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大德五年《涿州新建庙学记碑》的问题

                     蔡春娟
文章点击:

 

关键词:元代  涿州  庙学

内容提要:诸多方志记载元大德五年涿州修建过庙学,且有李元礼撰文之碑。但梳理资料可知,大德五年涿州未修建过庙学,也没有李元礼撰文之碑,《涿州新建庙学记碑》的撰文人是李谦。清代诸方志沿袭了《日下旧闻》的错误记载,一直讹误至今。

元代涿州属大都路统辖范畴,下领范阳、房山二县,范阳为其倚郭县。州距大都城百余里,当南北要道之冲。据地方志记载,涿州儒学始建于唐代,金、元因之,又有所修葺、重建。关于涿州儒学在元朝时期的修建状况,相关史料记载较为混乱,本文从《涿州新建庙学记碑》和《涿州重修孔子庙碑》入手,辅以其它资料,解决如下两个问题:一、大德五年涿州是否修建过庙学?二、大德五年立《涿州新建庙学记碑》撰文人是谁?并在此基础上,修正清代方志及金石记载的相关错误。

一、大德五年修建庙学的问题。

相关记载显示元大德五年涿州修建过庙学,如:

《〔乾隆〕涿州志》卷四《建置志下•碑记》部分载有三块与元代涿州儒学相关的石碑,分别是“重建孔子庙碑,大德五年,李元礼撰”、“重修孔子庙碑,至正二年,蔡钦撰”、“儒学藏书记碑,至正十年,何伯琦撰”[1]

《〔光绪〕畿辅通志》之《金石志三》载元代涿州有三方“重修孔子庙碑”:一为“至元二十二年,李公谦撰”;第二方碑立于大德五年,撰文者有李元礼、李元两种记载;第三方碑为“至正壬午,蔡钦撰”[2]。这三方碑主要参考了朱彝尊《日下旧闻》的记载。

 清代官修北京地区史志《日下旧闻考》关于元时期涿州儒学的修建,载:“元大徳五年重修,有李元礼撰记;至正二年重修,有蔡钦撰记”[3]

《〔光绪〕顺天府志》记载最为详细:“元至元二十一年,御史赵天爵病其荒陋,因城东旧址重建,翰林侍读学士李谦己作记,未见;至正二年,判官张珪重修,蔡钦作记;大德五年重建,李元礼撰碑,未见;泰定四年,学正曹□置礼器,揭傒斯作记;学正龚仁实筑屋藏书,何伯琦作记。”[4]

《〔光绪〕顺天府志》记载来看,涿州庙学在元代共修建三次,分别是至元二十一年(1284)、至正二年(1342)、大德五年(1301)。很明显,三次修建并未按时间先后顺序记载,可见修《志》并不细致,可能是将各处资料汇总堆积到了一起。

然而,据至正二年蔡钦撰《涿州重修孔子庙碑》,涿州在大德五年并未有修建庙学之举。蔡钦《记》相关记载如下:“至元二十一年,御史赵天爵按部至州,悯其荒陋,割月俸,倡率郡僚因故基创造殿宇。翰林侍读学士李公[5]已尝文诸石,树于庙庭。迨今几六十年,绵历岁久而塈涂剥落,梁栋腐败,弗蔽风雨……至元庚辰(后至元六年,1340),东安张珪庭玉以荫补官,由大宁簿来判是州,……拜谒宣圣庙庭,顾其倾圮,慨然兴叹。……于是谋于监郡忽林赤、同知州事秃鲁沙、幕宾吕忠、王元孝以及范阳属官……是役也,经始于至正辛巳(至正元年,1341)之秋,毕工于壬午(至正二年,1342)之夏。”[6] 文章清楚表明自至元二十一年修建后,直到至正元年才重新修建,这期间将近六十年(12841341)没有重修或重建过。《〔乾隆涿州志》卷三《建置志上•学校》总括涿州历代学校修建情况曰:“按金石文字记,……元至元二十一年,御史赵天爵按部至州,率郡僚因故基重建;至正二年,东安张珪来判是州,同监郡忽林赤等重修,蔡钦为碑记。明正统元年……”[7],亦未提及大德五年重修之事。

