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大都路儒学教育

                     蔡春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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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元代大都路作为全国政治中心,其辖区内的儒学教育并不发达。大多数学校到元朝中后期才恢复完善起来,庙学的修建资金主要来源于地方官及有实力的乡人捐资。大多学校没有学田,学正、教谕没有国家统一颁发的薪俸,生员数目不多。书院和乡学数量也不多,且民办性质的书院和乡学逐渐演变,都进入地方官学的体系。

关键词:元代  大都路   儒学教育 

元代大都路属中书省统辖之腹里地区,领左右二警巡院、六县、十州,州领十六县[],辖境相当今北京市辖区、天津及河北部分地区。众所周知,蒙金战争不仅给北方社会经济造成极大破坏,也摧毁了原金朝的文化教育设施,致使当时北方的文化教育事业濒临绝境。忽必烈即位后,积极推行汉法,在燕京新建大都为全国政治中心,相继下达一系列恢复地方官办学校的诏令,并诏设提举学校官与教授,地方诸路府州县学校逐渐恢复发展起来。大都路所辖州县处于近京地区,为京城股肱之地,地理位置优越。其儒学教育状况如何,目前尚无专文讨论[]。本文拟从学校恢复时期、办学经费、教官及生员等方面,对大都路儒学教育状况作初步探讨,从而探究在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时期全国政治中心区域的儒学教育状况。另外,关于元代北方的儒学教育,目前尚有许多不太明晰的问题。大都路作为北方的一个路,通过对其辖区内儒学教育的梳理,能借以了解元代北方学校的一些问题,有助于加深对当时北方地区儒学教育的认识。

 

大都路辖区内庙学建设情况

 

现存大都路辖区内儒学教育的资料并不多。庙学建设的情况主要见于明清及民国方志中的零星记载,当时知名文人有文集流传于世的,其所作《庙学记》或存于文集中,为数也不多,因此有些州县没有留下任何相关记载。下面仅就大都路范围内有史可据的庙学修建情况列一简表,然后就此展开讨论。

1  大都路及所属州县庙学建设情况表:

学校

时间

建设项目

发起人及其身份

参与人及其身份

史料来源

大都路学

前身为燕京国子学

修理殿廷、赐祭器

世祖忽必烈

 

《元史》卷八一《选举一》,中华书局标点本,第2032页;《元文类》卷一九《大兴府学孔子庙碑》,商务印书馆,1958年,第243

延祐四年

重修殿门堂庑,建东西两斋

大兴府尹马思忽

 

泰定三年

增建环廊

大兴府尹曹伟

 

天历二年

复增广之,增建斋舍

提举郝义恭

 

警巡院学

至正元年

当时左、右、南三警巡院皆建,拨官舍为之

大都路都达鲁花赤伯嘉奴请建

 

《危太朴文集》卷一《兴学颂》,《元人文集珍本丛刊》7,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第402

大兴县学

至正元年

新建,拨官舍为之

大都路都达鲁花赤伯嘉奴请建

 

《危太朴文集》卷一《兴学颂》,《元人文集珍本丛刊》7,第402

宛平县学

至正元年

新建,拨官舍为之

大都路都达鲁花赤伯嘉奴请建

 

《危太朴文集》卷一《兴学颂》,《元人文集珍本丛刊》7,第402

昌平县学

始建于何时不明,至正二年

重修

达鲁花赤田厮

 

《康熙昌平州志》卷二〇,B4148

宝坻县学

至正初

创建

邑人刘深、朱斌

 

《乾隆宝坻县志》卷三、卷一一、卷一八,D202227537994

至正十一年

重修大成殿、讲堂、斋舍,创建两庑

达鲁花赤黑厮彦明

县尹、主簿、县尉、典史各捐俸

涿州学

至元二十一年

就旧址重建

御史赵天爵

众郡僚参与

《光绪顺天府志》卷六一,B2147

泰定四年

置礼器

学正曹明

 

《文安集》卷一〇《涿州孔子庙礼器记》

至正二年

重修

判官张珪

州达鲁花赤忽林赤、同知秃鲁沙及范阳属官各捐俸,乡士云集影从

《光绪顺天府志》卷六一,B2147

 

至正十年[]

筑屋藏书

学正龚仁实

州士大夫

《光绪顺天府志》卷六一、卷一二九,B2148页、B3806

房山县学

至元三十一年至大德二年

创建正殿、神门

县人佥徽政院事弭礼、县人湘潭知州张汝楫

 

《民国房山县志》卷六、卷七,B7506页、521

大德八年

 

建明伦堂

县尹王杰、主簿史忠等

 

延祐元年

建两庑

县尹王元恕

主簿伯住、县尉张彦泽等

蓟州学[]

至顺四年

重修

知州赵伯敬[]

 

