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帝王简谥钩沉

——以王士点《禁扁》为中心*

                     苗润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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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元人王士点所著《禁扁》一书中保留了一套以一字简谥指代辽朝皇帝的称谓系统,在现存的历史记载中十分罕见。根据此书卷首《引用书目,勾稽元修《辽史》中零星的相关记载,可以确定套称谓系统当出自金陈大任编纂之《辽史》。通过对比同时其他王朝的谥号制度,全面考察辽代帝王谥号的内容特点及使用情况,本文揭出一个鲜为人知的史实——辽代皇帝谥号的核心部分直接采汉朝谥法,故与唐宋谥号形同而实异,这正是《禁扁》所见简谥系统产生的根源所在

关键词:辽代  皇帝谥号  王士点  《禁扁》  汉代

 

古代君王之有谥号始于西周,后世除秦暂废谥法外,历代相沿而不替。唐以前谥号从简,多为一字或两字,方便记录且易于区别,故后人习惯以此指称故去之帝王;对于其中两字及个别三字谥号,往往取一字作为简称(为表述方便,本文权称之为“简谥”)。逮至盛唐,武后、玄宗大变谥法,以多字谥号追加本朝诸帝,立为定制。此后历代争相效仿,累叠十数字乃至二十余字者往往有之。如此复杂的谥号自然不便记诵,亦难省作简称,故后人很少采用谥号,特别是一字简谥来指称有唐以降历代帝王。[1] ——这大概是目前学界所共知的常识。然而,笔者却在元人王士点所著《禁扁》中发现了一段与此不大契合的记载,其中包含了一套以一字简谥指称辽代帝王的完整系统。这样的称谓系统在现存有关辽代史事的记载中实属罕见,但遗憾的是,它至今尚未进入辽金元史研究者的视野。有鉴于此,本文拟从《禁扁》一书的整体情况入手,对这段记载的内容、史源加以分析,进而勾稽《辽史》、辽代石刻等相关文献,力图揭示出这套看似特别的称谓系统出现的原因。

 

  《禁扁》所辽帝简谥系统及其史料来源

 

关于《禁扁》一书,史学界关注较少,亦无专门研究。此书作者王士点(?—1359字继志,东平人王构子。通事舍人翰林修撰,后迁秘书监管勾,累官淮西佥宪四川行省郎中四川廉访副使参与纂修《经世大典》,与商企翁合著《秘书监志》十一卷,独著存世者惟《禁扁》一书。《禁扁》抄取历代典籍所见宫殿、城池、苑囿等名,汇为一编书名取自三国时期《景福殿赋》“爰有禁楄,勒分翼张”一语,意为禁中门户。[2] 5(甲乙丙丁戊),分15篇,宫、室、苑、囿、园、圃、田、庄等116门,每门下依朝代序罗列相关名目,上起周下迄元,名下间有双行注。此书正文前有至顺元年1330欧阳玄序及至顺四年虞集序又有王士点自撰凡例、叙目及引用书目,其中叙目下有“至顺壬申十月望书于教忠坊”一语(壬申即至顺三年)由此可知,书当成于至顺年间。又据虞集序称此书系王氏“在史馆暇日所编”,王士点撰此书时为翰林修撰,翰林国史院。[3] 通行版本有康熙四十五年(1706)扬州诗局刻楝亭十二种民國十年上海古书流通处影印《楝亭十二种》本,又有多部明、清抄本及文渊、文津阁《四库全书》本,诸本间并无显著不同。[4]

本文所要重点讨论的这段记载见于《禁扁》卷甲“宫”字门下,其中胪列辽代宫殿名如下:

 

日月;温泉(会同元年幸);洪义(国语算朵,太祖作);永兴(国朵,武帝作);积庆(耶鲁盌朵,和帝作);延昌(朵里本朵,宣帝作);章敏(监母朵,重熙中作);长宁(蒲盌朵,安帝作);崇德(孤稳朵,成帝作);兴圣(女古朵,成帝作);敦睦(赤石得本朵,文帝作);永昌(阿鲁盌朵,豫王作);延庆(窝朵,章帝作);长春(圣宗御);太和;延和(述律太后);龙眉(即临潢);兴平(庆州,即大安)。[5]

 

这段记载的正文是王士点所抄录的辽代宫殿之名,括号中的文字本为双行小注。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自“洪义”至“延庆”这段有关辽代诸帝斡鲁朵(“斡”)的记载。我们知道,斡鲁朵是辽朝一种特殊的政治军事制度,关于其内涵及外延,学界虽多有争议,但基本可以确定当为跟随契丹皇帝四处迁徙的行宫,[6] 而非一般意义上的宫殿。很明显,王氏并不理解斡鲁朵制度的真正涵义,误将诸宫帐之“宫”等同于日月宫、温泉宫这样的实体宫殿,这才将其抄录了下来。[7]

