之失,在所未免,而一代庙学之制,措置规画,梗概具存,颇可与《元史》相参考。

 

四库馆臣还指出“人名、地名、官名译语对音,尤多舛异,今皆一一核定,俾不失其真,以纠向来流传之误焉”。 是指在纂修大典本《庙学典礼》过程中所进行的民族语译名改定工作。然而,这些经馆臣“核定”后的民族语词大多乖离原义,给今天蒙元史研究者徒增困扰。1990代,王颋先生点校《庙学典礼》时曾对书中常见的改译词汇进行考释复原, 但就某些稀见且十分关键的译名,其原词殊难考索。

20135月,笔者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新发现一部清翰林院钞四库底本《庙学典礼》。 与《四库全书》文渊阁、文津阁本相比较,这部钞本卷首列有一篇《庙学典礼应翻译者》,当是四库馆臣改译此书时所依据的工作条例,它为我们考察大典本《庙学典礼》的编纂过程提供了一份颇为珍贵的原始档案,且学术价值独到。

 

一、清翰林院钞本《庙学典礼》的发现

 

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钞本《庙学典礼》原为李盛铎旧藏。 全书六卷,钞本,书衣题“政书,《庙学典礼》,三册全”。其版式如下(参见图1、图2开本28.5×18.5厘米,版框21.5×16.2厘米,白口,四周双边,单红鱼尾;红格纸誊写,每半叶8行,行21字;各卷卷端题“钦定四库全书”六字。该钞本每册暨卷首、卷三、卷五首叶钤满汉文“翰林院印”朱文方印;书中几乎每叶都有墨笔涂乙痕迹,有些叶的眉端还有四库馆臣批语;卷首列有《庙学典礼应翻译者》,计32条“改译条目”。书中所钤印记,除“北京大学藏”朱文方印外,另外卷首钤有“李氏玉陔”、“明墀之印”、“木犀轩藏书”,卷三钤有“德化李氏凡将阁珍藏”、“木斋”、“李盛铎印”,卷五钤有“少微”、“李滂之印”、“庐山李氏山房”,书尾钤有“李盛铎读书记”。上述十方印鉴均系李氏祖孙藏书印,即李明墀(玉陔)、李盛铎及李滂(少微)之印。根据北京大学图书馆藏书目录著录,李盛铎旧藏钞本《庙学典礼》于1939年被北京大学文学院收购。 张玉范先生整理的李氏轩藏书目录著录说:

 

《庙学典礼》六卷,四库抄底本。前有《庙学典礼》应翻译者五叶,所列皆书中蒙语应译汉文及改译旧文者,存之足资考订。每册首叶有翰林院印。

  

 

 

1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翰林院钞四库底本《庙学典礼》

 

上文所揭示的多种版本特征表明,该钞本乃是四库馆臣编修《庙学典礼》过程中形成的工作稿本,我们习惯称其为翰林院钞四库底本(全文简称“四库底本”)。

关于《庙学典礼》这类四库底本之来源,据清代档案文献记载说,《四库全书》抄毕后留下了大批工作本,乾隆五十一年1786)十月二十六日下达处置意见,“应请俟续办江浙三分书全竣之后,即将发写底本收拾整齐,汇交翰林院造册存贮,作为副本”。 后来为了使翰林院所藏四库底本嘉惠士林,清高宗先后颁降两道圣谕,乾隆五十三年十月二十三日指示说,“嗣后词馆诸臣及士子等有愿睹中秘书者,俱可赴翰林院,白之所司,将底本检出钞阅”; 五十五年五月二十三日重申前令:“至文渊等阁,禁地森严,士人等固不便进内抄阅,但翰林院现有存贮底本,如有情殷诵习者,亦许其就近检录,掌院不得勒阻留难。” 因此,当时社会上广为流传抄自翰林院四库底本的私家录副本,清中晚期有许多藏书家都藏有《庙学典礼》钞本。不妨以瞿镛、刘燕庭和丁丙三家藏书为例:

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著录《庙学典礼》六卷,称“卷首列应翻译之字句数十条,盖书中间存蒙古语,未尽改去也。卷首有‘曾在当湖胡篴江家’朱记”。 瞿氏这部钞本现藏于国家图书馆(以下简称“国图”),2册,半叶921字,;卷首列《庙学典礼应翻译者》4叶,钤“曾在当湖胡篴江家”、“铁琴铜剑楼”两种藏书印。由此可知,此钞本系瞿镛得自胡惠孚(字荻江)的小重山馆藏书 1950年代再经由瞿氏后人捐赠给国图。