大德五年涿州是否修建过庙学?我们从《涿州新建庙学记》入手来分析。这篇记文存于明代《〔嘉靖〕涿州志》,作者为李谦。清代《康熙涿州志》、《〔乾隆涿州志》、同治续修《涿州志》都未收此文,《光绪顺天府志》曰该碑记“未见”。民国二十五年铅印本《涿县志》[8]亦未收此文。今人编《全元文》第九册据《〔嘉靖〕涿州志》收录了此文,但个别字的辨认以及断句与笔者理解不同,且脱漏一行[9]。现将与重建庙学有关的记载摘录如下:

“至元二十一年,监察御史赵天爵按行至郡,谒拜先圣于庙之故墟,愀然改容曰:“郡邑皆庙事□□,涿近居王畿,四方之所观赴,而神未有宇,何以□化。宪司所职,在宣化厉(励)学,予何敢不虔。”乃捐俸币□□□□,州判官冯德仁从而和之,乡之士民迭相□□□□币千缗。度财置用,属役于范阳尉李甫进,首创大成殿,未几落成。二十三年,甫进由尉升尹,会东平□复来为州学正,郡之子弟秀民皆从之学,寻构讲□之堂,斋庐庖舍以次就绪。二十七年,范阳孙钧嗣为学正,甫进出私帑楮币千缗,乡耆元鼎诸人又益之千五百缗,为绘塑之资。乃访求阙里所藏司寇像,模仿塑饬,睟容惟肖,彰施足征,亚圣十哲列坐环视。越二十八年春二月,诸生行释菜礼,郡人来观者瞻拜肃敬,以谓前所未睹,□□盛哉。二学正来京师合辞请记。”[10]

由上可知此次涿州儒学修建的大概过程:监察御史赵天爵巡按至涿州,见庙学破败,首倡重建,捐资者有州判官冯德仁以及州中士民,工程的监督实施者是倚郭县范阳县尉(后升为尹)李甫进。庙学的修建不是在至元二十一年一蹴而成的,而是自至元二十一年到二十八年(1291)间相继进行了大成殿、讲堂、斋舍、厨房的构建及先圣十哲像的绘塑。至元二十八年,涿州学正到京师请李谦为庙学作记,所以这篇《记》文,应作于至元二十八年或之后。新学建成,除请人撰写记文外,往往还要刻石纪念以励后人。这篇碑文的立石时间从现存拓片可以得知。

该碑文拓片现存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题名为《元涿州新建庙学记》[11]。据拓片资料,该碑高195厘米,宽72厘米;二十二行,行四十五字不等;撰文人为翰林侍读学士朝请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李谦,篆额者为翰林直学士朝列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刘赓,书丹者为承务郎太常丞李元礼,立石者即工程的实施者——敦武校尉范阳县尹兼管本县诸军奥鲁兼劝农事李甫进。更为重要的是该碑立石时间,即大德五年六月十六日。

既然李谦所撰写的赵天爵倡导重建庙学碑立于大德五年,那么《〔乾隆涿州志》“碑记”部分所载元代三块石碑之一,即大德五年的“重建孔子庙碑”应该就是此碑。它记载的是涿州至元二十一年至二十八年修建庙学之事,并非大德五年重修过庙学。由于此次庙学修建,从倡导启动到立石经历了近二十年(12841301)时间,清代方志或将之误作为两次修建,或将大德五年的立石时间作为一次庙学修建,因而出现错误记载。

二、关于大德五年立《涿州新建庙学记碑》的撰文者。

从上述诸方志及现存拓片可知,大德五年立《涿州新建庙学记碑》的撰文者出现了三种不同记载,即李谦、李元礼、李元。到底谁是真正的撰文人?