关于辽代的斡鲁朵制度,《辽史·营卫志》记载颇详,其中涉及诸宫的设置及归属,刚好可与《禁扁》所记相参照。[8] 兹将两书所记辽帝斡鲁朵情况,依《辽史》所记顺序表列如下:

 

1  《辽史》、《禁扁》所记辽帝斡鲁朵情况对照表

斡鲁朵名

所属帝后

辽史

禁扁

算(国语算)——弘(洪)义宫

太祖

太祖

国阿辇——永兴宫

太宗

武帝

耶鲁盌——积庆宫

世宗

和帝

蒲速盌(蒲盌)——长宁宫

应天皇太后

安帝

夺(朵)里本——延昌宫

穆宗

宣帝

监母——彰愍(敏)宫

景宗

重熙中(兴宗年号)

孤稳——崇德宫

承天太后

成帝

女古——兴圣宫

圣宗

成帝

窝笃盌——延庆宫

兴宗

章帝

阿思——太和宫

道宗

(混入普通宫殿之中)

阿鲁盌——永昌宫

天祚帝

豫王

赤寔(石)得本——敦睦宫

孝文皇太弟

文帝

注:表中斡鲁朵名以《辽史》所记为准,括号内为《禁扁》之异文。

 

对比表中的相应条目可知,二者除个别文字歧异外,尚有两点显著差别:

其一,《禁扁》系以一字简谥指称辽代皇帝,而《辽史·营卫志》则称之以庙号。将《辽史》本纪所载太宗以下诸帝谥号与《禁扁》所记简谥加以比照,可发现刚好一一对应,即:

 

太宗孝惠文皇帝——武帝

世宗孝庄宪皇帝——和帝

穆宗孝敬正皇帝——安帝

景宗孝康靖皇帝——成帝

圣宗文武大孝皇帝——宣帝

兴宗神圣孝皇帝——章帝

道宗仁圣大孝皇帝——文帝

天祚帝(此系尊号,无谥号),金皇统元年二月封豫王

 

显然,《禁扁》所见之一字简谥系取自谥号全称中“孝”字之后的字眼。

其二,《禁扁》在斡鲁朵宫名与所属皇帝的对应关系上存在许多错误。结合上述谥号与庙号的对应关系可以看出,两组记载在宫与所属皇帝的匹配上有不少差异。而学界早已确知,《辽史·营卫志》的上述记载与《续资治通鉴长编》等宋代文献所记辽帝诸宫完全吻合,[9] 应为无可置疑的确实记载。相比之下,《禁扁》所记差误颇多,具体表现在:将“延昌”至“敦睦”六宫的归属全部记错,张冠李戴,应天、承天两位太后不见踪影,而景宗(成帝)、兴宗(章帝,年号重熙)则一人兼领二宫;又在斡鲁朵诸宫中漏记道宗(文帝)之太和宫,而将其与长春宫、延和宫这样的普通宫殿混记在一起。一段文字竟颠乱如此,着实令人费解。

尽管这段记载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但我们却不能因此而忽视其独特的史料价值,即其中所保留的辽朝皇帝简谥。这样一套完整的称谓系统,在其他史料中从未出现过,同时,它又与本文开首所提到的指称唐以后帝王的习惯不相吻合。那么,我们不禁要问,这套辽帝简谥究竟从何而来?是信而有征,还是王氏的凭空臆造?这些问题还要从《禁扁》一书的史源说起。

上文提到,《禁扁》乃王士点抄取诸书而成,卷首有《引用书目》一篇,三十七种,其中赫然有《辽史》一部。按《禁扁》撰成于至顺年间(13301333),而我们熟知的元修《辽史》则成书于至正年(1344),显然不可能构成王氏编纂《禁扁》时的史料来源。那么,王氏所据《辽史》究竟为何呢?如所周知,陈大任有一部《辽史》,成书于章宗泰和七年(1207),[10] 此书流传至元末,元人重修《辽史》即以其为蓝本。据今本《辽史·礼制序》可知,陈氏《辽史》在元代藏于国史院中,[11] 而如上所述,王士点编纂《禁扁》时恰在翰林国史院供职,刚好可以利用是书,由此看来,《禁扁·引用书目》中所出现的“辽史”当指陈大任《辽史》。[12] 进一步考察这份书目,笔者发现,其中关涉辽代史事者仅有这部《辽史》,可见王氏《禁扁》中的辽代记载均应来自陈氏之书。因此,我们可以做出初步判断,上文所引辽帝简谥系统并非出于王氏臆造,而很可能即源自金人陈大任所著《辽史》——这一判断将在下节的论述中得到进一步的证实。

 

  元修《辽史》所见辽帝简谥释疑

 