国图所藏另一部《庙学典礼》钞本也是源自瞿氏铁琴铜剑楼。该钞本三册,半叶921字,白口,左右双边,单鱼尾,版心下方镌有“海虞瞿氏铁琴铜剑楼影钞本”十二字,框外左下方镌写“臣瞿启甲呈进”六字,每卷“京师图书馆收藏之印”。关于这部钞本的来历,1911628日《学部咨送京师图书馆瞿氏书籍片》记载说:

 

瞿启甲禀称:宣统元年五月,奉前两江督宪端电转奉学部电开:“京师图书馆现已择定地方开工建筑,饬令将常熟瞿氏酌量呈献,储之图书馆,嘉惠士林。旋蒙图书馆监督缪将书目详加选择,就其中之孤本或钞本,外间尠流传者摘出七十一种,嘱即精钞,并益以旧刊本,足成百种,俟钞毕一并呈进。”……爰将钞成之三十七种暨元明及汲古阁等旧刊十三种合成五十种,一律装订完备,随开书目详细注明影本图章,先行呈送,交监督缪,解储京馆。

 

瞿启甲乃瞿镛之孙,京师图书馆筹建之初首次进献五十种影钞本,1916年编纂的《京师图书馆善本简明书目》全部予以著录,其中就《庙学典礼》一书。 据该钞本版心所镌“影钞本”,嗣经笔者仔细比对,确认它是根据上述铁琴铜剑楼旧藏《庙学典礼》影写而成的

国图还藏有刘燕庭钞本《庙学典礼》。该书半叶919字,无格;卷一钤有刘燕庭“刘喜海印”、“文正曾孙”、“嘉荫簃藏书印”及刘承幹“吴兴刘氏嘉业堂藏书记”;卷末列《庙学典礼应翻译者》4叶半,钤有刘喜海“东武镏氏味经书屋藏书印”及朱学勤“结一庐藏书印”。此钞本亦见于刘承幹《嘉业堂藏书志》著录,并称书中钤有多方刘燕庭藏书印记。 研究表明,山东刘燕庭部分藏书后为朱学勤结一庐所有,而朱氏藏书散佚后有些归刘承幹收藏。 钞本《庙学典礼》或许就是经历了这番递藏源流。

此外,台湾傅斯年图书馆也藏有一部钞本《庙学典礼》:共2册,四周双边,双鱼尾,半叶9194叶半,卷首有《庙学典礼应翻译者》,钤丁丙“八千卷楼藏书之记”及“四库著录”。南京图书馆藏《庙学典礼》2册,通过该钞本“八千卷楼藏书之记”、“钱唐丁氏正修堂藏书”及“四库著录”等藏书印判断,这部也是丁氏八千卷楼。该书后附《庙学典礼应翻译者》,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著录《庙学典礼》,即云“后列应翻绎之字句数十条,盖中有蒙古语未尽改去者也”。 当指此种《庙学典礼》。

将丁丙钞本与刘燕庭钞本做一比较,笔者发现书中鲁鱼之讹几近一致。例如,四库底本《庙学典礼应翻译者》云:“阔单改库德,蒙古语宽甸也;薛禅改埽察,蒙古语坐位也。”而上述刘燕庭和丁丙钞本均发生错简,皆作“阔单改埽察,蒙古语坐位也;薛禅改库德,蒙古语宽甸也”。由此表明,两者具有同源关系。由于刘燕庭钞本一度归杭州朱学勤结一庐收藏,同乡丁氏或借得此本抄录。

据笔者调查所知,清中晚期藏书家著录及流传至今的《庙学典礼》钞本,书中均列有一篇《庙学典礼应翻译者》 其祖本当为现藏北京大学图书馆的翰林院钞四库底本。例如,四库底本卷一《秀才免差发》有“叶尔羌”一词,根据“也里可温改叶尔羌”之译例, 知“温”字当系改译过程中造成的衍文,故四库馆臣在文中示作”,明确表示要删除此字。 上述五种录副本却机械抄书,径写作“叶尔羌温”。其次,按照《庙学典礼应翻译者》规定:“合罕改哈干”、“阔单改库德”。四库底本《秀才免差发》虽然做相应改译,但却写作“哈干罕皇帝”、“库德单太子”, 则“罕”、“单”两字应删,四库馆臣校读后仍未发现此误,故四库底本中没有改动痕迹。瞿镛、刘燕庭及丁丙钞本便照此录副,亦抄写作“哈干罕皇帝”、“库德单太子”。