《民国蓟县志》卷九,D180号之629

遵化县学

大德七年

在金朝旧学基础上重修

县尹卢珪

主簿、县尉、典史共同

《光绪遵化通志》卷四七、卷一七,C22645页、301

后至元四年[]

重修大殿、增建讲堂

县尹刘巨谦

 

丰闰县学

至元十二年

创构大成殿

邑中耆老

 

《康熙丰润县志》卷三、卷八,C2543页、112

延祐五年

创建两庑

县尹耿公

监郡哈海等

平谷县学

天历二年

建加号碑、设学田

监察御史郑立

 

《康熙平谷县志》卷中、卷下,A12553

后至元二年

明伦堂、学官居舍

主簿范恕、教谕张贵

 

后至元四年

购置礼器、经史

教谕胡从先

 

 

至正七年

建学门、增学田

教谕刘元皓

 

霸州学

元初

创建

 

 

《康熙霸州志》卷四、卷九,A6150196

元贞二年

重修

知州刘甫、判官崔孝恭

 

至大元年

重修

知州王崇道

 

皇庆元年

重修

知州杨世彬

 

至正十一年

重修

知州王从善

同僚及民之好义者

文安县学

至元二十年

礼殿四楹

教谕董荣首倡,荣去世后,其子道清、其孙祯承其事

县尹杨润、李祐主簿、县尉等辅成

尚野《重修文庙记》,《日下旧闻考》卷一二二,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983

至元二十八年前后

从祀室、大成门、两庑绘像

大德五年

讲堂、棂星门

至大四年

进一步修缮

大城县学

至正二十三年[]

重修(兵后积有百年未修)

达鲁花赤杨公甫[]

僚属及诸士大夫

《康熙大城县志》卷四、卷七,A65188

通州学

大德二年

建学

知州赵居礼

 

《康熙通州志》卷二,B6456

至治二年

重修

学正杨齐贤

 

《吴文正文集》卷二六《通州文庙重修碑》,《元人文集珍本丛刊》3,第456

三河县学

元贞二年

创新

县尹刘铎

邑之望六七人参与

《光绪顺天府志》卷六一,B2135

至正八年

建两庑、两斋

教谕刘元皓

官吏捐俸、里闬助资

顺州学

蒙元初期

维护礼殿

乡人曹庭瑞

 

《康熙顺义县志》卷四《元顺州庙学记》、《重修庙学记》,民国四年重印康熙五十八年本

至元八年

修礼殿、起盖两庑、扩建

知州郭幹、乡人曹庭瑞

 

泰定年间

建明伦堂

知州段廷珪

 

建庙神门、左右斋舍、庖库等

乡人曹伟

知州祝献、乡耆士等

棂星门

知州王汝楫

 

购礼器、经史

乡贤曹伟

 

增生员数、拨经费

知州梁宜

 

至正九年

重修庙学

知州孙惟孝

达鲁花赤喜栢笃㻋、同知祷㻋砂、判官等

檀州学

至元二十八年

创修

知州杨琏等割俸

 

《雍正密云县志》卷二、卷五,A1228283

后至元三年至四年[]

重修

知州聂守节

监州买住、同知伯颜、判官崔克敬及州中义士

东安州学

至正五年

创建义学、捐学田

乡人程式

 

《乾隆东安县志》卷二一,A5374

至正十二年

捐资立庙、塑像

乡人程式

 

至正二十三年

征义学为官学

监郡卜侯、知州世侯、学正张天麟

 

固安州学

至元十六年

兴学校

知州刘德宽

 

《康熙固安县志》卷四、卷八,A6304365

大德九年

建讲堂、棂星门、庖厨

达鲁花赤、知州、同知、判官四官同力

 

天历二年

修书起废、兴学励士

同知王度

 

A、《故宫珍本丛刊·河北府州县志》,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年。A1即《河北府州县志》1,余类推。

B、《中国地方志集成·北京府县志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等,2002年。

C、《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等,2006年。

D、《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台湾,成文出版社,1969年。

以上搜集了大都路辖区内21处(警巡院虽有3处,这里作1处讨论)庙学的建设情况。主要是从地方志及元人文集所存的《庙学记》中将各处庙学的修建时间、建设项目、发起人与参与人整理出来,如此有些问题便一目了然。

 

有关大都路儒学教育的几个问题

地方儒学教育涉及教学内容、学舍、学田、教官及生员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很多问题前辈已有所讨论,不再赘述。这里仅就大都路涉及到的、或是目前史学界尚不十分清晰的五个问题作进一步探讨。