蔡钦《涿州重修孔子庙碑》中提及至元二十一年修庙学的撰文人,即“翰林侍读学士李公已尝文诸石,树于庙庭”。这一句话在各个版本的《涿州志》有所不同,《〔嘉靖〕涿州志》及拓片记载如上,而清代《康熙涿州志》[12]、《〔乾隆涿州志》[13]以及其后的《日下旧闻考》[14]、《光绪顺天府志》[15]、民国《涿县志》[16]都在“李公”后加了一“谦”字,即直接指明撰文人就是李谦。李谦(12341312)、李元礼《元史》皆有传[17]。李谦,字受益,号野斋,东平四杰之一,初为东平府学教授,世祖时历任应奉翰林文字、直学士、侍读学士。李元礼,字庭训,世祖时历易州、大都路儒学教授,迁太常太祝,升博士。略考两人生平,知此处“翰林侍读学士李公”确是李谦。另外,追溯方志、拓片及金石碑目,也可证撰文人为李谦无疑。除前引《〔嘉靖〕涿州志》及现存拓片表明撰文人是李谦外,清代的金石碑目著作,如缪荃孙《艺风堂金石文字目》载:“涿州新建庙学记,李谦撰,李元礼正书,刘赓篆额,大德五年夏六月既望,在顺天涿州”[18];《光绪顺天府志》中的三卷《金石志》,亦係缪荃孙编纂,其记载与《艺风堂金石文字目》相同[19]

将撰文人误作李元礼、李元的记载大约始自清代。吴式芬《金石汇目分编》关于此碑的记载为:“元涿州新建庙学记,李□撰,李元礼正书,刘赓篆额,大德五年六月既望”[20],叶志诜《平安馆藏碑目》载:“大德五年六月,李□撰,李元礼书,刘赓题额”[21],表明清代时撰文者名字已经磨损。这就难免出现辨读及抄录错误,如孙星衍《京畿金石考》载:“元孔子庙碑,李元撰,大德五年立”[22],将撰文者辨读为“李元”。《光绪畿辅通志》卷一四〇《金石三》汇总当时文献关于此“重修孔子庙碑”的记载:“大德五年,李元礼撰——《日下旧闻》;李元撰,大德五年,涿州——《畿辅待访碑目》;李元礼撰,正书,大德五年——《金石分域编》”。且修志者认为《金石考》及《碑目》作“李元”,是“李元礼”脱“礼”字[23]。笔者认为,《京畿金石考》与《畿辅待访碑目》将撰文者记作“李元”,并非脱“礼”字,而是将“李公”或“李谦”误辨读作“李元”。就目前掌握资料看,将撰文人误作李元礼始于清初朱彝尊《日下旧闻》,他可能是将书丹人误作为撰文人抄录,后来的《日下旧闻考》、《〔乾隆涿州志》及《光绪顺天府志》沿袭其错误不足为奇。从现存拓片看,碑从上半部断裂为两块,且有缺字,应该是碑的缺损导致如上辨读或抄录错误。

三、小结。

由上分析可知,大德五年涿州未有重建庙学之举,更没有李元礼撰文之碑。大德五年所立庙学碑是李谦撰文,李元礼书丹,记载涿州自至元二十一年监察御史赵天爵首倡,至至元二十八年范阳县尹李甫进相继修建庙学之事。由于自清初始,历次修《涿州志》缺载此文,碑刻文字又已磨损不清,导致清代诸《涿州志》据《日下旧闻》或碑刻文字误将立石时间作为重建庙学时间,将书丹人误为撰文人抄录,一直讹误至今。《光绪顺天府志》的《金石志》部分虽然采用了正确的记载,然卷帙浩繁,统修者未能将《经政志》和《金石志》部分充分结合考证,致使同一记事在同一书的不同卷次记载相左。

据此,相关方志及金石著作的记载应修正如下:

〔乾隆涿州志》卷四《建置志下•碑记》应为:“重建孔子庙碑,大德五年,李谦撰”、“重修孔子庙碑,至正二年,蔡钦撰”、“儒学藏书记碑,至正十年,吴当[24]撰”。

光绪畿辅通志》卷一四〇《金石三》三方“重修孔子庙碑”中,第一方是不存在的,第二方碑中相关“李元礼”、“李元”皆应修正为“李谦”。

《日下旧闻考》卷一二七《京畿•涿州一》应为:“元至元二十一年重修,有李谦撰记;至正二年重修,有蔡钦撰记”。

光绪顺天府志》卷六一《经政志八•学校上》应为:“元至元二十一年,御史赵天爵病其荒陋,因城东旧址重建,翰林侍读学士李谦己作记;至正二年,判官张珪重修,蔡钦作记;泰定四年,学正曹□置礼器,揭傒斯作记;学正龚仁实筑屋藏书,吴当作记。”。