综上所述,四库底本《庙学典礼》卷首所列《庙学典礼应翻译者》,因不见于《四库全书》诸阁定本,故被藏书家视为颇具文献价值的篇什,各种私家录副本都竟相抄录此文。并且,充分利用这篇《庙学典礼应翻译者》及四库底本中的相应改译内容,当有助于我们了解大典本《庙学典礼》的编撰过程。

 

二、从大典本《庙学典礼》编纂过程分析四库馆臣改定译名工作

 

上文指出,《四库全书总目》著录称今本《庙学典礼》为《永乐大典》本据张升教授分析,四库馆臣办理《永乐大典》辑佚的一般程序是:纂修官首先在《永乐大典》原书中签出佚文,交由监生誊录,然后将抄毕的散片连缀成篇,整理出一份初辑稿本。 乾隆三十八年,四库全书总裁官王际华将当时馆臣辑佚出来的二百八十余种大典本全部按照四部分类,编次成书《永乐大典采辑书》,其中称“《庙学典礼》六卷,元无名氏”。 即指大典本《庙学典礼》初辑本。今通检四库底本《庙学典礼》,卷首所列《庙学典礼应翻译者》计32条,正文中有24处已照此条例彻底改译,另有7处虽因袭蒙古语旧称,但由馆臣涂乙原文,旁注应改译者,还有1处原蒙古语人名未做任何改动。这种迹象表明,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钞本并非是大典初辑本,而是四库馆臣在修订环节中使用的工作本,因此对大典本《庙学典礼》的编纂细节多有呈现。

众所周知,乾隆时期在编修《四库全书》时,凡涉及辽金元三朝文献中的民族语词一律进行改译。《庙学典礼》提要还特别强调此事说:“人名、地名、官名译语对音,尤多舛异,今皆一一核定,俾不失其真,以纠向来流传之误焉。” 就是指改定译名一事。按照清高宗的最初设想,实施这项工程,首先应该编纂完成一部《辽金元三史国语解》,然后再根据此书对辽金元文献进行系统改译,此事在乾隆三十六年十二月即已着手操办。 但直到十余年后,这件事情才算稍有眉目,乾隆四十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军机大臣进呈一份《纂办全竣现在缮写刊刻各书单》,开列的14种书目中有《辽金元国语解》。 不过大典本《庙学典礼》已于上年缮写进呈, 书中所涉民族语词业已改毕,那么从成书时间上来说,《三史国语解》一书与改译《庙学典礼》无涉。再者说,乾隆五十二年六月初二日《掌湖广道监察御史祝德麟奏请将〈三史国语解〉刊刻完竣呈览折》也提到,辽金元史、子、集三部文献,“惟当日纂办之时,以三史各名尚未译定,无凭照改,大率俱从其旧”。 既然《庙学典礼》译例与《三史国语解》无直接关系,难道它别有所据?

事实证明,大典本《庙学典礼》改定译名直接依据是四本底本卷首所列《庙学典礼应翻译者》,也就是这32例“改译条目”。关于这份“改译条目”的作者及其来源,《于文襄手札》给我们提供了一条十分关键的线索。乾隆三十九年,四库总裁官于敏中表达对宋代文献中的民族语词改译问题的意见,提出“《通鉴长编》应改辽人及西夏部族名,即交办《国语解》大臣办”。 此处《通鉴长编》指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佚出的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该书理当交由“办《国语解》大臣”改定民族语译名。所谓“办《国语解》大臣”当指负责三史国语解的四库馆臣,这些人专门具体承担改译辽金元文献中的民族语工作。像从《永乐大典》中裒辑的元代政书《庙学典礼》,书中自然涉及不少蒙古语词汇需要进行改译,而负责该书的大典纂修官肯定不能胜任这一专门任务,照理应交由《钦定元史语解》大臣办理此事。这些人原本负责改译《元史》,故而在处理《庙学典礼》译名时主要据当时尚未定稿的《元史》译例拟定“改译条目”,例如,谓“合思八国师改‘帕克巴’,唐古特语‘圣’也。查《元史》有国师名‘八合思八’,故《元史》语,余改‘帕克巴’,其字盖落也”。 将四库底本所列《庙学典礼应翻译者》32条“改译条目”与乾隆四十七年前后告竣的《钦定元史语解》相比较,笔者发现两者译例密切相关,由此断定这篇《庙学典礼应翻译者》果真出自办《国语解》大臣之手。大典本纂修官随即遵循书前32条“改译条目”提供的方案,对全书相关内容进行全面译改。