(一)学校恢复完善时期

忽必烈虽在即位之初就将兴办学校提上日程,相继设立提举学校官提举一路学校,将勉励学校纳入提刑按察司监察工作范围,旨在敦促地方官重视文化教育事业,以便作育人材。但正如已有研究所指出,北方地方官学由于战争的巨大破坏以及元初对外战争的频繁,其恢复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从上表可以看出,大都路大部分学校是在世祖末年及元朝中期才创建,要到元中期甚至后期教学及祭祀活动才臻于完备。如三河县学讲堂,自金泰和间创建,“将百年而摧圮无余,县当京畿东道之冲,前尹数辈俱以供需故,不暇计也”,到元贞二年(1296),县尹刘铎才重建;[11]文安县学,至元八年(1271)教谕董荣首倡兴复,然“以国家方事襄樊,为平宋张本,不获所请”,直到至元二十年(1283)才建成礼殿,大德五年(1301)建成讲堂,至大四年(1311)才最后整修完备,前后历四十年;[12]即使是大都路学,在元初修缮后,直到延祐四年(1317)才重修殿门堂庑,建东西两斋,泰定三年(1326)增建环廊。[13]另外,不难看出,顺帝至正年间掀起了重修庙学的风潮。这是因为顺帝“以六事选守令,学校兴举居其首”[14],地方官上任,往往第一件事就是拜谒孔子庙,检视地方学校;另一原因是元朝前、中期初创之庙学,至此时大多已破旧失修,庙貌不足以尊崇祀典,斋舍仅能遮蔽风雨,亟待修复。

(二)学校建设者及资金来源

学校建设除受大的政治环境影响,地方守宰对文教事业的态度至关重要。从现有记载来看,学校建设分三种情况:一是官民联手合力完成,这是元代地方庙学建设的一般模式。如后至元年间檀州庙学的重修就是知州聂守节发起,州达鲁花赤买住、同知伯颜、判官崔克敬以及州中义士出财出力完成的;[15]至正十一年(1351)霸州庙学的重修也是知州王从善倡导,同僚皆捐俸金以助,民之好义者亦效其力而作成的。[16]二是地方官捐俸建设。如至正十一年宝坻县庙学的重建是达鲁花赤黑厮彦明、县尹曹居仁、主簿耿德昭、郭伯颜不花、县尉课不花、典史张希恭各捐己俸五百缗,教谕毛柔克董其事,同寅协力,共成其事;[17]大德九年(1305)固安州讲堂、棂星门、庖厨等的建设,也是州达鲁花赤马塔剌海温、知州高渊、同知刘之纪、判官尚杰四官捐俸,同力建设而成的。[18]三是纯粹民间出资兴建。这种情况往往也要依托于官府,由官府出面主建。如顺州孔子庙神门的建设,虽是乡人曹伟出资,但也要白于官府,因庙门的建设乃“官政也”[19]。另外,从参与建设者名字来看,其中不乏蒙古、色目人,表明到元朝后期,他们同样重视文化教育事业。

无论哪种情况,建设资金都非政府拨款,也非搜刮于民,都是地方官府自筹解决的。其中主要来源于地方官或乡中望族捐资。地方官往往把“未尝役民之力,敛民之财”视为政绩炫耀,[20]众多的《庙学记》对地方守宰虽有溢美之辞,但整修庙学是他们实实在在的功绩。地方有实力的士人大多积极参与庙学的兴建,如房山县的弭礼、张汝楫,顺州的曹庭瑞、曹伟父子,宝坻县的刘深、朱斌等。但也有例外。如昌平县学到至正二年(1342)时已废毁,县达鲁花赤田厮(唐兀人)倡议重修或新建,“僚佐闻之唯唯而退”,田厮乃自捐俸一千五百余缗重修庙学。教谕马房辉作《记》,谴责“诗礼之家久于州县之职不思报本者,是何心哉?”竟不如一色目人。[21]地方学官学正、教谕虽没有品级,也无俸禄,稍有财力者也自觉捐资为学校购置礼器、书籍。如涿州学正龚仁实,“捐俸市书,以资学者之讲习,凡得经史共若干卷”[22];平谷县学教谕胡从先,江西安吉路人,任职期间为学校购置铜香炉九座、犧罇象罇十座、爵等十件、大字注解九经一部。[23]除了捐资,文安县学是“以屋赁钱合若干缗”采买建设材料的,[24]也是地方官府筹资方式之一。