《禁扁》所记载的辽帝简谥系统的确十分罕见,但这并不意味着此种指称辽帝的方法在其他文献中完全无迹可寻。实际上,在现存元修《辽史》中也可以找到与之类似的零星记载,只不过在《禁扁》的上述材料发现以前,这些蛛丝马迹并未引起史家的充分注意罢了。

经笔者全面检核,今本《辽史》共有三处以简谥指称辽代帝王,分别见于《地理志》、《皇子表》及《公主表》,兹考证如下。

(一)卷三九《地理志三》“中京道·兴中府”下有云:“黔州,阜昌军,下,刺史。本汉辽西郡地。太祖平渤海,以所俘户居之,隶黑水河提辖司。安帝置州,析宜、霸二州汉户益之。初隶永兴宫,更隶中京,后置府,来属。”[13] 其中称黔州乃“安帝”所置,关于此“安帝”之所指,向来议者纷纷而莫衷一是。清人所修《四库全书》本《辽史》径改“安帝”为“世宗”,[14] 未详何据,想来是因为此种称谓过于罕见而未解其义,遂妄下雌黄。这一改动为后出的道光殿本《辽史》所因袭,[15] 从而对此后辽代地理的研究者产生了一定误导,如清末李慎儒作《辽史地理志考》即照抄其文而未加辨析。[16] 今人冯家昇曾对此提出假设:“按穆宗谥曰‘孝安敬正皇帝’,则安帝或即穆宗乎?”[17] 言语之间仍存犹疑。向南则认为“辽无安帝”,冯氏之说“恐亦属揣度之词”,“据《北蕃地理》载:‘黔州,辽主耶律德光初置。’在无新的资料可证时,只能依此。”[18] 其中所引《北蕃地理》系指宋人所著《武经总要》,[19] 向氏之所以贸然用宋代文献来否定《辽史》的记载,显然也是由于无法确定“安帝”为谁的缘故。后来出版的《辽史·地理志汇释》一书在此处也仅仅抄录冯、向二人之说,而无实质推进。[20]

前人对于此段记载的改动、猜测与争议,显然都是由于“安帝”这种称谓太过罕见,不明所指,但如今《禁扁》中这套辽帝简谥系统的发现,足以打消种种疑虑,此处“安帝”即属于这一称谓系统,确指辽穆宗无疑,今本《辽史·地理志》的这段记载出自更为原始的记载(说详下文),不宜轻易否定。

(二)《辽史》卷六四《皇子表》记载辽道宗子耶律濬,“幼能言,好学,知书。文帝屡曰:‘此子聪慧,殆天授。’七岁从猎,连中二鹿,上谓左右曰:祖先骑射绝人,威振天下,是儿虽幼,当不坠祖风。’后复遇十鹿,射之,得九,帝喜,为设宴” [21] 这段文字记载的是耶律濬早年聪慧勇武,深得其父赏识的故事,其中“文帝”(亦见前引《禁扁》),与下文出现的“上”、“帝”一样,当指辽道宗。

(三)卷六五《公主表》记载昭怀太子耶律濬女延寿,“幼遭乙辛之难,与兄天祚俱养于萧怀忠家。李氏进《挟谷歌》,文帝感悟,召还宫” [22] 这里称太子被耶律乙辛谋害致死后,其女延寿流落民间,后道宗(文帝)悔悟,方才接回宫中。

以上三则记载中出现的“安帝”、“文帝”,显然不会是元人修史时所增加的内容,而应该出自其所根据的更为原始的史料。众所周知,元修《辽史》的主要史源是辽耶律俨《皇朝实录》与金陈大任《辽史》,新近的研究更进一步指出,元人纂修此书很可能是以陈大任《辽史》为蓝本,而参之以耶律俨《皇朝实录》[23] 具体到其中的《地理志》、《皇子表》和《公主表》,我们也可以从记载下限上大致推定其史源。一般认为,耶律俨《皇朝实录》成书于辽道宗寿昌至天祚乾统,但《地理志》中有明确纪年的记载已晚至天庆六年(1116),[24] 自然应出自金人陈大任之手。至于《皇子》、《公主》二表,其中记载多涉辽亡史事,[25] 显然也不会是源自《皇朝实录》,而据笔者的研究,此二表实际上都是元朝史官将“旧史《皇族传》”改编、拆分而成,[26] 此旧史亦当指陈氏《辽史》。