但其中有一条需要稍加解释,按《庙学典礼应翻译者》谓忽必烈蒙古语汗号:“薛禅改‘埽察’,蒙古语坐位也。”此条是针对该书《秀才免差发》提出的改译意见,故四库底本正文据此改作“埽察皇帝”。 不过在最终定稿的文渊阁本《庙学典礼》中却将此名译定为“色辰皇帝”, 据《钦定元史语解》解释说,“色辰,聪明也,卷十七作‘薛禅’,世祖尊号”。 实际上,《庙学典礼》原本就译改作“埽察”,但“埽察”明显乖离“薛禅”本义,文渊阁本所见“色辰”才算比较符合语义,此名应系乾隆五十二年覆勘文渊阁四库全书时据《钦定元史语解》挖改所致。 四库底本与文渊阁定本中的译名因时间先后有此种歧异,大概是因为随着《元史》改译工作的进行,《钦定元史语解》必须适时加以调整,由此不免造成一些译例前后互不一致。

上文研究表明,《庙学典礼》所涉民族语地名、人名、官名都是直接根据《庙学典礼应翻译者》进行改译的。今检四库底本《庙学典礼》,卷首所列32条“改译条目”,在正文中已有24条据此改毕,但还有8例蒙古语名一仍其旧。例如,该书卷六《籍定儒户免役》底本原作“帖木尔明里不花”(图1右),四库覆校官发现此漏改之文便将其涂乙,遂据译例傍写作“特穆尔穆尔布哈”。 由此窥见,在编撰大典本《庙学典礼》过程中,四库馆臣的改译工作是怎样一步一步进行的!

我们都知道,四库馆臣将改译辽金元三史的成果汇辑为《三史国语解》,此外在改编《契丹国志》、《大金国志》时也各自制定了一份《译改国语解》,据此改译全书的民族语词汇,最后单列为一卷分别附录在两书末。笔者认为,四库底本《庙学典礼》卷首5叶《庙学典礼应翻译者》性质似若上述两书的《译改国语解》,但其重要性及篇幅规模尚不及后者,故没有抄进《四库全书》诸阁本。然而不为人所知的是,四库馆臣曾就此问题有过一番交涉。按,四库底本《庙学典礼》卷首叶1眉批有云“首五页宜缓写”(见图2),据此表明,这32条“改译条目”是否钞入四库定本一时还难以定夺,故向上一级馆臣请示意见。另外一位馆臣则在其左侧明确批示说,“不必写”(见图2)。因此我们看到卷一天头批注曰“写起”,意谓遵从“不必写”的意见,直接命誊录监生从卷一正文开始抄录。上述三份批语大概是大典本纂修官与四库总纂官之间的意见往复,进而生动地呈现出《庙学典礼》编撰过程中一个罕为人知且十分重要的细节。

 

 

2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翰林院钞四库底本《庙学典礼应翻译者》

 

上文研究表明,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四库底本《庙学典礼》是一部工作稿本,与我们今天所见业已誊清的文渊阁和文津阁定本有着很大区别,即里面多有涂乙或修改内容,甚至尚未完成文字校对工作。张升教授指出,四库馆臣在编书过程中衍生出一部《四库全书考证》,其内容主要校正版本讹、衍、阙、倒及史实、观点的错讹,它实际由四库馆臣校勘诸书呈送御览的黄签总汇而成。 该书收录《庙学典礼》考证16条,如“行省催核岁贡儒人”条:“国家设官教养已十六年矣。案原本作‘六十年’,考宋之入元在至元十三年丙子,至此二十八年辛卯,是为十六年,今改。”又“庙学田地钱粮分付与秀才每为主”条:“除贡士庄钱粮系开选用度,合听官为拘收外。案原本脱‘贡’字,宋旧有贡士庄,屡见前后诸篇,今据补。” 上述两条考证指出的讹误在文渊阁和文津阁本《庙学典礼》中已做了校改。《庙学典礼》四库底本一仍其旧,一条作“六十年”,一条作“除士庄钱粮”, 维持大典初辑本的原貌。另外,《庙学典礼》宣政院官员蒙古语名“叉朮”,根据译例此人名应改为“察楚克”。 该书卷四《三教约会》作“义木”(即“叉朮”抄写之误),未经四库馆臣改译及涂画。 但文渊阁、文津阁本已将其从改作“察楚克”,不过该行为22字,要比《庙学典礼》通例每行21字溢出1字,显然是由于改译后的“察楚克”比改译前的“义木”增出1,疑系誊清入阁后挖改所致。据此作出推断,《庙学典礼》四库底本的版式及821行款已经非常接近定本,且大多数译名业已校改完毕,由监生誊清后即可进呈,期间若发现少许错误,即采用挖改手段加以弥补。这就是北大图书馆所藏《庙学典礼》四库底本与四库定本之间的关系。