(三)学田及办学经费问题

元代南方儒学基本上保有南宋时期的学田,学田所出供春秋祭祀、师生廪膳及庙学建筑修缮等事项,保证了学校的经费来源。[25]北方儒学有学田的不多,至元三十一年(1294),成宗即位,诏“(学校)无学田去处,量拨荒闲田土,给赡生徒所司常与存恤”[26],一些学校渐次拥有了自己的学田。前述学校建设资金非来源于学田,也表明大都路所辖学校无学田或学田收入不足以支持庙学的修建。史籍中有关大都路及所属州县庙学学田的记载,笔者所见仅霸州、通州、东安州、平谷县学有学田。霸州学有赡学地,“地在州城北隅,东至民地,北至古堤,南至城河,西至官街”,田亩数量不得而知。皇庆三年(1314)曾在学宫前立《赡学田碑》,[27]可知霸州学在此时有学田。通州学田,钦依至元三十一年诏旨,将榆河之西闲田拨隶州学,后为运官侵占。至治初,学正杨齐贤言于部,复州学如初。[28]平谷县学田,天顺元年(1328)监察御史郑立置,至正六年(1346)教谕刘元皓增。[29]东安州学田,程式创学时赡地一顷一十亩为学田。总的来看,学田数目均不大,无法与南方动辄上千亩甚至万亩的学田相提并论。有学田的学校,学田收入可以作为生员饩廪及祭祀费用。没有学田的学校,这些费用则需地方官府筹办。如顺州学,泰定年间知州梁宜“割钱千缗规息以资朔望祭物”[30]。如此则地方官学的兴衰完全取决于地方守宰的态度。

(四)学官体例及北方学正、教谕薪俸等问题

兴建学校,可说是郡守之责,而典教者同样重要,若教者非人,则学舍徒为虚舍。元初,地方儒学学官设置比较混乱,至元二十一年(1284)确立北方儒学教官体例,路学设教授、学正、学录各一员,散府、上中州学设教授一员,下州学设学正一员,县学设教谕一员。另外,各添直学一员,“掌管本学田产、屋宇、书籍、祭器、一切文簿并见在钱粮”[31]。有的学校还聘有训导,教养生员。大都路处于全国政治中心,大都路学前身即国子学,至元二十四年(1287)在大都另立国子学后,原南城国子学改为大都路学。其设官比一般路学要多,为提举一员,教授二员,学正二员,学录一员。[32]大都路所辖州均为下州,资料所见州学官均为学正,县学官皆为教谕,这一点与制度规定相符。大都路所属学校直学和训导的实例不多,所见有房山县学直学料显,庙学的修建由他督工。[33]固安县学延祐五年训导李仝,豫章人。[34]

北方教授直到至元二十九年(1292)才有政府颁发的薪俸,为路教授每月中统钞十二两,散府、上州教授每月十一两,中州教授每月十两。[35]学正、教谕没有品级,未见明确的薪俸记载。南方有学田,学正、教谕薪俸可自学田收入中支取,北方儒学有学田的不多,学校经费本就紧张,学正、教谕薪俸从何处出?大都路所辖州县学校有关学正、教谕的薪俸问题有如下记载:通州学“近在畿甸,素阙廪给,学官每至辄去”,致使教事废弛;[36]大德九年固安州学重修完毕后,学官的费用“莫知所出”,当时的学正为韩元亨,四名州官“悯士之穷而无以养”,于是将“自得之租归之学正,以为赡给”,即州官将自己俸禄中的地租收入捐给学正,四官的作为在当时传为佳话;[37]范阳县教谕因“廪薄不能守职”[38]。如此看来,学正、教谕是有收入的,但不是国家统一颁发的固定薪俸,而是地方官府自行解决的。要么学生交纳束修,[39]要么地方官想办法筹集。守宰重视教育、支持学校事业则学官有收入,否则饩廪不继或教官廪薄无法守职。史籍中关于北方学官生理窘迫、糊口不给的记载不在少数,[40]何况学正、教谕收入不固定,其生活状况可想而知。再加上没有品级,升迁困难,与教授比起来,当时有士人耻作学正、教谕之说。[41]所以能安于职守,在这一职位上尽心尽力的士人相当不易。从各地庙学碑中都能读到廉能善教的学官,如杨齐贤由丰闰县教谕升为通州学正,便择生员、修庙学、夺回运官侵占的学田,使通州学走上正常的教学轨道,并率所辖三河县民修县之庙学。[42]孔孟后代为学官,多被标榜为模范。如霸州学正孟锡,字之晋,乃邹国公五十二代孙,德性纯厚,文学充裕。为学官训诲有方,士林则之;[43]再如孔思晦,孔子五十四世孙,至大中为范阳县教谕,以俭约自将,教养有法,比代去,学者皆不忍舍之。[44]

学田数量、办学经费的多少直接影响到生员的数目,因为最起码的生员饩廪要由学校提供。大都路所属州县学大多没有留下生员数目的记载。至治年间,通州学正杨齐贤“择民间子弟可教者得三十家籍之入学”,“白之官府而复其身”,可知此时通州学有生员三十人,生员可免除身役。至正九年(1349)顺州《重修庙学记碑》碑阴刻有当时官吏及庙学生员名单,虽然碑文有些字迹模糊不可读,但庙学生员列下人数大约也就十几人。[45]这两例供我们对大都路州县学生员数目有一个大致了解。