将以上论断与第一节对《禁扁》所记辽帝简谥史源的分析相参合,不难发现,二者刚好可以相互发明,彼此补充。一方面,今本《辽史》中保留的三处辽帝简谥,有力地证明《禁扁》中出现的这套称谓系统绝非王士点臆造,而确实源自更为原始的记载,即其《引用书目》中所列的金陈大任《辽史》。另一方面,《禁扁》的记载表明陈大任《辽史》曾以一字简谥指代辽朝皇帝,这种用法在目前包括辽代石刻在内的其他文献中均难觅踪迹(说详下文),而今本《辽史》的《地理志》、《皇子表》及《公主表》中恰好也出现了这样的称谓,这从一个侧面佐证了上文关于三者史源的判断。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确定《禁扁》中的辽代皇帝简谥出自陈大任《辽史》,而从《禁扁》及今本《辽史》所残存的简谥来看,陈氏《辽史》中用此种方法指称辽帝应该比较普遍。[27] 笔者推测,元人修史时可能出于当时的习惯对其中大量出现的一字简谥进行了改动,不过偶有遗漏,这才在今本中残留下了一鳞半爪的原始记载。

在搞清《禁扁》所记简谥系统的来源后,还有一个棘手的问题需要在此附带加以解释,即前文所指出的,上引《禁扁》的记载为何会将许多斡鲁朵与所属皇帝的对应关系弄混,甚至于漏记呢?关于这一问题,目前还不能给出一个圆满的答案,只能做一点推测。笔者认为,此误或许与王士点编纂《禁扁》的操作形式有关。有迹象表明,王氏编纂此书时,并非完全照抄原书,而会在小注中将原本分布在不同地方的文字合记在一起,且时常产生混淆等错误,[28] 上引关于斡鲁朵的那段文字可能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生成的。陈氏《辽史》中关于诸帝斡鲁朵的记载或许并不像今本《辽史》这样集中在一起,而是宫名与所属皇帝分散在不同的地方,王士点在先后读到两处记载后对其进行了整理和拼接,其间在某个环节出现了问题,这才导致了上述严重的错误。

 

  遥遵汉法——辽代帝王简谥出现的原因

 

通过与今本《辽史》中相关记载参互印证,我们基本搞清了《禁扁》中所见辽代帝王一字简谥系统的性质与来源。然而问题并未到此结束,在唐以后绝少使用简谥来指称皇帝的大背景下,为什么会在陈大任《辽史》中出现这样一套特别的称谓系统呢?其中缘由是否牵涉到什么不为人知的史实?要回答这些问题,还需对辽代皇帝谥号的特点及其制度渊源做一番考察。

上文提到,武则天、唐玄宗开始实行的多字帝王谥号制度,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不仅体现为谥号本身的繁琐冗长,同时也体现在谥号的内在结构及人们对于谥号的使用情况上。因此作为讨论辽代谥号问题的背景和前提,我们首先需要了解一下唐代皇帝的谥号及其使用情况。

唐前期皇帝谥号较为简单,如高祖初谥为大武皇帝,太宗为文皇帝,高宗为天皇大帝,中宗为孝和皇帝等,到武后、玄宗以后不断加谥,不仅字数一直增加,连用字也多有变更,此后即位的诸帝谥号亦屡经改动。兹将唐朝诸帝最终确定之谥号胪列如下:

 

高祖神尧大圣大光孝皇帝、太宗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高宗天皇大圣大弘孝皇帝、中宗孝和大圣大昭孝皇帝、睿宗玄真大圣大兴孝皇帝、玄宗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肃宗文明武德大圣大宣孝皇帝、代宗睿文孝武皇帝、德宗神武孝文皇帝、顺宗至德大圣大安孝皇帝、宪宗昭文章武大圣至神孝皇帝、穆宗睿圣文惠孝皇帝、敬宗睿武昭愍孝皇帝、文宗元圣昭献孝皇帝、武宗至道昭肃孝皇帝、宣宗圣武献文孝皇帝、懿宗睿文昭圣恭惠孝皇帝、僖宗惠圣恭定孝皇帝、昭宗圣穆景文孝皇帝、哀皇帝。[29]

 

很显然,这些谥号相对统一、固定的结构只是最后三字均为“孝皇帝”(其间代宗、德宗两谥号稍有变化,但旋即恢复)。除此之外,再无一以贯之的用字方法或结构,似乎也很难看出其中的某个字具有独立的区别辨识意义,换句话说,我们无法找出谥号中的一个字来代指这个皇帝。这一点在当时人对于皇帝谥号的使用上可以得到很好地说明。遍检唐人文集、墓志等材料可以发现,首先,在总体上,当时人使用庙号的情况已远远多于谥号,两者完全不处于同一个数量级上。其次,在前后变化方面,唐中前期使用谥号相对较多,而后期则越来越少。再者,在具体谥号使用上,除了最初谥号较为简单的高祖、太宗、高宗、中宗外,人们在使用皇帝谥号时多用其全称,即使用其中两个字的简称(通常为“孝”字前面的两字),也往往会在前面加上庙号,很少单独出现。至于取其中一字作为简谥的情况,就更少之又少了。[30] 当时人尚且如此,对于时过境迁的后代人来讲,就更难以用一套统一的简谥来指称所有的唐朝皇帝了。[31]