《金石汇目分编》卷一应补充为“涿州新建庙学记,李谦撰,李元礼正书,刘赓篆额,大德五年六月既望”。

《平安馆藏碑目》应为:“涿州新建庙学记,大德五年六月,李谦撰,李元礼书,刘赓题额”。

《京畿金石考》应为“元孔子庙碑,李谦撰,大德五年立”。 

 

 

(原刊《北方文物》2016年第2期)

 



[1] 吴山凤《〔乾隆〕涿州志》卷四《建置志下•碑记》,乾隆30年刻本,页18b

[2] 李鸿章、黄彭年《〔光绪〕畿辅通志》卷一四〇《金石三》,光绪10年刻本,页515255

[3] 于敏中等《日下旧闻考》卷一二七《京畿•涿州一》,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2053页。

[4]周家楣、缪荃孙《〔光绪〕顺天府志》卷六一《经政志八•学校上》, 为叙述简略,将原文所引蔡钦《记》、揭傒斯《记》、何伯琦《记》省略。《中国地方志集成•北京府县志辑》2,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等,2002年,第147-148页。

[5] 该碑文明、清及民国方志大都载录,清代及民国方志所录,在“李公”后有一“谦”字,然查拓片及明代《〔嘉靖〕涿州志》所录,没有“谦”字。拓片见《涿州贞石录》,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年,第40页。

[6] 据《涿州贞石录》所辑《涿州重修孔子庙碑铭》拓片文字,第40页。

[7] 吴山凤《〔乾隆〕涿州志》卷三《建置志上•学校》,页12a

[8] 宋大章、周存培《民国涿县志》,《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135号,台湾,成文出版社,1968年。

[9] 《全元文》该文倒数第三行“丧乱以来,达无足怪者”,中间脱漏一行,应为“丧乱以来,逮□六七十年,党遂寂然,不闻弦诵之音,子衿挑达,无足怪者。”倒数第二行“乃今郡学异,复遥朔南混一之后”也不通,应为“乃今郡学兴复,□朔南混一之后”。《全元文》第九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75页。

[10] 史直臣《〔嘉靖〕涿州志》卷一〇《涿州新建庙学记》,中国国家图书馆编《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287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第427页。

[11]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拓片编目号04314

[12]蔡钦《涿州重修孔子庙碑》,刘德弘《〔康熙〕涿州志》 卷一〇,康熙16年刻本,页7b

[13] 吴山凤《〔乾隆〕涿州志》卷二一《艺文志四》,页20a

[14]于敏中等《日下旧闻考》卷一二七《京畿•涿州一》,第2052页。

[15]周家楣、缪荃孙《〔光绪〕顺天府志》卷六一《经政志八•学校上》,《中国地方志集成•北京府县志辑》2,第147页。

[16] 宋大章、周存培《〔民国〕涿县志》第七编第一卷,《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135号,第719页。

[17] 宋濂等《元史》卷一六〇,一七六,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37674101页。

[18] 缪荃孙《艺风堂金石文字目》卷一五,《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26册,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2年版,第19776页。

[19] 缪荃孙《顺天金石志》三,《石刻史料新编》第二辑12册,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79年,第8855页。

[20] 吴式芬《金石汇目分编》卷一,《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27册,第20666页。

[21]叶志诜《平安馆藏碑目》,《石刻史料新编》第二辑18册,第13574页。

[22]孙星衍《京畿金石考》卷上,《石刻史料新编》第二辑12册,第8757页。

[23]李鸿章、黄彭年《〔光绪〕畿辅通志》卷一四〇《金石三》,光绪10年刻本,页52

[24] 此处原文为“何伯琦”,误,据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藏04688号拓片,应为“吴当”。下文《〔光绪〕顺天府志》之“何伯琦”亦修正为“吴当”。


2017-01-26 22:38:37
    
责任编辑:康 鹏    
 

    下一篇文章:无

  •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辽宋金元史学科主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