(五)书院与乡学

地方州县学设于一州一县治所所在地,一些偏远地区或是先贤经行之地还设有乡学或书院,亦属于儒学教育的范畴。元代社会崇奉佛教、道教,当时人“往往建立僧舍神祠以邀冥福”,“而尚儒风者盖鲜”[46] 所以大都路私人创办的书院和乡学不多。书院[47]是学者治学、讲学之所,一般设立于先贤过化之地、经行之所。大都路计有书院五所,即大兴县太极书院、昌平县谏议书院、房山县文靖书院、益津县益津书院、文安县老泉书院。窝阔台十二年(1240),杨惟中、姚枢在燕京建太极书院,“贮江淮书,立周子祠,刻太极图及通书西铭等于壁。请云梦赵复为师儒,右北平王粹佐之,选俊秀之有识度者为道学生”[48]。理学得以在北方传播。文靖书院是元朝总管赵密、宣德府教授贾壤建。二人尝从容城刘因游,归以其学教乡人,乃建书院立祠祀之,因以见其学之所从来。朝廷以刘因谥号赐额曰“文靖书院”。[49]益津书院由乡人宫君祺所建乡学演变而来,详后乡学部分。谏议书院是宫君祺任昌平驿官时上奏请建的,祀唐朝谏议大夫刘蕡,泰定二年(1324)建成。[50]老泉书院由世居文安县的湖广儒学提举李元镇创建,以祠三苏。拟建先圣殿庑、师生堂舍,且欲买经籍作楼庋之,并割己田二顷以奉祀事。[51]其中,太极书院和谏议书院是官办,其它三所是民办。民办书院经费来源于民间,其负责人和教师往往也要由政府选派或任命,实际上也被纳入了地方官学的系统。受地方官学的影响,书院的建筑模式与庙学大体相同,也有先圣殿、门庑、斋舍、书库、庖厨等,有的也有学田。书院设山长主之,如昌平县谏议书院曾任山长有张博(后至元元年任)、韩祥等。[52]山长品级与学正相当。

乡学又称义学,是当地乡人出资创办的学校。大都路所见有两所乡学,[53]即东安州义学和益津乡学。东安义学即后来的州学,本是乡人程式创建。至正五年(1345),程式出资创义学一所,并赡地一顷一十亩,延师教乡人及四方之来学者,岁给廪饩弗替。至正十二年(1352),又捐资立庙塑像,并香案祭器咸备,春秋二祀无缺。后来州学被浑河水所冲,至正二十三年(1363),学正张天麟与两名州官卜侯、世侯亲自拜见程式,借其义学为教学之地,程式慨然捐助。[54]如此义学转变为官学。益津乡学是霸州益津人宫君祺创建。他于至顺二年(1331即其西乡所居宫哥庄作学舍,合韩谢庄子弟肄业其中,且为庙像先圣先贤,以春秋旦望奠谒,如学宫法。总为屋十余楹,费钱若干缗。当时虽然郡县皆立学,然而“乡闾之教希阔弗讲,虽朴茂之资何以培其根而达其枝也哉?”[55],乡学的创建弥补了这方面不足。据《日下旧闻考》,该学后来升格为益津书院,[56]亦进入地方官学的系统。乡学都是私人创办,在教官的聘请、教材的使用方面均不受官府左右,有很大的灵活性,这是它的优越性所在。[57]但大都路这两所乡学后来都进入地方官学的系统。

三 小结

以上讨论可看出大都路辖区内儒学教育的基本状况。即大多学校到元朝中后期才得以恢复完善,学校的创建修复有赖于地方守宰对文化教育事业的重视,庙学的修建资金并非政府拨款、也非摊派于民,大多来源于地方官及地方有实力的乡人捐资。[58]地方士人往往在庙学修建中起了积极的倡导作用,有经济能力者大多慷慨解囊,购置祭祀礼器及书籍等。大多学校没有学田,从事教学的学正、教谕没有国家统一颁发的薪俸,学校日常经费及生员饩廪、学官廪给都需要地方官府自行筹措。如果地方官不重视,生员饩廪、学官廪给没有着落,学官离职,则教学无法持续,一些学校有名无实,其作为祭祀场所的功能远大于教化功能。从各个学校修建项目的先后次序也可看出这一点,几乎所有的学校都是先修礼殿、两庑,尔后才是明伦堂(讲堂)。至正年间东安州人程式创建义学,未修圣庙,则认为是“溯流而忘其源”[59],不合礼法。受办学经费约束,生员数目不多,或十几人或二、三十人,没有见到像南方学校那样上百学员的庙学规模。大都路书院和乡学数量不多,建筑模式与庙学相似,皆祭祀与教学一体,且民办性质的书院和乡学逐渐演变,都进入地方官学的体系,体现出元代儒学教育官学化的倾向。