以上我们借助四库底本讨论了大典本《庙学典礼》编修成书过程中的民族语词改译及一般程序。此外,有关该书的辑佚源头问题,目前还有一个疑点需要详加讨论。

目前学界有两种观点:史广超博士根据现存《永乐大典目录》所附书目,指出元政书《庙学典礼》隶属于《永乐大典》“孔”字目,实际辑佚自该字目下卷一〇〇六三至一〇〇六六。 张忱石先生则认为,今本《庙学典礼》乃从《永乐大典》卷三〇〇七中辑出,作者题宋高宗。 然上述两种观点均有明显破绽,值得商榷。

我们都知道,《永乐大典目录》在部分韵目下标明所引书目,这是目前追查《永乐大典》辑本出处的一条关键线索。按《永乐大典目录》“董”字韵“孔”字目卷一万六三至卷一万六六,其下注云“《孔子庙学典礼》”。 仅从书名上判断,此书很像四库馆臣辑佚的政书《庙学典礼》。不过,乾隆时期因编修《四库全书》曾派人核查翰林院时存九千余卷《永乐大典》的存佚情况,明确称该类书“董”字韵下“原缺一万六十一至一万八十,共二十卷”。 据此可知,上述“孔”字目下的《孔子庙学典礼》恰恰在阙佚卷数之列,当时已散佚无存了,大典本《庙学典礼》怎么可能就是此书呢!

《孔子庙学典礼》恐非大典本《庙学典礼》,这是因为两书内容及性质迥异。按《永乐大典目录》“孔”字目卷一万五二至卷一万七〇胪列书目:《孔子世家》、《孔子世家补》、《孔子实录》、《孔圣图谱》、《孔子庙学典礼》、《孔庙古迹》及《孔子诸儒论》。 据此不难判断,《孔子庙学典礼》像其他书那样应是一部记述孔庙典章的礼制文献。今《永乐大典》残卷中有两条《庙学典礼》佚文:卷三〇〇七“左人郢”条引宋高宗制《庙学典礼》“伯彼临淄,左行独贤,晞踪十哲”云云;及卷五二〇五“原宪”条引《庙学典礼》:“原宪,字子思,一字思。宋人,一曰鲁人。” 知此种《庙学典礼》乃记述孔门七十二贤及其他事迹,或即《孔子庙学典礼》之省称。

日本学者宫纪子检讨明清目录文献发现数种名为“庙学典礼”一类文献,其中有《历代崇儒庙学典礼本末》、《圣朝通制孔子庙祀》、《永乐大典》卷三〇〇七及卷五二〇五引《庙学典礼》、卷一八二二二引《庙学典礼本末》,认为同为一书,作者胡贯夫。 从上述文献性质及名称判断,此书极有可能是《永乐大典》卷一〇〇六三至一〇〇六六所引《孔子庙学典礼》。我们注意到,《内阁藏书目录》著录:“《历代崇儒庙学典礼本末》,十九册,抄本。莫详编辑姓氏。第一册至第三册胜国时条例,第四册以后乃历代礼制。” 宫纪子教授据此认为,该书第一册至第三册所记“胜国条例”指元朝典章制度,当即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录的政书《庙学典礼》。

笔者与宫纪子教授看法有所不同。上述多种证据表明,胡贯夫《历代崇儒庙学典礼本末》卷帙浩繁,《永乐大典》不同字韵均有引述,然根据相关佚文不难判断,该种《庙学典礼》实际记述孔门贤良事迹;另《内阁藏书目录》云“第四册以后乃历代礼制”,所谓“第一册至第三册胜国时条例”最有可能记述蒙元时期的孔庙礼乐制度及与此相关的政府公文。然而,四库馆臣所辑大典本《庙学典礼》乃是一部汇辑蒙元典章法令的政书,主要偏重政府颁布的有关学校教育政策的档案文献,似乎与《历代崇儒庙学典礼本末》没什么瓜葛。

关于元代政书《庙学典礼》的确切来源,值得注意的是,《永乐大典目录》称卷二一九四一至卷二一九九九隶属“药”字韵“学”字目,当收录历朝官府倡导儒学及兴办学校的政令文献,其中卷二一九五〇为辽金元太学,及卷二一九五八至六一为蒙元郡县学内容。 并且,以上四卷《永乐大典》在编修《四库全书》时还完整地存贮于翰林院。《永乐大典目录》虽未注明以上四卷所引蒙元文献之篇名,但根据《大典》编纂体例采取“用韵以统事,用字以系事”之原则,知“学”字目与今本《庙学典礼》主旨内容和书名隶字若合符契。

 

三、《庙学典礼应翻译者》与民族语改译问题

 