唐朝皇帝多字谥号的基本结构在五代及之后的宋代都得到了沿袭。除亡国之君及个别皇帝(周世宗、宋太宗)外,其余诸帝谥号均以“孝”字结尾,结构、用字并无定法。[32] 同时,在唐代文献中尚有一定数量的皇帝谥号出现,这种情况在五代、宋就变得愈加稀少了,在当时人的记载中很难再找到用谥号指称本朝皇帝的例子,遑论一字简谥。如果说唐代在称谓方法上还处于从谥号向庙号的新旧过渡期的话,那么,进入五代、宋以后,这种转变已基本完成,以谥号指称皇帝这样古老的方法似乎已经淡出了历史舞台。

然而,大概很少有人注意到,在与五代北宋相始终、长期统治北中国的辽朝,上述发展趋势却并不适用。

让我们先来看看,相比唐、五代、宋,辽朝皇帝谥号本身究竟有何不同。兹根据《辽史》诸帝本纪所记谥号,列表于下。

 

2  辽代皇帝谥号表

 

加谥时间

谥号

太祖

天显元年(926

升天皇帝

统和二十六年1008

大圣大明天皇帝

重熙二十一年1052

大圣大明神烈天皇帝

太宗

统和二十六年

孝武皇帝

重熙二十一年

孝武惠文皇帝

世宗

应历二年(952

孝和皇帝

统和二十六年

孝和庄宪皇帝

穆宗

重熙二十一年

孝安敬正皇帝

景宗

统和元年(984

孝成皇帝

重熙二十一年

孝成康靖皇帝

圣宗

景福元年(1031

文武大孝宣皇帝

兴宗

清宁元年(1055

神圣孝章皇帝

道宗

乾统元年(1101

仁圣大孝文皇帝

天祚

 

 

从上表中可看出两点:其一,辽朝皇帝谥号明显存在一个由简入繁的变化过程,分为两个阶段。前期应历二年、统和元年、统和二十六年为世宗、景宗、太宗所上者均为“孝某皇帝”的两字谥号;统和二十六年首次出现“大圣大明天皇帝”、“孝和庄宪皇帝”这样的多字谥号,但仅用于对已有谥号的帝王的增谥。后期自兴宗朝开始,即将圣宗朝萌芽的多字谥推而广之,不仅对前朝已有谥号大加增谥,而且对初次上谥的圣宗、穆宗亦直接加以多字谥号,这种做法为其后继之道宗、天祚所承袭,成为定制,因而穆、圣、兴、道四宗后来再无增谥。其二,无论前后期如何变化,“孝某”这样的字眼始终是其中稳定不变的结构,这也是辽代皇帝谥号区别于唐宋的最显著特征。

以上谥法制度上的变化与特征,在实际使用上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由于辽代的传世文献极少,要了解当时人对于上述谥号的接受和使用情况,我们只能求诸出土石刻。辽代石刻在数量上算不得十分丰富,且大部分为基层社会或佛教的相关文献,内容涉及皇帝之事者自然不会太多,但即便如此,其中仍有相当数量的石刻以谥号指称本朝皇帝。为与本文重点讨论的《禁扁》所见简谥加以对应,兹仅列出其中涉及辽太宗至道宗谥号者,凡二十三方。

 

3  辽代石刻所见本朝皇帝谥号表

 