总体来看,大都路虽作为全国政治中心,但其所辖地区的儒学教育并不发达。蒙金战争的巨大破坏,使得北方的文化设施基础薄弱;元初频繁的对外战争,影响统治者对文化教育的关注和投入;处于交通要道的州县疲于供需运输,无暇顾及庙学修建;世祖一朝北方儒学有学田的不多,学校缺乏恒常的办学经费来源,这些都影响了儒学的恢复发展。这些因素,不仅是大都路儒学教育不发达的原因,也是当时北方地区儒学建设面临的普遍问题。蒙古国时期,东平、真定、平阳等地区在地方世侯和知名亡金儒士的倡导下,庙学有所恢复,[60]其它地区大多到元朝才渐次恢复。整体而言,北方的庙学建设在金朝灭亡之后的半个多世纪,直到世祖朝末年及成宗时期才达到第一次发展高潮;而南方本有发达的学校教育,战争后一些学校教育得以延续,经过一个短暂的调整恢复期,迅速进入第一个发展高潮。[61]南方儒学的数量、学田及生员数目等都要多于北方,儒学日常教学的规章制度,也是首先在儒学发达的江南学校推行[62]。元代南北方不同的历史进程、教育基础和文化传统,使得南方儒学教育较北方发达。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元典章>校释与研究》(项目批准号12ZD143)阶性成果之一

(蔡春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北京  100732

 

原刊《中国史研究》2015年第3期



[] 《元史》卷五八《地理志一》,“大都路”条,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6年,第1347页。

[] 总体讨论元代地方官学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较多,参见陈高华:《元代的地方官学》,《元史论丛》第五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160189页;孟繁清:《元代的学田》,《北京大学学报》1981年第6期,第4955页;牧野修二(赵刚译):《论元代庙学书院的规模》,《齐齐哈尔师范学院学报》1988年第4期,第7479页;王颋:《元代书院考略》,《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1期,157168页;申万里:《元代教育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1月;王立平:《元代地方学官》,《固原师专学报》1994年第2期,第4449页等。

[] 关于学正龚仁实筑屋藏书的记事,《日下旧闻考》卷一二七《京畿·涿州一》(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2053页)、《光绪顺天府志》卷六一《经政志八》(《中国地方志集成·北京府县志辑》2,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等,2002年,第148页)皆谓“何伯琦”作《记》。而《光绪顺天府志》卷一二九《金石志三》载,“涿郡儒学藏书记,存,吴当撰,贡师泰正书,周伯琦题额,分书,至正十年九月吉日,在涿州学宫”(《中国地方志集成·北京府县志辑》3,第806页),[]缪荃孙《艺风堂金石文字目》卷一七及吴式芬《金石汇目分编》卷一补遗所录“涿州儒学藏书记”,亦皆谓“吴当撰,贡师泰正书,周伯琦题额”(《石刻史料新编》2627,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2年版,第19805页、20675页)。吴当乃南方大儒吴澄之孙,至正十年时任国子司业;周伯琦与吴当同时代人,至正十年时任职翰林院,工书法(《元史》卷一八七,第4296页、4298页)。

[]据《万历顺天府志》卷二《营建志·学校》,蓟州儒学唐、金时即有,“元至顺间至元间知州相继修葺,至正间益增大之”,但未找到蓟州学历次修建的具体记载。《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208,济南,齐鲁书社,1996年,第59页。

[] 《民国蓟县志》卷九《石刻》“重修宣圣庙碑”只有一简要说明,未详碑文内容。据《民国密云县志》卷六之三《事略·善迹》,元“赵伯敬,密云人。至顺间知蓟州,修文庙,兴教化,以仁廉闻”。《中国地方志集成·北京府县志辑》6,第95页。

[] 《光绪遵化通志》卷一七《建置志·学校》为“至元五年”,据该条下引王楚鳌《述略》:“至元四年岁戊寅”,应为后至元四年。《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22,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等,2006年,第301页。

[] 《康熙大城县志》卷七,马克忠《重修文庙记》为“至今二十三年”,据该志卷四《官师志》“教谕”,马克忠乃“至正年任”大城县教谕,据改。《故宫珍本丛刊·河北府州县志》6,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年,第88页、57页。

[] 《日下旧闻考》卷一二三《京畿·大城县》(第2000页)为“杨甫”,马克忠《重修文庙记》尊称为“杨公”,未详名字。此处依《康熙大城县志》卷四《官师志》“知县”,时达鲁花赤为“杨公甫”。《故宫珍本丛刊·河北府州县志》6,第88页、51页。