上文多次谈到四库底本《庙学典礼》卷首所列《庙学典礼应翻译者》的四库学意义,于蒙元史研究者而言,其史料价值同样也不容忽视。《庙学典礼》“改译条目”共5叶,计32条,1600余字,兹将其全文刊录如下:

 

1、胡都虎、塔鲁忽䚟、讹鲁不朶扎鲁火赤:改“呼图克、和塔拉和坦、谔噜博克达扎尔固齐”。蒙古语“呼图克”,福也;“和塔拉”,普徧也;“和坦”,城也;“博克达”,圣也;“扎尔固齐”,断事人也。

2、木忽䚟:改“蒙格德依”。蒙古语有痣也。

3、达鲁花赤:改“达噜噶齐”。蒙古语首领也。

4、也里可温:改“叶尔羌”。回地名。

5、达失蛮:改“达什爱满”。“达什”,唐古特语吉祥也;“爱满”,部落也。后“答失蛮”,同此改。

6、合罕:改“哈干”。蒙古语君也。

7、阔单:改“库德”。蒙古语宽甸也。

8、薛禅:改“埽察”。蒙古语坐位也。

9、合思八国师:改“帕克巴”。唐古特语圣也。查《元史》有国师名“八合思八”,故《元史》语,余改“帕克巴”,其字盖落也。

10、和礼霍孙:改“和尔郭斯”。蒙古语牲畜遗失也。

11、赤彻儿怯薛:改“察察尔集赛”。蒙古语“察察尔”,凉棚也;“集赛”,轮流值班之谓。

12、德仁府北里兀纳发茶迭时里:“德仁府北里”似不应译,改“鄂诺勒噶察克台什里”。“鄂诺勒噶”,蒙古语思虑也;“察克台”,蒙古语随时也;“什里”,蒙古语选拔也。

13、王桑哥:改“桑噶”。梵语僧也。

14、柳林里阿里塔阿察折儿内众学士做怯里马赤:改“阿勒坦察察尔”、“克埒穆尔齐”。“阿里塔阿察折儿”改“阿勒坦察察尔”,蒙古语金凉棚也;“怯里马赤”改“克埒穆尔齐”,蒙古语通事也。

15、阿理沙:改“阿尔善”。蒙古语甘露也。

16、忽都歹儿怯薛:改“呼图克台”。蒙古语有福也;怯薛,照前改。

17、撒里蛮:改“哲哩默”。蒙古语马缰绳也。

18、也可怯薛:改“伊克”。蒙古语大也。怯薛,照前改。

19、昔博赤八剌哈孙:改“锡保齐巴勒噶逊”。蒙古语“锡保齐”,养禽鸟人也;“巴勒噶逊”,城也。

20、舍儿别赤帖哥帖木儿、必阇赤剌真、脱脱:改“什巴尔齐特格特穆尔、必齐齐纳沁、托克托”。“舍儿别赤”改“什巴尔齐”,蒙古语水匠也;“帖哥”改“特格”,蒙古语钩也;“帖穆儿”改“特穆尔”,蒙古语铁也;“必阇赤”改“必齐齐”,蒙古语写字人也;“剌真”改“纳沁”,蒙古语鸦鹘也;“脱脱”改“托克托”,蒙古语定也。

21、答儿浑、斡脱赤、探花赤、秀才等:改“达尔罕、鄂托克齐”。“答尔浑”改“达尔罕”,蒙古语有勤劳免其当差之谓;“斡脱赤”改“鄂托克齐”,蒙古语部属也。

22、吉沙不丁、唐古几、脱因等:改“格卜什巴勒丹、唐古特、托音”。“吉沙格卜什”,唐古特语教经之师也;“不丁”改“巴勒丹”,唐古特语有威也;“唐古几”改“唐古特”,西蕃部名;“脱因”改“托音”,蒙古语僧也。

23、帖哥帖木儿、剌真、脱脱:改俱见前。

24、月儿鲁那延:改“裕噜诺延”。“裕噜”,见姓普;“诺延”,蒙古语官长之称。

25、兀都歹怯薛:改阿都台。“兀都歹”改“阿都台”,蒙古语有牲畜处也;怯薛,照前改。

26、脱脱叉朮:改“察楚克”。“叉朮”改“察楚克”,蒙古语蕙也;“脱脱”,照前改。

27、集赛:应从前文解,同前。

28、火儿赤脱欢、速古儿赤秃林歹、玉龙帖木儿、昔宝赤只儿哈郎只儿哈:改“浩尔齐托欢、舒库尔齐图列台、伊噜特穆尔、锡保齐济尔噶朗济尔噶”。“火儿赤”改“浩尔齐”,蒙古语吹胡琹人也;“脱欢”改“托欢”,蒙古语釜也;“速古尔赤”改“舒库尔齐”,蒙古语司伞人也;“秃林歹”改“图列台”,蒙古语烧柴也;“玉龙帖木儿”改“伊噜特穆尔”,“伊噜”,蒙古语平常也,“特穆尔”,同前解;“昔宝赤”改“锡保齐”,同前解;“只儿哈郎只儿哈”改“济尔噶朗济尔噶”,蒙古语安逸也。