出处

内容

1

统和三年《王瓒墓志》

孝感(成)皇帝加积庆宫汉儿副部署

2

统和三年《韩匡嗣墓志》

属孝成皇帝绩绍宗祧,振拔淹滞……以乾亨五年,孝成皇帝登遐

3

统和十一年《韩匡嗣妻秦国太夫人墓志》

俄属景宗成皇帝中兴宝祚

4

统和十五年《韩德威墓志》

景宗孝成皇帝以公莅事有能声

5

开泰九年《耿延毅墓志》

孝武天显中,石晋乞师讨朱耶氏

6

重熙六年《韩橁墓志》

孝宣皇帝敦谕久之

7

重熙十四年《萧和妻秦国太妃耶律氏墓志》

圣宗大孝宣皇帝浚哲乘乾,清宁接统

8

重熙十五年《秦晋国大长公主墓志》

太宗孝武皇帝应天顺人,奄有区夏。……景宗成皇帝接四圣以承祧,承天皇太后冠十臣而辅政。……圣宗大孝宣皇帝,同母弟也。

9

重熙二十二年《耶律宗教墓志》

实孝成皇帝之诸孙

10

清宁四年《萧旻墓志》

圣元皇帝吞二辽以建极,孝武皇帝降三晋以来庭。圣宗大孝宣皇帝缵五圣以承祧,统八绂而阐化

11

清宁四年《圣宗钦哀皇后哀册》

于孝宣有妇顺之容,所以承爱敬;于孝章有王业之训,所以享推称

12

清宁八年《耶律宗政墓志》

太宗孝武皇帝,大勋克集……曾祖大辽天授皇帝,本孝武皇帝之犹子

13

清宁九年《圣宗淑仪赠寂善大师墓志》

大师生而端丽,合于法相。当孝宣帝临朝,以良家子入选,时年二十一

14

咸雍元年《耶律宗允墓志》

会圣宗皇帝鼎驾奄升,孝章皇帝瑶图嗣缵

15

咸雍八年《耶律宗愿墓志》

惟皇孝成,与子天辅……孝章皇帝宝羽翼于天生,注腹心于兄爱

16

大康七年《圣宗仁德皇后哀册》

属孝宣奄促于仙游,戾玄宁躬严于时祭

17

大安十年《耶律庆嗣墓志》

事兴宗孝章皇帝,陟降三府,出入二省

18

寿昌元年《永清公主墓志》

景宗孝彰(成)皇帝之嗣女也,圣宗孝宣皇帝之侄孙……祖曰高七,圣宗孝成(宣)皇帝之季弟

19

寿昌二年《皇弟秦越国妃萧氏墓志》

宰相初尚圣宗孝宣皇帝次女晋国公主

20

乾统元年《梁援墓志》

天显中,我太宗孝武皇帝平壹天下……实我大孝文皇帝龙飞之第一榜也……孝文皇帝不令致辨……孝文皇帝登遐,遂充玄宫都部署

21

乾统五年《刘文用墓志》

皇辽统和初,孝成皇帝尚幼,太后称制

22

天庆二年《萧义墓志》

我道宗大孝文皇帝,嗣守丕图,奄有诸夏

23

天庆四年《王师儒墓志》

九年冬,道宗孝文皇帝以今上始出阁……孝文始君,锐意儒术

资料来源:向南:《辽代石刻文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向南、张国庆、李宇峰:《辽代石刻文续编》,辽宁人民出版社,2010年。

 

由上表可以看出,辽代石刻中的皇帝谥号有些是与庙号同时出现的,但也有许多是单独出现,如例12691113151621等,这说明当时谥号仍然具有很强的独立标识意义,并不依附于庙号。更重要的是,辽人在使用谥号来指称耶律德光以下的辽朝诸帝时,并不使用全称,而习惯用“孝某”皇帝这样的两字谥号。这一习惯并不仅仅局限于初谥为两字谥,且当时未及增谥的皇帝(如例15等),同时也适用于另外两种情况:(1)初为两字谥,后来增为多字谥,且在增加后的谥号中“孝某”二字并不与“皇帝”二字相邻者,如例68101220中的“孝武”,例91521中的“孝成”等;(2)初次谥号即为多字谥者,如例71011131819中的“孝宣”,例111417中的“孝章”,例202223中的“孝文”等。由此可见,尽管辽帝谥号经历了由两字到多字的变化过程,但在当时人的实际使用中,原本的两字谥,即“孝某”这样稳定的结构,始终是其中最核心、最具辨识度的部分,因而一直被用作所有皇帝的统一称谓方法。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出,辽朝皇帝谥号虽然也采用了多字谥的形式,但其在用字结构的统一性及使用情况的普遍性上,都与其前代的唐及同时代的五代、宋有着明显的差异,可谓“形同而实异”。那么,辽代这套谥法,特别是其中统一、固定的核心部分“孝某皇帝”,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舍唐而另溯其源,我们很容易就会发现,汉代皇帝采用的正是这样一套简单而统一的谥号。除两位开国之君汉高祖刘邦、光武帝刘秀外,其余二十一帝皆称“孝某皇帝”,依次为孝惠、孝文、孝景、孝武、孝昭、孝宣、孝元、孝成、孝哀、孝平、孝明、孝章、孝和、孝殇、孝安、孝顺、孝冲、孝质、孝桓、孝灵、孝献,颜师古注《汉书》时即对此作出解释:“孝子善述父之志,故汉家之谥,自惠帝已下皆称。”[33] 前人在谈及汉代皇帝谥法对后世的影响时,往往只看到后代谥号中多用“孝”字,[34] 却没有注意到这套谥法与辽代皇帝谥号的渊源关系。笔者认为,辽代皇帝谥号中固定的核心内容“孝某”很可能就是采用汉代谥法的结果。

那么,辽代皇帝谥号为什么会“舍近求远”,取法汉代呢?由于相关史料的严重匮乏,我们目前尚未找到直接证据来解释这一现象,只能结合契丹王朝汉化的总体进呈作一可能的推断。契丹初入中原,文化、制度质实草昧,对于当时中原王朝盛行的浮夸溢美、繁文缛节的皇帝谥号,既无法理解亦缺乏兴趣,但为笼络汉人,又不可能全付阙如,故而采用了更为原始朴素、方便易行的汉朝谥法,即“孝某皇帝”的两字谥号;及至圣宗澶渊之盟以后,汉化渐深,各项制度趋于完善,受唐宋风气濡染,开始用多字谥号为已故皇帝进行加谥,至兴宗即位后全部改用多字谥号,表面看来似与唐宋相近。然而,与唐宋制度同中有异的是,契丹皇帝谥号的核心部分并未因字数的增加而有丝毫的改变,始终保留了汉代谥法“孝某”的固定结构,在实际使用中亦仅采此二字而不作全称——这样的做法或许是约定俗成、习惯使然,也可能是杂糅前制、有意创新,无论如何,一套独特的“汉制为体,唐制为用”的皇帝谥号就此形成。