[] 《雍正密云县志》卷二“学校”为“至正六年”,卷五载王思诚《重修文庙碑记》标题下为“至正六年”,文章中为“至至元六年”,所录皆有误(《故宫珍本丛刊·河北府州县志》1,第228页、283页)。据《北京元代史迹图志》,王思诚所撰碑今存于密云碑林,《图志》录为《重修夫子庙碑》,据碑石文字,聂守节上任知州时间为“后至元元年”,修庙学时间在后至元三年至四年。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年,第5862页。

[] 详见陈高华《元代的地方官学》,《元史论丛》第五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160189页。

[11] []王约:《重建三河讲堂记》,《光绪顺天府志》卷六一《经政志八·学校上》,《中国地方志集成·北京府县志辑》2,第135页。

[12] []尚野:《重修文庙记》,《日下旧闻考》卷一二二《京畿·文安县》,第1983页。

[13] 《元史》卷八一《选举志一·学校》,第2032页。

[14] []孔克坚:《东安庙学记》,《乾隆东安县志》卷二一《艺文志》,《故宫珍本丛刊·河北府州县志》5,第374页。

[15][]王思诚:《重修文庙碑记》,《雍正密云县志》卷五《艺文志》,《故宫珍本丛刊·河北府州县志》1,第283页。

[16] []王思诚:《重修庙学记》,《康熙霸州志》卷九《艺文志》,《故宫珍本丛刊·河北府州县志》6,第196页。

[17][]郑惪:《重修孔子庙记》,《乾隆宝坻县志》卷一八《艺文志》,《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202号,台湾,成文出版社,1969年,第994页。

[18] []贾庸贵:《创建学院讲堂记》,《康熙固安县志》卷八《艺文志》,《故宫珍本丛刊·河北府州县志》6,第365页。

[19] []马祖常:《天下通祀碑记》,康熙五十八年《顺义县志》卷四《艺文志·碑记》。

[20] []张朂:《创建两庑碑铭记》,《康熙丰润县志》卷八《艺文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25,第112页。

[21] []马房辉:《重修昌平县儒学碑记》,《康熙昌平州志》卷二〇《艺文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北京府县志辑》4,第148页。

[22] 《光绪顺天府志》卷六一《经政志八》,《中国地方志集成·北京府县志辑》2,第148页。

[23] 《康熙平谷县志》卷中《秩官志》“名宦”,《故宫珍本丛刊·河北府州县志》1,第33页。

[24] []尚野:《重修文庙记》,《日下旧闻考》卷一二二《京畿·文安县》,第1983页。

[25] 《元典章》卷三一《礼部四·学校一·儒学》“种养学校田地”、“钱粮分付儒学”条,陈高华等点校本,中华书局、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0921094页。

[26] 《元典章》卷二《圣政一·兴学校》,第49页。

[27] 《康熙霸州志》卷四《学校志·儒学》“赡学地”条,《故宫珍本丛刊·河北府州县志》6,第151页。据《光绪顺天府志》卷一二九《金石志三》,该碑光绪年间尚存,在霸州学宫,《中国地方志集成·北京府县志辑》3,第804页。

[28] []吴澄:《吴文正文集》卷二六《通州文庙重修碑》,《元人文集珍本丛刊》3,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第456页。

[29] 《光绪顺天府志》卷六二《经政志九·学校下·学田》,《中国地方志集成·北京府县志辑》2,第159页。

[30]  []梁宜:《元顺州庙学记》,《康熙顺义县志》卷四《艺文志•碑记》,民国四年重印康熙五十八年本。

[31] 《庙学典礼》卷六《山长改教授及正录教谕格例》、卷二《正录不与教官连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39页、46页。

[32] 《元史》卷九〇《百官志》六“大都路提举学校所”条,第2301页。

[33] []魏必复:《房山县创建县学碑》,《民国房山县志》卷七《艺文志·碑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北京府县志辑》7,第521页。

[34] 《康熙固安县志》卷四《官师志》,《故宫珍本丛刊·河北府州县志》6,第312页。

[35] 《庙学典礼》卷四《教授俸例》,第76页。

[36] []吴澄:《吴文正文集》卷二六《通州文庙重修碑》,《元人文集珍本丛刊》3,第456页。

[37] []贾庸贵:《创建学院讲堂记》,《康熙固安县志》卷八《艺文志》,《故宫珍本丛刊·河北府州县志》6,第365页。

[38] 《元史》卷一八〇《孔思晦传》,第4167页。

[39] 《庙学典礼》卷一《岁贡儒吏》(第18页)提到,至元十九年时儒户子弟入府、州学,“量其有无,自备束修,从教授读书,修习儒业”,可以想见,州、县学生员也需向学正、教谕交纳束修。

[40] []胡祗遹:《紫山大全集》卷一《登历下文庙郁文堂》有“教官窘生理,日求糊口粮”句,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王恽《秋涧集》卷九〇《便民三十五事》有“随处教授,名实学官,糊口不给,奚暇治礼义而及人”句,《四部丛刊初编》本。