29、忽土剌、帖木尔、扎撒孙帖木尔不花、必阇赤灭可秃对:改“和塔拉、特穆尔、扎萨固逊特穆尔布哈、必齐齐蒙克托迪”。“忽土剌”改“和塔拉”,蒙古语普徧也;“扎撒孙”改“扎萨固逊”,蒙古语掌班序官也;“不花”改“布哈”,蒙古语犍牛也;“灭可”改“蒙克”,蒙古语经常之经也。“秃对”改“托迪”,蒙古语鹦鹉也;余语俱照前改。

30、脱因答失蛮、玉都、宝也可倒、过别不花:改“托音达什爱满、额特、布延克图、呼必布哈”。“玉都”改“额特”,蒙古语财也;“宝也”改“布延”,蒙古语福也;“可倒”改“克图”,蒙古语超也;“过别”改“呼必”,蒙古语分地也;余俱照前改。

31、帖木尔、明里不花:“明里”改“穆尔”,蒙古语踪迹也;余俱照前改。

32、秃秃哈哈剌赤、不怜吉歹:改“托克托哈哈噶拉克齐、布琳济达”。“秃秃”改“托克托”,蒙古语,改见前;“哈哈剌赤”改“哈噶托克齐”,蒙古语断也;“不怜”改“布琳”,蒙古语全也;“吉歹”改“济达”,蒙古语长也。

 

众多周知,今本《庙学典礼》中的民族语人名、官名及地名大多已经四库馆臣彻底改译,但这些改译后的名称与其原义多有龃龉,有鉴于此,点校本《庙学典礼》力图考证上述译名的原本面目,不过仍有很多疏漏,并且有些译名很难考索复原。所幸《庙学典礼》四库底本卷首《庙学典礼应翻译者》是按篇目顺序逐条摘录形成的“改译条目”,详细胪列改译前的旧文及拟改译者,与正文相互对应,据此便可以逐一彻底恢复民族语词原貌,故李盛铎强调其文献价值在于,存之足资考订”。 下文列举两个事例加以证明:

(一)莫须有的“博克达”译名。今本《庙学典礼·选试儒人免差》云:“丁酉年八月二十五日,皇帝圣旨道与呼图克和塔拉和坦谔噜博克达扎尔固齐官人每。” 四库底本彻底改译,亦同此文。此文记录参加御前议事的多位札鲁火赤姓名,其改译之名有见于《钦定元史语解》者:呼图克,福也,卷一作“忽都忽”;和塔拉,普遍也,卷三作“忽都鲁”;和坦,城也,卷六十三作“忽炭”。《庙学典礼》点校者或受此影响,将此句断作“呼图克、和塔拉、和坦、谔噜、博克达”。 意谓有五位札鲁火赤。现在根据《庙学典礼应翻译者》,其原文应理解作“胡都虎、塔鲁忽䚟、讹鲁不朶扎鲁火赤”,即清代译名“呼图克”对译“胡都虎”,“和塔拉和坦”对译“塔鲁忽䚟”,“谔噜博克达”对译“讹鲁不朶”,实际只有三个人而已。

即使这样复原,最后一个译自“讹鲁不朶”的人名“谔噜博克达”犹有很大疑问。检同为太宗九年丁酉年(1237)书写的《曲阜文庙免差役赋税碑》,碑文称“皇帝圣旨里,扎鲁火赤也可那演胡都虎斡鲁不衆扎鲁火赤那演言语云云, 此次陪班奏事者“斡鲁不衆扎鲁火赤”当即上文“讹鲁不朶扎鲁火赤”。此外,《经世大典》载太宗十年(1238)戊戌六月二日关于站赤事项的圣旨称:“谕札鲁花赤大官人胡都虎、塔鲁虎䚟讹鲁不等。” 陪班人员完全同于上文《庙学典礼·选试儒人免差》。结合这三道圣旨,知“讹鲁不”即斡鲁不”,当指《庙学典礼》“讹鲁不朶”,此人因担任燕京大断事官而著名。 那么,讹鲁不”附着的“朶”字当误,参酌《曲阜文庙免差役赋税碑》“斡鲁不衆”,“朶”字疑当为“衆”。故《庙学典礼》应作“胡都虎塔鲁忽䚟讹鲁不衆扎鲁火赤”,且蒙元硬译公文习语多称“衆官人每”,则上文“衆扎鲁火赤”意指包括讹鲁不在内的三位扎鲁火赤,此亦与《经世大典》所称札鲁花赤“讹鲁不等”同义。据此分析,由于写本《永乐大典》字体稍微潦草,四库馆监生在抄书过程中盖因“衆”字与“朶”字形近,误抄录为讹鲁不朶”(见图2),办《三史语解》馆臣遂将其作为人名妄加改译,故谓“不朶”改“‘博克达’,圣也”,结果就横生出这样一个莫须有的人名。