在弄清楚辽代皇帝谥号的特点及其来源之后,我们终于可以对《禁扁》所记简谥系统出现的原因做出一个合理的解释。汉代皇帝谥号中都有“孝”字,因而真正具有区别意义的只是“孝”字后面的字,当时人及后世即习惯以此字作为对皇帝的简称,这才出现了文帝、景帝这样一套统一的称谓系统。同理,辽人始终习惯以“孝某皇帝”指称帝王,自然也就很容易发展出一字谥来作为简称的用法。在现存的石刻材料中,笔者并未找到如《禁扁》、《辽史》中保留的诸如“武帝”、“和帝”这样的称法,仅有表23、例8中出现的“景宗成皇帝”,可以作为辽人使用单字简谥的例证。由此看来,单字谥的用法在当时似乎并不普遍。而根据前面对于《禁扁》的分析,我们可以确知,金修《辽史》时曾大量且系统地采用了这种称谓方法,可能是金源史官注意到了辽人谥号不同于唐宋的特点,结合当时所见材料中的用例,作了统一处理,这才使简谥系统最终在史书中得以固化、定型。[35]

遗憾的是,至元末重修《辽史》之时,谥号早已不再用来称呼皇帝,而史臣对于辽代皇帝谥号的特点亦懵懂无知,在他们看来,陈氏旧史中出现的简谥系统难免有点不伦不类,这才大加改动。不久之后,元末即仅存孤本的陈氏之书在鼎革兵燹中灰飞烟灭,而元修《辽史》则大行于世,成为后人了解、研究辽代史事最主要的典籍,与之相伴随,此书编修过程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与缺陷也永远地留给了治史者。可以想象,如果没有王士点在《禁扁》中误打误撞地抄录下这套简谥系统,有辽一代遥遵汉法、在当时独树一帜的皇帝谥号制度,可能真的要永远湮没无闻了。

 

游牧、农耕两大文明在接触过程中文化、制度的相互影响及共同衍进,无疑是一个多面相、多层次的复杂问题。即便仅就所谓草原民族的“汉化”这一单向命题而言,或许也并不如我们通常所想象的那样简单:仅仅会机械吸收时代较近的中原王朝的制度文化,而是有可能直接从中原文化、制度的源头上汲取营养——契丹皇帝谥号制度远祖汉代,显然就是这样一个经典的案例。

 

                                     20141211日初稿

                                     20141216日改定

2015317日修订

2015428日再订

(原刊《民族研究》2015年第3期)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重大项目“北族王朝的政治文化特征——以辽金为中心”(项目号:13JJD77000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1] 关于历代皇帝谥号的演变情况,参见汪受宽:《谥法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17395562页。

[2] 参见《四库全书总目》卷六八地理类一《禁扁》提要,中华书局影印浙江书局本2008年,第595页。

[3] 按王士点始任翰林修撰之时间无考,据《秘书监志》卷九“题名·管勾”(高荣盛点校,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85页)称其于至正二年1342四月自翰林撰修迁秘书监勾管,王氏至此时方离开翰林国史院。

[4] 笔者所寓目之抄本包括上海图书馆藏崇祯辛巳年(1641)重装本、国家图书馆毛氏汲古阁抄本、浙江大学图书馆藏朱彝尊抄本、清华大学图书馆藏丰华楼旧藏抄本、台北“国家图书馆”藏康熙二十六年抄本、傅斯年图书馆藏四库底本及辽宁图书馆藏盛枫抄本(残),皆大同而小异。又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禁扁》中的少数民族语词汇已遭馆臣改译,而文津阁本则多仍其旧。

[5] 《禁扁》卷甲“宫·辽”,楝亭十二种8b。按本文所引《禁扁》系以《楝亭十二种》本为底本,参校诸抄本所得。

[6] 参见杨若薇《契丹王朝政治军事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23页。关于此项制度的最新研究,参见林鹄:《斡鲁朵横帐补说》,《清华元史》第二辑,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248261页;余蔚:《辽代斡鲁朵管理体制研究》,《历史研究》2015年第1期。