[41] 《庙学典礼》卷六《行省差设教谕》条言:大德四年时,四方保牒填委,“人人希望教授,耻作以次学官”。第133页。

[42] []吴澄:《吴文正文集》卷二六《通州文庙重修碑》,《元人文集珍本丛刊》3,第456页。

[43] 《康熙霸州志》卷七《官师志·学官》、卷九《艺文志》,《故宫珍本丛刊·河北府州县志》6,第171页、196页。

[44] 《元史》卷一八〇《孔思晦传》,第4167页。

[45] 《北京元代史迹图志》,第2428页。

[46][]孔克坚:《东安庙学记》,《乾隆东安县志》卷二一《艺文志》,《故宫珍本丛刊·河北府州县志》5,第374页。就《北京元代史迹图志》所辑北京地区现存元代碑刻看,儒学碑仅有三块,而与佛、道相关碑刻有二、三十块,这或许也能反映佛、道、儒三者在元朝的地位以及当时的崇奉习俗。

[47] 有关元代书院的研究,详见徐梓:《元代书院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王颋:《元代书院考略》,《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1期,第157168页。

[48] []郝经:《陵川文集》卷二六《太极书院记》,《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91,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709页。

[49]《民国房山县志》卷三《地理志·古迹》“文靖书院”条,《中国地方志集成·北京府县志辑》7,第420页。

[50] 《日下旧闻考》卷一三五《京畿•昌平州二》,第2178页。按,《日下旧闻考》将“宫君祺”记为“宫祺”,根据黄溍《乡学记》(《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一〇),“君”字非敬称,应以“宫君祺”为是。

[51] []许有壬:《至正集》卷七〇《霸州创建老泉书院疏》,《元人文集珍本丛刊》7,第318页。

[52] 《康熙昌平州志》卷九《官师》,《中国地方志集成·北京府县志辑》4,第72页。

[53] 《乾隆东安县志》卷二一《艺文志》(《故宫珍本丛刊·河北府州县志》5,第375页)载有元人李继本撰《东安县邵家庄乡学记》,并非元代乡学。理由一,李继本至正十七年进士,元末明初人,著作《一山文集》中有许多明初记事,他所作文章并非都是元代的;理由二,《乡学记》中提到“吾乡自兵燹后久亡弦诵声”、“延李宗昭为之师,宗昭前代衣冠家”,从李继本的生活时代来看,他所经历的兵燹改朝换代是元明之变,兵后所建邵家庄乡学只能是明代乡学。

[54][]孔克坚:《东安庙学记》,《乾隆东安县志》卷二一《艺文志》,《故宫珍本丛刊·河北府州县志》5,第374页。

[55] []黄溍:《宣圣庙学记》,《康熙霸州志》卷九《艺文志·记》,《故宫珍本丛刊·河北府州县志》6,第195页。该文又见《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一〇《乡学记》(《四部丛刊》本),文字与《方志》所载略有不同,如“总为屋十余楹”,《文集》记为“总为屋若干楹”,《文集》中无“宫哥庄”三字。总之,《方志》较《文集》更详尽。

[56] 《日下旧闻考》卷一一九《京畿•霸州一》载:“州城南十五里宫家庄旧有益津书院,元时宫君祺建,翰林学士黄溍记之。”第1951页。

[57] 详见韩志远《元代私学初探》,《元史论丛》第九辑,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年,第7986页。

[58] 这是元代北方庙学建设筹集资金的主要方式。山东德州平原县庙学的历次整修资金,都来源于地方官员“抛砖引玉”捐俸,然后向地方人士“募款”。参见许守泯《元代山东平原县庙学建设的个案分析》,《元史论丛》第十四辑,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299311页。

[59] []孔克坚:《东安庙学记》,《乾隆东安县志》卷二一《艺文志》,《故宫珍本丛刊·河北府州县志》5,第374页。

[60]平阳路庙学大多在元初甚至蒙古国时期即得以修复,恢复教学。庙学规模也较大,如潞州学至元十二年修建时有屋五十间。参见瞿大风《蒙元时期山西地区的官办庙学》,《蒙古学信息》2004年第4期,第1224页。东平、真定地区蒙古国时期地方世侯兴学,也留下很好的教育基础和文化传统,故蒙元初期形成以东平、真定、平阳三地为支点的文化布局。参见陶然《论金元之际庙学碑记文的文化内涵》,《浙江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第109117页。

[61] 详见申万里对元代儒学学校建设的分析,《元代教育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第5279页。

[62] 详见陈高华等《元代文化史》,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220页。


2017-01-20 22:28:27
    
责任编辑:康 鹏    
 
  •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辽宋金元史学科主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