(二)译写“蒙格德依”之缘由。今本《庙学典礼·选试儒人免差》丁酉年八月云:“此上委令断事官蒙格德依与山西东路征收课程所长官刘中,遍(行)诸路一同监试。……后照依先降条理,举场,入仕,续听朝命。” 四库底本彻底改译,亦同此文。此即蒙元时期颇有影响的丁酉选士,在蒙元文献中屡见不一见。例如,《元史·选举志》太宗九年八月条曰:“下诏命断事官朮忽䚟与山西东路课税所长官刘中,历诸路考试。” 又苏天爵《题咸淳四年进士题名》记述此事说:“岁次丁酉,诏遣断事官朮虎乃、宣差山西东路征收课税所长官刘中遍诣诸路,收金遗士,程试所学,以复其家。” 上述两条史料断事官“朮忽䚟”、“朮虎乃” 同名异译,即指今本《庙学典礼》“蒙格德依”。

根据《钦定元史语解》,《元史·选举志》“朮忽䚟”改译为“扎哈“扎哈,边疆也;岱,有也”。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元史》已根据此译例改译了史文。 不管怎么说,此清代译名与“朮忽䚟”发音多少有些相近。不过,“朮忽䚟”在《庙学典礼》中却被四库馆臣改译作“蒙格德依”,两者发音相差悬殊,尤其词首辅音更是毫无干系。同一个人的名字却在四库文献中的译名迥然不同,并且还是同一批办《三史国语解》大臣所为?《庙学典礼应翻译者》则为释解上述疑问提供了明确答案。其所列“改译条目”第2例称:“‘木忽䚟’改‘蒙格德依’,蒙古语有痣也。”所改译的蒙古语原来是忽䚟”,并非“朮忽䚟”。《元史·世祖纪》有称“忙哥赤”者,《钦定元史语解》将其译作“蒙格齐”,蒙古语谓“有痣人也”。 由此看来,办《元史语解》大臣改译《庙学典礼》“忽䚟”一名时参照了与其读音比较接近的“忙哥赤”的译例。综上所述,《庙学典礼》“蒙格德依”乃由忽䚟”改译而来,殊不知,“木忽䚟”名中的“”字当为形讹,但四库馆臣未察此误,机械地采用“蒙”字音译词首“”字,遂臆造出一个令人费解的“蒙格德依”。

 

四、结语

 

研究乾隆时期四库馆臣改定译名问题,此前学界多关注《辽史》《金史》《元史》改编与《三史国语解》成书过程以及是非评判,但对其他辽金元文献改译却鲜有涉及, 而治史者利用大典本时却常常遭遇四库馆臣改译所带来的负面困扰,甚至有些清代译名都会成为棘手问题。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翰林院钞四库底本《庙学典礼》无疑有助于我们了解四库馆臣编修大典本的一般程序,其卷首所列32条“改译条目”当出自办《三史国语解》大臣之手,是改定《庙学典礼》全书民族语的直接依据。虽然这是一个具体个案研究,但通过四库底本《庙学典礼》使我们看到,四库馆臣编纂辽金元三朝文献凡遇到民族语词,大概一律交给办《三史国语解》大臣进行处理,具体由他们改译或拟定改译方案,然后再通改全书。这就是本文的结论。

 

本文原刊《民族研究》2016年第3期。

 

附记:201310月初稿,20142月二稿。本文得以顺利完成,承蒙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图书馆提供《庙学典礼》四库底本原件,及日本东洋文库小林隆道先生、上海白玉女士查阅相关钞本;审稿专家也对本文提出重要修改意见,谨致谢忱!

 

承蒙作者惠赐大作,谨致谢意!


2016-12-07 08:45:43
    
责任编辑:康 鹏    
 
  •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辽宋金元史学科主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