[7] 按此误在汉人的著述中较为普遍,如王应麟即从宋朝《国史》中抄得九个斡鲁朵宫帐名,列入《玉海》卷一五八“历代宫室·契丹”之中(广陵书社影印光绪九年(1883)浙江书局本,2003年,第5册,第2906页);元朝书贾作《契丹国志》亦将此置入“宫室制度”门下(贾敬颜、林荣贵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225页),直至清末缪荃孙作《辽故宫考》(《艺风堂文集》卷二,张廷银、朱玉麒主编《缪荃孙全集·诗文》,凤凰出版社,2014年,第54页)仍承袭此误。

[8] 《辽史》卷三一《营卫志上·宫卫》,中华书局点校本,2003年,第2册,第362370页。

[9] 参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〇天圣九年1031六月丁丑,中华书局点校本,2004年,5册,第2561

[10] 《金史》卷一二《章宗纪四》泰和七年十二月壬寅,中华书局点校本,1997年,第1册,第282页。

[11] 《辽史》卷四九《礼志》,第3册,834

[12] 按至正以前,元人曾多次议修《辽史》而未成。参见冯家昇:《辽史源流考》,收入氏著《辽史证误三种》,中华书局,1964年,第1519页。

[13] 《辽史》,第3册,第487页。

[14] 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年,第289册,第26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津阁《四库全书》本,1986年,第283册,第725页。

[15] 《辽史》卷三九,道光四年(1824)武英殿校刻本,叶6b

[16] 李慎儒:《辽史地理志考》卷三,光緒二十八年丹徒李氏刻本,叶14a

[17] 《辽史初校》,收入氏著《辽史证误三种》,第182页。

[18] 向南:《辽史地理志补证》,《社会科学辑刊》1990年第5期,第84页。

[19] 曾公亮:《武经总要》前集卷二二《北蕃地理》“中京四面诸州”条,中国兵书集成影印明万历金陵书林唐富春刻本,解放军出版社、辽沈书社,1988年,第4册,第1100页。

[20] 张修桂、赖青寿:《辽史·地理志汇释》,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52页。

[21] 《辽史》,第4册,第993994页。

[22] 《辽史》,第4册,第10101011页。

[23] 参见刘浦江:《点校本辽史修订前言》,《唐宋历史评论》创刊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即刊)。

[24] 《辽史》卷三七地理志一“边防城”(第2册,第451页):“静州,观察。本泰州之金山。天庆六年升。”

[25] 参见《辽史》卷六四《皇子表》“天祚六子”(第4册,第994997页)及卷六五《公主表》“天祚六女”(第4册,第1011页)。

[26] 详参拙文《契丹国舅别部世系再检讨——兼论〈辽史〉诸表的文献学与史学史价值》,《史学月刊》2014年第4期。

[27] 《禁扁》一书中,除上引有关斡鲁朵的记载外,还有一处用到辽帝简谥,见于该书卷“殿”字门下(叶16a,其中记一辽代殿名曰“宣政”,其下小注曰:“武帝即位于此。”按此武帝即辽太宗,今本《辽史》卷《太宗纪(第1册,第28页)称其于天显元年十一月壬戌即位,“壬申御宣政殿,群臣上尊号曰嗣圣皇帝”,知此殿为上尊号而非即位之所,《禁扁》所记略有差误。

[28] 如此书卷乙记代殿名曰“五鸾王氏注曰:“东京天显三年谒。”按天显三年928辽朝尚无东京,此条小注太宗天显三年所谒上京之五鸾殿与道宗咸雍十年1074所御东京五鸾殿混抄在了一起,参酌元修《辽史》相关记载可知,二者当分别出自陈大任《辽史》之《太宗纪》及《道宗纪》。

[29] 参见《唐会要》卷一“帝号上”至卷二“帝号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18页)。关于唐代皇帝谥号的前后变化,参见陈俊强:《皇权的另一面北朝隋唐恩赦制度研究》所列《唐代帝王谥号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9798页。

[30] 当时用简称似乎亦无一定之规,如唐太宗初谥“文皇帝”,后来虽加谥,但民间仍多沿用此称法,然检宝历元年(825)《墓志铭》(周绍良、赵超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872页)又有“贞元中,德宗文皇帝初年”的说法,竟将德宗的谥号简称与太宗混同,亦可见当时谥号简称较少,且并不规范。

[31] 当然,这种情况并不绝对,如大众耳熟能详的“唐明皇”所用的就是玄宗的一字简谥。

[32] 五代诸帝谥号参见《五代会要卷一“帝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18;宋朝皇帝谥号参见《宋史》诸帝本纪。

[33] 见《汉书》卷二《惠帝纪序》,中华书局点校本,1册,第86

[34] 汪受宽:《谥法研究》,第2656页。

[35]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称谓方法与金人自己的习惯并无关系。金代皇帝谥号用字、结构亦无一定之规,而当时文献中亦几乎找不到用谥号指称本朝皇帝的记载。


2015-07-10 20:03:56
    
责任编辑:康 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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